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武训传》的资料拼接1 -- 万年看客
家园 谢谢总捅捧场 这是话讲在明里告诉大家有多难，你想一帮人大都是刨土的农民出身，又都没上过蓝翔，告诉他们我们要把山挖掉，大家大概都是倒吸一口凉气。但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捷径，不是你找到一个网红救世主、也不是有个千古明君用了你的一个锦囊妙计就大功告成了。
河里另外一个贴子里讨论愚公移山，不乏有说风凉话的，这个其实我们老祖宗已经预料到了，创造了一个智叟的角色，但智叟也还是一代一代地传下来了。我可以想象当时的张爱玲们如果偶然看到毛在讲新愚公移山，大概不屑都来不及写到脸上：民国在的时候我们自可以风流，民国剩了半壁江山我们可以做准汉奸，民国全没了就自然过度到共荣人士，总是有地方run的。好在中华民族从古至今还是“愚者”多于“智者”，先行的愚者带着更多的愚者，一次次地从历史垃圾堆里爬出来。
说到蓝翔，我倒是想到世界已然不同。毛这批先行者们，完成了一次迄今为止最文明史上最艰难的使命，后人不仅要传承、而且要光大这个人类奋斗的事业。当今这代人生活在蓝翔的年代，或许挖山已不再为难，将出现新的伟大的叙事者们和奋斗者们，来昭示和完成新的使命。
通宝推：红尘无极,曲道自然,呆头呆脑,寒冷未必在冬天,阴霾信仰,李根,家园 说得太到位了，跟中国和美国的现状对照看看 句句戳心窝子
家园 用七天的话讲，就是觉悟了的人民 也就是主席反复强调的，工农兵要走向上层建筑
家园 如果没有美国人教育 曾经有人说：艺术与政治无关，电影让政治走开
如果没有美国人教育，俺真的信了。
通宝推：李根,盲人摸象,家园 2 1950年底和1951年初，《武训传》上映。夏衍回忆说：“上映之后，场场满座，上海、北京和各地的陶行知学派的教育工作者又在报刊上对此片做了许多过高的评介，这就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注意。”[17]
电影放映后“好评如潮，口碑载道”，一片赞美颂扬之声。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12月30日至1951年4月下旬，仅上海、北京、天津三地的《大众报》、《文汇报》、《新民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天津日报》、《大众电影》、《北京文艺》等报刊即发表肯定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40余篇，全国各地有上百篇。上海的《大众电影》将《武训传》列为1950年最佳影片之一。
影评文章大部分认同电影编导对武训“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的赞扬，调门更高。有人说，武训“站稳了阶级的立场，向统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切实地做到了鲁迅先生的名言：‘俯首甘为孺子牛’。”[18]他“那种不倒翁精神也正说明了劳动人民的坚韧性。”[19]“他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20]他“能从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的实际情况里，了解了封建社会的封建的家族和亲友关系的必有的坏的发展和无限的阴谋。”“他是惯于韧性战的一个智慧的义学组织者。”[21]“他的坚苦不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和行动，是永垂不朽而值得学习的榜样!”还有文章把武训与周大进行了比较，说武训是“认为穷人要想翻身报仇，只有让穷孩子们都有书念才行。”“忍辱行乞，走向那条艰苦漫长的道路。”而周大则干起“响马”“起来进行反抗恶势力”，武训和周大的思想和行动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关于中华民族的革命性的论述。[22]
大家还歌颂《武训传》是“具有相当高度思想性”[23]，“富有历史意义的教育片”[24]，“是强有力的中国封建社会的鲜血淋漓的写照。”“它会告诉你一个受难劳苦农民如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为后一代工作。”[25]“可以看到阶级友爱的伟大，到处洋溢着这种爱、这种意识。”[26]“为武训先生那种坚强不屈舍身为穷苦人们服务的精神所深切的感动着、教育着”[27]，因此，人们纷纷表示要“学习武训无条件为人民服务的精神”。[28]育才学校的一位老师说：“看完这张片子之后我哭了。我哭。不是伤心，而是觉得只有在穷人里面才能产生出武训这样的人。”[29]这些连篇累牍的肯定和赞扬文章，同样充斥着唯心史观和改良主义思想观点。
1951年3月25日，《进步日报》发表了晴籍所写的《武训不是我们的好传统》，提出异议：“这样一个软弱的人物跟今天我们站起来的中国人是多么不相衬?他能在我们要培养的新英雄气概上起点什么作用呢?”文章最后指出，“这个人物不是我们要继承发扬的好传统”。“我们不应该无批判地称赞《武训传》，更不能无条件地学习他。”但4月4日，就有3篇文章[30]对该文进行批驳。其中一篇文章辩护说，武训“只是想在封建统治下，划出一个特殊的地区，来培养革命的干部。”[31]
年初与电影放映的同时，还出版了几本书。有孙瑜著的电影小说《武训传》(上海新亚书店出版)，李士钊编、孙之隽绘的《武训画传》(上海万叶书店出版)，柏水编的章回小说《千古奇丐》(上海通联书店出版)，金陵大学影音部编绘、杨宝楠画的连环画《武训》(上海大众美术出版社)等，同样对武训和“武训精神”极为推崇。有的认为，“实际上武训先生是一个最典型最具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身体力行者”。“先生的反地主、反恶霸、反封建制度、反缠足、反迷信等进步思想，他那种坚韧的斗争意志，虽然表现在不同的行动里，但他终身不渝的尽力于‘义学’这一件大事业，对于人类历史和劳动人民的影响则是永垂不朽的。”[32]“武训正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农民劳动模范的具体代表人物。”[33]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对一个思想混乱、倾向错误的影片“好评如潮”，甚至许多“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也称赞武训的精神，这是毛泽东决定要开展批判的关键。虽然如夏衍所说，许多过高的评介，有与电影有深厚渊源的陶行知学派的教育工作者的贡献，“好评如潮”也有导演孙瑜和演员赵丹是著名影视人的影响力，但也说明这样的观念很有社会基础，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思想意识的集中流露，反映了这个群体的认知水平。林默涵回忆：“电影《武训传》出来以后，不少人说好，据说毛主席看了这个片子，几个晚上在院子里转来转去，最后下决心要批判的。”[34]这与夏衍的回忆一致。
毛泽东亲自动笔修改胡乔木起草的《为什么重视〈武训传〉的讨论》一文，将标题改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态度更鲜明;并批示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加强导向作用。社论提出“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35]，运用马列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和立场、观点、方法，对错误的思想进行有系统的批判。同时，对在《光明日报》、《工人日报》、《新民报》、《北京文艺》、《天津日报》、《进步日报》、《大公报》、《大众电影》等十几家报刊上发表的赞扬《武训传》的文章，公开点名批评……
……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
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
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 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在《人民日报》社论中，毛泽东强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因此，他提出批判电影《武训传》首先是要求共产党员和党的组织，联系实际学习运用马列主义，清除侵入党内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
……五十五年前的1951年5月20日下午，我正在上海《解放日报》总编室上夜班，编第一版要闻，那天是星期日，没有什么要事，也不开每天下午四时例行的编前会。我就处理新华社白天发来的电讯稿，挑选晚上要发的新闻稿。忽然从一堆稿件中发现一份用电讯发来的当日《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是《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厚厚一叠，字数很多。
我编一版要闻一年多以来，常收到新华社播发有关国内国际大事的《人民日报》社论，地方报纸必须转载，但是《人民日报》为一部电影发社论却是破天荒头一回，不禁有点惊讶，赶紧细读社论全文：……
……我连读了两遍，一面读，一面止不住心惊肉跳：这篇社论同以前在《人民日报》上读到或者新华社作为电讯稿发出来的社论完全不同。那些关于抗美援朝、国际形势的社论，可以使你情绪激昂，充满自豪感；那些关于国内经济建设和政法治安方面的社论，政策性指导性很强。但是这一篇社论，说的是一部电影，却提得那么高，那么严厉，“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这些非常严峻的责问，哪里是社论的口气？点了那么多作者的名字，那么多文章的题目，更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是不是因为《人民日报》是中央党报，就可以用这样的口气写社论？我越读越糊涂，也越读越紧张，不管懂不懂，理解不理解，反正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社论，也是一件极其严重的事……
……这个“编者按”措词很厉害，上海话就是“很结棍”。但是不少人（包括我自己）前两天读了都还没有引起重视，认为大概要批评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了，没有想到其他。不料才过几天，社论就出来了，而且更加严厉，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正想着，管夜班的副总编辑魏克明同志来上班了。没等他坐下，我就告诉他新华社发来一篇《人民日报》重要社论，说着，赶紧将那一叠电讯稿送到他桌上，他坐下来，茶也来不及喝，烟也来不及抽，先仔细地读了一遍。看完，对我微笑一下说：“这篇社论非同小可。我估计有几段很可能是毛主席写的。”我大吃一惊，我知道毛主席修改过《人民日报》社论，在战争年代用新华社名义写过评论和通讯，但是亲自为《人民日报》写一篇有关电影的社论，却是从未想到的。听老魏的口气，似乎很肯定。果然，他的估计很准确，不久，就听说是毛主席亲自写了社论中除了一大批名单以外的段落。“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的种种版本的毛泽东著作都有这篇社论，1977年4月，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就收入此文，注为“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节录”。
问题提得如此严重，如此尖锐：“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同一天《人民日报》第三版“党的生活”专栏还发表了一篇专文，号召“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已将“讨论”改为“批判”了），口气同样很严厉。报社编前会上，有人问报纸应该怎么办，要不要组织稿件。魏克明同志很沉着，说：《人民日报》怎么宣传我们就跟着办，《武训传》是上海拍的电影，更要看市委的态度，不必忙。现在上海正忙着“三反”、“五反”运动，增产节约运动，捐献抗美援朝的飞机大炮，要宣传报道的东西很多，不要又开辟一个宣传战场。然而《武训传》这部电影毕竟出在上海，上海文艺界特别是电影界立刻受到重大的冲击，一时人心惶惶，不知所措。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市文化局长夏衍，正参加一个由林伯渠、沈钧儒率领的友好代表团访问苏联和民主德国，远在欧洲。上海文艺界的事主要由文化局副局长于伶负责，他又兼电影厂厂长，自然首当其冲。5月21日上海各报一律转载社论，当天晚上，组织了二百多位文化教育界人士开会，重新放映《武训传》。放映之前，有关负责人黄源（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于伶（上海文化局副局长）和戴伯韬（上海市教育局局长）三人先后发言，检讨自己过去对这部影片的错误态度。据于伶同志四十年后对我追叙，那一天他从早到晚处于紧张状态中，连饭都顾不上吃，准备组织大家看电影，作检讨性发言，市委更决定要他以上海电影厂厂长身份写一篇文章，第二天同《武训传》讨论会消息同时见报。一天之内赶一篇文章怎么来得及？但又非写不可。于是，那天晚上，就在他同文化教育界人士在文化局电影处楼下放映室看电影并且作自我批评的同时，在放映室楼上一间办公室里，华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冯定和原《解放日报》总编辑恽逸群两位大手笔正伏案挥毫，赶写一篇《展开对〈武训传〉的批评和讨论》文章，署名于伶，当晚送到《解放日报》，同新闻一起在第二天见报，算是上海市文化界领导机关向中央表一个态……
通宝推：普鲁托,大眼,- 复 2
家园 3 ……3月24日，周恩来召集沈雁冰、陆定一、胡乔木等开会，研究加强对电影工作领导的问题，会议决定：(一)目前电影工作的中心问题是思想政治领导，为此应组织中央电影工作委员会，草拟一个关于电影工作的决定，对《武训传》的批评需事先与该片编剧孙瑜谈通。(三)电影批评的标准，主要看大的政治方向，目前还不宜过分强调艺术性。[38]
3月下旬，开始批评《武训传》的立场与观点的错误。周扬“在三月间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文化行政会议上对这电影作了批评”。[39]4月20日，周扬在政务院第81次政务会议上作题为《1950年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报告与1951年计划要点》的报告，再次点名批评《武训传》，说：“昆仑公司的《武训传》就是一部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传统作了不正确表现的，在思想上错误的影片。”[40]4月25日出版的《文艺报》连续发表三篇批评文章。贾霁的《不足为训的武训》一文指出，武训的兴义学的这个举动，绝不是什么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旗帜，也不是什么有着太平军一样的“革命的意义”，武训刚好和这些虚伪的赞美相反：是没有站稳了阶级的立场，是向统治者做了半生半世的妥协和变节。因为《武训传》在教育界影响很大，江华发表《建议教育界讨论〈武训传〉》。文章指出：从一些对于武训这个历史人物的分析中，有很多极端缺乏阶级观点的说法;从一些对武训苦行兴学事迹的探讨中，有很多完全违反唯物史观的论调，特别是从对于中国革命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上，更有很多糊涂的观念。和武训一生事迹紧紧地联系着的，对于教育事业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看法，也值得分清是非，消除各种各样混乱的观点。建议教育界普遍地进行对于武训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与研究，使教育工作者从思想上、理论上，大大提高一步。当时的团中央副书记许立群觉得陶行知和影片《武训传》把武训捧得太高，好像那样行乞设教就能推翻封建统治似的。他就写文章投了稿。[41]认为“不管是今天或是昨天，‘武训精神’都是不值得表扬的，也不应当表扬的。”[42]但整体看来，批评文章的不够尖锐，针对性和战斗性不强。5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杨耳、贾霁和江华的文章，以及《文艺报》发表的邓友梅的《关于武训的一些材料》和鲁迅的《难答的问题》等文章。正如配发的编者按所说，对于武训、《武训传》以及关于《武训传》的种种错误评论，还没有一篇有系统的科学的批判文字。这说明对《武训传》问题的实质认识不够，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一篇5月27日的检讨文章中说“三月底，四月初，渐渐看到一些反面文章，最初认为不过是‘标新立异’罢了，没有加以足够注意。”[43]因此，毛泽东要发动大讨论、大批判引起人们足够重视，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解决思想问题的目的。
同一天，《人民日报》“党的生活”栏目发表了《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的评论，要求每个看过这部电影或看过歌颂武训论文的共产党员都不应对于这样重要的思想政治问题保持沉默。如果自己犯过歌颂武训的错误，就应当作严肃的公开的自我批评。担任文艺工作、教育工作和宣传工作的党员干部，特别是与武训、《武训传》及其评论有关的北京、上海、天津、山东、平原等地文化界的干部，尤其应当自觉地、热烈地参加这一场原则性的思想斗争，并按照具体情况做出适当的结论。“通过这一场原则性的讨论，使每个共产党员懂得革命者与封建统治拥护者的原则区别，人民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区别，民族传统中落后的、消极的、反动的东西和进步的、积极的、革命的东西的区别。”[44]具体布置是，凡是放映过《武训传》的各城市，那里的党组织都要有计划地领导对《武训传》的讨论，要把领导这一讨论当作一个严重的思想教育工作。
5月20日《人民日报》的评论还预期：这一场思想讨论将会极大地提高每个党员的思想水准，丰富我们党的学习生活。同时，也会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性，使我们了解一个共产党员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应当表扬什么，反对什么，对于错误是应当采取自由主义态度还是应当采取革命的斗争态度。[45]毛泽东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抓住电影《武训传》存在的思想问题，通过讨论和批评，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首先提高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
胡绳对毛泽东的思想作阐述，指出，“不应该抽象地看‘普及文化教育’。”“人民的‘文化翻身’，必然追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翻身而来，决不能是人民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变革的前提。在革命斗争时期普及反动的文化教育，其意义就是阻止群众的觉悟，抵抗革命斗争，所以是反动的，是向反动阶级投降。”[46]6月1日，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仅仅10天后，郭沫若写出《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讨》，刊登在6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他表示自己犯了错误，“主要的原因是不曾从本质上去看武训，且把他孤立地看了，更不曾把他和太平天国与捻军的革命运动联系起来看。”
徐特立、马叙伦等文教系统的负责人也作检查。马叙伦认为自己“站在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并且还在领导全国的教育工作，却还来盲目地表扬武训，更是不可饶恕的错误。”[47]
夏衍回国一个多月后，在8月2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做出诚恳的检查。他说：“上海是一个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动宣传侵蚀的地方，也是一个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长期发生重大影响的地方。同时，从长期反动统治下面刚刚获得了解放的上海进步文艺工作者，又还没有能很好地掌握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武器，在他们的认识上与实践上，和工农兵群众还有着很大的距离。”《武训传》的教训中，暴露了上海革命文艺界和自己工作中思想工作薄弱、自由主义庸俗习气浓厚、事务主义的作风，《武训传》的教训充分说明了：“今天中国的文化艺术阵线固然是统一战线的(包括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各种不同思想和倾向)，但是，必须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唯一的领导的力量。”……
……作为华东和上海文艺方面的主要领导人的夏衍，到6月下旬才从东欧访问结束回国，自然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卷进狂飚的中心。据他四十年后所作《武训传事件始末》一文（见《夏衍全集》第十五卷《懒寻旧梦录》附录二）回忆：一回到北京，他的老战友、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周扬就要他立刻回上海，写一篇关于《武训传》问题的检讨，夏衍不满地说：拍《武训传》这件事，与我无关，一、昆仑公司要拍此片，我不同意，对孙瑜说过“武训不足为训”的话，剧本是后来中宣部通过的；二、对这部片子上海文化局没有资助，贷款是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给的，因此，不必由我来作检讨。周扬却提醒他：你要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毛主席亲笔改过两次，有大段文章是他写的，为此我作了检讨。周总理也因为事先没有考虑到这部片子的反动性而一再表示过他有责任。加上这部片子是上海拍的，你是上海文艺界的领导……你再想想除了《武训传》外，也还有一些问题，中央领导是有意见的，这样一说，问题就清楚了，检讨文章是非写不可的。
夏衍还说到他回上海前向周恩来总理辞行，周总理在电话中就《武训传》的问题作了指示：关于《武训传》的事，我已和于伶通过电话，你回上海后，要找孙瑜和赵丹谈谈，告诉他们《人民日报》的文章主要目的是希望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认真学习，提高思想水平，这件事是从《武训传》开始的，但中央是对事不对人，所以这是一个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上海不要开斗争会、批判会。文化局可以邀请一些文化、电影界人士开两次座谈会，一定要说理，不要整人，要对事不对人，孙瑜、赵丹能作一些检讨当然好，但也不要勉强他们检讨。最后还说方便时可以把他的意见告诉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和宣传部长舒同。回上海后，夏衍先在上海文化局召开的一百多人的文化界集会上对《武训传》问题作了检讨，又把这次发言整理成文，寄给周扬，这就是《人民日报》1951年8月26日发表的《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发表前夕，周扬打来电话，说这篇文章送请毛主席看了，毛还亲笔修改，有一段就是毛写的。并说毛主席看了之后对他（周扬）说“检讨了就好”，要夏衍“放下包袱”，放手工作。
不久以后，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陈毅从南京回到上海，他向夏衍、戴伯韬等文化教育界负责人明确表示：“这是一个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你们不要紧张。本来有不同意见各自写文章商讨就可以了。现在《人民日报》发了社论，文化部发了通知，这对文化、教育界就造成了一种压力，特别是对留用人员，所以你们要掌握分寸，开一些小型座谈会，不要开大会，更不要搞群众运动。”他甚至强调：“你们可以公开说，这是陈毅的意见，也就是市委的意见。”他的表态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是一致的，是正确的态度，夏衍等同志根据他们的指示行动，就起了稳定人心的作用。上海只开了两次一百人左右的会，没有搞什么“运动”，《武训传》电影主要摄制人员孙瑜、赵丹等，只在会上作了些自我批评，没有受到太大的压力。
1951年上半年，全国上下正处于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各项政治运动的高潮中，人民群众生气勃勃，热火朝天。这场突然从天而降的狂飚，虽然没有搅得飞沙走石，天昏地暗，但是规模还是不小。《人民日报》从5月20日至7月下旬的七十天里，就连续发表批判文章、有关人士检讨、集会消息和读者来信一百二十余篇，声势宏大，炮火猛烈，版面集中，显得非常突出，也树立了一个模式，以后一二十年中历次政治运动，报纸如何贯彻和宣传，大抵都照章行事，如法炮制。它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巨大而深远。不说别的，只以上海的电影为例，1950年到1951年生产故事片二十五六部，1952年骤减为两部。剧作者不敢写，厂长不敢开拍，文化界形成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风气，“拍片找麻烦，不拍保平安”。这还只是电影生产这一个方面，在文化和教育方面影响要大得多。
批判《武训传》开始两个月以后，《人民日报》从7月23日起连续六天每天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这篇全文四万五千多字的调查，兴师动众，访问了武训家乡一带三个县许多人，搜集了许多县志、账册等文字资料，但是实际上是先有结论再找材料，目的是证明《人民日报》社论完全正确，被调查的人只能顺着调查者的话说，要什么就说什么的主观主义的调查。毛泽东亲笔作了多处修改才定稿见报。《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袁著有《武训传批判纪事》一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作了系统而详尽的揭露，叙述了事实真相，此处不赘。调查记表明，调查组主要成员和执笔者为人民日报社袁水拍、中宣部钟惦、文化部李进等三人。那第三位“文化部李进”最容易为读者忽略，其实却是最重要的人物江青的化名。江青当时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不知何故要冒称文化部的人。中宣部那时在文艺处之外，有一个电影处（并无戏剧处、音乐处、文学处……），不久以后江青不当电影处长了，这个处也就撤销。就如夏衍在文章中所说：“《武训传》事件之所以会惊动党中央和毛泽东，这和江青的插手有关。孙瑜、郑君里、赵丹这些人三十年代都在上海电影、戏剧界工作，知道江青在那一段时期的历史，这是江青的一种难以摆脱的心病。加上赵丹、郑君里等人都是自由主义者，讲话随便，容易泄露她过去的秘密，所以《武训传》就成了打击这些老伙伴的一个机会。这一次事件孙瑜、赵丹由于周恩来的保护而没有整垮，但是江青对他们是不会甘心的。”……
通宝推：大眼,- 复 3
家园 中宣部钟惦棐…… - 复 3
家园 4 ……一九五一年复，由《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发起，组织了一个十三人的武训历史调查团，赴山东堂邑、临清、馆陶等县，先后进行了二十多天的调查。《武训历史调查记》是根据这次调查的材料由几个人起草、经毛泽东阅改而成的。调查记分作五个部分。一、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二、武训的为人；三、武训学校的性质；四、武训的高利贷剥削；五、武训的土地剥削。下面的十五段文字，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以此可见，毛泽东对武训批判的重视程度。
一
武训的歌颂者曾经指摘人们“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错误”地把“今天的尺度”去“衡量历史上的人物”；并且说，武训受了“具体的历史条件的限制”，是不可能有革命的思想和行动的。经过人们指出武训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正是太平天国和北方捻军的农民大革命时代以后，某些歌颂武训的人们还是不甚心悦诚服，理由是那些革命军究竟不是起于武训家乡的，虽在武训家乡打过仗，总是外地人，其没有引起武训注意，还是情有可原的。
我们的调查发现了武训家乡的革命军。他们不是太平军，也不是捻军，而是和捻军有联系的武训家乡的地方性的农民革命军。这种事实，使我们能够提供一个“具体的历史条件”和一些“历史上的人物”，作为大家判断的根据。有了这些事实，我们就不难答复：究竟是谁“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批判武训、蔑视武训的人们呢，还是宣传武训、歌颂武训的人们呢？
二
武训和宋景诗是势不两立的敌对者，武训和杨鸣谦〔３〕或杨树坊〔４〕才是“一文一武”一鼻孔出气的血缘亲属。非常合理，武训和杨鸣谦一同受到了满清王朝褒奖，武训被赐与“乐善好施”奖语，死后宣付国史馆立传。杨鸣谦死后受封为“銮仪卫”，“建立专祠，春秋公祭”，他的后代也获得“世袭云骑尉”的封号。他们不愧为替反动统治者服务，帮助满清王朝，对革命人民执行所谓剿抚兼施政策的两匹忠实的走狗！
三
武训宣传者们高兴歌颂武训的“孝行”和“友爱”，这事我们也作了调查。和这种歌颂相反，武训是一个不孝不友的人。为了不务正业，当流氓，武训早和他的家庭闹翻了。为了变卖地产，又曾和他哥哥大闹。七十九岁的郭继武说：“他娘他哥都没占他的光，他娘死的时候还不是象一条狗一样。”有人说他娘死了他哥叫他回去发丧，他说没有“哭钱”不去，在武训正患财迷病的时候，这可能是事实。群众说，武训把要来的干粮拿去卖给人家喂牲口，却不愿给他的母亲和哥哥吃一口，他就是这样一个无情无义的人。
四
武茂林是武训的远房侄孙，一生帮助武训干所谓行乞兴学，结果被杨树坊逼死。武鲁林是武谦的孙子，武克信的儿子，在武训晚年过继武训为孙，被杨家控以“抗不交学租”，县官捉去拷打重伤，放出来，第二天就死了。我们在前面说过武训不顾家，这是他少年和中年的事。到他老年，大约是对杨树坊控制过严不满，同时社会舆论也对他不满，还是请求杨家允许拨出了四十余亩地以作武家祭田的名义交给武鲁林的父亲武克信耕种，同时以每年交租钱十串给学校的条件满足了杨家。此事曾在官厅立了案（见《兴学始末记》，说是四十亩，武金兴告诉我们是四十余亩）。但杨家后来硬夺回去，否认祭田，肯定是学田，派武鲁林送重租，武鲁林出不起，发生争讼，因此人被活活打死，地被夺去。这就是武家“两条人命”的公案。群众对于此事一概同情武家。当武金兴向我们说到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和他都感觉难过。武金兴沉痛地说：“我们和杨家有仇！”
五
光绪十四年以后武训在堂邑方面所增加的财产是他的私产，并未捐入学校。许谨传就是替武训管理这部分私产的一个人。在武训死后，许谨传的长子许功珏，曾被杨家以“抗不交学租”的罪名关进牢里过。根据这一点，就可知道武训生前没有交出的私产，凡是被地主们知道了的，在武训死后都被地主们以学田名义夺去了。武茂林手中也很可能有这种性质的财产。武训在光绪十四年以前所积的财产是否全部捐给柳林学校，也是可疑的，很可能有一部分未交出而由武茂林管着，武茂林之死可能也和这点有关，不过我们未找到确实证据。许谨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兴学始末记》所载靳鹗秋的呈文里有一段说：“赵郎砦、王二大砦等村，旧有善书会一道（原文如此，疑有误——笔者），武训捐助京钱二百余吊，每年所有零捐不在其内，许谨传等欲为武训立碑，武训不许。每年齐社一次，武训不论有何事故，必亲身到社，并遍阅每年所印善书簿记。又自取各善书若干卷随身携带，到处施放”。这个“善书会一道”看来像是个会门组织，许谨传是个头儿。武训则因出了许多钱，成了这组织的大头儿。由此可知，许谨传也是一个拥护武训那一套，并帮助武训工作的人，是武训的亲信人物之一。他很有些像武茂林，不过他干的是“善书”，不是“兴学”罢了。
六
于殿元诉状中所说的赵一琴，是当时临清的有声望的大绅士，是个举人。武训和于殿元“结拜生死之交”，要赵一琴主盟，赵一琴也肯出面为他们主盟，我们判断是和争夺临清学校管理权一事有关的。武训愿意赵一琴一派辅导于殿元在他死后接管这个学校，而不愿意靳鹗秋一派管这个学校。故靳鹗秋方面的人也不能否认武于结盟赵为主盟一事，而只能说“巧与结盟”。
七
根据上述各种材料，使我们了解武训是一个在鲁西许多县里的流氓群中有势力的流氓头子，他与鲁西数县的地主特别是大绅士大恶霸相勾结，与县城府城省城的大小官员相勾结，使自己成为大债主、大地主和大名人。武训就是这样一个在流氓、地主、官僚三种集团中极为活跃，因而脱离一切劳动人民，并和人民处于对立地位的特殊人物。武训及其流氓兄弟们和地主阶级有矛盾，但在他生前这种矛盾还没有表面化，主要靠了官僚尤其省城官僚方面的维持。武训一死，他的学校先后瓦解，财产被地主霸占侵蚀，他的亲信都被打击。当地群众对于武训是嫌恶的，但对于受打击最惨的他的代理人，例如武茂林，则是寄与同情的。武训的始终不变的形象是行乞，武训和一切普通乞丐或流氓不同的特点是兴学。而这两点（行乞和兴学）互相结合在一起，就为一切时期的反动统治者所喜爱，而为之尽力宣扬。某些思想错误的人们也喜爱这样一个人物，而为之尽力宣扬。这样，就迷惑了许多天真的头脑简单的人们。因此，揭露武训和武训宣传者的真相，就成了必要的工作。
八
在武训死后，在鲁西及别地出现了一批吃武训饭的人。其中一人是临清的号称“武训第二”的王丕显，是一个借兴学发财的学棍，这里不来详说。另一人是堂邑的武金栋。武金栋，堂邑武庄人，是武训的疏族，现年七十八岁，他就是现存的一个活武训。他在武训死后一意学武训，见有钱人就磕头，低眉顺眼，出口成词，到处募捐，很积了一笔钱。他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到过南京，为国民党所赏识，捧为法宝。他和我们见面，还是口中念念有词。他对群众的态度很坏，当地群众很不满意他，在土地改革时把他当作了斗争的对象。我们找他谈话，柳林镇的群众很感诧异。他从街上走过的时候，群众指着说：“为啥这家伙又来了！”
九
根据要能作“满篇”八股文章的才能入学这一点看来，“崇贤义塾”的学生入学资格是很高的。因此，教师的资格也很高，须要进士、举人或拔贡才行。
十
“崇贤义塾”在一八九五年，即在该塾经班开办之后第八年，亦即武训死的前一年，才设立蒙班，四年以后，即一八九八年以后，这种蒙班就废止了。武训及和他合作的地主们对于设立这种程度较低的蒙班是不感兴趣的。武训及其合作者杨树坊之所以在这四年内开办了蒙班，是因为柳林镇上的商人们表示不满，他们的子弟不能上学，武训和杨树坊才勉强办了个蒙班，敷衍他们一下。在学生的成份方面，经过我们调查，不但经班学生中一个贫苦农民的子弟也没有，就是蒙班学生中贫苦农民的子弟也很少。
十一
在经济方面，杨树坊想打武训财产的主意。武训这时单在堂邑方面，已集了很大一笔财产，计七千多吊，“义学”一办成就不得不受杨树坊的控制。所以此时杨树坊叫武训办“义学”，武训虽欲不办也不可能了。武训一死，杨家将学校霸为私产，专在财产的掠夺上做文章，学校学生有时少到只有几个人，后来有几年率性停办，毫无意于什么义学不义学，就证明了这点。以上是学校所以办成的主要原因。当然，这时地主阶级也有教育自己子弟的必要。他们利用武训的债利、地租和捐款，就可以为他们的子孙建立一所学校，何乐而不为。《兴学始末记》中说：“堂邑、馆陶与临郡接境，自咸丰甲寅兵燹后，贫家不能读书者较之他郡尤多”（第三十六页）。这里所指的“兵燹”，就是一八五四年太平天国的北伐军曾经攻克过这一带好些县城。这里所指的“贫家”，就是地主阶级自己。这样，一方面杨树坊等地主阶级需要办学校，一方面武训已骑在老虎背上，打了三十年招牌，积了七千吊款子，也逼得不能不办，因此武训就替地主阶级、并在地主阶级主持下，办起学校来了。
十二
劳动人民的叛徒、大流氓、大债主兼大地主的武训，依靠封建统治的势力，剥削、敲诈劳动人民的财富，替地主和商人办成三所学校，这种情形，是合乎封建制度的规律的。封建制度的生产关系，是地主阶级掌握主要的生产资料。地主阶级有政权，有军队，保护这种生产关系。因而只有地主阶级能够垄断文化，办学校。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是不可能有受教育学文化的机会的。在封建地主阶级看来，使用简单工具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也没有要使他们受教育学文化的必要。这是几千年封建制度的规律，是唯物史观所指示的法则。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办学校，学文化，受教育，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并取消地主与农民间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即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变成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才有这种可能。在中国的解放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全中国，就有这种可能了。武训生在满清时代，他甘心为地主阶级服务，以“为贫寒”的口号欺骗农民，而实际上为地主和商人办成了三所学校，这是合乎封建社会的规律的。
十三
我们将武训学校的调查集中在柳林镇，将武训高利贷的调查集中在临清镇。这是因为武训的学校，柳林是典型，而武训的高利贷，则临清是典型。
十四
这些土地，大都是被武训乘人之危从农民手里零星地夺取去的。每张文约上的地亩数，大都只有一、二亩，或二、三亩。我们见到的七十四张文约内，有三十八张，都是三亩以下的数字；十亩以上的，只有五张。武训每次置地的数目如此细小，足证大都是贫苦农民，遇了危急情况，不能生活下去，不得已才把土地卖给武训。武训之成为大地主，是在二十九年内（从他三十岁算起），用各种残酷的方法，逐步地积累起来的。
十五
因此我们说，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难道还不确切吗？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代了，用武训这具僵尸欺骗中国人民的恶作剧应当结束了，被欺骗的人们也应当觉醒了。
毛泽东修改后还有一信给胡乔木。
乔木同志：
此件请打清样。十。份，连原稿交江青。排样时，请嘱印厂同志。校。正。清。楚。其中有几个表，特别注意校正勿误。
毛泽东
七月十一日
据手稿刊印。……
……抛开方法，仅从文本上看,《调查记》似乎科学严谨，尊重历史。它开列了一百六十余位被访人的名单，征引了大量史料，所有的结论似乎都有充分的证据——或当事人（主要是劳动人民）的口述，或文字资料的佐证。
可是30年后，当历史允许人们公平、理性地重新评价武训和《武训传》的时候，《调查记》所提供的证据即刻土崩瓦解，《调查记》下的结论被一一推翻。人们将这个《调查记》与反右派运动，与“文化大革命”，与刘少奇的冤案联系起来是毫不奇怪的。它不但是权力话语动用国家力量，有组织有目的地制造伪证的领军之作，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
武训历史调查记这个调查的最大特点是：有罪推定——“先定结论后找证据”。
因此，调查组“光喜欢听说武训的坏话和否定的话，不喜欢听说他的好话。”“当时参加座谈的人们有几种不同的态度；有人认为武训就是个穷要饭的，‘武二豆沫、大叫化子’；有人称他为‘武圣人’，说他要饭攒钱是为穷人办义学，他把乞讨来的钱存放到买卖铺户生息长利，用来办义学。总的看，被调查人在预先不知道调查团的目的情况下，对武训的作为都大加赞扬，说他是好人，是圣人。”（李绪基、孙永都记录整理：《赵国璧同志谈当年调查武训其人其事的一些情况》，原载《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四期，引自《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822页）。
开会之初，堂邑县长说不能否定武圣人，县委书记只得拉他的衣襟示意。一位70多岁的清朝藤甲兵赞扬武训，村干部告诉他不要再讲武训的好话后，调查组再去访问他时，他就以耳聋，听不懂话为由，什么也不讲了。（李绪基、孙永都：《应该恢复武训的真正形象》，《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809页）
用这种调查方法，给武训戴上什么帽子都不算难事。
据调查团成员之一，当年聊城地委宣传部长司洛路回忆，“大地主、大债主”和“大流氓”是调查组回京后给武训定的结论。可是，根据所得材料，武训够不上“大地主”的资格，于是派他回去想办法。司洛路到了武训的家乡武庄，找到武训的二哥武谦的曾孙武金兴，从他手里拿到两本上面写着“义学正”的地亩账。“调查团一看这两本地亩账，就说定地主是够了，所以给武训戴上了‘大地主’的帽子。”（李绪基、孙永都记录整理：《司洛路同志谈武训历史调查记的写作情况》原载《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四期，引自《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828页）
那么这两本地亩账是否能证明武训是个大地主呢？当年参加调查的中共临清镇宣传部长赵国璧，在三十多年后说了实话：“武训一生的确买了几百亩地，在临清大概就有二三百亩，这些地就在临清西南的杨坟一带，那里有武训办的一处义学，他所有的地，都归义学所有。他本人不因为买了一些地就过剥削生活。”（李绪基、孙永都:《应该恢复武训的真正形象》,《武训研究资料大全》809页）
对此，《调查记》有自己独特的解释：“他（武训——作者注）吃得苦，穿得破，‘坚苦卓绝’（蒋介石：武训先生传赞——原注），一方面是为了可以扩大他的剥削资本，一方面也是为了必须保持这‘苦行’的外形，‘以乞丐终’，才能继续欺骗，进行剥削。他的这种守财奴式的作风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部分地主高利贷者的特性之一。”这种解释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武训进行欺骗、剥削所得财产是否用在了自己身上？三十五年后，聊城师范的两位教师在重新调查后，以不胜感慨的口吻回答了这个问题：“武训自己一天地主生活也没过，世界上哪有不过地主生活的地主啊！”（李绪基、孙永都:《应该恢复武训的真正形象》《武训研究资料大全》809页）
把武训定为“大债主”是因为他的“主要剥削方式是高利贷”（调查记）。
《调查记》详细论列了武训放债生息的方法、利息和讨债的手段，以及他“坑害”劳动人民的具体事例：因为怕穷人还不起债，武训就采取“穷人使，富人保”的办法，也就是把钱贷给富人，让富人转贷穷人，他跟富人要账。其贷款的附带原则是，贷款人必须是“够三辈”的人家——债务人死了，武训还可以找他的后辈算账。武训贷款的利息比清政府规定的还高——月利三分，“如果向地主豪绅或银号存钱，由他们转放高利贷，利率就只能比最高标准低一些，以便地主他们为他经手放债，也得到一部分好处。”武训讨债的手段一般人学不了，调查组在当地的劳动人民中听到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姓张的衙役借了武训二十吊钱赖着不还，武训就睡在衙门口，早晨起来抓起自己的屎就吃，行人围观，惊动了州官，只得命令那个姓张的衙役赶快把本利一并还给武训。当地劳动人民还揭发，武训还用高利贷夺走了两个看闸人栖身的小屋，夺走了一个卖书人的箱子。据此，《调查记》写道：“凡属劳动人民，都说，当时他们都看不起武训，所以叫他‘豆沫’、‘憨七’，又因为他贪钱如命，所以说他是‘财迷’。”
令人费解的是，在调查组依靠的“劳动人民”中，竟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明这个“财迷”把迷来的钱用在了什么地方。
35年后，人们找到了答案：“当地群众说，这些钱是用在办义学上，所以借他钱的人也给他一点利息，但是并不高，而且多是借给一些商人，所以群众并没有把武训当大债主看待。”参加过调查团的赵国璧甚至认为，上当受骗的不是借贷人而是放贷者——武训自己：“武训本人不识字，他乞讨来的钱，托人给存放到一些店铺里生点息，利息有高有低，他自己不会记账，就拾些破绳头、布条搓成绳，借他钱多的他就打个大结，借他钱少的，他就打个小结。因为这，他少不了挨勒受骗。”（李绪基、孙永都：《应该恢复武训的真正形象》，《武训研究资料大全》809页）
把武训定为“大流氓”有两个“证据”。其一，武训拜过许多年轻妇女做干娘，其中一个青年守寡的干娘生了孩子，人们赶着叫“小豆沫”。另外，他还“吃”过族弟媳的“妈妈”（即乳房——作者注）。其二，几个帮助武训兴办兴学的人都是流氓（调查记没提供任何证据），“因此我们断定，武训生前，在鲁西一带，有一个相当大的流氓帮口，而武训等人就是这个帮口的核心人物。”
但是，前一个“证据”被参加调查的两个人轻易地推翻了：“当时调查这个事时，很多人都嘻嘻哈哈地当笑话说的，确实不确实呢？并没有调查到结实的材料。”（李绪基、孙永都记录整理：《赵国璧同志谈当年调查武训其人其事的一些情况》原载《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四期，引自《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822页） “这些传说根本没有进行核实，纯是些流言蜚语，却拿来作了定案的根据，实在是冤枉。”（李绪基、孙永都：《应该恢复武训的真正形象》，《武训研究资料大全》809页）
而后一个“证据”，要么是猜测，要么是株连——说武训的帮手是流氓，没有任何证据，由此推论出武训也是流氓，更是荒谬绝伦。没有证据，只好靠“我们断定”。(本站评注：1949年以后所有冤假错案的定案中，这种凭推断而不管证据是极为普遍的，上至国家主席刘少奇，下至普通百姓)
除了这三个罪名，武训的另一大罪恶是反对农民革命。《调查记》公布了一个重大的发现——就在武训打出“行乞兴学”招牌的第二年，他的家乡就爆发了农民起义。起义的首领就是四年后被搬上银幕的宋景诗。这一发现使武训的批判者占领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制高点，因此，与武训兴学扯不上关系的宋景诗以“农民革命领袖”的身份列在了《调查记》的开篇。
然而，在史实面前，这位被描绘成“站在历史的最前面”的“当地农民群众最有名的领袖”，“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却露出了另一副面孔。史实昭示人们——宋景诗确实领导了农民革命，确实与官兵和民团作过战，确实被清廷所捕杀。但同时，他也确实投降过清廷，确实救过清朝大员胜保的命，确实英勇地剿杀过自己的战友。“宋景诗投降后，便与过去的战友以及渡过黄河的捻军、长枪会军作战，累立战功，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被提升为参将，并赏戴花翎。同治元年（1862）宋景诗又随胜保到安徽、河南、陕西与捻军和回民起义军作战。宋景诗在陕西前线还得到了清廷赏赐的‘巴图鲁’（勇士）名号。”（黄清源：《武训与宋景诗》原载《齐鲁学刊》1986年第3期，转引自《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884页）
宋景诗反叛过清廷，但不是为了重归革命，而是因为招抚他的胜保被政敌扳倒，革职拿问。失去靠山，宋景诗担心清廷会收拾他，于是，率部逃回山东，但立即又投到官军麾下，参加了对张锡珠义军的围剿。他的反复无常，使清廷明白，此人既不可用又不可留。在宋景诗打败张锡珠义军，活捉张的儿子张金堂后，清廷决定朝他下手。而宋景诗却一边与官军作战，一边向敌人频送秋波。但“狡兔”已死，他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
要把武训比下去，就要把宋景诗抬起来。抬起来就要维护宋的“高大全”形象，要维护这一形象，就必须对他的投降官军这一关键问题做出解释。《调查记》的解释是，宋景诗这样做“决不是真的”而是“策略性的暂时的妥协”。为了做出这一结论，《调查记》采取了两个办法——
办法之一是无视史实。在《宋景诗档案史料》中保存了许多督抚的奏折，这些奏折详细地记载了宋景诗围剿各类起义军的战斗情况。黄清源先生举了一个例子：“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九日，胜保被直东起义军包围，西安骑兵来救，立即又被义军击溃。在此危急时刻，宋景诗及其弟宋景礼率‘靖东营’骑兵飞至，‘跃马大呼陷阵’，‘狠命冲杀’，演出了沙场救主的一幕。胜保得救后，‘立摘西安骑将珊瑚顶赏景诗’。（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兵部侍郎胜保折》”（黄清源：《武训与宋景诗》，《齐鲁学刊》1986年第3期，转引自《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886页） 同治元年（1862）正月，胜保派宋景诗部作为前队去安徽剿捻，二十二日，胜保军与捻军遭遇，副都统乌勒兴阿被捻军挑下马来，宋景诗及时赶到，冲到阵前，救起乌勒兴阿。（见《督办安徽军务胜保片》） 《调查记》对这类记载一律视而不见。
办法之二是歪曲史实。《调查记》说：“同年（即同治元年）十一年月，‘降匪宋景诗’却‘复叛’了，并扩大了活动，回扰冠、馆、堂邑等县，进据州城东营街一带，这一仗，宋景诗从焦庄一直打到临清，大败清兵。”事实上，这个时候，宋还在陕西，“他于十二月二十五日才回到临清，但绝非‘进据州城’，而是向知州彭垣表示‘情愿听候调遣’（同治元年十二月三十日《山东巡抚谭廷襄折》）。之后，他并未‘大败清兵’，相反地是帮助清兵镇压张锡珠起义军。（《山东军兴纪略》）”（黄清源：《武训与宋景诗》，《齐鲁学刊》1986年第3期，转引自《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887页）为了彰显宋景诗的革命形象，《调查记》不惜张冠李戴——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清廷下旨：副都统遮克敦布“畏贼如虎”剿匪不力，被革职，发往新疆。在遮克敦布“畏贼如虎”的时候，宋景诗还在陕西。这里的“贼”分明指的是张锡珠的义军。（黄清源：《武训与宋景诗》，《齐鲁学刊》1986年第３期，转引自《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886页，据黄清源说，这件事在谭廷襄的奏折和《山东军兴纪略》中均有记载。） 可是，《调查记》却告诉人们，遮克敦布所畏之“贼”是宋景诗。这类的例子多多，不一一举列。
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值得一提：1951年9月，在《武训传》批判如火如荼之际，陈白尘与贾霁合作，写成了剧本《宋景诗与武训》，这无疑是对《武训传》的另一种方式的“讨论”。在上海待罪的孙瑜听到消息，抱着“略赎前愆”的心情向领导请缨，希望允许他执导这部歌颂农民革命领袖的影片。然而，到了北京，“读了宋景诗的资料，我的头感到胀大而又昏眩起来。清朝‘官书’是全部捏造或是部分真实呢？关于宋的‘乞降’和受‘招抚’，江青的《武训历史调查记》里曾提到过它，但坚称宋景诗是‘假投降’。问题是这一‘假投降’至今仍然是一个大问号。”这个大问号终于把孙瑜压垮了——“一年度过，我得了高血压，身体日见不支……从此，我脱离了《宋景诗》的工作。郑君里在1954年底独立完成了《宋》片的导演。”（孙瑜：《影片〈武训传〉前前后后》，《中国电影时报》1986年11月29日）
孙瑜感到疑惑的，难道戏剧家陈白尘没有感觉？难道名导演郑君里没有觉察？而参加调查的人们，尤其是调查记的执笔者——诗人袁水拍、影评家钟惦棐为什么要那样处理史料？是什么东西改变了他们求真的愿望？又是什么东西使他们战胜了良知的呼唤，克服了内心的疑惑呢？为什么在整整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整个中国都拜倒在这个《调查记》的面前呢？
《调查记》评论说：“同时同地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一个向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投降，一个对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进行革命；一个被当时和以后的反动统治阶级所一贯地加以培养、粉饰和歌颂，一个被当时的反动统治阶级所诬蔑、镇压和剿杀；一个被当时以至现在的劳动人民所轻视和鄙恶，一个被当时以至现在的劳动人民所拥护和敬爱。前一个就是武训，后一个就是宋景诗。”……
通宝推：普鲁托,大眼,- 复 4
家园 5 ……1951年夏天，随着《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以下简称《讨论》)，一场批判《武训传》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掀起。陈白尘的女儿陈虹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这场大批判运动，不管怎样，可算是真正地给我爸上了一课：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时代里，文学创作与以前大不相同了，它必须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一丝一毫也不能有所偏离！为此，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只能听取上面的决定。” 7月下旬，为配合针对《武训传》的批判，《人民日报》刊发了《武训历史调查记》，其中提到了一位“和武训同时代、同地方的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这个此前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很快便引起了读者的兴趣，“许多人希望更多地了解他和他的黑旗军的英勇事迹，许多人更要求以电影、戏剧等文艺形式来表现他们的历史”，以此来向“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武训传》予以坚决的还击。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在文艺界领导岗位上忙得不可开交、陷入创作停滞期的陈白尘，随即被中宣部点名叫到北京，参加电影《宋景诗》的写作。“9月初，在周扬、邓拓、李进(即江青——笔者注，下同)等同志的指导与鼓舞之下，‘宋景诗’创作组成立了。”(陈白尘：《宋景诗历史调查记·前记》)
创作组成立后的主要任务被定为“在研究了有关宋景诗的文字材料以后，前往原山东省堂邑一带进行宋景诗的历史调查，以农民群众所提供的历史材料，来创作表现农民革命英雄宋景诗的电影及舞台剧本”。这一历史调查，无疑是对此前受到高度赞扬的“武训历史调查”的效仿，同时也标志着被郭沫若赞誉为“为中国的人民史学增加了光辉的一页”的“历史调查”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个范式，在新中国史学界已经确立。在为期两个月的调查过程中，由陈白尘、贾霁、阿甲、翁偶虹等10人组成的调查组一共调查了8个县、163个村庄，访问了719位老人，记录原始谈话材料约18万字，此后又搜集了50万字以上的有关宋景诗的直接、间接文字材料，由人民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了《宋景诗历史调查记》(署名为“宋景诗历史调查组调查，陈白尘撰述”)；而陈白尘为调查撰写的“提要”，则以《农民革命英雄宋景诗及其黑旗军》为题，连载在1952年11月1日至2日的《人民日报》上。作为调查的最终目的，陈白尘和贾霁合著了电影文学剧本《宋景诗》，连载于1953年《人民文学》第九至第十一期，并在1956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此外，陈白尘还在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完成了一本“儿童读物”《黑旗宋景诗》，贾霁则撰写了一本小册子《宋景诗起义故事》。
正如毛泽东一直以来所强调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作为历史文学创作的重要准备，对相关史料的充分搜集、整理、消化本是创作过程中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当这种“调查”是建立在先有“定论”的基础上、为所谓的“定论”去寻找论据，其真实性便大打折扣了；更有甚者，为达到目的不惜歪曲、捏造“史实”，使历史调查彻底沦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则从根本上动摇了历史研究的纯洁性和严肃性。美国历史学家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对此有着理智而深刻的认识。在名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一书中，他以“注释”的形式阐述了对“宋景诗历史调查”的看法：
中国大陆曾出版过一部长篇历史著述：陈白尘的《宋景诗历史调查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该书部分是以口述史料为基础。作者是位剧作家，那次口述历史调查的目的是写一部有关宋景诗的电影剧本。该剧本与电影《武训传》相似，武训由一个鲁西乞丐变成慈善家，毛泽东曾严厉批评过该电影中的改良主义思想。实际上，宋景诗最先被一个“早期”调查组“发现”，这个调查组当时在搜集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材料……中国历史学家常跟我提到陈白尘的书，将它作为妄用口述历史资料的典型。因此，我在本书中极少引用它，它应被作为概述一次极复杂起义的—个尝试来阅读。关于这次起义的最新文章是本杰明·杨的《宋景诗和他的黑旗军》……在我看来，这篇文章似乎是毫无批判地依靠陈白尘的书籍。([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64-65页)
周锡瑞的话说得相当含蓄，但我们仍能明显从中感觉出他对调查结果真实性的怀疑，以及对陈白尘等人的不满。其实，在查阅资料和调查访问的过程中，陈白尘很快便发现了两个疑点：首先，在宋景诗起义的时候，武训还只是个少年，倘若安排二人作为对比的形象同时出现在银幕上，就会显得不伦不类；其次，则是长期以来被人们争论不休的关于宋景诗“变节”“投降”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对宋景诗的历史评价。对于这次历史调查的原因和目的，陈白尘自然是心知肚明；而在这两个关键问题的解决上，他也是煞费苦心。
对于第一个问题，陈白尘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主动回避，无论是在剧本《宋景诗》还是在“儿童读物”《黑旗宋景诗》中，以及《调查记》“提要”中，他都没有让武训露面，甚至连武训的名字都未提及。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樊粹庭创作并出版于1952年的豫剧剧本《宋景诗与武训》。这位“豫剧改革第一人”不仅让宋景诗和武训在戏里直接唱起了对手戏，而且严格遵照《讨论》定下的基调来设计人物形象、虚构戏剧冲突。在西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出版于1952年10月的单行本前，附有作者撰写的《编写宋景诗与武训的经过》，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急于“表态”的姿态：“……宋景诗愈可爱，武训便愈可憎；因此才激起我们编写《宋景诗与武训》的动机。一九五一年八月开始动笔，但是很难找出宋景诗与武训的关系事迹，所以也就很难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经过两个月的思考和友人的多次研究，才决定了初步意见。主要是：一、写宋景诗和武训青年时代的一段关系，从故事开始到结束时间约为两年。二、依据武训历史调查团所发表的人物事迹，除少数次要些的以外，其余都尽量容纳在故事里面尊重调查内容。……”而在登场人物表中，作者对二人的设定为：“宋景诗——起义农民，‘黑旗军’首领。28岁。”“武训——流氓，统治阶级的帮凶。21岁。”由此出发，武训在剧中第一次露面，便是哼唱着黄色小调亮相；其好吃懒做、好逸恶劳的秉性，驱使他心甘情愿地充当以杨鸣谦、杨树坊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狗腿子，甚至出卖农民起义领袖；而他兴办义学的目的，也因此被界定为“教他们(地主)瞧起我”。作者历经两个月的思考和研究，最终呈现给观众和读者的却是这样一出与历史事实相差十万八千里的闹剧。究其原因，固然与传统戏曲在表现形式、受众心理等方面的特点有关，但作者急于“配合”、大胆“领会”的意图，才是其创作的真正出发点。
前一个问题姑且可以用回避的办法敷衍过去，但宋景诗是否曾经“变节”这一原则性问题则要求作者必须严肃对待。对此，陈白尘选择与“上级”和“权威”保持一致。据陈虹回忆，陈白尘曾就此问题当面征求江青的意见，江青指示说，“宋景诗投降清廷只是他一时的策略，不必为此去否定他的一生”；进一步咨询范文澜等著名学者，得到的答复则是“既然李进同志这样说了，你就放心去写吧！”而《宋景诗》的悲剧，恰恰正如在这种不容置疑式的“权威”和敷衍了事的“保证”下酝酿出的一坛苦酒。由于审查者相互之间的观点存在极大分歧，导致影片拍摄完成后迟迟不能过审，剧本和样片陷入了无休止的修改循环之中。剧本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时，已是“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日写完。七月三十一日修改完。十月十六日三次修改完。”1954年1月27日，作者又改出了第四稿。但直到收入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陈白尘文集》时，剧本内容仍在某些方面与影片公映版本存在巨大差别。陈白尘本人并未对剧本和影片的修改作过详细说明，倒是影片导演郑君里曾写过一篇《我们在探索前进——关于“宋景诗”的修改》，发表在《中国电影》1957年第3期上。通过这篇文章，我们不难体味到《宋景诗》编创人员的苦衷和艰辛。
郑君里坦言：“《宋景诗》是我国国产第一部历史影片，我们在创作上毫无经验。在我们创作全程中，最伤脑筋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对宋景诗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据清代官书上记载：宋景诗曾一度向清朝钦差大臣胜保‘投降’。这是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果宋景诗果真背叛过人民，这部影片能否成立，就是个疑问。”但是这个“根本性问题”，显然无法简单地用“是”或“否”来予以肯定或否定；宋景诗一生经历的复杂性，迫使影片编创人员不得不玩起一种“逻辑游戏”来，即在充分肯定宋景诗功绩的同时有限度地承认并批评他的“投降”：充分肯定，是因为他的经历以“造反”始，又以“造反”终，期间经历了一连串的艰难困苦、迂回曲折的斗争；有限度地承认并批评他的“投降”，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由于当时的农民运动带有“自发性的弱点”；编创人员甚至还区分了宋景诗的“投降”与“诈降”之间的区别。郑君里在文章中为读者详细对比了前后三稿剧本对“投降”问题的表现，并最终提炼出如下心得：
我们一边工作，一边在学习。就在这次工作里，我们逐步学习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复杂的史料，开始懂得把农民的阶级局限性与农民在阶级斗争中的智慧和英勇区分开来，从而赋予作为农民英雄的宋景诗以应有的风貌。我们学习了：既要展示宋景诗“投降”前后各个方面的、历史的、具体的情况(包括宋景诗的主观愿望和作为)，使观众对宋景诗有正确的评价，同时，还得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这些事件，使观众明白“投降”给当时人民带来一些什么损害。
简而言之一句话：既不能给农民革命领袖脸上抹黑，又要充分暴露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为此，在剧本的修改过程中，编创人员无一不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稍不留神便会触碰政治高压线，后果不堪设想。陈白尘那条曾被许多人所诟病的座右铭——“但求政治上无过，不求艺术上有功”——便是这种高压心态下的产物。在影片的公映版本中，政治性得到高度彰显，其中不乏生硬的口号式表达，带有浓郁的说教气息，艺术性也因此大打折扣。相比较而言，作为电影剧本的“副产品”，“儿童读物”《黑旗宋景诗》却显得更为活泼生动些。可惜的是，八卷本《陈白尘文集》中却并未收录这部不那么“畏首畏脚”的作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