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有硬角的开国中将廖汉生 -- 孤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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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有硬角的开国中将廖汉生

    公众号 云在西湖首发。

    以前零星写过不少廖汉生中将的故事。廖汉生是彭总、贺总的爱将,先后娶过贺龙的外甥女和杨尚昆的妹妹。他在回忆录中谈及与贺龙关系时说:“我跟贺龙的关系更长,更深。我跟贺龙是家乡人;我父亲就跟着贺龙,死在贺龙军中;我的前妻是贺龙跟我父亲做的媒,是他二姐的女儿,八九岁就定了亲;我多年在贺龙的大姐贺民英的队伍里,一直到她牺牲;我参加革命是贺龙的影响和带领,入党是贺龙和关向应作介绍人;我从红军时期一直到解放战争初期都在贺龙领导下战斗工作。”

    1954年,廖汉生在43岁时成为最年轻的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成为国防部7位副部长中唯一的中将。其他六位副部长分别是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四位大将和萧克、李达两位上将。

    建国后,廖汉生先后在军事学院、北京军区、军事科学院、南京军区、沈阳军区等5个大军区级单位担任正职首长。这在开国将领中是不多见的。网传邓公有意安排廖汉生接替王震担任国家副主席,他坚决推辞掉了。

    廖汉生性格直率,为人坦诚,有什么说什么,是一个有棱角的人。他自己后来检讨:脾气不好,性子急躁,有时讲话不顾别人的面子,让人很难堪。1975年2月,中央调他任南京军区政委。行前他去跟叶帅汇报,又按叶帅指示去看望小平同志。小平嘱咐他:“你这个人,过去是有角的,有硬角,你要保持这个,这是毛主席提倡的,同时你也要谨慎。”

    廖汉生在西北战场上不只一次顶撞彭总,与他搭班子的何炳炎也是一个火爆脾气,也敢跟彭总摔电话。这些事流传甚广。

    1947年8月上旬,西野第一次打榆林,1纵攻城两天未能得手。胡宗南急调36师驰援。为避免腹背受敌,1纵回撤。廖汉生心情很糟,这时彭总打来电话,话没说两句,就开始骂人:“一纵是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贺龙的脸都让你们丢光啦!”廖汉生本来就郁闷,开始还解释战斗为什么不顺,被彭德怀一骂,火直往头顶上窜,就在电话里争执起来。

    放下电话,廖汉生爆了粗口,让你看看贺龙的部队到底是什么样子。他带上警卫连,到榆林城附近选了一个有利地形,憋足一股劲:“今天,我就要让野司看看,我们1纵是什么部队,就这一个连,最少也要挡住追兵一两个钟头。”贺炳炎闻报,带一个营增援,击退了追敌。

    1948年召开的土基会议上,彭总肯定了西野一纵在西府战役中的战绩,指出“1纵队在西府战役是坚决勇敢迅速的”,同时也对1纵在战场中的有关表现提出了批评:5月6日配合 6 纵夹击屯子镇外围之敌时,耽搁了时间,行动迟缓;5月11日在公和源转移过早,影响了野司的部署调整。

    5月11日的情况是这样的:

    那天晚上1纵开过连以上干部会后,彭总打电话找廖汉生,纵队司令部作战科长接电话后报告:“政委已经睡下了。”彭总没有让作战科长叫他。第二天作战科长才告诉他,彭总来过电话,后来直接向 716 团政委栗光祥下达了任务,叫部队继续向东走。结果1纵走了。实际上彭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要1纵一面休息一面准备粮食,以使我军埋伏于职田镇大山边,待4纵将敌诱到时,一起歼敌一两个团,打掉其嚣张气焰。1纵把他的意思弄反了。

    后来彭总专门派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来查问这件事。

    彭总在前委扩大会上说:“我们的粮食没有准备,边区的粮食也很困难。敌人要是继续追赶,我们退到延安也不会安全,就非退过黄河去。”他批评1纵没有意识到危险,走了。

    廖汉生误会了彭总的意思,听成是批评1纵有意识地走了。他很不冷静,当场就跟彭总争辩起来:“什么叫有意识的?”

    从1947年3月起,1纵在彭总直接指挥下战斗。一年多来,廖汉生、贺炳炎他们对彭总的指挥由衷的敬佩,但是对他的威严还有点受不了,所以偶尔就出现上述情况。1947年10月打清涧战役时,1纵打不下耙子山,影响整个战役进程。敌29军军长刘戡率五个半旅从延安来援,已经与教导旅、新 4 旅等阻击部队展开激战。

    彭总打来电话,焦急地对贺炳炎喊道:“为什么还没有打下来?你赶快给我拿下耙子山!”贺炳炎正在为部队伤亡大、进攻受阻而伤脑筋,也喊了起来:“部队伤亡大,有困难!”他俩在电话里吵起来,贺炳炎把话筒摔了。彭总摔下电话,带着野司副参谋长王政柱直接到了 358旅指挥所,他叫上黄新廷旅长、余秋里政委到前沿观察,指示部队调整部置,重新组织攻击。

    土基会议上,廖汉生顶撞彭总,何炳炎也随之呼应。彭总把1纵的同志留下来,继续了解情况。林伯渠、贺龙、王维舟、习仲勋等领导同志也都参加了。首长们批评1纵仗得好,连着受了一些表扬,就骄傲啦,听不进批评。贺龙作为贺炳炎、廖汉生的老领导,自然得维护彭总的权威。他的批评意见,二人也听得进去。林伯渠也讲了,彭总有威可畏、有德可怀,他的“威”正是“德”的一部分,愈是了解他,甚至受到他的批评愈多,也就愈能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

    1纵的干部挨了一顿批,头脑清醒了,对彭总的认识更加准确、全面、深刻了。从这以后,在他们身上再也没有发生遇到批评不冷静这类事。

    当然,该检讨的时候还得检讨,不能有理没理都跟领导顶牛。西野第三次前委扩大会议从1948年9月12日至23日,接连开了十来天。大家白天开会,晚上都想松弛一下,正巧某部一个评剧团从河东的山西运城过来,演了一出评剧《玉堂春》,请各纵各旅干部观看。彭总也参加了。

    这个小剧团,原来是个跑江湖的戏班,不久前刚刚在山西被收留入伍。他们演的这出《玉堂春》,演到苏三和王三公子在庙里相会,穿插了一些噱头。当时这类旧戏都是这么演,大家看戏时谁也没有在意是否合适,光想着轻松、娱乐了。

    第二天,会议继续举行。彭总宣布开会后,严肃地看了看到会的干部,气冲冲地问:“昨天晚上的戏是谁点的?”接着说:“这是什么戏嘛?眉来眼去,打情骂俏,低级情调!你们都是指挥员,是要带兵打仗的,看这种东西,会起什么作用嘛?这是消磨革命意志!我不反对大家看戏,我们应该多看一些歌颂英雄、歌颂人民、鼓舞士气、增强斗志的戏。”

    彭总越说越火,大大地发了一通脾气。昨晚的戏大家没有多少印象了,经彭总一批,这才意识到确实有些不好的东西。大家见彭总发那么大火,一个个面面相觑,闷不作声。会议一时僵在那里,不能进行。

    这天的会议轮到廖汉生第一个发言,他首先说:“昨天是我们点的戏。彭总批评得对。我们看戏光想到娱乐,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今后一定警惕。”彭总点了点头。于是我开始发言,会议继续进行下去。

    在后来的一次前委扩大会上,彭总为自己常发脾气的事向大家征求意见。廖汉生给他提了一条:“你批评人是对的。但你在批评时骂人,人家对你就敬而远之。”彭总虚心接受了这条意见。当然,接受批评意见是一回事,能不能彻底整改就是另一回事了。

    《廖汉生回忆录》中还提及了其他一些经历,充分表明了他的直率个性。

    红2方面军过草地时,廖汉生所在的红2军团6师根据上级通知,向4方面军学做“背夹子”。所谓“背夹子”是4方面军从川军那里借鉴而来的一种行军背具,两边各有一根木棍,中间用麻绳子拉起来,把衣物装备夹在里面,行军、负重都很方便。上级要求每人都做一个。

    郭鹏师长检查时发现师骑兵侦察连没有做,十分恼火。侦察连长申辩说:“我们连都骑马,背包放在马背上,不需要再做背夹子。我们跟常德善参谋长报告过了,常参谋长同意的。”郭鹏看到侦察连没按上级要求做,连长又当面顶撞,更火了,一时气昏了头,竟打了连长几下并罚全连下跪。

    廖汉生听到这个情况,也火了,立刻赶到现场,制止了郭鹏的做法,冲着郭鹏火气十足地批评道:“你这个做法根本就不象话!人家没有做背夹子,也是有道理的,事先又报告过,你应该听清楚嘛。”廖汉生向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甘泗琪报告了此事。总指挥部对郭鹏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通报批评,并报经红军总部批准撤销了他的师长职务,从5师调来贺炳炎任6师师长。

    廖汉生对郭鹏所犯的错误及被撤职,感到痛心和惋惜。郭鹏从6军团调到6师当师长以来,二人一直合作得不错。郭鹏一贯作战勇敢,带兵严格,执行上级命令坚决、不打折扣。他这次发这么大火也是有原因的,是为了贯彻上级要求,同时他从云南六甲战斗负伤以来,伤没有好利索,搅得脾气变得暴躁起来,常常发火。再者,大家那时都年轻。用强哥的话说:“不气盛还叫年轻人吗?”

    川北苏区时期,倪志亮脾气火爆,经常打骂下属。有一次在电话里误骂了陈昌浩几句(电话里声音小,没听出是陈昌浩),陈昌浩专门骑马过去拿鞭子抽他。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一次郭鹏不辨青红皂白,打骂体罚下属的行为实在太不像话了(但可能在红4就没事了),这是红军队伍不能容许的,也是廖汉生不能容许的。他没有因为两人关系好就听之任之,而是向上级报告,使郭鹏受到了应有的处理。

    1952年1月5日,毛泽东主席批准军委制定的《军事整编计划》。根据这一计划,我军将在年内从627万人减至341万人,1年减掉286万人,并将在3年内将军队总员额控制在300万左右。

    整编开始前,廖汉生是1军政委兼青海军区政委,并担任中共青海省委副书记和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当时,军首长只有他一个人在位。军副政委余秋里、军长贺炳炎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相继因病离职就医,后来被贺龙要到西南军区任职了。副军长王尚荣于1951年1月进入南京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学习,毕业后作为高材生经院长刘伯承力荐、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批准,调任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

    1952年6月的一天,军司令部收到西北军区党委发来的一份电报,通知各军参谋长到兰州开会。廖汉生是西北军区党委会委员,看到这份以军区党委名义发来的电报只要各军参谋长去开会,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于是,他打电话到兰州的西北军区司令部,询问要参谋长们去开会是什么事情。西北军区参谋长阎揆要接过电话告诉他,开会讨论军区部队整编问题,只剩下1军,其他各军都撤掉。

    廖汉生一听,感到十分惊讶。一是惊讶整个西北军区只剩下第1军,其他部队都撤掉!二是惊讶这样大的事情,光是要参谋长们开会讨论,行吗?于是,他以军区党委委员的名义向阎揆要参谋长提出,建议军区首长考虑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要各军的头头都参加,一起讨论整编问题。阎揆要参谋长当即表示同意这个意见。

    廖汉生放下电话,要求军司令部按照电报要求做好参加会议的准备工作,自己则乘一辆美式吉普车赶往兰州。一路上,他对西北军区这样大的精简整编,感到非常惋惜。西北的部队,抗日战争中长期驻守在黄河两岸、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解放战争中又征战西北5省,一直都在穷地方、苦地方,发展很慢。一方面,因为地广人稀,招不到多少兵;另一方面,因为地贫人穷,兵多了也养不起。

    因此,与全国其他大战略区相比,西北的部队发展不算大。所以彭总一直小心翼翼指挥作战,本钱有限,与国民党部队力量对比悬殊,一不小心就全军覆没了。

    从西宁到兰州,400公里的路,廖汉生乘吉普车一天就跑到了。到了军区司令部办公楼前,他迎面碰到阎揆要参谋长,第一句话就问:“其他各军都有什么人来了?”阎参谋长说:都没有来。”怎么会这样?”他不解地问。阎参谋长告诉他:“我们向各军发了一个电报,讲谁愿意来就来。”廖汉生一听就急了:“明打明就剩下一个1军,其他军都不存在了,谁还愿意来呀?现在就我一个人来了,我也回去!”说着,他跳上吉普车,就要往回返。

    正在这时,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从楼里出来,对他喊道:“等一下,等一下!”张宗逊接着问他:“怎么回事?”他当即提出意见:“这次整编就剩下一个1军,开会就我一个人来了,其他的都不来。”

    廖汉生这个人脾气急躁,有话憋不住,非要讲出来不可。张宗逊听完他的意见,表示:“我们再发一个电报,叫大家都来。”这样,军区党委又发出电报,要求各军军长、政治委员都来兰州开会。于是,西北军区精简整编会议通报了军委下达的整编方案。整编方案都定好了,没有什么好讨论的,接下来执行就是。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张宗勋、阎揆要考虑问题简单化了,也可以看出廖汉生的性格。当然,跟那个年代上下级之间关系比较“随意”也是分不开的。一起从枪林弹雨中共患难过来的,没那么多讲究,有意见就提,看不顺眼也提。彭总后来在庐山出事,也是在这个问题上吃的亏。

    1960年,廖汉生被调到北京军区担任政委,与杨勇搭班子。二人关系处得不错,但也曾有一些不愉快。1966年,有一次军区开会时,杨勇一边看文件,一边听别人发言。有同志对军区工作提出批评意见,杨勇没听清楚,就问讲的什么。廖汉生马上批评杨勇,别人发言你不注意听,现在又问说什么!这就让杨勇有点下不了台了。

    因为这个事,毛主席专门在天安门城楼召见二人,问他们:“你们吵架了?”二人估计也纳闷,这点事也惊动最高统帅了?毛主席要求二人注意团结,一起把军区的工作做好。

    最后,引用《廖汉生同志生平》一书中的一段话,作为结尾:

    “廖汉生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赤胆忠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革命业绩将永载史册。”

    通宝推:北纬42度,
    • 家园 郭鹏也是硬汉

      郭鹏到四师卫生部的当天下午,贺彪和潘秉山医生便给他检查伤口。他们发现郭鹏原挂在腰上的枪柄上被打穿了铜板大的铁块,被子弹送进了郭鹏的身体,穿过胯骨,接近腹部,距腹壁仅一个铜板之隔。贺彪告诉他,正是因为这块铁抵销了枪弹的冲力,挡住了去路,腹壁才没有洞穿,淤血才没有注入腹内,否则早就没命了。这实在是不幸中之大幸。

      但让人感到揪心的是,体内的铁块和子弹正在不断氧化,毒害着周围的血肉,再过几天腹壁就会发炎、腐烂,一旦烂穿腹壁,就要危及生命。他们决定立即手术,把铁块和子弹取出。可当时既无麻药,又无手术刀,病人身体又特别虚弱,困难和危险都很大。贺彪和潘秉山医生当机立断,决定向五师借点“寒冷麻药”凑合一下,没有手术刀剪,就找来一把刺刀、一把剪刀、一把陶质锉磨一磨代用。

      贺彪与潘秉山医生向郭鹏讲明了手术的困难。郭鹏坚毅地回答:“怕什么,我又不是头一次开刀!”子弹终于取出来了,但骨头碎了,渣子很多,必须用锉锉平,用刺刀刮干净,否则还会发炎化脓。刮骨开始了,只听得骨头咯吱咯吱响,痛得郭鹏汗如雨下,但他咬紧牙关,拼命忍受,使手术得以顺利完成。

      恰在此时,贺龙赶来看望,他一手握着潘秉山医生、一手握着郭鹏的手说:“神医!神医!硬汉!硬汉!三国时华佗为关公刮骨疗毒,被传为千古美谈,而今你们二位为郭鹏草地开刀,也会在红军中传为佳话。”1936年9月1日,部队到达哈达铺,郭鹏的伤势基本好转。1936年9月11日,红二方面军从哈达铺出发,攻占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等地,歼敌一部。17日,部队到达成县时,郭鹏伤口痊愈,仍返回作战科任科长。不久调任三十二军参谋长。其后,郭鹏率部随同红二方面军在渭水两岸,同国民党军艰苦转战,于1936年10月22日到达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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