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Simon Thurley：历史地点的新建筑该不该仿古？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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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好，非常高兴大家能来参加我的四场系列演讲的第三场。这次系列演讲的共同主题是关于历史建筑保护的各种当前看法——所谓当前看法其实就是当前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今天晚上的主题对于某些人来说会引起某些强大的情绪反应，因为这是牵涉强烈感情的话题之一：新建建筑能否与古老环境相得益彰。大部分建筑保护哲学以及全部建筑保护立法都关注个体建筑，关注这些建筑的实体构造与意义。但是在实践当中，我们的居住环境的保护与改善往往涉及大量复杂问题。这些问题就算并非全都牵扯到新建筑的兴建及其对于旧建筑的影响，起码也是十有八九躲不开干系。

2003年，就在我就任英国文化遗产主管的第一天，一份提案就摆在了我的办公桌上，主张要在伦敦塔桥南岸修建一座高层建筑——也就是今天人尽皆知的碎片大厦。我从手下员工与顾问委员会那里继承了一项强烈的观点：这座建筑将会严重破坏伦敦的风景，将会摧毁古建保护区的上百座古建筑共同营造的历史环境。当然，任何一栋老建筑都不会因为碎片大厦的兴建而遭到破坏。反对论点的真正主张在于这些古建筑的意义受到了威胁，从圣保罗大教堂到圣乔治医院所代表的历史传承将会永久性地遭到败坏。这就是今天晚上我想谈的话题：我们如何判断新建筑——无论是大尺度还是在小规模层面上——对于历史场景有什么影响？我们怎么决定新建筑与旧建筑摆在一起对于旧建筑来说究竟是增益还是减损？

在进一步详细讨论之前，我们需要进行明确区别与定义，从而毫不含糊地确定我们究竟在讨论什么。我所谓的场景（setting）指的是历史性建筑在当前以及过去与其周边环境的关系。场景可以被今天的人们认知、体验与评估。比方说萨利斯伯里大教堂的场景包括教堂建筑实体与周边场地，以及教堂在空间与时间上占据的深度。与这一概念相对，历史建筑的情景（context）则有所不同。所谓情景包含了这座建筑与其他地点之间的一切关系，可能涉及很多方面，例如文化、知识、功能、空间等等，并且可以扩展得十分宽泛。比方说我们可以考察某一座建筑与同一位建筑师修建其他建筑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情景。再举一个例子，画面上是几节讲座之前我提到的肯辛顿英联邦学院主楼，这座建筑的情景不仅包括了所在地点的景观，还包括了与这个地点密不可分的深重意义——也就是英联邦的建立。这座建筑使用的建材全都来自遍布世界各地的英联邦国家，象征了战后年代的乐观主义精神。

不过这样一来就出现了麻烦。场景一词作为建筑规划立法的确立术语具有非常明确的意义，而情景一词包涵的更广大联系却要比这一意义宽泛得多。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很难主张建筑物的情景不是场景的一部分。我们不可能割裂英联邦学院与催生这座建筑的理念。因此，当我们考虑新建筑对旧建筑的场景与情景的影响时，必须做出好几层判断，而且做判断时我们手头几乎没有任何现成的工具。因此今晚我想讲一下这些工具可能是什么，以及我们要如何做出这些判断。

针对建筑进行审美判断非常复杂，会引发许多评估音乐、绘画或者文学都不会引发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建筑的功能性：与其他艺术形式不同，建筑具有实用性。我们不能抛开实用性孤立地理解一座建筑，也不可能割裂开这座建筑的审美效应与其实现的功能。因此当我们评价一座建筑时，我们倾向于赞赏的哪些建筑不仅美丽，而且还像一把充分上油润滑的锁具那样平顺运转，使得置身其中的人们可以流畅有序地从事各种事务。令人困惑沮丧、难以应用的建筑物——例如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可能在审美层面有些说法，但是这些说法并不源自于流畅顺滑的功能美。反过来说，桑迪.圣约翰.威尔逊设计的大英图书馆则被使用者普遍视为极好的工作场所，而这一点又极大地增加了建筑本身的审美吸引力。因此实用性使得建筑有别于其他任何艺术门类。

其次，尽管其他艺术领域也会出现新发明——例如电吉他或者亚克力颜料——而且这些新发明确实改变了艺术产出，但是建筑及其影响却几乎完全受到技术能力发展的塑造。垂直推拉窗户、平板玻璃、结构铸铁与钢筋混凝土的发明都开辟了建筑美学的新篇章。建筑美学、建筑技术以及工程学的发展始终保持同步。

将建筑与其他艺术区分开的第三点在于建筑的受众不同。建筑的受众是最广泛的普罗大众。作家、作曲家或者画家必须为他们的作品创造一批公众，而建筑师则天然就有一套公众。建筑是一种公共艺术形式。无论在清醒时还是在睡眠时，你在生活当中根本躲不开建筑。无论人们是否喜欢一栋建筑，这栋建筑都会将自身强加在人们头上。当然，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如此关心建筑问题的原因之一。

因此，当我们考虑建筑美学时必须同时顾及功能性、技术能力和受众。所有这些因素使得建筑审美批评在本质上就不同于其他艺术门类的批评。但是还有第四个重要差别，也就是位置（locality）。我们无法将地域从建筑的审美影响当中分离出来。其他艺术形式通常都可以移动，你可以将一幅画挂在不同的地方，从而获得对比反差效果，彰显不同的含义；你可以在教堂与火车站演奏同一首音乐，获得受众们的不同反应。可是建筑就在那里一动不动，它的审美影响力是静态的，除非其周围环境出于某种原因发生了改变。查茨沃斯庄园之所以美丽，不仅因为威廉.塔尔曼的建筑设计，很大程度上也因为其所处的景观场景。丹尼斯.拉斯顿为东英吉利大学设计的阶梯金字塔式教学楼也同样因其与周围土地的关系而著名。兰开斯特城堡所处的场景更是定义了这座建筑：一边紧邻隐修院，另一边毗邻镇上的其他教堂。陶顿市圣玛丽教堂的标志性外观则必须从哈密特街上的视角才能看到——哈密特街是乔治王时代的产物，而教堂塔楼则落成于1508年。尽管如此，如今这条街道却已经成为了教堂建筑审美影响力的一部分。

总之，这一切都在醒目地彰显一个观点：建筑所处环境总会对建筑的审美价值起到增益或者减损的效果。当然，这一点是我今晚话题的根本性，因为建筑审美评价的固有部分之一就在于如何评价这座建筑与其所在环境构成整体的方式。建筑物的审美影响力与建筑所在的场景无法分开。建筑审美的这些特性——功能性、技术能力、受众和位置——造成的诸多结果之一在于，评价建筑美学要比评价绘画、交响乐或者芭蕾舞更加困难。事实上，建筑审美批批评的用语与工具全都极度欠缺。然而，建筑美学却对社会、个人幸福、健康甚至健康都会造成巨大影响。很多人都曾发起运动、成立协会，只为阻止摩天大楼、购物中心或者废物焚烧站的建造。还有很多其他人成立类似团体来阻止教堂、市政厅或乡间别墅遭到拆除。当然，他们的动机并不全都出于审美——例如垃圾焚烧站可能会排放毒气——但是大多数此类运动都有着重要的审美诉求。

当然，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这些运动无非是个人品味的表现，而品味又可以被视为不讲道理的个人偏好，不必过于严肃地对待。但在我看来，建筑品味不应该仅仅是反复无常的偏好：它也可以体现人们的判断力，它的起源层次完全可以比反复无常的任性更深刻。品味受到思想和教育的影响，表达了道德、宗教和政治观点与感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品味就像科学或者道德判断一样，都是人们的理性本质的组成部分。这意味着品味可以改变——个人品味和社会品味都可以改变。盛行的品味就是时尚，这个词被用来指代公众喜好和厌恶的最快、最浅显的变化。就像关于品味的讨论一样，时尚也可以被用来嘲讽那些想要阻止新建筑和保护老建筑的人们的关切。然而，通过理性思考和智识提升，时尚不仅可以成为主流共识，甚至还可以通过实证方式加以论述。

这又引出了一场关于泛化的艺术、尤其关于建筑学的重要争议：建筑美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 换句话说，建筑美究竟存在于建筑物及其环境当中还是存在于观察者的眼中？是固有特质还是忽来忽去的时尚？据我们所知，最早研究这个问题的人是罗马帝国早期的作家兼建筑师维特鲁威。 他提出，最坚实、有用且美丽的建筑结构源于人体比例。他的理念在十五世纪后期重现天日，激励达芬奇创作了著名的《维特鲁威人》。这张图表的用意是展示如何通过人体比例推衍得出理想的建筑比例。

从大约1714年开始，一系列英国建筑书籍推广了一种基于这些规则的建筑风格。批评家通常将这种风格称作帕拉弟奥主义（Palladianism）。根据这种风格，只要遵循某一套规则就可以实现美。批评家可以查阅文本并自行判断建筑师是否有效地应用了这些规则。现代主义运动同样主张建筑具有固有的内在美，不过这种美并非来自一套规则，而是源于一种信念，即建筑的形式应该遵循和表达其功能，不需要图像或符号的干预。这种功能主义伦理有时被称为机械美学（machine aesthetic）。人们一般认为这种美学同样难以抵挡主流审美标准的评判。

在在著名而且相当无聊的《威尼斯之石》一书中，约翰.拉斯金写道：

“我一直……清楚地认为此类问题有一条定律：好的建筑可以无可辩驳地与不好的建筑区分开来……我们所有人如果不参考这项原则就要辩论这个话题，无异于辩论硬币的真伪而不去敲一敲——两种做法一样愚蠢。”

在十九世纪晚期之前，只有少数赞助人和鉴赏家才会关心建筑物的美丑问题。甚至就连拉斯金、威廉.莫里斯以及他们的评论家同僚也只会在闲暇时写几段关于建筑的文字，并不会承担任何提升建筑美学的实际责任。但是在1882年，建筑物是好是坏、是美是丑的问题在英国首次具有了法律意义。在那一年，第一部《古迹保护法案》得到通过。这是英国保护人造结构的第一部立法。根据这部法律确立的原则，国家可以以公共工程委员会的形式将任何“怀古胜迹”列入普遍认可的保护清单或者计划，然后加以全盘接管。当然，古迹保护活动初期的检查员可能会否认他们在识别哪些古迹应该得到保存的过程中做出了审美判断，但是随着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和城建规划体系的发展，政府雇员行使审美判断的做法也变得越发根深蒂固起来。

那么最早期的检查员和规划官都是些什么人？当此之时，《城镇乡村规划法》刚刚得到通过，二战结束后的现代化新建建筑申报制度也正在逐步到来，这时候究竟是谁最早开始评判一系列建筑规划事宜？ 答案是他们大都是建筑师——高度受训的男性以及少量女性，这些人擅长判断建筑，精通建筑历史，对于本土建筑材料了如指掌。 1940年纳粹轰炸过后，三百名调查员应召确定哪些建筑应该被保留，哪些建筑应该被拆除。这三百人全都是建筑师。除了遵循文物管理部门所设立的任何极简标准之外，这些人在做出决定时都会行使自己的建筑判断。当然，他们的偏好因为深入了解建筑史与发展而尤其高雅，他们的评判行为则在所处时代的知识与审美潮流当中开展。

但是随着战后立刻上岗负责制定历史建筑保护清单的那一代建筑师纷纷去世，他们的后来者则完全是另一路人。新一代建筑师深切浸淫于现代运动的热情当中，没有多少兴趣从事历史建筑批评这样一份死胡同式的职业，因为他们既不了解也不关心这些建筑的风格。所以他们在城建规划体系当中的角色就遭到了取代——不是被更年轻的建筑师取代，而是被像我这样的历史学家取代。

因此建筑批评领域出现了一道宽广的鸿沟。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新建筑走上了一条与历史根源完全割裂的道路，政府检查官和调查员则走上了深切植根于艺术史的另一条路。1981年，由于原始历史建筑清单内容欠缺，迈克尔.赫塞尔廷（Michael Heseltine）发起了覆盖全英国的新一轮调查工作。这次他雇用了八十名实地调查员，其中每一个人都是考古学家或者历史学家。很少有年轻的建筑师能够胜任这项工作，就算他们有兴趣也不行。

虽然我稍微有点跑题，但是这段回顾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需要明确两个关键点。首先，在老地点评价新建筑非常复杂，需要其他文化批评门类并不必需的关键能力；其次，尽管最初这些判断是由建筑师做出的，但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却失去了做出这些判断的欲望和权利。

我所谓的权利指的是，不仅只有规划系统中的艺术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才会根据建筑周围环境的时间深度做出建筑美学评判，公众也同样如此。公众口味对于没有历史背景的建筑从来没什么好感，因为历史背景正是塑造和发展品味的力量。在英国，现代主义并非受到批评家谴责，而是被公众谴责——这些人被迫在高层筒子楼里栖身，无奈地在市政办公室排队，只得在超市购物；这些人的触目所及之处无不充满了钢筋混凝土与无法改善的单调外观；这些人经历了1968年的罗南.波因特大楼垮塌事故，勉强才捡回一条命。因此公众不信任建筑师对他们的生活环境做出判断。在他们看来，建筑师与市政规划部门的员工们并不是美好居住环境的创作者，而是破坏者。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我的基本观点如下：建筑美学不能仅根据一套简单的标准来评判，而是必须依据更为复杂的标准。建筑的功能、技术、受众和位置意味着评估建筑所需的批判工具庞大而丰富，仅凭美学并不够。我们不能仅仅根据审美吸引力来评判建筑；要想捕捉建筑的深度意义，就需要更广泛的视野，这意味着需要与相关问题高度同调的人们。

话说至此，或许你们会认为我主张派遣一队美学精英四方行走，抨击丑陋，赞扬美丽。不过我要先强调一句，我们在另一方面也必须接受新建筑的震惊效果与勇敢姿态。伊尼哥.琼斯兴建的白厅宴会厅几乎肯定会在现代建筑规划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历史学家会指出，宴会厅的材质是石头，而白厅其他部分的材质都是砖；它要比其他建筑至少高出两层；而且它的风格也与原本的建筑完全不搭调。再来看看伦敦塔桥，这座建筑完全主导了各个角度的伦敦风景。你可能会说至少当年的建筑师试图让塔桥的建筑风格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但是他们成功了吗？在周边环境里哪有类似桥塔顶端的陡峭尖顶、类似塔身上的锐尖窗以及维系桥面的铸铁件？作为受保护历史建筑的塔桥显然破坏了它旁边更古老、更重要的伦敦塔的审美价值。

我还可以继续举例子，从爱丁堡的斯科特纪念碑到布里斯托的克利夫顿悬索桥都是在旧地点建造的新建筑，完全不尊重周边原有建筑的规模、材料或风格。它们野蛮地插入现有的历史场景，并且霸道地赢得了我们的喜爱。那么一套评判体系在评估旧地点新建筑的影响时要怎样顾及这一事实？毕竟，包括我在内的在座绝大多数人都非常喜爱塔桥，认为它与伦敦塔相得益彰。这正是问题的关键。评判一座极其不同的新建筑极为困难，尤其是那些旨在打破规则开创新趋势的新建筑。

我相信，必须允许城市不断进化。当初伦敦金融城的维多利亚波罗的海交易所遭到北爱共和军炸弹袭击之后，围绕爆炸地点的善后思路曾经有一场巨大而长久的辩论。最终，建筑所有者、伦敦市政府以及英国文化遗产机构一致决定放弃维多利亚时代旧建筑的残骸，开始讨论它的替代品。经过了漫长的考察与规划——个中细节起码需要几个钟头才能一一详述——英国文化遗产机构选中了诺曼.福斯特的瑞士再保险大楼——也就是今天被人们亲切称作“小黄瓜”的建筑——来填补原址的空白。周边建筑环境是考察过程当中的根本问题，不仅要考虑到近景，还要考虑远景。我认为，兴建小黄瓜的判断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这座建筑的外观及其在伦敦天际线构图当中的形象丰富了附近的圣保罗大教堂与其他历史遗迹的形象，并且成为了人们广泛喜爱的新景点。

我现在没时间细说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但是“小黄瓜”标志着一套进程的开始，更高层的建筑越发随便地得到批准，以至于最后我们干脆不再考虑它们怎样影响了历史环境。这方面最糟糕的例子无疑是拉斐尔.维诺利的芬彻街塔楼，也就是所谓的对讲机大楼。但是本来不必如此。“小黄瓜”的成功证明，现代城市完全可以一方面接纳气质坚定的高大建筑，同时又增强城市的历史环境。我认为利物浦市就成功地保护了两座大教堂所处的环境和情景，同时又兴建了两座对于城市非常重要的新建筑——莫西河畔的利物浦体育馆与会议中心。在更严格的城市环境中，人们可以做得更多，更加贴近当代的新建筑也更容易获得成功。例如利物浦艺术学院男子高中就一方面发扬了现代风格，另一方面又反映了维多利亚建筑美学。建筑用石材兴建，粗面石基座，突出外挑的屋顶线延续了檐口的水平造型。从街道的另一头看去，这座建筑的圆弧形玻璃拐角的确非常扎眼，但是原本的审美仍然主导着建筑的整体风格。

事实上，大城市与小镇村庄非常不同。城市一直是建筑创新蓬勃发展的场所。曼彻斯特见证了维多利亚仓库的发明，伯明翰见证了现代粗野主义建筑风格。城市必须被允许成为建筑创造力的引擎；规模最大的城市承受得起建筑错误，要么勉强与之共存，要么让更加新颖的后代建筑将其取代。集市小镇和村庄则又是另一回事，在这些地方我们迫切需要设法帮助地方政府保留小巧精致的街道格局、古色古香的建筑材料以及独具一格的地方特色。我们一方面要让这些城镇允许新建建筑的存在，同时又必须让这些新建筑完全服从当地更广泛的艺术和历史风格整体。依我之见，这才是必须啃下来的硬骨头。

当然，大城市很重要。但是纽瓦克、庞特弗拉克特和坦顿之类小城市的美丽却更加脆弱。小城之美维系于微妙的平衡，而这份平衡远比谢菲尔德或者纽卡斯尔的超强鲁棒性更易受损，更不用说伦敦了。更何况可能在小城镇找到的建筑规划技能也远不如大城市发达。大城市拥有人手充足，专家众多的大型规划部门，还有众多非政府组织密切监督这些部门的一举一动。在大城市搞建筑设计的利润率也更高，理论上可以招徕水平更高技术且更昂贵的设计团队，从而创造更好的建筑。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将伦敦和其他十几座大城市以及众多市场城镇和教堂城镇区分开来。我们不仅应该开发新的理论工具来讨论大城市的未来——这些工具正在迅速发展成熟——还迫切需要开发另一组更微妙的工具，从而帮助地方政府的议员与官员们更有效且更客观地判断新建筑对小型历史场所的影响，并且由此保留使得他们的城镇村庄如此诱人的独特品质。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抽象地谈论风格和品味。但现在我需要转向更切实更有争议的讨论方式，也就是具体案例研究。我想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讨论，回顾一下第一代现代主义建筑师尝试将现代建筑与历史中心相融合的充满想象力的尝试。我想从切斯特开始，当地传统历来讲究在建造新建筑时尊重且反映旧建筑的风格。我想很多人都听说过切斯特排屋（Chester Rows）建筑群。这是一片非凡的历史建筑，位于切斯特主要街道的两边，人们既可以走进沿街店铺购物，也可以登上白墙黑木架构成的二三楼。这片建筑群自从中世纪开始建造，从那以后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与喜爱。从十七世纪以来，当地人开始有意识地维护这些建筑的外观。从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期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新建建筑都采用了排屋的设计风格——后者的代表是避难写字楼（Refuge House），这座建筑一方面采用混凝土框架建筑，同时又搭配了黑白相间的凸窗。建筑师们努力反映了周边历史街景的设计，尽管显然没有采用当地出产的建材。你们是否认为这座建筑是对中世纪街景的有益补充，我对于你们的观点很感兴趣。

画面上是一座位于洛斯托夫特的多层停车场，显然经过精心设计并且使用了当地材料。毫无疑问，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市政建筑师在构想这座建筑时给出了令人信服的演示，概述了建筑的设计与材质如何反映洛斯托夫特建筑的当地情景。它坐落在码头区域，以仓库为设计主题，建筑外立面则由削琢燧石（knapped flint）构成，这是当地特有的材料。

在这两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例子当中，建筑师都努力让新建筑融入旧环境。我认为这两个例子都涉及了相当复杂的问题。如果你要为这两处场所撰写简介，我想你肯定会强调它们的传统建筑形式与比例，还有建材选择的重要性。在这两个例子中，建筑师们都对这些诉求做出了有趣的回应。相比之下，另一些建筑师的回应水平则低得多，例如同样位于切斯特的皇冠假日酒店就是个突出的反面典型。这座建筑的建筑师们——如果说还真有的话——肯定会辩称酒店外墙的半木架结构很符合当地情境，尽管酒店坐落于新修建的环城公路边上，相邻建筑物没有一座采用了半木架结构。因此恐怕不会有人认为这座建筑很成功，只会认为它在装模作样。

因此，自从现代主义诞生以来，建筑师一直试图寻找一种建造技术现代但是外观传统的设计方式。我很想知道各位觉得我提出的两个例子究竟多么成功，但是今晚我想要讨论的是某些极其不时兴的话题，即回归市场城镇的传统建筑风格。这个主题在大多数建筑师那里只会招致恐惧和嘲笑。只要在他们面前提起这个话题，他们就会对你报以白眼，咬紧牙关蹦出一个词：“仿古”（pastiche）。我恰巧认为仿古是一个非常愚蠢的词。这个术语指的是一件艺术品、一本书籍或者一段曲调仿照了某位知名艺术家的风格。它最初并不是贬义词，但现在却变成了建筑师们用来相互抨击的最严重侮辱。

仿古其实是个很新颖的概念，因为历史上的建筑师们一直都在借鉴其他建筑师的作品，并且一直乐意反映与模仿过去的风格设计，丝毫不以为意。我姑且拿威斯敏斯特教堂举个例子。这是王室专用的教堂，至今仍是皇家领地。这座建筑的修建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不惜工本。1272年亨利三世去世时，教堂中殿还未完工。将近一百年后，人们决定最终完成这座教堂，当时的建筑师决定遵照原始风格。在接下来的一百五十年里，随着中殿拱廊的修建，英国的建筑风格更替了五六次。当教堂在十六世纪三十年代完成时，其风格依然与十三世纪无异。几百年来经手修建工作的所有伟大建筑师全都毫无顾忌地延续了原本的风格。同样，在十七世纪，当教长和教士们决定最终完成西侧塔楼时，尼古拉斯.霍克斯摩尔（Nicholas Hawksmoor）也采用了与建筑物其他部分相匹配的风格——这可是霍克斯摩尔，英国历史上最富有创新力和创造力的建筑师之一。

你可能会说，这只是来自一栋建筑物的两个例子。但是我们只需要看一下教堂街道对面的米德尔塞克斯市政厅就能发现更多例子。这座杰出的建筑现在是英国最高法院的所在地，建于1912到1913年之间。当此之时，英国的市政建筑主要按照古典风格而非哥特式风格建造。但是人们认为建筑地点的独特定位——一边是威斯敏斯特，另一边是议会大厅——只有哥特风格才能镇得住。因此我们得到了一座非常惊人的新艺术运动版哥特建筑，周身遍布着令人瞠目的历史镶边。

因此，建筑师们长期以来一直很乐意让自己的建筑与现存风格相融合。那么为什么现在就不行了？我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委托建造具有本土风格的新建筑物不仅合情合理，甚至还十分重要。向历史悠久的城镇引入新式建材以及对比强烈咄咄逼人的新风格是相当傲慢的举动。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最喜欢的一次过激干预。在兰开斯特市政厅门外有一列摄政王风格的联排住宅，为了不被视为仿古，建筑师在外立面插入了一道玻璃幕墙。布莱顿也是一座历史特色强烈的城镇，拥有大量风格划一的历史建筑，历史风格的核心语言则是灰泥或石膏粉饰的砖墙。当地有好些新建建筑虽然在规模、比例和总体设计方面看似尊重历史，但是墙体红砖却暴露在外，所以根本没法融入环境。

许多较小城镇的历史特征体现在数百年的和谐发展当中，打断这种发展完全站不住脚。马尔堡高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里呈现了历史建筑的和谐组合：上百座历史建筑，材料几乎相同，比例几乎相似。这片建筑群并不通过意外与对比来吸引我们，而是通过熟悉与和谐来诱惑我们。这份和谐并非毫无计划的产物——我们都知道，在马尔堡这样的城镇当中没有什么未曾经过计划。这座城镇的外观取决于数百个有意识的决定，其中许多决定的核心都在于维持视觉和谐。但是马尔堡同样也提供了很到位的反面典型：城里有一座设计不当、横插进来的现代建筑，它的尺寸过于夸张、设计和材料都很差劲，极大地削弱了整个历史街区的美感，是一条近乎完美的历史街道上的唯一瑕疵。不幸的是我没有画质更好的照片，不过仅仅看看缩略图大家也应该能明白我的意思。

我再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我认为新建筑应当怎样升华自身风格从而照顾整体利益。比方说德维兹的市场广场边上有一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兴建的伍尔沃斯百货商场，最近被一座非常精心设计建造的本地风格建筑所替代，显著增强了广场的美学价值。布里斯托的女王广场也可以支持类似的观点。画面上是1831年这座广场的绘画。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市政当局在这个广场修了一条对角线道路，去掉了画面角落的建筑，搬走了广场中心的威廉三世雕像。最近这条道路被抹掉了，修路拆迁造成的缺口上补齐了一座新建筑。肯定有人会莫名惊诧：“仿古！仿古！不该这么做！”但是我认为这是非常不错的建筑，广场的整体和谐比任何单一建筑更重要。

无论是在德维兹还是在女王广场，采用旧建筑风格设计新建筑都是非常好的解决方案。当然，这两项成功的关键都在于确保细节和质量的正确，并且舍得为此花钱。但是话又说回来，许多试图“按照……风格”的尝试都在执行当中遭遇了失败。画面上是大雅茅斯的一座滨海半独立住宅楼。当地有一系列风格独特的海滨楼房：鲜明的垂直线条，下拉式窗户搭配着砖石材质的窗框，房檐宽且深，墙壁拐角处以厚实的隅石加固，粗大的束带向外突出。后来市政当局允许仿照这套风格兴建一批新建筑，要求是必须与旧建筑在视觉效果上密切关联。这样做的结果在我看来是一场大灾难。虽然表面上新建建筑拐角也有隅石，窗户也是竖向开闭，屋顶也有檐口，可就是怎么看怎么不像那么回事。你可能会说——我肯定会这么说——这些新建筑在修建时必须尊重大雅茅斯滨海建筑的传统风格，海滨建筑群的整体效果要比单独一座建筑更重要。但是如果个体建筑层面就照虎画猫的话，结果甚至要比建设风格完全突兀的建筑更加糟糕。

在德维兹、布里斯托以及大雅茅斯，我们谈论的是采用本土历史风格设计、从而保留整体和谐的现代建筑。但是我认为，当代风格的现代地方建筑只要运用得当也可以实现和谐。我不确定切斯特的商店或者洛斯托夫特的停车场是否在这方面取得了完全成功，不过伦纳德.马纳塞（Leonard Manasseh）在金斯林兴建的县法院大楼在我看来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座建筑位于河畔，两侧是十九世纪的仓库与十八世纪的民宅，而法院本身则兴建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所用的砖块材质与相邻建筑物类似，造型借鉴了金斯林的整体风格，但是依然立足于现代。这座建筑压制了自身的存在感，融入了沿河建筑群的更大整体，而不是跳出来叫道：“都看我！”

我再举一个例子。画面上是伦敦格罗夫纳广场的美国大使馆。格罗夫纳广场是伦敦最大的乔治王广场，尽管现在大部分周边建筑都是仿乔治王风格。1955年美国人决定在在那里建造大使馆，他们选择了芬兰裔美国建筑师埃罗.萨林纳（Eero Saarinen），他的任务是建造一一座现代风格建筑，同时还要体现伦敦建筑的历史和视觉传统。画面上是使馆的老照片——现在我们不能拍新照片了，因为使馆周围都是铁丝网和端着机关枪的警察——他非常出色地用波特兰石建造了一座建筑，完全符合了广场周边乔治王风格建筑群的总体结构、檐口高度、窗户格式和轮廓外形，与此同时又是当代设计的精妙杰作。

这样的建筑很难打造。上述两个例子恰巧都出自顶级建筑师之手。至于二流设计师往往更擅长在工业背景下修建现代建筑。现代建筑更容易融入工业情境，因为技术审美主导了周边环境。最近的例子是提尔伯里的巴塔住宅楼群。原本的巴塔鞋厂厂房被改成公寓之后，开发商还想在原本的老楼附近多修几座楼。按照他们的设想，当初巴特鞋厂兴建时原本就该多修几栋楼，现在他们只是在补全当年的设计而已。老楼和新楼摆在一起，非常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同样，仓库造型也非常容易复现并且融入环境。画面上是兰开斯特的沿河公寓，完全应和了这一地区工业建筑的屋顶造型、建材与规制。在斯基普顿也可以看到许多在我看来相当不错的新建筑，它们的造型同样应和了约克郡的半工业化建筑结构。

所以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我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建筑、背景与情境不可分割。如果你将一栋建筑列入保护清单或者将一片建筑群划为保护区，那么你不仅评估了建筑本身，也评估了建筑周围的环境。在大城市里，这样的环境往往十分鲁棒，相对而言不怕变化；相比之下，小城镇的环境则往往极其脆弱，历史建筑物通常更易受损坏，需要更加精细地保护。小型城镇相当于一件复合的艺术品，包含一切位于地点与空间之间的精妙互动。国家规划政策框架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因为这套框架被严格简化，政府又不肯接受补充性指导，结果许多规划部门并不能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不理解如何在历史区域就新建筑作出决定。受雇人员往往缺乏知识，只会为了刺激地方经济发展向经济压力低头。所以我认为应当勇敢，应当敢于不时髦，要讨论风格，要讨论那些尊重所在地的建材与比例的新建筑。有些建筑师会咒骂我们仿古，但他们应当回顾历史，意识到所有这些受欢迎的居住、工作与访问地点都曾做出改变，旨在保护当地的和谐风格。过去六十年许多被咒骂的低劣建筑是全都犯下了无视历史的错误。最后且最关键的是，我们必须记得有时候——尤其是在鲁棒的大型城市区域——完全有可能也应当设计一些鹤立鸡群的建筑，冲击一下人们的眼球。这其实是很好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