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长沙岳麓山禹碑蝌蚪文解读 -- 张新泉

汉代以来，禹碑就断断续续于文史志书资料中出现，也不断被人陆陆续续发現踪迹。魏晋南朝时，一些道士、学者、官员、皇家宗室，曾与它有丝藕关联。宋明以后，一些学者、道士、地方官员，或翻刻或拓印或复制石碑于四方。

这期间，接触过禹碑蝌蚪文符的，免不了都会要对之研究一番，会尝试阅读理解、古文翻译一下。

结果也自然都是望碑兴叹不知所云不了了之。

明代嘉靖时期的才子状元学者、权臣二代流放官员杨慎，肯定不是历史上最早尝试译读《禹碑》蝌蚪文符者。但他却大概是自认为或被公认为最早完整释读出了一篇《禹碑》文章的人。

杨慎手书释读禹碑序文

杨慎释读《禹碑》，既有他在文字文化研究上的个人兴趣使然，更多的则是掺杂了政治因素上的考量。他的释读并不单纯，他把古人字典当成八股文章翻译题目，结果自然也就差之千里谬出地球。

嘉靖三年，承祧继位的嘉靖帝不甘心皇权被侵犯侵蚀侵夺，掀动大议礼政潮。四朝元老两朝首辅皇帝空窗期摄政四十余天的权臣杨廷和致仕。其子杨慎高呼"国家养士百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朝"，鼓动数百朝臣官员跪谏宫门。

嘉靖帝借机清空朝堂，当场就打了二百多官员屁股，投闲置散。将杨慎流放云南，"永不叙用"。

嘉靖十三年前后，大议礼政潮中，因支持嘉靖而大获全胜被快速提拔上位的首辅张璁请病辞官，不久去世(嘉靖十八年)。

此时，流放云南已十年的杨慎，拿到了张素张碧泉送来的长沙岳麓《禹碑》拓本。于是，游山玩水泡温泉之余，他很是花了一番心思去解读《禹碑》。

不久后，大明朝很多地方很快就掀起一场翻刻岣嵝碑的浪潮，这股浪潮甚至一直持续到万历初年。流风所及，到万历早期后，甚至连海外藩属朝鲜日本也纷纷效仿，那里的儒家学者、官员，也在其国内翻印禹碑拓本，到处刻石立碑。

禹碑母本翻刻复制

明代各地及朝鲜日本翻刻的《禹碑》、《岣嵝碑》....，摹刻形制大都与最早版本岳麓《禹碑》有明显差异。

大韩平水土赞碑屏风

它们基本上都不再按原来母本禹碑上的九行九列(最左第一行五列）去排列字符，而是参考借鉴采用了杨慎解读文字后，按照更符合当时阅读习惯的形制重新排列。

云南安宁温泉禹碑(杨慎释读标准版本)

换言之，明代嘉靖年间很多地方官僚、学者卷入参与这场翻刻浪潮，大家其实对禹碑蝌蚪文符都没有什么真正的兴趣。他们只是彼此心照不宣地默默地在为长期流放的杨慎吹了集合号后，"看齐队伍"“站了一次队”。

杨慎释文禹碑书法作品

秉政时间将长达四十五年的嘉靖帝，在大议礼案后被迅速提拔的张璁等人辅助下，威权日盛。大议礼案中被廷杖后投闲置散的官员们，十年过去了，他们不但没能因廷杖涨资历声望反而只能看到前途日益渺茫。他们这次集体站队，也是一次小型的政治抗议、情绪发泄。

杨慎释读《禹碑》，有没有投向往修仙一心"慕道"的嘉靖所好意思呢？从他释读的文字与序文讲叙的经过来看，其实也有不少故弄玄虚的嫌疑。

父亲去世已五年，流放蛮荒已十年，朝堂上又将有大的变动，他又不是甘当咸鱼之辈，那时尝试一下投石问路，也是正常之举。

《禹碑》上的蝌蚪文字现在已经能确定就是古版《尚书》《洪范》《禹贡》纲目，杨慎当年的解读完全是牵强附会。

那些为杨慎站台的明代地方官员、学者名流、闲散官员到处翻刻复制的禹碑，也都是被杨慎误导，以讹传讹，甚至可以说是都变成了一场不伦不类闹剧笑话的参与者。他们本来也只是随声附和充当站台吹鼓手帮闲。

那么，杨慎当年的解读错误，究竟是失误，还是主观故意呢？

这又关涉几个问题。

杨慎之前，是否有人正确解读过《禹碑》？

比如宋代的王安石变法派这些人，现在存世最早的《禹碑》母本，就是他们这些变法新党派人去临摹刻制的。而王安石当时变法的纲领就是《洪范五行》。他们刻录的版本，形制明显与《洪范九畴》相关。

要说他们完全不知道《禹碑》与《洪范》的关联，很难说得过去。

当然，要让他们一个个的字符讲清楚，为何这个符号是这个字不是那字，恐怕他们也办不到。

毕竟，这东西就是个孤本，甲骨文那时还没出土。甲骨金榴大篆小篆这些古文字之间，中间断档太多了。

同样，杨慎即便略知禹碑与《洪范》关联，他当时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吗？

杨慎即便能解决一二，但他还有时间吗？

从嘉靖十三年他拿到张素张碧泉送来的禹碑拓本后的一系列操作来看，他根本没有做长期细细研读的打算。只是在精心做了拿手好戏对图作文揣摩出了一篇八股文章后，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忙于政治操作了。

此外，杨慎他也有和宋代、汉代儒士相同的难题。即便他知道禹碑与《洪范》关联后，他们当时敢公之于众吗？

这就转回到那个难解之谜了，禹碑与《洪范》的关系，为什么要被隐藏掩盖埋没？

此外，杨姓杨氏在《禹碑》上误导世人，其实杨慎还并非最早的。

古南岳天柱山，岣嵝二字呼之欲出一望可知

隋杨政权当年把南岳从古代的潜山天柱山，改封为现在的衡阳衡山。造成史志书记录与禹碑实物各种踪迹矛盾、成迷，也误导了很多人。找寻禹碑线索时，就必须注意隋代以前的资料和隋唐以后的记录，常常是有互相矛盾之处的。隋朝之后，摘录翻印抄写古书资料的人，常常以此为彼张冠李戴混为一谈。

如果再考虑到杨氏杨姓与胡人、佛门之间，汉代以来的渊源深厚源远流长。考量汉代、隋唐、嘉靖时的佛道之间明争暗斗，杨慎的解读、误导，也许甚至还另有玄机，当然那也就难免有罗织之嫌了。

杨慎与禹碑关联年表：

嘉靖三年，承祧继位的嘉靖不甘受制于人，发动大议礼。四朝元老二朝首辅杨廷和“致仕。”杨慎(杨廷和子）发起二百余朝臣抗谏。杨慎被流放云南，“永不叙用”。

嘉靖八年，杨廷和去世。

嘉靖十三年，长沙兵备道张素(张碧泉)将拓印《禹碑》带给杨慎。帮嘉靖打赢大议礼政争的宠臣，杨家政敌首辅张璁多次请辞。

杨慎这时已流放十年，年已五十。

嘉靖十五年，张璁致仕归乡，杨慎解读《禹碑》，并作序文、诗，广寄友人。

各地开始摹刻禹碑。

张新泉

甲辰立秋於龙江虎林

华夏文明上古帝王两大特点及其影响

一，巡狩

上中时代，华夏文明是万族万邦星罗棋布、群星闪耀分散四方。渔猎、采集、游牧长期是主流生产生活方式。建城立廓定居农耕，到尧舜禹时才渐渐有所发展，到夏代才相对成熟。定都不迁，农耕大发展，甚至要到商代中晚期、周代才成熟。

这也就造成了上古帝王活动地域分布极广，居住地流动性极大状况。这种模式根本不同于后世帝王们大多困于王都、王宫的模式。

他们主要统治方式、日常行为模式，更近似于游牧民族的宫帐、捺钵、巡狩制度。

上古帝王通常是周期性地在华夏文明几个地区性中心区域间，来回迁移走动。

他们一生主要事功发生区域、统治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宗教祭祀中心以及出生地、陵葬地、婚姻地、子嗣封地……，常常彼此全都悬隔数百千里乃至万里，甚至没有一个相同。

帝尧生于某地，即位于另外某地。娶妻于又一地，子孙封地又在另一地。祭天于某地，祭祖、祭母又在这里、那里。他巡狩到历山，觉得舜不错，带在身边。一起到了“三星堆"(或另外某处)，又觉得鲧可用，带到某地，又让他治水。又到了哪哪，让帝舜处理某事，与帝舜分开。然后帝尧死在某地，群臣又跑帝舜那里，拥舜即位。

后世帝王生老病死、一生活动、王朝政治经济祭祀中心，全集中于王都王宫。如果习惯性地按这种高度中央集权模式思考，就很难理解先秦上古分权分离的前封建时代之帝王行为模式。

上古帝王大多还比较长寿，这也更加地令他们的行踪、功业，完全不同于后世那些既短命又困于宫城皇城都城更平常帝王们。

上古帝王在主流行为模式方面，更近似于耶律洪基、成吉思汗、康熙乾隆这些人，且往往比他们更长寿，动不动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也更日常。他们的统治方式以及与地方关系，更趋近"联盟联邦邦联独联体欧盟上合组织化“、更"和平仁爱、亲民民主、尊重地方权利认同分权”。

上古帝王，地位更近似终身制的联合国秘书长，欧盟、独联体或终身制与轮值制结合的上合组织轮值国主席。

三皇五帝、尧舜禹都相当于是长年到处巡视、终身任职、在位时间动辄五十年以上华夏文明区域内的联合国秘书长、欧盟主席。

二，寿命

中国古人寿命问题，可以说是个历史谜题集。而上古帝王的寿命问题，就是其中比较突岀的历史谜题。

史料记载的诸多上古帝王，寿命都超长。

他们的寿命不但远超当时普通人、后世普通人、后世帝王，脱离了当时生产力生活水准、医疗卫生条件。甚至较之于今天现代生产力水准、现代医疗科技条件下的平均寿命，他们的寿命常常也会高出一大截。

对这个问题，历来解读大体上有以下几种：

其一，上古帝王生平寿命多系传说，无当时实际文字书史、也缺少考古尸骨实物证明。

口耳之间代代传说，也就难免失真、夸大乃至神化。

其二，上古帝王多系部落联盟或邦国首领，未必是同一人，只有一人。

同一个帝王名号，很可能被掌管联盟事务的同一部落的几个几代首领所共同使用。尧帝、舜帝、禹帝，可能只是代表三个强盛部落分别主掌部落联盟邦国事务的不同时期，而并非只是三个具体帝王个人。

其三，一些古代方术、上古医家文献资料中，讨论过上古帝王长寿问题。

它们认为上古帝王之所以长寿，是他们讲究养生有道，当时医药高效医术手段高超。

这三种解读，前两种解读实际上否定了上古帝王的长寿。后一种解释现代人以现代医学等科学体系去观察，又显然会感觉过于牵强。

那么，上古帝王的实际寿命，就真地不可能那么长寿吗？

简单而言，上古之帝王比上古普通人寿命更长，这比较容易让人理解接受。

但限于当时生产力生活水准、医疗卫生条件，他们寿命再长也应有合理限度。动辄八九十岁，一百几十岁，还是让人难以理解。

那么，上古帝王为何往往能比后世帝王更长寿？

首先，上古之时帝王传承与后世的继承制度不同，也没有后世的后宫制度。

夏商周之后，尤其是周礼嫡长继承制、封建制度确立后，帝王广立后宫以求多子多福成为制度性强制性需求。这让后世帝王大多沦为生育工具机器。

很多王朝中后期帝王常常陷入儿孙稀少怪圈，被后继乏人问题困扰，同时却又经常被大忠臣们直言切谏要戒色不要荒淫好色。

甚至可以说，继承制度缺陷直接降低后世大多数帝王的平均寿命，也大大缩短了王朝寿命。

而上古帝王选择继承者，就不是父子兄弟相承择优，更不是狭隘到自家儿孙中去嫡长盲碰。而是在巡狩天下时，从部落邦国中选择生活习惯、道德操守优良，才智能力俱佳之人。而这些侯选人大多身心健康超过常人，也就更大概率先天就更具备长寿基因。

上古帝王根本就没有后世帝王那种必须广开后宫，变身生育机器的身心压力耗费、强制性制度需求。

其次，上古之时，仍是木石陶器为主。重金属用于饮食餐具极少，上古帝王因饮食而重金属中毒概率减少。

这一时期，即便统治寄生阶级，也距离普通民众不远。公共事务较多，尚未腐朽到醉生梦死成为日常。修仙炼丹之类也尚未发育，砷汞中毒机率极低。

当然，这一条可以存疑。

毕竟，华夏共祖的炎黄两位大佬，传说中一个就是炼丹升仙，另一个也是食百草嗑药成瘾。

此外，这一时期地广人稀，人类主要还是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自然博斗，与人奋斗尚不严重。

宫廷争斗、战争叛乱乃至瘟疫重疾等等对于帝王生命寿命的威胁，都比较后世帝王发生概率更小更少。

这一时期文字初创，教化远未发展。民风尚还淳朴，阴谋诡计还用不上太多，精神焦虑症候也普遍较少。

这一时期，糖、油、盐均属罕有，尚未广普。即便帝王，也难以多糖重盐重油，饮食大多清淡，也较卫生。

所以，上古普通人因为要与天斗与地斗与自然斗，寿命或许不长。但上古帝王们则脱离了这些"低端"生活方式，可以饮食不愁、衣食整洁、不务身体繁劳，精神压力也有限。这样也就具有了长寿的基础条件。

同时，他们相比后世帝王而言，又缺少各种必须作死、自作孽的制度强制、现实需求。权责有限，劳心劳力压力较小，反而具有比后世帝王更长寿的各种现实基础条件。

综上所言，上古帝王寿命八九十岁，乃至过百岁，也未必全无可能，未必尽是代代传说拼凑夸大、虚构。

帝尧：比萧衍、赵构、弘历这些货更长寿，还需要什么理由?

舜帝：老丈人，偶只想知道为嘛要一次送俺俩母老虎？

三，举例

夏代商代早中期，尤其是夏代之前的上古考古，应该注意上古帝王有别于后世的这两个重要特点。

比如，三星堆与濮阳酉水坡，可能都与帝高阳颛顼相关，一者是"绝地天通"祭祀宗教改革发生地，一者是改革后新的祭祀中心。

三星堆的几个挖掘坑，排列大致呈北斗七星状。这一特色，同期或更早期墓葬中，似乎只有河南濮阳西水坡颛顼(?)蚌龙虎墓中存在类似特征。

三星堆与西水坡均发掘于86年∽87年，墓葬岀土文物、文化符号与祭祀、天文星相方向的关联更加密切。而86∽87年天文学上是有大事件的，既有哈雷慧星周期回归的周期性事件，还有所谓超新星大爆炸的偶然性(?)更大事件。

这种相互关联神秘色彩比较重，不太符合"科学"客观范畴，可能只是时间上的纯属巧合。但也值得注意。

古文献资料中，古蜀文明与帝高阳、颛顼这一支系关联较多。

帝颛顼最有名的事功，就是"绝地天通"。

所谓"绝地天通"，顾名思义，大概率是上古时代的一次祭祀宗教根本改革。

当时各地方文明区域各部族有着众多巫教、多神信仰自然崇拜，但已逐步为公共宗教祭祀一神教、祖宗祭祀、统一集中教权所取代。神权政治大发展，会严重干扰世俗权力正常运行。于是颛顼帝采取果决措施，切断神权向世俗权力渗透，实行了政教分离。

三星堆的青铜神树、大铜人、“外星"造型……很可能是"绝地天通"改革后，公共宗教已经完成教权统一，确立了统一祭祀树立了新的宗教信仰时，所创制采用的仪制礼器。

帝颛顼时，可能主要是用玉、陶造型。夏商时代的帝颛顼高阳氏支庶后裔、后世的“教宗"们，才逐渐用青铜代替。

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与河南安阳及濮阳西水坡一带夏商时代同期或更早期文物，有许多相关类似文化联系。不少文物，与"绝地天通"这类祭祀宗教大变革，关系更大。而不是与军事战争、帝王首领墓葬相关联。

屈原《离骚》自陈，楚人系帝高阳之苗裔。

三星堆在地域特征上，除了与夏禹帝岀生地北川禹里较近，与楚文明在地域上也是关联的。太阳鸟金箔图形，与楚文化核心之凤凰、殷商之天命玄鸟，也或许似有关联。

综上，三星堆文化特征，或与帝颛顼一系关联颇多。

分析考察上古文明文化，人们常常被相关文化符号在地域分布上的分散特征弄得迷茫。

夏禹帝之踪迹，遍布大河大江上中下游、名山大川，让人不能不疑其附会牵强。

更早的三皇五帝，就似乎更是只有传说近似神话了。

三星堆、西水坡与帝颛顼之文化关联，似是而难定。地域上是大山大江大河几千里之遥，重重险阻悬隔。实在让人难以想象，两者彼此相关联。没有文字，也实在让人头痛。

但如果考虑到上古帝王的活动方式行为模式、寿命特点，也就不再难以理解。

四，靡不有初，唯我有终。

近代考古学传入后，周代之前的历史，甚至夏商时代都一直被人疑古。

即便殷墟、甲骨文先后为大规模考古发掘证实，商代之前的历史至今也仍颇受质疑。

夏代之前，年代与世系，几乎全赖口头传说。因为文献资料极少，甚至成为所谓"神话“时代。

夏代城址已发掘不少，但因为所谓的无文少典，至今难以厘清。夏代之前，就更不用说了。三皇五帝尧舜禹，至今也完全都是只能作为传说乃至神话参考。

其原因又恰恰尤其在于两个方面：

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大多长寿，这有悖基于当时生产力生活条件水准、医疗卫生水准岀发的理性逻辑推断；

上古帝王活动轨迹过于地域广阔，也有悖基于当时交通状况、生产力水准的合理推断。

然而，这两个最大疑点，其实更多的只是近现代学人思考分析上自陷思维窠臼所致。

把相关文献资料与古代若干类似的前王政时代部落文明对比综合分析，这些所谓的疑点反而正是大概率真实事件。也是华夏文明赖以立足于世且传承至今的重要原因。

基本上来说，2100BC之前——3000BC的考古，都要考虑上古帝王巡狩制度模式产生的影响。

两个、几个文化遗址岀现众多类似文化特征时，要考虑它们这些相似特征极可能正是某一位上古帝王巡狩所致结果。

可以考虑根据文献资料规划出各上古帝王活动轨迹，再与城邦部落遗址文明考古文化传播交流轨迹作对应比较，再根据年代先后，综合分析上古时期中华文明内部各支系起源与交流互动情形。

中华文明内部各支各系的交流，先天就较少战争冲突，而更多相互和平交流融合。很早就呈现多源并起而又趋向中心统一。

这一特征与中华文明特殊地理方位结构、特定婚姻宗法祭祀文化等先天后天主客观条件有更大关系，也构成五千年文明绵延不断绝最重要最突出特点。

它与中亚南亚北非西方美洲其它古代文明，有明显差别。

上古帝王巡狩制度及选贤任能禅让传承机制，以及因此有更高比例长寿帝王主持事务，华夏文明发展进程在其萌芽期得以能稳定持久和平融合式推进，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它们也恰恰是塑造华夏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独特性的关键因素之一。它们既因于独特地理、自然条件等客观因素，本身又成为华夏文明独特性重要源起。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而华夏文明能成就人类史上唯一延继五千年之独特文明，成为唯一"有终“之"鲜"，正在于华夏文明之"初"，从一开始就有各种独特性与众不同。

它们在历史发展进程长河中不断发挥着各种影响，造就了中华文明的唯一性。

附:

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蚌壳龙虎墓葬，墓主或许是张氏始祖张挥公。

墓主应该不是三皇五帝。

因为形制规格、陪葬物品等等，都不够"级别"。

从墓主之墓葬规格、形制、内容而论，他也不应只是普通部落首领。墓主应该与古代天文、历法、宗教祭祀事务关系较为紧密。

墓顶弧形，既象征天圆地方，亦可视为所谓"观弧星而制弓矢″。墓主下方向来被视作"北斗七星"象征的小腿骨与蚌壳三角组合，其实也可以看作"箭矢″。

张挥公辅颛顼帝，发明弓箭，制颛顼历。地位级别、一生功业，与墓葬诸多信息相符。

张氏在华夏原生独有自成的宗教——道教体系中地位独特，其渊源恐怕比张良师从黄石公学黄老道、张道陵创天师道还要更久远。

左龙右虎之类，向来明显可视为道家文化信息，尤其是张氏道教派系更是所谓龙虎道派之主干。以此墓葬而论，当时显然已有比较成熟、系统的相应观念乃至"理论″体系。

由此，道家之起源，恐怕自黄帝时代始，若干道家宗教信仰之关键"理论"体系、观念要素就已经创设、形成。并非春秋战国之后，才由老聃、庄周等人逐渐创建。老庄等人，也许只是道家"理论体系"之整理编纂者、发扬发展、集大成者。

张新泉

甲辰立秋修订于龙江鸡西虎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