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讨论】逮捕“四人帮”那点事 -- 孟词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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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讨论】逮捕“四人帮”那点事 -- 有补充

这两天好像河里又在讨论逮捕“四人帮”那点事了。有人说是政变,有人说是不符合组织原则,开了非常坏的政治先例等等。

实际上逮捕“四人帮”没有掀起多大的反抗。即便是“四人帮”的“老巢”上海也基本是传檄而定。有意思的,“四人帮”留在上海的所谓“死党”据说要发动“武装起义”,但实际上徐景贤、王秀珍等连个浪花都没拍出来。

那么逮捕“四人帮”算是不合法的政变吗?实际上当时没有人认为这是政变。为啥呢?文革开始以来,各类领导今天上台,明天被打倒,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实在太频繁了。而这类政治沉浮,大多都不是从走正规组织程序开始的。

刘少奇是国家主席。他是怎么被打倒的呢?先是被红卫兵,大字报批判,然后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并分别作了自我检讨,内容向全国印发,这也成为文革中最知名的罪名之一,不过仍然是政治局常委,尚未被正式撤职。到67年被红卫兵直接批斗,然后又被软禁关押。直到八届十二中全会才通过决议:“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并且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继续深入展开革命大批斗,肃清刘少奇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思想。”

所以差不多两年时间,国家元首被批斗软禁关押,也没有对其提出任何正式起诉,最后被一个党代会根据“专案组报告”,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撤销了“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不说国家元首的任免应当通过人大而不是党代会,就说这两年的批斗软禁关押,算不算走了正当组织程序?算不算政变?

刘算是走资派里地位最高的。但造反派其实也朝不保夕。“王、关、戚”算是倒台较早的。抓他们其实也就是太祖说了“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处理”。之后也是和“四人帮”一样,先被隔离审查,后被关在秦城。然后王、关一直没有被起诉,反而是太祖说要“争取一下”的戚本禹最后在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依法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有人做“初一”,就不能指望别人不做“十五”。“四人帮”被抓的过程其实和文革里倒台的其他人没有任何区别,先是被宣布“隔离审查”,然后被关进监狱,过一段时间后,中央开会宣布开除党籍和党内外一切职务。比别人多了一个法庭审判的过程。

这么十年搞下来,“不再搞运动”真的是当时的民心所向。所以“四人帮”没人斤斤计较是不是符合法律程序或者党章。文革中,理论上只有太祖的地位是不可动摇至高无上的。除了太祖,谁都可以随时被打倒。搞到最后人人自危。

无独有偶,“法国大革命”搞到后来搞不下去了,最后被“热月政变”结束了,雅各宾派完蛋,法国人民从上到下是松了口气的。

“热月政变”是不是“政变”?当然是政变。但这个政变结束了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解除了人人自危的局面,当然是受到当时广大人民支持的。脱离这点来讲是不是“合法”,是不是“合乎党章”,这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了。

通宝推:dfindy,履虎尾,假日归客,一着,燕人,醉寺,普鲁托,
作者 对本帖的 补充(1)
家园 不要脱离实际讲政治操作

做初一就不能不让别人做十五。

说到底的问题是,文革派不通过正常组织程序,搞批斗,“踢开党委闹革命”,非法关押(可不只是关押了老干部),谁的拳头硬,谁的喉咙响就可以把别人打成反革命,然后抄家发配甚至杀头。

如果你认为这么干属于完全正确的,不是“枪指挥党”,很好。那么文革派做了初一,别人为啥不能做十五?只因为别人指挥得动枪杆子,而文革派指挥不动,就开始抱怨程序正义了。那早干嘛去了?

再说回来,太祖在文革里就没动过枪杆子?那“三支两军”算啥?“两军”可是军管、军训。所以太祖建立了军事独裁?

不要脱离实际讲政治操作。政治操作这种东西必须在大家都认可的范围内才有效。当大家把桌子都掀翻了,打倒一切了,还来讲什么程序正义,不可笑吗?

家园 大家都知道不合法不合程序,拜托,刘少奇隔离一直在中南海!

他们敢嘛?

就是因为这个才大造其势。

住了他们确实大家不太奇怪,因为大家都准备好了。

家园 逮捕“四人帮”以后,国家政治体制与经济逐渐。。。

走上了葵花宝典+吸星大法的路子。

家园 第一,叛徒工贼是党内程序,第二,这个程序是周一手搞的

怎么叫没有合法的程序?

当时大家都举手了,你忘了嘛?

你这样说事,不合适吧?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进行了讲话。会议批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公报全文如下:

全会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

这个报告以充分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全会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和革命群众把刘少奇的反革命面貌揭露出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伟大胜利。

全会对于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表示了极大的革命义愤,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继续深入展开革命大批判,肃清刘少奇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思想。

1983年戚本禹被指控有罪,和毛主席文革有一毛钱关系嘛?

家园 这点他们是不承认的,无论多少罪恶,他们都认为是代价

无论怎么样,他们都要指责文革,这是很有意思的思路和逻辑。

当然了之后的改正他们也看不到的,愣说一致。

通宝推:不如安静,
家园 张春桥离婚记

张春桥与总打而不倒的叛徒妻子秘密离婚记

在揭发刘少奇派工作组和上海“一月夺权风暴”中,张春桥都立有“大功”,要不怎么能升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宝座上呢?文静摇身一变,成了上海市“第一夫人”,无职却有权,于是,她不再隐姓埋名,开始频频露脸。

  1968年4月12日,上海掀起炮打张春桥的浪潮。大字报揭露文静是叛徒。

虽然文静早被宣布为叛徒,却一直打而不倒。上海市委组织系统的几个负责人,偷偷调阅了文静的历史档案。张春桥盛怒之下,撤掉了他们的职务,并当场把文静的档案锁进市委的铁皮箱,贴上封条。尽管如此,文静的叛徒问题还是不断外泄。外地一名女干部供出当年和文静一起叛变投敌的事,要当面对质。外调材料到了张春桥手里,张春桥脸胀得通红,沉默了半天,说不见了吧,把外调材料退回去。从此,张春桥严令文静不要把手伸进市委。虽然文静暗地里还想插手,但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等人心中有数,对她都敬而远之。

  中共九大后,张春桥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文静从上海的公众场合彻底消失。

  以后,文静的历史问题,就成了张春桥的一块“心病”。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上,一个造反派头头想讨好张春桥,说张夫人可以作为市革命委员会的候选人。张春桥勃然大怒,当场痛骂,你这种人算什么造反派?我们共产党从来就不搞夫贵妻荣!做了谁的老婆就可以当委员,这完全是封建主义和国民党的做法,哪里像个无产阶级革命派!

造反派头头莫名其妙,拍马屁怎么拍到了马蹄子上?徐景贤明白,张春桥打算与文静一刀两断了。

张春桥决定与文静保持距离,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九一三”事件后,从王维国(上海空四军政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那里搜查出文静的大量材料。

1972年秋,张春桥从北京回到上海后,没有回家住,而是住在了上海兴国路招待所。

  1973年9月,周恩来陪法国总统蓬皮杜到上海访问,邓颖超也来了。邓颖超到康平路大院进了王洪文家和姚文元家,还进了徐景贤家,却偏偏没进张春桥家。这可非同小可,大院里连小孩子都在议论。一连几天,文静都关着门。

  过了一段时间,王洪文陪外宾到上海,找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密谈。王洪文说,我这次来,专门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就是春桥同志决定离婚了。这件事他本来早就想解决,因为中央不断有事,所以拖了下来。最近,他正式向中央写了报告,中央也同意了……文静那里,春桥同志自己会告诉。

张春桥深知文静的历史是他仕途的“拦路虎”,要想再“进步”,必须坚决绕开。(哈哈哈啊哈哈!多么妙的揣测)

在场的几个人都感到意外。马天水首先说,是不是有这个必要?王秀珍与文静关系密切,表示惋惜。徐景贤沉默片刻,认为邓颖超的来访促使了张春桥离婚,就说,我尊重春桥同志的意见。

王洪文苦笑,说这件事已经定了,春桥同志的考虑有道理,什么原因你们也了解,我就不多说了。文静曾经提出,离婚以后她从康平路搬出去,另外找个地方住。我和文元同志商量,暂时不必动了,文静仍旧住在康平路,这里是她和孩子们的家,这样对孩子们更好些。当然,春桥同志今后到上海不会再回康平路的家了,今后孩子们要看父亲,可以直接去北京……   

  中共十大预备会议上,张春桥飞黄腾达,毛泽东提议张春桥担任十大主席团秘书长。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张春桥当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后来,邓小平任总参谋长,毛泽东让张春桥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小平是第一副总理,张春桥是第二副总理。

  1975年,姚文元的妻子金英和三个孩子搬到了北京;王洪文调到中央后,妻子崔根娣和孩子们每年都到北京探望;可文静从来没有去过北京。1976年,上海方面邀请张春桥回来。张春桥说,我也很想回去,再不回去,对上海的情况缺乏感性的了解,越来越没有发言权了!可是,这里也确实忙,中央的事,国务院的事,再加上总政那一摊子,真是忙不过来……一直到1976年10月,整整四年,张春桥没有再回过上海一次。

  1976年2月25日,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邓”的打招呼会。会后,张春桥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叫到钓鱼台九号楼长谈。钓鱼台九号楼是张春桥的住所,朴素简单。因为来的都是亲信,不用遮着藏着。先谈三个大问题:一是痛骂邓小平,二是议论上海的人事安排,三是张春桥叮嘱上海方面今后要注意的几种倾向。

谈话快结束时,张春桥似乎不经意地说,我这里需要一个秘书,你们看看上海有没有合适的人?

这个问题有些突然,张春桥在北京和上海各有一名男秘书,用不着了呀。徐景贤想,他大概是对北京的秘书不太满意,所以想另找一个男秘书吧。回到上海后,他们选了三个男的,报送张春桥。

  5月16日,上海方面庆祝“文化大革命”发动十周年,徐景贤收到张春桥寄来的一封密信。

  徐景贤剪开信封,拿出一张白色道林信纸。

  景贤同志:送来的材料收到了。老实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

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情呢?

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你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呢?祝好,春桥。

  信纸下方还有一行小字,“请阅后烧掉,免得引起不愉快的事”。

  原来张春桥不是找秘书,而是找“伴”。

  踏破铁鞋无觅处,上海市文教系统某机关开会,“她”的发言引起徐景贤的注意。这位“她”,口齿清楚,条理分明,言辞敏捷,有独到见解,但又不张扬。徐景贤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向张春桥推荐,得到张春桥认可后再摊牌。

  然而此后几个月,不幸的事情一件接一件,毛泽东病危、唐山大地震、毛泽东逝世,徐景贤虽然到过北京,但却始终没有机会与张春桥从容长谈。

9月21日,徐景贤给张春桥打电话,约在下午面谈。两人在交谈中,谈到了“她”的情况,张表示可以考虑。

  10月1日,徐景贤通过有关部门,调来“她”的人事档案。为避免猜疑,还同时调了另外三四份档案。

  10月6日上午,徐景贤把“她”的档案装进大信封,写上中央办公厅张春桥同志亲启,密封后交市委机要交通员直送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员每天要搭航班直飞北京。就在当晚,张春桥被捕。

1981年1月,张春桥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改为无期徒刑,20多年后获释。因为当年和文静离婚虽经中央批准,但没有公开,所以张春桥出狱后仍和文静共度晚年(哈哈哈哈啊啊哈哈)。

■《党史博览》文/舒云

张春桥早就想将这条“辫子”扔掉。他曾多次私下向老婆提出离婚的事情,老婆都不同意。

  没有办法,他只好将老婆扔在上海。一方面这样处理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另一方面,老婆在“后花园”里还可成为他的一只耳目,随时了解各种情况,帮助他操纵和控制上海。

  “文化大革命”开始,特别是张春桥被调到北京以后,与江青来往密切,常常是为“工作”谈到深夜不归,很快就有人将话传到了上海。

  文静是了解江青30年代在旧上海所做的那些事情的,因此对张春桥就不放心,经常找各种借口要到北京来,实际也是来监视张春桥,并一再地给张春桥打招呼,要他对江青多注意一点。

  张春桥是何等精明的人,他从老婆的话中早已听出了弦外之音。

  张春桥对老婆说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他这是走的一条“曲线救国”之路,是想通过接触江青来接近“最高统帅”,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张春桥这次是下了狠心的,他准备成则为王,败则扔掉脑袋。

  一天晚上,即将去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肖木走进那间熟悉的屋子,看到一向善于掩盖自己内心的张春桥,面容有些忧郁,神色有些不定,两个人的谈话没有了昔日的气氛,语调低沉,表情阴暗。

  张春桥谈了毛泽东主席对自己的“培养”,谈了如何保护毛泽东的遗体,如何修建毛主席纪念堂,如何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事情。但谈得最多的还是当时的形势。张春桥认为“资产阶级还有力量”,他们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中国当前很大的一股“危险”力量,必须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对资产阶级使用铁的手腕”。张春桥还高度赞扬了上海的民兵武装,说这是一支有高度觉悟的工人组织,并要肖木转告上海的骨干分子,要做好准备,要经受考验。对于批判邓小平,张春桥更是念念不忘,语气中表现出对邓小平的仇恨和担心。并一再地强调,现在关建是由谁来当接班人,如果这个班接不好,中国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邓小平就会重新上台……

  张春桥还要肖木在回到上海后,多收集一些邓小平反动路线的罪行,以便他将来在三中全会上好有“发言权”。

  肖木从张春桥的长谈中,感觉到了一种悲伤,一种预感,一种即将灭亡时的绝望和挣扎。

  两个人还谈到了未来党中央主席的人选。

  对于华国锋,肖木则表示“够呛”。认为华是“那些老家伙抬出来的”,因为“看他忠厚老实,好用他来做挡箭牌”。

  张春桥则无可奈何地认为,如不让华国锋“挂帅”,现在无法找到更合适的人选。

  肖木则提出了王洪文。他看了看张春桥,张春桥沉默好久都不说话。

  张春桥过了好一会儿,才长叹一声说:“看来,不管谁当主席,都会有人反对,总会有一场斗争,对这一点我早有准备,希望你们也不要掉以轻心。”

  正是因为张春桥早已有所准备,所以在肖木临走时,他又一次让肖回到上海后,去找一下马天水,为他办好那件离婚的事情。

  这时的张春桥是想到自己未来的前途,好再次高升以后另寻新欢呢,还是真的害怕因自己出什么问题将来牵连到老婆儿子?

  总之,张春桥再次提出与老婆离婚的问题,已不像过去那么简单了。

  可以肯定,在风云变幻莫测的历史时期,面对着未来,张春桥此时提出离婚时的心情是更复杂的。他到底是要为老婆孩子留一条后路,还是想为自己的未来留一个更大的空间?

  张春桥想让上海的“四人帮”骨干分子,再为他做离婚的工作。

  他站起来,对即将离开的肖木说:“还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再次去找一下马(天水)老和(徐)景贤同志,请他们再抽空儿出面找文静谈一谈,尽快地将我们离婚的事情办了。”

  刚才还在大谈国家大事的张春桥,怎么一下子就转到家庭的问题上来了?肖木的脑子一时还未转过弯儿来,他惊奇地看着张春桥,感到困惑:“离婚?”

  张春桥很坚决地说:“是的,离婚,还是那个头痛的离婚。你告诉马老他们,我没有别的什么要求,财产、孩子全归她,只要能离婚就行。”

  肖木这才发现,这位从上海来到北京高升了的“政治局常委”,除了考虑个人的权力之外,对于个人的幸福也是同时在考虑之中的。

  一向自认为很“正派”的张春桥,在他的这个同伙眼中一下子变得有些虚伪了。肖木的回答明显带着几分不满:“怎么,拖了这么长时间,你还是要坚持离婚?”

  张春桥根本不把肖木放在眼里,他显得很不耐烦地挥挥手说:“必须要离,而且越快越好。”

  作为王洪文秘书的肖木,经常与张春桥打交道,是知道这位“首长”脾气的,当然不敢再问下去,更何况这是人家家庭的私事。

  令人奇怪的是,一向沉默少语的张春桥,在肖木不再说话之后,反而接过话头来继续说这件事情:“我提出离婚,可是文静和孩子们不理解,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他们好啊!”

  张春桥的声音里带着几分哀惋,几分凄凉。

  张春桥将自己的家事和国事连在一起:“老婆孩子们的眼光都太短了。他们只看到现在刘少奇被打倒了,邓小平也被批判了,刘、邓路线从此就结束了,天下从此就太平无事了,老婆孩子可以热炕头了,他们哪里知道斗争的残酷啊!”

在此之前,姚文元已将老婆孩子接到了北京。毛泽东逝世不久,姚文元仿佛有所预感,提出将孩子送回上海去。可是,这事却遭到了老婆金英的反对。

  张春桥对姚文元这件事情很不满意。肖木谈到此事时,张便说:“这件事情上怎么能听老婆孩子的呢?本来他就不该将他们接到北京来,留在上海总要放心一些,遇事也好有个照应。在这里,搞不好就会被一窝给端了。”

  肖木惊诧:“谁敢,谁有那么大的胆子?”

  张春桥朝这位年轻的小兄弟苦笑了一下,不无担心地说:“主席去世了,现在各种思想的人都会出来的,想不到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肖木问:“能有那么严重?”

  张春桥显得有些沉重地说:“你们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我每天都是穿着衣服睡觉,随时都准备着有事情发生。”

  肖木这才醒悟过来,对张春桥说:“你这一说,我明白了很多事情,如果真有人想篡党夺权,搞修正主义那一套,全国人民也不会答应的。”

  张春桥苦笑了一下,不以为然地说:“这就要看到时候谁的力量大了。”

  肖木这时才领会张春桥刚才云山雾罩地给他讲的那些话,于是就说:“我们有上海的民兵武装,好几十万的人,这是一股很大的力量,他们是听你春桥同志指挥的。”

  张春桥这才说:“所以我对文元说,还是将老婆孩子留在上海好,那里有我们的人,好关照。”

  多年来,张春桥一直为离婚的事情弄得发愁,加之他考虑的事情比“四人帮”中的其他几个人要多得多,一张脸总是像苦瓜一样地“挂”着。当肖木说到上海民兵时,他这时才露出了一丝笑意,不过很快又收住了。

  张春桥对肖木说:“所以我叫你来,临去上海之前好好地谈一谈。上海是党的诞生地,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工人阶级最集中,现在我们又将他们武装起来了,那还怕什么呢?所以我让你将这些意见带给马老他们,使他们能尽早地做准备,要经受一场更大的考验,要做好打仗的准备,要把我们自己的力量抓好。”

  据肖木后来交代,一向言语不多的张春桥这天晚上显得很健谈,情绪显得很不稳定。对于他的离婚问题,一再地催促让马天水再出面去做文静的工作,真是有点迫不及待了。

  据有关资料记载,“四人帮”中整天闹着要离婚的王洪文和张春桥,在被捕前还为这事特地与各自的老婆通过电话。

  王洪文的老婆崔根娣在电话里说,离婚可以,你当你的大官,我做我的工人,但是两个孩子得归我,否则就不同意离婚。

  王洪文见一向嘴紧的崔根娣终于答应了,感到很高兴,说过几天他的秘书廖祖康将回上海,到时将把孩子给她带回去,以后有什么事情,还可以找他的秘书帮助。

  当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曾十分生气地骂王洪文是一个“陈世美”。

  没过几天“四人帮”就被粉碎了,王洪文离婚另寻新欢的梦想也从此落空。

  张春桥要离婚的事情闹了好几年,当时中央政治局的人员也都知道。

肖木到达上海不久,张春桥的老婆文静作为他安在上海的一个情报点,在给他的电话里汇报了上海近几天反常的一些事情。例如民兵武装发了枪枝弹药,成立了值班室,加强了战备;东海舰队在上海休假的干部都被叫了回去,整个上海都很紧张。文静在电话里还为他的身体担心,问他近来身体怎样,并说马天水等提议让她到北京来看一看,有些事情好当面向他汇报。

  听完电话之后,张春桥明白自己让肖木带去的请马天水等做工作,要与老婆离婚的事情还未被那几个骨干分子排上议事日程,心中感到有些生气。就对老婆说,她说的那些事情自己都知道了,这些在当前的特殊情况下都是正常的,用不着大惊小怪。

  张春桥不同意老婆来北京。

  可是,张春桥又怕上海真的出什么事情,如不及时解决,就会误了大事。于是在电话里答应让“毛弟”来一趟。“毛弟”是张春桥的儿子张旗。

  就这样,张旗作为张春桥夫妻间的信使来了一趟北京。

  真是奇怪,“四人帮”中从上海进京的3个人,竟然有两个都曾提出过要与妻子离婚。

  也许王洪文早已预感到了这一天。

  1976年10月5日下午,他在让秘书廖祖康将儿子带回上海交给妻子崔根娣时就曾凄凉地说:“在我们老家有一句话,叫做‘宁跟要饭的娘,不跟做官的爹’,何况我这顶乌纱帽说不定哪天就被人家摘掉了,到那时我不是做官,而是要坐牢。”接着王洪文又写了一张条子交给廖祖康说:“你到管理处借500块钱给根娣带去,你告诉她,我离婚也是为了她好。”

  她当时对转达王洪文之意的廖祖康说:“他的好意我明白,只要把孩子给我,我会答应离婚。从今后他做他的官,我做我的工,各人走各人的路。”

  最近,我在对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法庭审判员王文正大法官的采访中,他谈了张春桥和王洪文在政治活动之外的鲜为人知的生活上的事情——“婚事”。

  因为考虑到王洪文与张春桥、姚文元这两个文人不一样,他年轻,当过军人,因此在他走到走廊的时候,行动小组的卫士就走上前去,立刻将他扭住。

  王洪文一下子没有想到自己被捕了,就大声地吼了起来:“你们干什么?我是来开会的!”

  卫士们仍然不肯放开他。

  王洪文急了,立刻奋力反抗。

  他一边用脚去踢那些扭他的行动小组的卫士,一边拼力将手挣脱,并向卫士们挥动起拳头。

  行动小组的卫士们一拥而上,很快就将王洪文制伏。

  王洪文被扭着双臂来到大厅里。

  华国锋站起来,向王洪文念了中共中央的“决定”。

  还未等华国锋念完,王洪文挣脱开卫士的手,大吼一声,如同一只发怒的恶狼一样,张开双臂,向着不远处的叶剑英扑去。

  站在一旁负责这项抓捕工作的汪东兴伸手摸了一下腰上的手枪,接着又将手收了回去。因为双方太近了,实在是不便于开枪。

  没有念完“决定”的华国锋,眼前的一幕也使他有些惊诧了。

  叶剑英毕竟是久经风雨的老帅,显得很镇静,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就在王洪文距离叶剑英只有1米左右的时候,几名卫士冲了过去,用力将他扑倒,然后死死地摁住,并给他戴上了锃亮的手铐。

  王洪文还想挣扎。

  行动小组的几名卫士连揪带架地将王洪文抬出大厅,然后拉进了早已停在外面的汽车里。

  王洪文最后说:“我只讲几句,我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所指控我的犯罪事实,以及大量证据,都是事实。这些在法庭调查过程中,我已经如实作了回答。就今天这个机会,我向法庭表个态。‘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活动,成了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犯下了严重的罪行。经过几年来的反省和交代,特别是在公安预审和检察院的调查过程中,使我逐步认识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及我个人在这个集团里面所犯罪行的严重性,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以大量的事实,确凿的证据,充分说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是极其严重的,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真是罪行累累,罪恶滔天。我是这个集团里的一个重要成员,我的罪行是大量的,严重的,同样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特别是我犯下了参与诬陷周恩来总理、陈毅同志等中央一些领导人的严重罪行,犯下了镇压群众的严重罪行,犯下了组织帮派武装、煽动民兵武装叛乱等严重罪行。我在这里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认罪。我自己感到,由于陷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里边很深,罪行严重,完全转变立场还要有个过程。但是我有决心改变立场,改造自己。我衷心地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改造自己重新做人的机会。我的陈述完了。”

  令王洪文没有想到的是,当他被关入秦城监狱成为阶下囚之后,每年国庆节这一天,他曾妄图离掉的结发妻子崔根娣,都要带着他们的孩子从上海赶来探监,因为这一天是她与王洪文的结婚纪念日。这位平凡而善良的女工对找她谈话的领导异常平静地说:“王洪文犯了罪,你们怎么判我不管,可是我不离婚。他还年轻,又是苦出身,我要等他。”

  王洪文在秦城监狱服刑时,其妻崔根娣和女儿王亚萍经常去看望。1986年王洪文在体检时发现有肝病,被送往医院治疗,实施保外就医。1992年8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一则消息:王洪文病亡,终年58岁。

  沈国凡

  来源:《文史精华》

家园 历史太吊诡了,不要脸的造谣,事后露出的是造谣者的屁股

太难看了!

家园 确切讲阶层与利益固化导致利益群体害怕群体运动

广州起义、南昌起义、百色起义、秋收起义……,一系列起义失败,为什么不放弃武装斗争,投降反动派?

被国民党砍下几十万头颅,是不是说明阶级斗争注定失败?

上世纪出生的人还容易被体制、传统约束, 这个世纪出生的人思维有中国化与西方化,掌控不了青少年未来行为。

留给历史,只是希望以后矛盾不要太激化,不然有人会被挂在路灯上。

家园 这个程序是事后追加的

搞出这个报告并得到八届十二中全会已经是刘少奇被批斗打倒关押近两年后的事了。

那么宪法规定的国家元首被批斗打倒关押,两年多没有任何起诉弹劾,然后党代会代替人大撤销其职务,宣判其罪名。这是正常的?

如果你认为这是正常的。这个过程和“四人帮”被抓完全一样。“四人帮”并没有被立刻起诉。逮捕他们之后只是宣布其被“隔离审查”。然后消息宣布后,各地立刻掀起揭批“四人帮”运动。“四人帮”10月被捕,直到第二年7月的十届三中全会才被定性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开除党籍,开除党内外一切职务。然后又要到第四年的1980年末才提出起诉。最莫名其妙的是把已经死掉的林彪拉出来陪绑。这两者根本是政敌好不好。

那么,请你不要双标的说一下,哪个是合法合规合党章?哪个算是政变?

“政变”这种东西在各朝鼎革初期屡见不鲜。西汉初期搞掉了吕氏,中期废掉了皇帝。东汉外戚、宦官交替,每次都杀的腥风血雨。唐朝开局就是玄武门,武则天上台杀的人头滚滚,唐玄宗又杀的人头滚滚。明朝太祖把功臣杀个干净,接下来叔叔强了儿子的帝位。过几十年又兄弟两个把皇位抢来抢去。

这些算不算“政变”?“事变”?“兵变”?都可以算。事实上,指望“宪法”、“党章”、“祖宗家法”等等,死扣字眼,只是刻舟求剑罢了。看看去年川总“造反”,难道副总统有权越过总统调兵?很简单的政治博弈,力强者胜。而以川总之不得人心,网上被封口,网下被弹劾,人民群众欢呼鼓舞,连他的铁杆支持者都没敢为他说啥好话,只能号称现在的白总是假的

俺正文想说明的,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实,“粉碎四人帮”在当时的确是受到当时广大人民拥护支持的。脱离这点来讲是不是“合法”,是不是“合乎党章”,这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了。

家园 你说的是时间,不是程序。刘少奇是在中南海,除了批斗

一次之外没有任何问题,众所周知,四人是被关押,和刘少奇、邓小平没有一点相似性!

刘少奇临死也不是被关押,享受的是国家级治疗!

家园 革命总是会发生的,也总是要结束的

革命总是会发生的,这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革命也总是要结束的,这个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的确,矛盾激化,总有人会被挂在路灯上。矛盾不解决,总会有人不断革命。

但是,任何事物都会终结,革命也一样。文革更是如此。文革开始的时候,的确轰轰烈烈,群众对文革是拥护和支持的。然而,文革搞到后来,搞得人人自危,这就开始走向其反面了。文革搞了十年之后,人心思定。或者说,革命热情不再,革命不能当饭吃,十年前的红卫兵小将们,经历过上山下乡,奔三的人更关心柴米油盐酱醋茶了。更关心能不能回城农转非吃商品粮了。

或许“四人帮”掌权的确也会搞“改开”搞活经济。但历史不能假设。“四人帮”在当时代表的是激进的左倾路线,是更进一步的深化“文革”。这一点,不恰当的类比是类似于西方现在的“政治正确”。LGBTQ 看着热闹,但沉默的大多数并不买帐。都在等着一个机会爆发。

所以四人帮的垮台和雅各宾派简直神似。罗伯斯庇尔的政敌们并没有团结起来,最终,是罗伯斯庇尔他自己将所有的敌人团结起来。同样的,是四人帮的激进路线将所有的对手团结起来。

太祖早就说过“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敌人缩小到最少。。。对我们来说,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

四人帮搞得极左路线,做的正相反。

所以,革命总是吞噬自己的儿女。

家园 党内斗争从党成立的那一天起都是一个原则

那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

刘少奇的组织处理也是这个原则,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同志同意,组织处理在前,组织结论在后,在党的大会上对犯错误的主要干部给出结论。

文革期间也是如此。

这是党内斗争最文明最进步的方式,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吸取了党的早期左右两个方面的教训建立起来的规则。

好笑的是,抓四个人的人一开始也是想通过开大会多数人举手这个方式,但是他们不自信能得到多数支持,所以,军人拿枪上。

连陈云都不认可这个方式,担心此例一开,后世效仿。

通宝推:tiderew,唐家山,acton,假设,阴霾信仰,四方城,拉拉的拉拉,西安笨老虎,寒冷未必在冬天,一着,真历啊,
家园 目前中国没有革命家

实践类学科永远在探索的路上,注定失败的多,成功艰难。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更不可能有相同的群体运动,永远不变的是压迫与反压迫。

否定革命、阶级斗争本质是思维僵化、利我的表现,如同中国革命知道自己会牺牲,还会坚持红色信仰吗?

群体行为类运动本质是反体制,用体制、教条类观点去解读注定会被抛弃。

通宝推:一着,
家园 需要领头的啊
家园 学长说的就是“民主”的原则

“民主”的原则是不是普适的,是个奇怪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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