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武训传》的资料拼接1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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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宋景诗故事本来可以表现中国农民性格 被政治化的文艺路线搞成假大空.
家园 假大空也有他的艺术价值 好吃不好吃的东西，老逼你吃这一口，自然要吐出来。燕兄在美食上颇有涉猎，你懂得啊。
放到现在看，还是不错的电影。好像河里有一篇帖子讲这个电影。
家园 电影不错在何处啊 如果基本事实都篡改了。这是关于一段历史的电影，有真人真事在那里啊。艺术为现实服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吃相不要太难看了嘛。
整个事件我觉得周总理的态度最可取。
- 复 电影不错在何处啊
家园 宋景诗一片改历史的力度，还真赶不上勇敢的心 😁😁😁
家园 勇敢的心里的主人公故事 与历史记录差距并不大。主线是反抗英格兰的统治。
宋景诗电影里对宋景诗选择性地褒奖。他两次投降清政府，三次反叛清政府的事实被忽略。他加入清军时骁勇作战，应看作是维持清朝统治的反动力量，与武训是一个性质的。
- 复 电影不错在何处啊
家园 据说战争场面拍的不错 不是说效果，而是战术比较切实。
其它的我没特别关注。武训肯定是历史糟粕，在他那个年代也是。电影描述的确创造多了点。不过史实么，没几个电影站的住脚的。只要逻辑没大问题，叙事的基本要求就达到了。
通宝推：李根,家园 宋景诗的战争场面确实还原得很用心，这里有视频 可惜年代太老，清晰度差了。
全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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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只看了一个镜头 农民骑军追击清军，洋人洋枪队换下清军固守，洋人的指挥官用手枪将一名农民军打伤。
手枪的射程有多远？步骑交锋接近到可以用手枪有效射击的距离，是不是会马上贴身肉搏？电影里没有。
这明显是强调外国敌对势力联合清政府绞杀农民起义。但是不是属于用力过猛，反而失去细节的真实性。
历史的真实性，我相信楼主引用的文字。宋景诗的叛复行为是可以讨论的。所以我说关于他的事迹可以显现时代中的农民性格。１９５５年的电影显然处于政治考虑将其伟光正了。
总桶你参与了《勇敢的心》的讨论，你知道那里对历史的改动都是边角性质的。
- 复 只看了一个镜头
家园 《勇敢的心》是 90 ％ 新编历史 故事讲得不错，可以凑上历史的边边角角，主体部分就是现编。
基本可以看作帝国时代 2 的广告宣传片。
从中看到什么微言大义呢？我看到美国人阴损大英的诚意满满。
- 复 只看了一个镜头
家园 勇敢的心对历史的改动可不是边角性质的 背锅侠罗伯特才是历史上的勇敢的心，而不是华莱士。这就一下子十万八千里啦。
更不要说罗伯特历史上并没有出卖过华莱士。相反，罗伯特才是真正的苏格兰能独立的功臣。你觉得勇敢的心的改编力度如何啊？
更不要说对于具体战斗过程的改编了。斯特林战斗由夺桥血战变成了平原对决，不比宋景星片子里洋人用手枪打农民军改动大？具体列一列，实事求是一下，你就会发现真相。😁😁😁
通宝推：阴霾信仰,家园 你去过爱丁堡吧 爱丁堡城堡门前两座雕像是哪个？
有什么必要把罗伯特布鲁斯与华莱士的抗英行为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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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6 ……记者来到聊城冠县柳林镇武训纪念馆，但见大门坐北朝南，正对着武训祠，祠里面陈列着武训一生的图文传记，后面是圆包形的武训墓。路的两旁，竖立着各个时期的名人对武训的题词石碑，路东有一座八角形的石亭，上面刻着季羡林先生题写的“武训魂”，路西有一座武训手持铜勺的乞讨石像，上面刻着“高歌台”，亭台两两相望。
记者在一块刻着“行兼孔墨”的石碑前驻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振乾介绍：“这是说武训先生的善举兼有孔子的尊师重教和墨子的平等博爱之意。”王振乾告诉记者，武训故居离此约有三四公里，已经在1993年拆除。拆除前它是一栋土坯危房，几根木头支撑着一面将倾的山墙。武训后人把它拆掉重建，以解决全家人的安身问题。新建的房门前，挂着“堪称丐圣”的匾牌，提醒人们这里曾是武训居住过的地方。
武训一生未娶妻生子，其长兄武谦的次孙武芳林过继给他当了孙子，便有后人传承下来。
土改开始时，武训玄孙武玉泉12周岁。“我家很苦，国民党南下没带走的杂牌军把粮食又给吃了一部分，9岁时，父亲就领着我去黄河南边的梁山县逃荒要饭。”武玉泉回忆说，他家土改前有6亩多地，属于贫农，土改时从地主富农手里分得9分多地。
“文革”期间，武玉泉家庭的命运当然更差些。“我们被扣上‘武训孝子贤孙’的帽子，是‘武训流毒’，抬不起头来。标语都是‘打倒武训’、‘武训是豪户的狗腿子’、‘武训前披羊皮，后披狗皮’。父亲也成为四类分子，和其他地主富农一起上台开会挨批斗。”
武家被抄了家。“村里一个老师带着十多个红卫兵，打着小纸旗，喊着‘打倒武训流毒’、‘打倒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口号，要求我把武训有关的东西全拿出来。”武玉泉说。
武玉泉的父亲武金兴偷偷把武训神主匣子里的神主牌位留了下来，其他如“乐善好施”匾额等都被抄走，运到村小学烧掉了。待到1966年农历七月十三日，红卫兵涌入武训祠堂，扒掉了武训的墓。武训被抛尸，是武金兴冒险将尸骸偷偷取走，埋在了村边的一片麦地中。
反问调查团：“老爷爷有什么错？”
当年在《武训传》上映并引来文艺界诸多好评之后，《文艺报》和《人民日报》开始刊发批评文章。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毛泽东审阅和修改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这篇社论要求“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接下来，《人民日报》和文化部联合发起13人“武训历史调查团”，开始前往武训生活过的堂邑、临清、馆陶等县进行调查，江青也化名“李进”一同前往。
江青等人来柳林镇调查那一年，族人武金居12周岁，正读小学。“我从小就顽皮，看见一个女的坐在车上，很好奇。就在武庄小学门口，有站岗的扛着枪，和我一起的其他三个小孩都被拦住了，我闯了进去。我看见我哥武金栋、我五爷爷都在，有人在问有人在记。后来听人说车里的女人是毛泽东的夫人。我还记得她的模样，不太高，长得不算孬，四方脸，短发，那时还没戴眼镜。”
据武训玄孙武玉泉回忆，调查团成员人民日报社文艺部主任袁水拍和聊城地委宣传部长司洛路曾前来他家，向父亲武金兴要去包括地亩账在内的相关资料，“态度也不错”。“父亲以为地亩账是老爷爷的功劳，谁知江青说：一个人三顷地！扣上地主的帽子。”
武金兴还被叫到柳林镇与江青谈话。“江青问父亲叫啥，问还有什么材料，让人给父亲倒茶水喝。父亲之前就听别人说，要找武训的错了。父亲说，老爷爷有什么错，他承担。认为都是功劳，没错误。”
村民的很多话，被调查团加以利用。武玉泉说，后路堂村有一个叫路延林的老人，说武训放债只放给好户，不放给穷人。武玉泉辩解说：“实际上是，放钱给穷人，穷人还不起，没法办学。能收回来才放钱。”
此时，武训已经去世55周年。“很多人都已经不记得了，就胡言胡语乱编。”武玉泉说。
但也有村民，在调查团前保持了沉默。据调查团成员之一、时任临清县临清镇委宣传部长的赵国璧回忆：被调查人中，有个在清朝当过“藤甲兵”的人，名叫李汉邦，七十多岁了，独个儿居住。当调查团到他家时，张口便对武训为人大加赞扬，他说：“武训可是个好人啊！他一生吃苦耐劳，攒钱为穷孩子办义学！我见过他，也知道他的一些事。我见武训时，正是山东巡抚张曜大人来临清的时候。”到了晚上，村干部对他说：“武训挨批了，说话得留神点！”这样，到第二天，调查团又去找他作调查时，他便说：“我耳朵聋，听不懂你们的话。”以后就什么话也不说了。
另一调查团成员、时任聊城地委宣传部长的司洛路还提及，调查团先到堂邑县找了县长赵安邦，他是个念书出身的知识分子，是柳林东南赵家里庄人，离武训家只有十几里地。在开始会见调查团来人时，他就说：“对武训这个人可不能乱批评！”当时他不知道“李进”是什么人，县委书记段俊卿对他说明“李进”就是江青后，就不记得他再对调查团说武训的好话了。
《武训历史调查记》出炉之后，武庄村干部曾找到武金兴，告诉他上面已经在批判武训。“他说武训是地主富农的奴才，见到富人就磕头。我父亲说，磕头不给钱都没办法，不磕头谁给钱？我父亲也会说一套理。等村干部走了，我父亲说，批判的人你有权力，说圆就圆说扁就扁咱有什么办法？很生气。”武玉泉说，在调查团调查之前，父亲武金兴曾做过一个梦，他去武训祠堂，看见有几个人在那里喝凉茶，父亲怀里揣着一锡壶热茶，想与这些人的凉茶混着一起喝，但这些人不同意。父亲转了三圈，找不到老爷爷牌位，后来在西山头看到很多张纸把老爷爷的头像给盖住了，他就一张一张地揭，老爷爷金光闪闪的头像就在西山头露出来了……
……1951年下半年，全国掀起批判武训的高潮。
堂邑县老城隍庙的神位已被拉倒，成为县委办公所在地。江青等调查团成员来时，县委、县政府领导去聊城接，江青坐小车，其他60多人坐大汽车。调查团在县委大院内后面的楼住，单吃小灶。
此时，郝瑞琛已是堂邑县委宣传部干事，但没有参加调查采访，他负责誊写武训师范学校教师名录，那里面有很多秀才与拔贡，“江青夸我字写得不错。不过，那时我不知道‘李进’就是江青。”
看到报纸上那么多批判武训的文章，郝瑞琛感觉如鲠在喉。当年他25岁，不知道《人民日报》这篇社论是谁的大手笔，也没有掂量掂量这篇《党的生活》专栏文章有多大分量。“我写了2500多字的文章——《我对武训与别人相反的认识》。县委二三十个人围着我，有人说：‘小郝，你可别写这个，不行，了不得。’我不听他们的，两个小时就写好了。”
郝瑞琛写好以后，曾经给县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长看过，他们都出于对年轻人的关心、爱护，劝他不要发表。郝瑞琛没有接受他们的好意。他认为，对《武训传》的讨论，不过是学术讨论嘛，学术讨论是允许有不同意见的，有不同意见才能引起学术争鸣，越争越明，才能出现真理，达到共识，就是错了也不至于给予处分。如果都随声附和，哪里还有争鸣呢？所以他就直言不讳，大胆地把文稿寄出去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正好撞到了枪口上！
“稿子邮到《平原日报》没20天，发表了。”不过，郝瑞琛的文章是作为反面典范发表的，《平原日报》附了一则编者按：“今天像郝瑞琛这样的人却仍坚持认为‘武训是值得表扬赞誉与学习的’，只不过证明：他们坚持着反人民、反历史、反科学的立场而已。”
堂邑县县委书记等人去省里开会时，提前知晓了批判郝瑞琛的消息，回来后召开县委会议，开除了郝瑞琛的党籍、工作，让他回农村劳动。“连胸前的县委会证章也没收了，轰出县委会，第二天我就扛着铺盖回家了。后来去学校里，才看到批判我的报纸。”郝瑞琛说。
对武训批判的第二个高潮，发生在“文革”爆发后。“《人民日报》重新刊发了批判武训的社论，我也因为这个挨过批斗，村里的小孩都喊我‘二武训’，受歧视得很。”郝瑞琛说。
郝瑞琛一直在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到1980年10月才得到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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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7 ……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结束。毛泽东病逝，而江青则关进了秦城监狱。“平反冤假错案”工程启动，此时距离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已有半个甲子，当年一些参与批判武训的人，也开始有所反思。
最早提出为武训“平反”的文字，大概是张经济——一个与1951年的《武训传》批判毫不相关的人所写的《希望给武训平反》。该文刊发于山东曲阜师范学院1980年第四期的《齐鲁学刊》（双月刊）。接下来，该刊又连续刊发来信来稿综述《关于武训和电影的评论》，立场鲜明地要求为电影《武训传》及武训本人恢复名誉。
这份刊物1981年发表的冯毅之的《要从的调查中吸取教训》，和4年后《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刊发的《赵国璧同志谈当年调查武训其人其事的一些情况》、《司洛路同志谈的写作情况》，因是来自“武训历史调查组”成员的第一手材料，迄今仍是研究《武训历史调查记》的最核心文献之一。
而官方对武训平反的最早公开回应，是在1983年7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在全国普通教育会议上讲话时曾提及：“你们可以研究一下，能否恢复他的名誉。”两年后，胡乔木在北京“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成立会上，对武训批判做了否定性发言，媒体也进行了报道。武训平反问题，至此进入实际操作层面。
但平反工作，出于“以免把事情搞得复杂化”考量，进行得遮遮掩掩。最终虎头蛇尾了事。
在《齐鲁学刊》刊发《希望给武训平反》之前，张经济已经在到处投稿，呼吁为武训和电影《武训传》平反。他工作于江苏无锡市公安局崇安分局，在文革期间曾去过武训的家乡，“耳闻目睹当地干部、群众对武训的冤、错、假案很是不平，言辞之间极其崇敬这位穷苦人的教育家。”他个人也认同这个观点，所以自文革结束的1976年起，就开始不懈地给媒体写信。
1978年，在海峡对岸，台湾《山东文献》发表了沈景鸿《乡贤武训》、张培鸿《圣丐武训行乞所唱的歌谣》以及《武训传略》等文，纪念武训。这代表了彼岸华人世界的另一种价值观。而在大陆，为武训平反的呼声也酝酿着，即将蔚为风潮。1979年11月,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即有人提出，对于“武训传批判”这一历史公案，应作为学术问题展开讨论。
而《齐鲁学刊》是较早公开表达这种立场，且引发舆论很大反响的媒体。以“读者来信”形式刊发的张经济文章，堪称一声惊雷。
“还有一些‘禁区’并未打破，对武训的评价就是一例。至今，他的名誉还没有恢复，他的冤案还没有昭雪，学术界、教育界仍不敢提到他的名字，难道这种状况应当继续下去吗？！”张经济在信中说，“武训何罪？还不是因为他忍受屈辱为穷孩子办了义学吗？这有什么罪？这个为穷人办了好事的老实人，竟然在他死后几十年，新中国成立不久惹下了大祸，惨遭批判，被打成：清朝统治阶级的奴才、农民起义的对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平心而论，这三顶帽子硬套在武训的头上，是缺少根据的、不能令人信服的。这也是江青等人从50年代起就搞文化专制主义与文化虚无主义所造成的恶果。”
这封来信仍有着时代的痕迹，譬如他在论证中还强调：“清朝统治阶级确实嘉奖过他，但他没有接受那件黄马褂（据学界考证，清廷并未嘉奖武训黄马褂——笔者注），并没有以此欺压过乡里，穷孩子读书仍然可以不缴学费，同孔子每收一名弟子需缴十条干肉相比，总要进步得多吧。”“他本人并没有反对过农民起义。”“他办义学确有一定成绩，至于义学最终失败，那只是当时社会造成的，绝不能由武训来挨棍子。”
该文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新闻社以电讯稿的方式，转发了这篇文章，《文汇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羊城晚报》和山东本地的党报《大众日报》，也都转载了该信的摘要。
接下来，《齐鲁学刊》趁热打铁，又在接下来一期的刊物上发表李士钊《对问题应进行学术性探讨》。李士钊原为上海武训学校校长，1951年编著的《武训画传》亦被毛泽东在社论中点名批评。
李士钊在文中回顾说：“一部电影有缺点与错误,进行适当的批评,这本来是正常的学术活动。但是,后来的发展,使这一学术领域的活动变成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政治思想运动,由批判电影《武训传》变成了对关于武训的各种著作及其作者的批判,问题牵扯之广,时间持续之长,在国内外影响之深,都是很突出的。至于对《武训传》的作者(主要是孙瑜和我)的批评,更是极尽讽刺、挖苦和奚落之能事,完全离开了学术讨论的范围。特别是江青插手搞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发表后,使一切不同意见都处于窒息状态。”他希望能够回归学术层面，重新评价《武训传》。
而《齐鲁学刊》连续两期刊发的来信来稿综述《关于武训和电影的评论》，则汇集了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与学人意见——如北师大教育系曾文聪、南京师院俞润生、辽宁大学中文系刘卓等。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武训和电影《武训传》应予平反。
媒体已经有了讨论电影《武训传》和武训的空间，但官方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一直保持沉默。据说1950年代主管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层，对平反有反对意见。
万里：能否恢复武训的名誉？
按照武训重孙武玉泉的回忆，李士钊曾于1980年与聊城师范学院的相关人士来武庄，重新调查武训。“他说上面要调查，为武训恢复名誉。把村里的老人都叫来，了解情况。当时我们家连茶壶和碗都没有，不得不到另一个村民家里去。”武玉泉对笔者说，李士钊没有在武庄住宿，当天就离开了。但此后数年，他又来过武庄多次。
但官方一直迟迟不予表态。
在官方表态之前，1951年“武训历史调查组”成员、原山东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冯毅之所撰写的文章《要从的调查中吸取教训》（《齐鲁学刊》1981年第1期），值得单独做一介绍。他应是最早公开提出武训批判是“冤家错案”的“武训历史调查组”成员。
冯毅之在文章中做了自我检讨：“我当时的觉悟不高，政治水平低，思想不解放，盲目崇拜也很严重，又加上受了‘盲从也比不服从好’谬论的影响，在调查中虽然感到有些不实事求是，却从未敢怀疑过批判《武训传》会有问题。”
“就调查材料来看，武训为办义学叫穷孩子念书，他掏钱募捐，积累基金，他自己却吃粗穿破，甘心情愿地做了一辈子乞丐。他最后买了三四百亩地，都是托人管理的，所有收入他未用分文，都用于办义学了，这样怎能说他是大地主呢？义学基金是放过债，但他自己不曾经手，所收利息也全部归义学使用，他自己没有买过一件新衣，吃过一顿好饭，又怎能说他是剥削人的大债主呢？他为了讨钱办义学，什么苦行的事都干，什么难堪的洋相都出，见人就下跪叩头，甘做儿子，学驴叫狗爬。对于这样一个被义学迷了心窍、完全忘私为穷人谋利益的人，说他是大流氓，实在是太不公道了。”冯毅之最后说，只有真正彻底地实行民主，提倡独立思考和解放思想，认真地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言论自由，才有可能避免像《武训传》批判这类是非颠倒的冤假错案发生。
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齐鲁学刊》未再刊发有关武训平反方面的文章。按张明《为武训的研究说几句话》一文的说法，聊城师范学院教师李绪基、孙永都也曾在1981年访问了《武训传》编导孙瑜和“武训历史调查组”的部分同志，但是和《齐鲁学刊》一样，他们也受到“极左思想的干扰”，调查材料未能问世。可见在平反武训问题上，阻力仍然巨大。
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对《武训传》平反的表态，因此显得难能可贵。万里曾先后两次做类此表态，最早的一次是1983年7月27日下午，在国务院第一会议室召开的全国普教会议上，万里说：“解放后，教育很有成绩。但错话、错事也很多，批了武训。你们可以研究一下，能否恢复他的名誉。他要饭所得用来办学，却给他戴上一顶维护封建统治利益的帽子。现在如果有这样精神的人，应该表扬。”
大概是万里讲话的影响，1984年开始，武训故乡山东冠县开始有所动作。中国文联副主席吴作人为“武训先生故居”题了字，这年秋天，曾任轻工业部副部长的徐运北则先后写了“武训纪念堂”、“武训先生之墓”及“山东堂邑武庄武训学校”、“山东堂邑柳林武训学校”两块校牌。
但真正的变化，还要等到1985年胡乔木的公开表态。
胡乔木：武训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
1985年6月25日晚，万里在北京中南海接见了张绍虞——此人1954年任堂邑师范学校（原柳林武训师范学校）校长，两人就武训平反问题进行了对话。一个月后，李士钊根据张绍虞的复述整理了对话内容：
张绍虞：武训这个人，现在看可不可以为他平反？
万里：我已经两次在全国教育会议上为他平了反。话是我讲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很同意。
张绍虞：你两次为武训平反的讲话，下边都不算数！群众为武训平反搞了些民间活动，领导既不支持也不表示反对。
万里：那好，这么办吧！你回去由县里向地区行署写报告，再由地区行署向省府打报告，由省府向国务院打报告，国务院作一次专门研究，然后批回去为武训平反，恢复武训师范。
张绍虞：武训这个问题，省里是否有权为之平反？
万里：省里有权为武训平反。哪个朝代办教育都是对的。武训这个人不能批判，正如斯大林不能批判，孔子也不能批判。孔子是位老教育家，他在教育史上有重大贡献不能批判，武训办学还有罪吗？1951年5月批判武训时，我正在重庆，就不同意。后来听说是毛主席带头批的，我就不好说了。因为牵扯儒家、法家的不同观点问题而没讲的。毛主席是个伟大人物，后期有些错误，如果每个问题都批判他也不好，所以有几句涉及毛主席的话我都叫勾了去了。因为不宜上报，不宜广播。
张绍虞：原堂邑柳林武训师范是1951年批判武训后，先改为堂邑师范，以后又改为柳林师范的。可是1962年下了马。
万里：下了马，现在可以恢复。你回去可以找李昌安同志（山东省省长），他可以向国务院打报告，批一下就行了。
张绍虞：因为批判武训使很多干部群众受到株连，如《武训画传》作者李士钊就曾受株连，他原来是十三级干部，后来变为十七级的（实际是由原文艺三级降为文艺十级）。你和李士钊熟吗？
万里：我不熟悉。这个事你回去要抓紧办，争取在十三大之前办完，凡是因批判武训受株连的干部、群众都要彻底平反。
张绍虞回去后立即行动。7月30日，冠县人民政府向聊城行署和山东省政府提交了《关于为武训恢复名誉的请示报告》，提了三点建议和要求：1.为武训彻底恢复名誉，推倒强加于武训的诸如“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等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同时，为受株连的干部、群众、知识分子恢复名誉。2.修复柳林镇原“崇贤义塾”遗址、“武林”遗址和“武训故居”，供人们瞻仰和游览。3.恢复和重建武训师范学校。修复和重建项目共需投资530万元，鉴于地、县两级财政困难，呈请纳入国家计划。
冠县的报告还未获山东省政府批复。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就于1985年9月5日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称，武训这个人物应该如何评价，这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需不抱任何成见加以重新研究。我们现在不对武训本人和这个电影进行全面的评价，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1951年）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胡乔木还说，对《武训传》导演和演员的批判是完全错误的，后来发展到批判一切对武训这个人物表示过程度不同的肯定的人，以及包括连环画在内的各种作品，这就使原来的错误大大扩大了。
胡乔木做出否定建国初对《武训传》批判的讲话时，李士钊也在现场。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发了这个消息，表明胡乔木的讲话代表中央，并表达出强烈的平反武训信号。
“大张旗鼓地恢复名誉，似亦过当”
在胡乔木讲话两个半月之后，山东省省长李昌安和宣传部长郑维民接见了张绍虞和冠县副县长许公绥。李昌安在提到万里与胡乔木的讲话后表示：是否存在平反问题，怎样平法，由中央决定。省政府会把文化、教育等有关部门的意见集中起来向国务院写个报告。
李昌安透露，万里此前来山东时，还向李昌安问及张绍虞是否来省政府找过，让省政府给国务院写个报告。
张绍虞和许公绥显得有些急迫，郑维民部长回答说，平反涉及好几个层次，包括武训的问题、电影的问题和武训师范学校的恢复问题，要组织人研究，查找资料。李昌安说，恢复武训的名誉是肯定的。但怎样恢复还要中央说句话，省里不能定。武训师范也要恢复，名字不一定叫武训师范。等中央同意后，再一项一项落实。
1985年12月18日，山东省政府给中央写了报告，提及4点意见：一、为武训恢复名誉，山东省主要通过内部处理的方式，拟于明年召开一次“武训学术讨论会”，对强加给武训的“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的诬蔑不实的罪名予以推倒。会后在《大众日报》、《光明日报》发表讨论会消息和介绍武训生平及其兴学精神的文章，以此来表明武训名誉已经恢复。二、武训批判涉及的问题和造成的影响是全国性的，不仅仅是山东一个省。因此，建议请国务院考虑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三、遭到破坏的“崇贤义塾”遗址、“武林”遗址和武训故居等，可逐步恢复，供人们瞻仰游览。武训师范学校，酌情重建为冠县师范学校，鉴于地方财政比较困难，请国家财政给予支持。
4个多月后，1986年4月29日，国务院做出批复：“关于为武训恢复名誉问题，胡乔木同志作了指示：‘武训其人，过去大加挞伐是错误的，现在如大张旗鼓地恢复名誉，似亦过当。最好在彻底查清当时指责各项问题的基础上限于地方范围内处理。这与武训传之涉及陶行知、孙瑜等一大批人有所不同。’请遵照乔木通知的批示精神斟酌处理。”
在胡乔木讲话之后，国内报刊曾刊发数篇关于武训的文章，包括《齐鲁学刊》1986年第1期发表了孙瑜的《关于如何编导电影的真实情况》。在电影《武训传》受到批判后，他本人还拍过《宋景诗》（1955）《乘风破浪》（1957）和《鲁班的传说》（1958）等电影，但到了文革，则受到严厉的批斗，还被抄了家。而今，他终于可以放下包袱再就《武训传》发声。
《聊城师范学院学报》也在1985年第四期，将四五年前因“极左思潮”干扰而未能刊发的文章，公之于众。
1985年下半年到1986年上半年，全国媒体出现一次不大不小的宣传武训的热潮，包括《人民日报》还曾摘要转载北京《群言》杂志刊发的《批判对教育的影响》（作者刘季平）。
1986年4月2日，全国人大代表刘兰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山东代表团小组会议上，做了《关于为武训恢复名誉工作中的部分情况和要求》的发言。她提的建议包括，恢复过去以“武训”命名的三十多所学校，修复武训墓、故居和纪念堂；恢复各级教科书中有关武训的篇章；重新放映《武训传》；为《武训传》批判受株连的干部、群众进行政治上的彻底平反。
此时，山东省正沉浸在召开“武训学术讨论会”的期待中，聊城师范学院为配合讨论会的召开，正在编辑出版《武训史料丛刊》和《在江青炮制下的背面》。但国务院“限于地方范围内处理”的批复，让“武训学术讨论会”胎死腹中。刘兰盈代表关于公开放映《武训传》等建议，自然也无人落实。
和胡乔木最初讲话时党媒的宣传相反，官方正式为武训平反时，选择了静悄悄的方式。
消失的武训故居和被唤醒的记忆
在武训重孙武玉泉的记忆中，1980年代末期，正是武训平反的困顿阶段。“武训学术研讨会”的召开，要等到1991年。这一年3月25日，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放出一则20天前的消息，称武训研讨会筹备会议已于3月6日在冠县召开，冠县武训故居委员会、聊城师范学院、曲阜师范大学、山东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等单位是发起单位。会议决定9月下旬召开武训研讨会。
研讨会9月25日召开时，主办单位又多了冠县县委、县政府。来自北京、江苏、山东等省市4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山东省政协副主席丁方明和陶行知之子、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系教授陶成等人发来了贺信。会议为期两天，按照国庆节这一天《聊城日报》的报道，大家认为：“武训兴学是有着时代局限的，这种局限是武训本人无法解脱的，不能因其局限性就全盘否定武训本人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虽然是在为武训正名，但这些专家学者们，似乎比宣称“哪个朝代办教育都是对的”的万里更加坚持原教旨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武训的局限性这一前提。这是1990年代初的舆论氛围。
武训的后人此时则被政府淡忘，他们甚至相当长时间内不知道武训已经被平反。1989年，冠县柳林镇武训纪念馆筹建小组开始修复武训墓，但并未通知武玉泉等人。以至于保存在他那里的李士钊撰写的《叔先祖武公墓志》并没有刻碑。甚至于连文革期间掘墓后，被武玉泉父亲偷偷埋在一块麦地里的武训遗骨，也未移葬墓中。武训墓内空空如也。
之前屡屡提及的“武训故居保护”，并未得到贯彻。“武训故居有三间正房，一间门楼。房子山头都歪了，用棍子顶住，成了危房。我们和县里说了好几次，希望拨款加强保护，县里说找这个事没意思。我父亲1993年为此还去京上访，但一直没解决。那一年，就把故居拆了重建。”武玉泉之子武成田对笔者说。
冠县曾一度想在武训墓东侧建武训祖居院，还拟在柳林镇对外主要交通干道上设置武训故里坊。这些想法遭到武训后人的反对。武玉泉为武训长兄武谦的重孙，虽然武训后来与武谦分家，但分家后一直居无定所，所以他们认为，故居应指武训在武庄的祖宅。
1999年，冠县人民政府公布了第一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其中有柳林镇武庄村的武训故居。但政府的行动晚了一步，此时武训的故居已经过1993年的重建。
武训后人有一连串的想法，想要把武训的故居做大。全国政协委员舒乙2007年还曾提案修复武训故居，并认为其有资格成为全国级重点文保单位。山东省政府对舒乙的答复是，武训祠已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下一步，我省将继续做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申报工作。关于在武庄建立武训故居纪念馆的问题，根据考证，当年武训与其兄分家后，一直居无定所，无故居可言。由于该镇已有武训祠，且规模较大，功能比较完善。因此，从尊重历史保护和现实情况出发，当地将在进一步保护和利用好武训祠，搜集相关文物和资料进行集中展示，充分发挥其文物保护单位的作用方面多做文章。
言外之意，武训分家前的故居，不会再有进一步的保护和扩展。
这大概和1993年武训祖宅已在政府的轻忽下，而被拆除重建有关？毕竟它已非原版文物。一次静悄悄的平反，最终让我们失去了一间有资格成为国家文保的老屋。
2011年，武训批判60周年。笔者来到冠县柳林镇。武训祠及墓所在的武训纪念馆，空空荡荡，大门紧闭，已连续多年不对游人开放。即便在武训的故里，他仍是一个被轻忽的人物……
*1：新中国第一部禁片《武训传》沉浮录 https://history.sohu.com/20140731/n402969518.shtml
*2：毛主席痛批《武训传》：揭其拍摄与被禁内幕 https://m.people.cn/n4/0/2017/0725/c677-9396262-8_2.html
*3：毛泽东为什么批判电影《武训传》？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8/11/395506.html
*4：百年来“武训”形象之变迁与建构 http://www.szlilun.com/content/mb/2019-11/28/content_22665426_2.htm
*5：袁鹰：狂飚为谁从天落？——电影《武训传》讨论：建国后第一场“大批判”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07535.html
*6：为乞讨办学的武训“平反”为何要静悄悄 https://www.laoziliao.net/history/info/2861
*7：《武训传》被禁后：文革武家被抄 武训坟被刨尸https://history.sohu.com/20140226/n395670579_2.shtml
*8：毛泽东对《武训历史调查记》的修改和给胡乔木的信 http://economy.guoxue.com/?p=5753
*9：有罪推定 ——《武训历史调查记》的逻辑 http://www.yxjedu.com/lou_shi/de_lei_sha_yu_wuxun/diao_cha_wu_xun.htm
*10：禁片《武训传》被封杀始末：受伤的不只是电影 https://www.sohu.com/a/244582263_166075
*11：【陈白尘】：《宋景诗》及其衍生文本的创作 http://www.wxg.org.cn/jdzjzk/2862.jhtml
- 复 7
家园 武训是个怎样的人？ 有人要给武训唱赞歌，说武训放高利贷所得，一分都没用到自己身上
武训一生的确买了几百亩地，在临清大概就有二三百亩，这些地就在临清西南的杨坟一带，那里有武训办的一处义学，他所有的地，都归义学所有。他本人不因为买了一些地就过剥削生活。”（李绪基、孙永都：《应该恢复武训的真正形象》，《武训研究资料大全》８０９页） “武训自己一天地主生活也没过，世界上哪有不过地主生活的地主啊！”（李绪基、孙永都：《应该恢复武训的真正形象》，《武训研究资料大全》８０９页）
原来只要是刻薄对待自己，剥削来的财产就不算剥削了啊！那么我想请问了，你们听说过高老头、葛朗台吗？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这些是文学形象，不是真实人物，不足为信。
那么你听说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吗？韦伯在书中就说过，现实生活中确实有那种对自己生活极其克制，把钱都投入到资本增殖中去。
不独清教徒如此，西方世界中犹太人小气的笑话不也是非常多吗？
所以说什么刻薄对待自己，就不算剥削了，这完全说不过去。
在人们愿意储蓄——节制目前的消费，等待将来的消费——的限度内，社会能够把那个限度内的资源用于新的资本形成。
这话对资产阶级中某些人是合适，对地主阶级中某些人也是合适的
说到武训不娶妻，调查来这样的结果。
武训自己也公开地唱：“说一百个媒，认一百个干娘，吃一口妈妈，死在路旁”（“吃妈妈”即吃奶）。 武训晚年在临清有一位干娘，现年七十多岁，青年守寡，生了个孩子，人们赶着叫“小豆沫”。 我们在武庄访问时，见过一位老太太，八十多岁了，他自己也不隐讳她和武训的关系，说豆沫吃过她的“妈妈”。在场的武金兴的妻子听了生气地说：“你干么说这个！”这位老太太说：“干么不能说，人家（指武训）不是凡人！”在她的心目中，武训不但成了名，而且成了神，她感觉她和武训有这类关系是光荣的。但此人却非武训的“干娘”，而是他的族弟妇，年轻时就守寡。
有人竟然想以这种理由推翻这个结果，认为调查不够严格、严肃
“当时调查这个事时，很多人都嘻嘻哈哈地当笑话说的，确实不确实呢？并没有调查到结实的材料。”（李绪基、孙永都记录整理：《赵国璧同志谈当年调查武训其人其事的一些情况》原载《聊城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８５年第四期，引自《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８２２页） “这些传说根本没有进行核实，纯是些流言蜚语，却拿来作了定案的根据，实在是冤枉。”（李绪基、孙永都：《应该恢复武训的真正形象》，《武训研究资料大全》８０９页）
那个被叫“小豆沫”的人，未必是武训的后代，可能是谣言。可是武训族弟妇亲口说，武训吃过她奶子，这也是流言蜚语吗？也是没有核实吗？
那我倒想请教了，什么样的证据才不算流言蜚语，算结实的材料？难道要给武训吃奶拍照录像不成？
武训这套把戏，难道是新鲜事？早就被识破了！
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是再容易不过了。基督教不是也激烈反对私有制，反对婚姻，反对国家吗？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求乞、独身和禁欲、修道和礼拜来代替这一切吗？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 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违背自己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词，屈尊拾取金苹果，不顾信义、仁爱和名誉去做羊毛、甜菜和烧酒的买卖。
有人说，那么你让武训怎么办？难道一个没文化的乞丐，能突然想出共产主义？
对于武训来说，他当然不可能自发的有什么共产主义觉悟。甚至连资本主义觉悟都不可能有。
所以当年批的武训时，并没有拿武训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这类人物做对比。
而是拿他同时期的同乡宋景诗来比。
有人说武训是受够了不识字的苦，实心实意为群众办教育
那我就奇怪了，你知道群众不识字，那么应该怎么办教育？应该办幼儿园、小学这种教识字的学校吧？用当时人的说法，这叫蒙学。
幼儿园、小学不办，你专办中学、大学，那么请问在当时能上这种学的人，是那些贫苦穷人的后代呢？还是有钱人的后代呢？
其中记忆得最清楚、讲说得最详细的，是堂邑县倪屯村的倪瞻云。他崇拜武训，称赞“义学”，可是他肯说老实话，知道的就说，不知道的就不说。他出身于地主家庭，现年八十一岁，在“崇贤义塾”读书达七年之久（一八九○年——一八九六年，即光绪十六年至光绪二十二年），并且是个秀才。这位记忆力很好、精神颇佳的老人，还笑迷迷地对我们说：“武训还做过我的媒人哪！”他告诉我们，“崇贤义塾”在头七年（一八八八年——一八九四年），根本没有蒙班，只有经班。而经班的学生，大多数都是“好户”（地主），其余也是富农或商人，没有一个中农，更不要说贫雇农了。学生中，有一些是跟着老师来念书的秀才。读的是诗、书、易、礼、春秋、左传等书。能够做“满篇”八股文章的人，才有入学的资格。他那一班学生共有五十余人，因为年代太久，他只记得起三十四人。这三十四人当中，就有二十三人进了学（秀才），一人中了举。下面这份经班学生调查表，主要是根据倪瞻云的述说，加上其他一些人的意见列出来的。 根据要能做“满篇”八股文章的才能入学这一点看来，“崇贤义塾”的学生入学资格是很高的。因此，教师的资格也很高，须要进士、举人或拔贡才行。倪瞻云说：崔准、顾仲安、滕绣封等，都是当时极有名望的先生，他们不管到那儿去教书，身边总是跟着一批学生。所谓“数县学生数十百里负笈来学”（刘子舟：义学正武公传），正是跟着老师来的或者慕老师之名而来的程度很高的学生，其中许多已经是秀才。教师的情况，看下表便知： “崇贤义塾”在一八九五年，即在该塾经班开办之后第八年，亦即武训死的前一年，才设立蒙班，四年以后，即一八九八年以后，这种蒙班就废止了。武训及和他合作的地主们对于设立这种程度较低的蒙班是不感兴趣的。武训及其合作者杨树坊之所以在这四年内开办了蒙班，是因为柳林镇上的商人们表示不满，他们的子弟不能上学，武训和杨树坊才勉强办了个蒙班，敷衍他们一下。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5200984/answer/178337552
通宝推：寒冷未必在冬天,青色水,阴霾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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