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张志新:一个共产党员的宣言*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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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张志新:一个共产党员的宣言*

    * 张志新同志于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四日被捕。本文是她被捕后针对审讯人员提出的问题而写的。

    经过第一次提审已经十多天,根据要求,重新学习“九大报告”、“七届二中全会报告”。着重领会继续革命问题;要求以“六条标准”衡量、认识、批判错误和罪行,并指出学习时首先要把立足点移过来,肯定自己是错的,不允许以各取所需的修正主义立场去学习;要求在学习的基础上写出对错误、罪行的认识批判材料(包括过去交代过的及未交代的一些观点和问题)。时间要求没作硬性规定,书写材料的内容上可纵可横。从这点来说,我应当承认是给予了我充分的主动。在这段时间里我进行了学习和考虑,但应坦率地讲,没有解决认罪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立场观点不变,态度如前。

    (一)起之有因,看法观点立之有据,坚持不改有理

    老实地说,经过这段较集中的学习、思考(过去由于工作繁忙时间有限,未能深入阅读“四卷”,对党的路线斗争历史,未曾做过初步探讨和钻研),结果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这样讲,对于站在完全相反立场者来说,也许会感到不可容忍。不过我先劝说一下,先不必焦躁不安。因为我的问题,无疑都和路线斗争直接相关。作为共产主义者,对待党内路线之争只能严肃对待,不允轻率儿戏。正象党教导的那样:“一个坚定的马列主义者,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必须把原则放在第一位。不能拿原则去做交易,忽而赞成这个,忽而赞成那个,忽而主张这样,忽而主张那样。”作为一个党的成员,同样也应遵照这个原则。我之所以至今不能认罪,因为我对路线斗争及与之有关的一系列问题的疑问,起之有因,看法观点立之有据,坚持不改有理。也许这都是出自谬误和主观主义,甚至反动!如果事情是这样,亮出来总还能提供作清算,如若我违背了马列主义真理,愿被马列主义利剑将灵魂射穿刺烂。那当然是罪责难逃,也会心甘情愿。我所以没错,是事实本身做出的评判。

    为什么认为自己没有错?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交代一下问题的由来和发展。“自己究竟错没错?”这个问题,过去(清队以来)曾反复推敲过。由于一直不能放弃自己的立场观点,才导致如今的后果。对此不是毫无思想准备。但为什么又向自己提出“对与错”呢?对这点,我可以完全坦率地讲出经过。作为我们专政和被专政的关系来看,不足为怪。只有共产党员才能展出全部政治胸怀,因为她知道自己言行的动机、目的是为了革命,她懂得这一事业的磊落光明。所以在公开坦白的政治斗争中,本来就应严肃认真,堂堂正正。九月二十四日〔这天被捕——编者注〕,由于环境变迁、状态的改变(一个共产党员被自己心目中的权威辽宁省革委会加上了“现行反革命”的桂冠,在人民的牢房中,岁月将更难度)及提审前后迎来的各种提问,使我感到有必要对自己所走过的道路作一番回顾和结论。只有经过严肃认真的思考,才能做出合乎党性的判断;只有以坚持真理、改正错误的原则解决矛盾,才能在未来的战斗、生活中坚定不移地勇往直前。也许有人要说;“向自己提出疑问‘到底错没错’,这不是说明已经对自己产生动摇吗?”提问者如果出自无产阶级的政治帮助,那没有二话,虚心诚恳全部接受。若是出于敌意讥讽,那也没什么,本来已早在预料。因为出自敌对者的不是水就是火。不过他也将感到并没捞到半根稻草。回答他的不是因为作了提问而投降、屈服,却是相反——更加坚定。作为共产主义者,应该要求自己在斗争中自觉提高政治修养。对敌绝不稚气,对己也绝不能放松。事情本来就没什么奥妙,不必遮掩绘描。

    (二)我不能拿原则做交易

    作为一个普通党员,一个三门干部,在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尖锐复杂斗争中,首次远离了集体,得不到(或没意识到)党的具体领导,完全独立地主宰自己,必然会感到寸步难行,这本是严肃的考核,也是最严格的锻炼改造。党教导过:“个人离开集体,个人想作一点事业,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没有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就将寸步难行,一事无成。……”当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地方,听到那些提问,不能不对自己作一番考察。为什么会远离了那个完好的战斗的集体(干校十二连)?为什么远离了组织?为什么没和他们组成一个集体去共同战斗?他们送出了我不是他们的错,我不能拿原则作交易也合乎原则。因此我没有错。那么问题在哪里?无疑是他们更会革命,是他们更懂得如何战斗。古往今来干革命就难免坐牢,但会革命的不一定都得坐牢。革命有时候是会暂时离开群众,离开集体,离开党。但也绝非必经之道。今天我和他们未同行,异于形式,还是异于内容,不能不去思量。在这点上曾听到过提问:“难道干校那么多人都错了,人家都是不革命?被专政的却只你一个。你和广大人民为敌,还坚持顽固……”这个问题过去不是没想过,当时的心情——“观点、原则不能放弃,集体又不舍得远离。但到了二者不能双得,宁肯远离集体,党性原则决不放弃。”若那时只是预想,目前即成课题。正因为从来没有远离过集体,所以疑问才再度浮起。共产党员就是这样地不能离开集体,不愿和不该远离集体。但当她感到需要独立时,她会努力学会独立主宰自己。难道干革命非得有什么陪伴和随从。“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干校这么多人有他们的具体情况,这个问题本来不是探讨和急需,不过而对提问者,也可回答两句。不能说干校那么多人,革命的就是我自己。我有我的特殊,他们有他们的具体。他们中间有身经战火考验的老干部、老革命,有在基层锻炼出来的新干部,有贫下中农出身的战士,也有工人阶级、革命干部子弟,和红旗下成长的后起。

    (三)前提和目的只有一个:捍卫党的原则和革命利益

    而我是被党解放者,是一个三门干部,还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虽得到党的培养抚育,也曾立志钻研辩证唯物论,献身共产主义,但从未经受严酷的考验和尖锐斗争的洗礼。解放以来,虽经历次运动,为捍卫党的利益自觉战斗,不能说寥寥无几,但多数是整别人多,自己顺利过关没真正卷进去。不能说毫无锻炼提高,但未象今天斗争中遇到这样尖锐实际的问题。过去虽也学了点马列主义,但从书本到书本,不会应用于革命实际。运动越深入越感到自身具有的是知识分子的全部劣根性和恶习。在这不可多得的战斗年代中,再不能作懒汉和糊涂虫,行动要自理,思考要独立,以严肃认真战斗的科学态度,在斗争实践中去掌握无产阶级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经风雨见世面,全身心地投入运动,监狱牢房以及更为严峻的考验会有助改造世界观,只有在斗争的征途中无所畏惧,才能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把自己雕塑成器。前提和目的只有一个:捍卫党的原则和革命的利益。这就是我要走的道路。因为人要学会走路,也得学会摔跤,而且只有经摔跤他才能学会走路。但是,如果我们都成了襁褓儿,那末谁来包扎我们呢?如果我们都躺在摇篮里,那末谁来摇我们呢?如果我们都成了囚犯、那么谁来看守呢?用这个比喻也许不尽恰当,但我觉得起码可以借用一下作个表达的形象。干校那么多人为什么被专政的就我一个,对这个问题我只能暂作这样的回答;因为构成这一结果的,不只是我一个方面的问题。至于那另一个方面。我不想评说得过细。如果说和干校成员有差异,就因为需要补上这丢下的课题。是一个普通党员对待路线斗争应尽的义务和权利,因此我认为自己没有错,是出自内心的急需。

    (四)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

    就这样我投身运动,学习最高指示:“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不论你是农人也罢、工人也罢、商人也罢、学生也罢、教员也罢、兵士也罢、警察也罢、乞丐也罢、女人也罢,你总有发言权,并且你一定应该发言,并且你一定能够发言。只要你将你那不应该自疑的疑点祛去,你便立刻发现你自己的重大本领和重大责任。这本领发现在你的心坎里,这责任便立刻落在你的双肩上。”我遵照这教导开始感到运动中的一些问题(集中于路线斗争问题)。但弄不清楚,尤其是当明确听到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党内路线斗争,是党内两个司令部间路线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但构成这场长期的路线之争的内容究竟表现在哪些问题?它的由来、发展过程、内容表现又是怎样的呢?确实令人摸不着头脑,感到这次路线之争和党内历史上的历次路线斗争大不一样,问题不清晰。到底是场什么性质的斗争?如果说路线之争,他又上有什么特点?斗争的两个方面,正确一方如何正确?错误一方又错在哪里?不弄清这些问题又怎能主宰自己的行动呢?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那么反映这场斗争的是什么阶级内容构成的呢?不弄清这些问题,立足点就有可能站错,就会不明确自己到底是为哪个阶级(阶层)利益去战斗,也许会在客观上形成完全相反的效果,于是我如饥如渴地去寻求解决问题的入门之径。

    (五)为了革命学会独立奋战

    这对于一个被夺去了党的具体领导的(即停止党组织生活)普通党员,一个不懂得阶级斗争,未经过严峻斗争锻炼的普通党员来说,不能不遇到极大的困难。在紧张激烈的斗争中,在斗争进程的每一个转折点,不能不使她越发感到,个人简直无能为力,寸步难行,有气该往何处使?有力该往哪儿添?一心只想,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力争在斗争中为党、为革命的利益尽到应尽的责任。为了实现这个心愿,有时处于不能自控的焦躁不安。也反复地有过遇难而退,想苟且偷安,不再想什么问题,不再考虑钻研,革命不少我一人,随大溜往前混,跟着走,糊里糊涂地干……但这是错的,在闪念的时候就能判断,是企图逃避斗争,辜负党和人民的培养期望,和共产党员称号不能相容。怎么办?抛掉私心扔掉杂念,一个心思:为了革命学会独立奋战,在战友和同志的关怀帮助下,在斗争的锤炼中,去学会游泳。决心既下,就需不畏艰险。努力学习遵照导师们的教导奋勇向前。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

    (六)学习革命真理,要用一番极认真、极艰苦而浩繁的功夫

    随着斗争的日益深入,越发感到自己懂得太少,幼稚得可怜。过去对待政治斗争极不严肃认真。这就需要象列宁教导那样去做,“如果一个共产主义者不用一番极认真、极艰苦而浩繁的功夫,不理解他必须用批判的态度来对待的事物,便想根据自己学到的共产主义的现成结论来炫耀一番,这样的共产主 义者是很可怜的。这种不求甚解的态度是极端有害的。要是知道自己懂得太少,那就要设法使自己懂得多一些。”“为了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不用相当的独立功夫,不论在哪个严重的问题上,都不能找出真理:谁怕用功夫,谁就无法找到真理。”在斗争的进程中确确实实地感到,要树立起坚定的合乎真理的信念,不经过这样的过程是做不到的。于是围绕上述关于路线斗争问题,苦思苦想,探索钻研,随着运动的发展,我积累起不少疑问,也形成了自己的(看法)观点(不具体谈,见原交代材料及本材料的第二部分)。初步感到正象列宁《论国家》一书中比喻的那样:“每个想认真思考和独立领会这个问题的人,都必须再三研究,反复探讨,从各方面思考,才能获得明白透彻的了解。……只有学会独立判断这个问题的时候,才能认为自己的信念已经十分坚定,才能在任何人而前,在任何时候,很好地坚持这种信念。”①

    ①《列宁选集》第4卷第42页。

    疑问产生来自运动的观感和实践,观点的形成经过独立的思考判断,不是别人强加,更不是受了蒙蔽欺骗。检点言行没越过党纪国法的规范。她知道自己是个党员,所以虽有疑虑,但从未和任何人私下散布过(包括自己的爱人在内),都是经过一定组织形式允许和运动中勒令作的交代。至于和极个别的同志提出过一点问题,但那些问题根本构不成犯法违法。全部观点言行综合一起,也构不成什么反革命的罪犯。若从一个党员对党应无限忠心,万分信任来说,也觉得问题不能小看,但拿今天运动与党内斗争历史相比,也确属罕见。这怎能单单去怪罪一个普通党员?!

    (七)经过斗争岁月的磨炼,才开始体会到斗争生活的香甜

    虽经过大会小会的无数次斗争批判,不能以理服人,没解决疑难,至于一些无端的指责——“因为运动触动了你们这个既得利益集团”;“把你们那个资产阶级天堂砸烂”;“你的那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王国被震撼”,“所以你才如此疯狂要为大大小小走资派翻案”……对待这些批评、质问也联系自己挖过根源,并力图上纲上线,打破私心杂念的阻拦。但冷静地严肃地去分析,这些确实不是构成问题的本源。若是为了个人既得利益,保持个人的平静危安,又何必那样地去折磨自己,尽管不懂阶级斗争,政治幼稚,但也慢慢懂得这是和政治生命相关的大事,不能任性蛮干。一人归案全家牵连,没有矛盾才纯属骗人。但经过斗争终能认识这才是私心杂念。在刚刚接受劳动锻炼时的子里,本来就体弱病缠身,不管是修道、挖渠,还是扶苗、铲地,路线斗争问题在脑中转起来就不知停息。为了找到答案,宁肯少睡觉也要保证学习。只有这时才感到,只有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只有学会运用革命理论才会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列宁)。

    在那些不停息的斗争岁月里,经过多少个不眠的夜晚,在自己还处于不自觉或半自觉状态时,斗争的考验有如恶魔缠身,生活是搅拌着泪水行进。但经过斗争岁月的磨炼,才开始体会到斗争生活的香甜。因为她感到了生命没有倒退,在向前。

    (八)为了寻求真理,个人的一切都可抛开

    扪心自问确实不是为了什么个人。如果出自个人,难道家庭父母子女不值得挂牵?远离双亲、子女一年、二年……,若坚持立场观点不放,也许就永远不能相见。世界上母亲千万个,那一个没有慈母心(暂允许抛开阶级分析观点来比喻)?难道说唯有我张志新的心最毒狠!?不,凡是了解我的人都不难得出评论。但为了寻求真理,这一切都可抛开,生活、革命的意义本来就不是这么个小圈圈。在那些难忘的场合中,别人都可以有说有笑,欢乐成群,唯独我只许沉默寡言规规矩矩地坐立在“一小撮”的行间。如果是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是坚持党的政治原则,这样的处境对一个自尊心十分强的人,又怎能长期容忍。

    (九)想到党的利益,个人吃点苦头又算了什么

    九月二十四日,在十二大队群众批斗声讨大会上,一个女共产党员、机关干部究竟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被昔日的同志、战友,两个男子大汉,抓着头发,挂着大牌,双臂背扭,蹲不能蹲、站不能站地按倒在主席台前,如果她不明确自己是在坚持党的政治原则,这样的尝试只能使她气断体魂。但想到党的利益,个人吃点苦头又算了什么,所以她气的不是自己昔日的战友和同志,她知道他们和自己都是无罪的人!我没错。我认为自己言行没有和广大劳动人民为敌,更不能说和世界革命人民为敌。我不是攻击和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应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我认为在热爱党、热爱领袖毛主席、信赖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个问题上,我和广大劳动群众、世界革命人民是站在一个立场的,仅仅是目前的表现形态不同而已。他们表现形式是直接的,而我则是曲线式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得出这样一个形象式比喻也是有它的过程和根据的。如果从目前所处的形式状态看,我脱离了劳动人民和革命群众。对此,有时自己都激动得不能自控。祖国在前进,纯朴的劳动、革命群众、一代共产主义新人在祖国各个战线上成长。……他们那些惊人事迹,哪个人看了能不动心弦,不热泪翻滚!谁不想能和这样的劳动群众生活在一起,共命运同时吸。又有谁愿承受与他们——这些共产主义战士——为敌的罪名。除非是死心塌地的阶级敌人。但话又说回来了,“他们都是那样热爱毛主席、信赖无产阶级司令部,而你却是反对。”事情正是出自这个原因。

    (十)见错不究,不促其改变,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如果说过去三脱离,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曾到过农村几次,虽然时间不长,地点不多(红旗大队、老户大队和清原县某第四队),但仅就初步接触了解,确确实实感到我们国家的广大劳动者,对党对领袖的热爱、信赖,是世界其他民族难以比拟的(这说法也许出自主观感受,没更多理性说明)。只要是传达了党的声音、毛主席指示,没二话照办,照办,还是照办!不管闯多少难,经多少险,只知道一个字:干!是一些多么好的革命群众,有了这样好的群众什么奇迹都可创造出来。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什么敌人都能战胜。“毛主席”这三个字在他们心中,已不是一般称呼,是表达了对整个党的忠心,对整个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忠心;倾吐了自身的及祖祖辈辈几代人对领袖对党对革命的感想;寄托了对整个未来的希望,捧 出了他们全部生命和灵魂。正因为初步有了这些感受,才激起了我开始懂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肩负的光荣责任,对党的事业对广大劳动人民的责任。那就不是单单完成分担的工作,也不仅仅是自觉地去宣传一下党的一般政策、思想,一般勤恳地体现两个“完全”、“彻底”,更重要的也是刻不容缓、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路线斗争中自觉地去坚持党的原则、利益,维护党的团结和真正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使党能更坚强地团结一致地领导全国人民战胜一穷二白,更迅速地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因此当我发现这场路线斗争有问题时,就不能图清闲,找清静,不去为真理为捍卫党的利益而斗争,见错不究,不促其改变,还算什么共产党员!作为党的干部,在路线斗争这一绝顶的大是大非面前,不能为促进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而奋斗,又怎能对得起党和人民的培养和期望,又怎能谈得上是同呼吸共命运?!

    (十一)忘记就是背叛

    从自己的情况看,被党培养这么多年,保送我升了大学,又送我把军参,提前调出放在需要的工作岗位上,一直信任我,把重要工作委任……,这一切怎能忘记,忘记就是背叛!在我学习的年代里,或工作的岁月中,不是别人,正是广大的贫下中农阶级弟兄,终年勤奋劳动使得我们终日饱餐,给我们的学习、工作提供了优越条件。在路线斗争中那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如若少闻未见也可不加责难,一旦发觉仍处之泰然,贪图个人安全,不究不管,那么有朝一日被阶级弟兄质问:“供你们念这么多书,享有这么优越条件,为什么没发现问题,见到了又置之不问,好象与己无关。你们是谁的干部,是什么党员,难道你们光会吃饭?!”那时候该作出什么回言?也许有人要反驳指责说:“你这是纯属找借口,自命不凡,兜售群众落后论。”当然,不能同意这个意见。我们的广大劳动群众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只有他们才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他们最有政治远见,观察问题最尖锐最全面。但是由于祖国一穷二白的底子,经济文化落后已形成历史局限,使他们至今不能不被繁重的劳动纠缠,如果他们具有我们这样(既往)的条件,能读那么多书,见闻那么广,能钻研马列主义道理,会比我们运用得好得多,早会发现问题,促进解决问题。但是现实情况,是历史给他们造成的局限。因此我们的责任就更加不允缩减。只有这样认识自己的责任,完成自己的重担,才是和他们站在一条线。所以我认为自己没有错,没有和广大人民为敌,而是和他们出自一个心愿。更不是什么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作为对司令部某些成员有疑虑,有意见,提出不同看法异议,或思想上保留,组织上服从,不能视为攻击整个司令部。

    (十二)个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凌驾于党之上

    党教导说:个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凌驾于党之上。“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工农基本群众是在我们方面。”为了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要求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负责的领导干部,都深刻反省自己的弱点,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任何人都不应有自满自足、自私自利的观念,要提倡大公无私,忠实朴素,埋头苦干,眼睛向下,实事求是,力戒骄傲,力戒肤浅的作风。”“在党内,在党外,都大大地提倡民主作风、不论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不是恶意攻击,允许大家讲话 讲错了也不要紧。”而“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有些工作人员习惯于独断专行,而不善于启发人们的批评讨论,不善于运用民主作风。……别人提不得不同意见,提了就不高兴。只爱听恭维的话,不爱听批评的话。”“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应当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

    “有缺点就公开讲出是缺点,有错误就公开讲是错误,一经纠正之后,缺点就不再是缺点,错误也就变成正确了。”“犯错误对一个先进阶级的战斗的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坚持错误,虚伪地不好意思承认错误和纠正错误。”“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自己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 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

    既然党是以这样的原则谆谆教导着我们,给我们鼓气撑腰,如果上述原则还成立,作为一个先进阶级政党的成员之一,虽然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党员,但同时又是一个身担党的意识形态领域——宣传工作干部,又怎么能不去尽自己对党、对人民、对革命的义务。

    (十三)我们从来主张讲老实话,讲真话

    当她产生疑虑、意见(即便是反对的意见,甚至是错误的也好),按照党的纪律原则提出,又怎么能说是攻击、是属于敌我性质的矛盾呢?难道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口是心非,充当政治两面派才更合法吗?(当然对于阶级敌人任何时候也不能允许他们充当反革命的一面派)如果是正常的党内路线斗争,就不必使用革命两面政策。党教导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从来主张讲老实话,讲真话,因为她知道这是在向党讲话,她明确地知道从入党那天起就把全部生命、灵魂都交给了党,交给了无产阶级司令部,一切再不单单是属于她个人。难道还有什么看法、疑问、意见不可向党倾吐吗?她相信党,相信无产阶级司令部是能够也应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基础去指导她的思想和行动,指出对与错,并告诫她路途该怎么行。倘若事情不是这样,而是相反,那又怎么能顺从。如果硬要坚持说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无产阶级专政,那就只能这样回答:她攻击的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无产阶级专政,固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只能履行马列主义原则。体现的是党的民主集中制,是集体领导:维护的是党的团结,不是搞分裂,维护党的纪律而不是涣散党的纪律,如果来稍微削弱一点,那么事实上就不是执行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在帮助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声称加强了的不会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无产阶级专政,而只能是其反面。

    (十四)想要革命吗,你就应当是强者

    作为马列主义者的共产党人,坚持革命立场,反对修正主义,向错误斗争,是天经地义。党在教育她的党员时,从来都是让他们坚持真理,敢于斗争。是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应当无所畏惧的。她襟怀坦白,因为不是为了谋求什么私利,或维护利益相关的某一宗派和阶层。所以,不能不坚持真理,不能不旗帜鲜明,政治上采取诚实的态度,是有力量的表现;采取欺骗的态度,是软弱的表现。要敢于正视真理,不管真理使人多么痛苦!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想要革命吗,你就应当是强者——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宣言!我没有错!不是什么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不是与人民力敌!

    也许又会有人指责,既然是如此光明磊落,为什么你成了孤零零的少数?口口声声称共产党员,为什么又不执行党的组织原则——“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从形式上看目前是处于少数。决定事物矛盾性质,不应只看数量不问本质,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因此也不能孤立停滞地看问题。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特殊性。任何物质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至于我所以成为形式上的暂时的少数,是因为具有着我的矛盾特殊性。上述全部过程和内容就是构成我这一个物质运动形式中矛盾的特殊性的全部总和。如果只是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从简单的数量上去看问题,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也就无从科学地辨别事物,认识事物的本质。当然,在研究这一矛盾的特殊性时,还不能停滞地去看,要从被这一根本矛盾所决定的整个发展过程去判断。谁如果在社会政治斗争中,只知道用简单的数字计算法,去观察判断问题,那他不是不自觉地受了庸俗社会学的蒙蔽和影响,就是自觉地在为错误辩护(除此之外就是特殊需要)。

    (原载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九日《辽宁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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