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John McWhorter：我为什么认为语言无法决定思想？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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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今天晚上我要谈一谈语言骗局。你们肯定都在想我所谓的骗局究竟是什么。这个题目一定程度上有点令人不爽。在一场理想的演讲当中，应该由我告诉你们我要向大家揭示什么骗局。这些骗局听上去像是真的，你希望它是真的，但其实并不是真的。如果你意识到它为什么不是真的，你就会得到我所谓的人生教训，成为一位开明的人。

本次演讲基于我在几年前写的一本书。你没有必要去读这本书，因为今天我就要把书的主旨跟大家讲一下。问题如下：你们都听说过这种理论，既你使用的语言会为你戴上某种眼镜，让你只能透过这副眼镜来观察世界。你的语言塑造了你的思考方式，由此可以进一步认为——所以这一理念才如此诱人——你的文化也反映在你的语言机制当中，例如动词与名词的运作方式。全世界大约有七千种语言，也就意味着七千种观看体验人生的不同方式。你希望这个理论是真的，因为这个理论很有趣。但是你只要仔细想想就会发现，其实这个理论并不成立。我并不是说语言本身很无趣，我的主张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人类本身很无趣，我希望今晚能让你们理解这一点。

究竟是谁最早提出了这个理论？“你的语言就是你的思想，语言是思想的渠道”，这个理论创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创始人是本杰明.李.沃尔夫。沃尔夫其实并不是语言学家，他的本职工作是消防监督员，但是他对语言学很感兴趣，对于北美原住民霍皮族尤其感兴趣。他坚信霍皮族的语言与霍皮族人观察世界的方式密切相关。他是个优秀的作家与演讲家，而且英年早逝，所以我们没有他的视频。我不打算在讲座当中朗读大量引言，但是我们有必要理解这一切究竟如何开始，因为在学术研究的人们经经常援引沃尔夫的观点，所以下面这段引言还是很有必要介绍一下：“明显不同的语法会指引语法使用者进行不同形式的观察，而且他们在进行外在形式类似的观察行为时也会产生不同的评估结果。因此并他们作为观察者彼此并不等同，而是必然会产生不同的世界观。”——就属这段话最经常得到引用——“我们将自然切成小块，然后解释每一块的意义，因为我们参与了这样做的协议——这一协议贯穿了我们的言语社群，并且通过我们的语言模式得到编纂。这份协议当然是含蓄的、未言明的，但是协议的条件是绝对强制的。除非认同这一协议裁定的组织群体以及数据分类法，否则我们根本无法开口交谈。”这套观点流传开来，整整一代北美土著语言学家的研究都以这段话为基础。

有一本关于语言保护的小书，创作于十五年之前，作者名叫马克.阿布利（Mark Abley）。此人是个记者，下大力气讨论过沃尔夫的理念，在他看来这正是我们需要拯救濒危语言的原因——世界上绝大多数语言目前都处于濒危状态。他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法语当中有connaitre与savoir两个词，含义都是“知道”，connaitre是知道1+1=2，savoir是知道隔壁的女邻居究竟是谁。“我的语言允许我传达两者之间的区别，尽管有些笨拙。一方面是实际知识，另一方面是熟识与理解。但是对于法语使用者来说，这种区别对于心智与世界的互动至关重要。”他会这么想也无可厚非，在英语当中我们就只有一个know，假如学了法语，或者西班牙语，或者德语，或者什么其他语言，这些语言肯定也都有所谓的——这种说法听上去就很诱人——各自不同的“知道”方式。如果某人说法语，他们对于“认识隔壁女邻居”与“1+1=2”之间的区别肯定比说英语的人们更加敏感，这难道不是学法语的理由吗？

或者你还会发现另一位记者的文章——这一回我就不点名了，本来这世上也没几个语言学家，照理说就该这样——这位记者在2004年总结了将他耳濡目染的沃尔夫主义。他写到的Kaweaqar 这个部族，他们生活在智利的最南方。Kaweaqar人的语言没有未来时态。很多语言其实都是这样，不需要专门标注出未来，人们本能地清楚有些事既不发生在现在也不发生在过去。但是这个记者显然并不知道这一点，他发现Kaweaqar语言没有未来时态，因此认为背后原因一定是文化。Kaweaqar人在过去一直过着游牧生活，未来时态不适用于他们，因为他们需要不停地划着小艇到处巡游。未来时态对于他们来说没有用处。他这篇文章还上过《泰晤士报》，“因为这些人总是划着小船不停移动，所以……”到处都能听到有人说这种话，但这是因为人们都想相信这一点，这个记者显然是无辜的。

1984年我上过一节课，我真的记不得课程主题是什么了，但是肯定与边疆有关。授课的教授显然家里出了麻烦，因为他气色很难看。他在教室里走来走去，讲解边疆的美洲土著。尽管我们上课的地点是新泽西州，但是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位教授真心希望自己身处边疆。我完全记不得那节课都讲了什么，只记得一件事：我们读到了霍皮人的材料，读到了本杰明.李.沃尔夫的文章，知道了霍皮语没有时态，没有过去，没有未来，一切都存在于眼前这个抽象时区。这一点对应了霍皮人的循环宇宙观，相比之下西方人的观念则执着于将一切事物安排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连续时间线上。根据沃尔夫的看法，霍皮语会将霍皮语使用者的思想引导向这个方向，又或者说是霍皮人的文化将他们的语言塑造成了特定的样子。无论因果关系指向哪个方向，思想、文化与语言都构成了同一个功能整体。

当时我十九岁，刚刚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心想“写得真酷啊！我想多了解一下这方面，因为这套说法对一切语言肯定都成立。”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本杰明.李.沃尔夫在担任消防检查员的时候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时主流语言学的研究范围——说得夸张一点——仅仅局限于法语、俄语、希伯来语以及英语之类的大语种，至于土著语言的语料则十分有限。沃尔夫对于霍皮语只是一知半解，因为当时他想学也没处学。实际上霍皮语充满了时态标记，霍皮人有很多方法确定哪些事情发生在昨天或者上一周，又或者你最好小心，因为这件事正在进行中。有很多语言确实没有时态，但是霍皮语并不是其中之一，实际上北美土著语言全都不能算在内。

但是话又说回来，语言确实会影响一点点思想。如果我不向你们介绍一点这方面的数据，那就是我不负责任。今天有些人被称作新沃尔夫主义者，通常是心理学家，他们重新研究起了这些范式。他们并不像沃尔夫那样神经质，而是想要找到真实的语言规律，他们也找到了。你或许听到过有些与我立场相同的人们说过，目前向公众展现沃尔夫主义的方式必须尽快被叫停，因为沃尔夫主义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并非如此，很多很有趣的文献都表明，语言确实会以非常微妙的方式影响某些人的思想。这能够得上“塑造世界观”吗？并不能，但是微妙的影响也依然是影响，而且非常有趣。在英语当中我们说“很长时间”/long time，对此我们司空见惯，要不然还能怎么说？不过西班牙语的说法则是“很多时间”/mucho tiempo。时间被拉长的概念在西班牙语当中听起来很别扭。英语也可以说很多时间，但是我们更习惯说很长时间而不是很多时间。印尼语也说很长时间/waktu panjang，希腊语则会说很多时间/poli ora——研究这玩意有啥用？没啥用，所以才好玩。

假如将英语使用者安排在屏幕前，屏幕上有一根长管子，里面逐渐装满颜料，从一头填充到另一头；下面是一个方块，同样逐渐装满颜料，从底部一直装到顶部。英语者更擅长预测颜料什么时候会装满管子而不是装满方块，西班牙语使用者更擅长预测颜料什么时候会装满方块而不是管子。你认为这只是运气，但实际上双方的表现非常一贯，其中一定有文章，尤其因印尼人也同样惯于预测管道，而希腊人更擅长预测方块。这是文化的作用吗？不。一个住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人与一个住在加尔各答的人有什么文化上的相同之处？凭什么身为印尼人就对长度更敏感？可以想见，试验实际用到的语言种类不止这四种，总体来说如果一门语言惯用“很长时间”，那么使用者就更擅长预测管子，如果语言惯用“很多时间”，那么使用者就更擅长预测方块。这意味着语言确实会影响思想，只不过影响方式你大概从没考虑，而且肯定与文化无关。希腊文化肯定不会教育你如何预测方块装满颜料的速度，这只是心理因素在起作用，但是依然很有趣。

再说一个同样有趣的例子。找一群日本小孩，再找一群美国小孩，让他们来区分妮维雅护肤膏与帝郫德啫喱。在桌面上滴一滴妮维雅，然后喷一坨妮维雅，再在更远的地方喷一坨帝郫德啫喱，然后让大约七岁左右的日本小孩来确定哪两堆东西应该归于一类。日本小孩会倾向于将一滴妮维雅与一坨妮维雅归于一类，而帝郫德啫喱是不同的物质，所以要归于另一类。现在把日本小孩请出去，把美国小孩领进来。每一次美国小孩都会把一坨妮维雅与一坨帝郫德啫喱归于一类，剩下的一小滴妮维雅归于另一类。显然两种分类法都很有道理，一定是语言起到了作用，因为日语对于物体的原料非常敏感。在日语里你不会说“两条狗”，只会说Ni hiki no inu；不会说“两瓶啤酒”，只会说Ni hon no biru。就算你不懂日语也能大概看明白，日语的表达意味着“两条-属于动物的-狗”，“两瓶-液态且冰凉的-啤酒”。你必须学会这些区别才能说好日语，而美国小孩几乎从来不这么学。正因为这个原因，有些孩子才会将相同的物质分成一类，另一些孩子会将相同的体量分为一类。我们做了很多类似的实验，足以确定这些似乎与文化没什么关系的心理特质的存在。我并不认为日本人更关心物质，而新墨西哥的美国人则不关心……

将这些区别之处称为世界观为什么不对？这是个更敏感的问题。我并不认为这种程度的区别够得上世界观，某人对于长度形式的计时比起对于容量形式的计时更敏感，这并不算世界观。我认为作为心理实验这一切确实很吸引人，但是仅此而已。有人肯定会问：“你算干什么的？凭什么说这些不是世界观？既然已经发现了语言会以细微方式影响思想，那么我们凭什么不能说你的语言会影响你体会人生的方式？”我告诉你凭什么。问题并不在于从哪儿划分界线，因为任何人都有权利自行划分界线。问题在于我们必须小心，不能混淆对于沃尔夫主义的流行描述与做实验的心理学家们的真实意思。接下来我要给出三个半原因。

先说一号原因。尽管沃尔夫的范式让你如何认为，语言的特点与讲话者的特质都没有相关性。并不能认为缅甸语一定在某些方面与缅甸人很相似，就像沃尔夫认为的那样。这是他最初的假设，不过他没等检验这个假设就去世了。他相信霍皮语一定像霍皮人一样。但是如果你真想找到语言与人的联系，只会发现各种泡泡在指尖不停地破灭。比方说以图余卡人（Tuyuca）为代表的许多亚马逊土著都会使用语言学所谓的证言标记（evidential marker）。这些语言就像英语一样，发生在过去的事情必须标注出来，必须要加个-ed。在这些土著语言当中，你必须表明你如何知道了某一条信息。“某人正在砍树”这句话，如果添加-gi，表示你听到此人正在砍树；“某人正在砍树-i”意味着你亲眼看见他正在砍树；“某人正在砍树-hoi”，显然他正在砍树，但我不能确定；“某人正在砍树-yigi”，你听说他正在砍树。根据性别不同，还有另一套标记，这里我就不赘述了。假如你说图余卡语却不使用标记，那么你听上去要么是个外来人，要么是个小孩子。

证言标记确实很值得研究，但是它们能不能表明说话人本身的某种特质？我们很容易忍不住主张“确实如此。这些人之所以使用证言标记，是因为他们以狩猎采集为生，因为他们需要听到树上有鹦鹉可以射下来，他们需要知道浆果长在哪里”——并不是这样，不是这么回事。之所以不是这么回事，原因在于只要你放眼世界，寻找证言标记与生存需求之间的相关性，就会发现一堆横七竖八的结果。比如在欧洲寻找证言标记，能找到两种语言，一种是保加利亚语，另一种是马其顿语。如果在座的有马其顿人，那么我说你的语言从属于保加利亚语可能是对你的侮辱，我很抱歉，但是就是这么回事。保加利亚语与马其顿语也有证言标记，那么他们的疑心是不是特别重？欧洲这么多民族，为什么只有保加利亚人与马其顿需要明确信息来源？莫非根源在于共产主义？为什么不是匈牙利、罗马尼亚或者俄罗斯？为什么证言标记仅仅存在于保加利亚和马斯顿呢？说到欧洲最擅长怀疑主义的民族，莫不是希腊人？他们研究了这么多哲学，怎么就没有发明证言标记？不知何故，这个现象就仅仅出现在保加利亚。或许这一切只是出于偶然而已。

当然，或许欧洲就是跟别的地方不一样。那么咱们再看看咱们家门口的北美土著语言，找找证言标记在哪里。证言标记倾向于出现在北美西侧，尤其是加州那一片，但是在东边却没有。如果我是北美土著，我要决定住在哪里环境更好，我肯定选择住在加州而不是罗德岛，因为前者的环境更易于生存。假如证言标记意味着你为了生存必须对事物来源非常敏感，因为有人要伤害你，因为你要吃鹦鹉果腹，那么冬天苦寒的罗德岛难道不该比起日后成为旧金山的环境更容易催生证言标记吗？但是北美大部分具备证言标记的土著语言都出现加州与俄勒冈州，在比较冷的东边基本找不着。

证言标记意味着你对于信息来源非常敏感，换句话说你很聪明。有趣的是，非洲或者波利尼西亚的本土语言全都没有证言标记。假如我们要按照语言与思想文化的关系追溯下去，那么显然亚马逊人很聪明，而非洲人与波利尼西亚人的脑子则不太好使——话说到这里我们肯定希望赶紧岔开话题说点别的。证言标记的分布方式完全无迹可寻，证言标记在亚马逊扎堆出现，就好比瑞典人特别喜欢唐老鸭，全都没有道理可讲——瑞典人的圣诞习俗就是全家观看唐老鸭动画片。唐老鸭和瑞典的国民性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够呛。证言标记也是同样的道理。

第二个原因：我们关于语言影响思想的许多成见其实弄反了。文化确实通过语言来表达，不同的人类群体之间确实差异显著，但是人们讨论语言如何体现这方面差异的表述方式依然让我担心。文化与语言当然联系在一起，问题在于语言是否真的以细微方式引导了你的思想。比方说因纽特人究竟有没有上百个描述雪的单词？这个真没有。但是有些人却又矫枉过正地坚持认为他们只有三四个形容雪的单词，和我们一样多。老实说，因纽特人形容雪的词语确实比我们更多。有没有什么显然的原因，致使那边的语言比起新墨西哥州这边的语言形容雪的单词更多？因为那边的雪确实特别多。如果当地人需要经常讨论雪，那么他们肯定会有更多的单词来描述雪。

接下来是一个你们经常听到的重要例子，其本身也很有趣。在澳大利亚的很多种土著语言当中，如果你告诉某人某样东西在他们面前或者在他们身后，他们会认为这些信息非常没用。他们会说这东西是在他们南边还是北边。姑且假设我现在面向正北，那么我就会说“安全出口在我的北边。”就算我现在转过身来，我也不会说“安全出口在我身后”，还是会说“安全出口在我的北边，其他东西都在南边。”这些语言当中确实有“前面”“后面”之类的词，但是使用频率很低。澳洲土著更习惯于讨论东西南北，你可以让他们原地转圈，然后他们会说：“我头晕了，但是那个东西还是在我东边。”你可以把他们关在黑屋子里，他们依然能辨别东西南北，就好像我们能辨别前后左右一样。有一篇文献说，这些人们的方向感是被语言决定的，是语言迫使他们按照东南西北的方式来思考——并不是这样。不是文化让他们这么想，而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大平原上，很有必要在脑海里随时确定东南西北，因为他们住在非常平的平原上，身边都是灌木丛与袋鼠；我们大多数过惯了现代生活的人们都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们身边都是高楼大厦。事实上世界其他地区的语言全都不具备如此强的方向性，只有住在大平原上的人们才会这么说。雨林里的人们不会这么说，因为满眼看去都是树；山区的人们也不会这么说，尽管在很多山区语言当中人们经常讨论上山下山的方向，因为他们住在山坡上。并不是因为语言让他们这么做，而是大山逼他们这么做的。

到处都能找到这样的例子。我的朋友丹尼尔. 埃弗雷特（Daniel Everett）在亚马逊研究皮拉罕语（Pirahã），得到了很多媒体关注。说法大同小异：皮拉罕人不会算数，因为他们的语言里没有数词，十年前媒体对此大为报道——并不是这样。他们的语言没有数字，因为他们用不着做数学，因为皮拉罕人只有三百个，他们不需要数到四百一视为。如果你问一个有五个孩子的皮拉罕女性，她有多少孩子，她根本没法告诉你她有五个孩子，因为她的语言里没有五。她生活的环境不需要五这个词，直接用手指头数就可以了。“你有多少孩子？”“很多。”“究竟有多少？”“你看都在这儿了。”人与人之间的区别真是引人入胜。但这并不是说她的语言让她不会数数，而是平时不需要数数才让她的语言不具备数数的功能。

第三个原因是我真正关心的重点：如果沃尔夫主义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在侮辱人。沃尔夫主义往往一不留意就会侮辱什么人。用中文打个比方。我一直想学普通话，如果已经学会的话我肯定要把这句话念一遍，但是目前我还不想在大家面前丢丑。中文是中国的语言，这种语言很适合发电报，因为我们可以省略很多英语当中的必需成分却依然完成一个句子。首先，中文不需要定冠词；其次，无论在座各位上学的时候老师怎么说，其实你并不一定需要时态就能完成一句话；最后，中文表示虚拟条件语句的方式要含糊得多，即便是受过教育中国人表述虚拟条件语句的时候也远比西方人更加侧重直觉。比方说下面这句中文【如果你看到我妹妹，你一定知道她怀孕了。】这个句子我就不读了，因为我刚刚意识到，除非你是中国人，否则硬要读这句话的效果就像倒放磁带一样。按照英文成分对应一下，这句话可以写成下面这样：If/如果 you/你 see/看 arrive/到 I/我 sister/妹妹, you/你 certainly/肯定 know/知道 she/她 pregnant/怀孕 now/了。用中文普通话说这句话，可以按照字面上的一般现在时态理解为If you see my sister, you know she is pregnant，也可以意味着If you saw my sister, you would know she is pregnant，还可以理解为If you had seen my sister, you would have known she is pregnant。这就是中文的表达方式。中文似乎表达能力很强，尽管语言本身就像电报一样。这个特点与所谓中国人的民族性并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是语言差异而已。

但是有一位心理学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沃尔夫范式很感兴趣。他注意到中文的简略表达方式，尤其是在虚拟条件方面。于是他提出了假设：既然霍皮语没有时态是因为霍皮人相信循环宇宙观，那么普通话也应该同理。普通话很不在意填充虚拟条件语句的时态，将一大部分假设留给上下文来决定，换句话说要做中国人就意味着对于虚拟条件与假设的敏感性相比英语使用者更低。当然，这句话可以说得很学术，可以用很多拉丁语词汇来修饰，但是归根结底她等于是说中国人的思考速度比西方人慢一点，因为中国人惯于将一部分思考留给语境来决定。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他并不是什么专门找茬的刺头，而是冷静的学术专家，而且他还做了实验。先前提到的实验表示英语擅长长度，希腊语擅长容量。同理，他的实验表明中文使用者并不擅长发现虚拟条件故事的各种细微之处，至少在人工试验环境下是这样。他的论断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回应，两年之前还有人回应他的论文。现在此人已经穿上西服成为学院院长，不再亲自搞学术了。这篇论文发表在里根执政时期，现在人们还在为了它而吵架，因为这个理论太难听了：中国人——他当然没有一字不差地这么说，但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要略微傻一些。这就是这篇论文的主旨。

我想我们全都愿意认为，无论你的语言标记假设与虚拟条件的方式是否比其他语言更加模糊，所有的智人对于虚拟条件都同样敏感。你的语言对于虚拟条件可能不太讲究，也可能极端讲究——有些语言对待虚拟条件的方式要比英语更进一步，比方说罗马语系的虚拟语态就让很多人头痛。如果你的母语是西班牙语，那么你肯定都习惯了。西班牙语有一整套后缀来描述虚拟语态，英语母语者学起来头都大了。罗马语系就是这样，语言各有不同之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说中文会让人变傻。如果你信奉沃尔夫主义，那就难免走上这条路。更有甚者，每一种亚洲与东南亚语言在虚拟条件方面都像中文一样。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合格的沃尔夫主义者，那就要主张亚洲人略微笨一点。这使得我很担心。

在澳大利亚有很多语言具有非常有趣的特点，比方说我们来分析一下马南布语（Manambu）。请大家想象自己现在成为了入门级语言学家，这就是你们的日常工作。Gu kenawun/我正在喝水，Kamnagw kenawun/我正在吃饭，Yaki kenawun/我正在抽烟。这三句话都包含同一个词，也都包含不同的部分。可以推测Gu是水，Kamnagw是食物，而Yaki则是烟叶。那么kenawun是什么？似乎表示喝、吃、抽都可以，马南布语不会区分这三者，只有一个动词用来指代“摄入体内”，不管你吃是喝还是抽，都是kenawun。对于马南布人来说，我们用专门的动词来区分摄入液体和固体的做法就像火星人的习俗一样怪异，他们并非个例。如果你信奉沃尔夫主义，那么就只能认为“马南布人并不关心吃喝，无论是可口可乐还是煎蛋，他们不在乎不同饮食之间的区别，他们对此不敏感，他们和我们不一样。甚至可以说他们的舌头品不出细微的滋味。”事实上并非如此，马南布人非常热衷美食，掌握大量菜谱，他们烹饪猪头的高超手段我们想都想不到。他们拥有非常复杂的食物文化，只不过恰好缺少一个表示“吃”的词。如果信奉沃尔夫主义，我们就不得不接受这套理念的缺陷与不足。

假设你所说的语言会为名词划分阴性阳性——例如法语与西班牙语——那么与英语使用者相比，你更容易想象桌子——这是个阴性名词——开口说话的调门更高更尖。假设你把唐纳德.特朗普从熟睡中叫起来：“老唐，桌子怎么说话？”他大概会说“桌子说话不就和人说话一样吗？”假设你将古巴出身的德西.阿纳兹（Desi Arnez）——愿他安息——从熟睡中摇醒，问他“桌子怎么说话”，他大概会说“我想桌子的嗓音会比较高亢，还有几分性感。”仅仅因为在他的母语当中la mesa是阴性。但是这够得上世界观吗？难不成说法语或者西班牙语的人们一定会认为所有的物体都有性别、阴性名词代表的事物都穿着裙子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尽管这个想法很诱人——你当然希望你的法语教授认为舰船都长着睾丸——但是同一个想法还需要你认为你的中国朋友很聪明，但是不如我们其他人这么聪明，因为他搞不定假设陈述，而且澳大利亚土著不关心吃什么。这并不是世界观，只是心理学特质而已，没有什么意义。

再说最后半个原因。无论是好是坏，总之我们所说的英语正在吞噬全世界绝大多数语言。一年前我去了一趟日本，由于时差作祟，我总是忘记我并不在纽约，因为四周的英语标志太多了，就算你不懂日语也知道自己手里拿着一瓶质量超群的除臭剂。日语其实很安全，不用担心被英语吞掉。但是假设全世界说英语的人数只剩下了5000人，生活在某一片森林里。然后来了一群语言学家分析这种语言：“啊，英语的世界观真奇怪，英语语法肯定表达了他们的世界观。”在座各位都说英语，那么想必我们都很清楚，基于我们的动词与名词机制，基于我们的形容词与名词的组合方式，我们有什么共同的世界观？这显然是个非常奇怪的问题。一旦你把显微镜调转过来用在自己身上，就会意识到“我是不是正在通过语言结构来表达某种世界观？”想想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吧。

屏幕上列举了几位英语使用者。玛丽.泰勒.摩尔说英语，斯汀说英语，威廉.詹宁斯.布赖恩说英语，玛格丽特.曹说英语，查理.卓别林说英语，莉娜.杜汉姆说英语，你也说英语。所有这七个人的世界观有什么共同之处？玛丽.泰勒.摩尔与查理.卓别林这两个人与杰拉尔.德帕迪约或者邓小平相比，前两位的世界观是否更加贴近？我觉得不至于。又比方说甘地与玛丽.泰勒.摩尔的世界观确实有共同之处，可是这两人的出身文化却截然不同。莉娜.杜汉姆的世界观基于她出身的美国文化，而不在于她使用的动词。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你经常在主流媒体当中接触到的语言理念往往不堪重负。语言就像一锅乱炖，换句话说所有语言都远比应用需要更加复杂且更加细致。我们都认为英语代词分为he、she与it是天经地义的做法。但是世界上大多数语言都会认为我们斤斤计较，第三人称代词只需要一个单词就足够了，不需要区分他与她。反过来说，其他语言也有各自做得过头的地方，例如证言标记。当然，语言也各有不足之处，比方说英语没有词性，比方说有些语言区分不了吃、喝与抽。关键在于所有语言的过头与不足之处都很难预测，而且与特定的心理或者文化特质扯不上关系，就像乱炖锅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冒泡一样。如果你碰巧有这样的体验，——大多数人都没有——如果你碰巧不仅成为了语言学家，而且恰好还成为了那种接触到上百种不同语言语法的语言学家——当然你并不会说所有这些语言，但是你大概了解它们的特点——那你就知道语言的特征纯粹出于碰巧。这种语言有这个特点，那种语言有那个特点，跟人没有关系。研究语言差异确实很有趣，但是不能因此就将语言学与心理学混为一谈。

讲清楚这一点为什么很重要？下一周的《大西洋周刊》或者《石板》杂志上将会刊登一篇文章——不是我写的——论述某些地方的某些人们的语言如何塑造了他们的思想。这话说的并不属实。科学家应当给人们提供事实。“冥王星是行星”这话并不正确，沃尔夫主义也不是真的。宣扬沃尔夫主义十分危险。我并不是为了今天坐飞机来到这里找借口，沃尔夫主义确实很危险。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不少人——其中还有很多好心人——都发现黑人惯用的英语口语往往会省略be动词，例如She my sister。于是他们写了好些文章，认为缺少be动词意味着这样讲话的孩子认知不到实体之间的关系，认知不到宾语和谓语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的方言引导了他们的思想。在1969年发生这种事倒也不奇怪，那毕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但是今天有很多人依然这么想。这个主张确实非常合理，我相信很多从事早教的人们都会这么认为——为什么不呢？如果说霍皮语能让人养成循环宇宙观，那么为什么就不能认为大多数这么讲话的黑人都有认知失调呢？就像拎不清虚拟语态的中国人一样？沃尔夫主义的危险就在于此。将桌子当成女性很好玩，告诉某人他的语言的某些偶然特质使得他比其他人更蠢则不这么好玩。世界上大多数语言都不具备be动词，而这个孩子可能会被视作遭受了智力缺陷。奇怪的是，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本杰明.李.沃尔夫与划船迁徙、没有未来时态的丛林土著。

最后，这种看法太拿自己当回事了。“这些人很有趣，因为他们对于物质的概念比我们更强”，“这些人很有趣，因为他们对于信息来源非常敏感”，就好像我们不是这样。沃尔夫主义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基于非常容易理解的感觉：作为受过启蒙的西方人，必须承认其他文化的人们在认知层面上和我们平起平坐，我们不想看不起第三世界土著。这种想法本身没毛病，但是却似乎伴随着固有的认知误区：我们应当宣扬他们的某些特定方面。老实说，这并不是平等对待土著人的方式。我理解这么做的人们究竟想达成什么效果，但是宣称“你很迷人，因为你知道看到与听到的信息之间的区别”还是有些过分了。就算我们西方人没有证言标记也依然能区分这两者。拿着证言标记说事在我看来就好像小宝宝吃饭不往外吐的时候家长热烈鼓掌一样。我认为土著人理应得到高于小宝宝的尊重。

我研究的一个土著群体名叫撒拉玛卡人（Saramaka），他们生活在苏里南的雨林里。撒拉玛卡人是黑奴的后代，他们的祖先当初幸运地逃离了沿海的种植园，在雨林里开创了自己的新生活。那还是十七世纪的事。他们回不了非洲，因此留在当地，已经生活了几百年。这些逃亡黑奴的后代有了自己的语言，是许多种语言的混合体。你可以从很多方面研究撒拉玛卡语，你可以提出理论认为语言塑造了他们的思想，有些理论会让他们看起来更高明，有些理论会让他们看起来更愚蠢。我在研究撒拉玛卡语时最喜欢的时刻——我很高兴我不是沃尔夫主义者，不会走上其他人的老路——就是研究“更加”（more）与“不如”（less）的时候。

在一户人家里我跟他们说：“让他坐在这里，让她站在那里，她比他更高（She is more tall than him），你怎么说这句话？”然后我记下他们表示“更加”的说法。在正常的语言当中，你会认为既然能说“更加”也就能说“不如”。于是我问道：“怎么说‘她不如他高’？”“他比她更高。”我说：“这句话咱们刚才说过了，怎么说‘她不如他高’？”他们当中有一个人给出了荷兰语的“不如”。我接着说：“荷兰语不算，用你的语言怎么说‘不如’？”他们凑在一起想了半天：“那就说‘他比她更高’。”通常进行所谓的诱导时不能把话说得太清楚，你希望挤出他们的信息，因为你不希望他们过于自觉。这次我不惜违反规则，一脚踩下了油门：“我正在寻找‘不如’这个词，你们怎么说‘不如’？不是‘更加’，而是‘不如’。”过了一刻钟之后我终于确定他们没有“不如”这个词。仔细想想，你其实并不需要“不如”，因为“他比她更高”没必要非得反过来说。再进一步想想，为什么其他语言里都有“不如”这个词？高等数学确实需要区分“更加”与“不如”，但是我们大多数人都不需要研究高等数学。归根结底，一种语言只要能说“更加”就足够用了，用不着“不如”。但是沃尔夫主义者会怎么说？“这些人对于减法不敏感，对于比例也不敏感。”至少我没有这么说过。

撒拉玛卡人的最有趣之处在于他们有艺术。所有人都有艺术，所有人类都会用眼睛来调情，所有人类都喜欢喝酒，所有人类都有讽刺，所有人类都有艺术。撒拉玛卡人人也有艺术。他们会编织很有非洲风格的篮子，非常好看。你大概会以为他们的艺术都是传统艺术，他们为你制作的这个篮子的款式源自他们的曾曾曾祖父在在1682年的作品，感谢你们将这份传统文化的瑰宝送给我——不，不，这种想法太搞笑了。他们编织篮子的风格每二十年就要改变一次。“我们觉得我们父辈的篮子造型太粗陋了。我们到了博物馆，发现你们摆在那里的篮子是我们的爷爷编织的。我们孩子肯定不会继续编这样的篮子。我们想试试新花样。”有些人会说“这是因为他们的文化如何如何”，他们一听这话就会生气。“不不不，我们就和你们一样，我们也想试试新东西。”这一事实证明了土著确实和我们一样。他们必须确定信息来源这一点并不意味着他们和我们有什么不同。我认为我们需要确定如何理解土著的价值。

文化彰显多样性——确实如此，我并不认为所有人类群体都一样。但是语言却彰显了相似性，看似五花八门的语言背后是人类的共通之处，这么多语言以这么多不同的方式做到了同样的事情。最后，无论是文化的多样性还是语言的相似性都值得弘扬。这是我的新书《语言骗局》的主要观点，现在你们不用再买这本书了，因为你们已经知道要点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