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低调的一科，才是中央机关能在上海立足的根本所在 -- 忘情
作者：忘情
说起中央特科，很多人会立即想起“红队”的锄奸故事，或是我情报人员打入敌人内部，获取重要情报的传奇。实际上，这远非特科工作的全部。
大革命失败后，周公在上海初创中央特科时，下面分为三个科。一科是总务科，主管中央机关事务及中央财务。二科是情报科，主管情报获取及反情报工作。三科是行动科，负责惩治叛徒、武力营救我方同志。后来增设的四科是电汛科，负责用电台和共产国际及各红军根据地沟通联系。
以往因为宣传的缘故，人们对二科、三科的业绩相对了解得更多一些。不过，看似平平无奇的一科，才是党中央机关能在上海这样恶劣的环境下生存。因为中央机关在上海开展工作所需的经费，都得由一科筹集和保管。职业革命家们的住所及掩护关系，也都由一科负责安排。各地派往上海，向党中央报到，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的人员，都由一科负责接头确认身份，安排与相关负责人碰面。中央有人需前往外地，路线、盘缠，沿途接应地点都由一科统筹安排。党中央在上海各机关的设立，无论开大会还是开小会，场地的租赁、会场的布置甚至应急撤离通道，都由一科负责。党中央的重要文件，统由一科负责保管。在营救被捕的重要领导同志时，一般都是由一科先出面打点各方关系，能利用关系营救出来的，绝不会动用“红队”。那是一切措施失效后的不得已之举。
正因为一科肩负的任务繁杂而又重要，因此该科行事才显得异常低调内敛。低调到什么地步？这么说吧，有些一科的工作人员，直至全国解放后，才获悉自己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央特科中的一员。
因为要“留一手”，应付各种难以预料的情况，所以历史上一科鲜有“亮家底”的时候。筹备和保护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闹市区顺利召开，算是一科最接近全体总动员的一次。
经报告共产国际并得到批准，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于1930年5月中旬，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会议预期3天，每个苏区都派出数名代表参加（实际与会的各苏区代表共计47人）。
规模这么大的会议，涉及面颇广，从发通知到各苏区挑选与会代表，再到代表们启程前往上海，中间涉及到的环节太多，想要作到密不透风，让敌人毫无察觉，是绝无可能之事。时任上海淞沪警备司令兼淞沪杭“剿匪”总指挥熊式辉闻讯后，曾出50万大洋的天价赏格，妄图将中共中央领导人连同各苏区代表一网打尽。重赏之下有勇夫。一时间，各路国民党特务、青红帮分子和租界巡捕、警探们，个个都像猎犬一样四处乱窜，不放过任何一处疑点。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要保证此次大会顺利召开，还要保证与会人员安全进入上海及撤离，一科可谓“压力山大”。主持特科工作的周公，会同各科主要负责人经过反复研究，最终决定由一科派人出面，以开办私人诊所的名义，租下公共租界最繁华地段，即今天黄河路和凤阳路附近的一栋小洋楼作为主会场。为防万一，一科又租了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卡德路（今石门二路）拐角上的一栋小洋楼作为备用会场。
上海滩大大小小的私人诊所遍地，在繁华地段新开一张并不起眼。让操着各地口音的与会代表装作病人进入诊所也并不碍眼。但是，会期长达三天，谁能保证没有真正需要问医的病患登门呢？为此，一科倾尽手头资源，还当真调来了真正精于医术的同志坐诊。新开张的诊所难免在物品归置上有不到位的地方。为将这出戏演得更加逼真，一科还将寻常诊所里常见的医疗垃圾桶看似随意地放在门外。实际上，有专人负责一旦察觉情况不妙，就将打火机扔入盛了不少医用酒精棉的垃圾桶内，通过制造混乱为在诊所内开会的人们争取脱逃时间。
这个诊所分为三层，与会人员集中在三楼开会。一科指派专人在诊所后面的弄堂里负责看着一架梯子。一接到信号即将梯子搭在会议室外，让与会人员顺梯而下，坐上等候在弄堂口的一科安排的黄包车，按事先准备好的预案分头撤离。
在备用会场，李一氓全家和刚从苏联回国的赵毅敏、赵一曼组成了个热闹的大家庭。李一氓他们有空就在一楼客厅里打麻将。而二楼则是预备会议室。在后门外，时常停有小汽车。那是一科为与会代表们准备的快速撤离途径。
根据诸多当事人回忆，这次会议是1950年5月20日召开的。作为主会场的小诊所，于当天早上开张。一科的工作人员按照分工，分赴与会代表下榻之处，为代表们换上了西装、长衫等，使之与上海的环境融为一体。然后引导他们或步行，或乘黄包车前往小诊所。
而三科的“红队”队员们，则分别化妆成商贩、黄包车夫或闲汉、病人，个个暗藏短枪，在小诊所内外放风。陈赓等特科各科负责人，则位于诊所外隐蔽机动的位置上坐镇，统一指挥会议的保卫工作。
这么多的生面孔，在新开的诊所里出现一次无妨。连续两天出现就难免令人生疑了。有鉴于此，此时会议只在诊所楼上开了两天。第三天的会议转至李一氓租住的小洋楼里继续开，特三科的保卫力量也悉数转移至此。
实际上，为此次大会圆满召开保驾护航的不仅是一科和三科。陈赓领导的二科亦启用了不少内线关系，想方设法误导敌特侦缉方向，尽可能拖延时间。其中，明面上是熊式辉的“四号密查员”，实则是特二科成员的宋再生，故意指挥敌特在诊所外围实施地毯式搜索。陈赓通过他掌控局面，最终让宋再生在5月22日，即会址转移后的第二天带人进入已人去楼空的诊所，“查获”了一些“共党开会的物证”。这既让宋再生在熊式辉面前交了差，又在客观上掩护了会议在李一氓租住处闭幕。可谓一箭双雕之举。
为期三天的会议结束后，一科又有条不紊地安排各地代表安全撤离。此役的难度，实不亚于华野孟良崮“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不过，一科完成过的压力最大，也最艰巨的任务还不是此次在敌人“心脏”里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而是在一年多以后，惊悉顾顺章被捕叛变那次。那一回，一科要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将身处险境的诸多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悉数转移到安全地带，并妥善安置，还要重新设置一系列新的联系点，确保中央机关继续运转。这个难度大得难以想像。
令人惊诧的是，在周公的亲自指挥下，一科居然圆满完成了这一紧急任务，让熟知我党在上海各地下机关内情的顾顺章一无所获。由此管中窥豹，足见一科平日里工作之细，在上海滩布局之广，相关负责人谋划之深远。
不仅是整个队伍的失败，也是组织的失败，这是中国传统错误历史操作的延续，就是热闹，其实没啥意义，浪费人才和实力。
杀白鑫他们是解气，但是对于革命作用不大，这是周总理错误思想的经典体现。
临时中央组织行动队是对的，但是更主要的是保存自己，制度建设完善，击杀叛徒，疯狂报复，自己暴露的信息也更多，没啥意思。
一些极其优秀红队队员的牺牲是特别可惜的，哪怕是红队队员从上海到苏区，在被肃反牺牲，也是比在上海牺牲更合适。比如旷继勋将军。
红队队长，老广？牺牲的就没有意义。还连累了一堆队员。
正当韩达一筹莫展、无计可施之时，这天，"中统"沪西分区主任苏成德向他报告了一个重大情况。说他在街上邂逅了张阿四，此人已失踪了近一个月时间，目前正在"红队"接受训练。原来，张阿四是一名早已秘密自首的中共叛徒，隶属沪西分区，由苏成德直接掌握。但这年10月份以后，他却神秘地失踪了。
这天，苏成德无意中在西藏路北泥城桥附近与他相遇。张阿四一见是苏主任，忙心慌意乱地解释道:10月份，我被中共调入了沪西区委，接着又被区委选拔到"红队"，进入秘密的射击训练班，绝对禁止外出，所以，我一直无法跟你们取得联系。这几天，训练班已结束，我因成绩合格，被收编进了"红队"作预备队员，故而自由了许多。
苏成德忙打听"红队"的详情。张阿四双手一摊，无奈地说:这次训练是在极端秘密的状况下进行的，"红队"仅派出赵轩一人与我联络，并指导我训练。房东只管我的食宿。故对"红队"的情况，我也是两眼摸黑，不明底细。苏成德当即决定张阿四继续潜回"红队"，他则派出得力干将蹲点守候。当天，张阿四住处的附近，突然间多出了一家水果摊，水果摊的对面又增加了一家鞋匠铺。水果摊主叫李典，鞋匠铺主叫仇一九，均是"中统"行动组的老牌特工。
11月29日，赵轩骑了一辆自行车来找张阿四联络。张阿四借外出到李典的水果摊买水果的机会，用暗语把情况告诉了李典。不久，赵轩骑自行车离开，他绝未想到身后已一前一后跟了两个骑自行车的人。很快，"中统"上海区总部就掌握了赵轩的秘密住所;又经由赵轩发现了"红队"另一负责人孟华庭的秘密住处;再经由孟华庭又发现了邝惠安的秘密住处。他们还得悉新闸路的鸿祥旅馆和北京路的老凤祥银楼是"红队"的秘密联络点。
12月5日，韩达下达了缉捕"红队"的命令。6日早晨，下着细雨，"中统"上海区行动股股长陈叔平亲自赶往西藏路大世界娱乐城附近，指挥逮捕行动。上午9时，邝惠安打一把雨伞出了家门，即被几个特工扭住。几乎就在同时，孟华庭、赵轩、陈玉明、陈杰明等几位"红队"骨干亦均遭到逮捕。到下午，其余30名"红队"队员也全部被捕。
在审讯中，邝惠安等人仅承认历次枪杀事件均系他们所为，但对其他事情只字不提。1935年2月，春节前夕，邝惠安、孟华庭、赵轩、陈杰明四人被执行绞刑。
这个苏成德很厉害，在抗战期间仍然有危害。
要不然有机会评元帅的，关键不在这个，主要是没有发挥出他的优势来。领着一帮人整天的穿街走巷的抓叛徒打听消息，真的耽误了陈赓同志这元帅之才了。
周恩来的这个确实是错误，耽误了不少人才，也耽误了不少事。
用毛主席评价陈云的话来说，是方法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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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整风期间，陈云曾就上述问题与毛泽东进行过三次交谈。在第一次交谈过程中，他认为自己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泽东则认为他犯错误的原因不是经验少，而是思想方法不对头，并建议他学点哲学。
对此，陈云开始不以为然，但在第二次、第三次与毛泽东交谈时，毛泽东还是说人犯错误是因为思想方法有问题。这使得陈云重新去思考这个问题，并把毛泽东从井冈山到延安写的全部著作都找来看，研究毛泽东处理问题的方法。与此同时，陈云还在中组部内部成立了一个领导干部学习小组，自己担任组长，并先后学习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政治经济学》《哲学概论》《联共党史》以及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
经过学习与思考，陈云逐渐认同了毛泽东的看法，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他指出人之所以犯错误，“是由于主观对客观事物认识上有偏差”。因为“凡是错误的结果都是由行动的错误造成的，而行动的错误是从认识的错误来的”。
应该是1930年吧？
还是加强内部思想教育比较好。
惩治只是一时高兴，解决不了啥，失败的惩治带来的地下工作问题太大了。
前面的资料已经说明，红队的牺牲、伤亡和这个目的关联很大。
一下那么多人被抓，可见他们不适合做红队，不适合留在城市地工工作。
陈赓还是去了干部团的啊！！基本都很照顾了。他就是在红四受点罪。既不属于张国焘，也不属于当地本土派，属于鄂豫皖赤色黄埔派！！！！
关于它的历史，现在还没怎么解密。
re: 经报告共产国际并得到批准，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于1930年5月中旬，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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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有多少的独立性？
共产国际是如果操控中国共产党的？
国人就是喜欢走极端，过去国内把周公说的像朵花是大圣人，现在很多人眼里又是一钱不值。
还是不要这样的好，你让太祖去做那些工作，把他放周公那个位置上，他就真能免俗？
神话周恩来，本来就是你们这样的人做出来的。把他说成完美无缺的圣人是你，才不能容忍他有一点错误。现在又是你说干具体事就是容易犯错误，那不是也承认他这是错误了吗？
和到了苏区用三人团架空毛主席相比，这点错误算什么呢？连说都不让说了？稍微提起，就成了把他说的一文不值了？用彭真的话，泰山那么高，少几铁锨土也没什么影响嘛！
是谁逻辑混乱，是谁在走极端，搞非此即彼呢？
我在上边引用的毛主席对陈云讲的话，你是一点也没看进去啊。毛主席这话说的多好，你看陈云就听进去了，就很有进步。
刘少奇主持西楼会议，陈云在之前的大会上不说话，在西楼没少说坏话。
中央经济小组，他是主要领导，毛主席是提供方向务虚的。
结果屎盆子还是扣到了毛主席身上了。
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于1962年2月21日至23日在北京中南海西楼举行，即西楼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参加会议的除中央常委外，还有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各部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的主要成员。毛泽东因在外地，未出席这次会议。会议的中心是讨论1962年的国家财政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等问题。会上，陈云作了《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与会同志认为陈云的报告，把困难讲够了，心里踏实了，办法找到了，信心增加了。刘少奇赞同陈云的讲话，并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会议，由陈云充分讲一讲，让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体成员都了解我们的经济情况，了解我们的方针。会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专程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内容，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并商定成立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任组长，李富春为副组长。[1]
之前陈云就是组长，只不过历史宣称之前的小组和后来的不同罢了。
三、重新设立中央财经小组
1962年2月西楼会议后，为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共中央决定重新设立中央财经小组，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特别是国民经济调整工作。
鉴于陈云长期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成功实践和取得的显著成就，特别是为有效克服当时国民经济遭受的严重困难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刘少奇和周恩来都主张由陈云担任新设立的中央财经小组的组长。据邓力群回忆：“少奇同志和周总理都主张要陈云同志当组长。陈云同志一再推辞，说他身体不好，当组长不合适，可以当成员，他有意见可以提，他也相信，财经小组的同志会认真考虑他的意见。这样就确定富春同志当财经小组的组长，周总理、陈云同志都是小组的成员。后来在讨论批转陈云同志的讲话[14]时，少奇同志说，有同志（指邓力群——引者注）向他建议，让陈云同志来当组长，富春同志当副组长，是不是再议一下。富春同志讲，陈云同志当组长最合适，他自己当陈云同志的助手。会议就这样决定了。当时陈云同志不在场，他知道后还是推让。少奇同志说，大家都同意你当，你就当，就我个人来说，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 [15]
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中央财经小组由12人组成，陈云为组长，李富春、薄一波、谭震林为副组长，李先念、黄克诚、邓子恢、聂荣臻、李雪峰、贾拓夫、王鹤寿、赵尔陆为组员。《通知》规定：“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它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 [9]根据上述精神成立的中央财经小组，与此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中财委不同，它已经不再是根据中央决策统一领导国家经济工作的机关，而是变为了一个咨询机构。即使是这样一个小组，后来活动也日益减少，乃至无形中不再发挥作用。
尽管如此，陈云仍领导中央财经小组做了一些工作，提出或采取了许多意见和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大跃进”运动造成的损失。1959年4月，陈云在给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的信中，就缓和市场紧张状态问题提出五项切实措施：（一）粮食要省吃俭用；（二）组织猪、鸡、鸭、蛋、鱼的供应；（三）要专门安排一下日用必需品的生产；（四）压缩购买力，认真精减多招收的工人；（五）要优先安排供应市场物资所需要的运输力量，特别是要安排好短途运输所需要的劳动力。[10]上述主张，都是解决或缓解“大跃进”运动带来的困难局面的有效办法。
鉴于1959年钢产量1650万吨的高指标难以完成，中共中央书记处在4月29日和30日的会议上，责成陈云领导的中央财经小组研究，将钢铁指标分为可靠的指标和争取的指标，并按可靠的钢材指标进行分配，以便安排基本建设项目和工业生产。接受任务后，从5月3日起，在陈云主持下，中央财经小组听取冶金部6次汇报，集中讨论一次。经过上下左右各方面的比较研究，陈云最后提出落实钢铁指标的意见是，钢材的可靠指标拟定为900万吨，钢的生产指标拟定为1300万吨。[11]6月1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接受了陈云的意见。实际生产的结果表明，陈云经过调查研究后确定的钢铁指标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假如不是按照陈云同志的意见降到1300万吨，还搞1500万吨甚至更多，势必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12]
为使国民经济转到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的轨道上来，使市场紧张状态得到改变，陈云除提出上面五项办法和降低钢铁指标外，还提出在物资紧缺的状况下必须控制和压缩基建规模。1959年5月23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汇报会上说，分配钢材“原则是保生产、削基建。”“最合理地使用现有钢材，照顾到生产、基建关键性的项目。生产、基建有矛盾时应服从生产。”5月24日，陈云又在致李富春并转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的信中写道：“对于钢材分配的意见，我认为基本建设的250万吨再不能增加了。” [13]控制基建投资数量，可以促进各部各地下决心削减基建项目，从而有利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
通过这种解释，成功的把责任推给了毛主席，其实，大跃进失败的部分责任就是陈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