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革命回忆录漫谈之七：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彭大将军（3-6） -- 孤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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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年代，生存环境恶劣，上下级之间没那么多讲究，民主氛围也相对较好，不少干部敢讲真话，不怕给领导提意见、提建议。当然，这跟大环境有关系，跟个人性格、视野水平也有关系。用现在的话讲，既得有斗争精神，又得有斗争本领。接二连三打仗，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很多人斗争精神是有的，死都不怕，还怕给领导提意见？斗争本领就得看个人天赋和革命熔炉的历练了。

粟裕、黄克诚都是敢于善于提出不同意见的，包括对党中央和党的最高领袖。有敢于提意见的，包括批评领导的，就有敢于顶撞领导的，比如西野一纵司令员贺炳炎、政委廖汉生这对搭档。二人都是直性子，炮筒子性格，碰上彭总这样批评人过于严厉甚至经常骂人的，偶尔就会出现顶牛的情况，在土基会议上矛盾就集中爆发了一下。

《廖汉生回忆录》在提到土基会议的时候写到：“当时我们一些同志对彭总批评人过于严厉有看法，有意见。记得十年前我第一次接触彭总就听说他厉害，有时发火骂人，那是在1937年8月，716团正在陕西富平县觅子镇进行抗日出征前的整编、训练，彭总来检查工作，宋时轮团长和我把司令部的房子腾给他住了几天。我们听说他厉害，他不叫，我们也不主动去见他。从1947年3月起我1纵在彭总直接指挥下战斗，一年多来，我们对他的指挥由衷的敬佩，但是对他的威严还有点受不了。”

说的很实在。敬而远之嘛。看过很多老革命的回忆录和其他回忆材料，还有一些人物传记，一些干部在没有战事的时候，经常去看望现任领导或老领导，一方面表达对领导的关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汇报工作，至少混个脸熟。延安时期，很多干部主动去看望毛主席、朱总司令，譬如陈赓、陈锡联经常结伴去总司令家里串门，捎带着去摘总司令家门口的苹果。去看望贺老总的干部也很多。比如刘懋功经常和郭炳坤、牛书申一起，到贺龙的联防军司令部洗澡、改善伙食，去贺龙家里打牌，有时打得很晚了贺龙还不让走。

比较而言，主动去看彭总的干部似乎很少。固然前后方的环境不一样，但彭总1943年秋天顺利回到延安之后，在延安待的时间也不短。这方面，他与邓小平、林彪有点类似。与同级也好、与部下也好，除了工作之外，其他似乎没什么好聊的。

土基会议，也就是西北野战军前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召开于1948年5月26日至6月1日，主要是为了总结西府战役（有时也称西府陇东战役）的经验教训，参加人员有彭总（西野前委书记）、贺龙（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习仲勋（西北局书记）、王维舟（陕甘边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和西野各纵及各旅领导等。张宗逊（西野副司令员）、廖汉生（一纵政委）、王世泰（四纵司令员）、余秋里（一纵358旅政委）、刘懋功（四纵警一旅副旅长）等人的回忆录中都提到了土基会议的情况。

此前，西野主力由黄龙地区出击西府、攻打宝鸡，在战役的前一阶段，攻克10多座县城，收复延安，夺取洛川，摧毁胡宗南部队的宝鸡补给基地，缴获了整窑洞、整车皮、整仓库的堆积如山的武器弹药、粮食、布匹，扩大了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政治影响。《张宗逊回忆录》中提到，当时缴获的武器弹药足够西野使用两年。

西北苦寒之地，经济落后，后勤补给困难，养兵极为不易。粮食问题一直是彭总进行战役谋划特别是外线作战时考虑的一个关键因素。1948年2月25日到5月15日，西野出击黄龙、西府地区，部队共用粮63561石（以小麦计），其中陕甘宁晋绥供粮占11.1%，夺取敌人仓库粮食占34.6%，征发新区地主粮食、征借新区富农粮食、预借新区中农粮食、购买新区粮食分别占19.4%、32.6%、6.3%、7%。主要靠缴获和吃大户。

一下子缴获这么多物资，但一纵、二纵仓促从宝鸡撤离，只能发动干部战士以及俘虏能背多少背多少（武器弹药和布匹），另外把成袋的粮食和成捆的布匹分给群众，群众能拿多少拿多少，最后实在搬不走的大批物资只能忍痛销毁了。部队随时携带的物资，后来挺进陇东的时候也损失了很多，实在是可惜！

西野攻克宝鸡后，胡宗南、青马集团的两路援军相继突破西野阻援部队的拦阻，尤其是裴昌会率领的约10个旅逼近凤翔，使宝鸡城内的西野部队背水背敌，形势急转直下。彭总命令电台马上联系每个纵队，由他亲自布置撤退路线和集结地点。为了保证万无一失，他特别关照一、二纵，集中一个团，撤一个团，集中一个旅，撤一个旅。考虑到西野远离陕甘宁边区，应该摆脱兵力较强的胡宗南集团，寻机歼灭兵力较小的青马马继援部，并趁机收复陇东，西野主力随后挺进陇东地区。

但此后裴昌会和马继援部逼得很紧，配合度也比较高，西野部队面临被四面围攻的险境，始终处于严重不利甚至危急的被动局面，幸好二纵在张宗逊指挥（二纵司令员王震养病没参战）下死守荔镇，打开了全军的生命通道。西野主力经过几番苦战才撤回边区，但没能完成收复陇东、三边的预定任务。6纵教导旅、新4旅等部队先后遭受严重损失。

形势十分严峻，彭总四天四夜没有睡觉，也很少吃饭，甚至做好了大部队被打散后打游击的准备。时任西野副司令员的赵寿山连连跟张宗逊说，这下子唱了个《苟家滩》，上了娃娃的当了。《苟家滩》是秦腔的剧目，讲的是后唐勇贯三军的老将王彦章，被小将高跃之、高宝童和石敬瑭引到河滩上围歼的故事。赵寿山说的娃娃就是指马继援。

西府战役从1948年4月16日开始，到5月12日结束，共进行27天，歼灭敌军2.19万名，西野减员1.24 万人（也有数据是约1.5万人，不细核了），其中伤亡6560 余人。战果是辉煌的，但西野自身损失也比较大，毕竟本来本钱就不多。战后经过2个月时间整训，西野部队才回升到6.8万人。

战役第二阶段打得不理想，有客观原因，主观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有骄傲轻敌的因素，也有内部协同配合、纪律作风等方面的因素。在土基会议上，彭总总结了1948年春节攻势的概况，主动作自我批评，承担领导责任，同时也发了火，严厉批评了对造成战役不利局面有直接责任的四纵。四纵司令员王世泰受到严重警告处分，警三旅旅长黄罗斌等被撤职。

彭总在《彭德怀自述》中提到自己在西北战场上的两次错误。他写道：

第一次错误是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下旬，打下清涧，活捉了蒋部师长廖昂后。陕北气候寒冷，部队经过半年多的紧张战斗，应该就在清涧、延长线进行整训，不要再练。如不再打榆林，新式整军可以多搞一个半月，成绩会更大些。我在作战指挥上有一个优点，就是不满足于已得胜利；但求之过急，就变成了缺点，而且屡戒屡犯，不易改正。第二次打榆林，只是想到中央在米脂、绥德一带不安全，打下榆林就放心了，未考虑其他方面。

第二次错误是在瓦子街战役大胜后。进占陇东、邠州，截断了西兰公路之后，应当集结兵力，进行休整，争取教育瓦子街战斗中的大批俘虏。但当时想乘胜进攻宝鸡，破坏胡宗南后方，缩短西北战争时间。这就是思想上的急躁病，产生了轻敌思想。结果胡宗南采取了异常迅速的手段，从延安、主要是从河南调集最大的兵力，和青海马继援部一起向我夹击。我撤出宝鸡后，搞得很疲劳；因为过度疲劳，使本来可以歼灭之敌而未能歼灭。这样的教训在我的战斗生活中，过去就有几次，但都没有这次深刻。过急求成，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在行动上是冒险主义，而且往往发生于连续大胜之后。这就是骄傲，但当时还会得到一定的群众支持。

彭总的自我检讨是比较客观的。思想上的骄傲轻敌，的确是有的。王世泰（作为解放前的兵团政委未被授予军衔，可惜了！）、廖汉生等人在回忆录中均提到了这一点。王世泰此前多次率部与马家军交手，对马家军的战斗力感受比较直接，也比较深刻，当然也吃过大亏。

比如1947年8月的九岘塬战斗中，由于关中地委副书记赵伯平说部队不能眼看着马家军糟蹋群众，再三请求王世泰带警一旅、警三旅、骑六师（此次战后不久合编为四纵）干一仗，再加上侦察员情况摸得不准，错把马继援整八十二师的8个团当成1个团，王世泰所部（实际兵力仅4个团，与敌军兵力对比约1:6）仓促应战，损失惨重，经过苦战进入子午岭山区才转危为安。

根据《刘懋功回忆录》中的数据，此战前拥有2000多人、装备大批新缴获的美械武器的警三团，打得只剩下200多人，大部分都打散了，后来才收容了一部分人；警一旅（警二团、警三团、旅直机关）战前共有3000多人，战后经过收容后仍不足1000人，减员2/3。

部队伤亡了一部分，失散的、逃走的也有不少。当时解放战士（俘虏兵）比例比较高，此时尚未利用作战间隙开展以诉苦和“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一些解放战士的觉悟还上不来，一旦作战失利、部队打散，有的战士就容易动摇。

《王世泰回忆录》中提到，基于自己的经验经历，王世泰给前总提过两次意见，彭总都没有采纳。一次是1947年冬季整训时，他向彭总汇报了马步芳部队的战斗力、作战特点和应采取的对策，建议部队与马匪作战时，不宜分散进攻，要集中兵力、集中火力，依托村庄城镇和有利地形，死守抗击歼敌，并建议前总要在部队中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彭总听后哈哈大笑，把他奚落一顿，说“马步芳部队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

另一次是在宜瓦战役之后，前总开会讨论下一步军事行动计划，决定占领黄龙地区，攻打洛川县城。王世泰提出洛川县城地形复杂，易守难攻，自民国以来没有人打下过，应暂时放弃攻打。彭总当即质问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手上资料有限，未见过其他旁证，王世泰和彭总当时是不是确实这么说的，就不清楚了。

当时，西野全军上下普遍存在轻敌思想，毕竟部队此前连打胜仗。西府战役之前，野司召开高干会议讨论行动计划。彭总顾虑敌众我寡，深入敌占区，远离边区对部队不利。西野副司令员赵寿山也提出：“我们从胡马之间的夹缝打出去，太深入了，有一定冒险性”。

但是，宝鸡作为胡宗南部队后方战略基地，对缺粮少弹的西野吸引力太太大了，到会的大多数同志都主张打宝鸡，彭总经过反复考虑，最后还是同意发起西府战役。

除了思想上的轻敌之外，西野部队在战略战术上的协同配合、敌情我情的及时沟通、纪律作风等方面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张宗逊回忆录》中写道：“大兵团作战，各部队指挥员部必须明确了解总的战役意图，从整体出发来作部署。”部队当时打过的硬仗少，大兵团作战机会少，存在的问题比较多。

在土基会议上，彭总严厉批评了王世泰、张仲良率领的四纵“抗击不力”、“擅自撤兵”，多次贻误战机，使全军处于不利形势；四纵党委中存在严重的自由主义，对干部迁就放任、执行任务不积极不坚决。王世泰本人受到严重警告处分，且在会上不被允许申辩。警三旅旅长黄罗斌被撤职，此后未在野战部队任职。

说四纵“抗击不力”、“擅自撤兵”，不算冤枉。宝鸡是西野一纵、二纵1948年4月26日晚上攻克的。一纵、二纵准备进攻宝鸡之时，西野副司令员张宗逊命令四纵火速赶往扶风县杏林镇一线，接替二纵六旅的防务。王世泰遂派警三旅（实有2个团）经过急行军，于4月25日下午4时到达杏林镇接防。

警三旅很快与驰援宝鸡的裴昌会兵团接火，经过激战后，阵地被突破，由于抵抗不坚决，擅自撤离阵地，造成裴部沿武功至凤翔的大道长驱直入，4月28 日逼近凤翔，西野主力陷入背水侧敌的被动境地。彭总不得不当机立断，改变原定的寻机歼敌的作战意图，决定部队撤出宝鸡，向北转移。紧急状况下，部队缴获的大批弹药和物资无法全部带走，只能就地销毁或分给群众。

正因为如此，彭总在土基会议上质问王世泰：“你有电台，完全可以请示报告，敌人力量大扛不住可以报告，而你既不抗击于岐山之东，又不抗击于岐山之西。你撤，既不通知友邻部队，又不告诉我们，总该打个招呼吧？部队在行军路上住老乡的房子，走时还给房东打招呼嘛。你们的组织纪律性哪里去了？”

没有看到原始会议记录。彭总对王世泰和四纵的批评，张宗逊、王世泰、廖汉生、余秋里、刘懋功等人的回忆录中写得比较简单。从网上一些文章看，彭总在会上的话很重，批评极其严厉，可以说是怒斥，连枪毙、撤职一些词也用上了。当然，枪毙是没有的，撤职的板子也没打在纵队领导身上。

警三旅擅自撤走，王世泰应该是也带着其他部队撤走了。

《王世泰回忆录》中辩解，警三旅当时只有2个团多点兵力，抗击裴昌会兵团11个半旅，即使部队拼光了也挡不住敌人进攻。事实如此，但不管怎样，不请示不报告就擅自撤退是不对的。铁的纪律哪里去了？

西野主力挺进陇东之后，几乎陷入马继援和裴昌会部包围圈。四纵受命担任由屯子镇到肖金镇沿公路作机动防御，但撤得太快，没有完成任务。按照彭总命令，王世泰命令黄罗斌率警三旅回头，夜宿南庄李家，修筑工事，准备抗击敌人，掩护全军撤退。

结果呢，前卫警五团听到南庄李家传来枪声，就停止了前进。找群众一打听，听说南庄李家已被国民党部队占领（事实并非如此）。团长郭应春据此向黄罗斌报告，黄误认为南庄李家已被敌军占领，警三旅无法在此宿营，遂率部队按原路返回，且撤得更快，警三旅当晚宿营于20多公里开外的三不同。

黄罗斌的表现，怎么说呢，可能是习惯使然，打不得硬仗。按《刘懋功回忆录》中的说法，是“畏敌拒战，不执行野司命令，临敌逃避”。王世泰当时相信了黄罗斌报告的情况，没有让他们折返回去执行任务。

这不是黄罗斌第一次犯类似的错误。黄罗斌是1929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党员、陕甘红军的老同志，但游击队员出身的他，游击习气很重，习惯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游击战，缺乏正规作战经验，也缺乏顽强的战斗意志，看见形势不好就带部队开溜。

《王世泰回忆录》《刘懋功回忆录》中提到，九岘塬战斗中，黄罗斌看形势不妙，擅自带领警五团中途撤退，致使警三团的左翼暴露，给部队带来很大困难。警五团撤得很快，马继援的整八十二师追不上，王世泰也不知道他们撤到哪里去了。警五团是1947年8月16日从战场上撤下的，一直退到一个名叫槐树庄的村庄就猫了起来，也不管兄弟部队怎样（警二团、警三团剩几百人，差点就按有关人员的意见穿便装分散行动了），一直到8月21日才与王世泰会合。

在当年年底的冬季整训中，四纵开了一次干部会，由王世泰、张仲良主持，对黄罗斌的错误进行批判，但火候明显不够。《刘懋功回忆录》中写道：“黄罗斌作了一般性检讨，态度满不在乎。黄罗斌是陕甘红军的老同志，有过光荣的历史，但在解放战争时期，几次犯这种错误，既害了兄弟部队，也害了自己的部队，最后还害了自己。”

《王世泰回忆录》中也写道：“（对黄罗斌）本该充分发扬民主，进行坚决地批判斗争，可是我从保护领导威信的角度考虑得多了一点，只是在连以上军政干部的范围内作了一般性的批评，思想根子挖得不深不透，最终导致了在西府战役中全军被动的局面，政治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由谁来承担责任是小事，造成的损失却无法弥补。”

黄罗斌是位令人尊重的老革命，对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一生富有传奇色彩，但上述错误也是显而易见的。1954年，组织上让他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或省军区司令员，他选择了去创建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建起了白银市。四清运动中，他因“白银修正主义典型”而蒙受迫害，被诬为首个“修正主义分子”，被开除党籍，后来长时间被“劳动改造”。

文革后，黄罗斌被平反并复出，当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后来接替王世泰担任甘肃省政协主席。前些年看过他的个人传记《血沃高原：黄罗斌传记》。书现在没在手边，如果没记错的话，其中提到他文革后向中央申诉认为，土基会议对他的撤职处理是不公正的。后来呢，中央还是有关方面就给他“翻案”了。

参与过一野战史编写工作的袁志刚所著《解放军高级将领评述西北战场》中提到，郭林祥在一个场合讲过，黄罗斌找过他（大概是郭林祥担任总政副主任期间）两次，提出取消当年的处分。

网上有一篇署名秦时、2016年发表于甘肃日报的回忆黄罗斌的文章。其中写了这样一段话：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的1948年，由于十分复杂的原因，罗斌同志被加以“拒不执行命令”等不实之词，受到撤职、党内警告处分。他三缄其口，顾全大局，依然在党所安排的工作岗位上履行共产党员的职责，为党忠心耿耿地奋斗。直到1985年，他才上书中央、中央军委，经过调查落实，才彻底平反了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说的应该就是这个事吧。可这算个什么事呢？不评论了。

《贺龙传》用大段篇幅讲述了解放战争期间贺龙协助彭总抓部队思想建设的情况。提及土基会议时，《贺龙传》中写道：彭德怀严肃批评不执行命令的旅的干部说：“擅自放弃沿扶风、岐山、凤翔公路阻击迟滞敌人西进的任务，让敌人毫无顾忌地长驱直进，使宝鸡缴获堆积如山的军用物资，不能抢运，使野战军主力陷入被动，使二纵队六旅受到侧敌侧水的严重威胁。”“虽经警告，但在陇东屯子镇向东转移令其担任向屯子镇警戒掩护任务时，又擅自撤至肖金镇以东，使新四旅受到一些不必要的损失，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这是针对黄罗斌说的。

问题在下边，根子在上边。贺龙在会上对四纵领导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这次西府战役中，四纵没有按毛主席指示去做。你们不是把两个旅的力量集中起来，而是分散使用，这是轻视敌人”。“我个人认为，应由主要领导负责”。“这次战役中，纵队领导对下面分散兵力、不执行命令是知道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除了他自己讲的阶级意识不强之外，我认为，这几年边区的和平生活环境对个别纵队领导人起了副作用，对有严重错误的干部不能及时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结果使他们犯了更大错误。”

确实如此。部队长期在后方看家，没有在一线战场经受血和火的考验，不能不影响到指战员的战斗意志、部队的战斗力。大名鼎鼎的359旅也是如此。作为八路军改编之初的六个旅之一，种子部队，长期在南泥湾屯垦练兵，保卫边区，名气很大，战斗力嘛，只能说一般吧。

1947年3月东总编制的“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兵团发展简历表”中，对各师“战斗力与特点”进行了评价。其中对东总直属之独立一师（由原359旅机关1部，717团1营，719团1、3营，特务营等发展而来）是这么评价的：

“东北各部队中历史基础最老的部队之一，其中有不少为土地革命及抗日战争之骨干成分，连以上干部绝大多数为关内参军之老干部”，但“部队作风甚疲塌，缺乏朝气，保守性大，进步慢，战斗作风被动，战斗力未能充分发挥，其部队历史应列入东北各部队中之主力师，但战斗力还不如一般老部队及赶不上进步较快之新部队”。

可见一斑。

总之，彭总在土基会议上对四纵和王世泰等提出了非常严厉而中肯的批评，对与会的四纵干部震动很大。会后，四纵在旬邑县东南的土桥塬整训，纵队党委召开了营以上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同志们广开言路，对纵队领导提了不少意见，严厉批评了黄罗斌和郭应春。不少干部谈到四纵在全军丢了人时，激愤难过地流了泪。刘懋功也在会上列举事实，向有关同志提出了批评意见。四纵从此有了起色，从此深刻反思，脱胎换骨，越战越强，在扶眉、兰州等战役中表现良好，可以说是一雪前耻。

除了四纵，一纵在土基会议上也受到彭总批评。

《廖汉生回忆录》中提到，在土基会议上，彭总肯定了“1纵队在西府战役是坚决勇敢迅速的”，同时也批评了1纵的缺点，一是说5月6日配合6纵夹击屯子镇外围之敌时，耽搁了时间，行动迟缓；另一个是说5月11日在公和源转移过早，影响了野司的部署调整。

对5月11日的情况，书中是这么解释的：

那天晚上我纵开过连以上干部会后，彭总打电话找我，纵队司令部作战科长接电话后报告：“政委已经睡下了。”彭总没有让作战科长叫我。第二天作战科长才告诉我，彭总来过电话，后来直接向716团政委栗光祥下达了任务，叫部队继续向东走，结果我纵走了。实际上彭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要我们一面休息一面准备粮食，以使我军埋伏于职田镇大山边，待4纵将敌诱到时，一起歼敌一两个团，即可打掉其嚣张气焰。我们把他的意思弄反了。后来彭总专门派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来查问这件事。

彭总在土基会议上说：“我们的粮食没有准备，边区的粮食也很困难。敌人要是继续追赶，我们退到延安也不会安全，就非退过黄河去。”他批评一纵没有意识到危险，走了。

廖汉生误会了彭总的意思，听成是批评一纵有意识地走了，很不冷静，当场就跟彭总争辩起来：“什么叫有意识的？”

《余秋里回忆录》中写到土基会议时，对此写得比较含蓄。只是讲，彭总提到1纵“配合6纵夹击屯子镇外围之敌时，走错了路，耽搁了时间，是其缺点”，纵队负责人在发言时对有关情况作了说明。

廖汉生将军2006年逝世后，某个网站（貌似西祠胡同，记不清楚了，现在网上也搜不到了）以《纪念一位离去的老人——廖汉生将军二三事》为题，连载了很多关于廖汉生将军的故事。作者自称与廖家（可能是孙辈）来往密切，资料多来自于廖家。其中大部分内容在《廖汉生回忆录》写到了，也有一些内容和生动的细节在《廖汉生回忆录》中没有提到。比如，廖汉生晚年，组织上请其接替王震担任国家副主席，他坚决推辞掉了。

对廖汉生在土基会议上与彭总的争论甚至冲撞，该文中描述了一些细节：

这一事件的起因其实是因彭德怀越级指挥造成的（能不能这么理解呢？至少不完全是这样吧。彭总关心下属，没有要求值班的作战科长马上叫醒廖汉生。廖汉生回忆录中没提，彭总直接还是通过作战科长向716团下了命令。越级指挥本身不是错，林彪也经常越级指挥。结合《贺龙转》中的描述，这个事似乎没那么简单），廖汉生心里一直有气，又将彭德怀的意思听了个满拧，听成一纵“有意识的先走了”，当时就炸了，当着全体高级将领，站起来和彭德怀争辩起来：

“你说说什么叫有意识的，什么叫没意识的，你越过两级指挥直接给团下命令，还是口头命令，事前没打招呼，事后也不通知（这话似乎没道理，事后没通知，作战科长是怎么知道的？）。你倒说说这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要是信不过我们纵队领导，干脆以后把我们和旅都取消掉吧！你直接去指挥团好了！老子不干了！”说着摘下军帽就摔在桌上。贺炳炎也站起来：“对也骂，错也骂，就你（彭德怀）一个人最正确！老子也不干了！”

一纵的政委和司令员当众与彭总顶牛，其他一些人也在下边七嘴八舌，这个会就很难开下去了。

廖汉生和贺炳炎都是火爆脾气，和彭总顶牛不是一次两次。当时，西野一些同志对彭总批评人过于严厉也有看法，有意见。《纪念一位离去的老人——廖汉生将军二三事》中写道：

1947年8月上旬,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攻打榆林失利,“换句话说,就是被人家打跑了。”一纵政委廖汉生心情很糟，忽听电话响了，一接是彭德怀的。没说两句，彭德怀就开始骂人，最后说：“一纵就是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贺龙的脸都让你们丢光了”等等。廖汉生本来心里就郁闷，被彭德怀一骂，当时就爆了，在电话里和他大吵起来，先还解释战斗为什么不顺利，到最后也干脆对骂起来！他最后一摔电话：“妈个X的，让你看贺龙的部队是什么样子！”

随后，廖汉生迅速带上警卫连，赶到榆林城附近，找了个合适的地形将部队展开，看了看表，说：“今天我就要让野司看看，我们一纵是什么部队，就这一个连，最少也要挡住追击之敌两个钟头!”一纵司令员贺炳炎听说后，也亲自带一个营去增援，结果打退了追兵，与廖汉生全身而退。

《廖汉生回忆录》中提到，1947年10月，西野一纵和三纵分别从西面、东面进攻清涧。一纵攻克了城西的大部分阵地，最后只剩下主阵地耙子山。由于地形受限、火力不足，部队连攻几次未果，伤亡较大。

此时，敌 29 军军长刘戡率五个半旅从延安来援，已接近清涧，与教导旅、新 4 旅等阻击部队展开激战。耙子山攻不下来必然影响整个战役进程。

这时，一纵接到野司打来的电话。彭总焦急地对贺炳炎喊道：“为什么还没有打下来？你赶快给我拿下耙子山！”（回忆录中写得含蓄，依彭总的脾气，估计又骂人了）贺炳炎正在为部队伤亡大、进攻受阻而伤脑筋，他也喊了起来：“部队伤亡大，有困难！”他俩在电话里吵起来，贺炳炎把话筒也摔了。

彭总摔下电话，带着野司副参谋长王政柱直接到了358旅指挥所，他叫上黄新廷旅长、余秋里政委到前沿观察，指示部队调整部置，重新组织攻击，最后终于拿下了敌人主阵地。

从1947年3月起，一纵在彭总直接指挥下战斗。一年多来，廖汉生、贺炳炎他们对彭总的指挥由衷的敬佩，但是对他的威严还有点受不了，所以偶尔就出现上述情况。

大会不开了，就开小会。彭总把一纵的同志留下来，继续了解情况。林伯渠、贺龙、王维舟、习仲勋等领导同志也都参加了。首长们批评一纵仗得好，连着受了一些表扬，就骄傲啦，听不进批评。

一纵是贺龙领导下的老部队，廖汉生、贺炳炎是贺龙的嫡系老部下，廖汉生又曾是贺龙的外甥女婿，贺龙对他们的要求格外严格。贺龙在听了彭总的讲话和一纵领导的发言之后，仍然十分严肃地提出了批评。

《贺龙传》中是这样描述的。贺龙说：“你们在发言中说了很多原因，走错了路，我认为虽然能算理由，但是彭总打电话叫你们去那里筹粮，就应该坚决执行，不管你有什么理由，有多大困难，不坚决执行是不对的。彭总说了，就是命令。”最后，贺龙说：“这次战役，彭总的决心是正确的，但实现这个决心时，某些干部出了毛病，所以说这个仗总的来说是打胜了，但美中不足。”

坊间有传闻，彭贺二帅关系不是那么和谐。事实是否如此不得而知，但即便有一些不和谐之处，贺龙的对党忠诚是没的说的。贺龙统一领导陕甘宁、晋绥边区，对西野（一野）给予了强有力支持。尽管他在西野（一野）没有任职，但也积极参加了西野（一野）的重要会议和重大决策，不仅仅是一个超级后勤部长的角色。西野的一、二、三纵，以及后来一野的七军，都是晋绥贡献的。

为了帮助一纵正确看待批评，德高望重的林伯渠在小会上专门讲了如何认识彭总。他问道：“你们知道彭总怎么叫的“德怀”吗？”众人答不出来。

林伯渠说：“有一句古话，叫做‘有威可畏，有德可怀’。彭总正是这样的人！你们不要光看到他严厉，‘有威可畏’的一面，同时要看到他‘有德可怀’的一面。他的‘威’正是‘德’的一部分。你们愈是了解他，甚至受到他的批评愈多，也就愈能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德怀、德怀，有德可怀啊！”

《廖汉生回忆录》中写道：林主席语重心长的一番话，引起了我们（一纵干部）的深思：

彭总对革命忠心耿耿，对人民敬若父母，对同志坦诚相见，对个人自省我身。他性格耿直，刚正不阿，从不隐瞒自己的思想。他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从不存个人私心。他治军严格，又爱兵如子，从不搞特殊待遇。他赏罚分明，不殉私情，从不顾及情面。他疾恶如仇，从不姑息。

在这次前委扩大会议上，彭总所以发那么大的火，除了性格的原因外，主要是他以对革命事业、对党和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态度来看待在战役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问题，认为“这是从个人得失与局部安危出发而破坏整体与全局的利益”，“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他常对我们讲：“打仗关系着党和人民的命运，关系着指战员的生命。”因此他把战斗的胜败、指挥的好坏看得很重很重。

的确，在大局全局面前，个人得失、局部安危又算得了什么呢？仗起来，有吃肉的，也有啃骨头的，有进攻的，也有打阻击的，有主攻的，也有助攻的，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这是解放军最终战胜国民党部队的关键因素之一。像国民党部队那样，阳奉阴违，保存实力，出工不出力，各自为战，只会被各个击破。解放军也不全是百战百胜，也有一些失利，但貌似没有团以上部队成建制被消灭（除了打金门）。对于《集结号》那种大毒草，只能嗤之以鼻。

一纵干部多挨了一顿批，头脑清醒了，对彭总的认识更加准确、全面、深刻了。从这以后，在他们身上再也没有发生遇到批评不冷静这类事。

开小会的时候，彭总还批评了余秋里有意见不当面讲。

土基会议期间，有一次休息时，林伯渠问余秋里对西府战役的看法。余秋里坦率讲了几句，认为部队长驱西府，离根据地太远，部队攻克邠县、切断西（安）兰（州）公路后，应该停下来，进行集结整顿。结果正好被彭总听到。

于是乎，彭总就在会上批评余秋里有意见不当面讲。彭总火气大，余秋里就没说什么。这是对的。领导正在气头上，越解释越辩解，领导可能越生气，越达不到解决问题的效果。

《余秋里回忆录》中写道：“土基会议显示了彭总从严治军的巨大才能和魄力，显示了他坚持党的原则、赏罚分明、不徇私情的高尚品质。这次会议，对西北野战军严肃军纪、提高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

《廖汉生回忆录》中还讲了另一个关于彭总发脾气的故事。1948年9月12日至23日，西野前委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白天开会，大家晚上都想放松一下。正巧某部来了一个评剧团（原来是跑江湖的，刚在山西运城被收留入伍），演了一出评剧《玉堂春》，请各纵各旅干部观看。

搭起戏台，挂上汽灯，敲响了锣鼓家什。大家席地而坐，兴致勃勃地看戏。彭总坐在他们身后。演到苏三和王三公子在庙里相会，穿插了一些噱头。当时这类旧戏都是这么演，大家看戏时也没注意。

第二天彭总宣布开会后，严肃地看了看到会的干部，气冲冲地问：“昨天晚上的戏是谁点的？”接着说：“这是什么戏嘛？眉来眼去，打情骂俏，低级情调！你们都是指挥员，是要带兵打仗的，看这种东西，会起什么作用嘛？这是消磨革命意志！我不反对大家看戏，我们应该多看一些歌颂英雄、歌颂人民、鼓舞士气、增强斗志的戏。”彭总越说越火，大大地发了一通脾气。

前一晚的戏，大家没有多少印象了，经彭总一批，这才意识到确实有些不好的东西。大家见彭总发那么大火，一个个面面相觑，闷不作声。会议一时僵在那里，不能进行。这天的会议轮到廖汉生第一个发言，廖汉生首先表态：“昨天是我们点的戏。彭总批评的对。我们看戏光想到娱乐，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今后一定警惕。”彭总点了点头。于是廖汉生开始发言，会议继续进行下去。

在后来的一次前委扩大会上，彭总为自己常发脾气的事向大家征求意见。廖汉生给他提了一条：“你批评人是对的。但你在批评时骂人，人家对你就敬而远之。”彭总虚心接受了这条意见。当然，接受意见归接受意见，改就不好改了。。。

老革命的回忆录，大都是本人口述，秘书、家人或写作班子在此基础上收集资料写成，有的是在老人辞世之后出版或再版的，二手加工的痕迹比较重。由于年代久远作者本人记忆存在偏差（崔某人搞的口述历史系列就算了，没有专人帮助查找资料，五六十年、六七十年之后回忆的东西，错误之多更是惨不忍睹），或者执笔人能力水平所限，再加上本人可能有意回避或掩饰一些“走麦城”或不光彩的经历，或执笔人因为为尊者讳而刻意回避或掩饰一些内容，一些人认为回忆录的史料价值相对低一些。

我偏爱读回忆录，主要在于从回忆录中经常能发现历史的一些生动细节，一些精彩瞬间，一些鲜活内容。这些恰恰是官方史料中不多见的。比如我最近提及较多的廖汉生、刘懋功等人的回忆录中，就有很多值得品味的鲜活内容。

像前文中提到的黄克诚、张爱萍、王平、廖汉生、余秋里、刘懋功等人的回忆录中，都追忆了大量战争年代或建国后在彭总领导下的经历。夹叙夹议中，都有大段对彭总的高度评价，可以说是饱含深情。

在很多回忆录中，作者（不是实际执笔人）一般少有揭别人短、说别人坏话的。但是，在回忆录中描述与别人的真挚感情，讲别人好话的，一般讲的都是事实、心里话，因为这些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如果不是本人或第三人专门提及，实际执笔人不见得知道那么多细节。所以，上述老同志如果不是对彭总心存敬仰、念念不忘，实际执笔人把其本人的有关经历描述一下就完了，没必要加上那些关于彭总的情深意切的评语。

这恰恰体现出彭总的伟大、彭总的人格魅力。当然，彭总也是刀子嘴、豆腐心，骂归骂，批评归批评，骂完、批评完就一风吹了。别人和他顶嘴、冲撞，事情过去了也就算了。还得给机会，表现好的，该提拔还得提拔。

全军整编时，王世泰担任一野二兵团政委，廖汉生也差点当了一兵团政委（彭总有意提名，廖汉生自己推辞了）。1954年，43岁的廖汉生与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萧克、李达一起，出任国防部副部长（可理解为红二方面军、一野的代表），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国防部副部长。第二年，廖汉生被授予中将军衔，成立当时乃至建国以后唯一的中将国防部副部长。有“山头”的因素在里边，可能也有贺龙的因素在里边，谁提名的不得而知，但没有彭总点头也是通不过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