主题：猜测:不是美国,就是中国,开始对网络言论追责了 -- HAL

来自专栏鸡柳小铺

【编者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些人物，如郑超麟、彭述之、尹宽等人，在建党初期他们曾经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位，为党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可是从某个时间开始，这些人突然从党史上消失了。他们到哪里去了呢？我们现在知道，这些革命“大佬”们参加了托派（托洛茨基反对派）组织，走上了一条远离、背离中国革命的道路。

中国托派的起源，表面上是由于联共党内的斯大林—托洛茨基关于苏联革命及世界革命的前途与道路的争论，实质原因则是由于中共党内对中国革命的前途与道路的争论，以及因大革命失败而激化的党内斗争。

濮清泉著《中国托派的产生和灭亡》，比较详细地记录了中国托派运动的发生、发展的历史。作为历史的亲历者，作者可能存在一些个人的偏见，对历史的记录也未必完全准确，但是本文的大体脉络是可信的，从唐宝林著《中国托派史》以及其他的托派研究文献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从1924年开始，联共党内发生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关于苏联及世界革命的前途的争论，由此发展成残酷的党内派别斗争。联共的斗争尘埃落定，托洛茨基先是被革除全部职务，1929年被驱逐出境。留苏的中国革命者，也随着联共的争论和斗争而不断分化。一部分托洛茨基主义的同情者、支持者回到国内，开始组建起自己的托派小团体。

从1928年春天开始，中国的托派陆陆续续建立起四个托派小团体，他们是：1、以梁干乔、区芳等为首的“我们的话社”；2、以陈独秀、彭述之等人为首的“无产者社”；3、以刘仁静、王文元等人为首的“十月社”；4、以赵济、刘英等人为首的“战斗社”。这些团体的人数，少则几十人，多者一、二百人。

这些托派小团体的主要成员以知识分子为主，也有少量产业工人参加。他们的主张，基本上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世界革命”这一套。对中国革命而言，他们主张中国不存在民族革命，只能是社会主义革命，是工人阶级的革命。

这些托派团体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主张。陈独秀曾经发表公开信，指责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是机会主义，中国工农红军是流氓无产者，王佐和袁文才是土匪。同时，他们也非常看不起同为托派组织的其他团体。他们的主要活动是办杂志，发表文章互相攻击，打嘴仗。他们也试图向工厂渗透，搞工人运动，但是并无实际成效。

托派团体之间总是无尽的争论，可是“革命”事业始终不见起色。托洛茨基居中调停，认为几个团体的主张并无实质区别，建议合并为一个统一的组织。

1931年5月，四个托派团体在上海召开统一大会，经过大大小小的争吵，统一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宣告成立，陈独秀为总书记。

因未能当选新的托派中央的中央委员，梁干乔、刘英等人一气之下跑到南京投靠国民党，当上了军统特务。“战斗社”的马玉夫，对未能当选中央委员极为不满，跑到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告密，1931年5月，托派中央被破获。托派九个执委被捕了五个，五个常委去掉四个，托派组织一时陷入混乱，濒于瓦解的边缘。

前次破获之后，托派中央一直试图恢复组织。1933年9月间，托派中央再次被国民党破获。国民党特务跟踪托派成员活动，将正在开会的几个常委抓捕。常委秘书谢德盘未经酷刑即招供，未参加会议的陈独秀也被抓捕。此次破获，陈独秀、彭述之等主要领导人全部被捕入狱。陈独秀被判刑15年，其他领导人也被判刑。

这两次破获，对托派中央而言，是惨痛的教训；而被破获的原因和经过，则是天大的笑话。

因主要领导人被捕，托派组织名存实亡。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慑于全国人民的舆论压力，蒋介石不得不兑现西安事变中应允的“释放全部政治犯”的承诺，被捕的托派中央成员全部获释。

抗战初期，托派组织逐步恢复活动。他们形成了更多的小宗派，其中较大的有以彭述之为首的一支，还有以郑超麟、王文元为首的另一支。新的托派组织基本上没有什么社会影响力，他们的很多主张，也得不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例如，他们认为中国并无民族革命，抗日战争并无客观的进步意义，因此，要像列宁对待一次大战那样，对抗日战争持失败主义观点。

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托派组织的主要“革命”行动还是办杂志，打嘴仗，互相攻击，同时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主张和革命实践，对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同样也是持失败主义观点。他们的纸上“革命”搞得不亦乐乎，直到解放军的炮声逼近上海，他们才感到大事不妙。一部分人溜之大吉，如彭述之、王文元等人跑到香港；没来得及跑掉的，只好坐等发落。

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短暂的沉寂，少数托派又蠢蠢欲动，试图恢复活动。1952年12月，中央政府采取统一行动，将大陆上的所有托派组织一网打尽。至此，托派在中国大陆的一切“革命”活动宣告终止。

纵观中国托派发生、发展到灭亡的过程，托派的历史就是不断分化、不断失败的历史，留下的只是满满的教训，根本谈不上什么经验。托派的“革命”实践，存在如下重大问题：1、对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道路的认识，是主观臆测的，完全不符合现实；2、组织严重不纯，托派中央两次被破获，都是因为内部人告密；3、极为严重的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互相看不起，唯我独革；4、声称要搞无产阶级革命，要团结工人阶级，实际上是支使、利用工人阶级，并未真心实意开展工人阶级的工作。

与此相对照，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过程中也曾经犯过很严重的错误，如几次“左”倾、右倾错误，苏区的肃反扩大化等等。但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符合中国社会现实的革命路线，队伍不断壮大，一步步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一、中国托派产生的背景和社会根源

自从一九二四年革命导师列宁逝世以后，联共党内出现了两派的斗争。斯大林主张一国能建成社会主义，号召各国共产党保卫苏联，托洛茨基则认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他举起“世界革命”和“不断革命”的旗号，与斯大林对立。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他纠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组成联合反对派，自称为“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简称为“左派反对派”。他们提出一整套政纲，反对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这个政纲的理论根据就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断言在落后的苏联，决不能由自己的力量来建成社会主义，必须有西欧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若干国家的帮助，才能保证苏联存在下去，因此苏联的巩固和发展，要以世界革命为前提。世界革命不起来，苏联休想在反动的西欧面前站得住脚。他认为苏联的存在是为了世界革命，不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与其让各国共产党来保卫苏联，不如让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内发动革命。如果能掀起世界革命，纵将苏联孤注一掷，亦在所不惜。另一方面，他对东方殖民地、半殖民他的民族民主革命，也都用“不断革命”来概括。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没有什么明显的阶段，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都必须用十月革命的方式和方法，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剥夺资产阶级，才能取得胜利。换言之，就是要用社会主义革命来代替民族民主革命。对这一套“左”得离奇的理论，斯大林进行了批驳，并在组织上采取措施，经过三年的斗争，苏共中央终于在一九二七年冬，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联合反对派”消除出党。从此，托派在苏联国内已经没有市场，于是他们就把阵地转到各国共产党内，以扩散他们的影响。

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为了培养干部，派了一批党团员到苏联专门接收中国学员的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学习。当时中大校长拉狄克是托派中有名的人物，而且他请来的教授和教员大多数也是托派。他们在课堂内外，引经据典，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摘引一些章句，公开为托派宣传和辩护。一部分中国留学生渐渐受到了托派宣传的影响，对托洛茨基从好感而开始同情，由同情而钦佩，由钦佩而信仰，由信仰到最终加入托派，这部分留学生回国以后，就着手组织了几个托派小组织。这就是中国托派产生的国际历史背景。

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使中国共产党放弃对大革命的领导权，终于造成轰轰烈烈大革命的失败，一九二七年八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清算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但是，党内又以现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和王明的极左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王明这个野心家，只会背诵一些马、恩、列、斯的词句来吓唬人，并自称是“理论家”，“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国际路线的代表”，统治全党达四年之久。在他的极左路线统治下，使党在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的力量，在白区，几乎损失百分之百，给党造成严重的灾难。本来，对“左”倾机会主义是应该清算的，但是有一部分被革命高潮卷进革命队伍的人，不懂得马列主义，对革命发生动摇，不知革命往何处去，因而追随托洛茨基，堕落为托派。

这就是中国托派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根源。

二、中国托派的政治纲领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分析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当时在神州国光社出版的《读书杂志》上，曾展开了论战，并先后出版了好些书。这里把托派的见解，简单地说一说。

所谓托派见解，实际上就是托洛茨基和拉狄克对中国社会的分析。至于中国托派，就连陈独秀、彭述之、刘仁静、郑超麟等，也没有提出过什么独特的见解。他们只把托洛茨基的主张全盘接受下来，而一般托派成员，更是囫囵吞枣，不知其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