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中美凉战从战略相持转进攻的标志会是什么？ -- 胡一刀
家园 是整个经济学界被昧国控制，不是没人在乎 学术界相对来说斗争性弱一些，都是文人，怕跟人斗，导致自己小日子过不下去。
其实只要是被昧国插手的哪个学术领域都是.
生物学界也一样，对于转基因的危害，一个学者重复了一位昧国反转基因的实验，重复成功了，但不敢对外公布。
主要还是国家层面缺乏警惕，对于学术间谍惩罚得不够严厉，相对而言，学者更怕昧国方面的报复，然后一个个不敢出来说话.
家园 我看张反而在经济圈子里没地位 如果有地位，真能影响到某些上面的决策或行业的发展，相关行业内的人士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他搞下去。正因为不重要影响力不大，位子反而才坐得稳。
这种“新自由主义”人物，更多只是放在外面作牌坊，给白皮们看的。
家园 据说价格双轨制就是张最早提出的 -- 有补充 凭这一条，他确实可以吃一辈子。。说张在中国经济届没地位，高层说不上话，人家当光华院长可是多年。。他在90年代初，一拿到博士，就回国，也算知行合一。。连林毅夫都在90年代到2007年，十几年都在香港。。张可是一直待在中国北大。。如果陈平之流给美国工作一辈子，退休后到中国，却指责如张这样的，不爱中国，要教育他如何体验中国梦，是不是有点滑稽?
张这样的，可能落伍了，但想看他倒霉，会失望的。。共产党就这点好，不会卸磨杀驴。。
通宝推：匿名：1作者 对本帖的 补充(1)家园 很多左派看不起 -- 补充帖 张，厉股份，吴市场。确实，他们在学术上乏善可陈。但他们在90年代那个风雨飘零的时期，提出自己的见解，也确实为国所用。。从这点看，他们比那些诺贝尔奖得主幸运多了。。一个学经济的，亲眼看见所荐被接纳，并改变一个国家的运行轨迹，并且持续了几十年高增长，这份荣耀是骂不掉的。他们的名字在中国经济史上已经刻下了。。
厉已死，张吴也垂垂老矣，骂他们解气是解气，有啥用?
家园 不是吧，张吴厉这几个，不是祸国殃民么？ 如果坐实了邓有晚年错误，这几个就是余孽，肯定要陪绑。要说贡献，康生谢富治贡献不远超这几个？现在官方一样当作反面人物。
留在中国不能说明什么。秦桧留在大宋越久，危害越大，他早点回去大金倒好了。
家园 共产党就这点好，不会卸磨杀驴 这只是你们右右的一厢情愿了。毛死后他们是怎么清算毛提拔起来的干部的？你们以为和他们站一边就不会被算总账了？
这几十年看下来，没有卸磨杀驴的人只有毛一个！
家园 搜到的一个结果:双轨制是谁提出来的 双轨制是谁提出来的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497276022941828779/answer/3802025080.html
4个版本有2个提到了华生的贡献，
华生批驳张的理由也很到位:会上张在“放”派一边
第4个都没到国家部委一层，更不用说了
科研上谁先提出来的很重要，国策上谁能促使上级关注并实施才更重要
家园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第四届
获奖理论：价格双轨制理论
理论主要贡献人：华生研究组、田源、张维迎
内容百度上的，有几个理论有介绍，这个没有。2008年启动，应该是2012给的奖
从上面排名看，华生贡献应该是比张大，这里没写组里其他人名字也挺有趣
家园 华生8090年代十几年都在国外 -- 有补充 已是90年代改革的局外人。建言可能有，多少可以上达，就天知道。。与张厉吴当时角色完全不同。。
作者 对本帖的 补充(1)家园 90年代有几年 -- 补充帖 具体是92南巡后的5，6年，是经济海归们上位的黄金期，堪比80年代初干部年轻化时期。前段离任的易纲也是这时出头的。。在这段时间不在国内的，基本没多大话语权，位置已经没了。。
见前补充 4917541
见前补充 4917352 家园 您是明白人，比起张维迎不如关注吴敬琏。 我看张反而在经济圈子里没地位
如果有地位，真能影响到某些上面的决策或行业的发展，相关行业内的人士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他搞下去。正因为不重要影响力不大，位子反而才坐得稳。
张维迎就是一个通向外界的喇叭。
比起吴敬琏，关注他没什么价值。
厉以宁死后，吴敬琏就更有“价值”了，尤其是当下。
2023年，中国在经历了三年新冠疫情之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外部环境日趋严峻，国内经济下行，企业预期普遍低落，按照吴敬琏的概括，经济远没有走出延续多年的“经济增长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三期叠加”的困境，由此形成了全社会的一个共同关切：中国改革将何去何从？在此关键时刻，吴敬琏决定再版这本“旧著”，是基于他认为《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一书中对改革开放历史过程的观察和对所涉基本问题的思考，应该能够为读者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和探讨克服当前困难的路径提供一些参考。他在再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根据过往的历史经验，为了恢复和加强市场主体的信心，给企业家们吃‘定心丸’和对他们进行抚慰会有一定的作用，但功效不一定很大。在我看来，最重要的还是迈开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步子，对市场和各类市场主体松绑放权，为企业提供能够自主经营的营商环境和非禁即入、维护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因此，在当下重新阅读本书，意义非同寻常。
本书是对中国四十年改革进程（1978-2018年）的全程记录，其中贯穿着一个核心问题：究竟是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资源配置？自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巨大动力，让中国迅速跻身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的显著绩效充分证明了市场化改革的有效性和正当性，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经济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以及党的决议，似乎都表明市场化改革的合法性已无可置疑，其进程已不可阻挡，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按照吴敬琏的概括，自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配置资源，理论界经历了五次起死回生的博弈，包括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发表之后，反对市场化改革的思潮并没有收敛和停止他们的攻势，反而是愈演愈烈，“在讨伐资本、贬抑私有企业的氛围下，不少企业家焦虑迷惘，缺乏投资和创业的动力。”
在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绩效的前提下，为何从党内到社会还有如此强烈的反市场化改革的声音，是需要经济学家进行思考并作出回答：这究竟是市场化改革的“原罪”所致？还是因为市场化改革并没有沿着法治化和民主化轨道进一步发展所致？吴敬琏并不认为市场化改革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中的所有问题，相反，他认为改革进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如腐败蔓延、寻租严重、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失衡，等等，恰恰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市场化改革的深入需要同时与法治化和民主化改革配套进行。市场化离开了法治化和民主化，经济体制必然呈现出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过渡性质，造成计划与市场、行政命令与自由价格双轨并行的机制，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进行广泛干预，使寻租腐败行为获得了广大的制度基础。缺失法治化和民主化的市场经济，必定沦为最坏的市场经济。因此，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是一个综合性系统工程，其核心和实质在于确立由市场价格机制支配的资源配置方式，彻底摒弃由行政命令和国家计划支配的资源配置方式，从过渡体制向在规则基础上运转的现代市场经济即“法治的市场经济”方向发展。要完成这个目标，必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同时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吴敬琏用一句话高度概括了中国改革的实质：“要解决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其出路在于坚持和深化以市场化和法治化为导向的全面改革，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而不能诉诸更多的国家干预。”
吴敬琏坦承，本书在最后部分对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克服的种种阻力和障碍以及如何推进全面改革落地生根作出了提纲挈领的说明，而没有来得及对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进展和不足进行具体分析。事实上，中国经济体制的新旧问题是在最近10年里不断涌现，而在2008年期间，中国的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时期，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置，经济体制的内在问题和各种矛盾被经济发展所掩盖，以至于像张五常这样的经济学家得出了“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制度”的结论也就毫不奇怪。有人针对吴敬琏对张五常的批评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如果这个体制很糟糕，那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在此中增长这么快？这个问题的确需要正视，经济绩效历来是评价制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主要标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不正是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吗？但是，这个问题还需要从另一个角度进行审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能否长期持续下去？按照吴敬琏的理解，需要解决两大问题：第一个是如何从过去那种高指标、高投入、低效率的增长方式转变为效率驱动的增长方式，以便实现持续的高质量发展；第二个是怎样改变过去那种封闭僵化的落后体制，建立起一个富有生机与活力的体制。很显然，吴敬琏提出的这两个问题在中国经历了四十年改革之后，直至今天，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相反，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的幻影中走出来时，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增长方式和体制的问题不解决，经济高速发展难以持续，经济高质量发展更是无从谈起。
中国经济体制的最大问题，以前是，现在仍然是，国家干预超越了市场和私人产权边界，国家在1980年代逐步“退出”了社会经济领域，到1990年代逐步“重新进入”社会经济领域，到2010年之后又“全面进入”社会经济领域，改革进程呈现出从“国退民进”到“国进民退”的态势，与此伴随着吴敬琏所概括的是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五次大争论，而经济发展因为政策的重大转向和理论上的反复多变出现周期性震荡现象，其中的经验教训，本书作了深刻的总结：
“中国的经济改革历程清楚地表明，每当市场经济取向成为中国经济改革政策的主导思想、更多地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时，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就比较好，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创新和创业就会蓬勃发展，也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与之相反，每当中国经济政策受到统制经济思维的干扰时，植根于市场基础上的非国有经济部门往往出现收缩，国有企业改革则陷入停顿，宏观经济风险和微观经济效益都出现恶化迹象。”
基于上述事实判断，吴敬琏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任务远未完成，从20世纪末期形成的“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体制，是一种含有两种经济体制的过渡性制度安排，它既有可能前进到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也可能退回到统制经济的旧轨道。如果后一种可能成为现实，那就意味着中国经济会走向最坏的局面：走向国家资本主义，并从国家资本主义走向权贵资本主义。他提醒人们，一旦形成这种路径依赖并被锁定，就会像道格拉斯·诺斯所说的那样，除非经过大的动荡，否则就很难退出。
2017年，马云提出了“新计划经济”论，认为人类借助于大数据的强大计算能力可以实现对国民经济的计划化管理。鉴于马云的个人影响力，他的这个说法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吴敬琏在第一时间出来批驳这种说法，他从兰格与米塞斯之争和东欧国家改革失败的教训中总结出三个基本看法：第一，市场上海量的瞬息万变的信息根本无法计算；第二，计划经济无法解决市场主体的激励问题；第三，人的需求不断改变，这个信息数据库根本不可能预知并将其装进去。在我看来，计划经济的实质不是科学计算，不是数据化管理，更不是一个超越利益和价值中立的计算机控制系统；计划经济的实质在于，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权力经济，是国家支配一切经济资源和经济组织的权力控制系统；以计划的名义，最后一定是以国家的名义，以权力的名义。马云的“高论”或许只是起于一时之兴的信口开河，并无严密的学术论证，吴敬琏和其他经济学家之所以高度重视这个“舆论”事件，就在于当时的理论氛围已经严重恶化，“民营经济退场”论，“消灭私有制”论，“15年内实现共产主义”论，纷纷出笼，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合法性再度遭遇严重挑战，改革面临着全面倒退的危险。在这样的时刻，吴敬琏撰写《中国经济改革历程》，并在5年后再版，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对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一个重大理论回应。
吴敬琏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为中国改革著史，全面阐述市场化改革的艰难历程；为中国改革立言，全面阐述市场经济理论对于中国现代转型的重要性；为中国改革立法，全面阐述法治化和民主化是深化市场化改革的根本出路。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功在当下，意义深远。
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市场经济理论就是我国当下最需要的理论。
去年底的中央经济会议后，我就一直在关注吴敬琏及其著作（包括评价），果然今年他比往年热度高，尤其是厉以宁死后，上个月五四青年节还看到吴敬琏的表态。后面注意到网络上关于他的文章越来越多，尤其看到鲁越那篇文章。也能把接下来的经济政策甚至决策猜个八九不离十了：今年的冬天不好过，明年的春天不好来。
那些幻想着习核心能亲手终结改开甚至回到计划经济的如 @土地革命 河友应该清醒一点，早日放下幻想吧。
元宝推荐：燕人, 通宝推：漂漂2号,偶卖糕的,家园 自由市场和政府管理 市场和政府管理是两个方面。一方面要进一步发展市场，让经济运行和发展更加有活力；一方面加强政府对经济的法制性干预，而不是行政性干预。
用邓小平的话说，两只手抓，两手都要硬。
家园 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失败 既然踢到了我以及计划经济的问题。我还是决定来辩一下这个经济的经。
我看华华河友的文章，对经济理论和经济形势的讨论并不多。河里最近相对密集讨论的通缩印钞债务问题基本都没有涉及。只是从政治上判断国家还在推行“古典式”的市场经济。不知华华对经济理论是否有深入的研究，大家可以探讨探讨。
我先说几点，第一，我推崇的科学社会主义经济学，这不是传统的计划经济学。第二，现在经济不好，我的判断就是中国经济将遭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考验。在装上危机墙之前鼓吹的经济学和经济领军人物不足为惧。
我自从进入西西河后一直推崇新的科学社会主义经济学。这个经济学其实是我独创，至少在西西河里是独创。其基本理论隶属于演化经济学派。我自说自话的把演化经济学中的内容和传统马克思经济学进行结合。历史上第四国际的曼德尔也做过类似的工作。
下面是我写的文章
https://www.talkcc.net/article/4253261
你认为我推行计划经济，那是大错特错了。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新计划经济只是夺取剩余价值的工具。其本身只是科学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一部分。
科学社会主义经济学基石就是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进步提供了经济发展9成的推动力。主要科学技术能不断推进，经济自然会发展的很好。由此以科学技术为核心对象展开研究，研究科学技术与经济的各种关系，进而形成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科学社会主义经济学在微观上，承认微观市场上存在自优化的过程。这种过程类似于生物演化过程。故而成为演化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并不强调私有制的重要性，反而强调有效竞争，特别是保证竞争演化必须保留优化的结果淘汰劣化的结果。这种保优措施是政府在微观经济中必须做的工作。这与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截然不同。
科学社会主义经济在宏观上有长波周期过程。这个周期叫做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简称康波。康波有五个阶段，基本市场自由化只是在中间起作用，而两头是不起作用的。在科技初始阶段到转折期内政府都需要强势扶持，而到末期，政府又要逼迫旧产业资本转型到新一轮康波中。政府需要强势干预科技发展并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主动培育一批有创新精神的熊彼得式企业家。
科学社会主义经济在政治经济上需要政府主动回收剩余价值。在康波周期中，政府有大量的财政投入，单靠企业家是无法完成一波又一波康波循环的。为此传统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循环模式G-W-G要改成S-G-W-G-S。即科学技术作为可持续发展项，经济循环就转化成科技大爆炸开始，追寻科技-资本-商品-资本-科技的五步循环过程。而把资本回收起来需要社会主义的帮助，其中有公有制，也有信息化的计划经济。
对于信息化计划经济而言出发点是以科技进步对企业家的区分。演化经济学中把产生科技进步把企业家叫做创新型企业家，以及没有科技进步的套利型企业家。创新型资本其赚钱的方式是赚取旧经济的倒逼的收入，是一种破坏性收入，也是一种赚取富人和资产阶级的收入形式，而套利型资本其赚钱方式主要靠各种信息差，以及各种体制性垄断。对于信息差引发的套利，信息化计划经济确实是取代套利型资本的关键。
说回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7月CPI变负，新增信贷腰斩。这两个数据已经表明中国已经进入辜朝明式资产负债表衰退。资产负债表衰退问题讲的好听是资本主义经济学中的圣杯，说得难听是资本主义经济学中的不治之症。进入资产负债表衰退基本就进入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轨道中，资本主义的传统市场经济手段根本无法解决这一难题。所以我并不在意当前是否推行市场经济，反而乐得推广吴敬琏。现在这个阶段吴敬琏捧得越高，摔得越重。真全面撞墙后可能一下把吴敬琏代表的西方市场经济学派扔进历史垃圾桶里。
不知华华的经济学素养如何。为什么在这个阶段如此看重吴敬琏。要知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明确指出，资本家的利率越高，生产过剩越严重。严重的产能过剩需要海外市场倾销或者是寅吃卯粮式的债务经济来消化。因为产能过剩导致的债务经济问题是债务周期理论重点论述的。而债务周期的终点就是辜朝明式资产负债表衰退。中国的房地产以及金融问题其实都是债务经济的一种具体表现，要根本性解决问题，还是要回到回收剩余价值的路上。现在这个阶段越是推广传统西方经济学，为资本家服务扩大资本家的理论提高剥削率，则债务问题越严重，进而出现加速性螺旋下滑的现象。所以我乐于吴敬琏上蹿下跳。主流经济学们越是努力死得越快。
当然人民是吃苦了。新一届国务院的操作从防疫放开开始到现在基本都在害民中。我只能希望尽快结束这样的撞墙时代，人民少受一点苦。
通宝推：侧翼,苏仙岭,家园 “生产过剩越严重” 本朝推广的供给侧改革是怎么回事，你可以回顾下。
家园 只有回土地兄一篇书评了。😂 全文转发一篇刚刚看到的书评（因为我找不到链接，长截图无法上传只能全文复制粘贴了）吧：
复旦经济学教授兰小欢的《置身事内》最近非常火，其副标题是“要读懂中国经济，必先读懂中国政府”
我们能从本书的字里行间解读出：
1、造成今天中国经济困境的原因是什么？
2、在经济下行周期，体制特点将会放缓还是加速经济下行？
3、经济下行周期，体制将如何影响居民和私营企业？
4、政府的权责不匹配会加剧还是缓解？
5、今天的突发事件及灾后应对的政府缺位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当然《置身事内》，是一本只写了一半的书
如果写完，书名应该改为《论一个既作裁判员，又作运动员的政府如何陷入制度性经济危机》
本书没写的另外一半内容，其实都列在了每章的推荐书目里。
本书结合其他的书，如《中央帝国财政密码》对比读，会发现作者的不同视角，更能发现兰小欢笔下的今天政府的种种现象，在历史上的对应。
例如在《置身事内》中
“在我国，政府不但影响“蛋糕”的分配，也参与“蛋糕”的生产，所以我们不可能脱离政府谈经济。必须深入了解这一政治经济机体如何运作，才可能对其进行判断。我们生活在这个机体中，我们的发展有赖于对这个机体的认知。要避免把舶来的理论化成先入为主的判断——看到现实与理论不符，便直斥现实之非，进而把要了解的现象变成了讥讽的对象——否则就丧失了“同情的理解”的机会。”
这个观点，在《中央帝国财政密码》中，能很容易的找到对应：
“盐铁官营，政府下场做运动员，造成官僚机构叠床架屋，既破坏效率，又滋生腐败。”
《置身事内》详细讲述了从财政包干到土地财政的转型过程。
但无论财政包干，还是土地财政，其实不过是让地方成为了半个“包税人”，在法治相对完善，经济欣欣向荣的改开阶段，包税人对纳税人的盘剥相对受制约且痛感可接受；但在经济下行，法治不断被破坏的现在，包税人必然加大对纳税人的盘剥，而下行的经济又会让这样的盘剥变得格外无法忍受。《中央帝国财政密码》中提到，“经济减速时，官僚集团膨胀会加速，因为每个人都吃空饷。这时吏治也最败坏，官员不是想着政绩，而是更花心思讨好上级。”
从历史中，我们也知道，张居正一条鞭法改革的副作用，最后也导致了大明的覆灭。土地财政很可能也是一样：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提升了税收效率，但也让明朝形成了路径依赖，每次出现财政问题就通过加征税赋解决，久而久之让百姓不堪重负。就像今天的房地产让地方政府形成路径依赖，是解决财政经济问题的夜壶一样，一条鞭法也是当年大明的夜壶，直到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也没有找到另一个能替代一条鞭法的夜壶。
分税制改革尝试加强中央财政，并催生出土地财政是另外一个本书花了相当的篇幅介绍的主题：
“央地关系历来是研究很多重大问题的主线。一方面，维持大一统的国家必然要求维护中央权威和统一领导；另一方面，中国之大又决定了政治体系的日常运作要以地方政府为主。历史上，央地间的权力平衡需要各种制度去维护，一旦失控，王朝就可能分裂甚至覆灭。
。。。
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和省分成，省也要和市县分成。可因为上级权威高于下级，所以越往基层分到的钱往往越少，但分到的任务却越来越多，出现了“财权层层上收，事权层层下压”的局面。改革后没几年，基层财政就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基层政府一旦没钱，就会想办法增收，以保持正常运转。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农村基层各种乱收费层出不穷，农民的日子不好过，干群关系紧张，群体性事件频发。基层政府各种工程欠款（会转化为包工头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讨薪事件）、拖欠工资、打白条等，层出不穷。2000年初，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写信，信中的一句话轰动全国：“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2006年1月1日，农业税彻底废止。”
个人的理解是，土地财政吹起如此大的房价泡沫，可以理解成地方政府权责不匹配激励不相容的情况下在不得不走的一条解决财政问题的路。
可以想象，在土地财政逐渐失效的时候，地方政府很可能在既要又要的压力下，和利益的驱动下，催生出其他的创收方法，而在蛋糕无法做大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新的创收几乎必然将损害包括个人和企业在内的市场其他参与者的利益。乱收费现象会变本加厉的卷土重来。
另外，从本书来理解中央为什么不救地方债，不给普通老百姓发钱，其实本质很可能在于“央地博弈”。中央财政救地方，最终的结果可能会弱中央，强地方，目前的当政者还在继续集权的过程中，不愿意做削弱中央集权的事。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这是结构性的问题，是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问题，中央救地方债是个治标不治本的事。
但是，如果地方债发展到影响地方稳定的情况，中央的态度就很值得玩味了。
在接下来的经济下行中，如果不以GDP增长考核官员，而以地方上交财政额考核官员，那么，我觉得官员与民争利，新“亩产万斤”可能就要来了，大饥荒也就不远了。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市场机制已经相对成熟，法治的基础设施也已经建立，民间的各种市场主体已经积累了大量资源，市场经济的观念也已经深入人心，此时若仍将资源继续向政府和国企集中，效率就会大打折扣。投资、融资、生产都需要更加分散化的决策。”
非常同意作者的这个观点，可惜目前来看，资源仍继续向政府和国企集中，这也是过去两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的部分原因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问过：“企业和市场的边界在哪里？”“市场如果有效，为什么会有企业？”这些问题不容易回答。如果追问下去，企业和政府的边界又在哪里？从纸面定义看，各种实体似乎泾渭分明，但从实际业务和行为模式来看，融资平台类公司就是企业和政府的混合体，而民营企业如华夏幸福，又承担着政府的招商职能。现实世界中没有定义，只有现象，只有环环相扣的权责关系。或者按张五常的说法，只有一系列合约安排。(9)要想理解这些现象，需要深入调研当事人面临的各种约束，包括能力、资源、政策、信息等，简单的政府—市场二元观，没什么用。”
作者表达的意思是中国政府是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优模式，对此我基本同意作者观点，但仅仅是适应上阶段的经济发展，在经济下行期间，政府架构是否能随经济发展模式相应调整，历史上看，可能性不大。
这就是政府和企业的最大区别，如果企业架构无法适应经济发展，那么这个企业就会破产被淘汰。但是如果政府架构无法适应经济发展，政府无法破产，会持续长期的阻碍经济发展，直到整个社会无法承受最终引爆变革。
“在市管县的行政体制下，县的收入要和市里分账，可市财政支出和招商引资却一直偏向市区，“市压县，市刮县，市吃县”现象严重，城乡差距不断拉大。而且很多城市本身经济发展水平也不高，难以对下辖县产生拉动作用，所以在21世纪初，全国开始推行“扩权强县”和“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前者给县里下放一些和市里等同的权限，比如土地审批、证照发放等；后者则让县财政和省财政直接发生关系，绕开市财政，在财政收支权力上做到县市平级。这些改革增加了县一级的财政资源，缩小了城乡差距。”
在经济下行周期，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支持减少，但对地方的治理要求增加的时候，几乎肯定会不得不给予地方更多的权力。这一方面让地方官员有更多的渠道创收（与民争利），同时也会更难防止地方坐大。这和唐玄宗因为财政问题不得不给节度使更多的放权最终导致安史之乱基本是一个逻辑。
“行之有效的管理，必然要求掌握关键信息。然而信息复杂多变，持续地收集和分析信息需要投入大量资源，代价不小。所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或者说能以更低代价获取信息的一方，自然就有决策优势。 上级虽然名以上有最终决定权，拥有“形式权威”，但由于信息复杂、不易处理，下级实际上自主性很大，拥有“实际权威”。”
“下级通常有信息优势，所以如果下级想办某件事，只要上级不明确反对，一般都能办，即使上级反对也可以变通着干，所谓“县官不如现管”；如果下级不想办某事，就可以拖一拖，或者干脆把皮球踢给上级，频繁请示，让没有信息优势的上级来面对决策的困难和风险，最终很可能就不了了之。即使是上级明确交代的事情，如果下级不想办，那办事的效果也会有很大的弹性，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从动态清零，到最近的涿州大水，政府反应迟钝其中一个原因很可能就是这样的信息差，地方政府瞒报，中央没有获得足够的一手信息。（在互联网时代，还会形成如此之大的信息差，耐人寻味）
“总的来看，我国债务风险的本质不是金融投机的风险，而是财政和资源分配机制的风险。这些机制不是新问题，但债务负担在这十年间迅速上升，主要是因为这一机制已经无法持续拉动GDP增长。无论是实际生产率的增长还是通货膨胀速度，都赶不上信贷或债务增长的速度，所以宏观上就造成了高投资挤压消费，部分工业产能过剩和部分地区房地产投资过剩，同时伴随着腐败和行政效率降低。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无法持续。最近几年改革力图扭转这种局面，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尤其是在土地和资本等要素配置中起更大作用。”
变革当趁好时光 —— 郭士纳，在经济上升周期如果没有解决财政和资源的分配机制，在现在的下行周期来解决无疑将面临更大的压力，目前来看，地方政府基本难以自我变革解决这些问题，而由中央政府直接启动的变革又会像中国历史上的变革一样，面临执行走样，变革的效益最终被官僚机构消化的黄宗羲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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