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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建国前根据地的经济和财政情况 -- 铁骑边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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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建国前根据地的经济和财政情况

    一, 井冈山时期

    井冈山根据地地域比较小,红色割据时间比较短,想关资料不多,主席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井冈上的斗争》一文中有详细描述,部队生活状况是:“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烟柴菜钱中结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

    根据地经济状况如何呢:日常生活压迫,影响中间阶级反水,红区白区对抗,成为两个敌国。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和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处理失当这两个原因,两区几乎完全断绝贸易,食盐,布匹,药材等项日常必需品的缺乏和昂贵,木材,茶油等农产品不能输出,农民断绝进款,影响及于一般人民。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地区的红色割据,在经济上将受到极大压迫,割据的长期存在将成为问题。永新,宁冈两县没有盐吃,布匹,药材完全断绝,其他更不必说。现在盐已有卖,但极贵,布匹,药材仍然没有。宁冈及永新西部,遂川北部(以上均目前割据地)出产最多的木材和茶油,仍然运不出去。

    财政问题如何解决呢:政府和赤卫队用费,靠向白色区域打土豪。至于红军给养,米暂可从宁冈土地税取得,钱亦完全靠打土豪。十月在遂川游击,筹得万余元,可用一时,用完再讲”。

    看到这里就可以明白主席为什么把“筹款”列为红军三大任务之一。可以说吃饭,穿衣,治疗伤病以及日常用度的匮乏,始终困扰着中共军队和根据地,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就是在这种长期严酷环境中磨砺出来的。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中收录了红军1929年的一则筹款布告,内容是:“查该屋主人赖仲馨,系著名土豪,为富不仁,压迫工农,重租重息,盘剥备至,本地贫苦群众恨之入骨,着罚筹军饷大洋500元,限本日内筹齐,送交本部军需处。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土豪对人民的压迫到底有多重,再摘录一段《井冈山的斗争》:“豪绅对人民的捐税很重,遂川靖卫团在黄坳到草林七十里路上要抽五道税,无论什么农产品都不能免。我们打掉靖卫团,取消这些税,获得农民和中小商人全体的拥护”。

    为了打破对井冈上的经济封锁,保障革命根据地的物资供给,努力改造和恢复了“草林圩场”。同时主席指示宁冈县委在靠近酃县边界的大陇开办了一个圩场,每逢农历二,五,八为圩日。大陇圩场与草林圩场的不同在于,第一,圩场由大陇区工农兵政府管理,成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负责处理圩场的贸易活动,处理圩场上出现的问题,并派赤卫队巡逻保护圩场正常贸易。其次,公营经济参加圩场贸易活动,大陇区工农兵政府在圩场办了一个商店,货物齐全价格公道,凡是使用根据地自己铸造的银元在这个商店买东西,优先供应并予以适当优惠。

    1928年毛泽东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土地税按照生产情形分为三种,一,百分之十五;二,百分之十;三,百分之五。1928年秋的井冈山,分得了土地房屋和农具的贫苦农民,以往占收获物一半以上的地租不交了,利息高达百分之一百的甚至更多的高利贷不必还了,而且这一年还获得了丰收(宁冈比上年增产20%),鉴于农民已得到了实际的利益、生活有所改善,考虑到红军给养的严重困难,工农政府才开始征收土地税,仅宁冈县征收,其他各县尚不开征。宁冈县的邱大爷家分得土地收获谷子3500余斤,他怀着翻身农民普遍拥有的激动心情,除缴土地税外,他自愿向政府捐谷300斤。

    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在井冈山的上井村创办了革命根据地第一家造币厂——井冈山红军造币厂,又称“上井造币厂”或“红军花边厂”。原料主要来源于军民打土豪所缴获的大量银链、首饰及各种银质器具,利用原谢荣珍、谢荣光兄弟所办的“谢氏对花厂”仿制银元的设备和银元模具,回炉熔化后制成粗坯再冲压,铸造成重七钱二分的标准墨西哥版银元。每块银元上凿有标志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自己发行流通的“工”字印记,称为“工”字银元,以区别国民党统治区的银元。

    二.中央根据地时期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是毛泽东在1933年8月召开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所作报告,毛泽东在其报告中指出:“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资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到疲惫,你们看,敌人在进行经济封锁,奸商和反动派在破坏我们的金融和商业,我们红色区域的对外贸易,受到极大的妨碍。-----------要大家懂得经济建设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努力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发展合作社运动,普遍建设谷仓,建设备荒仓。每个县要设立一个粮食调剂分局,重要的区,重要的圩场,要设粮食调剂支局。大家要努力去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多造农具,多产石灰,使明年的收获增多,恢复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香菇,薄荷油等特产过去的产量,并把它们大批地输出到白区去。

    从出入口贸易数量来看,我们第一大宗出口是粮食。每年大约有三百万担谷子出口,三百万群众中每人平均输出一担谷交换必需品进来。商人在这中间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去年万安,泰和两县的农民五角钱一担谷卖给商人,商人运到赣州卖四块钱一担,赚去了七倍。又看三百万群众每年要吃差不多九百万块钱的盐,要穿差不多六百万块钱的布。这一千五百万块钱的盐,布,过去不消说都是商人在那里做的,比如商人到梅县买盐,一块钱七斤,运到我区,一块钱卖十二两。我们的对外贸易局在这方面要尽很大的努力。

    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的发行怎样使用呢?我们打算这样使用:一百万供给红军作战费,两百万借给合作社,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作本钱。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使生产的产品出口卖的适当的价钱,又从白区用低价买的盐布进来,分配给人民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削”。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旋即于1932年2月1日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毛泽民任行长,国家银行首先统一了中央苏区的货币流通,逐步建立中央苏区的金融体系。1932年4月,毛泽东力排众议率东路红军攻占漳州,缴获大量金条银元,毛泽民以苏维埃中央政府财政特派员身份,前往漳州接收了这笔财富,建立了“秘密金库”,作为中央苏区的货币发行的准备金。

    为破坏根据地经济金融秩序,国民党除了严密封锁还制造假“苏币”流入根据地,严重扰乱根据地经济,使老百姓兑换需求突然大增,苏区纸币挤兑风波发生,苏币面临一次金融挑战。对此作为国家银行行长的毛泽民很是焦急苦恼,思虑如何解决“假币”问题,稳定苏区货币。一天夜里毛泽民坐在桌前又陷入思考,由于太过专注毛衣袖子被油灯点燃,闻到毛衣的焦糊味,毛泽民头脑中灵光一闪。于是决定苏区国家银行发行统一的货币,要求在制造货币的纸张原料中掺入一定比例羊毛,这样既能彻底改变钱币混乱局面,又能保证轻易辨别“假币”。对农民统一兑换使农民免受货币兑换商的盘剥,又为市场提供了充足的交易筹码。掺杂羊毛原料的货币纸张增强了韧性,使根据地的货币更耐用,受到广大根据地和根据地周边白区人民群众欢迎,愿意持有和使用根据地货币。

    工农武装割据下,根据地的人民同时负有供粮,供款,出兵供役的使命。按共产党人的理念,征之于工商业的累进税才更符合“剥夺者被剥夺”的阶级斗争哲学。于是有了红色原创----统一累进税。这种税把商业税、农业税、工业税等合并征收,采用累进税制。主要对剥削阶级征税,对被剥削阶级与劳苦阶层的人民免税。

    同时苏区的税收也成为反对外界经济封锁的一种有效手段。敌占区限制敌我双方各自需要的战略物资,如粮食,食盐,布匹,药材,重要矿产品的出口并设置较高税率。苏区放开富余物资去敌占区换取有用产品而设置较低税率,鼓励苏区需要的物资引进运销而少加或不加限制,甚而进一步发动敌占区商人组织大宗商品运进苏区,与敌意稍淡的地方军阀达成特定的贸易默契,并规定较为公允的税率,这些都是常用的经济战手段。双方的税务人员在缓冲地带的关口,集市,河流进行缉私,对违禁之物施以较高的实物分割,甚至没收。鄂豫皖苏区著名的便衣手枪队甚至到敌占区征收税收。

    三次反“围剿”结束后,国民党针对根据地先后颁布了十余种封锁条例,封锁食盐,煤油,药材,布匹等,企图将红军和苏区’饿死“冻死”“憋死”。中央苏区内外的商品价格由于敌人封锁形成了较为严重的剪刀差,内部特产跌价,外部商品涨价,卖出特产获得的现金减少,流出增多,无法按需买进外部商品,危害根据地建设的各方面,除此外周边豪绅及地主转移走大量现金,打土豪筹款变难,通过作战缴获补充现金亦不稳定,市面上还充斥着各种纯度低,信用浮冒的白区杂币,纸币,消耗着内部财富,根据地发行的纸币和金属币又不能在白区流通套换物资。

    毛泽东认为敌人进行经济封锁,奸商和反动派在破坏金融和商业,红色区域的对外贸易受到极大妨碍。必须要打一场金融战,制造白区银元,用其作为对外交易中的现金补充,这是开展自救打破封锁,保证红色割据政权存在,协调局部商品经济有序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中央苏区连成片以前,赣南,闽西的小块红色政权已经开始土法制造用于对外贸易的银元。1929年兴国东村银匠陈志美,利用妇女不用的银饰,私铸“英光”银元,在于都市场上进行兑换。1929年8月被苏维埃政府动员收公,成立东村造币厂,1930年初手工土法生产“袁大头”,平均每天生产二百余元。当年10月改为江西苏维埃政府造币厂,开始制造“袁大头”,“小头洋”,“雕子边”三种银元,平均每天五百余枚。1930年9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在龙岩成立闽西工农银行,该银行曾开设炼银厂,收购银饰溶化后铸成银饼到白区进行贸易。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建立中央造币厂,将赣南和闽西那两家厂合并,利用银饰和银两制造国家银行发行的金属币和制造“袁大头”,“小头洋”,“雕子边”等白区银元。1931年冬红军在上杭缴获一套铸币机和刚模,生产手段由土法提升为机械化规模化,平均日产一万余元。

    1933年是对外贸易大发展时期,位于赣州的中央对外贸易总局江口分局对外贸易时都以赤金和中央造币厂制造的“袁大头”,“小头洋”作为外币,后来又加造“鹰洋”,赣州商人后来识破前两类银元。但是闽西新泉贸易分局同白区十九路军做生意一直使用“小头洋”,因为十九路军愿意接收这类银元。1933年9月红军攻克福建沙县,缴获一套银毫子铸币机和一批铜模。1934年10月长征出发时,造币厂迁往于都龙山,机器就地埋藏。

    根据地使用仿制银元打开贸易局面主要有两类,一是通过行商贸易,当时对白区的贸易,全靠国营贸易机构组织苏区和白区的群众和行商在敌人严密封锁下,买进食盐,药品,布匹,出售稻谷等农产品。随着业务成倍增长,在瑞金和江口之间还专门组织了一个30多人的运币队伍。根据地60---70%的物资都要江口分局从赣州进口,通过小生意人行商零敲碎打这种方式只能是补充。第二种是通过大宗商业行为,大宗商业行为是通过大商家坐贾来实现,他们才是根据地仿制银元的主要消耗者。

    1932年2月,陈济棠麾下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率部进驻赣南,所辖第一师部署赣州驻防。师长李振球暗地里同大商人勾结,将食盐布匹等运往根据地并套换回钨砂,牟取暴利,上行下效,团长一级军官同样勾结商人,大作上述买卖,驻守一线的连排长对来往白区与根据地之间的的行商,更是以“罚款放行”的方式渔利,封锁线变成了交通线。当时赣州同红军贸易最大最久的商家是“广益昌”,’广益昌”和李振球共同派代表驻江口同红军贸易。陈济棠专门电告红军江口镇的盐和布匹都不缺,可以供应红军的需要。广东军阀陈济棠下属李振球,利用驻赣州之机,通过“广益昌”同红军大搞赤白交易,“养肥”陈济棠的同时也客观上支持了苏区经济,大量消化了中央根据地制造的白区银元。

    在瑞金“二苏大”时,周恩来,朱德特别指示粤赣军区司令兼政委何长工在前线一定要做好陈济棠的统战工作,不要主动进攻刺激他,好利用其提供给养。毛泽东更是从大局出发亲往粤赣军区,指示何长工要摆正“打”与“和”的关系。驻福建的第十九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指挥下,更是同红军保持密切联系,闽西新泉分局仍使用赣州弃用的银元与他们交易。“福建事变”后左倾路线对十九路军比较冷淡,毛泽东却依然将他们的代表徐鸣鸿待如贵宾。徐鸣鸿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共,大革命失败后和党失联。1932年10月26日,由潘汉年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徐名鸿代表十九路军,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谈判取得成功,十九路军遂联合一部分反蒋势力于11月20日发动“福建事变”。1934年1月13日,蒋介石召集嫡系部队20万人迅速入闽围攻十九路军和人民政府。当日,徐名鸿在官兵大会上动员说:“共方愿与我们继续合作,欢迎我们入赣。部队改编红军,我们的部队归毛泽东、朱德指挥。”但其时由于中共中央存在“左”倾错误,没有及时支援十九路军。十九路军终于1934年1月失败,徐鸣鸿被捕以身许国。

    红军长征后,这些制造的白区银元仍在白区同其他银元混合流通,另一部分则被带走,成为红军路费和在遵义期间发行纸币的准备金。中央苏区制造的银元是维系当时政治,军事,市场,社会关系的重要纽带之一,使红军成功粉碎了蒋介石的封锁计谋,打胜了金融战。

    长征开始前毛泽民请示毛泽东“秘密金库”如何处理,主席让全部取出作为红军长征的路费,一部分分散到各个部队,一部分由国家银行带着。长征时国家银行和中央政府财政部的工作人员被编为第十五大队,中央总务厅厅长袁福清任大队长,毛泽民任政委,长征开始上路时国家银行工作人员14人,8人到达陕北,6人牺牲在长征路上。国家银行的全部现洋和黄金,除了自制的“仿洋”等银元以及银毫,铜分币和库存的金条,金砖外,主要部分是“秘密金库”的储藏。打漳州所得的大量市面流通现洋,金砖及金银珠宝,被藏于石城一个山坑里,作为国家银行准备金和备不时之需,称为“秘密金库”,如今用作长征路费。主席为中央打下“地盘”中央苏区,中央迁来把“地盘”搞没了不得不转移,又是用主席的缴获作为转移之路的路费!

    三,长征路上

    国家银行的家产向部队分发完以后,剩余由国家银行保管的是100多担,成为长征路上的“扁担银行”。到达陕北,“扁担银行”的家底清点结果,尚存黄金2担,白银及银元12担,另有珠宝若干。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时有规定,沿途不准用苏区纸币,即国家银行印行的钞票,统称国币,俗称苏票,苏币。

    1935年元旦,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此前黎平会议关于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确立创建以尊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新苏区的计划,提出赤化,建政,扩大活动区的要求。据此发行国币以活跃市场,稳定市面人心,为国家银行在遵义发行国币提供了政治条件。红军驻守遵义12日,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并有效运转,国家银行发行国币,筹措充裕的物资。红军攻占遵义后,为了在后勤上保障部队的行动,中央决定成立没收征发委员会,由苏区财政部部长林伯渠任主任,毛泽民任副主任。“没征委”查收了国民党官僚及反革命分子的财产,包括军阀王家烈的烟馆,盐行,得到一大批烟土和食盐。

    遵义为贵州第二大城市,市面十分繁华。然并卵,一面到处是商机商业活动,一面又因为官僚军阀囤积居奇,群众严重缺盐,再则,红军指战员需要用积存的津贴或“伙食尾子”换取匮缺的生活,医疗用品,这也增强了国家银行在此发行国币的现实需要。通过广泛宣传国币发行,兑换政策,使群众和商家对国币产生足够认识。国家银行一面发出国币,让其在市面流通,一面设立兑换处,方便群众和红军指战员随时兑换国币。在遵义新城商业中心设六个兑换点,遵义周边驻有红军部队的桐梓,縘阳,鸭溪,龙溪,湄潭等地设十九个兑换点。将没收的大量食盐以低价卖给群众,规定只收国币,且一元国币可在兑换点换取一圆贰角现洋,或两元国民党的钞票。由于国家银行有充足的现洋和物质保障,发行的国币完全可以兑现,遵义城及周边城镇的群众与商家都乐于接纳使用国币,国币信誉盛极一时,带动市面空前大繁荣。

    撤离遵义之前,国家银行在闹市区张贴布告,设立三十多个兑换处,用银圆,食盐等物资换回老百姓手中的苏币,并将没收来的罚款和兑换回笼的国币整理清楚,继续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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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建国前根据地的经济和财政情况(续二)

      解放战争时期

      将货币发行与粮食,食盐,布匹,棉花等物资相结合的货币发行理论是中共的创举和一直奉行的原则(到今天依然如此)。抗战时期有力支持了根据地的建设和财政开支,成功地打破了日本侵略者企图以伪币廉价收购物资,以战养战的企图,使根据地不仅得到极大巩固,并且迅速发展壮大,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

      六。晋察冀华北解放区

      日寇投降后,晋察冀边区政府由阜平迁往张家口,晋察冀边区银行经理关学文迅速赶到张家口负责接收伪蒙疆银行,在此重新组建晋察冀边区银行,行址就设在原伪蒙疆银行所在地。1946年7月,国民党为隔断人民解放军关内关外的联系,集中火力打通平绥铁路线,向张家口发起猛烈攻势。8月,由于与国民党傅作义部战事胶着,晋察冀边区银行不得不随部队撤出张家口,先返回山西灵丘县,后转移至河北阜平县光城村。1947年11月,华北重镇石家庄历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六昼夜奋战,胜利宣告解放,晋察冀边区银行随部队进驻石家庄,1948年4月与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冀南银行实行合署办公。在此基础上,两行合并组成了华北银行,而华北银行正是中国人民银行建行初始的重要一脉。

      1946年1月30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要求,各战略区设银行分行,受总行的直接领导,其货币发行与业务计划等要绝对服从总行。根据边委会的指示,晋察冀边区银行抓住相对和平的有利时机,扩大机构设置、业务开展的范围,冀晋区、冀中区、冀热辽区各设分行(冀察区暂不设分行),均为该地管辖行。总行之下,按经济区域与业务需要设置支行及支行以下办事处、营业所、兑换所、派出所等。其中,冀热辽分行成立冀东、赤峰两支行,支行以下有办事处、营业所。冀察地区因处总行所在地,该区各级银行机构由总行直接领导,并先后成立宣化支行、怀来支行及阳高、张北、西合营之办事处。抗战胜利初期,晋察冀边区银行整体呈现“总行——分行——支行(或办事处)——营业所、代办所——兑换所——派出所”的组织架构。

      1946年7月15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对各级工商部门的职权范围作出明确规定,边区银行由边委会财政处领导,边区银行有关提高边币比值、驱逐杂钞、平衡境内物价、发放工商贷款等有关工商业务的事项接受工商处指导。到1948年6月为止,晋察冀边区银行货币发行总计8477.21亿元。在1947年,边币使用人口达到1500万人,物价指数是1946年的2.78倍。从1938年成立到人民币发行收回边币,晋察冀边区银行存续10年时间,发行57种版别货币(不包括期票、地方流通票)。其中总行、冀中两地发行44种版别,发行13种“冀热辽”版。成立之初,边币发行主要以兑换法币形式进行投放,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边币发行则主要以支付军政费用的形式投入流通。每年生产建设的贷款投放仅占到3%左右。1945年9月到1946年4月,晋察冀边区部队乘胜追击投降的日寇,不断扩大解放区范围,但由于边币发行供应不足,加之贸易管理解除了“武装”并宣布出口解禁,致使国民党大量发行的法币畅通无阻地在解放区高价吸收物资,日伪、奸商乘机抢购边区粮食,大批洋油、洋布、洋烟等洋货向解放区倾销,一文不值的法币大行其道。晋察冀边区银行起初缺乏经验和防备,在晋察冀边币没有贸易物资支持的困难条件下,发行和使用的阵地不断收缩,金融、贸易对敌斗争只能被动应对,最终造成边、法币比值由1:17降到1:8的不利局面。

      1946年4月之后,边区银行着手摸清法币情况,并行推进阵地战、比值战、金银战、外汇战的货币斗争策略,一是区分新区、边缘区打击法币,在新解放区,驱逐法币使边币迅速占领市场,利用掌握的法币支持贸易与币值比价斗争;在边缘区,军政力量配合,控制集市、掌握物资,使人民群众摆脱对国民党统治区物资供应的依赖,从而压缩法币使用范围,巩固边币威信;二是从解放区物资出入口管控外汇,抵挡住法币内侵;三是在解放区内,严禁法币流通,缩小其流通范围,孤立反动派;四是动员和教育群众,将法币推向国民党统治区促其通胀更加严重,并购回必需品;五是制定边法币值政策,确定解放区内币值高于外围,不断将法币推向敌占区。经过这么一番操作,晋察冀边区银行成功抵御了法币的大肆侵入,使边币深入人心,以金融之力守住了解放区的经济阵地。

      银元的历史已有几百年之久,广大地区使用银元的习惯根深蒂固,民间储存都以银元居多,这对树立晋察冀边币本位币地位、推进统一货币市场是一大障碍。在坚持边币一元化的政策下,巩固、扩大边币市场与肃清银元相互依辅。1946年,边区银行总行出台有关肃清银元的意见,提出具体措施和办法予以指导:一是在时机选择上,选择有利季节(如大秋后)边币占优势而物价比较稳定的时候。对于群众运动基础好的一些老解放区,削弱银元的力量,以便于将来逐渐肃清。二是打破群众对银元的崇拜,首先动摇与取消银元本位,逐渐代之以边币本位。三是银元收买及定价政策应该是:有利时收买(不一定是低价),不利时不买(这时定价可酌低于市价)。买时必须符合市价(必要时或达到某种目的可稍高于市价大量的收买,但须避免刺激市价上涨)。并且在定价上应照顾到邻地,避免发生不好的影响。不买时,则避免刺激银元市价的上涨。四是在严格禁用地区绝对禁止银元流通携带,违者没收。公私款项如纳税及秋征等,不允许直接收受银元,必须通过银行或委托机关商店兑换,民间保存银元愿卖出的由银行及委托机关照牌价收买。此类地区要彻底肃清银元,实行边币一元化。五是在因经济工作差,边币基础未稳的新解放区,可采用银边同流办法,明禁暗不禁,使边币在行政力量及贸易合作事业开展支持下,站稳脚跟,在同时流通中增加边币比重及地位,逐渐动摇银元本位,代之实行边币本位,再用收买银元办法肃清。尽管实施了一些行之有效的举措,民间使用银元并未禁绝,还是有所保留。直到解放后,国家对金银统一管控,民间银元买卖才彻底销声匿迹。

      解放战争时期,边区银行的贷款业务中,农业贷款的范围主要以扶持农业生产、扩大植棉、兴修水利为主;工商业贷款划定的范围是解放区内无法自给的必需物资、关系军需民生的战略物资、合作社事业等等,不论农贷还是工商业贷款,利息很低甚至无息。至于存款,到1947年7月之后,边区银行各地存款业务才有所起色,8月至10月间,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冀中分行吸收到存款277亿元以上。当然,各地的存款业务还是主要以机关单位存款为主。根据1946年大城、新安、冀州、泊镇四个地区外汇使用统计,纸张业占用27.2%,日用品业占16.75%,军用品10.75%,颜料占25.2%,西药占7.25%,化肥占1.6%,电讯器材占1.12%,其中纸张、颜料合计占到50%以上,其次是日用品,这些物品更加依赖从解放区外引进。为减少对敌占区的物资依赖,1947年,冀中分行决定发放5亿元工业贷款,重点用于制造火柴、面粉、纸张,其次用于造碱、熬硝、种靛等工业。

      1948年,冀中分行举办50亿元工商业贷款,大力扶植自给工业,奖励小本经营,解决工商业者资金周转的困难。放款重点是以纺织、造农具、造船、造纸、熬硝、榨油、制鞋、火磨、制皮革、染料、化学及交通机件等为主的自给工业,以及对生产有利的小本经营业及运输事业,对一般商业通过活存透支业务往来的方式加以扶持。在贷款利息上,工业贷款最高不超过月息4.5分,商业贷款规定为月息6-7.5分,小商贷款为月息4-4.5分,活存透支根据性质由银行往来户双方协定。

        1946年上半年,冀晋分行发放2.03亿元生产性贷款,总行营业处分别发放2540万元旅蒙业贷款、1500万元市民生产救济贷款、1亿元商业贷款;1946年12月,冀东行政公署为培养典型合作社,发展纺织业,发放2亿元边币的合作贷款。在新解放的城市,边区政府提出建设城市发展工商业的号召。 1946年6月,为繁荣市场,辅助工商业发展,边区银行根据边区政府提出的“对银号采取团结与扶植”金融政策方针,出台《晋察冀边区银钱业组织管理办法》,积极支持与扶助已设立的、行将设立的银号。到1947年上半年止,在河间、尹村、安国、辛集、鄚州等地陆陆续续有31家银号开业,开始建立内地汇兑与往来划拨关系,并且深入到农村地区,很多银号都在农村增设了分号。

      七。 晋冀鲁豫解放区

      1946年国民党军开始进攻各个解放区,充分利用其征派机关“军民合作站”侵蚀破坏解放区经济和金融。在抗战初期,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利,使军队在流动的过程中出现种种扰民的情况,致使军民关系不协调,随着扰民现象的日趋加重,国民政府看到要想战胜日本,军民合作极其重要。于是1938年颁布《军民合作公约》十六则,令各部队切实奉行,并由省转全省县区乡镇长,晓验民众,一体遵照。为落实公约的实施,各地随后成立了有地方政府领导为正职,地方军队领导为副职,一些商会参与的政府机构“军民合作站”。国民党这一党政军民四位一体组建的征派机关---军民合作站,在解放战中开始后推行到解放区,向各村征派粮食,草料,柴,菜,猪,鸡蛋,油等军需日用品,按官价付钱(低于市价二分之一),以此可以给当地带来巨额的法币。如郓城,巨野两县,不满三个月,至少发出法币15万元以上。他们同时强迫各县镇原有商号重新登记,一律强迫营业,国军官兵见啥就用法币买啥,又随意少付钱多拿,以此扩大法币流通范围,打压冀币市场。

      1947年4月的《冀鲁豫区货币工作总结》一文提到,1946年自河南内黄县和与其搭界的清丰县韩村镇向清丰一带进攻的两路国民党军,在17天内给每个国民党士兵奖励了法币12万元,按两万人计,就有24亿元。如此一来,不论城市和乡村,只要是国军驻扎过或路过的地方,便流通起大量法币。蒋军还利用随军商人用法币在占领的解放区大量收买或盗取重要物资,如粮(米,麦为主)棉,土布,木料,牛等。同时将美国香烟,白糖高价卖出,以此维系法币币值。

      除大量发行法币之外,国民党同时利用军事手段抢占解放区集贸市场,占领物资集散地。抢占集市后就利用地方恶霸,流氓地痞恢复封建的包集制,从而掌握市场交易主导权,强制使用法币流通,破坏原有经济秩序,同时对冀钞严厉取缔,宣布凡使用冀钞千元以下没收,千元以上则枪毙。利用摊牌讹诈迫使群众物资上市和进一步紧缩筹码,这是国民党政府支持法币的另一种做法。

      面对这种局面,时任解放区晋冀鲁豫副主席戎伍胜(后改名 戎子和,解放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代部长)决定,银行与工商局互相配合进行货币战。解放区工商局担负着除财政部门以外的全部财经任务,包括公,私营工商业的领导和管理,农村集市贸易管理,货物出入境管理,稽查征收工商业税,武装缉私,银行业务(钞票印制,金库,信贷和统一市场货币)。规定解放区内部工商,农业税一律收冀钞,解放区部队,政府,公营单位在解放区内部不得使用法币。全面统货,对解放区能生产的商品和非生活必需品征高额关税,如布匹,香烟,白糖等;对解放区必需的药品,军工原料,武器等免税进口;解放区的粮食严控出口。

      八。大连建新公司

      1945年8月,苏联根据与国民党政府订立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附属协定,进驻中国旅(顺)大(连)地区,实行军事管制。同年10月,中共大连市委在苏军军事管制当局非公开的支持下,成功组建并掌控大连局势,旅大地区由此成为特殊解放区(又称关东解放区)。1945年10月中旬,原中共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书记韩光,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抢形势”“搭架子”的指示,迅速组建大连市委,后又着手组建了各县,区党组织。同时陆续向一些厂矿企业,学校等派出党的领导干部。1946年7月,中共辽宁省委决定将大连市委改为旅大地委。

      1946年9月,中共中央东北局派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肖劲光来大连筹划后勤工作。当时旅大地委领导同志向他汇报了在大连建立军工生产基地的有利条件,即首先大连有港口,可以利用大连“自由港”的条件,采购到各种原材料,解决军工生产所需原料问题。其次,大连为苏军管制,苏军对我们的工作是默认的、支持的,大连又是由我党控制的一个隐蔽的后方,不直接受战争的影响。再次,大连是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城市,熟练技术工人多,有利于生产。肖劲光深入企业调查研究后,向党中央提出了在大连组织兵工生产的重要建议。此后不久,党中央即要求各解放区向大连“派出干部,携带一部分资本,前往该地,开办兵工厂”,“大连设厂是为长久计”的指示。按照中央的指示,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中分局、胶东兵工总厂和晋察冀中央局等都派出干部、技术人员来到大连。1947年1月,东北局和华东局共同决定,利用大连原有的工业基础,建立军工生产基地,并责成旅大地委负责与苏军交涉,要求将重要工厂交由我方管理。是时华东局出资3.5亿,东北局出资1.5亿,华东财经委员会主任朱毅亲自带队来大连主持工厂建设。当时华东局之所以能够出这么多钱,主要是饶漱石,陈毅,张云逸等人利用华东方面在招远金矿生产的黄金,另外还有大量缴获得到的钱财,慢慢积攒起来的。

      1947年7月1日,苏军同意将大连炼钢,“满洲”化学,制罐,进和,金属制品以及曹达制碱等六家大型工厂移交中共方面。中共投资建的引信厂,弹药厂等也竣工,这些新旧工厂共同组建成为一个联合企业,对外采用民办企业的名义,称做“大连建新公司”,因经费主要由中共华东局提供,华东局派来的朱毅担任总经理。中共军队历史上第一个军工联合企业“建新公司”诞生。在其存在四年多时间里,共生产日式三八、九四、一二四和美式七五山炮炮弹55万发,引信81万多发,雷管24万只,迫击炮1400门,苏式冲锋枪500多支,弹体钢3000多吨。生产各种型号无烟火药450多吨,除辽沈战役用了百余吨炸药,其余均运往华东,华北,有力支持了华东,华北的解放战争。此外还制造了包括200吨水压机、千吨油压机等一大批机器设备用于解放区的工业生产。

      毛泽东在《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一文中最后深刻指出:“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对于如何搞好解放区的经济,取得人民群众的热情拥护,主席都有明确且详细的指示,《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是主席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七日为中央起草的对党内指示,开头即讲:“(一)国民党在美国援助下,动员一切力量进攻我解放区。全国规模的内战已经存在。我党当前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站在自卫立场上,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解放区,争取和平局面的出现。为达此目的,使解放区农民普遍取得减租利益,使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取得酌量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的利益;同时又使地主还能生活,使工商业资本家还有利可图;并于明年发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救济饥民,难民,供给军队的需要,成为非常迫切的任务。只有减租和生产两件大事办好了,才能克服困难,援助战争,取得胜利“。这一段前一部分说明只有敢于斗争勇于斗争才能争取和平,属于认识论。后一部分讲如何动员力量激发潜力的具体方法途径,属于方法论。此后到一九四六年六月随着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农村政策也由“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农民的“土地改革“。通过”土改“进一步激发起农民的生产热情和对共产党解放军的真诚拥护,广大翻身农民组成支前队伍,提供源源不断的物力和人力支援解放战争,极大促进了解放战争的进程。所以才有陈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

      随着解放战争的快速推进,不断占领大中城市,进一步的全国胜利已经不远,毛主席又及时提出城市工作的指导方针,他在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七日为中央起草的对党内指示《关于工商业政策》中告诫:“一。某些地方的党组织违反党中央的工商业政策,造成严重破坏工商业的现象。对于这种错误,必须迅速加以纠正。这些地方的党委,在纠正这种错误的时候,必须从领导方针和领导方法两方面认真地进行检查。二。在领导方针上,应当预先防止将农村中斗争地主富农,消灭封建势力的办法错误地应用于城市,将消灭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和保护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严格地加以区别,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同片面的,狭隘的,实际上破坏工商业的,损害人民革命事业的所谓拥护工人福利的救济方针严格地加以区别。应当向工会同志和工人群众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决不可只看到眼前的片面的福利而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

      大陆解放后留下香港,澳门作为对外交往的窗口,进行贸易和了解世界。其实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就派人到香港建立联络站,成立公司,筹措抗战物资。

      比如华润(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于1938年,前身是中共为抗日战争在香港建立的地下交通站。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妥善保管募集到的资金和物资,并将其顺利运送到抗日前线,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决定成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合法公司,由公司开办银行账户,办理仓储和运输业务。1938年,秦邦礼(博古的弟弟)受党委派在香港开办了“联和行”,注册资金为三万港币,公开业务是经营南北杂货,实质上是秘密采购苏区紧缺的物资。

      “联和行”在1948年改组更名为华润公司,1952年隶属关系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变为中央贸易部(现为商务部)。1983年,改组成立华润(集团)有限公司。1999年12月,与外经贸部脱钩,列为中央管理。2003年归属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领导下的中央企业。

      1979年改革开放,荣毅仁创办中信公司,1983年王光英在香港创建光大公司。无不是利用一切手段和途径助力国家的经济发展,今天我们取得的成就凝结着一代代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国家民族的强盛奉献出的生命和心血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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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推荐一本《薛暮桥回忆录》

      薛暮桥(1904年10月25日-2005年7月22日) ,原名雨林,江苏无锡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代中国杰出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泰斗,首届中国经济学奖获得者,被誉为“市场经济拓荒者”,亲身参与中国两个经济体制建设,是新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高级经济官员之一。著有《中国农村经济常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我国物价和货币问题研究》、《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管理经济》、《当前我国经济若干问题》等。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 家园 本文说明,中共的成长不单是理念,还要解决经济的问题

      看过不少东西,对解放初期的一些批评,其中之一是把经济搞砸了,或者是不会搞经济。

      仔细想想,那么在解放前,在被打压的情况下,它凭什么能够获得民众的支持?这和选举获得支持不同,那个时候的支持,是需要冒着生命危险的。单靠主义能获得那么多支持么?没有经济上的利益,单凭爱国主义的口号肯定不够。思想、物质两手都硬了,才会有人冒着生命危险来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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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昨天在观网看有人推荐《暴风骤雨》的电影

        晚上闲来无事,便找来看了一遍,确实是一部好电影。个人觉得这样的好电影不仅现在的中国人要看,甚至可以推广的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当教材。

        电影反映的是在解放战争初期,东北战场的共军,顶不住国军的大举进攻,撤退到松花江以北地区,通过发动农民搞土改,赢得农民支持,从而解决兵源粮源以及后勤保障等问题。

        这部电影让人更直观的认识到为什么共军能最终赢得东北战场的胜利,乃至全国的胜利。

        纵观中国历史,但凡马上取天下者,其创业团队大都军政皆通。光有猛将,没有擅长政务者,是成不了大事的。因为打仗打的是兵源粮源,而兵源粮源从哪来,只有稳定运转的政府才能提供,而要有稳定运转的政府,非有通政务者不可。

        刘邦能取得天下,是因为他有萧何曹参这样的通政务者。在刘邦和项羽屡战屡败时,是萧何从关中为他源源不断地提供兵源粮源。萧何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萧何曹参原本都是县政府官员,天下大乱后,他们县的一把手被干掉,本来大家推举萧何他们这些原政府官员带头造反,是萧何他们不敢当,才让给了刘邦。萧何跟随刘邦进入关中之后,其他人都去抢金银财宝,只有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

        再说一个诸葛亮的例子。一说诸葛亮,就说他三分天下的谋略,以及打仗的算无遗策等等,其实诸葛亮真正厉害的是通政务。诸葛亮自述刘备三顾茅庐请他出山,他没有说其实是他先见的刘备。在裴松之注的《三国志》里面,转录了一段当时魏国史学家鱼豢写的诸葛亮见刘备。在鱼豢的记叙中,诸葛亮见刘备给的建议并不是什么三分天下谋略,而是很具体的政务事情。诸葛亮说刘备的兵少,原因在于当时荆州登记户口的少,而征兵征粮都从有户口的头上来,所以建议刘备让刘表抓户口登记,刘备听从了这个建议,“故众遂强”,也就是手下队伍得到壮大。事实上,也是在诸葛亮加入刘备团队以后,刘备才从一个流动的军事武装团伙,变成了一个有根据地的地方政权。

        反面的例子,最典型的是李自成和洪秀全,这两人的创业团队中,连一个粗通政务的人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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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泽东、泽民

        TG之所以要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因为在白去工作的党中央需要共产国际的经费。

        凯申公之所以能够从国民党中异军突起,并打败各路军阀,基础是蒋宋联姻,有了江浙财团的支持而已。

        泽东、泽民,相映成辉,根据地建设自己解决了革命的经费问题。

        长征路上,贺子珍说道他们连泽民也整,整个共产党中央和红军的经费都是泽民供给的。

        可惜了,泽民,不然建国后经济建设有陈云啥事情。

        那些叫嚷着毛主席不懂经济的专家、教授,其实只是地主家的账房先生水平,只能看到一时、一事的收益、只会算一天、一月,多则一年的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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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还有毛老爹的功劳

          很多记录都夸大了毛老爹与他儿子的冲突。事实上毛老爹对儿子的影响是很大的。毛老爹是个很成功的农民、商人,他曾经开过自己的"银行",发行过"顺义堂"票据,在小小的韶山冲,这不算中央发钞,至少也是信用扩张。他送大儿子去学财务、学现代工业,可见是有远见、有策划的。大儿子𠍇傲不驯,但老二是留在他身边帮忙的。这个顺义堂命很长,直到毛顺生去世,毛泽民才和哥哥清退了股票,彻底结束,出去闹革命了。

          不知道毛顺生的做法在当时是普遍的,还是比较突出。但我怀疑,毛泽民在金融方面的成功,他老爹是有一部分功劳的。就象陈会计,他的特长不能完全归功于马克思,他早年经历是很大原因。

      • 家园 50到52年,一边打抗美援朝,一边西南剿匪

        军队总数量是史无前例的500多万。

        上海这边还在搞两黑一白的经济战争。

        然后就短短三年,新中国各项经济指标全面超过民国年间最好的数据。

        我倒是很好奇,到底谁有这样的铜强脸皮,敢来黑解放新中国初期不会搞经济???

        通宝推:心远地自偏,老老狐狸,西安笨老虎,
      • 家园 没有物质能力,靠什么打仗?

        陈老总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靠群众推独轮车推出来的,说明中共得人心,有必要的战争物资。

        很多关于中共的贬毁,其实经不起推敲。所以八九十年代不少以某种特殊身份的名义重写历史,意图把客观事实修改。

        通宝推:不如安静,
      • 家园 铁手兄所言极是!理念是用来指导行动的

        理念是用来指导行动的,并在行动中得到充分体现,人民群众才会信服,才会衷心拥护,并且矢志不渝跟着走,使革命事业不断壮大。

        好像是赫拉克利特说过,“土地是财富之母,战争是财富之父”。其实我认为马克思主义财富价值观更能揭示财富的本质,就是劳动,一切财富都是经由劳动创造。创造财富必须有附着体,不能凭空变现出来,这就是土地。然后就是财富分配,“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天之道,损有余以奉不足”。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就是社会生产有了剩余,这些剩余被强者霸占,产生阶级分化,统治阶级掌握政治军事暴力工具剥削压迫被统治阶级,主导财富分配,政治权力主导经济利益财富分配,如此绵延承袭一直到现今。

        共产党就是推翻剥削和压迫,让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首先就是剥夺剥夺者分配给被剥夺者,让被压迫的人民群众获得切切实实的利益,并且愿意起来保护获得的利益。

        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道:“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所以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称为“土地革命”。

        至于中共主席会不会搞经济,这个是根本无需讨论的问题。你拉起队伍首先每天面对的第一件事就是“吃饭”,队伍发展壮大意味着需要吃饭的嘴多。任何组织的成长壮大都是伴随着经济实力和财力的发展壮大的,没有经济财力的支撑即出不去更走不远。

        中共从井冈山出发走到瑞金开始星火燎原,经历严重挫折长征抵达陕北,从西北逐步布局华北,华中,华东形成互相连接的大块根据地,以此为依托取得全国政权。建国后面以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面对西方工业发达世界的封锁,建立起初步完善的工业体系,成为第三世界领袖,以此为后盾打破西方封锁,然后融入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充分利用西方发达技术,资金,运营管理体系,吸收全世界资源做大做强我们自己国家,这就是一个不断打破重重封锁的过程,一个尽力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做大做强经济的过程,一个统筹规划长远布局逆势而为的过程。

        七十年砥砺奋进,几代领导集体一以贯之不屈不挠,今天我们成了世界的庞然大物,除了极个别领域我们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并且在一些领域开始引领世界。如今美西充分感受到来自中国对他们霸权的冲击是致命的,用尽一切遏制打压手段却一无所获,这都是因为我们实力足够强,斗争经验足够丰富能够从容化解。现在西方霸主不得不坐下来和我们谈全球发展治理,谈合作,这不都是经济实力增强带来的国家整体实力的跃升,取得如此的经济成就,在西方封锁敌视的世界环境下,一个人口超过整个西方发达国家人口总和的农业国,七十年走完西方发达工业国二百余年的工业化之路。如果再说不会搞经济,请问世界上还有会搞经济的国家和组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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