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财富寄生论之《资本的财富寄生》-10 -- 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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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在亚洲，美国并没有同步启动类似的援助计划。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从资本那里，死皮赖脸地拿到了可以染指中国的特权。可是，在二战中，日本没有按照资本的意愿，在东线重点进攻苏联，而是选择南下的方案来夺取资本世界在东南亚的利益，试图以所获取的战略资源来弥补被欧美断供后，日本战争资源不足的短板。

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甚至发生了南京大屠杀，蒋介石愣是没有向日本宣战，在道义和民心上的失分，让蒋某人满嘴的仁义道德显得极其虚伪和可笑。倒是在日本袭击珍珠港的第二天，也就是1941年的12月8日，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了。华盛顿和中国有12个小时的时差，也就是说，蒋介石的宣战，和美国是同步。

为什么此时宣战？就是因为日本进攻珍珠港，正式成为资本阵营的叛徒。也就是说，在蒋介石的眼里，中国民族的利益从来就不是利益，资本的利益，才是他蒋某人必须维护的利益。对比毛泽东通过和资本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来赢得资本尊重的做法，蒋介石的事业就显得非常下作了，他的反动集团，更像是一群从来没有直立行走过的爬行动物。

这是普通人谈恋爱其实是一个道理的，很多人的物质条件一般，但是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表现出不一样的人格魅力，也可以赢得别人的赞许而欣然与之共勉人生路，这样的爱情一般是先苦后甜。不少人对物质极为依赖，凡事喜欢以物质开道，讲排场，摆阔气，以小恩小惠来打动别人。只是，稍有风吹草动，脆弱的爱情小船就开始打转转，这样的爱情，容易以劳燕分飞来结尾。毛泽东和蒋介石两大集团的革命之路，就如同这两种爱情模式。

从另一个角度看，资本阵营对日本曾抱有很大的幻想，一直等待日本在东线进攻苏联。可笑地是，直到1945年7月，日本和苏联之间也没有相互宣战，虽然6年以前，双方在诺门坎就进行过试探性的切磋。

日本占领区普遍落后的工业水平，让日本无法在短时间内把掠夺来的原生态资源转化成日本需要的战争资源。为了搜刮更多可直接利用的资源而被迫不断扩大占领区，日本有限的军事资源就被极大地稀释了，这就注定了日本最终必败的命运。

二战以后，苏联的势力已经扩张到朝鲜半岛和中国的东三省。作为岛国的日本，本来就没有地理上的大纵深，在北方四岛被占领后，被苏联兵临城下的日本，也就不太适合作为美国在东亚对抗苏联的合作者。

相反，中华民国政府，和苏联有着漫长的边境线，显露出巨大的战略价值。所以，在事关中国命运和前途的对决中，美国是一边倒地支持国民党完成对中国的统一。毕竟，国民党政府和资本合作的时间更长，蒋介石才是金本位最忠实的拥趸。

马歇尔计划在欧洲启动后，蒋介石政府在中国战场上则忙着攻城略地。可是，到了1948年，中国战场风云突变，在短短的四个多月里，三大战役直接拔光了蒋介石身上仅有的几根光鲜羽毛，他再也无力开屏来取悦他的西方主子了。

抓住有利的时机，不理睬美苏双方“划江而治”的鼓噪，几个月之后，新中国就成立了，正所谓抗日战争急不得，解放战争拖不得。和苏维埃的横空出世类似，新中国的成立，也不是美国所期望的。

奇怪地是，新中国的统一，这也不是苏联所期待的，苏联为什么不希望看到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从东西德国、南北朝鲜和内外蒙古等诸多案例看，美苏两大阵营一直存在着某种不为人所知的默契，这种潜在默契的目的又是什么？仅仅是为了苏联的安全而设立必要的缓冲区？这种鸵鸟式的苟且策略有实际意义吗？从这个角度看，斯大林是个伟大的民族主义者，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主义领袖。甚至说，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明白，共产主义运动，到底意味着什么。

对比起来，中国不允许南北越南的存在，就显示出中国革命才是正统的无产阶级革命。朝鲜战争之所以没有终结朝鲜的分裂局面，那是由于新生的新中国在国力方面的不足所造成的。对比起来，不还是映衬出苏联在朝鲜战争中的不作为和局限性？苏联，是个非常奇葩的存在，历史并没有因为苏联的这种妥协和狡诈，而让其更幸运。

新共和国成立后，在人民币的发行上，是彻底放弃了的金本位。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在败退到台湾之前，把大陆上的黄金白银搜刮一空，让新中国失去了实施金本位或者银本位的基础；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已经掌握了没有金本位，也照样能发行货币和发展经济的独门绝技。

在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对于货币发行，中国共产党是经验丰富的。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苏区币的发行是以通用银元为本位，不过，这种尝试最终失败。

十年以后，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关于货币的发行，薛暮桥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货币的价值取决于货币发行的数量，而不取决于它所包含的黄金价值。他认为适度适时地发行货币，并保有一定的物资，就可以保持根据地币值和物价的稳定，这就是薛暮桥的“物资本位”论。

后来的石油美元，和薛暮桥的“物资本位”论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也就是说货币不一定同金银关联，也可以同商品进行关联。特别是关联粮食、棉花、食盐等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战略物资。

金本位和物资本位是有本质区别的，绝不仅仅是两种货币发行机制那么简单。如果实施金本位，就代表着旧体制中的Old-Money将是新政权的天然同盟者。工人和农民是物资本位中物资的创造者，如果实施物资本位，这就决定了新生政权必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想想看，旧中国Old-Money们的家里藏着数量不等的金银、珠宝、首饰、字画、古董等潜在的保价物，他们一直在等待着变天时刻的到来。所以，以破四旧为主题的抄家底活动，就有了特殊的含义。把那些来历不明、甚至带着血腥的财富充公，这才是东方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公平运动。

薛暮桥的理论在实践中也大获成功。由于中国革命是农村包围城市，控制了农村的共产党，就等于控制了粮食、食盐和棉花等城市依赖的战略物资。1949年，利用对棉花和粮食等物资的专控，陈毅和陈云在上海取得了经济战的完胜。这说明，离开了金本位和银本位，离开了金本位的美元和英镑，依然可以开展金融工作，依然可以开展经济建设。

放弃金本位，以国家的信誉发行人民币，这才是新中国和资本主义彻底势不两立的举动，即使是苏联老大哥，也不曾有过这样的魄力，斯大林为了减轻来自资本主义阵营的敌意，时不时地就公开展示他那代表赞同共济会理念的揣手礼。作为一个大国的领导人，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这样的举止有必要吗？事实上，靖绥从来都难保苟安。从这点来看，中国革命还真不是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换句话说，中国革命是山沟沟里成长起来的超马列主义。

资本阵营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实现了对全球金银的绝对控制后，制订了银行发行货币必须有金银背书的铁律。谁违背了这个规律，美国就会带领资本阵营对谁进行联合围剿。

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就是美国给受援国提供带有金本位性质的美元，资本就可以通过金融手段来控制受援国的政治和经济。

有趣的是，恰恰是中国放弃了金本位的实践，让反应迟钝的资本在二十年后才有所领悟而被迫跟进，如此，才有了财富的无限量增长，才有了财富被迫对大众的开放，才有了后来更加繁荣的美国，才有了美国对苏联的不战而胜。

新中国放弃金本位，和前苏联遗留的核武库，这两大源自社会主义的要素，迫使美国无法选择以战争来消耗财富，只能被迫选择财富对大众的寄生，而且，在财富滞胀之下，要不断地扩大资本所窃取财富的分享范围，如此循环下去，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

可以这么说，新中国所实践的物资本位，以及美国以石油美元所开创的财富寄生，都是以劳动民众为合作对象，这就意味着金银有退出金融历史舞台的可能，马克思的“货币天然是黄金”的说法可能要作古了。

要摆脱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这种夹击，要么打击中国，要么打击俄罗斯。可是打击中国，美国的经济会立即停摆，所以美国就满世界地寻找中国的替身。既然暂时无法动中国，美国只能对俄罗斯下手，妄图通过围堵来迫使俄罗斯首先就范。历届美国政府比较痛恨俄罗斯的真实原因，就是因为俄罗斯核武库对人类的特殊贡献。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俄罗斯通过石油进行的战略输血，是非常明智且有战略远见的举措。从这一点来看，中俄两国的合作是目标明确和目光远大的。

我们也应该看到，除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几大经典贡献之外，长时间以来，对于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探索，一直停步不前。社会主义先进性的部分，不断被资本主义借鉴，面对吸纳了社会主义精华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显得有点尴尬了，社会主义不得不右转而呈现出全面资本主义化的特征，时代迫切需要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取得的突破，而不是天天重复那些没有与时俱进的老三篇。

新中国在货币发行上的做法，绝对是在资本的头上动了土。一时半刻还看不懂物资本位妙处的资本，自然要对中国进行干涉了。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就是因为中国没有理睬资本的这个愚蠢逻辑而引发的，这是朝鲜战争的本质。同时，新中国的出现，让资本阵营同时从东西两线对苏联进行干涉的设想，变得遥不可及。可是，压力被新中国分担的苏联最后居然倒下了，真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对于朝鲜战争，资本阵营总是强调一个片面的事实，是朝鲜人民军主动挑起事端，首先发起攻击，而破坏了半岛和平，好像南朝鲜一直安分守己似的。强调这个理由的人，却有意回避了另外两个更耐人寻味的事实。

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前一周，即1950年的6月18日，美国国务卿顾问，杜勒斯，就是那个坚定的反共头子杜勒斯，视察了三八线。

一个美国人，一个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在一个特殊的时刻，跑到一个敏感的区域，隔着南朝鲜的边境线偷窥北朝鲜，他是来渡假消磨时光？很明显不是，这显然是一只在给鸡拜年的黄鼠狼。

所以，南朝鲜没有轻举妄动，不代表南朝鲜背后的美国也安分守己，这是两回事。对于北朝鲜而言，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选个恰当的时间点，碰碰运气，万一在短时间内统一了半岛呢？后来的麦克阿瑟，不也抱着同样的幻想：万一在短时间内打到鸭绿江边，生米做成熟饭，一切不就成了既定的事实？

另一件事就是，在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三天，美国就宣布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要知道，中国的正式参战，那是四个月之后的事。南北朝鲜发生冲突，你美国舰队侵入中国，这个举动是个什么意思？中国和朝鲜的内部冲突有啥关系？很显然，美国人认为两者有着绝对的内在联系。

所以朝鲜战争必须开打，以何种形式爆发不是问题的关键，美国必须参与，而且必须把中国拖进来，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两大阵营开打后，为了供应朝鲜战争的军需，美国不得不为日本提供经援恢复其工业生产。对于美国而言，虽然表面上财大气粗，如果一针一线都需要从美国本土调运，它依然会感觉吃不消。

如果说，日本侵华，唤起中国的彻底觉醒，换来了新中国的诞生；那么，针对中国的朝鲜战争，让日本得以复活，这可是中国救了日本一命，从辩证法的角度，两家这算扯平了。

美国没有取得朝鲜战争的胜利，在打击共产阵营方面，美国是收获了失败。不过，朝鲜战争对于美国而言，也是消耗其军工生产过剩的战争游戏而已，战争已经让资本赚足了钱。

由于战争的需要，美国不得不经援日本、韩国和台湾，这才是美国战略失分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三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了，才为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在初期能顺利地吸引到外资，创造了客观的条件。

在朝鲜战场，美国没有实现资本的意图。观察一下中国的周边，和中国陆地接壤的是东南亚。美国又把目光转到了东南亚，开始对越南进行战争干预。很不幸，在越南，美国是深陷泥塘而叫苦不迭。

相对于主动重建欧洲，由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美国被动地重建了日本、韩国和台湾，甚至泰国、新加坡等也获取了宝贵的经援。综合在欧洲的马歇尔计划，至此，美国完成了产能对外的第一波转移。

给美国带来刻骨铭心感受的第二波产业转移，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美国由此繁荣了三十年，不过，这也是美国在不知不觉中走下经济神坛的三十年。是美国对中国的盘剥，让美国在财富寄生中走向巅峰，而美国在财富寄生方面的铤而走险，终于铸成了难以挽回的大错。

美国推行财富寄生后，寄生的财富会在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沉降，这些沉淀下来的财富是帮助资本回收寄生财富的隐形小手。

沉淀的财富会引起各行各业运营费用的缓慢增长，这种缓慢的增长，会促使社会成员的工资不断上升。不过，工资的增长量，会被沉淀的财富再次侵蚀掉。这就是为什么，相对于朝鲜工人的工资稳定，美国工人的工资虽然一直在上涨，美国工人却永远享受不到上涨实惠的根本原因。

这种工资增长和沉淀财富交替攀附的游戏，对于资本回收寄生财富而言是有益的。但是，这种做法是有副作用的，并不是每个经济领域都对这个游戏喜闻乐见。

不少行业的低附加值产品，会因为沉淀财富所造成的工资增加，而变得不再有竞争力。毕竟，工资作为一种成本是要分摊到产品中的。也就是说，工资不断上涨，这些产品的生产价格就会高于国际市场上同类产品的价格。

如此，这些产品的生产在美国就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了，为了保持美国经济母体的健康，让资本不必对没有竞争力的产业进行补贴，美国需要对外进行产业的转移。

农业作为美国的第一产业是独步全球的。美国利用机械化大生产，利用北美大平原适合机械化作业的特点，创造了惊人的生产效率，美国在农业方面只存在出口的压力。

不过，美国蔬菜和水果的生产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投入，这是美国农业的短板。美国通过在海外雇佣季节工人，暂时缓解了相关的矛盾。总体而言，美国的农业是健康的。

对于美国而言，需要对外转移的产业，主要集中在工业生产领域。有国际上同类工业品在价格上的横向对比，美国工业中低端产品的制造，就不再适合在美国继续存在下去。

所以，美国的低端产品制造，必须对外转移，这绝不是美国自愿的，而是迫不得已的。

要对外转移的产业，不代表美国在该领域是一无是处。美国在相关产业领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储备了一定的技术、甚至拥有不少的创新。是因为美国整体被财富寄生，带动了生产费用的全面提升，而导致了要转移的产业不适合在美国继续存在下去。

美国的产业经验和产业创新，都属于非生产性劳动成果，都是资本付过工资的，如果不榨干吃净其中的剩余价值，那就是一个巨大的浪费。

相应的创新一般体现在设备、机器、生产线和配套设施上；而产业经验，就是各类工业认证标准及训练有素的技术队伍和管理队伍。

如果美国把待转移产业的优势和自己的订单捆绑在一起，用产业经验和创新换取未来生产合作伙伴的股份，那么，这种运作方式，对于美国而言，或许最为有利。

要在美国之外进行生产，美国必须同步对外投资来完成必要的金融布局，必要的金融布局才能有效转移美系资本在受援国所获取的投资收益。没有这些操作来收割美国对外转移产业的所得，那美国就是满世界地学雷锋助人为乐了。因此，美国对外的产业转移，必然会演变成金融和产业的有序双扩张。

产业要转移到哪里去？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对此不关注、不动心的。毕竟，有人总结过，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了起来。

美国对外的产业转移和金融扩张，是建立在美国和受援国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当然，对于双方而言，彼此的地位是天然不平等的。美国作为施舍方，自然不会让对方有任何明面的便宜可赚；受援国为了接受美国的援助，自然就不能考虑自己在利益上的周全。

对于受援国而言，一般只看到将要得到的产能和美元投资；一般看不到同步进行的和平演变；更看不到未来转入财富寄生阶段那残酷的另一面。

通常，一个新成员要加入到美国主导的生产联盟，其货币和美元之间，会有一个不小的汇率差。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特征？大家在批判万恶旧社会的时候，总是不忘批斗地主在"小斗出、大斗进"时所表现的贪婪。如果地主阶级在借粮的时候，“平斗出，平斗进”，那他们就永远成不了地主了。大斗和小斗之间的量差，可能就是地主要求借粮者支付的借粮利息吧。

在生产资料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全球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劳动价值基本上是相同的。

如果，美国把产业和配套资金转移到受援国，那么受援国的工人用美国提供的设备进行生产，运用美国的方式管理生产，在一小时内的产出，和这套设备在美国，由美国工人操作所带来的产出，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唯一的区别是，在美国生产的产品要用美元计价；在受援国生产的产品要用受援国自己的货币计价。

如果美元和受援国的货币不存在汇率差，再把相关产品花着运费运回美国，貌似就是光屁股推磨，转圈地丢人了。

得想一个办法，取得“小斗出、大斗进”的效果。如果我们把小斗的容量作为参照的基数定为1，那么，大斗进的时候，大斗的量肯定会大于这个1。为了叙述方便，我们不妨把大斗和小斗的比值假定为1.2：1。

受援国工人一天的劳动价值和美国工人一天的劳动价值，本质是1：1。为了能让这个游戏进行下去，就需要人为地调整这个比例。例如，我们把美国工人一天的劳动价值和受援国工人一天的劳动价值定义为1：1.2。那么，用汇率来体现，就是美元和受援国货币之间的汇率比值。

如此，受援国所加工的产品，就可以顺利地进入美国，让美国能感受到实惠而增强对外转移产业的动力。而受援国也因为有了发展工业的机会，虽然对美国的出口存在不公平，但是出于发展自身经济的需要，受援国还是愿意接受相关的不公平。

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如果没有汇率差，那么，财富和产业的转移就无从谈起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人民币对美元直接贬值至8：1的原因。

我们看到，在美国产业的对外转移中，必定在受援国周边布置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必然通过美元投资来控制受援国的货币发行；必然要控制投资美元最终与受援国核心企业的产能相结合；必然试图控制受援国的政府职能，等等。所有的这些措施，本质就是在彻底控制这个国家，敏锐的人士会把这种控制称之为殖民化。

美国通过产业转移和金融扩张扩大了美国阵营的势力范围，美元有效控制的国家和地区，必然形成一个强同盟体。能够加入这个同盟体的国家，除了西欧、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后来的加入者，必须满足几个特征，要么是资源型的国家，像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一样；要么是勤勉型的国家，如东亚几个国家；要么是拥有某种特殊战略资源的国家，例如新加坡拥有的港口资源等。满足不了这几个硬核要求的国家，基本上是没有资格上船的。

但是，上了船的国家，最终会被财富寄生的规则死锁，大凡掉进猎人圈套里的猎物，通常是因为经不住诱饵的诱惑。在资本的这个系统中，成员国拥有的资源都会根据资本的需要，进行价格的扭曲，来满足资本阵营发展的需要。

资本通常是如何彻底俘获一个新加盟的伙伴？我们知道，美国的产业转移，是因为本国和同盟国已经被财富深度寄生，而必须寻找新的成员来接纳微利的工业生产门类。

所以，对于新加盟的伙伴，首先是拉低汇率，然后是投资，当然，对于该国政权的演变也随之开始。想想看，整个同盟体系的基础原料、资金、生产设备、各类人才，蜂拥进一个国家，只要这个国家的民众足够勤劳，那么，各类生产数据会极其耀眼。然后，就是资本在这个国家内部的恣意扩张，直到这个国家的核心企业被尽收囊中，直到这个国家最终被资本控制。

美国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

从生产的角度看，美国及其盟友就是一个巨型生产公司。在美国看来，每一个成员的发展，都是拜自己所赐。一旦掌握了美国体系的管理方法和技术的部分成员，要脱离同盟体组成新的经济联盟，那么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前资本主义世界分裂的局面会再次出现。

同时，不能有效控制每个成员的核心企业乃至国家政权，就等于这个成员国的本土管理者，有可能从流动于该国的、属于资本的财富流中，获得在资本看来其不应得到的财富，也就是说，资本在初期会鼓动在新成员内部出现一批靠侵占旧经济模式而起家的既得利益群体，但是既得利益群体一旦有了足够实力，最终就可能组织起来对资本发起挑战。

从优化的角度看，资本对于成员国政治和经济的深度控制，貌似有一定的合理性。可是，为什么本土的既得利益群体往往会反抗资本的深度控制？这本质上是文明之争。资本考虑的仅仅是优化，而忽略了优化之下，对联盟成员文明成份的保护和理解。

美国总是认为自己的文明高人一等，因此，美国非常自信地满世界兜售自己的价值观。事实上，美国的价值观可能真的不高明。美国文明，并非高等级文明，仅仅是草原文明的变种。美国的政治模式，和美国对外扩张的模式，不过就是历史上草原模式的现代版而已。

单纯为了经济的发展，新的成员国一般愿意接受资本关于政治变革的要求。可是，政治并非彻底等同于经济，政治还是种群文明的外衣。

为了寄生财富的需要，美国对于成员国的控制必须是全面的。为了寄生财富，美国干预的触角必然会触碰成员国文化甚至文明的核心。由此，美国的扩张遭遇抵抗是必然事件。

特别是遇到高等级文明，美国模式必然受挫。高等级文明，不等于在物质层面高度发达。但是，高等级文明，不代表其不能支撑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高等级文明之所以在物质文明方面落后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草原文明，是因为高等级文明一直在寻求一种均衡，在生存和延续这两大诉求之间的均衡。

和美国文明有着相同草原文明基因的西方国家，早早就被美国尽收囊中，这是美国模式的发展极限。

这么多年以来，美国虽然持续地对全世界进行干涉，但是并没有形成众望所归的局面，这说明，美国的模式可能并非全球通用。这也说明，美国文明在人类文明中所处的等级可能并不高，因此美国文明没有表现出超强的兼容性。由此，资本已经考虑换帅了，美国显然无法帮助资本及早实现一统全球的梦想。

控制受援国的政治，本质就是要取得彻底的控制权。局限于被世人警惕的扩张模式，美国所代表的2.0版资本主义，一直无法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数字化货币的出现，让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显得如此不必要了。数字化货币会让人类社会的发展，以文明的方式迈出重大的一步。

地球人口已经达到了77亿，地球能不能承受人口总量的无限增加？毫无疑问，地球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因此，生存权、发展权和所有权，这三个现代国家的核心权力，如果在生存竞争的过程中无法得到周全，那么，进行策略性的取舍就是无法避免的。这是美国模式扩张的突破口，这也是资本全球化的理论基础。

大家都知道美国模式的这个意图，对此，政客和政治家的态度是有区别的。政客们通常会对潜在的危害性选择视而不见，而优先接纳美国阵营对外转移的产业，生存权和发展权就可以得到暂时的保障，如此，就可以在政绩方面有了闪光点。而被迫放弃的，只能是所有权了。

但是，美国阵营对外进行的产业转移，并非是转移产业以及附加投资这么简单。美国对外的产业转移，也会同时把相关产业的生产过剩危机转移出去，更不用提额外搭载的和平演变及颜色革命了。

生产危机包括两大类，第一种就是大家熟知的绝对生产过剩危机；另一种，就是相对生产过剩危机。对于后一种，大家可能不是很熟识，提及另外一个名词，大家就容易理解了，那就是供给侧改革。

现代工业生产的特征就是大规模、机械化、甚至是自动化。现代工业生产越先进，生产效率越高，就越需要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来维持其产能的稳定释放。

市场的需求不可能只增不降，起伏的市场需求，必然影响工业产能的稳定释放。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一直在强调要进行不断地改革和不断地开放。改革的本质就是采用一切手段对生产过剩进行主动干预，开放就是通过寻求不断扩大的市场来消化大生产可能带来的过剩。

任何一个国家，要接纳美国阵营的产业转移，本质也要承受美国阵营在相应领域的生产过剩。美国阵营把生产的过剩从美国转移出去，美国就彻底变成了一部转化、回收和寄生财富的机器，来帮助资本变现从美国之外剥削回来的剩余价值。没有了大生产的美国，既不存在绝对生产过剩危机，也不存在相对生产过剩危机。

把工业生产的包袱当成恩赐甩给其他国家，美国就不再是一个真正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一个地道的封建大帝国。资本反了几个世纪的封建和特权政治，不成想，2.0版资本主义的大本营，却变成了一个新型超级封建特权大帝国，这是对资本资助了几百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关纲领的一个巨大嘲讽，也是近五百年以来最大的黑色幽默。

资本是非常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倡导的一切，只是为了帮助资本取得控制权。一旦资本掌握了主动权，资本会立即回头和遭受过自己打击的Old-Money们沆瀣一气，也就是先拿出大棒子，紧跟着就是胡萝卜。所谓的革命理想，纯属子虚乌有，谁要为此当真而以生死相许，资本也只能为此说声对不起。

惟利是图是资本的唯一属性，文明和资本没有任何关系。资本在欧洲打击过神权，空虚的资本回过头，还要利用旧有的宗教来维持自己的金融统治。所以，资本在骨质方面天生缺钙，所以就不值得完全信赖。不过，既然资本存在着这样的短板，那么驯化资本就存在可能。

美国到底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蜕化成了封建国家，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必须要为资本服务。

美国这个奇特的超级封建金融帝国，除了华尔街的一些误操作，至今没有什么致命的短板。让美国在短时间内立即崩溃的因素，统统不存在。所以，认为美国或美国阵营会崩溃的判断，一定是错误的。美国没有能力按照美国模式来实现资本一统全球的梦想，这并不代表美国阵营要立即退出历史舞台。

资本为什么一定要一统全球？这是个有趣的主题，我们将会在《资本与财富大同》中专门讨论。

资本通过汇率差这个工具，把美国阵营，变成了产业受援国释放其产能的超级市场。也就是说，产业受援国为了寻求更大的市场来消化其产能，就无法彻底放弃来自资本阵营的市场需求。

美国，就是通过这个工具死锁了中国，就导致了华为、大疆、海康威视等公司，以及更多的中国民营公司不愿意而且也不能放弃美国市场。也就是说，中国目前还没有能力改变这种现状，也就意味着还不能从根本上保护中国的企业获得对等的经贸权益。

不过，美国的这套控制手法不是没有缺陷，而是存在巨大的缺陷。中国政府现在没有反击，不代表没有准备反击的预案。中国政府已经用了几年时间，用实际行动反复给美国进行推演，让美国看到相关问题的严重性。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资本的确也看懂了中国善意的提醒。

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罗斯福总统退还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利用这笔钱，美国先后接纳了三批中国赴美的留学生，最终把要退还的赔款消费在美国的国内。这些留学生在现代化中国的过程中，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抗战时期，美国也曾给中国提供过实质性的帮助，中美在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过程中，有过紧密的合作。不少美国友人还主动访问过延安，深入了解之后，他们坚信红星必定照耀中国。

所有的这些过往，让中国民众对美国抱有相当的好感。资本在梦中也一直憧憬，渴望拥有一个类似中国共产党一样的团队，来帮助资本管理所窃取的全球财富。

但是，资本以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宗旨，来统战全球各地形形色色Old-Money的做法，和中国共产党以消灭Old-Money为目标的群众路线是天然不相容的。

所以，彼时的美国和中国共产党不存在深度交往的可能。因此，直到新中国成立，双方的关系都无法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而只留下了令人遗憾的《别了，司徒雷登》。

1964年，中国成功地爆破了原子弹。有了原子弹，中国才有了和大国进行抗衡或者深度交往的护身符。

1965年，中国开始援越抗美，这是中美综合国力继朝鲜战争后的再一次碰撞，是检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一次小考。中国拥有核武器已经是一种事实，不敢扩大战争范围而“戴着镣铐跳舞”的美军，始终无法实现美国的战略意图，美国陷在了越南而难以脱身。

1971年3月28日，第三十一届世乒赛在日本名古屋拉开帷幕。期间美国运动员科恩错上了中国队的专车，中国队员庄则栋把一块印有黄山风景的杭州织锦送给他作纪念。手持织锦下车的科恩被媒体抓拍到，这一镜头立即成为轰动世界的爆炸性新闻。

几天后，美国队向中国队表达了访华的愿望，看来，体育从来都是政治的一部分。4月6号，中国乒协向美国队发出正式邀请，4月14号，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会见了美国乒乓队的全体成员。

在极短的时间内，密集地交互，双方貌似心有灵犀的默契，比经过反复演练还娴熟，这说明中美双方都有打破外交僵局的愿望。

就在这一年的7月，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总统的特使秘密访华，为双方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开始试探性的接触。尼克松甚至要把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作为其1972年访华的一件厚礼送给中国。

历史并没有把这个向中国示好的机会留给尼克松，1971年的10月25日，由二十六届联大主席马利克操刀，亚非拉国家就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形势逼人，继续遏制中国显然会让美国更加被动和力不从心了。

不过，基辛格的访华，在中国内部也引发了政治地震。中国和美国的接触，绝不是为了打个招呼、送块织锦、拍个照片、到北京秘密快闪一下那么简单。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我们就长期接受苏联的帮助和指导，为了共同的理想一直并肩作战，对苏联保持好感的占据了高层的绝大多数。中美一旦建交，必然给中国的政治生态带来不可预测的影响，甚至会出现公开的分裂局面。

就在这一年的9月13号，已经写进党章的中国二号人物居然出走，很显然，这和基辛格来访等一系列的中美互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也就是说，要不要和美国交往，很多人并没有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在心理上抵触或反对的，不在少数。一旦伟人离去，未来是和美国合作，还是和苏联同行所带来的争执，演变到最后，很可能会是内乱，伟人身后肯定无人能够驾驭这样的局面，也就是邓小平所谓的“天下大乱，军阀混战”。

斯大林走后，苏联失去了前瞻性的领袖人物。特别是《九评》苏共的出台，伟人已经预判到苏联共产党正在丧失其先进性和革命性，苏联自然也就不再适合担当资本主义阵营的竞争对手，一种通过竞争让双方实现螺旋式上升发展的共生型对手。

借助群众运动的力量，清洗了未来可能左右中国发展方向的派系力量，虽然新中国为此付出了永远无法言明的沉重代价，但是，实现了思想上的朦胧统一，这是居功至伟的一件事。至此，中美实质性的合作就差临门一脚了。

1975年12月31号的午夜，一对美国的年轻夫妇出现在北京的中南海。一个是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娅•尼克松，另一个是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孙子，戴维•艾森豪威尔。

这对夫妇带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一封信，尼克松在信中说道：

尼克松在这封信中所传递的信息是开诚布公的，谨慎中却又满怀希望，这恰恰是当时中美双方高层内心的真实写照。

已经不在其位的尼克松在措辞中用了“你”，而不是“您”，直接回避了不必要的客套，开门见山地点明了关键，这说明美国正在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

对于中国而言，中美从对抗到握手，这是通过长期的斗争换来的。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满怀希望能得到美国的认可。美国固执地认为，如果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那么，新中国必然会更加亲近苏联。因此，美国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支持国民党政府。

要让资本认清新中国，还需要时间，还需要斗争。

从1949年开始，看看美国给中国带来了多少麻烦，朝鲜战争、策动达赖喇嘛出逃、在台湾保持军事存在、越南战争、鼓动印度挑起中印边境冲突、长期阻止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长期对中国实施全方位的封堵，等等。

美国的任何一个动作，都不含糊，目标都是非常明确，那就是颠覆新中国。来而不往非礼也，中国是穷了点，条件是差了点，但是，这要看是谁在点将用兵。

朝鲜战争让美国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羞辱，什么是无可奈何，什么是适可而止。由于朝鲜战争，在东方，美国和苏联同时为重新崛起的大国主动地让出了应有的战略空间。

中国自己放弃金本位，让更多摆脱殖民统治的亚非拉国家纷纷仿效，让大家看到没有了“黄四郎”的世界才是最美好的。

资本一直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隐形存在的“黄四郎”，资本并不怎么喜欢美英这些在前台狐假虎威的“胡万”，他们的劣迹一直败坏着，本就不体面的资本那向来就不好的声誉。

中国通过对外无偿援助或者低息贷款，和第三世界广泛分享中国版国际化大生产的成果，由此帮助亚非拉国家发展经济和保护自己的权益，斩断西方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掠夺的政经链条；再加上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整个美国阵营真有点岌岌可危了。

对外，中国敢于应对美国的挑战；对内，建设、发展和探索三不误。现在，经常流行一种说法，就是中国的前三十年，在经济上是一无是处，中国在世界同期GDP总量中的占比从没有超过2%。

本书是谈论财富寄生的，从财富寄生的角度看，美国阵营GDP水分含量很大，恰恰是把大量的寄生财富反复归入经济统计的总量，以这种作弊的手法，帮助美国阵营展示了一个虚胖的经济成就。

关于资本如何以寄生财富放大经济总量的做法，我们将放在《资本与财富大同》中进行详细的讨论。

既然大家喜欢按照美国GDP模式来衡量经济，我们不妨按照美国的标准，折算一下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成就，来看看前三十年中国经济建设的成色，而不是对中美经济采取双重标准来衡量。

按照美国GDP的计算方法，中国前三十年的经济成就，综合起来，可能不比同期的美国差多少。我们不妨以实例来说话，这样更有说服力。

在共和国的前三十年，即从1949年到1977年，中国人口净增了4.69亿。也就是说，从一个受精卵开始，到把孩子培养到18岁，按照美国GDP的标准，平均需要10万美元的花销。那么，从1949年到1977年的28年间，这些新增人口的抚养和教育所带来的美式GDP，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大致是47万亿美元。

大家都知道，美元由于财富寄生的隐形影响，一直在悄悄地贬值，也就是说，大名鼎鼎的美元贬值，其产生的本质原因是由于财富寄生所引发的。因此，这个47万亿美元，换算成历史同期的美元值，大约是6.5万亿美元。从1950年到1976年，美国的GDP总和仅仅是20.96万亿美元。

新增人口和净增人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在这里是按照净增人口计算的。也就是说，按照美式GDP的算法，中国就净增人口这项红利所带来的GDP，占美国同期GDP的百分比就是31%。如果按照新增人口计算，这个占比应该在40%左右。而且，美国的GDP还包含了对全世界的剥削，还包含了1949年之前的经济成分；而同期中国的经济成就，全部来自于中国人民的新创财富。

我们不妨做一个假设，如果从1950年到1976年，美国的人口净增4.69亿，美国是否有能力应付这样的局面？同期的苏联倒是有3亿多人口，可是，顶峰的苏联却经常到国际市场买粮吃。这绝不是有智慧的表现，恰恰说明苏共领导人从没有明白现代大生产的本质是什么。从这一点来看，美国及苏联和同期的中国相比较，貌似都要逊色不少。

在共和国的前三十年，每个家庭至少有两三个孩子，大家都养地起。现在的家庭收入，比前三十年要高上百倍甚至千倍，为什么现在多生养一个孩子居然会如此困难？怎么解释这个反差？

用财富寄生的观点，就可以很好地解答这个疑问。这不过说明，我们现在亮眼的收入，连我们的体温都没有感受到，就被大家支付出去了。这样的收入，就是被寄生的财富，这些收入仅仅在大家手中流动一下而已。

也就是说，美系资本在改革开放期间，给中国所带来的财富寄生，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其严重程度正在直追现在的美国，正在极大地损害着中国的国家利益。

新中国前三十年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期间，正好对接了美国转移给中国的产业，也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辉煌，创造财富的主体力量，恰恰是共和国前三十年的新生代。当今世界的繁荣和这些劳动者的贡献关系很大；华尔街的账面繁荣，和这些劳动者的贡献关系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