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赤城和八九战车 -- 说说九一八时期日本军工的水平 -- 萨苏

１９３１－１９３７日本经济成长了２６０％

钢铁成长了１８０％，造船成长了１６０％，重化工成长了４００％，请注意１９２８年日本工业产值才超过农业

是不是武器不够人家先进，就不抵抗了呢？

西北实业公司和山西近代工业

卢　筠

一、前　言

　　山西，天然矿产资源蕴藏丰富，得天独厚。煤、铁、铜、锡等矿产资源，分布面广，储藏量大，素有“煤铁之乡”之称。山西冶炼业的出现和金属制品的使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但是，在这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工矿业发展缓慢，长期处在停滞落后的状态。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列强忙于欧洲战场，无暇顾及东方，才给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空隙。1917年，在大战的后期，由于进口生铁受阻，国内需求量骤增，山西在清末爆发的保矿运动取得有限胜利的情况下，才出现了近代冶金工业——山西保晋铁厂。然而，当该厂的第一座炼铁高炉于1921年建成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业已数年，日本生铁大量倾销于中国，因而未能投产。直至20年代中期，山西督军阎锡山为了进一步扩充军备，大力发展军火工业，才力促该厂于1926年 8月正式投入生产，日产生铁约15吨左右。与此同时，阎锡山于1925年由德国引进近代炼钢技术，由英国进口机器设备，又创设了育才炼钢厂和育才机器厂。育才炼钢厂1920年局部投产后，到1930年年产各种特殊钢可达 400吨左右，成为山西兵器制造的重要钢材生产基地。

　　1930年，阎锡山联合冯玉祥、李宗仁等十几个方面的势力，纠集兵力70万之众，发动了规模巨大的倒蒋战争——中原大战，失败后下野避居大连。1931年 8月上旬，阎锡山借口返乡省亲，回到山西五台县河边村。时值“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便任命阎锡山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遂于1932年 2月29日由河边村赶到太原就职。复出后的阎锡山在“造产救国”、“建设西北”的主张下，提出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在重振山西军火工业的同时，筹备了西北实业公司，大力拓展山西的经济实力。这便是西北实业公司组建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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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山西近代工业的萌芽和初创

　　1857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政府的一部分官员把中国两次战败的原因，归结为由于洋人“船坚炮利”，而我国原始的刀、矛、棍棒不足以抵御洋枪快炮。于是，以李鸿章、曾国藩为代表，提出了效仿西洋各国“自强”、“求富”的“新政”，在中国兴起了一场洋务运动。从西方国家购买设备，引进技术，兴办工业，尤其是兴办军火工业。各省相继办起了一批枪炮修造厂。山西由于地处内陆，次通闭塞，直到清朝末年，才受到洋务运动的影响。

　　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湖北天门人胡聘之出任山西市政使（藩台）。胡在青年时期正值洋务运动的高潮之际，曾游历江南诸省，受到近代工业新兴的启迪，主张以“洋务自强”，于1892年上奏朝廷：“开发山西石炭和铁矿资源，以兴工业”。于同年创立了山西火柴局、1894年创设山西招商局，1895年设立了山商工艺局。1895年，胡升任山西巡抚（抚合）后，又于1897年上奏朝廷，请求设立以修造军械为目的的山西机器局。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一，清朝政府下谕各省：“据荣禄奏，各省煤铁矿产以山西、河南、四川、湖南为最，请饬筹款设立制造厂局渐次扩充，从速开办，以重军需。着就各地方情形认真筹办，总期有备无患，足以仓猝应变……”。同月三月，胡聘之委任候补道徐桂芬为山西机器局总办，拨出库银 480两，择址于太原北门外柏树园普济观旁购庙地38亩筹建。派候补知县王曾奇赴天津口岸，通过英国福公司天津洋行购来机器设备，并以高薪由天津、汉阳等地招募来30余名技工。同年12月又上奏朝廷，获准动用光绪二十三年山西整顿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关税敛收之余银五万两，作为开办山西机器局的经费。同年底，机器局初具雏形，部分开工生产，并向社会亮出“机器局”招牌。山西机器局由总办独揽大权，统筹经营，并设提调代替总办在局内主持工作。提调之下设总管、文案等职。初创时期全局职工80余人，并驻有清兵十余人，负责警卫和防范。当时机器局下辖“五厂一房”，即机器厂、翻砂厂、熟铁厂、木样广、铜帽厂和锅炉房。生产以修理枪械为主，兼造大刀、戈矛、洋鼓、洋号等。逐渐转向制造后，开始造出的是18毫米口径的“二人抬”火枪，月产三五枝，最高可达十来枝。

　　1900年，清朝政府为了镇压义和团运动，诏令各省军火工厂：“速造新式武器，以备军需”。山西随即上奏，称机器局已开始制造18毫米步枪。实际上是徐桂芬等同英国福公司商定，由该公司提供步枪的全部金属件，山西机器局仅配制枪托和进行装配，打上“晋局庚子年造”的标号。这种枪只能装一粒子弹，称为“独子快枪”，同英军当时装备的五粒连发步枪相比，已显著落后。但对中国清军来说，确属新式武器，故受到清朝政府的赞赏。1902年，机器局又宣称试制成57毫米火炮。其实仍如前法，只是配制炮架和车轮，而且由于技术不过关，试制两门后即告停产。1900年 8月，八国联军攻破大沽口，天津陷落，入侵北京，清朝统治者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出逃西安，路经太原。山西机器局奉旨为护驾卫队马玉昆部修械有功，又加上慈禧太后“圣驾光临”该局，从此而名扬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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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太原军火工业的大发展

　　1911年辛亥革命后，阎锡山统领了山西军政大权，便着手扩建山西机器局，任李蒙淑（陶庵）为山西机器局局长，局长之下配置局员、录事等职。当时，机器局仍为“五厂一房”，职工增至 200余人，生产以修配枪械为主。

　　1914年 7月，山西机器局改称山西陆军修械所，隶属于山西省督军公署军械局，先后由祁征祥、李蒙淑兼任所长。除修理枪支和小口径炮外，还制造刺刀和指挥刀等。1916年，都督府改为督军府，阎锡山任山西督军兼省长，极力宣扬“武力为公道之后盾”，在山西进行首次扩军。他在从日本购进武器的同时，筹款十万余元扩建山西陆军修械所，并选送刘笃恭、张书田、杨焕章等十名大学毕业生，赴汉阳兵工厂技术学校学习深造，以培养军火工业的骨干。为解决扩大军火制造的经费，阎锡山于1918年决定，在山西陆军修械所内增设铜元局。阎锡山筹谋以“三九”制钱（即含铜量99.9的制钱）为原料，用三文制钱改铸可当20文制钱的铜元一枚，在全省流通制钱中约用50亿文，改铸铜元17亿枚，可当制钱 340亿文，币值即扩大5．8倍。按当时主币银元与制钱的兑换率，所铸铜元即相当于1700万银元；若按流通中的约50亿文制钱计，则不过 250万银元。一经改铸之后相比，凭空获得1450万银元之巨，藉以扩大军火生产，使陆军修械所的职工增至 400余人，各种机器增至33部。所长之下设技正二人，各分厂增设厂监一人，职能部门设有材料、成品两股和文书、会计、庶务三处。

　　1920年初，北洋军阀政府为限制各省势力，通令各省裁军。是年三月，阎锡山将山西陆军修械所更名为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委任山西陆军第一旅旅长商震兼任总办，李蒙淑任厂长，并选调青年士兵 300余名到工厂学徒。厂内设有铜元、化炼、电汽、总务四科，分别由早年就读于山西大学专斋、后毕业于英国维多利亚大学的王嘉瑞（梦龄）和山西大学工学院毕业后留学英国雪菲尔大学的郑永阳（恩三）、何启昌、贾应升等四人任科长；下辖16个分厂，拥有机器63部，职工 500余人，除修械外，可日产铜元 120万枚，并着手制造枪弹和仿造重机枪。至1921年 7月，职工增至 900余人，机器增至 183部，厂内机构改组为化炼、机械、子弹三个科。并增加罐头生产，供应军需。1923年 7月，职工增至1840余人，机器增到 320部，并新建了无烟药、制酸、铜壳三个分厂，其中前两厂的设备由德国雅利商行订购，于同年九月相继投产。此时工厂取消总办，只设厂长，各分厂一律设置主任或管理员。1924年停止铜元制造，各分厂相应调整，全部生产能力转入军火生产，并新设了飞机分厂，由德国聘任两位工程师——傅乐典和佘来得（均系中文译音），装制成一架双翼飞机，聘请英国一位名叫冯富鲁登的驾驶员试飞成功；全厂职工增至5000余人，机器增至1100余部。1925年 4月，厂长之上复设总办，委派督军署兵器委员会会长黄国梁（少斋）兼任。1924年，阎锡山还决定兴建育才炼钢厂和育才机器厂，并于同年夏间派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厂长李蒙淑和技术科长洪中，赴欧洲考察；1925年 9月间成立两厂筹备处，委派军人工艺实习厂化炼科长郑永锡和机关枪分厂主任刘笃恭（治平），分别担任两厂的筹备主任；由德、英、美在华洋行购置设备建设两厂，于1926年竣工投产。1926年春，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增设压药分厂，铜壳分厂添置压弹设备后改称水压机分厂。至此，军火生产规模基本完备，职工增到1．1万余人，设备增至2300部，月产火炮10余门、冲锋枪 900枝、机关枪30挺、炸弹 3万余发。阎锡山凭借自产军火的有利条件，从1924年至1927年，在山西又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扩军，将步兵扩编到17个师，炮兵扩编到 8个团；并设立了军官教导团；同时把学兵团扩大为北方军官学校；改晋军为晋绥军，共拥有兵力20万人．其势力扩展到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两市，并于1927年 6月，自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1927年 1月，阎锡山将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改称太原兵工厂，委派其妻侄女婿张书田（子绅）总管工厂一切事务，并将学兵团的实习工厂也划归太原兵工厂，改为冲锋枪分厂；将无烟药、制酸两个分厂划出来，另行组建山西火药厂，委任由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化工科毕业的张恺为首任厂长；由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电气化学科毕业的曹焕文（明甫）为工程师；1922年用甘言重金为饵，由汉阳兵工厂拉来洪中为技术科长。曾经轰动一时的、以张恺命名的山西重大发明——“恺字炸药”，实际上就是1924年洪中随李蒙淑赴德国考察制造火药新法回国后，改铝粉和皮克林为硝铵炸药的，它是洪中的一大创举。为使山西火药厂的扩建设计更具有先进性，专派工程师曹焕文赴日本考察，曾先后参观了陆军火药厂、海军火药厂和民间火药厂，回国后又参观了沈阳兵工厂，决定引进日本技术设计，并由德国雅利商行以 140万美元订购全套设备，聘请德国工程师富来义（中文译音）指导工程建设。新建的山西火药厂其厂房全部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主要工艺设备 107部，其规模之大、设备之新、能力之强，当时在全国首屈一指。尤其是废酸还原设备在我国为首创；溶剂收回装置用活性碳方式，在德国也是最新发明。与此同时，太原兵工厂的规模也不断扩充，机构也日益庞大。厂内设置：采运、验收、工务、核计、检验、稽查共六大处。工务处内设置：统管工程师、绘图、医务三室；下辖17个分厂，即枪厂、花弹厂、冲锋枪厂、炮厂、炮弹厂、机械厂、炸弹厂、双用引信厂、机关枪厂、压药厂、电汽厂、铜壳厂、铁工厂、罐头厂、熔炼厂、压钢弹厂、木样厂（以后铜壳厂和压钢弹厂合并，改称铜壳厂，成为16个分厂）。这时，太原兵工厂和山西火药厂共有设备3800部，职工1．5万余人，其规模与全国最大的汉阳兵工厂、沈阳兵工厂相媲美，主要产品为：六五步枪、六五机关枪、冲锋机关枪、自来得手枪、一七式手枪、一六式 105毫米山炮、一八式88毫米野炮、七九机关枪、六五步枪子弹、冲锋枪子弹、一三式75毫米高炸力开花全弹、两用高炸力开花弹、一四式75毫米野炮钢质高炸力开花全弹、两用钢质高炸力开花全弹、 120毫米重炮假引信全弹、一六式 105毫米重炮低炸力开花全弹、假引信全弹、75毫米迫击炮弹、 150毫米迫击炮弹、手榴弹、手雷、滚雷、地雷等，其中一七式75毫米山炮，射程可达700O米。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武器。

　　1928年至1930年间，太原兵工厂的月产量为：轻、重炮35门，迫击炮 100门，步枪3000枝，机枪15挺，冲锋枪 900枝，炮弹1．5万发，迫击炮弹9000发，子弹 420万发。同20年代初期相比，炮增加2．5倍，步枪增加6．5倍，炮弹增加2．5倍，子弹增加 6倍。阎锡山依其军火工业提供的武器装备，于1926年又进行了第四次扩军，步兵扩展到10个军30个师，还有 4个保安组纵共12个旅，骑兵 4个师，炮兵 7个旅，共30余万人的兵力。正因如此，才能在1930年 4——10月，联合冯玉祥等发动规模最大的倒蒋战争——中原大战。阎锡山败北避居大连后，蒋介石责成张学良对晋、绥的军政事宜统一节制，山西省的军政由徐永昌、杨爱源直接主持。张学良决定编遣晋绥军，并把太原兵工厂和山西火药厂于1931年 4月，改组合并为太原修械所——晋绥军修械所，只留2000余人，使1．3万余人被编遣失业，由郭凤朝任所长，曹焕文、董登山任副所长，职能机构改六大处为文牍、会计、庶务、工务、材料五股。武器生产基本停顿，只作一些修配和转向社会用品的制造。

　　1932年阎锡山复出后，把太原修械所的太原兵工厂部分改为壬申制造厂；将山西火药厂部分改称壬申化学厂。前者将原来16个分厂改组合并为12个分厂，由郭凤朝任厂长；后者由毕业于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电气化学科的连子孝任代理厂长。两厂人数恢复到5000余人。

　　1933年8月1日，西北实业公司正式成立，以民办方式统管了山西工业。1934年9月1日，便将壬申制造厂、壬申化学厂、育才炼钢机器厂，改组为11个工厂，统一划归了西北实业公司，由公司机器厂管理处管辖，周维翰任处长，刘笃恭、郭凤朝任副处长。这些工厂是，西北机车厂，西北水压机厂、西北农工器具厂、西北铁工厂、西北铸造厂、西北机械厂、西北汽车修理厂、西北育才炼钢机器厂、西北枪弹广、西北化学厂、西北电汽厂。

　　1936年 2月，中国工农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同年10月。又将上述11个工厂合并为以制造军火为主的西北制造厂，由张书田任总办，赵逢冬（筱三）任会办，下辖18个分厂。总厂内设：工务、设计、审核、会计、总务五处和医务所、稽查总队、《劳工大众》周刊室，拥有资金 700万银元，厂房6100余间，机器设备4300部，职工恢复到8088人，其月产水平如下：

　　六五步枪 800枝，七九步枪3000枝，捷克式轻机枪 600挺，九二式重机枪90挺，一七式山炮40门，一二式山炮 200门，野炮 150门，重炮24门，迫击炮 150门，迫击炮弹 80000万，手榴弹30万枚，子弹 150万发，炸药 123吨（注；山炮、野炮和重炮是1936年10月——1937年 9月的年产量）。其野炮的射程可达1．1万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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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北实业公司的诞生及其发展

　　西北实业公司是蒋、阎“捐弃前嫌，团结御侮”、阎锡山复出后在《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和“造产救国”、“建设西北”口号下的实际产物。它和同蒲铁路管理局、山西省银行、晋绥地方铁路银号、绥西垦业银号、晋北盐业银号等一样，均为“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所属，是山西创设的各项工矿企业的总管理机构和工业方面的总枢纽，也是山西最大的官僚资本之一。董事会称“人民公营事业”（简称“民营事业”），不叫“国营”或“省有”而称之为“民营”，是阎锡山为防止蒋介石官僚资本吞并的独出心裁之举。所谓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之“公营事业”的业务范围至为广泛。大至钢铁、煤炭，小至火柴、香烟，而且军需、民用交叉，无所不包。民营事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督理委员会，由阎锡山、贾景德、温寿泉三人组成，阎为首席管理委员。下设董事会和监事会，由董事会负责掌管全部事业之责。董事会由七人组成，并由首席督理参员指定其中一人为董事长；其间共设有两届董事会，抗日战争前为陆近礼，抗战胜利后为张耀庭，分别担任两届的董事长。西北实业公司的创建及其发展演变，大致可分为如下的几个阶段：

　　一、筹备处时期

　　西北实业公司于1932年 1月开始筹备，成立了筹备处。由民营事业董事会董事边迁淦为召集人，聘请筹备委员10人。

　　筹备处拟定了特产、水利、畜牧、交通、商业、矿产、冶金、化学、肥料、纺织、银行、农业等共12个工作小组。主要工作为调查与计划，也就是由各小组分工负责，在山西各县、西北各省、华北各地，作资源调查工作，经过一年多的考察与研究，依其研究的结果，作为各类工厂、矿山的设计与实施建设的依据。

　　二、分组负责的建厂时期

　　1933年8月1日，西北实业公司正式成立，设在太原城内北肖墙一号，开始建厂工作。因委员制不适于营业机关，故改为分组制，组设组长，姐长之上设总理、协理。又因筹备处时期所设之组太多。乃减少组数；且因交通方面已成立兵工筑路局，畜牧、农业、水利方面在绥远省设立屯垦督办公署，银行方面成立了绥西垦业银号，均独立办理，脱离了西北实业公司范围，放西北实业公司成立之初，只设了四个组：特产组、矿业组、纺织组、化工组。

　　公司创业伊始，正在筹划资本和罗致人才之际，论钱尚无着落，论人则仅有几个技术人员。困难诸多，于是。阎锡山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将责任放在组长身上，组长可以放手用人，选荐厂长，厂长对组长负责；各厂独立经营，自计盈亏，厂长的权限很大，积极性也大。二是定了一条奖罚制度，如果某一个组达不到预期目的，或者领导的工厂半数以上亏损，则年终组长应向总理自动辞职；反之如果达到预期目的或有盈利时，组长则可以受到奖励。因此，各工厂的建设都能按计划实现，建厂速度很快。到1935年 8月改为总管理处时的两年间，便创设建成大量的经济事业。

　　时至1935年，虽然有的工厂仍然在建设中，但多数工厂已开工生产，西北各厂的职工也成百上千地增加，原料购进，成品销出，经营业务日益扩大，加上兵工的11个工厂，使公司的实力大增，作为指挥和管理工厂的公司各组，也随之膨胀扩大。西北实业公司在仅仅短暂的二年中，其发展的规模也相应宏大。

　　三、设总管理处时期

　　西北实业公司经过筹备阶段、建厂阶段，又把兵工各工厂划入，至1935年，多数工厂已建成投产。是年8月1日，在公司内设置了总管理处。是时，阎锡山对技术人员掌握大权不大放心，便派出曾充任他行营主任的梁航标（汝舟、巨川），来西北实业公司任经理，代他全面主持其事。阎锡山仍自任总理，彭士弘仍任协理。为削弱各组长权限，取消了各组，代之以总管理处。凡是兼任西北各厂厂长者，均须脱离工厂回总管理处工作，各厂统由经理亲自领导。公司总管理处下设三部、二处、一室、四课。西北实业公司在1933年成立时，规定资本为 500万银元，到1935年10月时增改为1600万银元，时有职员 992人、工人6505人，职工总数达7497人。

　　四、公司集权经营时期

　　设立总管理处之后，公司内部发生了诸多矛盾，广大技术人员情绪低落，对新兴工企事业的拓展开创，受影响很大，阻碍了山西工业的发展。

　　1936年夏，取消了公司总管理处及其下设的机器厂管理处。改为公司本部。公司将所属的全部工厂，划分为集中经营和独立经营两大部分。属于集中经营的各厂，由公司统一计算盈亏，各厂只负制造之责，原材料采购和产成品推销均由公司本部统一办理，这—部分的经营，由公司协理彭士弘负责；属于独立经营的各厂，一切均归各厂自行办理。盈亏责任由各厂自负，这一部分，由增聘的公司协理张书田负责。这时的公司总理仍为阎锡山，经理门为梁航标。公司本部设置：工务、营业、总务、会计四部。此外，在天津、上海、西安设有办事处，在北平、绥远、宁夏、石家庄、阳泉等地设有驻在员。公司的资本总额，暂定为6000万银元。经过此次改组，削弱了技术领导部分，健全了经营管理部分。

　　1936年 9月。成立了太白铁路管理所；在崞县（今原平市）轩岗镇成立了西北煤矿第二厂。同年十月，依照军火生产的要求，将机器厂管理处时期的11个军火工厂，改组划分为18个分厂。由新成立的西北制造厂统辖。由公司协理张书田任总办。赵逢冬任会办。1937年 2月，又在太原白家庄创设了西北机器修理厂。同年 3月，又接管了晋华卷烟厂。此时，不包括西北制造厂在内。公司有职员1398人，工人 11807人，共计职工 13205人；加上西北制造厂，职工总数为 21000余人。

　　1937年 9月，日军进攻山西，飞机轰炸太原，生产无法维持。阎锡山着总办张书田策划搬迁，张立即行动，一面派技正马开衍飞重庆转香港，将由德国订购的25万吨钢材由香港转运重庆存放；一面召开紧急会议部署行动方案，然而由于日军进逼，截至11月 4日，只运走精小机床1000余部，动力电机 200余部，机车两部，武器半成品一万多箱（约1000余吨），高档的办公用具1000余件，原材料30万吨。所有运走的器材，还不足全厂财产的2%。11且 8日，日军占领太原，强行掠夺全市的工矿企业，不论公营、私营，一律实行军事占领，开始在经济上大肆掠夺。西北实实业公司所属各厂，除西北制造厂仅搬走不足2%的财产外，全部工厂便悉数落入敌手。西北制造厂的18个分厂，由日军华北派遣军驻天律的大木少将辖下的山野部接管，其较好的设备全部拆卸装箱，运住东京、大阪和东北、平、津，共计掠走切削设备、化工设备、冶炼设备、锻压设备、动力设备等4000余部（台），几乎拆卸一空。仅设备一项的损失，即达 220多万银元，各种器材则难以计数， 3900余间厂房被炸平。

　　五、新记西北实业公司时期

　　日军占领太原后，西北实业公司经理梁航标和协理彭士弘，只率领少数职员，携带帐簿、文件及部分物资撤出太原，于1938年撤至四川成都。1939年春，阎锡山电召西北实业公司的技术人员，回陕西宜川筹办小型工厂，彭士弘即带部分人员赶赴宜川。1939年 7月初，在陕西省宜川县官亭镇设立了新记西北实业公司，由彭士弘任经理，曲宪治任协理。后因治安关系，干1940年 2月初，将公司迁往陕西省泾阳县鲁桥镇。及至1943年底，分散设立了五厂一所：机器厂、毛织厂、棉纺厂、火柴厂、化学研究所。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增至七厂二所：机器厂、毛织厂、纺织厂、秋林火柴厂、隰县火柴厂、官庄复兴纱厂、隰县化学厂、化学研究所、孝义钢铁研究所；加上西安办事处、随部办事处、前方购销处、公司本部，共计13个单位，总计有职员 492人，工人2700人，其中公司本部 180人。

　　六、西北实业建设公司时期

　　1945年 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在“九·三”胜利签字前就已先期到达太原的彭士弘，根据阎锡山的旨意遂于9月1日前接收了“山西产业株式会社”中原西北实业公司各厂。并接收了沦陷期间被日军占据的私营工厂，以及日军在侵华期间所建的工厂。西北实业公司战前原有的工厂，都是规模较大的，如煤矿、铁矿、炼钢、机器、兵工、化学、机车、耐火、洋灰、电化、发电、造纸、毛织、皮革、印刷、卷烟、火柴等厂矿。日军侵华期间，在“军管理”的名义之下，无论公营或私营的工厂，一律全部强占，在山西全省编成了“军管理”的46个工厂。1942年 4月，由“军管理”移归了由日本三菱、住友等各财团组成的“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管理。西北实业公司在接管山西产业株式会社时，并未将日军强占的私营工厂退还原主，而是原封不动地换为己有，如太原城内发电厂、太原面粉厂、太原面粉分厂、太原纺织厂、榆次纺织厂、榆次面粉厂、平遥面粉厂、临汾面粉厂、临汾发电厂、运城发电厂、忻县发电厂、太谷发电厂、大同兴农酒精厂等13个工厂。此外，日军曾把张家口、大同作为其伪蒙疆自治联合政府的基地，在大同新设了钢铁、机器、水泥、火药等一批重工业工厂，积极经营，同对太原的掠夺采取了完全不同的举措，其目的是将伪“蒙疆自治区”作为第二个伪“满洲国”而蚕食中国。日军投降后，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曾派员来到山西接收工业，阎锡山以“大同各厂是西北实业公司在战前所建的”为由，瞒过了经济部的这些不了解山西工业历史的“接收大员”，西北实业公司便将日本人所建的这些工厂也接收过来，并把大同各厂都冠以“西北XX厂大同分厂”的名称。如西北炼钢厂大同分厂、西北育才炼钢机器厂大同分厂、西北洋灰厂大同分厂、西北火柴厂大同分厂、大同黑铅厂、大同玻璃厂、榆次棉织厂、榆次硭硝厂、太原棉织厂、太原织造厂。太原油脂厂、太原氧气厂、灵石铁矿所等13个厂矿。这样，西北实业公司所辖的工厂，同抗战前相比数目增多，共有54个工矿单位。其中。公司原有的工厂28个；强占私营的工厂13个；接收日军的工厂13个。

　　西北实业公司抗战前在太原北肖墙一号的地址，沦陷期间充作日本驻屯军的仓库，于是，公司便设在太原典膳所十号“山西产业株式会社”故址。不久，后方的人员相继返回太原，恢复了西北实业公司的原有组织。西北实业公司虽然在抗战前就已经营了若干年，但一直未向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申请注册；抗战胜利后，以商营的办法履行了注册登记手续，经南京政府经济部批准备了案。然而，因“西北实业公司”的名称，已有人在天津申请备了案，几经交涉后，才于1947年 8月，改称“西北实业建设公司”了结。

　　西北实业建设公司全部职工总数 25896人，其中工人 23421人。公司本部职工 899人，其中职员 541人，工人 358人。

　　西北制造厂本部及设在川、陕广元、城固等县的各分厂，抗战胜利后，因路途遥远，运输困难，没有迁回太原，于1948年移交了南京国民政府兵工署，仅有少数技术骨干回晋。设在山西孝义的分厂迁往大同；设在临汾、蒲县、隰县等地的分厂先后改为军队修械所，仅有部分人员和设备并入了乡宁分厂。1946年，乡宁分厂职工发展到3000余人；1947年冬由李梅雨负责，迁回大原河西万柏林，设备 200余部，职工2000余人，并在万柏林设了两个分厂：北厂设在日军所建的窒素厂内，月产步枪千余支；南厂设在窒素厂宿舍区，月产七九轻机枪16——20挺，仍沿用西北制造厂的厂名。1948年 6月，西北制造厂的设备增至 354台，职工增至3630人，后又将设备增至 596部，最高月产轻机枪 680挺，重机枪12挺，七九步枪 500枝，七五山炮弹 3万发，手榴弹4000枚。这时的西北制造厂已同晋兴机械工业有限公司、正兴机器公司等一样，均为山西民营事业董事会属下的兵工或兼造军火的工厂。已不是西北实业建设公司的企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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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西北实业公司和山西近代工业

　　西北实业公司从1932年 1月开始筹备，至1937年11月太原沦陷，为时六年，然而山西的基础工业以及太原的钢铁工业、燃料工业、电力工业、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建材工业、纺织工业和造纸、卷烟、火柴、皮革、面粉等轻工业许多新的工业门类，都是在这一时期树立和成长起来的。西北实业公司的创建，不仅更加壮大了山西的国防工业，而且对山西近代工业的兴盛起了重大历史作用。西北实业公司将军火生产一度转入社会民用品制造后，对山西工业的迅速成长，曾经发生过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使官僚资本主义在山西工业中的比重占到了主导地位，使小型私营企业受到压抑而逐渐萎缩，使山西在30年代开始成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地带，使太原成为华北的工业重镇。由于西北各厂成千上万地采用新工人，壮大了山西的工人队伍，培养造就了为数可观的、多种多样的技术工人，凝聚了大量的工程技术、企业管理骨干，引进了一大批较为先进的近代生产技术。

　　西北实业公司萃荟了大批杰出的人材，他们都是留学国外或国内各大专院校毕业学有所长的专家学者，课长和课长以下的职员，也大部出身于高等学校或中等专业学校。仅以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为例，西北实业公司共有工程技术人员 794人，其中留学国外者26人，国内大专毕业者 249人，中等专业学校毕业者 519人。西北实业公司造就的成千上万职工，至今仍分布在山西、北京、天津、上海、东北、西南、西北、中南各地的工业界和台湾及海外，并在海内外建树颇多。

　　西北实业公司为山西以及我国培养造就的数万产业大军，为推动中国工人运动和抗日战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慷慨悲歌的故事不胜枚举。仅以1937年为例，西北育才炼钢机器厂1400余名职工中，就有半数以上加入了“牺牲救国同盟会”；在“九·一八”六周年纪念会后成立的“太原工人武装自卫队”，就是由阎锡山发步枪2500枝和冲锋枪 500枝，西北各厂工人成排、成连地报名参加，最后发展扩编为拥有三个团兵力的“山西工人武装自卫旅”，当时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康永和、赵华清、白俊卿等以及何英才（杨高梧）、马林（赵秉彝）等无一不是西北实业公司的。太原沦陷前夕，早年曾留学英国的西北育才炼钢机器厂炼铁部主任张华清，以花甲之年举家投奔八路军总部，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军工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西北制造厂工人刘职珍、齐宣威等52人，在平型关大捷后，集体参加了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的随军修械所，嗣后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工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西北制造厂工人张秋林，成为八年抗战中晋绥抗日根据地全边区的劳动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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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　语

　　西北实业公司创建的宗旨原意是立足于山西，着眼于西北，首先开发山西，然后逐及西北诸省。由于抗战军兴，八年离乱，终末能实现。然而，尽管如此，还是在山西创建了为数可观的、门类齐全的50多个工业企业。其技术进步仅电炉钢一项，就可炼制48个合金钢种，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唐山水泥厂、玻璃河水泥厂、黄石华新水泥厂、广州西都士敏土厂，球磨粉碎设备用的高锰钢铸件，资源委员会天津机器厂所需之柴油机曲轴，悉由太原供给；工作母机和纺织机械远销甘肃、四川；西北毛毯、毛呢、毛线，销往京、津、青、沪沿海。除原棉之一部购自于冀、鲁两省，羊毛、羊绒之一部购自于绥远、宁夏和烟叶之一部购自于河南，以及海盐之大部购于汉沽长芦外，其余之原材料、半成品均可获得自给，就连西北火柴各厂（含隰县、大同两厂）所需之木材，也由设在方山县高帝山的西北木材厂自栽自值，1947年 9月11日至1948年1月3日，西北实业公司经理彭士弘，又率领西北育才炼钢机器厂厂长刘笃恭和太原绥靖公署外事处长秦晓峰一行三人，由太原出发，经北平往上海，于23日由上海乘美国西北航空公司飞机赴美国，从 9月26日起，由芝加哥开始参观，至翌年9月3日止，共看了60余厂，经过地方50余处，自东海岸之纽约，至西海岸之三藩市，历时百余天，学习“取经”。回程时途经日本，在短暂逗留中看到日本战后为全力恢复经济，连东京工交电、汽车上被轰炸震碎的玻璃都顾不及安装，使他感慨万分，回国后便在公司召集全体大会，提出了“忍受饥饿，争取输出”的口号。由1946年至1948年，西北各厂的工程技术人员 101人，有68项的技术改进和创造发明。

　　西北实业公司的制度是各厂只管制造，一切业务均由公司本部集中经营，统一管理。各厂的原料供给、成品销售和物品运输、仓库管理，悉由公司营业处办理和指挥，营业处并设有自备电台和无线电传真；财务上实行会计独立，各广的会计课（股）都由公司的会计处指挥，成本也由会计处核算。工人的工资按“考工定级”；职员的工资是按业务、技术职称规定的等级，而不是按行政职务标准。

　　西北实业公司所有从业人员必须遵守的四条规则是：事事与人合谋；件件为人设想；尽量采纳意见；虚心接受批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上必须坚持的四化标准是：管理科学化，制造合理化，成品标准化，工作责任化。因，公司享有较高的信誉。它和山西近代工业联系至为密切，它的发展史是山西近代工业史的象征。

作者原任西北实业公司营业处第六课职员，后任太原矿山机器厂处长、高级经济师，现任西北实业公司同仁联谊会副会长

摘自《山西文史资料》第六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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