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有硬角的开国中将廖汉生 -- 孤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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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零星写过不少廖汉生中将的故事。廖汉生是彭总、贺总的爱将，先后娶过贺龙的外甥女和杨尚昆的妹妹。他在回忆录中谈及与贺龙关系时说：“我跟贺龙的关系更长，更深。我跟贺龙是家乡人；我父亲就跟着贺龙，死在贺龙军中；我的前妻是贺龙跟我父亲做的媒，是他二姐的女儿，八九岁就定了亲；我多年在贺龙的大姐贺民英的队伍里，一直到她牺牲；我参加革命是贺龙的影响和带领，入党是贺龙和关向应作介绍人；我从红军时期一直到解放战争初期都在贺龙领导下战斗工作。”

1954年，廖汉生在43岁时成为最年轻的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成为国防部7位副部长中唯一的中将。其他六位副部长分别是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四位大将和萧克、李达两位上将。

建国后，廖汉生先后在军事学院、北京军区、军事科学院、南京军区、沈阳军区等5个大军区级单位担任正职首长。这在开国将领中是不多见的。网传邓公有意安排廖汉生接替王震担任国家副主席，他坚决推辞掉了。

廖汉生性格直率，为人坦诚，有什么说什么，是一个有棱角的人。他自己后来检讨：脾气不好，性子急躁，有时讲话不顾别人的面子，让人很难堪。1975年2月，中央调他任南京军区政委。行前他去跟叶帅汇报，又按叶帅指示去看望小平同志。小平嘱咐他：“你这个人，过去是有角的，有硬角，你要保持这个，这是毛主席提倡的，同时你也要谨慎。”

廖汉生在西北战场上不只一次顶撞彭总，与他搭班子的何炳炎也是一个火爆脾气，也敢跟彭总摔电话。这些事流传甚广。

1947年8月上旬，西野第一次打榆林，1纵攻城两天未能得手。胡宗南急调36师驰援。为避免腹背受敌，1纵回撤。廖汉生心情很糟，这时彭总打来电话，话没说两句，就开始骂人：“一纵是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贺龙的脸都让你们丢光啦！”廖汉生本来就郁闷，开始还解释战斗为什么不顺，被彭德怀一骂，火直往头顶上窜，就在电话里争执起来。

放下电话，廖汉生爆了粗口，让你看看贺龙的部队到底是什么样子。他带上警卫连，到榆林城附近选了一个有利地形，憋足一股劲：“今天，我就要让野司看看，我们1纵是什么部队，就这一个连，最少也要挡住追兵一两个钟头。”贺炳炎闻报，带一个营增援，击退了追敌。

1948年召开的土基会议上，彭总肯定了西野一纵在西府战役中的战绩，指出“1纵队在西府战役是坚决勇敢迅速的”，同时也对1纵在战场中的有关表现提出了批评：5月6日配合 6 纵夹击屯子镇外围之敌时，耽搁了时间，行动迟缓；5月11日在公和源转移过早，影响了野司的部署调整。

5月11日的情况是这样的：

那天晚上1纵开过连以上干部会后，彭总打电话找廖汉生，纵队司令部作战科长接电话后报告：“政委已经睡下了。”彭总没有让作战科长叫他。第二天作战科长才告诉他，彭总来过电话，后来直接向 716 团政委栗光祥下达了任务，叫部队继续向东走。结果1纵走了。实际上彭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要1纵一面休息一面准备粮食，以使我军埋伏于职田镇大山边，待4纵将敌诱到时，一起歼敌一两个团，打掉其嚣张气焰。1纵把他的意思弄反了。

后来彭总专门派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来查问这件事。

彭总在前委扩大会上说：“我们的粮食没有准备，边区的粮食也很困难。敌人要是继续追赶，我们退到延安也不会安全，就非退过黄河去。”他批评1纵没有意识到危险，走了。

廖汉生误会了彭总的意思，听成是批评1纵有意识地走了。他很不冷静，当场就跟彭总争辩起来：“什么叫有意识的？”

从1947年3月起，1纵在彭总直接指挥下战斗。一年多来，廖汉生、贺炳炎他们对彭总的指挥由衷的敬佩，但是对他的威严还有点受不了，所以偶尔就出现上述情况。1947年10月打清涧战役时，1纵打不下耙子山，影响整个战役进程。敌29军军长刘戡率五个半旅从延安来援，已经与教导旅、新 4 旅等阻击部队展开激战。

彭总打来电话，焦急地对贺炳炎喊道：“为什么还没有打下来？你赶快给我拿下耙子山！”贺炳炎正在为部队伤亡大、进攻受阻而伤脑筋，也喊了起来：“部队伤亡大，有困难！”他俩在电话里吵起来，贺炳炎把话筒摔了。彭总摔下电话，带着野司副参谋长王政柱直接到了 358旅指挥所，他叫上黄新廷旅长、余秋里政委到前沿观察，指示部队调整部置，重新组织攻击。

土基会议上，廖汉生顶撞彭总，何炳炎也随之呼应。彭总把1纵的同志留下来，继续了解情况。林伯渠、贺龙、王维舟、习仲勋等领导同志也都参加了。首长们批评1纵仗得好，连着受了一些表扬，就骄傲啦，听不进批评。贺龙作为贺炳炎、廖汉生的老领导，自然得维护彭总的权威。他的批评意见，二人也听得进去。林伯渠也讲了，彭总有威可畏、有德可怀，他的“威”正是“德”的一部分，愈是了解他，甚至受到他的批评愈多，也就愈能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

1纵的干部挨了一顿批，头脑清醒了，对彭总的认识更加准确、全面、深刻了。从这以后，在他们身上再也没有发生遇到批评不冷静这类事。

当然，该检讨的时候还得检讨，不能有理没理都跟领导顶牛。西野第三次前委扩大会议从1948年9月12日至23日，接连开了十来天。大家白天开会，晚上都想松弛一下，正巧某部一个评剧团从河东的山西运城过来，演了一出评剧《玉堂春》，请各纵各旅干部观看。彭总也参加了。

这个小剧团，原来是个跑江湖的戏班，不久前刚刚在山西被收留入伍。他们演的这出《玉堂春》，演到苏三和王三公子在庙里相会，穿插了一些噱头。当时这类旧戏都是这么演，大家看戏时谁也没有在意是否合适，光想着轻松、娱乐了。

第二天，会议继续举行。彭总宣布开会后，严肃地看了看到会的干部，气冲冲地问：“昨天晚上的戏是谁点的？”接着说：“这是什么戏嘛？眉来眼去，打情骂俏，低级情调！你们都是指挥员，是要带兵打仗的，看这种东西，会起什么作用嘛？这是消磨革命意志！我不反对大家看戏，我们应该多看一些歌颂英雄、歌颂人民、鼓舞士气、增强斗志的戏。”

彭总越说越火，大大地发了一通脾气。昨晚的戏大家没有多少印象了，经彭总一批，这才意识到确实有些不好的东西。大家见彭总发那么大火，一个个面面相觑，闷不作声。会议一时僵在那里，不能进行。

这天的会议轮到廖汉生第一个发言，他首先说：“昨天是我们点的戏。彭总批评得对。我们看戏光想到娱乐，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今后一定警惕。”彭总点了点头。于是我开始发言，会议继续进行下去。

在后来的一次前委扩大会上，彭总为自己常发脾气的事向大家征求意见。廖汉生给他提了一条：“你批评人是对的。但你在批评时骂人，人家对你就敬而远之。”彭总虚心接受了这条意见。当然，接受批评意见是一回事，能不能彻底整改就是另一回事了。

《廖汉生回忆录》中还提及了其他一些经历，充分表明了他的直率个性。

红2方面军过草地时，廖汉生所在的红2军团6师根据上级通知，向4方面军学做“背夹子”。所谓“背夹子”是4方面军从川军那里借鉴而来的一种行军背具，两边各有一根木棍，中间用麻绳子拉起来，把衣物装备夹在里面，行军、负重都很方便。上级要求每人都做一个。

郭鹏师长检查时发现师骑兵侦察连没有做，十分恼火。侦察连长申辩说：“我们连都骑马，背包放在马背上，不需要再做背夹子。我们跟常德善参谋长报告过了，常参谋长同意的。”郭鹏看到侦察连没按上级要求做，连长又当面顶撞，更火了，一时气昏了头，竟打了连长几下并罚全连下跪。

廖汉生听到这个情况，也火了，立刻赶到现场，制止了郭鹏的做法，冲着郭鹏火气十足地批评道：“你这个做法根本就不象话！人家没有做背夹子，也是有道理的，事先又报告过，你应该听清楚嘛。”廖汉生向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甘泗琪报告了此事。总指挥部对郭鹏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通报批评，并报经红军总部批准撤销了他的师长职务，从5师调来贺炳炎任6师师长。

廖汉生对郭鹏所犯的错误及被撤职，感到痛心和惋惜。郭鹏从6军团调到6师当师长以来，二人一直合作得不错。郭鹏一贯作战勇敢，带兵严格，执行上级命令坚决、不打折扣。他这次发这么大火也是有原因的，是为了贯彻上级要求，同时他从云南六甲战斗负伤以来，伤没有好利索，搅得脾气变得暴躁起来，常常发火。再者，大家那时都年轻。用强哥的话说：“不气盛还叫年轻人吗？”

川北苏区时期，倪志亮脾气火爆，经常打骂下属。有一次在电话里误骂了陈昌浩几句（电话里声音小，没听出是陈昌浩），陈昌浩专门骑马过去拿鞭子抽他。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一次郭鹏不辨青红皂白，打骂体罚下属的行为实在太不像话了（但可能在红4就没事了），这是红军队伍不能容许的，也是廖汉生不能容许的。他没有因为两人关系好就听之任之，而是向上级报告，使郭鹏受到了应有的处理。

1952年1月5日，毛泽东主席批准军委制定的《军事整编计划》。根据这一计划，我军将在年内从627万人减至341万人，1年减掉286万人，并将在3年内将军队总员额控制在300万左右。

整编开始前，廖汉生是1军政委兼青海军区政委，并担任中共青海省委副书记和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当时，军首长只有他一个人在位。军副政委余秋里、军长贺炳炎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相继因病离职就医，后来被贺龙要到西南军区任职了。副军长王尚荣于1951年1月进入南京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学习，毕业后作为高材生经院长刘伯承力荐、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批准，调任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

1952年6月的一天，军司令部收到西北军区党委发来的一份电报，通知各军参谋长到兰州开会。廖汉生是西北军区党委会委员，看到这份以军区党委名义发来的电报只要各军参谋长去开会，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于是，他打电话到兰州的西北军区司令部，询问要参谋长们去开会是什么事情。西北军区参谋长阎揆要接过电话告诉他，开会讨论军区部队整编问题，只剩下1军，其他各军都撤掉。

廖汉生一听，感到十分惊讶。一是惊讶整个西北军区只剩下第1军，其他部队都撤掉！二是惊讶这样大的事情，光是要参谋长们开会讨论，行吗？于是，他以军区党委委员的名义向阎揆要参谋长提出，建议军区首长考虑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要各军的头头都参加，一起讨论整编问题。阎揆要参谋长当即表示同意这个意见。

廖汉生放下电话，要求军司令部按照电报要求做好参加会议的准备工作，自己则乘一辆美式吉普车赶往兰州。一路上，他对西北军区这样大的精简整编，感到非常惋惜。西北的部队，抗日战争中长期驻守在黄河两岸、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解放战争中又征战西北5省，一直都在穷地方、苦地方，发展很慢。一方面，因为地广人稀，招不到多少兵；另一方面，因为地贫人穷，兵多了也养不起。

因此，与全国其他大战略区相比，西北的部队发展不算大。所以彭总一直小心翼翼指挥作战，本钱有限，与国民党部队力量对比悬殊，一不小心就全军覆没了。

从西宁到兰州，400公里的路，廖汉生乘吉普车一天就跑到了。到了军区司令部办公楼前，他迎面碰到阎揆要参谋长，第一句话就问：“其他各军都有什么人来了？”阎参谋长说：都没有来。”怎么会这样?”他不解地问。阎参谋长告诉他：“我们向各军发了一个电报，讲谁愿意来就来。”廖汉生一听就急了：“明打明就剩下一个1军，其他军都不存在了，谁还愿意来呀？现在就我一个人来了，我也回去！”说着，他跳上吉普车，就要往回返。

正在这时，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从楼里出来，对他喊道：“等一下，等一下！”张宗逊接着问他：“怎么回事？”他当即提出意见：“这次整编就剩下一个1军，开会就我一个人来了，其他的都不来。”

廖汉生这个人脾气急躁，有话憋不住，非要讲出来不可。张宗逊听完他的意见，表示：“我们再发一个电报，叫大家都来。”这样，军区党委又发出电报，要求各军军长、政治委员都来兰州开会。于是，西北军区精简整编会议通报了军委下达的整编方案。整编方案都定好了，没有什么好讨论的，接下来执行就是。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张宗勋、阎揆要考虑问题简单化了，也可以看出廖汉生的性格。当然，跟那个年代上下级之间关系比较“随意”也是分不开的。一起从枪林弹雨中共患难过来的，没那么多讲究，有意见就提，看不顺眼也提。彭总后来在庐山出事，也是在这个问题上吃的亏。

1960年，廖汉生被调到北京军区担任政委，与杨勇搭班子。二人关系处得不错，但也曾有一些不愉快。1966年，有一次军区开会时，杨勇一边看文件，一边听别人发言。有同志对军区工作提出批评意见，杨勇没听清楚，就问讲的什么。廖汉生马上批评杨勇，别人发言你不注意听，现在又问说什么！这就让杨勇有点下不了台了。

因为这个事，毛主席专门在天安门城楼召见二人，问他们：“你们吵架了？”二人估计也纳闷，这点事也惊动最高统帅了？毛主席要求二人注意团结，一起把军区的工作做好。

最后，引用《廖汉生同志生平》一书中的一段话，作为结尾：

“廖汉生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赤胆忠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革命业绩将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