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讨论】逮捕“四人帮”那点事 -- 孟词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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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逮捕“四人帮”以后,国家政治体制与经济逐渐。。。

      走上了葵花宝典+吸星大法的路子。

    • 家园 大家都知道不合法不合程序,拜托,刘少奇隔离一直在中南海!

      他们敢嘛?

      就是因为这个才大造其势。

      住了他们确实大家不太奇怪,因为大家都准备好了。

      • 家园 张春桥离婚记

        张春桥与总打而不倒的叛徒妻子秘密离婚记

        在揭发刘少奇派工作组和上海“一月夺权风暴”中,张春桥都立有“大功”,要不怎么能升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宝座上呢?文静摇身一变,成了上海市“第一夫人”,无职却有权,于是,她不再隐姓埋名,开始频频露脸。

          1968年4月12日,上海掀起炮打张春桥的浪潮。大字报揭露文静是叛徒。

        虽然文静早被宣布为叛徒,却一直打而不倒。上海市委组织系统的几个负责人,偷偷调阅了文静的历史档案。张春桥盛怒之下,撤掉了他们的职务,并当场把文静的档案锁进市委的铁皮箱,贴上封条。尽管如此,文静的叛徒问题还是不断外泄。外地一名女干部供出当年和文静一起叛变投敌的事,要当面对质。外调材料到了张春桥手里,张春桥脸胀得通红,沉默了半天,说不见了吧,把外调材料退回去。从此,张春桥严令文静不要把手伸进市委。虽然文静暗地里还想插手,但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等人心中有数,对她都敬而远之。

          中共九大后,张春桥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文静从上海的公众场合彻底消失。

          以后,文静的历史问题,就成了张春桥的一块“心病”。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上,一个造反派头头想讨好张春桥,说张夫人可以作为市革命委员会的候选人。张春桥勃然大怒,当场痛骂,你这种人算什么造反派?我们共产党从来就不搞夫贵妻荣!做了谁的老婆就可以当委员,这完全是封建主义和国民党的做法,哪里像个无产阶级革命派!

        造反派头头莫名其妙,拍马屁怎么拍到了马蹄子上?徐景贤明白,张春桥打算与文静一刀两断了。

        张春桥决定与文静保持距离,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九一三”事件后,从王维国(上海空四军政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那里搜查出文静的大量材料。

        1972年秋,张春桥从北京回到上海后,没有回家住,而是住在了上海兴国路招待所。

          1973年9月,周恩来陪法国总统蓬皮杜到上海访问,邓颖超也来了。邓颖超到康平路大院进了王洪文家和姚文元家,还进了徐景贤家,却偏偏没进张春桥家。这可非同小可,大院里连小孩子都在议论。一连几天,文静都关着门。

          过了一段时间,王洪文陪外宾到上海,找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密谈。王洪文说,我这次来,专门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就是春桥同志决定离婚了。这件事他本来早就想解决,因为中央不断有事,所以拖了下来。最近,他正式向中央写了报告,中央也同意了……文静那里,春桥同志自己会告诉。

        张春桥深知文静的历史是他仕途的“拦路虎”,要想再“进步”,必须坚决绕开。(哈哈哈啊哈哈!多么妙的揣测)

        在场的几个人都感到意外。马天水首先说,是不是有这个必要?王秀珍与文静关系密切,表示惋惜。徐景贤沉默片刻,认为邓颖超的来访促使了张春桥离婚,就说,我尊重春桥同志的意见。

        王洪文苦笑,说这件事已经定了,春桥同志的考虑有道理,什么原因你们也了解,我就不多说了。文静曾经提出,离婚以后她从康平路搬出去,另外找个地方住。我和文元同志商量,暂时不必动了,文静仍旧住在康平路,这里是她和孩子们的家,这样对孩子们更好些。当然,春桥同志今后到上海不会再回康平路的家了,今后孩子们要看父亲,可以直接去北京……   

          中共十大预备会议上,张春桥飞黄腾达,毛泽东提议张春桥担任十大主席团秘书长。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张春桥当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后来,邓小平任总参谋长,毛泽东让张春桥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小平是第一副总理,张春桥是第二副总理。

          1975年,姚文元的妻子金英和三个孩子搬到了北京;王洪文调到中央后,妻子崔根娣和孩子们每年都到北京探望;可文静从来没有去过北京。1976年,上海方面邀请张春桥回来。张春桥说,我也很想回去,再不回去,对上海的情况缺乏感性的了解,越来越没有发言权了!可是,这里也确实忙,中央的事,国务院的事,再加上总政那一摊子,真是忙不过来……一直到1976年10月,整整四年,张春桥没有再回过上海一次。

          1976年2月25日,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邓”的打招呼会。会后,张春桥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叫到钓鱼台九号楼长谈。钓鱼台九号楼是张春桥的住所,朴素简单。因为来的都是亲信,不用遮着藏着。先谈三个大问题:一是痛骂邓小平,二是议论上海的人事安排,三是张春桥叮嘱上海方面今后要注意的几种倾向。

        谈话快结束时,张春桥似乎不经意地说,我这里需要一个秘书,你们看看上海有没有合适的人?

        这个问题有些突然,张春桥在北京和上海各有一名男秘书,用不着了呀。徐景贤想,他大概是对北京的秘书不太满意,所以想另找一个男秘书吧。回到上海后,他们选了三个男的,报送张春桥。

          5月16日,上海方面庆祝“文化大革命”发动十周年,徐景贤收到张春桥寄来的一封密信。

          徐景贤剪开信封,拿出一张白色道林信纸。

          景贤同志:送来的材料收到了。老实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

        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情呢?

        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你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呢?祝好,春桥。

          信纸下方还有一行小字,“请阅后烧掉,免得引起不愉快的事”。

          原来张春桥不是找秘书,而是找“伴”。

          踏破铁鞋无觅处,上海市文教系统某机关开会,“她”的发言引起徐景贤的注意。这位“她”,口齿清楚,条理分明,言辞敏捷,有独到见解,但又不张扬。徐景贤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向张春桥推荐,得到张春桥认可后再摊牌。

          然而此后几个月,不幸的事情一件接一件,毛泽东病危、唐山大地震、毛泽东逝世,徐景贤虽然到过北京,但却始终没有机会与张春桥从容长谈。

        9月21日,徐景贤给张春桥打电话,约在下午面谈。两人在交谈中,谈到了“她”的情况,张表示可以考虑。

          10月1日,徐景贤通过有关部门,调来“她”的人事档案。为避免猜疑,还同时调了另外三四份档案。

          10月6日上午,徐景贤把“她”的档案装进大信封,写上中央办公厅张春桥同志亲启,密封后交市委机要交通员直送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员每天要搭航班直飞北京。就在当晚,张春桥被捕。

        1981年1月,张春桥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改为无期徒刑,20多年后获释。因为当年和文静离婚虽经中央批准,但没有公开,所以张春桥出狱后仍和文静共度晚年(哈哈哈哈啊啊哈哈)。

        ■《党史博览》文/舒云

        张春桥早就想将这条“辫子”扔掉。他曾多次私下向老婆提出离婚的事情,老婆都不同意。

          没有办法,他只好将老婆扔在上海。一方面这样处理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另一方面,老婆在“后花园”里还可成为他的一只耳目,随时了解各种情况,帮助他操纵和控制上海。

          “文化大革命”开始,特别是张春桥被调到北京以后,与江青来往密切,常常是为“工作”谈到深夜不归,很快就有人将话传到了上海。

          文静是了解江青30年代在旧上海所做的那些事情的,因此对张春桥就不放心,经常找各种借口要到北京来,实际也是来监视张春桥,并一再地给张春桥打招呼,要他对江青多注意一点。

          张春桥是何等精明的人,他从老婆的话中早已听出了弦外之音。

          张春桥对老婆说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他这是走的一条“曲线救国”之路,是想通过接触江青来接近“最高统帅”,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张春桥这次是下了狠心的,他准备成则为王,败则扔掉脑袋。

          一天晚上,即将去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肖木走进那间熟悉的屋子,看到一向善于掩盖自己内心的张春桥,面容有些忧郁,神色有些不定,两个人的谈话没有了昔日的气氛,语调低沉,表情阴暗。

          张春桥谈了毛泽东主席对自己的“培养”,谈了如何保护毛泽东的遗体,如何修建毛主席纪念堂,如何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事情。但谈得最多的还是当时的形势。张春桥认为“资产阶级还有力量”,他们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中国当前很大的一股“危险”力量,必须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对资产阶级使用铁的手腕”。张春桥还高度赞扬了上海的民兵武装,说这是一支有高度觉悟的工人组织,并要肖木转告上海的骨干分子,要做好准备,要经受考验。对于批判邓小平,张春桥更是念念不忘,语气中表现出对邓小平的仇恨和担心。并一再地强调,现在关建是由谁来当接班人,如果这个班接不好,中国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邓小平就会重新上台……

          张春桥还要肖木在回到上海后,多收集一些邓小平反动路线的罪行,以便他将来在三中全会上好有“发言权”。

          肖木从张春桥的长谈中,感觉到了一种悲伤,一种预感,一种即将灭亡时的绝望和挣扎。

          两个人还谈到了未来党中央主席的人选。

          对于华国锋,肖木则表示“够呛”。认为华是“那些老家伙抬出来的”,因为“看他忠厚老实,好用他来做挡箭牌”。

          张春桥则无可奈何地认为,如不让华国锋“挂帅”,现在无法找到更合适的人选。

          肖木则提出了王洪文。他看了看张春桥,张春桥沉默好久都不说话。

          张春桥过了好一会儿,才长叹一声说:“看来,不管谁当主席,都会有人反对,总会有一场斗争,对这一点我早有准备,希望你们也不要掉以轻心。”

          正是因为张春桥早已有所准备,所以在肖木临走时,他又一次让肖回到上海后,去找一下马天水,为他办好那件离婚的事情。

          这时的张春桥是想到自己未来的前途,好再次高升以后另寻新欢呢,还是真的害怕因自己出什么问题将来牵连到老婆儿子?

          总之,张春桥再次提出与老婆离婚的问题,已不像过去那么简单了。

          可以肯定,在风云变幻莫测的历史时期,面对着未来,张春桥此时提出离婚时的心情是更复杂的。他到底是要为老婆孩子留一条后路,还是想为自己的未来留一个更大的空间?

          张春桥想让上海的“四人帮”骨干分子,再为他做离婚的工作。

          他站起来,对即将离开的肖木说:“还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再次去找一下马(天水)老和(徐)景贤同志,请他们再抽空儿出面找文静谈一谈,尽快地将我们离婚的事情办了。”

          刚才还在大谈国家大事的张春桥,怎么一下子就转到家庭的问题上来了?肖木的脑子一时还未转过弯儿来,他惊奇地看着张春桥,感到困惑:“离婚?”

          张春桥很坚决地说:“是的,离婚,还是那个头痛的离婚。你告诉马老他们,我没有别的什么要求,财产、孩子全归她,只要能离婚就行。”

          肖木这才发现,这位从上海来到北京高升了的“政治局常委”,除了考虑个人的权力之外,对于个人的幸福也是同时在考虑之中的。

          一向自认为很“正派”的张春桥,在他的这个同伙眼中一下子变得有些虚伪了。肖木的回答明显带着几分不满:“怎么,拖了这么长时间,你还是要坚持离婚?”

          张春桥根本不把肖木放在眼里,他显得很不耐烦地挥挥手说:“必须要离,而且越快越好。”

          作为王洪文秘书的肖木,经常与张春桥打交道,是知道这位“首长”脾气的,当然不敢再问下去,更何况这是人家家庭的私事。

          令人奇怪的是,一向沉默少语的张春桥,在肖木不再说话之后,反而接过话头来继续说这件事情:“我提出离婚,可是文静和孩子们不理解,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他们好啊!”

          张春桥的声音里带着几分哀惋,几分凄凉。

          张春桥将自己的家事和国事连在一起:“老婆孩子们的眼光都太短了。他们只看到现在刘少奇被打倒了,邓小平也被批判了,刘、邓路线从此就结束了,天下从此就太平无事了,老婆孩子可以热炕头了,他们哪里知道斗争的残酷啊!”

        在此之前,姚文元已将老婆孩子接到了北京。毛泽东逝世不久,姚文元仿佛有所预感,提出将孩子送回上海去。可是,这事却遭到了老婆金英的反对。

          张春桥对姚文元这件事情很不满意。肖木谈到此事时,张便说:“这件事情上怎么能听老婆孩子的呢?本来他就不该将他们接到北京来,留在上海总要放心一些,遇事也好有个照应。在这里,搞不好就会被一窝给端了。”

          肖木惊诧:“谁敢,谁有那么大的胆子?”

          张春桥朝这位年轻的小兄弟苦笑了一下,不无担心地说:“主席去世了,现在各种思想的人都会出来的,想不到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肖木问:“能有那么严重?”

          张春桥显得有些沉重地说:“你们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我每天都是穿着衣服睡觉,随时都准备着有事情发生。”

          肖木这才醒悟过来,对张春桥说:“你这一说,我明白了很多事情,如果真有人想篡党夺权,搞修正主义那一套,全国人民也不会答应的。”

          张春桥苦笑了一下,不以为然地说:“这就要看到时候谁的力量大了。”

          肖木这时才领会张春桥刚才云山雾罩地给他讲的那些话,于是就说:“我们有上海的民兵武装,好几十万的人,这是一股很大的力量,他们是听你春桥同志指挥的。”

          张春桥这才说:“所以我对文元说,还是将老婆孩子留在上海好,那里有我们的人,好关照。”

          多年来,张春桥一直为离婚的事情弄得发愁,加之他考虑的事情比“四人帮”中的其他几个人要多得多,一张脸总是像苦瓜一样地“挂”着。当肖木说到上海民兵时,他这时才露出了一丝笑意,不过很快又收住了。

          张春桥对肖木说:“所以我叫你来,临去上海之前好好地谈一谈。上海是党的诞生地,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工人阶级最集中,现在我们又将他们武装起来了,那还怕什么呢?所以我让你将这些意见带给马老他们,使他们能尽早地做准备,要经受一场更大的考验,要做好打仗的准备,要把我们自己的力量抓好。”

          据肖木后来交代,一向言语不多的张春桥这天晚上显得很健谈,情绪显得很不稳定。对于他的离婚问题,一再地催促让马天水再出面去做文静的工作,真是有点迫不及待了。

          据有关资料记载,“四人帮”中整天闹着要离婚的王洪文和张春桥,在被捕前还为这事特地与各自的老婆通过电话。

          王洪文的老婆崔根娣在电话里说,离婚可以,你当你的大官,我做我的工人,但是两个孩子得归我,否则就不同意离婚。

          王洪文见一向嘴紧的崔根娣终于答应了,感到很高兴,说过几天他的秘书廖祖康将回上海,到时将把孩子给她带回去,以后有什么事情,还可以找他的秘书帮助。

          当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曾十分生气地骂王洪文是一个“陈世美”。

          没过几天“四人帮”就被粉碎了,王洪文离婚另寻新欢的梦想也从此落空。

          张春桥要离婚的事情闹了好几年,当时中央政治局的人员也都知道。

        肖木到达上海不久,张春桥的老婆文静作为他安在上海的一个情报点,在给他的电话里汇报了上海近几天反常的一些事情。例如民兵武装发了枪枝弹药,成立了值班室,加强了战备;东海舰队在上海休假的干部都被叫了回去,整个上海都很紧张。文静在电话里还为他的身体担心,问他近来身体怎样,并说马天水等提议让她到北京来看一看,有些事情好当面向他汇报。

          听完电话之后,张春桥明白自己让肖木带去的请马天水等做工作,要与老婆离婚的事情还未被那几个骨干分子排上议事日程,心中感到有些生气。就对老婆说,她说的那些事情自己都知道了,这些在当前的特殊情况下都是正常的,用不着大惊小怪。

          张春桥不同意老婆来北京。

          可是,张春桥又怕上海真的出什么事情,如不及时解决,就会误了大事。于是在电话里答应让“毛弟”来一趟。“毛弟”是张春桥的儿子张旗。

          就这样,张旗作为张春桥夫妻间的信使来了一趟北京。

          真是奇怪,“四人帮”中从上海进京的3个人,竟然有两个都曾提出过要与妻子离婚。

          也许王洪文早已预感到了这一天。

          1976年10月5日下午,他在让秘书廖祖康将儿子带回上海交给妻子崔根娣时就曾凄凉地说:“在我们老家有一句话,叫做‘宁跟要饭的娘,不跟做官的爹’,何况我这顶乌纱帽说不定哪天就被人家摘掉了,到那时我不是做官,而是要坐牢。”接着王洪文又写了一张条子交给廖祖康说:“你到管理处借500块钱给根娣带去,你告诉她,我离婚也是为了她好。”

          她当时对转达王洪文之意的廖祖康说:“他的好意我明白,只要把孩子给我,我会答应离婚。从今后他做他的官,我做我的工,各人走各人的路。”

          最近,我在对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法庭审判员王文正大法官的采访中,他谈了张春桥和王洪文在政治活动之外的鲜为人知的生活上的事情——“婚事”。

          因为考虑到王洪文与张春桥、姚文元这两个文人不一样,他年轻,当过军人,因此在他走到走廊的时候,行动小组的卫士就走上前去,立刻将他扭住。

          王洪文一下子没有想到自己被捕了,就大声地吼了起来:“你们干什么?我是来开会的!”

          卫士们仍然不肯放开他。

          王洪文急了,立刻奋力反抗。

          他一边用脚去踢那些扭他的行动小组的卫士,一边拼力将手挣脱,并向卫士们挥动起拳头。

          行动小组的卫士们一拥而上,很快就将王洪文制伏。

          王洪文被扭着双臂来到大厅里。

          华国锋站起来,向王洪文念了中共中央的“决定”。

          还未等华国锋念完,王洪文挣脱开卫士的手,大吼一声,如同一只发怒的恶狼一样,张开双臂,向着不远处的叶剑英扑去。

          站在一旁负责这项抓捕工作的汪东兴伸手摸了一下腰上的手枪,接着又将手收了回去。因为双方太近了,实在是不便于开枪。

          没有念完“决定”的华国锋,眼前的一幕也使他有些惊诧了。

          叶剑英毕竟是久经风雨的老帅,显得很镇静,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就在王洪文距离叶剑英只有1米左右的时候,几名卫士冲了过去,用力将他扑倒,然后死死地摁住,并给他戴上了锃亮的手铐。

          王洪文还想挣扎。

          行动小组的几名卫士连揪带架地将王洪文抬出大厅,然后拉进了早已停在外面的汽车里。

          王洪文最后说:“我只讲几句,我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所指控我的犯罪事实,以及大量证据,都是事实。这些在法庭调查过程中,我已经如实作了回答。就今天这个机会,我向法庭表个态。‘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活动,成了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犯下了严重的罪行。经过几年来的反省和交代,特别是在公安预审和检察院的调查过程中,使我逐步认识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及我个人在这个集团里面所犯罪行的严重性,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以大量的事实,确凿的证据,充分说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是极其严重的,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真是罪行累累,罪恶滔天。我是这个集团里的一个重要成员,我的罪行是大量的,严重的,同样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特别是我犯下了参与诬陷周恩来总理、陈毅同志等中央一些领导人的严重罪行,犯下了镇压群众的严重罪行,犯下了组织帮派武装、煽动民兵武装叛乱等严重罪行。我在这里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认罪。我自己感到,由于陷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里边很深,罪行严重,完全转变立场还要有个过程。但是我有决心改变立场,改造自己。我衷心地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改造自己重新做人的机会。我的陈述完了。”

          令王洪文没有想到的是,当他被关入秦城监狱成为阶下囚之后,每年国庆节这一天,他曾妄图离掉的结发妻子崔根娣,都要带着他们的孩子从上海赶来探监,因为这一天是她与王洪文的结婚纪念日。这位平凡而善良的女工对找她谈话的领导异常平静地说:“王洪文犯了罪,你们怎么判我不管,可是我不离婚。他还年轻,又是苦出身,我要等他。”

          王洪文在秦城监狱服刑时,其妻崔根娣和女儿王亚萍经常去看望。1986年王洪文在体检时发现有肝病,被送往医院治疗,实施保外就医。1992年8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一则消息:王洪文病亡,终年58岁。

          沈国凡

          来源:《文史精华》

        • 家园 历史太吊诡了,不要脸的造谣,事后露出的是造谣者的屁股

          太难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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