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历史的底层逻辑 -- 巴博萨船长
家园 巧了，这次回国，买了五本关于明清白银问题的书 其中也包括《白银资本》。另外四本是：《白银货币于中国历史变迁问题研究》《明代货币白银化与国家制度变革研究》《白银陷阱：近代中国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脆弱性根源及影响》《中国史八讲——白银与明代国家转型》。现在还在阅读，书评以后再请教各位河友。
巴兄的长文，获得铁手、脑兄、潜兄等一干河主河牛的宝，显然是大家都关注历史与现实如何互相影响的问题，都想从明清时代的中国以及世界历史，来对今天的危局现实有所启示裨益。
首先呢，看到巴兄在鼓吹中帝路线的长文中，也对东林党带上了轻轻的几句，感觉中帝论者对于形势还是有所适应，不是花岗石一般。毕竟这两年，东林党在网络中是比较臭了。这也是对几十年呆湾文宣在港台通过影视、书籍、教材不断吹“士大夫好，阉党坏（实际是反TG”专制“）”的大众洗脑的突破。
得力于这几年中外现实的历史进程，俺们关注海外华裔孩子之中华历史教育的家长们，开始对自宋以来的中华后大一统时期，开始有了历史讲述的脉络思路。这里抛砖引玉几点，期待河友指正：
后大一统时代，大致从唐朝后面的五代起，经宋、元、明、清，约1100年。虽然经历了十几个王朝（包括五代时期的各个割据政权、宋代同时期的辽、金、蒙元、明清之际的各个割据政权），但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大体是一样的。
后大一统时代是不是专制社会？是。只不过，是士大夫阶级的专制社会。士大夫阶级对于这1100年间中华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实现了高度的专制。任何皇权都必须与这个阶级妥协，争取这个阶级的认可（所谓民心） ，才能维持自己皇位的存在。
后大一统时代是不是封建社会？是。只不过，是士大夫阶级的封建社会。在很多情况下，皇权反而会扮演起抑制各个封建主在各自的领地上为所欲为的恶霸行为。最典型的就是明代的乡间官绅，以及民国时代的土豪劣绅。
后大一统时代，科举是不是”阶层升级“的渠道？不是。科举需要一个男子专职读书十几年乃至几十年，非大地主、非士大夫家族供不起这样的家庭开支。因此准确的说：科举是士大夫阶级自己内部排坐次的一种活动，是维持士大夫阶级‘精英化’、价值观一致化（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比较有效的措施。
士大夫阶级和程朱理学有什么关系？程朱理学的内容，并非汉唐儒学的主要学习内容：程朱理学抛弃了孔子学说的基本范畴，而只是摘取（阉割出来）一些先秦汉晋时期儒者的文章，再加以程朱的注释。实际上是这个阶级自己的思想意识。且这个思想意识的产生，是晚于这个阶级的产生的。
后大一统时代是不是封闭、缺乏进取心、缺乏创新精神、缺乏科学理论研究的热情？是。不过这主要要归因于士大夫阶级，归因于士大夫阶级的专制、封建。是这个通过专制垄断了中华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一切权力、通过这种专制获得了垄断利益的阶级，更贴切于“封闭、缺乏进取心、缺乏创新精神、缺乏科学理论研究的热情”这些特征。
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自唐代中华就与波斯西亚建立了海上、陆上的贸易渠道，而在整个后大一统时代的1100年中，这个士大夫阶级居然没有一个人游历过这些地区！
更奇怪的是，这个士大夫阶级其实不是单纯的大地主阶级。很有趣！这个阶级与中华社会的货币白银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事实是，自五代起，白银才开始在中华社会中，一步一步地发展货币化。最终一直到清朝建立，皇权才放弃了白银的国家铸币权，任由白银以自然属性（重量）作为中华社会中的“上币”。
看看宋明清存留下来的进士名单，与后大一统时代中华商品集散地区、特别是以白银为主要贸易货币的地区，有着异乎寻常的高度相关。显然这个阶级与海外贸易，也有着异乎寻常的高度相关。这种情况下，1100年间这个阶级居然一个人都没有游历过海外贸易地区，归因于这个阶级的“封闭、缺乏进取心、缺乏创新精神、缺乏科学理论研究的热情”是符合逻辑的。
众多的白银问题的书虽然还没有看完，但是已经逐渐理清一个事实：明代的皇权和士大夫阶级，在白银的国家铸币权问题上，以及国有土地问题上，是有过激烈的交锋的。而到了清朝建立，满清朝廷一是取消了国有土地、认可了明朝统治下士大夫阶级对卫所军屯土地的侵占；二是放弃了白银的国家铸币权。再加上对士大夫阶级科举游戏垄断权的认可、对程朱理学异端心学的镇压。可以说东林党代表的士大夫阶级，通过改朝换代，完全实现了它们阶级的目标。明清交替，对于中国老百姓是流血饿殍、流离失所的杯具，而对士大夫阶级则是目标完全实现的‘胜利’。
更有趣的是，自西方列强通过鸦片战争开始掠夺中国，导致白银外流，相当于明清两朝流入中国的白银从中国社会“去除”之后，这个士大夫阶级就完蛋了。虽然丝绸茶叶瓷器等海外贸易依旧在，甚至科举还在，士大夫阶级就已经丧失了对中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权力。因此，研究一下士大夫阶级为什么痴迷于白银，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课题。我买的这五本书，都没有涉及此课题——即程朱理学价值观与白银货币化的关系问题。
无疑，今天的中国社会，文化人特别是教育、媒体口的文化人，还是深受程朱理学影响的。比如一干叫嚣“师道尊严”的“叫兽、砖家”。
搞笑的是这些文化人可能连完整的四书五经都没有看过，没看过四书五经还能具有程朱理学价值观，只能说明程朱理学就是一个阶级的思想意识。中华文明的更生也好、‘复兴’也好，如果不彻底批倒批臭程朱理学，就无从谈起。
最后稍微谈谈巴兄鼓吹的帝国主义路线，其实我在《警惕新法西斯思潮》一文中已经谈过了。这里仅举一个例子：日本。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就决意走巴兄倡导的帝国主义路线，结果呢？
倭鉴不远，望河友思之。
通宝推：心远地自偏,老调重弹,大道至简,Rusher,surfxu,北纬42度,铁手,自以为是,巴博萨船长,脊梁硬,家园 清末白银也不是一直在外流 第一个外流期是道光，主要因为鸦片。但咸丰朝之后因为对外开放出口大增（尤其是茶），而国际上列强纷纷取消银本位，美国却又发现大银矿，国际市场上白银过剩，中国再次出现白银净流入（同光中兴还是有点底气的），直到1890年左右才再次转为白银流出。整个晚清中国白银很可能仍是净流入状态。
家园 谢北纬兄，我其实没有用“外流”这个词 也是因为上海汇丰银行等鸦片贩子集团手里的白银，有相当一部分还留在中国，用于它们对中国经济进行呼风唤雨的操作。
目前研究并不清楚的，是中国给英国的战争赔款，以及通过鸦片贸易等输出的白银，是否被汇丰银行、东印度公司等一转手，就铸成了外国银元？铸了多少？这期间是否还有熔铸外国银元为银锭的行为？甚至，有关研究人员都没搞清楚甲午战争的赔款，是直接从北京的银库运银锭到天津海运至伦敦？还是借汇丰银行的库存银在伦敦直接交割、然后北京以及各地海关（在英国人控制下）的直接交银锭给了汇丰银行？汇丰银行是否就把差额直接铸成了银元？/且以银元作为汇丰的储备？
银元等于是域外的、中国政府治外的铸币权，银元和银锭总是存在兑换比的，实际就进一步削弱了中国经济的自主权。
取消银本位也不等于取消银元。美国等什么地方的银矿大发现，实际流入中国社会/市场的不是银锭而是银元。国内经济、历史行业的专家，总是“白银流入”“白银流出”的，这其实是个Bug。明代和清代早中期是流入银锭，即便有银元也差价很小，可以重铸成银锭。而一鸦二鸦前后，流出的是银锭，输入的是银元。这是就不能再“白银”“白银“的笼而统称。
北纬兄看看是不是这样？
通宝推：北纬42度,
家园 推荐一下陈存仁的《银元时代生活史》 
《银元时代生活史》是陈存仁发表在《大人》杂志上的专栏文章结集，旧上海的生活札记。连《上海滩》都在片头里用特别顾问的名义打出陈存仁的名字（未经本人同意），可见陈存仁的文章是很受欢迎的。
伴随着民国的灭亡，银元彻底走进了历史。看到层主的帖子，想到现在如火如荼的俄乌冲突，要是预测谁会胜利的话，就看看该国经济是否能支撑起平民的生活，就明了了。
家园 多谢🙏
家园 被打压的是其他学问，正统程朱理学还是受到保护的 这个其他就包括西方来的现代化，这是中国传统拒绝现代化。
至于王阳明能不能代替正统儒家，从明末来看，是复杂的，也是无效的，反过来，日本的兰學几乎成了显学，代替了儒家的部分正统。
虽然产生了异化的日本儒家，但是确实引导日本几乎成功的过渡到了现代化，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是毕竟日本提前进入了世界的现代化，遗泽至今。
这也是我泱泱大国的悲哀。仅仅用日本国小好调头是说不过去的，一味地强调所谓心学等已经现代化也是不够的。
毕竟这类心学不仅没有现代化新正统，而且还有大量异化现象，五花八门化了，这真不利于中国现代化。
家园 抱歉没写清楚：程朱理学的异端——心学 狂草womao先生前一段针对心学的‘大作’，矛头是对着老大的。对于心学，他所说所述都是歪的。
“中国传统拒绝现代化”这种说法，其实是河殇派对中国大众致力的所谓“启蒙”。西方来的“现代化”不是铁板一块，中国自身的哲学思想也不是铁板一块的“中国传统”。
历史事实是：几乎同一时期，欧洲和中国都产生了思想异端。在欧洲是新教对天主教的宗教改革运动，在中国是心学对程朱理学的“造反“运动。西方新教派质疑教廷对圣经的解释，东方心学派”要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西方运动伴随文艺复兴，要搞人性；东方心学也主张个性解放、乃至肯定女性。但是，东西方的个性解放，都不是要肯定如罗马教廷的生活腐化，更非肯定东林党/江南士大夫的糜烂胡搞（钱谦益等玩八妓，周延儒董其昌等黄世仁式的行为）。顾炎武黄宗羲等东林欲孽倒打一耙的行为实在是下作到家了。
今人能够概括的，是东西方各自发源的思想以及社会运动，都是对原来旧秩序下的思想统治的造反，都是异端。但是这种造反运动也非铁板一块，而是流派庞杂。但是正是在这造反运动中，孕育出了思想新世界的曙光。在西方是孕育出了理性学派、启蒙学派、直至法国大革命思潮。在东方，中国自1840年起的各种造反思潮，无一不是对程朱理学派的否定，从这点上，心学起码是西方思想传入中国之前的思想造反之母。
从教员到这两年的老大，都强调要把马导主义中国化。如果按你和巴兄想的”只要学学西方的帝国主义“”只要学学正统的德国马克思主义“就能解决中国的现代化，岂不是太幼稚了。
还是多看一点儿历史吧，看看到底是日本学习西方帝国主义思想才让它们走上了二战而变米国殖民地多道路？还是日本自己从心学中悟到了帝国主义的真髓而走上侵略中国朝鲜东亚的道路？
心学对程朱理学最本质的造反是什么？（未完待续）
通宝推：空中吴钩,家园 心学对理学确实有造反特性，这点属实，但是就是没有形成力量 比较可惜，虽然王阳明个人成绩很大，但是没能整合心学，而且没有代替理学，殊为遗憾。
而且心学主要还不算造反，属于离经叛道吧，唉，难。
家园 续：心学对理学最根本的造反 中华文明及各个思想源流，最根本的问题并非我们学过的教科书中的讲解：“这个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 而是：皇帝之下各种社会等级，以及相应的（其实是唯物基础）土地等各种所有权，这种秩序的根据是什么？在农业时代，中华文明基本各个流派都认可这种秩序的源头是“德”，而西方则多数都归因于“上帝“。
理学讲“德”之所以为德，是因为符合“天理”。士大夫阶级因为掌握“天理”，所以不仅“有德”，还可以上“教育”天子，下“启蒙”百姓。
而心学则认为“德”来自天下亿兆百姓之心，因此王阳明可以大胆地声称“人心即天理”、“天理即人心”。看起来好像守仁老师并没有否定“天理”，不过如果加上“未能行便是未知”，这就否定了士大夫阶级掌握“天理”的“公理”，这样士大夫阶级不仅被证明为”缺德“，也就丧失了上“教育”天子、下“启蒙”百姓“的合法性。
这，还不是最大最根本的造反吗？！
至于未能像欧洲新教PK天主教那样，取得分庭抗礼的历史结果，原因也是可以分析的。这里我们首先谈一谈心学，以及东林党各自代表什么阶级/利益：
很多为东林党洗白的书籍文章，都爱忽悠东林党代表”中小商人“。的确，《五人墓碑记》中的五人，有四个都是中小商人。如果拿东林党/复社的这篇课文当作“真理”，就可以’逻辑‘得出东林党代表中小商人的逻辑。也有人“论证”顾宪成、高攀龙、李三才等都出身“中小商人”，不过这个是不太被多用的，因为即便遮遮掩掩说顾宪成家里“只有几百亩”田，也总有引起大众的好奇：好奇这仨货家里到底是做什么“中小生意”的，怕是大众一认真，东林党就会漏了馅。
我们暂时把论证放一放，想一想“泰山会”“湖畔大学”等，究竟是代表中国现在的中小商户/中小企业？还是他们几个大佬在利用中小商户/中小民营企业来说事/搞事？——即便是狂草WUMAO先生自己，敢公开说“泰山会、湖畔大学就是代表中小商户/中小民营企业“？怕他是没那个胆量。
无疑，阳明心学中人，很多都是来自士大夫阶级出身，因此这些弟子组成能够被黄宗羲认可的、与”天理不冲突“的学派，是很合理的。你说的大概就是黄’圣人‘对这种心学的评价——“离经叛道”。
但是当我们把视线移到泰州学派，就会发现有陶工、老农、真正的小商人，等等，这是两千年儒家各流派中所从来未有过的成员。如果这不意味着“造反”“革命”，又是什么呢？
在欧洲，天主教和新教进行了近百年的流血厮杀，一个三十年战争就让德国地区失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在中国，士大夫阶级放弃了朱家朝廷、选择了关外的异族满清，中国社会也经历了惨烈的流血厮杀。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经过明清换届，心学特别是泰州学派，就在中国大陆消失不见了——没有人知道这些心学/泰州学派人士他们经历了什么，所有历史都被东林余孽和满清合作改写了。
有一篇文章，专门写湖北的黄麻地区（也就是李贽长期居住活动的地区），自明末、至清代、至民国、至1927年以后的社会变革，从地主阶级与贫农阶级之间的惨烈搏杀。了解心学理学，那篇文章应该是必读的。
通宝推：空中吴钩,家园 谢科普！ 李贽（1527～1602），汉族，福建泉州人。明代官员、思想家、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李贽初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名贽，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等。历共城教谕、国子监博士，万历中为姚安知府。旋弃官，寄寓黄安（今湖北省红安县）、湖北麻城芝佛院。在麻城讲学时，从者数千人，中间还有不少妇女。晚年往来南北两京等地，最后被诬下狱，自刎死于狱中。其重要著作有《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史纲评委》。他曾评点过的《水浒传》、《西厢记》、《浣纱记》、《拜月亭》等等，仍是至今流行的版本。►
黄麻地区的人有个楚国自带的特性，口头禅“不服周”！对长辈特权上司有种天生的不服！
新中国的思想解放，这个地方做得也比较好，很多封建残留基本荡平！男女平等，女性当男人用！不过现在在回潮！
家园 按这个逻辑，清朝又怎能打败明朝呢？ 明朝为何最终灭亡？归根到底，不是由于后金政权在关外崛起，也不在于内部的农民起义，甚至不在于土地兼并、土地集中所造成的所谓“历史周期律”——当然这些因素原本都是致命的，但在明代的历史条件本可以不那么致命——真正致命的原因，是明代中国在当时（由沃勒斯坦所定义的）“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位置根本不是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所鼓吹的体系中心，而是体系外围。
而作为一个世界体系的边缘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都是异常脆弱的，极易受到来自体系中心和其他地区剧变的影响，且往往承受最大的痛苦，付出最大的代价——
161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爆发，天主教世界与基督教新教文明之间的战争一直持续到1648年，漫长的三十年战争使得欧洲本土遭受巨大破坏，欧洲与美洲新大陆之间的大西洋贸易几乎停摆，连带美洲与东亚之间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也出现停滞，欧洲白银暂停流向中国；
同一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反明；
1633年，日本幕府发布锁国令，禁止白银出口，从此日本白银也不再流向中国；
1639年，华商在马尼拉遭受屠杀，马尼拉大帆船贸易遭受沉重打击；
1641年，作为欧洲三十年战争的一部分，新教荷兰殖民者打败天主教葡萄牙殖民者，征服了马六甲，切断了澳门与印度洋之间的交通，中国输入白银的澳门通道被关闭。
综上，西方和日本对华输入白银的渠道突然戛然而止，已经白银化的中国经济突然再度陷入通货紧缩的可怕泥沼。据艾维四(William S. Atwell)《论白银、外贸和明末经济》一文提供的资料，正常年景松江市场棉花价格为3-4两白银一担，但1642-1644年间每担棉花的价格只剩下了有0.5-0.6两白银，等于正常年景的1/8左右。没有海外白银输入，明朝财政濒临崩溃。
明朝财政崩溃不是从1618年开始的，而是从嘉靖后期（1550）开始的。根本原因是土地兼并造成自耕农减少，而大地主阶层根本不交税。嘉靖之前的弘治十五年（1502年）的统计，全国当时的田地总数为8357 万顷有余，但朝廷能征收到田赋的土地仅4228万多顷，有约一半的土地因为各种理由而享受免征税待遇。一些豪强、地主还勾结官员，隐匿土地、田产，从而逃避纳税，这一部分土地究竟有多少，朝廷并不清楚。
而正德年间的赤字高达300万两。嘉靖即位后前期经过整顿，到嘉靖七年（1528年）仍有11万两。嘉靖后期财政糜烂，到俺答打到北京城下后，明朝的财政窟窿越来越大，即使经过了加派，到嘉靖死后的隆庆元年（1567 年）又达到了345万两。
如果按照没有白银就要亡国的逻辑，明朝应当早灭亡一百多年。😁
反过来说，清朝兴起时可没有外商带来巨额白银。按照你文章里的说法，白银停止流向中国的同一年，努尔哈赤起兵反明。那么清朝前几十年没有白银收入怎么越战越強，最后灭了明朝呢？
货币投入是必要的，但货币投入并不是万能的。货币的本质是劳动力的计量和分配凭证，但不是唯一的凭证。中国古代的组织结构，货币本身并不是税收。税收可以是实物税也可以是货币税。在货币不足的情况下，实物税+徭役比货币税更适合国情。
推动历史进步的，并不是货币投入，而是生产力的发展。明朝同时代的西班牙得到了美洲近乎无限的银矿产出，但巨量白银投入除了在欧洲造成所谓的“价格革命”的通胀外，并没有让西班牙长治久安，一统天下。而英国发生的工业革命才是奠定其霸权的基础。
通宝推：方平,北纬42度,任爱杰,铁手,家园 数字错了 明朝全国田亩八百余万顷，其中四百余万顷是缴纳税赋的民田，由行政系统负责管理，另外四百万顷是卫所田亩，由军队系统也就是五军都督府负责管理。
参见顾诚《隐匿的疆土》
家园 控制能力 高手过招，点到即止，因为至少局部输赢已分。
与围棋相仿，对方有先手，盘面占优，另一方的首要任务是把住边角一隅，做眼求活，而后步步为营，控制一小块后徐图之。这时盘面其实很难看的，略一膨胀，稍微走远几步落子，十有八九要被弃子。所以没有控制能力，多大的龙也要被杀，气不够。
当自己添眼作死时。。。是什么都会弃的。
两弹一星后，已是活局，但跃进太高太远，弃子不断。欧洲，非洲，东南亚，港台。。。
放弃主义自我紧气后，大龙无眼，弃得更多。只能捡起资本求和，或者求活。
求和的阶段对于控制能力不敢不能染指，贸易资金等方面是明面的，不是什么目标。这点普通人都明白，家财万贯，不如一技傍身。
至于求活，还没到。
家园 白银挣多了确实没用 就像今天的美元拿多了，如果不点外卖，不用出去，确实一样没用！
家园 白银换商品是吃亏吗？ 首先，白银或者说贵金属历史上一直是硬通货，本身是有价值的，不同时期价值有浮动，但是从来不是无价值，白银流入也肯定不是吃亏。明朝白银危机，主要还是国家治理水平问题，比如明初大明宝钞的失败，铸钱管理的混乱。至于明朝的灭亡，小冰期是主要原因，党争是次要，外贸根本无足轻重。
其次，外贸需求刺激生产，生产的扩大与技术提升，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而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能说吃亏吗？另外，外贸占中国古代经济比例一直不大，最多是促进，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即使是以历史上外贸最发达著称的南宋，收入的80%也是国内税收，外贸只占20%。明朝外贸主要是走私贸易，官方占比不值一提，万历某年，广东福建海关税收总和才6.9万两。清朝外贸好于明朝，但是鸦片战争之前占比也很有限，直到鸦片战争之后被迫五口通商，外贸占比达到13%。
最后，中国是守土重迁的农业文明，历史禀赋决定了不可能走上西方的海上扩张之路，近代史的失败也不是因为没有扩张或者扩张不够快，而是农业文明输给了工业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