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低调的一科，才是中央机关能在上海立足的根本所在 -- 忘情

作者：忘情

说起中央特科，很多人会立即想起“红队”的锄奸故事，或是我情报人员打入敌人内部，获取重要情报的传奇。实际上，这远非特科工作的全部。

大革命失败后，周公在上海初创中央特科时，下面分为三个科。一科是总务科，主管中央机关事务及中央财务。二科是情报科，主管情报获取及反情报工作。三科是行动科，负责惩治叛徒、武力营救我方同志。后来增设的四科是电汛科，负责用电台和共产国际及各红军根据地沟通联系。

以往因为宣传的缘故，人们对二科、三科的业绩相对了解得更多一些。不过，看似平平无奇的一科，才是党中央机关能在上海这样恶劣的环境下生存。因为中央机关在上海开展工作所需的经费，都得由一科筹集和保管。职业革命家们的住所及掩护关系，也都由一科负责安排。各地派往上海，向党中央报到，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的人员，都由一科负责接头确认身份，安排与相关负责人碰面。中央有人需前往外地，路线、盘缠，沿途接应地点都由一科统筹安排。党中央在上海各机关的设立，无论开大会还是开小会，场地的租赁、会场的布置甚至应急撤离通道，都由一科负责。党中央的重要文件，统由一科负责保管。在营救被捕的重要领导同志时，一般都是由一科先出面打点各方关系，能利用关系营救出来的，绝不会动用“红队”。那是一切措施失效后的不得已之举。

正因为一科肩负的任务繁杂而又重要，因此该科行事才显得异常低调内敛。低调到什么地步？这么说吧，有些一科的工作人员，直至全国解放后，才获悉自己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央特科中的一员。

因为要“留一手”，应付各种难以预料的情况，所以历史上一科鲜有“亮家底”的时候。筹备和保护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闹市区顺利召开，算是一科最接近全体总动员的一次。

经报告共产国际并得到批准，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于1930年5月中旬，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会议预期3天，每个苏区都派出数名代表参加（实际与会的各苏区代表共计47人）。

规模这么大的会议，涉及面颇广，从发通知到各苏区挑选与会代表，再到代表们启程前往上海，中间涉及到的环节太多，想要作到密不透风，让敌人毫无察觉，是绝无可能之事。时任上海淞沪警备司令兼淞沪杭“剿匪”总指挥熊式辉闻讯后，曾出50万大洋的天价赏格，妄图将中共中央领导人连同各苏区代表一网打尽。重赏之下有勇夫。一时间，各路国民党特务、青红帮分子和租界巡捕、警探们，个个都像猎犬一样四处乱窜，不放过任何一处疑点。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要保证此次大会顺利召开，还要保证与会人员安全进入上海及撤离，一科可谓“压力山大”。主持特科工作的周公，会同各科主要负责人经过反复研究，最终决定由一科派人出面，以开办私人诊所的名义，租下公共租界最繁华地段，即今天黄河路和凤阳路附近的一栋小洋楼作为主会场。为防万一，一科又租了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卡德路（今石门二路）拐角上的一栋小洋楼作为备用会场。

上海滩大大小小的私人诊所遍地，在繁华地段新开一张并不起眼。让操着各地口音的与会代表装作病人进入诊所也并不碍眼。但是，会期长达三天，谁能保证没有真正需要问医的病患登门呢？为此，一科倾尽手头资源，还当真调来了真正精于医术的同志坐诊。新开张的诊所难免在物品归置上有不到位的地方。为将这出戏演得更加逼真，一科还将寻常诊所里常见的医疗垃圾桶看似随意地放在门外。实际上，有专人负责一旦察觉情况不妙，就将打火机扔入盛了不少医用酒精棉的垃圾桶内，通过制造混乱为在诊所内开会的人们争取脱逃时间。

这个诊所分为三层，与会人员集中在三楼开会。一科指派专人在诊所后面的弄堂里负责看着一架梯子。一接到信号即将梯子搭在会议室外，让与会人员顺梯而下，坐上等候在弄堂口的一科安排的黄包车，按事先准备好的预案分头撤离。

在备用会场，李一氓全家和刚从苏联回国的赵毅敏、赵一曼组成了个热闹的大家庭。李一氓他们有空就在一楼客厅里打麻将。而二楼则是预备会议室。在后门外，时常停有小汽车。那是一科为与会代表们准备的快速撤离途径。

根据诸多当事人回忆，这次会议是1950年5月20日召开的。作为主会场的小诊所，于当天早上开张。一科的工作人员按照分工，分赴与会代表下榻之处，为代表们换上了西装、长衫等，使之与上海的环境融为一体。然后引导他们或步行，或乘黄包车前往小诊所。

而三科的“红队”队员们，则分别化妆成商贩、黄包车夫或闲汉、病人，个个暗藏短枪，在小诊所内外放风。陈赓等特科各科负责人，则位于诊所外隐蔽机动的位置上坐镇，统一指挥会议的保卫工作。

这么多的生面孔，在新开的诊所里出现一次无妨。连续两天出现就难免令人生疑了。有鉴于此，此时会议只在诊所楼上开了两天。第三天的会议转至李一氓租住的小洋楼里继续开，特三科的保卫力量也悉数转移至此。

实际上，为此次大会圆满召开保驾护航的不仅是一科和三科。陈赓领导的二科亦启用了不少内线关系，想方设法误导敌特侦缉方向，尽可能拖延时间。其中，明面上是熊式辉的“四号密查员”，实则是特二科成员的宋再生，故意指挥敌特在诊所外围实施地毯式搜索。陈赓通过他掌控局面，最终让宋再生在5月22日，即会址转移后的第二天带人进入已人去楼空的诊所，“查获”了一些“共党开会的物证”。这既让宋再生在熊式辉面前交了差，又在客观上掩护了会议在李一氓租住处闭幕。可谓一箭双雕之举。

为期三天的会议结束后，一科又有条不紊地安排各地代表安全撤离。此役的难度，实不亚于华野孟良崮“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不过，一科完成过的压力最大，也最艰巨的任务还不是此次在敌人“心脏”里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而是在一年多以后，惊悉顾顺章被捕叛变那次。那一回，一科要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将身处险境的诸多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悉数转移到安全地带，并妥善安置，还要重新设置一系列新的联系点，确保中央机关继续运转。这个难度大得难以想像。

令人惊诧的是，在周公的亲自指挥下，一科居然圆满完成了这一紧急任务，让熟知我党在上海各地下机关内情的顾顺章一无所获。由此管中窥豹，足见一科平日里工作之细，在上海滩布局之广，相关负责人谋划之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