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也说《繁花》 -- 达闻奇

达雅和川普的这两个帖子不太好回，因为牵涉到的问题全都发散出去了。想了一下，决定将两个帖子合并在一起回复，名字如题。

为何要起这个题目？因为大部分的问题都可以归结到以下三个问题上：何为帝国？何以帝国？何不帝国？

这三个问题我不一一去拆解，先回复之前达雅的回帖。在回答之前先明确一下，我们是在讨论人才引进的问题，不是移民，拿美国只是举个例子：

第一，“趋之若鹜”并不是一个很高大上的词汇，说穿了就是一群人簇拥着去一个地方。因此，只要出现了“一群人蜂拥着去某个地方（追寻某个东西）”，那就是趋之若鹜。

当然，我们这里在讨论人才引进问题，那么自然而然引进了两个假设：1.这群人是相对较优秀的人，即可以称为人才；2.他们去追寻的是一个更好的东西。

那么看达雅的几个质疑，

这个因为我们目前找不到严格的数据统计，只能从为数不多的资料去了解。历史上移民到美国的，比如爱尔兰人、德意志人、俄裔犹太人，包括华工等，很多确实是因为各种原因“过不下去了”，或者是因为政治或宗教迫害，或是因为贫穷，或者是自然灾害等。

但同时，你也不能否认，当时的美国确实是一个至少在他们看来充满机会的地方，很简单的道理，人当然会从一个缺少希望和机会的地方去往有着更多希望和机会的地方，而不是反之。

另一方面，达雅的说法将人的才能完全与“出身和际遇”等同了起来，隐含着这些人都是loser， 原来的地方混不下去才去美洲寻找出路。

这可未必，我们知道很多身份地位不显贵的人也是很优秀的人才，“混不下去”有很多种可能，可能是生活条件不达标，也可能是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也有可能被人刻意针对排挤等等，其实说明不了啥问题。简言之，有哪个在目前的景况下混的很好的人会主动跑到万里之外的地方去呢？除非特殊的原因。哪个地方都有混的很好的人，所以它放到任何情境下均可成立，说明不了问题。

而十九世纪的欧洲和亚洲，某种程度上对于那些想出头的人来说，确实并不是很好的地方，战乱、灾害频仍，贵族、封建统治死而不僵，中下层人士想出头的话，上升空间是很小的，《红与黑》等名著都昭示了这一点。

而当时的美国方兴未艾的西进热，淘金热，以及工业的蓬勃发展，无疑对欧洲的那些想要出头的人们有着吸引力。至于他们到底在人群中有多少数量，肯定不是个小数。

另外一点，达雅提到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迁移问题，我认为只有“下南洋”是比较接近的。

一方面，下南洋是经济压迫的原因比较多。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属实对老百姓讲不是个居住环境太理想的地方，外敌、内乱、灾害，腐败的吏治，无能的政府等等，都乏善可陈，确实加剧了出走的动力。

另一方面，南洋在当时的中国看来确实是个有更多发展机会的地方，虽然条件艰苦，但也充满机遇，尤其是也有矿业。

从今天来说，当时下南洋的那批华人，优秀的人才是很多的，不然也不会在如今的东南亚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所以说历史上“下南洋”是华人“趋之若鹜”，虽然有点伤民族感情，倒也不是太失实。

再来看川普所说的“灯塔”问题。这就像我跟别人说的节点问题一样。固然二战后美国正式登上了霸主地位，但难道其他国家人民在这之前对于美国的向往就真的一点不存在吗？去往美洲的，就真的只是中下层“混不下去”的（且不论是否优秀？）

这儿不妨看看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的记录：

当然，托克维尔的记录未必都准确，此人可算是历史上最早的美吹。但即便如此，《论美国的民主》在历史上也确实起到了宣传美国的作用。

此书上下卷出版于1835年和1840年，而同一时期的龚自珍已经写下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可以想见，在今后的一百多年直到美国成为霸主的那一刻，中间也有不少人受到这本书以及类似的号召，踏上去往美利坚寻求财富与理想之路，甚至直到今天它还是我国公知的必读书之一。因此，书的内容是否真实是一回事，说1840-1940间的美国对世界人民没有吸引力，显然言过其实。

至于对于想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价值的，那么欧洲在二战前显然仍处于人类文明的顶端，这毫无疑义。但对于美国来说，它也同样具有自己的价值和优势，一样可以吸引优秀的人才。说到底，哪怕若干年的移民只出了一个奥本海默，也可以算值了。

好，接下来说达雅的第二点，开放封闭当然不是二极管，我也不认为这种事情会一蹴而就。但我所说的闭关锁国，主要倒并不是体现在引进人才上，而更多是经济政策和国民心态上。

显然，疫情前的贸易战、TPTPP、疫情中西方国家对我们的舆论打压以及抗疫带来的被动封闭，包括俄乌之后世界对我们的排斥和外资的不断流失等等，客观上确实造成了各种越来越封闭的迹象。同时，我们推出的“内循环”国策显然也是一种被动应对的方略。

而事实上，“内循环”显然至今都不是一个现实的选项，从来没有被有效运行过。但很多国人因为抗疫前半段的顺利以及经济还未显性走向颓势，显然有了一种“不跟我玩就不跟我玩，我才不稀罕！”的心理。

但经济不是个置气的事情，也不是“不玩就不玩”那么简单的。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缺乏，产业升级并未完成，科技也没有显性的优势，人口还提前步入老龄化，无论从各种方面来说，闭关锁国都不是一个正确的选项。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世界也是中国人参与的世界，别人挤兑你几下，就气得关起门来不玩了，岂不是正中某些阴谋家的下怀。

第三点，这里我跟上一帖一样，大部分同意。但并不同意不当头这一说。简单说，天予弗取，必受其咎，在亚非拉眼里，你中国就是头，你不当，人家只能转投别人。我同意我们不欠亚非拉的人情，是指我们不需要在这点上向什么人“卖好”，但并不同意不当头一说。

这就牵涉到下面要说的问题，也是兼回川普，即何不帝国？

这又牵涉到前面那个问题，何为帝国？我认为这个问题不复杂，就是你说了不算我说了算，我说什么你看着办，团结一致向前看，谁有不服就滚蛋。

听上去好像很不和谐，但我们应该都有共识，当今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都不好说，唯独不会“和谐”。

因此，讨论这个问题就有了现实意义。这里我理解达雅对“趋之若鹜”的质疑，并非明面上的质疑“何以帝国”，而是前面的问题颠倒了一下“为何帝国”？

达雅对于帝国之路是不看好的。何止不看好，达雅自身其实不看好任何理想主义的未来，简单说就是“我看到有人使劲就好笑。”

所以，达雅可以嘲讽河里左派的不接地气、以及“无脑反邓”，但也对看似右翼的帝国兴趣阑珊。原因倒不在于立场，在于“以为这样了事情就会更好”的理念。

其实会不会变好，无论左右认为的帝国是什么样，都不会改变事情本身，就像去年的《饥饿游戏前传：鸣鸟与蛇之歌》一样，科里奥兰纳斯·斯诺与十二区的下层贫民女孩结为师徒，本以为自己会成为一个同情贫弱人民的左翼，却不料被教做人，现实的厚黑学为屠龙少年成龙铺平了道路。

屠龙成龙似乎是无可避免的因果循环，这就是达雅质疑的基点。关于这一点我非常理解，但并不急着下论断，待会再回来看。

然后，回应川普的质疑。首先普大帝内心的想法你我并不知道，但他显然是成吉思汗的子孙。有些事情可能还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其次，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还是帝国，我认为没有大的区别。

从内外两方面去看。对外，我早就说过多次，现如今中国在西方世界眼里就是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剧本。这个不论你怎么理解，反正他们就是这么看的，俄乌之后更是如此，俄罗斯今天就相当于当时日本的地位。

所以，你自身的意愿在这时候就不太重要了。当别人认为你是帝国，或者说你的目标就是帝国的时候，你最好可以是。就像常说的那句话，当别人认为你有大杀器的时候，你最好真的有。

对内，我也说过，当统治集团意识到经济危机难以挽救时，一定会把发动战争作为最后的机会。很简单，我们都清楚经济崩溃的结果是什么，而这是统治集团绝对不会接受的。

因此，发动战争是统治集团最后的选择，这不是任何单个人说了算，而是统治集团共同的选择。因而，在统治集团看来，最后的结果无非也是，何不帝国？

但是对我个人来说，以上都不是我提出帝国的理由，虽然我知道对此事我毫无发言权。我个人的理念是，帝国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但也是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

看到这儿左派或右派恐怕都要骂娘了。别急。

寰宇全球，当今的世界恐怕没有一种现成的模式是能够拯救全人类的，不然事情不会糟糕到现在这个样子。

无论是拜登的纵横模式，还是川普（美国那个）的MAGA模式，还是普京的割据模式，都不是全人类最终的答案。在这点上，我们要以我们有着有史以来最强的经济、工业和科技家底，却把生活搞成这个样子而羞愧。

因此，我从来不以用民族主义为旗号打着鸡血、鼓吹中国万万岁而抛头颅洒热血成为帝国而骄傲，我认为那是对理想的抹煞、对过去的背叛，是自恋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但同时，我也不认为一种乌托邦的理想主义冲动是未来的合理解法。因此，我个人认为，人类的未来一定有一种解法，但一定不存在于现存的任何一种现成解法里。也就是说，它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现在已有的社会主义。

说到这里插播一点题外话。前几天是列宁逝世100周年。无论官方还是海内外网络，对此反应都甚为平静，低调。

我认为这是不同寻常的。联想到二十大报告的“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我个人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宣誓，也就是中央在“理论时代化、独立化”上踏上了新的台阶。

所以，结合之前对列宁逝世纪念的低调，我认为中央事实上在进行理论和实践上的“去苏化”。大家知道，马列马列，在中国“马”离不开“列”。事实上，没有列宁，也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就不会有我党的诞生。

但同时，苏联道路、苏联经验或者苏联模式，也一直如同魔咒一样在我党的头上缠绕，既无法弃之，又无法完全被其同化。由此引出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在这点上，毛邓江胡直到习，都是这条道路的践行者。

而今天提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显然有追根溯源、正本清源之义。联想到最近的《问苍茫》，陈独秀第一次出场，便是在戏院里跟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借着台上戏班里师徒的人身隶属问题，暗示“拿了你的钱我就只能是你的人”，指出了深刻的政党独立性问题。

这是意味深长的，也是文艺作品对当下形势的一次暗示。因此，我认为中央已经意识到百年来共产主义实践的问题，并试图做出新的回答。

这个问题就是，列宁的“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率先实现”是个有问题的论断。这个论断并不全错，但仅限于“取得政权”。在取得政权之后，会发生什么就是另一回事了。

当然，我们不能由此苛责列宁，因为当年他操盘的新经济政策，本身就不是纯粹的社会主义实践。但一百多年来，社会主义实践屡屡受挫，我认为归根到底，还是在于在一国范围内无法形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实践，要不就是成为苏联的修正主义模式，要不就是中国的改开模式，虽然在发展生产力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国际地位上不乏伟大的成就，但终究那只是权宜之计。

时至今日，世界上所有重要的制度实践，中国的改开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修正资本主义模式，以及古早的各种社会主义等等名目的实践，均到了瓶颈或宣告失败。我个人认为这仍然不代表原有的设想是错的，而是模式实践本身未能在全球一体化的条件下实行，因而无法体现制度的真正优势，充满着自相矛盾、自我精分以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各种草台班子状态。

因此，如果相信人类终将为自身的发展找到一条道路的话，那么真正以全球为起点和最终目的的制度实践才是成功的必要条件。美国曾经有这个机会，但美国也搞砸了。那么，天予弗取，必受其咎。

既然要进行这么一场制度实践，那么显然帝国是一个难以绕开的中间状态。我个人并不认为帝国一定会让我或者其他人的生活水平有所提升，甚至可能下降，但起起落落本身也是自然之常态。

更重要的是，我从来也没有把帝国当成实现阶层跃升的工具，也没有想过将其作为安全感的堡垒或者自恋的代偿。我甚至也没有理想主义者的那种乌托邦偏执和冲动。简单说，左或右的目标和语境，都与我无关。

我的判断仍然来自于那个最简单的逻辑：当排除了一切不可能的选项后，最后剩下的那个，无论如何反直觉、如何膈应，那就是答案。至于它是不是该叫“帝国”，还是其他的名目比如“XX体”，都不重要。

我们当然也可以回到一个混沌的时代能苟则苟，想象一场陨石雨从天而降将我们的敌人统统砸碎然后我们不战而胜。从概率上讲这并非不可能，但显然，它的几率也并不比一只猴子手舞足蹈然后踩出一部莎士比亚更大。

人类已经站在了有史以来最危险的自我毁灭的边缘上，《奥本海默》其实已经暗示了这种可能的结果。那么，没有理由拒绝一种有可能性的实践，哪怕这个可能看上去如此的不可思议。毕竟，最坏的结果都已经展示给你了，还能坏到哪去呢？

所以，何不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