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请大家讲一讲亲历或耳闻的身边三年大饥荒时饿死人的故事 -- 淡淡忧伤

再稍微补充一点。装忠的激将也可能沉默——

张召忠将军回忆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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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既往的早就和谐了

楼主：快乐就好20195Lv 4 时间：2019-01-19 11:43:53 点击：22991 回复：2000

冲榜

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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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召忠回忆说:“开始记事的时候就赶上了‘大跃进’，留在记忆里的就是大食堂、大炼钢铁，家里边所有能够炼钢的东西都拿走了，包括铜的洗脸盆。锅也拿走了，没法做饭，都到生产队吃大食堂。再以后没有粮食吃了，树叶子也被吃光了，只有地瓜和野草野菜。吃灰灰菜人会浮肿，脱水就会死掉。村里边每天都死人，大部分都是浮肿死的。天天四处流浪要饭，外地逃难的也过来了，每天络绎不绝。”

楼主：快乐就好20195Lv 4 时间：2019-01-19 11:44:33

　　刘晓庆的博客

　　“……我离过两次婚。尽管在艺术上声名鹊起，却穷困潦倒，数次濒临破产边缘。

　　 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中学校长，由于父母是川东地下党员，对革命有过贡献，解放后经济上有着比别人更优厚的待遇。

楼主：快乐就好20195Lv 4 时间：2019-01-19 11:45:48

　　我的家乡四川成都饿死的人不计其数，好几次和妈妈在街上、在公共汽车站旁都看见过饿死的人的尸体。我还看到一个人刚拿着一个饼在吃另一个人跑来夺走，边吃边跑一眨眼就无影无踪。一次我们全家在饭店吃饭，突然有人往我的碗里吐了口唾沫，我觉得不能下咽，他泰然自若地将我的饭拿过去，公然吃了下去

……

1959年7月李与毛的秘书田家英同去参加庐山会议（田乃成都人，此前曾到成都地区调研），从武汉到九江的船上田对李谈到四川饿死人的事情，李却满不在乎地答道：“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

作者：amethaoLv 8 时间：2019-01-20 09:43:16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在李井泉身上也得到了验证。事实证明李是一个地道的满口马列主义、满腹男盗女娼的腐败分子。事实有力地驳斥了那些把毛时代描绘成没有腐败的“廉政时代”的悖论。

　　当李井泉正是仕途踌躇满志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狂飙由北京迅速刮到了四川。李被中央文革和造反派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爷思想”的走资派，遭到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批斗。“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口号响彻全川。没有哪一派保他，连最“铁杆”的保守组织都不公开提保卫李井泉。李像丧家犬一样在云、贵、川东奔西藏，好歹躲过了一劫。可是李的家人命运却很惨：夫人肖里在揪斗中头发全部被扯光，最后被逼上吊自杀；次子李明清因为“反对文革”，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殴打到几乎要咽气的时候，被送到火葬场，在还未断气时就被塞进焚尸炉，烧成了一把灰烬。这不能不说是丧失人性的暴行！在文革那种暴虐无道、丧失理性、法制废驰的时代，全国上下肃杀恐怖，红色暴徒们什么事情干不出来？类似的暴行在全国各地并不罕见。问题是当李的家人被斗死的消息传到四川民间时，不管哪派观点的人都暗自称快。这只能说明川民对这位前西南王是何等的痛恨！民意不可欺，李井泉当为为官者的鉴戒。

　　丧妻失子的李井泉据说在晚年过得很凄凉。天意乎，民意乎，谁人评说？！

作者：怀旧隐士5Lv 7 时间：2019-01-31 12:27:19

　　作家韦君宜写的回忆录，其中谈到了大饥 荒：

　　我去怀来之后，也说过那种食堂散伙、铁厂关门的情况，也曾对大街墙上的一个豆角大得像只船，一个孩子抱不动一个大南瓜等作品发表过“太夸张”的意见。于是这时候就也成了“右 倾”罪状。

　　我原是中国作家协会出席中直机关党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时因“右 倾言论”而遭罢免。好在那时人民生活的困苦已经使我完全没有心思去考虑这些了。

　　状况越来越坏了。北京郊区已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城里人也出现了浮肿。我的婶娘双膝以下都肿了。

　　人的肚子无法用气吹起来，批判也不管事。于是各种办法都出来了：提倡“再生菜”，就是把吃剩的白菜根用土埋在盆里，让它再长出几个叶子，可以吃；

　　机关做“小球藻”，就是把池子里的绿色漂浮物捞起来培养，也吃，据说有蛋白质。

　　这时我们还得去农村劳动，有一次在东郊平房村，劳动完毕，大家都去摘野生的马齿苋。我也摘了一大书包，拿回来煮着吃。

　　没有了肉，保姆张文英想尽办法，她买些田鸡来杀了吃，还有一回，买来一只很漂亮的白兔。

　　大儿子那时才几岁，天天和这兔子玩。有一天他从幼儿园回来忽然不见了兔子，问张文英。张文英说：“用开水烫杀了给你吃。”孩子还哭了一场，哀悼他的兔子。

　　但是就这样也不行啊。于是最后陈云想出了办法，把各饭店宾馆的库存一概挖出，在街上出售。一个菜好几元。

　　我记得我去百货大楼点心柜台去看过，替孩子们买了一块巧克力蛋糕。不是整的，只是一个角要两元。拿回来孩子们一个人掰一块，连说：“真好吃啊！真好吃啊！”

　　还有一回，全家八口去东兴楼饭馆开斋，专拣便宜的菜要，其实不过是很普通的炒肉片之类，一餐就共花了四十多元。

　　我们号称高工资，一餐花掉一月工资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如何能够常吃？一个月吃个一顿两顿，不过给孩子们清汤寡水的肚子加一点油而已。

　　后来，中央终于决定实行干部食物补贴。大概因为有些年老的民主人士吃不消这样的苦，有的已经病倒了。

　　补贴办法是十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十三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斤。这样，我家每月有六斤肉了。

　　可是我家人口连保姆是八口，六斤肉实际上只够每星期炒着吃两次，炖着吃还不够。但是，比一般人自然还是高级多了。

　　老百姓恨极了，北京市便出现了讽刺的民谣：“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食堂。食堂没有高级饭，气得老头上医院。医院没有高级药，气得老头去上吊。上吊没有高级绳，气得老头肚子疼。”

　　老百姓愤懑的情绪自然地集中于这些高级人物，当然包括我在内。其实，不是吃这六斤肉有罪，而是让老百姓挨饿有罪。

　　张一弓后来的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我读后便觉真好。“文化大革命”后，我家雇过一个原籍安徽合肥的保姆。她给我讲，她的姐姐就是饿死的。农村里吃草根。有的人家连门都没有人关了，进去一看，一家人都死光了。

　　那时她们村里就出过一个干部，也是看老乡们饿得太苦，便自己做主开仓，把粮食分给老百姓吃了。后来自然是要处分，不过好在大家保护他，说了说算完了，没有成为“犯人”。

　　那么，是真有李铜钟啊！这部作品是解放以后给我印象最深的作品，但是，如果在发生这些事情的当时拿出来，作家非被枪毙不可。　　一切能进口人肚的东西都想绝了。我有个妹夫李××，当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他们竟想出一个奇特的办法，想到厕所里的蛆是动物，有蛋白质，竟把蛆捞出来洗干净，试图做熟了吃，考虑推广。

　　李××秘密地告诉我们，说他本人就亲口试尝过这种异味。我听了，不由得立即想到：尽管党的某些领导干了那样对不起人民的事，但是共产党还是有许多干部，为了党，为了人民，是什么苦都肯吃的啊！

　　毛泽东也明白了那样反右 倾太不得人心，于是举行七千人大会。全国各省市县乡级都来人，让大家说话。名之曰：“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皆大欢喜。”

　　出气就是说明知到会的人心里都有一肚子气要出，就来出一出吧。算是大家出了气。出够之后，中央来了个通知，把“反右 倾运动”中的全部材料都从档案中抽出来，一风吹，不算了。

　　只是另发了个通知，说彭德怀元帅不在其内，他是有野心的，和你们不同。

　　又说他是想独裁，所以才在庐山会议上写出那个万言书。又说中央本来是要在庐山会议上反“左”的，只因他上了这个万言书，才被迫而反右 倾，等等等等。

　　大饥饿期间，有的干部像李铜钟，人民不会忘记他们，会因他们而原谅共产党。但是也有胡搞的。

　　如前所述出了“李铜钟式干部”的安徽，在反右 倾运动中是闹得最凶的。曾希圣报上来的不断跃进的数字比谁都高，一亩十万斤即由安徽起。

　　山西李雪峰召开了一个“吃饭大会”，叫每个到会人只带二两米去，做“双蒸饭”给大家吃，即先把干米蒸一遍，加上水再蒸一遍。吃完还问大家吃饱了没有，都说吃饱了。这就叫吃饭大会，还推广经验。

　　后来，我也是听杨述转告我北京市委刘仁的话，他说：“双蒸饭，那还不就是稀饭？”真是一语破的。

　　这种说老实话的高级干部，无怪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会惨死，会被斥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而有些顺风撒土的干部至今安然，尚在人间。

作者：怀旧隐士5Lv 7 时间：2019-02-02 13:05:02

　　（2）河南省商城发生"姑母吃侄女"。

　　据《顾准日记》："除民间大批肿死而外，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二起，十九日城内公审，据说二十日要公判。一个是丈夫杀妻子，一个是姑母吃侄女。（1959年11月22日）"（

东北局成立的1960年，正是我国从1958年开始连续三年“大跃进”的最后一年。这一年由于自然灾害和我们工作上的失误，工农业生产都面临着十分严重的困难局面。以农业来说，全地区耕地受灾面积达七千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其中，绝产面积1800万亩左右，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左右。全区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如辽宁省1960年的粮食产量仅360 万吨，比 1958 年 700 万吨减少 340 万吨，将近一半，比建国初期 1949年405万吨还减少45万吨。其它如棉花、油料、生猪等主要农产品也都大幅度减产。全区农业生产存在很多困难，口粮、饲料、劳动力、畜力、粪肥都严重不足。所以，东北局一建立就把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和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深入开展三反、整风整社运动，全面安排好人民生活作为中心工作来抓。

三年困难时期，东北城乡人民的生活是很困苦的。农村留粮标准之低，是解放后历年来所未有过的。全区1957年农村人均口粮留量是514斤， 1960年减到 232 斤，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五。辽宁省这一年城乡粮食销量比 1957年减少35亿斤，下降百分之二十三点五。而副食品供应情况就更为严重了，1960年辽宁城市人均猪肉消费量，包括特殊供应在内，只有3斤8两，而黑龙江省低到只有2斤8两，这里所说的都是市斤。不少农村，特别是辽宁省不少农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饥饿生病，死亡增加。城乡许多地方普遍发生浮肿病。为了能过上日子，保证灾区人民休养生息，保证群众维持正常的生产能力，东北地区各级党的组织根据中央提出的“低标准，瓜菜代”等方针，在安排人民生活方面尽了极大的努力。一方面采取发动群众，大搞代食品，适当扩大自留地，搞些小开荒，多种一些早熟作物，分段安排口粮，及保护和复壮耕畜，并合理安排城市粮食销量等措施；一方面及时向中央反映东北地区的粮食紧张状况，进一步争取国家的支援。困难时期，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东北地区粮食问题，一直是很关心的。1960 年 10 月，周总理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参加东北组讨论时就指出，粮食产量不要估得太高。当时我汇报黑龙江是186亿到190亿斤，吉林是116亿到120亿斤，辽宁是90亿斤。周总理当即就说按低的标准算，合起来是392亿斤，按高的算我不放心。在问到黑龙江当年要向国家调出34亿斤，吉林调出16亿斤，辽宁调入30亿斤后，总理担心地问道：各省是否能安排下，特别讲到黑龙江4月以后，粮食是不是要紧张？并说，过去说保证不饿死一个人，现在看一看，真使人心中不安。应该说三年困难时期东北地区向国家调出的粮食是比较多的，特别是黑龙江和吉林两省调出大批粮食，帮助国家克服困难。如黑龙江省1959年调出35亿斤，当年库存还有20亿斤，1960年农业遭灾大减产的情况下，这20亿斤库存粮又调出去了。由于粮食调出的大苦，1961、1962两年东北地区的粮食状况非常紧张。黑龙江省1962年春天农村缺粮15亿斤。那几年，仅大牲畜就死了70多万头。

……

那时，辽宁农村1 至 9 月份每人只有 120斤粮，有的还不足120斤，浮肿是普遍现象，盘山县情况最为严重，报告死了许多人。朝阳、北票、建平也死了不少人。中央答应紧急调运2亿斤粮，这2亿斤粮食，当时可是解决了大问题，不然真不知道要多饿死多少人。

如何使用好这2亿斤粮食，主管财经工作的马明方同志为此花费了很大的心血。他几乎天天算过来算过去，筹划这部分粮食的分配方案，认为主要应当用在春耕大忙时节。经过反复周密的计算，提出冬闲时一天补助3两，实行“瓜菜代”，春耕时一天补助1斤到1.5斤。到 1961年秋收时，我又一次来到沈阳郊区的闵家窝棚，看到那里的情况有了明显变化，庄稼收成很好，农民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实践证明，东北局采取的上述措施，是行之有效的。缓解粮食紧张状况再一条重要措施，就是加速压缩城市人口、精简职工，减少城镇粮食销量。这不仅是解决粮食问题的重要措施，而且也是调整国民经济关系的重要措施。东北地区有组织有领导地动员还乡，基本上是从1961年6 月开始的。5 月以前，全区减少城镇人口 51 万，大多数是自动离职的。

当时，中央要求东北地区在1961年和1962年压缩城镇人口360万，要求精简职工225万。到 1962年5月，全区共压缩城镇人口262万，精简职工220万。此后，又继续压缩城镇人口80多万。两项数字接近完成中央的要求。经过精简和压缩，使城镇人口比例得到下降，增加了农村劳动力，减少了城镇粮食销量。仅1960年下半年就少销粮食3亿斤， 减少工资等项开支近4亿元。

再怎么“粮食断崖式下跌”，也是有个过程，从有粮到无粮，跟非洲比较，既然前两年营养还可以，那就说总体人口的身体状况还可以，能熬一阵，不可能出现千万级别那样严重的超正常死亡率。“粮食断崖式下跌”是春天老人一伙政策性造成的，并非全国真的没有粮食，即使连上地方政府的隐瞒拖延的时间，顶层了解情况后采取措施，有几个月时间就能调拨过来，影视作品有描述，常理想象也是成立，干饭供应不上，稀饭加菜叶还是有的。那三年是人为政策性错误，加上确实有自然灾害，官方定性“困难时期”还是准确的，离大饥荒有相当距离，不可能发生太离谱的超正常死亡率，当然，百分之十，二十，三十，也很严重，也是政权的污点，也要隐晦，而民间年年有后人研究，等于美国的新冠，100年后也会是热门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