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长沙岳麓山禹碑蝌蚪文解读 -- 张新泉

1，宿命论

讨论嫡长子继承制得失、商文明起源特征趋势、孔子早期儒家双重性多重性或两面性多面性、考证都尉朝名实……乃至"考证"姬昌婚姻、周易作者、商周婚姻政治、周易系辞与历史自然事件之关联、论语与尚书周易"大义微言"、禹碑蝌蚪文字解读、洛阳武库大火王恭厂爆炸起因影响、中国历史分期……，这些问题课题，其实都可以写成标准规范的学术论文。

但这些文字一旦披上比历史决定论更荒谬的宿命论外套，也就都可能变成为瞎子算命。

瞎子算命就是算准一百次，它所依照的那套技巧戏法也终究不是科学、定理，被它算错的也许有一千次、一万次。

剥去这层外套其实不难，为何不剥去？

科学尽头是神学，并非偶然。

没有混沌、测不准、薛定谔猫……，万有引力、相对论……本质上也都是决定论、宿命论。

没有人定胜天的标准唯心主义，唯物论同样也是决定论、宿命论。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其变只有一而已。

释家讲智慧开悟，最后归为空无。

老家最后主张，究极是绝圣弃智。

这些文章探究的毕竟是本源、终极相关话题，玄学宿命色彩浓一点，不足为奇在所难免理所当然。

剥掉宿命论不难，然后它就更实事求是吗？

也许相反。

宿命论可怕可笑吗？并不可怕也不可笑。熵增定律，灭亡是物质世界共同归宿，人生不满百……也都是各种意义上的宿命，但没什么可怕可笑。

有时候，有一些实事求是反而比较可怕。

这些文字其实就是一种比较可怕的实事求是，而并非什么宿命论。如果它们真的是宿命论，反倒是好事，一点也不可怕。

说起来有些拗口，但懂的应该也能意会。

2，

现在绝大多数国人已无温饱之忧，人均预期寿命也逼近八十。

再过几十年，甚至大多数劳动都会交由智能机器社会化生产体系代劳。

人类过去被婚姻家庭、宗教清规戒律、礼教体系道德法律体系层层捆绑的性压抑，也会逐步大幅松绑解放。

那么，人类就整体上更自由了吗？

食、色性也，归根到底，它们只是基因锁链强加于人的绳索。所谓的食物自由不忧温饱、性自由不再压抑，压根就不是什么自由。

相反，一些古人辟谷、食气、炼内丹外丹、清规戒律苦行，试图摆脱食色性也本能、挣脱基因锁链用各种激素调动人的七情六欲，那才有一点真正得大解脱、真自由的影子。

日复一日的吃喝拉撒睡，即便无须疲于挣命可以混吃等死无忧，终究也不过是生如蝼蚁死如尘埃。

3，

九月六日午时入石鼓书院，三进朱陵后洞。

一进而云起，二进风大作，坐一刻出。雨不下而心怪之，乃三进，方坐而雨骤至矣，雨中不停步，至碑亭而雨止。

与去年游鹤鸣山经历可异同，差相仿佛。

九月七日重游湘潭仙峯庙，曾在山下读书数年。庙中傅仙据说很灵验，这道庙观里，通天教主居中。

九月九日零时十分是毛圣人逝世四十八周年。

九月八日游青年水库时，两只黄蝴蝶飞来飞去。

2024甲辰年白露衡阳石鼓书院禹碑亭

九月九日毛圣人逝世四十八年韶山

一、序言或跋语

二O一九年清明早上，湘西乾州龙江河畔醉爱花肥桥畔的张氏老宅又一年一度对外售卖分享家中祭祖用胙肉。食后翻阅清儒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忽然就得来灵感。当时立刻就动手下笔，仅用几个时辰算是一气呵成万余字《禹碑》蝌蚪文符解读初稿。

一九年清明后又花几个月陆陆续续写出相关文字十来篇，此后三年里再断断续续修补添加，算下来已经有几十篇文字。

现在这二十四篇文字，就是从这几年几十篇文稿中选出来略作修补订正。

它们大体上是按华夏文明史脉络顺序展开，凑齐二十四节气数目。总计约十八万字，又胡乱填塞一些图片，算是五年来成果一次小结集。

因时间还是仓促，这其中章节排序杂乱、错字别字、文句不顺不通之处恐怕自然仍然难免。

这五年多尤其是前三年，基本都是按照当初《浅谈禹碑蝌蚪文字解读后的影响》一文所预估设想的相关领域，递次展开更深入闭门造车式研究。

首要问题还是那个简单问题，为什么禹碑与洪范文本之间这么简单明白关联，要被能被隐藏一两千年？

孔老二及后世儒家两千年来背后究竟要干什么？留下些什么来？

解答这个问题，最开始只有大致模糊方向，到现在则基本清晰。

这其中主要还是二O二一年仲夏经山东泉城济南大明湖，到招远龙王湖在湖心亭里默坐两天静思，在夏日难得遇到的斜风细雨中，才彻底通盘考虑清楚关节，摸出窍要来。

王阳明到贵州龙场驿才悟道，看来悟道这种事，似乎也是要天地人时空要素配齐出来，方才或许有机会有所得。

招远龙王湖是人工水库，这里的母龙据说很灵验。祂它或她大约是被张宗昌炮轰大明湖龙王庙后，才被迫迁巢避难到此来。招远是华夏的金都，母龙么，也就都有这点儿爱好。

因为提出来完全不同于从前的方向，孔子儒家脉络再翻案，《尚书》《周易》《论语》背后隐藏的秘密大体终于揭示出来。顺这条线一路往上下游走，上到周革殷命、颛顼绝地通天的历史真相，下及洛阳武库大火、明末王恭厂爆炸的发覆。华夏文明史另一视角的整体观察，由此也大体清晰。

当然，儒家的那点东西翻来覆去之后，虽然大体搞得比较清楚出来，但几千年来被道家隐藏的那些真正要害关键，至今也还真只是略有大致的方向、头绪。

二O二一年夏秋，从龙王湖出发一路骑行数百里入京，与同学友人谈及这些问题时，因为考虑到个人能力精力时间有限，当时就已确定以后重心会放到道家、张氏世系源流变迁上来。

闲里偷忙的这两三年，最多也只算刚刚打开一点缝隙，距离真正搞清楚来龙去脉还相差很远。

儒家这里其实也还有很多大课题没有时间精力去深入展开来。

其实，禹碑、洪范每五百年、千年都有大课题关联。

约公元前两千五百年代的颛顼绝地天通，约公元前两千年的夏鼎、金册玉牒，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的周革殷命，公元前五百年代的王子朝之乱、孔子老子，都只是大略开启出题目来。此外，两汉时今文古文伪古文尚书，也多少算是拉开另一角度的幕布来。

而公元前后的新莽，公元五百年左右的南梁南岳佛道，公元一千年左右的王安石变法，公元一千五百年左右的嘉隆万……这些其实都没有深入展开，甚至连启头都算不上。

尤其是宋代，生于1021年的王安石距今大约正好千年，他的变法以《洪范传》为纲领。宋代从建国就对于碑贴、道家符文有搜罗，金石学在宋代是显学。宋儒对伪古《尚书》的质疑、对易经背后微言大义隐藏秘密的研究都达到相当高度。

这里面当然也就其实有很多文章可以写。

新莽前后的古文《尚书》派、刘向刘歆贾徽贾逵这两大家族父子通儒，也都有很多文章可以写。

汉代宋代的通儒，他们以经解经所得的那些微言大义，其实也都可以反复推敲。提出来新思考方向新观察角度后，也都可以得出新结论。

也许是因为这几段历史时期的故纸堆太多，难免令人望而生畏。要从中理出头绪，讲出前人没讲过的话，走出前人没发现的路，工作量有点太超出个人闭门造车精力时间之所能及。而且，成果大约也许并不会太大。

掀翻地基后，废墟中能发现捡出的宝贝总不会太多。说到底，最值钱的终究还是那块地皮。

道家的，现在通过对张氏世系及老庄道家源流的清理，大体上还只是捋出初始头绪来。

从黄帝上古道家到颛顼"绝地天通"后的道家，从巫医道合流到分离。

再到夏商西周时期，除大约公元前千年左右的所谓姜太公、周穆王及公元前五百年左右的王姓始祖王子乔等廖廖似有关联之外，道家几乎就失去踪迹。

然后是王子朝之乱后，直到汉武帝罢黜百家前的所谓黄老道家。

此后则是以《道德经》《庄子》《想尔注》《太平经》为主体的老庄道以及所谓太平道、天师道。魏晋时玄风大盛，又有所谓外丹内丹北派南派。

直至宋金元间的正一、全真道、南宗北宗，乃至白莲教、义和团、反动会道门，现代所谓养生道。

这其中，真正能唯一贯穿始终的，其实还是以所谓龙虎系列元素为标志的张氏龙虎道家世系。

从炎黄三皇五帝时黄帝后裔青阳氏族，到颛顼时代张姓始祖张挥公。再到张良、张廉夫祖孙的所谓黄老道。

再到张陵张鲁张盛天师世系尊老庄为道祖圣贤的道教，最后直到明代张三丰。

武当龟形

龙虎元素在青阳氏张姓家族世系长达四五千年里，始终都是一脉相承，几乎与华夏文明史同步。

他们比儒家更久远，经历的历史巨变也就更多，当然也就会更隐秘，各种变迁修补增删改易也更多更杂乱无章。

张氏世系既有正一道系统的自远古以来传承，其旁支也许还有许旌阳系(许、罗、薛三姓，江南地区有一大分支是新莽时代从张氏世系转姓而来，四姓不婚历史也很久。)等等，而姻亲师徒传承支系那就自然会更多些。当代张天师的官方传人就其实是外甥家改母姓而来。

还有巫医一系张仲景医圣家族。

亦儒亦道似道似儒，以《易》经为沟通桥梁者，在朝在市在野的，那就更多。

道家儒家用《易》经搞占卜推算还是很有风险的，李淳风、刘伯温下场都不太好。

刘备因为要打造"每与操反"仁爱人设，很少杀文士，但他却也找借口杀小半仙张浩。这甚至与曹操杀杨修孔融有得一比。诸葛亮问他原由(其实也算是谏阻)，他直接用"芳兰生门不得不除"来强硬敲打。

汉末魏晋时代谈玄、谶纬流行是儒道们的普遍日常。说起来，最后蜀国投降，其实还是与爱编八卦乱讲天命的谯周不无关系。

大时代之下，大家、自家的祖坟虽然可能都已经被挖遍，但真正的秘密毕竟尚且并不为世人所知。

西水坡龙虎墓墓主大概率就是张姓始祖张挥公，也极大概率是原始蝌蚪符文、颛顼历法星相等早期文化文字元素的主要创制者。墓中除龙虎、蚌币(朋)、北斗等元素外，其实还有二十八宿概念隐藏其间。

如果补上公元前后的莽新、公元千年前后的王安石新法新党，以及两千年来儒道释学者对十三经微言大义的互释互证，再概括写一篇五千年来道家道教流变及其与禹碑蝌蚪文字的关联。有这四篇文字，也就可把二十八数凑齐出来。

莽新时期曾有一些文字，整理时觉得谈宗教乃至玄学太多。它也同时还是西方耶教、中国道教正式创立的起点时代，这一时期中外文明文化史各种复杂因素又不能不考虑。以前的文字太多荒诞但又难以抛弃，终究是有些问题尚未考虑清细，所以暂时就没有列入进来。以后或许会以补遗一二三四，添补填塞上来。

王安石变法与儒道释互证微言大义的疏注，牵连的工作量就实在太有点超出个人精力能力的上限。

道教之流变到现在还只是略有头绪。供挑选的文字材料虽已有多出一点来，但仍然尚不够达到总结整理的份量水准火侯。

此外，张王李刘陈，天下一半人。张王李刘四姓历史人物，这些文字中已常、多有所牵涉到，但陈姓似乎就较少涉及关联。统计学角度上而论，就未免有些遗憾、奇怪，缘由也值得推敲。

时光匆匆，弹指五年。

孔门儒家虽然还有很多细节可挖，但整体观察脉络已比较分明全面清晰，大体算是清楚帐本可以暂且放置一边来。

张氏道家这里却是祖宗一脉，既然来都来啰，大过年的，虽然只是个后辈小孩子的童言无忌，却也不敢放下不问。

中国过去百年都是在西方身后仰望，如今重回中心走到前沿，平视乃至俯视回头看西方渐多起来。

学术上也会跳出过往的窠臼，会有更多自信，渐渐用不着回头再去西方几百年所堆砌的那些洋垃圾堆里，去找宝贝来做买办学术倾销生意。

这几十篇文字整体上也有一点这方面的尝试或偿试意义。至于它们究竟是有一点新东西，还是另外也有一点补偿作用，味道如何，答案还是交给读者诸君评价。

一家之言，聊备参考。

夏五郭公，鲁鱼亥豕。

不足之处，尚祈谅正。

张新泉

2024年甲辰处暑龙江虎林

二、浅谈解读《禹碑》蝌蚪文字的影响

《禹碑》蝌蚪文被解读后，已确定它与汉代史料记载的蝌蚪文字古文书经传《洪范》《禹贡》《尚书》以及《洛书》等直接相关、相互对应。

这个发现对于重新认识、梳理上古夏商周历史有一些价值，对于重新认知、解读《尚书》等儒家经典同样有意义。

《禹碑》作为蝌蚪文字符号刻写成的华夏第一部字典系统，收录字符虽仅七十七个，但已涵盖古代算术、天文历法、地理、政治、哲学、自然科学、宗教、社会伦理、经济、医学等诸多领域。

它与《洛书》数字点线阵列图形、与对应文本《尚书》中《洪范》、《禹贡》篇以及蝌蚪文古文《尚书》、乃至先秦两汉以来的诸多古文经传都可互相对照，由此共同构成系统的华夏上古至先秦文明文化体系。

这个文化文明体系，还与河图数字点线阵列图形、八卦六十四卦文字符号集合、《周易》文本所构建的另一个完整文化文明体系，相互联系紧密相关，共同构建华夏文明上古至先秦的真正完整的文明文化体系。

随着对其解读逐渐深入与研究范围扩展，对众多古史领域研究不可避免会产生相关影响。在很多领域所引起波及效应，甚至还会是方向性乃至纲领性的。

这里就这些问题略作初步说明，提出一些方向性研究思路供参考。

一、古文字与甲骨文研究

《禹碑》是仅存的蝌蚪文符孤例，但它不是一般文字符号系统孤例。

它是蝌蚪文符字典，它是字典性质孤例。它有直接对应文本、可与现行汉字体系互相印证，与之彼此联通。

受《禹碑》直接影响、与它相互间血肉连通，乃至是由它衍生的第一代汉字字典《说文解字》，更是与它直接互相对印。

禹碑77个字符，也许本来就内蕴有成熟文字构造理论六书学说。

至少左起第三行的"思"、"食"等字象形可谓一目了然。而左起第八行最末尾"考"字，作为不常见六书中"转注"造字法的典型，也赫然在其中。

它可能是汉字六书学说来源根由，又可由六书学说去解构、复制、演化。

它也可能是六书学说第一个范本模本。

一句话，它孤而不单，是一个复杂文字体系根源。它是这样一个独特的孤例！

它只有77个蝌蚪文符号，但把它所关联上述要素综合考虑起来、推演运转起来，却有可能将现在所有汉字全部蝌蚪文化。

有了它，不但能对比检验其它任何蝌蚪文考古文字物件。甚至如果解构研究它六书构造脉络到一定程度，就能推演、复活出孔子家宅墙壁所出土全部蝌蚪文古文《尚书》、先秦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大部分蝌蚪文符古文经传。夸张一点，甚至能把现在所有汉字书籍文本全部还原为所谓蝌蚪文版书籍。

这甚至实际很可能就是它第一个研究领域、方向。

解构禹碑后，再倒推演化，就可以衍生复制复活出常用蝌蚪文。乃至复活出蝌蚪文文字体系、古文《尚书》文本、古文经学文本、所有先秦古文本。

再用这些常用蝌蚪文、蝌蚪文体系、蝌蚪文翻译后现行文字古本，去对比小篆大篆、金籀文、甲骨文字体。对比它们组成的龟甲牛骨金石刻录语句、段落乃至篇章。对于古汉字发展演进过程、甲骨文研究解读，都将具有一定乃至重大价值。

它在古文字体系中，在从碎片符号、象形文字到甲骨文到篆隶文字历史演进中，是居于原初地位还是中间断层位阶？或是春秋战国汉代后来者所人为构造乃至伪造？

如果是前两者中任何一个，其价值将不可估量。

它从何而来？为何而来？是谁撰制？背后隐藏着什么？

即便是春秋孔子或汉代孔安国等孔家人所闭门自造，甚至是新莽时刘歆等人所伪造，作为第一部古文字字典，它也补全了汉字六书构造理论重要环节。

有了它，对《说文解字》进行再阅读既必要又可行。对古文字、甲骨文研究再重新设计评估、确定新方向，同样是既有必要且可行。

对古文字、甲骨文等相关文字文物领域田野考古工作，它同样有一定乃至重大意义。

比如，将它解构后，或许能得到更简单构字符号、偏旁部首符号、注音符号。

在过往考古符号类文物上，是否出现过这些符号？是否可把它们归类整理出来？

过去那些零星碎片化、尚不能解读、尚不能纳入文字文化体系单独个别符号，今后能不能归类整理，乃至形成完整连续文字发展演进体系？

以后先秦文物考古，若有文字符号出现，是否要考虑首先与蝌蚪文符号体系联结起来？

如果禹碑与蝌蚪文、尚书、洛书研究继续深入，殷墟甲骨文之外其它夏商文物考古又有新发现，它也可能为考古文物、甲骨文系统归类整理研究提供新方向。

殷墟内，甲骨文是集中一处还是分别存放，如何区分归类？

殷墟外，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宋卫陈蔡之地有无其它殷商秘藏？

今后这些地区早中期商代乃至上古文明考古，以及流落到东北箕子朝鲜，乃至据传是远征东夷，商朝灭亡后从白令海而远渡美洲的玛雅印第安文明考古，有无可能将它们比较研究后，取得新成果？

二、殷商文字文化史与孔子儒家早期文字文化研究

从现有已可确认涉及《尚书》与禹碑现有可知信息岀发，可以推断《尚书》《洪范》等篇目、《禹碑》蝌蚪文符，有一定概率是经由春秋时孔子等人之手抄写复制改造。甚至不排除是孔子等殷商后裔、儒家开创者，根据私藏殷商灭亡后先秦历代相传之物而自制变造。或汉代以后，孔安国等孔子后裔家人依据《尚书洪范》等而重新私下制作。

作岀这一推断结论，其原因很简单：

禹碑对应文本《尚书.洪范》是孔子整理出来的。

蝌蚪文符《尚书》古文本，出自汉代孔子旧宅壁藏及孔安国献书等一系列事件。

这套古代蝌蚪文符系列，与金籀、大小篆、汉隶等从周代到先秦西汉文字文本系统，可以完全区别开来。

它们甚至是孔家人所独有独知的一套家传。

如果禹碑及《尚书洪范》确定是孔子所秘造，或者是来自其私家保存的，传自殷商及春秋宋国文化中的最隐秘核心部分。那么，其价值也要重估。

由此，研究孔子及先秦早期儒家学说，乃至研究殷商文化，都需要重新确定方向，或颠覆旧有体系认知或开辟新分枝路径。

儒家经典里，孔子自称是系统整理周故，总结西周春秋以来周鲁文化体系。但他在打着"吾从周"旗号，感叹夏商两代无文无典同时，私下里却只是表面上打着周旗、打着复周公礼旗号，实际却在完成整理殷故、复兴殷商大事业。

面对东周春秋时礼崩乐坏大变局，他私下里一直在整理殷商后裔独有秘藏，秘研殷商文化核心遗产。

儒教春秋战国时代的教宗子贡、亚圣孟珂及其它孔门弟子，将孔子奉为殷宋后裔们的"素王”"布衣天子"，大卫王后裔耶穌式"救世主"。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孔丘在春秋时周游列国，孟轲在战国时代"当时周天子尚在，何事纷纷说魏齐"，他们不止是普通文化旅游学习宣传造舆论，还有着复兴殷商文化目的。

孔丘不止乃至其实根本不是要做复兴周文化圣人，他甚至极大概率就是打着周旗要做"每五百年而王者出"的殷商新王。他要融殷周文化于一炉再取而代之。

武王伐纣，纣自焚于鹿台。上古华夏文明传到殷商的文字文化存留，大部分被战火毁灭，但还有部分最核心文化留存。

近现代所发现的甲骨文，就是证明。

这部分文化秘藏由殷商天文星相祭司文化贵族保护保管，一直有稳定延续传承。这些文物的最后保管人，正是表面上打着"吾从周"旗号自称"述而不作"埋头整理周故的孔丘。

他曾经长期徘徊周游于宋卫困于陈蔡这些殷商文化核心区，既是考古定位求证查核殷商核心文化保护保障情形，也可能是在尝试反周复殷的政治游说串联。

他和弟子们所创立的儒家，以祭祀礼仪为看家本领，他是殷商最后的祭司贵族大教主。他内心真正祭祀供奉的是那只曾诞育商祖的天命玄鸟。他一直真心企盼着这只再现于周原、降命于文王、惟德是辅的凤凰，能重降天命于他这当世公认大贤大德。

他到楚地巡游，除了谋求现实政治地位利益，也是在凤凰文化为宗的楚国查探有没有神鸟(即隐藏的殷商后裔势力)的踪迹下落。寻找为殷商复兴事业提供支持的隐藏势力、线索、可能。

禹碑、蝌蚪文、尚书文本、洛书点数阵列图形背后，是殷商文化藏宝图。也是分散各地、失落隐藏的殷商后裔们相互联络赖以寄托的"约柜""密码本”。

儒家学派三千弟子，就是他为复兴殷商组建的班底。既有子贡抓钱袋子搞外交，也有子路抓刀把子。他还将各种人才广泛渗透到各诸候国、贵族领地。

他整理诗书礼乐易五经，表面上是勤奋认真学习、竭力保存"其命惟新"的周鲁文化。实际上，他作为暗藏"反周复殷"之志的殷商最后大祭司，也是在领先乾隆二千几百年前，便以修四库全书方式进行文化大清算。

他修整的五经中，有没有、有多少"抑周尊商"残留？

上述这些思维比较发散，结论比较粗糙不无偏颇，但并非胡思乱想全无凭据。它们可以给出早期儒家思想研究新方向，在多方面具有颠覆性。

中国商周先秦古代文字文物，近现代考古已有很多成果。尤其是近年来《清华简》等战国乃至更早文字文物考古，有不少新发现。如果《尚书》《洪范》乃至禹碑蝌蚪文、《洛书》这些先秦文明文字文物，均能确定岀自先秦乃至上古年代。那么，上述孔子研究的方向性假定推想，就不是凭空而来。

即便这些文字文物的年代，以及证实证伪一时尚难定论。从孔子早期儒家学说入手，从五经研究本身着手，现在也可以开始查证比较。

过去没有这个方向，认定孔子是周公之后周鲁文化集大成者，认为他最多只对殷商有遗民之思。

但是现在就可以有另外方向了。

他只是表面打着周旗，骨子里要复的是殷商。克己复礼，他要复的并不是周礼，而是吸收了周代礼乐文明成就的商代祭祀文明。

从孔子出发的研究，还有两个方向。

一是向上往前推，也就是往孔子出生之前推。

孔子生前的从西周到春秋早中期的五百年，乃至整个周代八百年。这一时期失散落隐藏的殷商文化，它们各种存亡接续，要厘清、理出头绪。

在宋国与箕子朝鲜等地，有大量殷商遗民，有殷商文化存活了长达几百年、近千年的政治政权实体。

在殷墟，有甲骨文秘藏。

在鲁卫陈蔡等地，散布着孔子儒家、其它诸子百家开创者为代表的大量殷商文化贵族。

在此背景下，殷商文化的千年存续，乃至改头换面进入汉代直至今天。其中脉络，可以形成一个研究方向。

其次，就上古历史而言，殷商文化很可能长期都不从属于三皇五帝到夏周秦一体的黄河中原区域炎黄华夏文明体系内的文化主体系统。

对于华夏文明主体而言，它甚至可能算是后来才融入的所谓玄鸟生商、"满清入主中原″式的外来文化系统。

商汤放夏桀后，吸收继承了夏文化。纣焚鹿台、人亡甲骨埋后，它又秘藏部分以《洛书》体系为核心的文化系统，使得华夏文明出现文化分裂、断层。

以残缺《河图》周易体系为核心的周文化，只能在"夏商无文少典"背景下创新重建。"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背后更多的是无奈。

孔子等殷商后裔们之所以能完成上古文明文化大整理，孔子等人智慧超群，"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只是部分原因。他们手中有周人所没有的殷商文化核心存留，才是更关键因素。

并非"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而是只有经过孔子等整理后的"周文化"，才能真正"监于二代"。

对于其它周人而言，夏商既然无文少典，怎么做到"监于二代"？

能"郁郁乎文哉"的，不是其它周人，只有孔圣人他们才办得到。

不是"吾从周"，而是"从吾周"。小子们今后都得从吾孔丘之"周"，都得跟老子们学！

最后，就是河图与洛书两套系统的清理整理。

纣焚鹿台甲骨秘埋，造成上古文明文化传承的分裂断层。

周所继承的河图有残缺，自行创新出周鲁礼乐文明。《洛书》秘藏于殷商文化贵族之手直至传孔子集大成，形成了蝌蚪文《尚书》为中心的一套新文化体系。

这就好象上古至殷商，一直都有河图、八卦为关键的算术课本，也有洛书、洪范符号为核心的语文课本。

但纣王自焚鹿台后，算术课本只剩几页封面，语文课本则被人偷偷埋藏。周人只好根据残缺，另行编写修订教材。

结果，就出现拿算术做语文用，《周易》一枝开两花，一花结多果。周代只能从残留铜盘铜鼎，发展出与甲骨文几乎完全不同的金籀文新语文课本。

孔子喊着"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口号，却能拿出蝌蚪文《尚书》上课，其它周人只能五体投地心向往之拜服其下。

那么，《河图》算术教材被当作语文课本五百年，二进制数学课，被周文王周公强行加塞进历史、哲学知识，扮演文化大杂烩。该怎么清理？

孔夫子还锦上添花，大杂烩上画蝌蚪文，韦编三绝作《易传》，这又怎么还原？

孔子打着"吾从周″旗号，他的蝌蚪文教材，也要吸纳融入五百年来周人"其命惟新"的新成果。他秘藏的《洛书》，也染上了有大杂烩特色的周代语文课本风格，又该怎么清理？

除了往孔子生前推，还要往孔子身后推。

战国时的文字、竹简、竹书纪年、楚墓简、清华简，怎么归类整理？是不是也可以、要不要开发新研究方向？

《禹碑》蝌蚪文研究下去，一旦从77符字典开发成蝌蚪文《尚书》、诸子百家蝌蚪文，对比这些战国文、简，有没有新发现？

从孔子往后推，比对先秦战国文字、竹简后，很可能要涉及从汉代今文、古文《尚书》两派开始的两千年来儒学大争论。

比如，《清华简》的真伪问题尚未解决，最近就已开启这课题了。从《清华简》里找证据，证伪梅赜古文《尚书》。其它战国简，也早已多少卷入这个争议两千年话题了。

现在有蝌蚪文字典，有复制出蝌蚪文古文《尚书》的可能，这一证伪研究或许将彻底揭秘。

它们背后，究竟是因为殷商大祭司孔丘春秋时搞文化造反大业，反周复殷派走商(资)派还在走？其残余影响延及到后世。还是两汉间新莽朝时期，复杂政治斗争与儒家内部各派系及孔氏家族为争夺道统，多方因素综合作用而共同造成？

三、华夏文明原初之迷研究

从河图洛书出发，从厘清整理上古时语文算术课本出发，就涉及华夏文明原初之迷问题。

河图洛书、禹碑符号这些文明结晶、火种式的符号类文字文物，究竟是科幻小说中"旅行者号钛金箔"式的上一文明纪元或外星文明的火种存留、位面宇宙传送阵通行证名片？还是华夏文明从结绳记事壁画陶符为基础发展岀的象形符号？是上古先贤苍颉智商大爆炸灵机微微一动才突破取得的文明文化结晶代码？

过去，从周易文本、阴阳爻八卦语文数学历史哲学大杂烩教材出发，很难厘清河图数字点线阵列与八卦图形之间的衍生延伸演化。还常把洛书、后天八卦等等大杂烩架床叠屋，形成超级大杂烩一锅烩。

现在，有禹碑符号集合与洛书单独对应，可以厘清蝌蚪文点线与洛书点线、数字密码及甲骨文之间的各种关联。还可以把它们再结合八卦阴阳爻与河图点线阵列、数字密码间的各种关联一起研究。

它们即便全是汉代图讖符命方士们伪造，也会有其伪造逻辑。不是伪造，而是天外飞仙外星所赐或已灭绝文明所残留，也同样可解构分析。不至于大杂烩依旧更杂烩。

河图洛书、禹碑符号、周易八卦符号，是华夏文明文化体系的起源，也是华夏文明自有宗教、祭祀、玄学思想体系、民间神秘文化的主体根源。

它们经过长期历史传承，已变得割裂、零散破碎、混淆杂乱、无序。

历代以来，不断有人尝试创设出完整系统的体系(如太极图说等)，以便把它们整合融汇起来。但由于拼图在根源上就过于破碎零散，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禹碑蝌蚪文符的解读，夏商周人文历史、宗教祭祀、礼仪等等文明文化逐渐被发掘被清晰还原，华夏文明文化根源系统的拼图，也就越来越明晰。

四、今古文《尚书》领域研究

由于秦皇焚书，华夏文明又经历一次文字文化断裂。

汉代，董仲舒为首的皇家钦定儒家新领军、伏胜(字子贱，这名这字！？。)今文《尚书》语文历史教材、孔氏蝌蚪文古文《尚书》等等，逐渐形成几大学派，展开争夺道统的分合斗争。

商周鼎革之际，由于纣焚鹿台造成文化大断层，西周时期政权内也有类似各种政治、文化争衡，尤其是统治思想领域内的斗争。这两者有很多历史相似处，可彼此对比研究。

孔门家传派，他们以图谶符命与蝌蚪文《尚书》墙壁古本等为依托，与董仲舒大一统天人感应、今文《尚书》学派这两大孔外别传相互争夺儒家道统。三方还积极参与、卷入西汉皇室与郡国宗室、王莽等外戚们间各种政治斗争。

尤其是新莽时，刘歆贾徽等关键人物，向上触及孔安国董仲舒以及汉代儒道法三家斗争脉络，向下则延及东汉今、古文《尚书》学派之争，直到晋代梅赜等伪古文《尚书》之争。

从汉字构造理论说文解字，到训诂音韵\尔雅广雅，到天人感应符命图谶。从大一统春秋三传，到《洪范九畴》建皇极，……

要把各条线真正捋清楚，《禹碑》解读后，就一切都需要且能够得到重新梳理整理。很多方面甚至需要颠覆过往认知。

儒家独尊后，围绕今文、古文《尚书》及伪古文《尚书》领域的争斗，两千年来一直争议不休。

为何会有今文、古文《尚书》之争？为何会有伪古文《尚书》?过往争论与各方学者解答，其实并不完整。

总让人感觉有重要环节、拼图被完全丢失。

禹碑蝌蚪文解读后，对《尚书》研究重读必然展开。一切将彻底清晰，拼图也能完整。这样才能真正彻底厘清汉代今文、古文《尚书》与东晋伪《古文尚书》主要由来脉络，真正完整补全两千年来围绕《尚书》各种争论的根由线索，才能真正为这课题画上最后休止符。

五，汉代史料、儒学文献考证整理。

蝌蚪文、禹碑、《洪范》《尚书》《洛书》，两千年来一直诡异地时隐时现踪迹不定，原因除了战乱因素，还有明显人为故意因素。

这种诡异情形，不能不让人怀疑。

恐怕有伪造嫌疑的，不仅仅是梅赜等人、伪古文《尚书》。他们伪造的目的，很可能是要掩盖涉及一些特定人物、特殊事件、重要资料的真相。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前四史》、《十三经》等汉代书传经史文献，是否也有各种篡改加塞？

比如，与《禹碑》、蝌蚪文符、《尚书》等都有关健牵联的贾徽，《后汉书贾逵传》在介绍他的《尚书》师承时，就夹有这样一则他老师涂恽(《风俗通》:涂姓，涂山氏之后)的特意标注文字。

这则标注文字有点象密码线索，其内容显然与《禹碑》、《洪范》、蝌蚪文符等有一定关联。它是《后汉书》里本来就有？还是某位知情者读史书时，特意为后人所附加的隐伏草蛇灰线？

这一类信息，在前四史中，在汉代儒家文献资料中还有没有？

《史记》记录了司马迁从孔安国学蝌蚪文《尚书》之事，这史料历来被较多引用。

但它是《史记》中原有的？还是类似于"《风俗通》:涂姓，涂山氏之后"标记。或许只是知情者读《后汉书》为了标示岀涂恽与禹碑、《尚书》有关联，无心或特意为后人所加进改动过的东西？

新莽时期，刘歆等人可能伪造改造禹碑乃至《洪范》。若得到证实被认定，那么汉代史料文献两汉儒家学说文献中，涉及今文、古文《尚书》的人物、文字著述乃至某些事件，恐怕也要重新考订。

将这类信息挼一遍，从中找线索，现在就可以定好研究方向。

过去即便怀疑，一些资料，如上述贾徽资料中这则附注，人们往往也会忽略。

现在有明确方向，找证据挼线索，或许事半功倍。

六、结语

《洪范禹碑》的解读，可以引出禹碑与蝌蚪文的文字研究。从字典复活成文字系统，以此为基础，对古文字甲骨文研究以及文字文化考古也可开拓新方向。

从蝌蚪文字、《洪范》《尚书》来源出发，以孔子为中心，对殷商文字文化的研究、孔子思想、夏商周断代与文化传承、华夏文明原初之迷、汉代以来今古文《尚书》之争背景，也都可开拓新研究思路。

前文推出一种假说，就是重新认知孔子、殷商文化与华夏文化之间关系。其来龙去脉贯穿数千年，牵涉颇大。长远而言，对整个中古史研究从架构到内容，也自然会有一些影响。

汉、明两大王朝起于淮泗，赵宋也与殷商丝藕关联极多，诸子百家大都来自于殷商文化核心区，是殷商文化贵族后裔，岂是偶然？

孔子办私学，是周朝礼崩乐坏，王子朝之乱后。

此前，文化贵族识字阶层的文化知识传承，大致有两类途径：

一是周代礼乐文明秩序下，王室及诸候贵族内部家族中传承。

二是殷商祭司贵族后裔阶层，小范圈内部秘密传承。

后者内部隐秘传承殷商文化，其大致情形可与中世纪欧洲教会知识传承体系相比较，略近似。

大体而言，殷商后裔贵族后代中，无继承权子女、私生子女，唯智商论或其它标准，择其优者传授。

蝌蚪文字、禹碑及《洪范》《洛书》体系，可能就以此种方式在殷商文化遗民内秘密传承数百年。

上古华夏文明多元一体，夏、商、周之关系，与西方文明三大来源希腊、埃及犹太新月地带、罗马三者间关系似可作类比研究。

大致上，古希腊文化圈略近似华夏文明上古及夏朝文化，中东新月地带文化圈(犹太为中心，波斯巴比伦、埃及为两翼)则略近似殷商文明，古罗马文化圈则近似周文明。

罗马帝国一统地中海区域，以色列犹太文明之传承经历，与周革殷命后周代八百年间殷商后裔文化传承经历比较类似。

而孔子与埃及治下之摩西或罗马治下之耶稣，作为被他族统治的亡国遗民宗教文化领袖，他们在文化传承上，地位作用相近。

当然，孔子因为传承有残缺等因素，更注重整理总结殷商文化传承中社会生活现实部分，"敬鬼神而远之"。耶稣等则继承发展犹太教至创立新神学体系。两者传承先祖文化时选择的重点与取向不同。

新莽时期，刘歆等人大搞谶纬符命之学，修订《山海经》之类，似乎试图努力抽取道家若干材料以补全儒家于宗教信仰领域之缺失。这与殷商传承有残缺不无关系，上古道家也许正好内含有殷商传承中所残缺的主要部分。

上古道家与蝌蚪文符之关系更复杂。

商汤伐桀商革夏命之后，夏代掌管祭祀宗教的上古道家(颛顼重臣黄帝青阳氏后裔张挥公→汉初三杰黄老道家代表张良→汉代以来以老子为道祖的天师道张天师世系)，也许与周革殷命后的殷商后裔、孔丘儒家一样，也私藏秘传有一部分上古秘本。它们才正好是殷商后裔也一直所残缺的那部分。

当然，殷商后裔儒家于宗教祭祀领域的先天不足，或许还与河图《易经》体系向为周人把持有关。毕竟，殷商之《归(龟)藏》，似已没落散失湮灭。

孔丘作为殷商后裔祭祀教主，一方面讥讽"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冷嘲"八侑舞于庭″，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把周代的礼乐祭祀当成吃饭工具。原因正在于"国之大事在祀在戎"的祀这一部分，古礼古道、法、术，全都已掌握在道家手中秘传。他能学的，也只有硬着头皮死记硬背没有人比他更懂的繁文缛节著称的周礼。

孔子求学于老子，他所求并不是其它学问，而是殷商和上古时的宗教信仰大道。

儒家于此领域终究难以补全，殆及稍后，道家与佛教先后乘势而起，亦非偶然。

儒家只是殷商后裔经历周革殷命纣焚鹿台甲骨秘埋一场大事变，还很可能在王子朝之乱中有心算无心，获取了绝大部分失传。

上古道家则经历了颛顼绝地天通、商汤伐桀、周武革命三场革命，一路从黄帝道到黄老道再到老庄道，最后才是什么天师道、全真道。

虽然青阳氏张姓从黄帝到颛顼到夏商周到两汉直至明代，一直职掌华夏宗教祭祀、道家道教。至少从张挥公到张良、张廉夫(崂山道祖、或即张高，张良孙)，再到张陵、张鲁张盛天师世系，最后张三丰，几千年都是传承的龙虎道。但他们手中究竟还有多少上古秘传，仍然未可知。

上述颇多尚是假说，是否成立，尚有赖于更多先秦夏商考古新发现。

当然，三千多年前殷商，纣焚鹿台后，尚能留给今天数万十余万片成文成套成熟的甲骨文字体系。四五千年前濮阳西水坡颛顼墓，已有内蕴丰富信息的完整龙形虎形蚌壳复杂祭祀宗教文化符号。

以此作为背景，河图洛书点线数字阵列图形、阴阳二爻与八卦符号集合、77个蝌蚪文字符号字典集合，四千年前的先人们制作出它们来，完全具有可能。

张新泉

2019.立夏初稿

2021.小雪修订

2024.处暑补改

三、解读禹碑蝌蚪文字的思路与简略过程

一、来历

长沙岳麓山有《禹碑》，又被称作《岣嵝禹碑》、《神禹碑》、《禹王碑》等等。

这块石碑上，刻录了77个外型古怪别扭所谓蝌蚪状，类似于文字的符号。汉代以来，历朝历代都颇有一些历史文献资料记载过这些来历神秘的石碑。

记录者或转述或自己确认它最早是存在于南岳衡山的岣嵝峰。至于石碑的具体来历，始终却并无官方史料确证。只是不知从何时开始直至今天，所有人都认定它与大禹治水有关联。

单以"岣嵝"两字而论，直到东汉早期许慎著作汉字史上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时，也都尚未收见有这两个汉字。到了汉未三国曹魏时期，在张揖所著的《广雅》(隋代避杨广讳改称《博雅》)里，才首次提到"衡州南岳有岣嵝峰"，并写到"上有神禹碑"。

按:此记录明显有可疑之处，或许是隋代官方学者避杨广讳改《广雅》为《博雅》抄录时添改加入，也可能是清代学人为了编写《康熙字典》而转录《博雅》条目，在传抄时误写或附入。"衡州"是隋代地名，南岳由安徽天柱山改为湖南衡山也起于隋代。

晋代，曾经担任过当时长沙郡国国相的衡阳人罗含，在其所著《湘中记》里，写有"岣嵝峰有帝赐大禹玉牒"，"上有神禹碑″等文字。

到了唐代，韩愈有诗文"岣嵝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明确记载了确实有蝌蚪奇文的石碑。

韩愈虽然没有亲眼见到石碑，但他听人转述的"字青石赤形模奇"这些碑符特征，与现今仍然存世的，也是已知年代最早的岳麓山蝌蚪文石碑的形制相符。

上述这些文字记录，是有关于禹碑来历史书记录中宋代之前的较早期明确史料。它们大体提示了蝌蚪文符禹碑制作或现世的年代区间上限。

现在，国内如长沙岳麓山、武汉汉阳龟山晴川阁长江汉水合流处、南京栖霞山、绍兴大禹陵、云南昆明法华寺、安宁温泉石刻、大理一塔寺、四川北川禹里、河南汤阴、西安碑林、兰州白塔寺、山东烟台龙口(原黄县)文庙等等不少地方，都有翻刻的蝌蚪文符石碑。

国外如韩国江华道至今保存有明代万历年间简录部分禹碑蝌蚪文符制作的《大韩平水土赞碑》等，日本国内则有十多处地方，都有相关大禹治水事功的禹碑、禹迹及其摹印拓刻。这些中外碑刻大多为各种禹碑的复制品，有些则不过是纪念品而题上大禹之名。

国内现存禹碑均以宋代衡山岣嵝峰《禹碑》为母本。

原碑为北宋末年朝奉郎刘跂奉旨"临夏大帝玉册符文变大″摩刻而成。靖康之乱后，该碑失踪。南宋时被道士重新发现后，当时长沙官员摹拓复制此碑或迁置原母碑到长沙岳麓山。

明代嘉靖年间重现，岳麓山禹碑拓本经杨慎解读后，明清以来又在国内多地有拓摹复制复刻。

长沙岳麓山禹碑为宋代母碑迁置而来或为其复制品，因而形制最近似宋代母碑。杨慎解读后，明代清代各地拓摹复刻之禹碑，大多形制有变，与长沙岳麓禹碑上蝌蚪文字符之排列明显不同。

明代，李氏朝鲜以嘉靖时南京新泉书院刊印的长沙岳麓禹碑拓摹版本为母本，也在朝鲜境内多地复制禹碑，其形制规格又与国内大相异趣。如《大韩平水土赞碑》，选取岳麓禹碑77字符其中的四十八字符重新组合排列而成。

万历年间福建漳浦赵家堡赵宋皇家后裔，也在其族居地复制禹碑，该碑也选取四十二字符重新组排。

这两种禹碑之字符数目及排列形制均独具一格，与其它禹碑实物差异极大。

且以长沙岳麓山禹碑为准，试作解读。

二、解读思路

长沙岳麓山后《禹碑》上总共有77个蝌蚪文符号。

先说说它们的排列布局。

从上往下看，上面五排，每排九个符号，共45个符号。下面4排，每排8个符号，共32个符号。从左往右看，左边第1列，只有5个符号。从第2列到第9列一共8行，每行9个符号，总共72个符号。

如果左边第1列也是9个符号，那么它们就组成为纵横都是九道的一个正方形，九九八十一个符号。但是少了4个符号，也就显得上宽下窄有残缺。

这样比较整齐规范的总体排列布局，值得注意。

比如，左边第1列为什么少了4个符号？是不是说这石碑最后还没有完工？

如果这些符号是文字、汉字，如果它们所组成的就是一个完整的文句文本，那么，左边第1列显得单立出来的5个符号，是文本的结尾字句、标题，还是签名？

又比如，这样子排列布局后，客观上就形成的，或者是可以被抽象出来的一些数字，在古代是否有特别意义的？ 五排九列四排八列？九、五，四、八，45，32，77(81-4，5+72)。

如果想得更复杂一些，把左边第1列与最上面或最下面的那一排符号都单独列出，则又会形成4，9(5，8)，8x8，等等这样一些或许有其特定意义的数字组合。

这些数字真地有特别意义吗？

其次，再看看这些字符的具体特点。

最突出的一个特点，77个符号，没有一个雷同重复。

如果这些符号确实是文字符号，而且组成了完整文本，那它们彼此全无重复雷同的特点就显得比较古怪了。

这个数量级的汉字符号所组成的文本，很少乃至根本找不出第二例完全是由不同的字来构造的。不要说常用汉字数量极其有限的古代文本了，常用汉字数量大为扩充的现代文本，也都很难构造出来由77个完全不同汉字组成的语句段落。

岳麓山上这个传承来历清楚有据的石碑，虽然母本只能追溯到宋代，但依据汉晋隋唐以来文史资料，它与大禹关联明确，冠名禹碑由来有自。如果考虑它镌刻时所可能具有的几种功能、作用，参考有类似功能的其它符号组合系统或文本，也同样依旧令人觉得奇怪。

这类石刻作品可能有以下几种功能作用:记录帝王事功向祖先神灵吹嘘昭示后人、祭祀天地秉告或誓约于神明、托天命代表天意给出隐晦神秘暗示，以便作出相应的政治变革、权位更迭、大政方针改换之类关键性的安排。

功能与之类似的可作为参考文献，恐怕只有真伪古文、今文《尚书》里，那十几篇几十篇典、诰、命、誓、册、祭等等之类文本。

然而，即便是《尚书》诸篇，虽然都已经是极尽言简意丰如同天书之能事，但是也没有哪一篇哪一段能做到77字个个不同。

其次，虽然77个符号没有雷同重复，但其中很多符号在各自的形体结构上却有共同特点。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很多符号在左右结构上，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对称结构。此外，所有这些符号从外观上整体上观察，也具有明显方块文字外型。

这两个特点，与汉字的文字形体结构比较一致。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国人看到这些符号，无论是唐宋时的古人还是近现代的学者，都很容易就认定它们是采用了特殊刻写方式的汉字。

此外，由于它们是石刻文字，也就很容易就让人去对比相应的汉代尤其是王莽新朝的印章文字，也很容易让人寻找到两者之间更多相似相近之处。

综上所述线索，把它们串接起来，已有极大概率可判定一些结论，至少可以作出一些大胆假设:

《禹碑》或《岣嵝禹碑》上蝌蚪文符具体的内容，应该是可与《尚书》文本中某些与大禹有关篇目相联系。 比如象《洪范》里的洪范九畴、五行、洪范八政这些东西。

对比《洪范》文本，很容易就发现里面又出现了五、八、九这些数字，它们在《洪范》这篇文本里甚至比比皆是。对比《岣嵝禹碑》布局结构上同样明显呈现出的五、八、九，它们只是巧合么？

顺着以上思路，已经可以把《岣嵝禹碑》与《洪范》联系起来了。

但是，这显然并不够。

《洪范》与其它《尚书》篇目一样，并没有由77个完全不重复古字所构造的语句段落。

77个文字符号，具体所指示对应的又分別是哪些汉字呢？

再认真研究一下，首先，很容易就注意到数字五，单列左边第1列的五个符号，很突出。

这就不难把左起第1列符号去对应对比文本第一段落，而五个字符，大概率是对应水、火、木、金、土这五个段落关键字眼。

两者对比，这五个汉字，全是左右对称架构。而《岣嵝禹碑》上这五个符号，同样也全是左右对称结构的。在字符结构上，两者一致。这样子连续五个字符全都是对称结构的，在《岣嵝禹碑》九列九行总共77个字符里，甚至也唯此一例(?)！

《洪范》文本具体内容大体分为九大段落，而第一个，就是洪范五行段落。其中的关键字眼就是水、火、木、金、土。这一段落里的其余文字，全是对这五字的演绎扩充解释表述。《岣嵝禹碑》单列它们于左起第1列，并非偶然。

其次，既然思路走到了这地步，已设定了左起第1列五个字与《洪范》文本第1段落关键字眼相对应。那也就不妨继续往后设定:

《洪范》文本九段落可能与《岣嵝禹碑》的九列之间也会互相对应！还可继续直接设定《洪范》文本与《岣嵝禹碑》符号集合两者之间的对应方法！

即，《岣嵝禹碑》是对《洪范》文本的再抽象，或《洪范》文本是对于《岣嵝禹碑》的扩大解释再表述。

从左往右排列，《岣嵝禹碑》的各列大体上分别对应《洪范》文本九个具体段落，但可能并不严格要求各列九符一定要两两对应《洪范》文本各段落里九个字。《岣嵝禹碑》各列的九个符号，只需要分别对应《洪范》文本各段的关键字眼，具体数目可能会有参差不齐。

换言之，《岣嵝禹碑》只是《洪范》文本各段落的关键字眼。它们是用特殊方式刻写后所组成的符号集合，并非是一篇句组段落文本。

《岣嵝禹碑》作为符号集合，与由阴爻阳爻所排列组合成的八个、六十四个卦符集合一样，是《先天八卦图》《后天八卦图》那样的符号集合。而《洪范》作为对应文本，则是与卦爻辞、卦传所组成的由周文王推演周公旦注解孔子释义的《周易》文本类似的具体文本。

《岣嵝禹碑》剩下的八列七十二个符号，大体对应着《洪范》文本其它八段落中七十二个关键字眼。

它们都必须是各段落中可作为文眼句眼的关键字。

在文字结构上，有些同样有左右对称结构，但也有不是左右对称的。对比时，很可能只需根据这一差别就可快速进行区别辨认。

它们很可能不但无一雷同，还很有可能各自独立，并不强求要组成词汇短语，不会形成主谓宾结构的语句段落，更不会表达出什么系统完整的意义。

它们的排列组合顺序，也许并不严格按九段落关键字一一对应，也可能不严格按文本中的先后顺序排序。

最后，根据上述所列示的标准、特点、要求，这77个字有可能是:

吉凶

风雨霁

正直刚柔

貌视言听思

天子民王父母

岁月日星辰历数

食货祭司空宾师徒

富寿康宁好攸德考终

命折短疾忧贫恶弱皇极

卜筮悔贞克驿蒙寒燠(暘)

冀青兖豫徐扬荊雍梁

水火木金土

以上这77字，只是初步判断，不作为定论。具体的77个文本字眼，以及各字与各符号精准的一一对应关系，需要更细致的考察比较辨别。

这里只简单求证一下，拿比较有把握的几个关键字求证一下。

左第3列从上往下九个符号，似乎就正是"貌视言听思食货祀司"九个字，那么，这就可以初步实证了！？

其它的就不再反复推敲比对，一一确认了。 这里只把初步推断列示如下(仅供参考不作定稿):

左起

第1列:水木火金土

第2列:冀青兖豫荆梁雍徐揚

第3列:貌视言听思食货祭司

第4列:空宾师徒岁月星辰历

第5列:数日天子民王父母寒

第6列:燠風皇极蒙德驿攸直

第7列:正柔克刚霁雨凶卜筮

第8列:悔贞吉富康寿好宁考

第9列:终命折短疾忧贫惡弱

三、结语

母碑可追溯到宋代的长沙岳麓山禹碑，其原始来历是"临夏大帝玉册符文变大"摹刻而成。那么，此前汉晋隋唐各朝一些文史、方志、笔记诗文中提到的蝌蚪文符禹碑、金册玉牒，又都是怎么回事？

宋代禹碑源自"夏大帝玉册"，其蝌蚪文符出自该玉册符文临摹放大。这"夏大帝玉册"是哪里来的？宋代以前的那块或那些禹碑、金册玉牒，与夏大帝玉册有什么关联？

现存禹碑蝌蚪文符解读后，与《洪范》文本关联一目了然，但汉晋隋唐文史资料里的蝌蚪符文禹碑、金册玉牒，宋明以来文史资料里的大夏玉册、蝌蚪文字禹碑及传承清楚可追溯宋代明代的现存禹碑实物，为何都只言及大禹、治水而不涉及《尚书》、《洪范》文本？以至于千年来无人能解读蝌蚪文符？明代杨慎又为何解读错误？

禹碑蝌蚪文符解读后，历代以来对于《洪范》文本的注解译释，有哪些明显可见的问题？如何重新译读？

这些疑问，尚需研究者略作解答或据现有残缺信息给予合理化推断。

后记:

二O一九年清明节，机缘巧合灵感忽生，费了五六个小时完成初稿，一气呵成。 从选题到成文，堪称神速。

这两三年来又多有思考及一点"研究"，已对原稿某些推断结论有很大改变。故而二稿内容与原稿相比变动甚大，文中总结的解读思路也与原来解读时实际思路有较大出入。

张新泉

2019年清明湘西吉首乾州龙江河醉爱花肥桥张家老宅邻寓(初稿)

2021年霜降浙江武林龙湖(二稿)

2024年处暑龙江鸡西虎林

四、浅析《尚书洪范》文中洪范九畴的内涵

一、初析

《洪范》目前已可确定是西周时文献(当然，也有一些争议)。其开篇序文讲叙背景的段落，有很高历史研究价值，信息量很大。

与《洪范》文本对应的禹碑蝌蚪文符被解读后，很有必要重新译注解读这段序文，能获取一些重要发现。

因为有了新的方向后，再研究其中那些"残缺"历史信息，就可能得出一些更具合理性的推断，补全其中的"残缺"也有相当程度的可行性可靠性。

比如，《洪范》序文中提到的"洪范九畴"，过去历代儒家学者和近现代研究者大多注疏译解为"治国理政九条大法"之类的文句。

然而，从上下文的"(尧帝)不畀(鲧)洪范九畴"、"(舜帝)锡禹洪范九畴"而论，洪范九畴应解读为:以蝌蚪文符形式记载了"代天牧民首领必须知晓的九大领域最重要纲领″的金册玉牒。

这件名称即为"洪范九畴″的传位宝器、信物凭证，意义相当于后世玉玺王印、传位诏书、王冠权杖等等的集合。

尧鲧舜禹时代，既无国，亦无法。治国、大法也就都无从谈起。

从《洪范》文本序文后面具体文章内容而论，开篇洪范五行，水木火金土，讲的是世界观，形而上哲学。

其次则是帝王敬天祭祀时应该注意的仪态，貌、视、言、听、思。

再次才是政治行政方面的内容，所谓洪范八政的"食货祀司空宾师徒"。

食，农业。货，商贸。祀，文化、知识、意识、宗教，后来士之来源。司空，公共事务管理，土木工程、治水土、冶炼等等，也是"工"之起源。

食货祀司(空)，亦即农商士工，所谓四民。

有意思的是，这其中的司空职司，为颛顼高阳氏→鲧→禹这一黄帝血脉支系世代所沿袭。

最后，颛顼"绝地天通"政教分离，鲧筑城廓，禹治水划九州铸鼎，启建国称王，开启家天下王政时代。

夏，是搞城建冶炼土木工程起家的，四百年。

商，是搞商贸尚武军事征伐的。赫赫大商，征伐四方。帝国商队、利益在哪里，武士就去哪里。六百年。

周，是种田起家的，与天粪斗与地粪斗与人粪斗。八百年。

夏商周，颛顼"绝地天通"，把"祀"单列踢出、剥夺世俗权力争位资格。之后，是按工→商→农来顺序更替地，而并非依"食→货→司空"排序。

从更宏观角度观察，粗线条宏观上规划好山川江河，建起城廓；然后就要发展交通商贸往来，搞好外交，布置完军事防务；搞完了，也就是剩下精耕细作，种田积累了。

夏商周，恰好是循此粗线条的文明发展路径，展开了华夏文明的历史画卷。

回到《洪范》文本，后面还有天文历数、医学、社会民俗、地理气候等等。

……

总之，《洪范》文本内容包罗甚广，远非治国理政政治内容一个范畴。涉及哲学、宗教、经济、政治、社会民俗、医学、地理气候、天文历数、伦理等等领域，是一篇文明文化总结性质的百科全书纲要。

所以，洪范九畴，其实就是镌刻了至今存世的禹碑上那些(或部分)蝌蚪文符的金册玉牒，是这件特殊宝物的名称。

同时，洪范九畴金册玉牒上的蝌蚪文符，也极可能是华夏文明最早的文字系统，这些文符也构成了华夏文明第一部字典、政典、百科全书纲目。

当然，与《洪范》文本中的箕子关联甚大的朝鲜《大韩平水土赞碑》，以及与殷商关联莫明紧密的赵宋皇室后裔族居地福建漳浦赵家堡《禹碑》，从这两块碑上的蝌蚪文符数目来看，似乎都在四十五个字符左右(前者四十八个，后者四十二个)。它们大体上与《洛书》点线数字之总和相同。而且这两块碑形制也与其它禹碑不同，都明确采用册页式形制。

也许，"金册玉牒"上蝌蚪文符数目，原本应该就是只有四十五个。它们按《洛书》上数列分布形状，分别镌刻于九片狭长玉牒上，再编织成册页形制镶裹于薄金片上。

这也许就是上古或颛顼"绝地天通"后至尧舜禹时，作为帝位传承信物的最早期金册玉牒原始形制形状。

二、再析

在蝌蚪文符被复制临摹刻录到汉代、宋代以来的禹碑之前，甚至在它有可能被镌刻、铸范于夏鼎之前或同时期，它就极可能是被刻在被称作"洪范九畴"的金册玉牒上了。

"洪范"标示了其内容与《洪范》文本有关，也指示了其时代背景与制作工艺。"九"则表明了其构件数目，也指明其内容涵盖九大领域。只有这个"畴″字，似乎有作进一步更仔细推敲的必要。

如果是"筹"，则可直接标示其九个构件的形状，"玉筹"也就可让人一目了然。但用的却是"畴"字，怎么理解呢？

与殷商及箕子家族似有密切联系的福建漳浦赵家堡《禹碑》、《大韩平水土赞碑》，它们的形制为方正册页形状，字符数为四十五个字符左右(前者四十二、后者四十八)。它们的字符数量、排版与其它禹碑大不相同。它们的字符数量，更符合《洪范》文本内容涉及的九大领域关键字眼数目所呈现的"一、二、……八、九"数列之总和，与《洛书》点线图形数目和也一致。

而《洛书》点线图形正是方形，布局更近乎"畴″字之示意。

综上，或可推断蝌蚪文符金册玉牒上九片玉牒为长短不一的狭长玉片(甚至或有圆形玉片)，各玉牒上所镌刻的蝌蚪文字数目，分别为一个、二个……八个、九个。

九片玉牒按《洛书》点线数目布局图形陈列，整体上组成《洛书》的正方形图案，镶裹于方形黄金薄片。

这样一种组合布局形制，似乎才更贴近"畴″字之意涵。

以上推断，将《洛书》图形、《洪范》文本、蝌蚪文字金册玉牒实物三者密切联系起来，把各种信息串成一条完整线条，比较合理。

但是否属实，尚有待相关文字、文物考古新发现。

书法家谢云老先生前不久去世了，他生前自创了鸟篆体书法，别具一格，据说就有参考禹碑的蝌蚪文字等因素。

谢老先生的鸟篆或许有借鉴蝌蚪文符外形之处，但与禹碑文字其实关联不大。因为谢老之鸟篆书法，其实有自己的造型规则。其规则可以断言与禹碑蝌蚪文字造字规则完全无关。

谢老先生之鸟篆，是对现有成熟汉字给予外观上求奇求新美术化之书写方式上的变异。

用知识产权术语来套用，它并不是发明创造了某个新汉字(发明专利)，而是汉字的实用新型、外观变化(实用新型、外观专利)。

禹碑蝌蚪文字则不然，它很可能是最早期的汉字。

它是早期人类刚刚直接脱胎于象形绘画表意，初步用更抽象化的简化符号来代替象形绘画表意。它就是原始造字时代的"发明专利"。

当然，考虑金册玉牒的特定作用、意义时，也要参考后世同类器物如玉玺王印之类。它们上面篆刻的文字，对于当时常用文字而言，一般都有美术化加工，以增加仿制难度加强保密功能、强化独特性权威性。

所以，金册玉牒上的蝌蚪文符，既是汉字最早期的起源性文字，是"发明专利"版的最早汉字。同时，它们又可能还是早期常用起源文字的美术化"艺术化"加工、变体，它们也是当时独一无二的"实用新型专利、外观专利"版的最早汉字。

因为金册玉牒具有类似玉玺王印特殊性质，其持有者地位特殊、使用场合特殊。

蝌蚪文字从被创造出来开始，就是一定要有难以"辨别、模仿″的硬性规定、要求，以便具有保密特性，保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千年来、两千年来，蝌蚪文字之所以难认，也有这一"先天″因素使然。

从这个角度而论，谢云老先生在现有汉字基础上创造的鸟篆，或许借鉴了禹碑蝌蚪文字当时的"实用新型专利、外观专利″技巧。但它绝对没有禹碑的造字规则内涵，也与禹碑造字规则毫无关联。

蝌蚪文字这种早期文字发明专利、外观专利二合一情形，大大增加了解析其成字造字规则难度。从这个角度而言，谢云老先生的鸟篆也是极好的提醒:想要完全解析蝌蚪文字造字成字规则，也许首先需要褪去其"外观专利"之扭曲掩饰，还其本来。

当然，《尚书洪范》文本中，对于关健字眼、句眼，也往往有扩充解释、转注、附会。

比如，第一段落的五行，关于"水、火、木、金、土"五个字，就有一大段扩充解释、转注类比附会。它既可能是讲这五个字的内涵，但也可能是解释这五个字为什么是那个样子。

也就是说，禹碑上的这五个蝌蚪文符的水、火、木、金、土，之所以造型古怪，与正常的字符差异较大，是因为它们还包含有这些扩充解释、转注类比附会。

《洪范》中对于"水火木金土"的解释有:

水，润下、咸；火，炎上、苦:木，曲直、酸；金，从革、辛；土，爰稼穑、甘。

对应字符来看，第一个字符里面，既有古文"水"字的形状，似乎也有润下、咸字的形象、形似。火、木、土亦然。也就是金字，从革、辛，无论是古文字还是古义，似乎都比较难以附会。

三、综论

禹碑蝌蚪文符被解读后，可以发现蝌蚪文符内容是与《尚书》尤其是与《洪范》文本直接关联。

蝌蚪文符是从大夏玉册符文摹刻到禹碑，且禹碑、蝌蚪文符、金册玉牒、禹帝、治水事功，史料中的这些信息向来是相关联的，大体上也就可以推断出蝌蚪文符的最早载体为金册玉牒。

《洪范》文本中"不畀(鲧)洪范九畴"、"锡禹洪范九畴″文句，与许多文史资料中"帝锡禹金册玉牒"等文字相对应，可以推断出"洪范九畴″就是对金册玉牒名称、蝌蚪文符内容的共同概括。它既可以是指蝌蚪文符内容，也可以是指金册玉牒这个载体。

由此，金册玉牒上的文符是简化了《洪范》文本内容概括了其纲目。而从尧帝″不畀鲧″与舜帝″锡禹"的一系列对应举措中，也可以彰显出它类似于玉玺王印、传位诏书等等象征天命所在、合法性正统性信物凭证集合特征。

那么，"洪范九畴"指的就是金册玉牒与玉牒上的字符内容吗？

这个答案其实并不令人信服、满意。

金册玉牒即便确实有类似玉玺王印的帝位传承信物特征，但在被发覆考证推断前，它与它的这个特征，自秦汉以来其实已属末知历史，仅存残缺信息。

夏商周时期，除金册玉牒外，还有另一件具有相同功能特征的类似宝物，即夏禹九鼎。

夏九鼎的传国宝鼎特征与金册玉牒相同，甚至即便宝鼎已失落二千载，其功能特征也仍为世人所共知。

而金册玉牒，至少到宋代虽然可能仍有副本、复制本"大夏玉册"，但却已无人知晓其真实由来、本质意义了。

从《洪范》文本中所记录的商周鼎革时期姬发、箕子两人对话内容看，这两件宝物，在夏商周三代统治者那里，其相同本质特征是历代相传并共同知悉、认同，也都给予了重视地。

虽然从《洪范》文本中箕子讲述的"洪范九畴"上下文来看，它既是蝌蚪文字内容的总称，也是承载蝌蚪文字的金册玉牒的名称。

而且，尧帝不畀鲧、舜帝锡禹"洪范九畴"时，还没有禹铸九鼎。

单从洪范九畴在箕子口中讲述的上下文去推断，他讲的发生在尧鲧舜禹之间关于"洪范九畴"的转让与否，那就只可能是金册玉牒，而不可能是尧舜禹相互禅让时还没有的禹九鼎。

但是，单从"洪范九畴"字面含义而论，它毫无疑问更切合直接指向范铸了蝌蚪文符的夏禹九鼎！

这也正是推断出"洪范九畴″是金册玉牒后，仍难让人信服、满意的原因:它不太合适，夏禹九鼎才更合适。

无论是洪、或是范、或是九、或是畴，无不与夏禹九鼎各种特征重合。

洪标示了时代(洪水时代)与时代主角(夏禹)，范标示了铸鼎工艺，洪范相连甚至也直接可代指夏禹鼎。

箕子与周武王问答讲解时，是没有什么《洪范》文本可据的。

传承至今的《洪范》，本来就反而是后世孔子或其它人给予箕子武王谈话记录冠上的篇目名称。孔子或后来的其它人，他们也不知道镌刻在金册玉牒上的、范铸在夏鼎上的符文，会被后世称为蝌蚪文字。

而极可能身为商王朝世代主持祭天祭社稷典礼的商王宗室家族族长箕子，他当时口中的"洪范"，甚至可以直接断定就是特指摆在商王朝社稷坛上、姬发与箕子谈话时眼前所见的范铸在夏九鼎上的符文——即后世所谓蝌蚪文。

同时，他口中的"洪范"也可同义代指镌刻、范铸了这些符文的金册玉牒、夏鼎。

九与夏鼎的个数相合，也与夏鼎代表的禹定水土后划定天下九州之数相同。甚至夏商王朝社稷坛上的九鼎，本来就是分立在代表九州土地、九块缩微地图五色土之类所组成的高坛上。

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遗址上的井字道路区域，甚至极可能就是夏禹九鼎最早的安放之地。

九畴也就是九州、是夏商王朝社稷坛上九块立有九鼎的九州缩微地图土地总称。

由此，"洪范九畴"，在武王箕子谈话特定的背景下，其实就是夏商社稷坛上的夏禹九鼎。

全面还原《洪范》序文的背景，应该如此:

武王伐纣，纣焚鹿台。姬发立纣王子武庚，大体安定了殷商遗民后，前往存放夏禹九鼎的殷商社稷坛。

他召见了世代主持殷商社稷祭祀的箕子家族当代族长箕子，两人围绕传国重宝金册玉牒、夏鼎谈到了上面符文的内容意义。这篇谈话，就是《洪范》。

解读了禹碑蝌蚪文字后，知道了蝌蚪文字与《洪范》文本之关系，再从禹碑、蝌蚪文、金册玉牒，和《洪范》文本序文中的有关信息，可推断出"洪范九畴"就是蝌蚪文金册玉牒。

这个结论虽然比较合理，但让人感觉仍然别扭，因为还有比"它"更合理的进一步推断结论:

"洪范九畴"就是当时姬发与箕子眼前的，立于殷商社稷坛上，夏商两代已传承千年的范铸了蝌蚪文字的夏九鼎(及其符文)。

在《洪范》文本中，箕子口中的"洪范九畴"只发生于尧鲧舜禹之间，似乎与那时根本没有的夏鼎无关。

那不过是因为古人记事，收入《尚书》里的文字都极其节约，一字一词往往包罗几个层面。让信息大量缺失的后人、今人读来，倍觉其"佶屈聱牙"。

在姬发、箕子及《洪范》文本记录者这些当时人看来，"洪范九畴"既指眼前社稷坛上禹铸九鼎，也指其上范铸的蝌蚪文符及其内容，还可代指镌刻同样文符的金册玉牒。

在他们眼中，这些都是一目了然不言而喻地。

但在历史信息大量残缺，社稷坛、禹鼎、金册玉牒都早已无存，蝌蚪文字也已是两千年后宋人刻到南岳山上、已无人能辨识，汉宋明儒及现代人当然都再也无法一目了然不言而喻了。

洪范九畴既指范铸了蝌蚪文字的夏禹九鼎，甚至可还原出其立于殷商的"社稷坛″上，并由"九畴"还原出"社稷坛"大致形制，还原出武王"访箕子，作《洪范》"六个字后面的影视剧本场景。

洪范九畴还指镌刻了蝌蚪文符的金册玉牒，甚至也可以还原出金册玉牒本来安置在殷商王朝祭天的"天坛"上。

甚至可以还原出箕子让族人秘密携带其远走东北殷商故土后，安坐于社稷坛等候武王。

他以一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姿态，引导胜利者周人的视野心神，使之完全注目聚集于仓促间无法挪移、也难以如甲骨那样及时匆匆掩埋的夏鼎上。

事后，他谦卑请求远放殷商故土(红山牛河梁祭祀地？)守护祖先灵墓，获得允准，最后被封于朝鲜。

换言之，《洪范》文本记录里，当时侃侃而谈的箕子口中，"洪范九畴″在他意识中既指蝌蚪文符之内容、更特指眼前的夏鼎，也还指已被带走的金册玉牒(所以口中才会有尧"不畀"、舜"锡"之说)。

但在姬发及当时周人意识中，"洪范九畴"就只是眼前社稷坛上禹九鼎及其符文了，不包括金册玉牒(或被箕子说作已都被焚于鹿台)了。

当时的真实历史情况如何？已经完全难以知晓。

只能从与箕子、殷商关系渊源颇深的后世《大韩平水土赞碑》、赵家堡《禹碑》的独具一格特征，及两千年来殷商后裔孔子儒家在禹碑、洪范、蝌蚪文字相关事件上的各种诡谲表现，从蛛丝马迹中作出一点合理化推断。

四、重读禹碑，再解蝌蚪文符

把金册玉牒、夏鼎、洪范文本纳入禹碑蝌蚪文符研究视野后，尤其是失踪已久的夏鼎纳入研究范围，反过来，又再重读禹碑再解蝌蚪文，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原因很简单，夏鼎虽失踪两千多年了，但它的信息并不少。尤其是它与它象征的九州，也有详细的《尚书》相关文本信息留存至今，即《禹贡》。

在初步解读禹碑，发现禹碑与《洪范》文本关联，尤其是禹碑九行九列(左第1列只有五行)排版，正好对应《洪范》内容涉及九大范畴领域后，潜意识里就会把禹碑蝌蚪文符与《洪范》文本划等号。

本相只在此中寻，无须他处再求真。

然而，禹碑77个字符九行九列布局与《洪范》文本九大领域的对应常有错位，又让人迷惑。

尤其是排在左起第一列的洪范五行边上，第二列的九个符号，根本就不是《洪范》文本紧跟在五行内容后的五事、八政。

五事、八政(前四个)甚至是77个符号里相对最易辨认的九个符号，但却排到第三列去了。

而第二列九个符号，却又成了九列符号中，从《洪范》文本中最难找到对应关键字眼的一列。

这是解析了禹碑蝌蚪文字识读规则后，最让人迷惑之处。在不知道夏鼎《禹贡》与蝌蚪文字关联之前，第二列九个符号甚至让人束手无策，各种尝试皆难以满意。

现在一旦清楚夏鼎、禹贡与蝌蚪文符之密切关系，这个问题甚至立刻也可以找到思路。

第二列九个字符，极可能就是"冀、青、兖、豫、徐、荆、雍、扬、梁"。它们是夏鼎上禹贡九州的最早夏代文字版本。

如果此说经文字考古实物及相关文字演化研究可证实、成立，则禹碑蝌蚪文字，夏鼎、夏代文字，《禹贡》、《洪范》及《尚书》文本，夏商周历史研究，都可前进一大步。其意义、影响之重大，已无庸多言。

现在看来，似乎很大概率是成立地。

当然，此说成立后，最早的金册玉牒形制，基本上也就可以确定。

即，它上面应该只有《洪范》文本中最关键四十五个(或五十五个)字符，与《洛书》有明确对应关联。

此说成立后，禹碑、蝌蚪文符的来历也更清晰了。

它至少揉合了《洪范》文本与《禹贡》文本。按日本国内的那些所谓禹碑禹迹而论，也许还有《大禹谟》乃至《伏羲八卦》的内容。

它应该是以殷商后裔(箕子家族、孔子家族乃至赵宋家族？)秘藏秘传的金册玉牒蝌蚪文符为母本，创制形成于秦汉之后的概率更大。

由此，金册玉牒的传承秘密、禹碑《尚书》文本孔子儒家之间的种种诡异，也都可获得一些更合理解读。

张新泉

甲辰立秋修订于龙江虎林

五、浅谈金册玉牒——上古夏商周传国信物

一、源起

研究洪范禹碑蝌蚪文符，常会牵连到一个至今并无任何考古实物的物品，即一些文献资料中提到过的金册玉牒。

今天南岳衡山的禹碑，是明代文史资料中明确记载为宋代官方"临夏大帝玉册文变大"摹刻而成。

另外几则汉代、魏晋、南朝、隋唐宋代的文史、古代方志、古人笔记、诗词等等资料中，如《吴越春秋》等提到"金册玉牒"时，虽然没有直接说明上面有蝌蚪文符，但全都在上下文中提到大禹、禹碑、治水等等人物、事件、特定物件。

金册玉牒虽然至今未见有考古实物，但在长达两千来年的历史里，不同朝代所有文献资料中，它都是与禹帝、治水、禹碑密切相连。直至明确记载它上面有蝌蚪文符，甚至就是禹碑蝌蚪文符的直接来源。

就禹碑上蝌蚪文字符号的实际载体而论，在镌刻到禹碑、崖壁之类石质材料上之前，必然会有其它载体，以便保存、收藏、传承。

这样的载体，除了临摹放大缩小时，必然会用暂时中间过渡的纸张、布料、绢帛之类以外，显然镌刻在金册玉牒上，更适合长久保存。也更隆重其事，可以更加尊显其地位。

此外，刻有蝌蚪文符的金册玉牒，还更适合用于祭天、封禅、典礼昭告等等特殊场合场面公开展出、使用。

那么，问题来了。

金册玉牒是否真实存在过？

它从上古时出现到它消失，是一直为历代所相传？还是自开始制作或从某个时间点开始，就长期有母本、副本、复制件同时共存、分别存在？

它与至今仍存实物的禹碑、疑似也铭刻有《洪范》蝌蚪文符但已经消失的夏周九鼎，孰先孰后？

金册玉牒、夏鼎、禹碑，这两者、三者之间彼此转录临摹复刻具体情形如何？金册玉牒最后去了哪里？……等等等等。

二、析疑

金册玉牒进入洪范禹碑研究视野后，上述疑问自然随之而来。这些疑问有的答案已比较确定，有的则需要根据现有残缺信息进行合理化大胆推断。

从颇多不同年代不同种类文献资料对它均有明确记载来看，以及就蝌蚪文符、洪范九畴特殊地位而论，金册玉牒作为上古时代最适合载体材料，虽然至今已不见考古实物，但它必定真实存在过。比起石碑、纸布帛绢、鼎盘盝簋圭璋璧琮，它都是更合适、最优选项。

按《洪范》文本中所见有"不畀鯀洪范九畴"、"锡禹洪范九畴"等文字而论，过去将"洪范九畴"解为"治国理政九条规范"之类的译读似有不妥。

应当解读为"(大洪水时代前后所制作、或自上古传承下来刻录有蝌蚪文符)记载了九条治国理政纲要的金册玉牒"。

无论是"不畀"字、还是"锡"字，"洪范九畴"都应该不仅是其内容的概括总称，而且也是其载体实物金册玉牒的名称。

即这件在尧鲧舜禹之间曾牵连到帝位传承的金册玉牒实物，它的名称就也是洪范九畴。

换言之，依《洪范》文本所记，洪范九畴金册玉牒在尧舜禹时代已真实存在，且已成为帝位传承的关键物证。它是玉玺王印、传位诏书之类物件的最原始版本、先祖、集合。

大禹后来将很方便持有、携带、展示，用作传位标志使用的金册玉牒，转录为铭符在难以移动的青铜重器——夏鼎，其本身也是将帝位传承，由公天下时的推举禅让制度，转化为家天下世袭不易制度的最直接意志表达。

而蝌蚪文符如果诞生于禹铸夏九鼎之前，在尧舜禹时期或更早先的上古时代，镌刻保存于金册玉牒上以代代传承，甚至也是唯一合适选项。

如果金册玉牒上的蝌蚪文符在大禹帝在位时，转录铭铸到了夏鼎，那么从那时起就有副本、复制本共存，这种情形发生的概率也极大。

禹碑上的蝌蚪文符，则显然是秦汉以后，才从金册玉牒上临摹放大转刻而成。这一情形在宋代及以后的禹碑来历上，是有明确资料记载。而宋代之前的，两汉新莽魏晋时的禹碑，也必定是类似情形。

大致上作合理化推断，金册玉牒蝌蚪文符及夏鼎、禹碑在历史中的具体情形如下:

上古某时期，蝌蚪文符诞生后，镌刻保存于金册玉牒并历代相传。在禹帝铸夏九鼎之前，金册玉牒或仅有一件，或已有副本供祭天、封禅、传位等仪典使用。甚至也可能有副本埋入三皇五帝陵寝、五岳四镇名山。

武则天封禅金简

禹帝铸夏九鼎，如果鼎上转录铭刻了金册玉牒的蝌蚪文符，金册玉牒之副本乃至母本可能后来被葬入大禹陵。也可能被禹帝祭天、封禅、会盟时封藏于潜山天柱山、会稽某山。

禹帝在天柱山祭天时，或许据金册玉牒母本镌刻蝌蚪文符于天柱山元阳石或其它巨石，或刻石碑于天柱山某处。

上述夏鼎、禹碑从金册玉牒转录蝌蚪文符情形发生后，都仍应有母本或副本继续为夏商周历代帝王传承。

秦汉时，夏周九鼎消失。金册玉牒或与禹碑同时存在，或单独保存蝌蚪文符历代相传，直至宋代或明代彻底消失。

宋代以前，两汉新莽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今天南岳衡阳衡山地区，至少有一次从金册玉牒上转录蝌蚪文符镌刻石碑立于衡山情形发生。它最可能是新莽时由刘歆等人所主持。

北宋末期，"临夏大帝玉册文放大"摹刻而成现今存世各种禹碑之母碑，则已有明确史料记载。

金册玉牒无论是母本还是副本，应该一直都是由历代帝王皇家所独有、世代保管传承，享有最高安全保障等级。但由于朝代更迭、战乱、火灾意外等等，遭损毁乃至消失也有可能。

夏鼎铸造后，在它彻底消失前的两千多年(公元前2100年前后——公元前100年左右)里，金册玉牒即便损毁乃至灭失或被埋入王陵，也可以从夏鼎上的铭符再转录复制出来。

秦汉之后，金册玉牒往往是随着绍介禹碑时才顺便提到。

宋代之前的禹碑，极可能是在新莽时期，从金册玉牒上所转录的蝌蚪文符镌刻而来。

由此，至迟到新莽时期，金册玉牒大概率仍真实存在于皇家手中。

至北宋末年再刻禹碑时，又明确记载有实物现世，为官方持有。此后，凡涉及到蝌蚪文符的，只有禹碑，再无金册玉牒踪迹。

秦汉以来，尤其是自公元前后的新莽时期至公元千年的宋代这一千年内，金册玉牒是否仍然存在？大概率曾经灭失。

这一时期，由于焚书坑儒等等，连《尚书》文本都几度几乎灭失。而五胡乱华，尤其是洛阳武库(及历代珍宝馆)大火，更极大概率已彻底毁灭了金册玉牒。

这千年内，甚至还大概率有金册玉牒与禹碑都曾长期共同损毁乃至灭失无存的历史情形。

明代乃至清代各地复制之禹碑，传到今天虽然只有三五六百年时间，但其实就已经无一块石碑仍然完好。

这一时期，蝌蚪文符有可能是在从禹碑转录摹拓的纸布帛绢质材料上，长期辗转保存甚至已流失于民间。

宋代初年，赵宋皇家也许是以淳化阁秘贴收集民间藏品等等手段，才再次获取了蝌蚪文符。赵宋重制了金册玉牒，但形制已变，称之为"大夏玉册″了。

宋代官方给出的这个名称，本身就昭示至迟到宋代，已经彻底无人知晓蝌蚪文符与《洪范》文本之关联，已无人能准确解读蝌蚪文符了。

宋代以后，金册玉牒(或所谓大夏玉册符文)去了哪里？

其一，大夏玉册副本或复制件及纸布绢帛质本，或有赵宋封禅时封藏于名山，或有赐给西夏葬入某西夏王陵，或有流入士大夫之手散入民间。

某座西夏王陵、宋代顶级文臣或金石名家墓葬中，将来出土此类文字文物，仍然都有可能。

其二，靖康之耻时，金册玉牒或大夏玉册母本副本落入女真权贵之手。

金太祖陵以及完颜希尹等女真族中汉化程度较高的金代早期宗室贵族墓葬中，出土此类文物，也仍有概率。

其三，金册玉牒母本或某副本，也有较小概率传承到明代，被葬入好道的明宪宗或明世宗等皇陵。

三、结语

总之，金册玉牒作为蝌蚪文符的最佳保存传承载体，是真实存在过的。

先秦时代的金册玉牒，有可能副本或葬入三皇五帝夏商周三代某帝陵某王陵，或封藏于某五岳四镇之类名山。

秦汉以来的金册玉牒，大概率只有宋代以后的"夏大帝玉册″母本副本，它们还可能埋存于名山、西夏及金国王陵贵族墓葬、明代皇陵。其它材质摹本，埋存于宋代顶级文臣、金石学者名家墓葬亦有可能。

金册玉牒的具体规格形制，因为无实物，只能从各种禹碑形制来作最粗略推定:

由九片狭长玉质牒片镶裹于薄金片上，连织成可展开可卷起之册页形状。每片玉牒上对应刻录《洪范九畴》各筹关键字眼。

目前存世的各地蝌蚪文符禹碑，只有福建漳浦赵家堡赵宋皇家后裔族居地的残缺禹碑，形制上是单独以册页形状存世。它与各地其余版本的禹碑形制差异极为明显，独一无二。

此外，韩国江原道的《大韩平水土赞碑》，只是选取了明代新泉书院版本的禹碑拓片上部分蝌蚪文符，也与国内其它禹碑版本大不相同。而《大韩平水土赞碑》，近世乜有制成块状屏风，以册页形态作商用售卖或收藏者。

这两种更具册页形制的禹碑，都明显以选取部分蝌蚪文符残缺形式呈现。或四十四字符、或四十八字符。似乎是在提示金册玉牒上的蝌蚪文符数量，也随历史时长而在某些年代有过增改删减之可能。

如果再考虑到殷商箕子家族与朝鲜之渊源，赵宋王朝与殷商王朝诸多特殊交集(赵宋开国太祖太宗兄弟俩的父亲，名字就是赵弘殷。赵宋的继承制度中经常有秦汉至明清两千多年间少有的兄终弟及而罕依周礼，这也与商王朝神似。其经济制度，也是其它王朝所没有的″本朝祖制不抑兼并"重商兴国)，这两个形制独特的禹碑就更值得关注了。

这两个版本禹碑上字符数目的这种增改删减，是至迟到宋代以后，蝌蚪文符已与《洪范》文本完全失联，已无人能清楚识读时，才偶尔因个别特别因素引发？

还是蝌蚪文符数目，最迟至周秦战国之前，因为所有原本金册玉牒当时之人都有能识读者，所以，从四十五字符逐渐增加到七十七个字符，这情形也只是正常历史发展趋向，一如八卦渐渐发展成六十四卦？

或者殷商乃至西周之前，金册玉牒上的蝌蚪文符就是四十五字？《大韩平水土赞碑》与赵家堡禹碑，这两块与殷商王朝关联渊源更复杂的禹碑，都独特地采用四十余字符册页形制，并非偶然？

上述两种选项究竟哪个更真实准确？

解决这个疑问，有赖于对禹碑蝌蚪文符进行更细致深入地研究，以寻找出七十七个字符之间可能存在的细微但明显的时代差异。

如果现存七十七字符因为经过多次转录，都已然形成统一风格再也难以区分，那也尚待可能存在的其它版本禹碑、金册玉牒、夏鼎，不同年代不同材料蝌蚪文符载体的考古新发现。

如此，方能真正最终论定。

如此，也方能打破七十七字符似乎浑然一体的现有认知。也会打破蝌蚪文符增减模仿重造似乎完全不可能，进而打破蝌蚪文符疑似并非华夏先圣先贤先祖乃至并非人类所为，来源更玄幻奇异的胡测乱想。

如此，方能找寻出蝌蚪文符的成字造字规律，甚至能使之如甲骨、金文、大小篆早期汉字形体一样，成为可供书法家们练笔猎奇、考验智商、构思揣摩的书法新玩具、更高难度新工具。

张新泉

甲辰立秋修订于龙江鸡西虎林

附:

现在存世的禹碑，母本在岳麓山。

按明代书法家丰坊《书诀》中记载，原本是北宋末年朝散郎刘跂在新党得势后，临夏大帝玉册文变大，刻石于岣嵝山。

靖康大乱后，石刻失踪。朱熹与张拭找了几年都没找到。

朱熹死后一年，南宋道士何致一衡山云密峰禹溪泉坛附近发现了石壁上的蝌蚪文符石刻。长沙官员拓印摹刻后，立碑于岳麓山。

宋元明交替时，天下纷乱。直到嘉靖时，长沙官员才重新发现岳麓山的禹碑，又重新拓印修复。

丰坊家族自北宋时的先祖丰稷起，就累世官宦，藏书万卷。

丰氏家族是世居鄞县的大族，王安石变法就是从担任鄞县县令开始起家的。

丰稷与刘跂父亲刘挚一样，都曾算是王安石的新党骨干。当然，他们后来也都与所谓的新党决裂。

刘挚早年为王安石看重、亲手一再提拔，但最终却弹劾王安石，被宋神宗下放到衡州监理盐仓。哲宗初年时他成了宰执大臣，与旧党吕大防共同执政，废弃新法。但哲宗亲政后章惇新党得势时，他就彻底被废了。

丰稷在宋哲宗时上疏有所谓"以《洪范》为元龟，祖训为宝鉴"等语。但在哲宗徽宗时期所谓变法、新党已成官场斗争工具时，他对执政的章惇、蔡京都持反对立场。他长期担任礼部职务，负责意识形态变法理论和对高丽、西夏外交事务。

丰坊虽然后来以制造伪书出名，但他在《书诀》中的这一笔记录，可信度却比较高。

从王安石、丰稷、刘挚刘跂父子的人生官场经历、人际交往相互关系，变法派对于《洪范》的重视等等来看，线索还是比较多也比较清晰地。

刘挚有衡州衡阳为官经历，也许在衡阳、长沙还留有家人分支。刘跂的诗文中，也有去衡阳、长沙、洞庭岳阳办事的相关诗句、线索。

刘挚

丰坊是嘉靖二年进士，与父亲丰熙都卷入了大议礼案。他们父子与杨廷和杨慎父子，作为父子同朝为官知名当世的典型，又都站在嘉靖为父亲议礼的对立面。丰坊、杨慎自然也就尤其受到嘉靖严厉打击。

丰坊在父亲死后立场改变，但反而内外不是人。史书也定性他是所谓"有文无行"，文才书法都是明代一流，但品行就饱受非议。

他管家理财能力很差，家里的藏书被子弟偷了十之五六，剩下的藏书也因火灾几乎全毁。

刘挚父子与丰稷在北宋神宗、哲宗、徽宗三朝时的经历、官场人际关系，与王安石变法、新党的复杂关联，丰氏家族世代对于金石碑铭的搜罗整理、广泛深入研究。这些都足以说明丰坊《书诀》中相关记录的可靠性。

六、浅谈夏禹九鼎与夏代文字

一、源起

《尚书》中的《洪范》《禹贡》等篇目与禹碑蝌蚪文符的关联对应被揭示后，很多涉及华夏文明中华文化及文字汉字起源的根本问题就都被牵引出来。

《尚书》《洪范》等，据现代考古战国简牍实证及相关学者对于文史资料的研究，已大体上可以确定为西周时代文献。但现存所有刻录洪范九畴内容的蝌蚪文禹碑实物，最早源头却只能追溯到宋代。

现在国内外所有"禹碑″的来源，都是那块北宋末年朝奉郎刘跂奉命"临大夏玉册符文变大″于衡山上临摹篆刻而成的"母碑"。明代关于这块禹碑的相关文史资料记载，有确定的人物、时间、地点、事件细节经过，可靠性比较高。

宋代以前衡山(汉晋时或在今安徽潜山天柱山)禹碑，虽然历代文史资料记录都有一些相关踪迹信息，但终究已无实物留存。

它的实物或许仍在天柱山、衡山某处，或许已被埋入地下(如潜山市天柱山附近，很可能就有块被埋入中晚唐宰相毕諴祖墓的刻有奇特篆符文字石碑)。

文史资料中关于禹碑上蝌蚪文符最早来历记载，也只是东汉时《吴越春秋》、东晋时《湘中记》等文史资料中略有模糊记述的据说是所谓"帝授大禹"的"金册玉牒"。

宋代这个"大夏玉册符文"，又是从哪里来地？正史资料上为何无记录？

禹碑蝌蚪文字为何会失掉与《尚书》《洪范》关联，以至于近千年乃至几千年一直无人能辩别解读知晓这些符文及其内容？

这里暂且再从重读重译《尚书.洪范》着手，讨论一下金册玉牒、禹碑或相关类似上古器物以及《尚书》乃至《易经》、河图洛书等等的变化史，捋清楚其中的脉络。

三千多年前大约公元前1028年左右，周武王姬发率所谓八百诸候伐纣灭商。

纣焚鹿台，大量物品被焚毁。当然，也仍有一些甲骨被秘埋并留存至今。

也许，当时还有一些重要青铜礼器宝物、王室典籍也被掩藏，但也有些不易毁坏掩藏的更重要重宝重器，还是会被周人掠取劫收。

这其中，很可能就包括或许是从伏羲女娲或炎帝黄帝或颛顼帝喾尧舜等等，或至迟是从禹帝夏代传承下来的金册玉牒符文或禹碑或其它类似器物。

当然也有很多重器也很确定是被周武王当时就掠走获得了，其中最重要最有名的，就是夏禹九鼎。

二、重读

《洪范》开篇有这么一段序文性质的记录，讲述了这篇文字的背景:

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

　　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

　　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后面的文字，主体就是具体讲述洪范九畴的内容了。

在禹碑或金册玉牒蝌蚪文符与《尚书》《洪范》等文本的关联被揭示之前，历代儒家学者和现代史学家、研究人员对于这段序文的译读注解，都是从字面上逐字逐词考据训诂引证。

比如，现代有白话文译文:

周武王十三年，武王询问箕子。武王问道：“箕子，前世历代帝王庇荫安定下民，使他们和睦相处，有治国常理、规定方法。我不是很了解，你能讲讲吗？”

箕子回答道：“我听说过，从前，鲧堵塞洪水，彻底破坏了水、火、木、金、土五种世界本原物质的秩序结构。上帝震怒，不赐给鲧九大规范，治国的常理因此败坏了。

后来，鲧被流放诛杀，禹继承兴起。上帝把九种规范赐给了禹，治国的常理因此定了下来。"

这一类解读让人感觉有点似是而非，似乎缺少了些什么，既不完整也不畅通。

虽然《尚书》里的上古文字大多佶屈聱牙，今人释读，这种感受常见常有。

《洪范》既然已可确定是西周文献，以蝌蚪文符刻录有《洪范》关键内容的禹碑、金册玉牒或其它器物也一直真实存在且传承至今。那么，当年武王与箕子的对话，其实际场景很可能就不是箕子凭借记忆干巴巴地背诵。

当年武王与箕子间的这场对话问答，更大概率乃至现在已完全可以确定，就是针对刻录有传承自夏代乃至上古蝌蚪文符的禹碑或金册玉牒或其它类似器物，从而引发。

现在人们已经知晓了禹碑或金册玉牒上蝌蚪文与《洪范》的关系，可以根据相关史料记载，给予更贴合实际的场景还原，从而重读重译《洪范》，并补全相关残缺信息。

按这种思路，就可尝试将《洪范》这一段讲叙背景由来的序文重新译读，大体如下:

周武王十三年，伐纣灭殷后，获得了传国神器(金册玉牒、夏鼎或大禹九鼎)。因为不能识别它们(尤其是九鼎)上面所镌刻的铭文符号，武王就召见了世代为历代商王守护看管神器(夏鼎尤其是大禹九鼎)的箕子家族当时族长箕子，询问神器及铭文的来历与内容。

武王姬发:这些就是(夏商以来)历代帝王的传国神器(大禹九鼎)吗？它们上面这些符文就是历代帝王们代代相传的治国理政大道规范？这上面符号都写的是些什么？我怎么一个符号也看不懂啊？箕子你们家族世代守护掌管它们，可以给我仔细讲讲它们的来历与内容吗？

箕子:这些确实就是禹帝以来夏商历代帝王的传国神器(大禹九鼎夏鼎)。比如请看这一件(元鼎)，它上面这五个符号就是水、火、木、金、土。

历代帝王先圣先贤认为它们可以概括表示世界万物，是最常见最普遍最本质最根源的东西，也称作五行。

听说千年之前，还在夏启称王建国之先，夏启王的祖父鲧，当时就有继承帝位的资格。

但他在洪水泛滥期间，出任世袭司空职位承担主持治水责任时，一味采用筑高堤坝堵水办法应对洪水。他没有研究掌握水、火、木、金、土这五种世界本原物质的特性，违背了五行运转规律，治水也因此失败。天下民众因治水失败都损失惨重，鲧也丧失了天下的信任拥护。

尧帝因此震怒，认为鲧有大罪过，已经丧失了继位权利。

尧帝也就没有将历来帝王先圣先贤们所总结、传承帝王位时应告知继位者的九条规范传授给鲧，而是将帝位转授给了更受大家拥戴尽职尽责立有大功的舜帝。

舜帝即位后，又追究鲧的罪责诛杀了他。大禹沿袭世职继续主持治水工作后，他就认真研究五行运转规律，因势利导疏通河道平息洪水。舜帝于是秉承上天意志，传授了九条纲要给大禹。禹帝即位后，就把这九大规范镌刻在这些神器(禹铸夏九鼎？)上，它们也就成为了一千多年以来夏代商代帝王们历代传国时最重要的信物、传国神器。

……

这里作出了一个"大胆假设"，即禹铸九鼎，上面就是镌刻了蝌蚪文符的《洪范九畴》。

三、推定

这个"大胆假设″，不但直接推断了夏鼎上的铭文内容为《洪范九畴》，也隐藏着另一个推断:夏代已有较成熟较成体系系统的文字，即所谓的蝌蚪符文。

作出这个"大胆假设"，只有以下一些并非小心求证后十分可靠、经得起验证的证据:

《尚书洪范》篇虽是西周时的文献，但从书中内容来看，其传承应当更加久远。可初步断定，至少可上推到尧舜禹时期即已有相似内容。至大禹铸夏鼎，更是明确镌刻铭符《洪范》蝌蚪文字、内容。

夏鼎上的《洪范》内容在夏商两代千余年里世代传授时，或许历代传授讲解其内容时又有所增修删改。

周代建立以来，直到孔子入洛邑问道学习并"述而不作"编纂这些讲解内容，将之列入《尚书》时，可能又有一些笔则笔削则削的加工。

至于现在的《洪范》文本，更是经历过两汉新莽魏晋古文、今文、伪古文等等几派《尚书》儒家学者们的加工，以及隋唐宋明历代儒家各派学者反复考补修订。

夏鼎及刻录有蝌蚪文符的金册玉牒，和写有更详细内容讲解的早期《洪范》口头传授文本或夏代商代其它常用文字文本，这三者在夏代商代及周代早中期的世卿世禄时代，一直是由世袭职位的祭祀或史官之类王族宗室、贵族，来负责守护保管统一整理传授。

箕子向武王讲解夏鼎及其所镌刻蝌蚪文符来历、内容，经过当时在场的周代史官整理成了内容上类似于现存《洪范》《禹贡》的周代文本。

在商汤灭夏放桀时，类似情形，可能也有商汤或伊尹等人经历过。

周平王东迁洛邑，周室逐渐衰微，楚庄王等称霸诸候甚至敢问鼎之轻重。世代掌管周鼎及周代版本《尚书》《洪范》《禹贡》等典籍的史官老聃，或许是在传授相关知识给来洛邑求问的孔仲尼后，才骑青牛出关。他留下一部《道德经》后，便西入流沙。

至此，周(夏)鼎实物以及复制刻录传世的蝌蚪文符金册玉牒之类器物，与《洪范》《禹贡》讲解文本已经开始逐渐分离。三者之间的联系，大概率仅有李耳及道家、孔子及儒家中极少数最核心人员知晓。

到了战国后期，据史料记载秦武王与人竞力，举龙文赤鼎，折足而死。继位的秦昭王攻灭东周后，迁周鼎入秦。但运鼎船只在河水中失控，或被东方六国及某些殷商后裔等势力中途劫夺，周鼎最终也被辗转流散。据说其最终下落，是被没入淮水泗水河道。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巡狩天下时，曾大规模组织人员在彭城泗水(今江苏徐州地区一带)河道中找寻周鼎。汉武帝时，山西汾河入黄河的后土祠一带，有人挖出并献上了无铭文宝鼎。汉武帝还因此改年号、封禅、巡狩天下。

至此，夏鼎与蝌蚪文符金册玉牒、《尚书》《禹贡》《洪范》讲解文本三者已先后彻底分离。

根据现存《尚书》《洪范》文本内容可知，这篇内容丰富意义重大的上古先秦文明文化结晶精华性质文献，历来都被上古三皇五帝尧舜禹历代首领与夏商周三代帝王们所重视，它是一部传承有序的字典、政典、百科全书纲领。具有文明文化传承关键、传国至宝的本质属性。它极可能有对应的金册玉牒或鼎盘盝圭等等一类器物，以便保存传承。

《洪范》与夏鼎，都与治理洪水划定天下九州的华夏文明先祖夏禹帝直接有关。

它们的铸制背景同为上古部落联盟城邦文明向世袭王政时代转化的关键历史节点，都有传承文化担当文明晶华的重任，都有传国至宝的根本属性特征。

洪范九畴与夏九鼎在数目上也一致。在数字性特征出现极罕见，出现往往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上古时期，这种一致本身就值得注意。

四、周延

夏禹鼎(周九鼎)自秦代汉代从史料中被彻底"漂没"后，就再没有踪迹。至今也无考古实物出土，甚至是否真实存在过，也只能存疑。

金册玉牒则先后疑似在禹帝天柱山祭天、汉武帝巡狩封禅古南岳天柱山、晋代及南朝文人道士游历衡山发现禹碑、北宋未年摹刻今南岳衡山禹碑等等事件中，有文史、方志、笔记等等资料记录。

禹碑实物则自宋明以来保存至今。其来历，自汉晋隋唐尤其是宋代明代以来，一直都有明确时间、人物、实物、发现经过等等越来越详实可证具体记录。

与《洪范》记录文本有关的几个当事人，传授者箕子及其家族当时就被分封或流放到边远的朝鲜一带。周武王姬发，则在文本记录发生时间的两年后就死了。

继位的成王年幼少不更事，摄政之周公东征胜利后进行了制度大改革，制礼作乐，以"其命维新"姿态彻底完成了鼎革。"监于夏商二代"、创建出"郁郁乎文哉"礼乐新文明制度体系的周王朝。

他们对于夏鼎及《洪范》文本，只在乎其传国属性，对"无文少典"的夏商所珍视的文本内涵规范规则，也许其实并不看重。

当年负责记录的史官，世代传袭直至东周春秋中后期老聃。

他再传授给孔子并由后者述而不作笔笔削削成录入儒家经典《尚书》的最重要篇目《洪范》，这即是传世至今的源本。

老聃留下五千言《道德经》成为道家祖典后，西入流沙不知所踪。

孔子编纂的《尚书》在两千几百年传承历程中，又经历各种散失流离增删编纂疏证注解。它自秦始皇焚书以来，就成为]儒家经典中影响极大争议最多，屡掀汉宋明清各种学案、至今仍难彻底厘清定论、仍有诸多纷乱的根源。

夏鼎蝌蚪文符、《尚书洪范》文本及后来诸多版本、章句注疏正义延申文本，其历史流变复杂，随时间推移由简朴而变得愈来愈繁乱。

这种情形类似《易经》。《易经》从伏羲《八卦》，经夏代《连山易》商代《归藏易》至周文王六十四卦《周易》，再到汉宋明清，又发展成先天八卦后天八卦太极图等等诸多推演延展衍生。

《洪范》《禹贡》《尚书》、《易经》，以及先前更简洁的河图洛书，在华夏文明文化体系中的神圣地位及离奇遭寄，又颇类似《圣经》之类在犹太文明史上之地位经历。

而夏鼎、金册玉牒、禹碑及蝌蚪文符《洪范九畴》，乜颇类似圣杯、约柜、十诫石碑之类的东西。

也许，蝌蚪文符《洪范九畴》与古犹太文符《十诫》《圣经》一样，除了总结经验制定律法规范，还有制作者先圣先贤先祖们集体精神意志的灌注、寄托、外化。两者也分别成为两大文明各自宗教祭祀体系的重要依归、关键元素。

华夏文明的本土宗教道教，唐宋以来所尊奉的教祖李耳，其家族先祖即大概率与《洪范》相关。也许正是武王与箕子对话时的见证人、记录者，周代最早《洪范》文本的创作者、书写人。

道家内诸多教派的起源，多见"天书"、"神符"之类相关记载。太平道、天师道……，无不托名老子传授天书、神符。

究其根源，大约也与老聃家族世代都是《尚书》《洪范》蝌蚪文字、文本的创作者、记录人、保管人、传道人直接有关。而并非是什么《道德经》五千言才开创了道家，为道教奠下了理论基石。

汉代以来禹碑的历次现世，也大多与突然冒出来的某些道士道家人物相关。

犹太教、基督天主东正教乃至伊斯兰教，与《十诫》《旧约》之类间关联就更不用说了。

一件寻常刀剑，既是普通武器物品，也是制作者构思、心血、意图乃至精神理念意志灌注寄托所在。这种构思意图乃至精神意志往往能被使用者不知觉地体会到、感染上。所谓"手持利器，杀心自起"。

普通刀剑尚且如此具有一点极浅极微精神表达意志感染理念沟通交流功能，干将莫邪欧冶子之类神工巧匠制作的宝剑利刃，自然更甚。

至于草薙剑之类的神器，制作者或许就赋予了更多精神意志，成为特定祭祀宗教仪典上有特别功能的器物。

普通人类日常工具用具造物尚且如此，宗教祭祀类器物更甚。

而蝌蚪文符洪范夏鼎金册玉牒禹碑、古犹太文符十诫石碑约柜圣杯，其文符就都更是千百年历代先祖智慧结晶、精神意志集合、理念信仰的集大成。

它们能穿透古今时空、沟通同种族血脉神魂意志理念，不足为奇。甚至荡涤神魂，净化心灵，启智益慧，成为各自文明内原生宗教体系最重要元素、源头，也理所当然。

蝌蚪文符《洪范》不但是华夏文化体系上古至夏商治国理政理念之总结集成，亦是华夏文明本土宗教道教及东北、朝鲜等子文明系统宗教，乃至可能还是文明分支美洲印第安人祭祀宗教体系之源头要素。

五、结语

《洪范》文本与禹碑蝌蚪文符之关系被明确揭晓后，重读重译重新审视研究《洪范》当然很有必要。

以上文字仅凭现有残缺相关资料，作了若干″大胆假设"，展示了一种重新解读可能性。由于夏鼎(周九鼎)至今并无考古实物，夏代文字亦鲜少体系性质文物实物，蝌蚪文符又与商周以来所有考古文字文物的文字体系差异明显，所以，这个假设的可靠性毫无把握，只是根据现有残缺信息所作的较合理而又最大胆的推断。它需要更多的考古新成果去证实、证伪。

当然，由洪范禹碑之关联揭示，进而重读洪范，进而发现夏鼎、夏代文字。这些可视为洪范禹碑研究可延展范围的上限。作为一种较合理可能性，它也有较大价值意义。

重读《洪范》，还可"发现″洪范禹碑蝌蚪文符与道教之渊源。

但更具体细致的关联揭晓证实或证伪，也需要对蝌蚪文符精神意志理念内涵、道教体系内相关元素有更深入细致地研究乃至体验，更全面详实比较分析后，才可能有更合理更可靠推断乃至结论。此文仅仅是挑出了一个线头而已。

老聃李耳作为史书明载的最神秘著名人物，来历神秘，来无明影，去无定踪。这在世卿世禄，文化完全为家世明确贵族阶级掌握的周代，极其罕有。

本文采用了李耳老聃家族世代为周王室史官之说。

至于李耳先祖家族是来自与周族祖先同地域的陇西，故而老聃最后出关西行其实是归乡？

还是李耳先祖家族其实为殷商贵族后裔？

箕子分封朝鲜后，周武王也极大概率会任用一批殷商文化贵族以稳定局势。

世代具体负责守护传承夏鼎的老聃先祖，因为记录武王箕子问答、知悉《洪范》内容而成为周王朝史官并从此世袭职守。

而老聃祖籍，其实为殷商故土淮泗宋楚地域？依现有残缺信息，上述两种情况都可能成立，孰真孰伪难以判定。

《道德经》中不少名句、哲思，与《洪范》文本似乎不无关联。

比如，禹碑以蝌蚪文符五行"水"字符始，以"弱″字符终。又有刚、克、柔、强等字符。《洪范》文本中有"刚克、柔克、强克"等字句。

这些字符、文句，人们很容易就能把它们和《道德经》中的"上善若水″、"柔弱胜刚强"等文句相关联。

因为现存《洪范》文本系孔子晚年整编，而孔子又曾入洛问学于老聃。故而在《洪范》文本与《道德经》关系上，有时不免会给世人留下《道德经》先于《洪范》的错觉。

现今的《洪范》文本，或许甚至就是当年老聃讲解教授给孔子知晓过，才有了仲尼后来的述而不作笔笔削削整编。

但《洪范》文本里的内容，无疑早于《道德经》，甚至它还正是《道德经》诸多理念、思想之先源。

张新泉

2021己丑立冬武林龙湖

2024甲寅立秋龙江虎林

附:

夏禹九鼎今何处？洪范池底有福泉

1，史料中关于九鼎记载，最后踪迹大概就几条。

公元前256年秦灭东周，迁九鼎入关中。经黄河运九鼎入关中时，发生了意外。一种说法是没入河，一种说法是被劫夺，辗转到彭城泗水殷宋故土后，被沉埋入水。

前一种说法，汉武帝时有人在风陵渡后土祠附近，挖出无字鼎。汉武帝因此改元，并巡幸天下封禅四岳。

后一种说法，秦始皇统一后巡行天下时，曾专门组织数千人到彭城泗水一带打捞。

秦皇汉武他们当年巡行天下，甚至很大因素就是为寻找夏禹九鼎。

如果当年九鼎是被劫夺，谁又是幕后主使？

秦灭东周时，韩国在洛邑附近尚未灭亡。五世相韩张氏家族作为韩国当政者，有很大概率是劫夺九鼎参与者乃至主持者。

留侯张良生活年代，既有周秦、秦汉鼎革，也有楚汉逐鹿。他既是周代礼制、战国七雄五世相韩贵族世家后裔，也是汉初三杰代表、新贵世家开创者，还是张氏家族、道家、道教创始时期关键人物。

他与金册玉牒、夏周九鼎发生诸多关联，不足为奇，没有联系才奇怪。

周鼎入秦中途没入黄河，或被劫盗至淮泗彭城殷商故土。张良就有与博浪沙大铁锥误中副车的大力士游侠们交往记录。博浪沙奋力一击与秦皇在徐州淮泗寻找打捞九鼎，时间、地点上都未必没有关联。这些大力士从何而来？张良家族平常养为门客，所为又何来？

张良长期徘徊于淮泗之地，与道家、兵家隐士黄石公之辈多有交往。

刘邦建立汉朝分封功臣功狗时，张良拒绝其他封赏而求封留县，受封地与墓葬地在地域上与微山湖、微山岛、微山、微子陵寝接近。恰是史书记载九鼎最后下落，淮泗区域内中心地带。

张良与周秦时代隐士所谓"商山四皓"关系密切。史记中，他还有往东(或东北)见沧海君(殷商遗国)记录。

这些都是张良生平经历中可摘要出来线索，甚至是独一无二线索。同时代其它历史人物身上，找不出相似关联线索。

关于张良墓，也有几点谜题。

张良墓既有微山岛，留候封地留候世家张氏祖墓、张良祠。还有百里外徐州黄河故道旁、子房山前张良墓道碑。更有千里之外，湖南大庸(今张家界)所谓水绕四门张良墓。

徐州九里山(又名九嶷山！？)下，近黄河故道之名胜除了九里山古战场，还有个白云洞。白云洞如今是佛教庙宇白云寺所在。

洞内九曲九转处，各供有一个佛陀、菩萨、天王、罗汉之类东西。这些佛家石雕前都有一大四方鼎作香炉，各种元素混搭得极其不伦不类。数目倒是刚刚好共有九个。

但这批沦为香炉的九鼎，当然与夏周九鼎无关。周秦汉代，九鼎最后下落据说就在彭城泗水一带。如今彭城徐州，刚刚好有九鼎的却也只有这里。

夏禹九鼎还在这附近，所以留有若干藕断丝续线索。还是在两千多年历次战乱中早已被熔铸了，仅存这一点回想？

现在微山湖及整个南四湖，在先秦两汉时代是洼地平原。因为两千年来黄河多次决口改道夺泗入淮，这一地区到明代中晚期才逐渐从洼地平原积水成湖定型。康熙年间郯城大地震(超8级)，也进一步造成大量地陷地裂，最终形成现在地形地貌。现在微山湖，汉代时就是留侯张良封地留县所在地。

古泗水自山东山地丘陵、泉群发源，沿东北西南走向曲折向南流向淮河。沿途也多有小型湖沼，尤其是现今南四湖地区。

可以作一大胆假设，九鼎如果是被劫夺，那么有概率应是被封埋在以微子墓为中心古泗水周边九个小湖、深潭。也就是如今微山湖绕微山岛周围九处较有深度、呈一定几何规则分布小湖盆盆底。

给出这个方向性假设后，这种地质地形状况，现代探测技术不知能否准确侦查定位？

当然，围绕微山岛周边，尤其是南岸，既有一系列小山丘，也有九里山(九嶷山？)这样的名胜，还有子房山一带隔黄河故道散布山丘。这几组小山丘也比较容易各自挑选组合出九个各具几何规则小山峰。是否九鼎被分别埋藏进了这些小山？也难说。从工程量、隐蔽难易程度及当时形势而论，就近入水比进山显然概率更高。

秦始皇出巡天下时，专门组织了大批人力在彭城泗水打捞，其事未必无因。天下一统后，焚书坑儒拷掠之下，获得一些信息线索并不难。

然而毕竟时过境迁数年、数十年，即便是疑似当年劫夺九鼎事件主持者——五世相韩张氏家族，其后来族长张良虽然长期辗转徘徊于此，求封于此，死后亦葬于此地，但他是否找到了埋藏九鼎准确地点呢？

似乎也并没有。

何况是秦始皇？

秦始皇打捞记载、张良长期留连，都指示了九鼎较大概率最后埋藏地。

当年劫走九鼎后选择自西向东顺河而下， 但又不能入齐鲁之境。

于是沿自东北向西南的泗水再辗转往南。或埋在微子墓周围，或没入附近河湖，或藏于周边山洞。

张良墓就在微子墓侧，并非没有原由。求封于留，如今就在水下，也不是没有原因地。

徐州雎宁下邳古城一带，近年来多有考古挖掘，也在附近。希望能碰巧挖出九鼎或相关线索。

2，劫夺九鼎大概是东方六国、周室残余、殷商后裔等共同行动。也许是由当时策划合纵燕国姬姓诸侯发起，但极大概率是由六国中势力最弱小而地理位置又最便利韩国来主持。五世相韩张良家族极大概率担当了劫鼎行动总指挥。

九鼎劫夺后是集中在一起，还是中间曾有分散流落？从劫夺起点风陵渡到消失地点淮泗，其行程有哪些转折？

风陵渡口也许就有一两件夏鼎没入黄河波涛。因为韩赵魏为主力，劫夺后也许曾欲运往三晋旧地沿汾河口徘徊。但终究因长平之战后三晋形势恶劣，还是顺流而下。

在从黄河转入淮泗大野泽(今东平湖)附近，因为齐楚燕赵魏五国边界交汇于此，于是九鼎被长期停留安置在今天山东洪范池附近。

这里村庄名称，至今都是赵、魏、姜、姬、张等散布聚齐一地。出土有大量东周战国时兵器、墓葬。

战国最后期，因为战局、"国际形势"急剧变化，九鼎也渐次往楚国方向移动。最终下落不明，虽可大体圈划出相关区域，但准确地点线索缺失，难以确定。

劫夺时可能有一两件夏鼎没入黄河风陵渡口一带。也可能决定分散放置后，在汾河口一带埋藏一两件。

六国在洪范池附近因为争执不下九鼎最终去向，最后决定分散安置的概率会升高。

洪范池附近可能最终留有一两三件夏鼎。

由于周室余裔、张氏家族都反对九鼎落入楚人之手，剩余九鼎因战局变化不断往东南方向移动安置时，最终也没越过楚国当时这一区域军事重心彭城。

但也不排除有一件夏鼎被周室残余、吴国后裔们辗转带到了江南。

3，埋藏九鼎的几个可能具体地点

泗水源陪尾山泉林泉群地区。尤其是北区九泉一带可以作为重点。这里距离曲阜很近，在金口坝走水路往南行受阻时，从水路转向此处可以直达，这里有康熙、乾隆多次驻跸行宫。

古泗水九处大转弯处。

古泗水自东向西自北向南，从曲阜泗水一直到淮阴入淮，长近九百公里。中间当然有多处大转弯，但其中下游河段现在河道已经重大变迁，仅有南四湖以上河段数处曲折地可供参考。

古泗水九大支流入河处。

如沂水、荊河(其入河处现在已没入微山湖)等大支流。也以南四湖以上河段之大支流入河处较具考虑价值。

微山岛微子墓、张良墓周边。

徐州黄河故道九里山至子房山区域。

尤以黄河故道张良墓道碑、白云洞区域值得考虑。九里山的白云洞在秦汉时，可能在古泗水之河滨。当时的位置与现在没入地下情形也不同，毕竟两千年来黄河冲积抬高了九里山下平原。也许，白云洞下还有蹊跷？

徐州雎宁张良圯桥遗址至邳州谷山，古泗河两岸区域。

张良与黄石公的往来，剔除其宗教神秘成份后，也似乎有某些特殊指示意义。另外，"商山四皓"之名称，似乎也是地理密码？"东园、甪里、绮里季、夏黄"？

此外，古黄河大野泽交汇、转向淮泗东南吴越必经的洪范池周围，也是战国晚期齐楚赵魏燕边界交汇的不管地带。这里应该曾是九鼎长期停留之地。当时五世相韩的张氏家族可能临时担任了保管负责人，九鼎最终走向决策由其主导、参与。

如果九鼎最终是分散安置，洪范这里也可能留有一两仨件夏禹鼎，交由燕齐最后处理。

从洪范池经大野泽、淮泗河道、古鸿沟运河向东南转移时，兖州金口坝、古石门是必经之路。这里自古就是军事、交通要害，当时掌握在已灭掉鲁国、迁都寿春后在徐州驻有重兵的楚国手中。九鼎离开六国力量大体平衡的边界交汇不管地带洪范池区域，还能越过这道重要关卡沿水路向东南，却又一路顺利能完全不被楚国掌控，这难度太高，概率极低。

也许，"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句几乎出现于同时期的政治谣传，所指并非楚国王室三大支系，而意涵有楚国在彭城淮泗一带最终得到三件夏禹鼎——虽然没入了泗水河湖波涛。

综上，风陵渡口、后土祠汾河口秦晋黄河交界区域有一两件，楚国彭城淮泗有三件，洪范池一带有一两仨件，泗水泉林曲阜周边有一件，而吴越遗族也许还带了一件经吴淞口福泉山最后落于周庄，成为沈万三家的所谓聚宝盆。

沈万三水冢

七、浅谈颛顼"绝地天通"及《连山》《归藏》

一、绝地天通

现代考古学上虽然已发现不少华夏文明范围内五六千年前的遗址遗存，大体上符合尧舜禹时代的邦国城址墓葬近年来也已都有发掘。但距离确认三皇五帝时代、尧舜禹时代的历史，为时尚早。

上古三皇五帝时代，目前有比较多考古实证线索的，也许是颛顼帝。古帝丘所在区域的濮阳西水坡龙虎大墓，极大概率与他及他生活的时代相关联。

与颛顼帝联系在一起，最有名也最让后人名词解释起来头疼的事件，叫做"绝地天通"。

顾名思义，从字面来看，绝地天通显然是涉及原始民主公天下时代公共宗教祭祀事务的一项大改革。

那么，什么类型、内容的改革才可以够得上"绝地天通"这样高的规格、调门呢？它是因何而发生？改革主要针对谁？后果是什么？

涉及宗教祭祀的改革，又被称作是"绝地天通″，够这个级别的只有几个类型:原始多神信仰改为一神信仰，政教分离及宗教信仰自由，破除宗教迷信及无神论等。

那么，颛顼帝的"绝地天通"是哪一个呢？

华夏上古时代自炎黄部落联盟开启原始民主公天下之后，宗教祭祀就既有各族各部落自古相传的各自崇信的自然神灵多神信仰长期并存，又开始有了公共祭祀、宗教信仰。红山玉龙，濮阳颛顼墓蚌壳龙虎，都说明龙这种集合图腾已经为各族部落接受。华夏区域内，各族各部落如果能树旗立帜，大都就会至少有两个旗帜，族旗与龙旗。

但从考古发现和五千年来华夏文明区域内的宗教信仰历史事实来看，多神信仰似乎从未被禁止过，除少数边远地区，华夏中心区域一神信仰则也几乎从未被推行。宗教信仰自由几乎从古至今，无须西方那样费力标榜努力达成。华夏文明，自古至今一直就自然而然地实际奉行宗教信仰自由。

与宗教信仰自由从古至今传承四五千年相伴的，就是政教分离也几乎自古而然。

所以，"绝地通天″不是禁止多神信仰推行一神宗教，也不是四五千年就搞起了无神论。它的主要内容就是政教分离与宗教信仰自由。即早在四五千年前，颛顼帝就让华夏文明实现了所谓"天帝归天帝，王权归王权"，并从此再无较大反复。

华夏区域内上古时代大型宗教祭祀场所遗址遗存的考古发现，至今极为罕有。

从考古年代而论，颛顼帝"绝地天通″之前，有红山牛河梁女神庙。之后，似乎就没有了。直至尧舜禹夏商周以来，都以帝王祖宗祭祀及帝王祭祀天地为主要内容，成为历代家国例行公共事务，而非宗教信仰了。

夏商时的西南地区三星堆遗址，疑似又一个祭祀宗教中心。相同规模者，同时期再无别家。其礼器之青铜制作或在商代中晚，但早先也或有对应陶制礼器。

要点在于，这是又一个牛河梁规模等级的宗教祭祀中心，于颛顼"绝地天通″后继续存在且延续千年。牛河梁为陶制礼器且无类似改铸青铜礼器沿袭继承，三星堆则为突然出现的青铜礼器，周边文化遗址则有陶器时期类似陶制礼器。

这些考古发现，也大体实证了颛顼帝"绝地天通"就是政教分离及宗教信仰自由。

颛顼帝"绝地天通"政教分离具体内容上，是削夺主持祭祀宗教中心部落邦国联盟时代公共宗教祭祀事务的祭司阶层参与世俗事务权力，将祭司阶层手里掌握的武士武装收归世俗军事机构统一掌握。将已迁到帝丘的祭司阶层主力，分置到西南地区，改单独祭祀女娲宗教信仰为增加嫘祖祭祀及三皇五帝信仰并立，并逐渐由母系神灵信仰祭祀向男权父系信仰祭祀转变。在世俗权力对于宗教祭祀事务态度上，由向各族各部落推广女娲祭祀信仰、压缩各族部落原始自然神灵多神信仰，转为祭祀宗教信仰自由。

颛顼帝"绝地天通″宗教祭祀改革的原因有二:祭司阶层权力势力扩张迅速，神权政治倾向日益凸显，严重影响干扰世俗权力运作、其它公共事务。向各族部落强推扩大一神信仰，导致宗教冲突矛盾增多。

与祭司阶层关联紧密的商人商族部落，其发展也异军突起过于迅猛。已严重影响制约、侵夺其它各族各部落发展、利益，与各族部落冲突矛盾急剧增加。

商人商族部落依附于早期牛河梁祭祀宗教中心，与祭司阶层相辅相成互利共赢不断发育。但由于远离华夏文明黄河中下游中心区域，谋获有限，发展一直比较正常乃至迟缓。给各族各部落带来商贸之利益很多，造成的彼此利益侵夺损害冲突矛盾则尚且有限。

商族部落与祭祀宗教中心祭司主力迁到帝丘后，由于交通地理条件更加便捷，两方势力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利，都发展极为迅猛。同时，它们与各族各部落宗教冲突、发展利益冲突也迅速剧增。为防控矛盾冲突，商人商团及祭祀武士武装还不断扩充，已逐渐成为部落联盟与各族各部落正常发展整体系统内，一颗急剧膨胀扩散的心腹之患、大癌瘤。

颛顼帝在张挥公等重臣辅助下，采取断然措施执行"绝地天通"。多管齐下，一举割除了这一癌瘤，解决了迫在眉睫的危机。使得华夏文明的发展进程，既避免了陷入神权政治主导进程的泥沼，也纠正了过早进入商业异常发展，长期动荡变迁、冲突内耗过于激烈的情况进一步发展。从两方面导正了华夏文明走上更健康、持续稳定、更和平发展的轨道。

商族部落文明过早异常发育与神权政治过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也都有本质上的封闭排它垄断特性。虽然趋势上看似可以率先加速进入奴隶制加速文明进程，但脱离了当时华夏文明特殊地理人口环境、生产力发展现实水准。既不利于华夏文明早期阶段万族万邦文明多样性发育竞争择优，也极大持续增加激烈内耗，会过度消耗文明发展元气。极大增加了华夏文明进程迟缓、中断、停滞倒退反复乃至覆亡的机率。

华夏文明发展进程的现实历史表明，颛顼帝"绝地通天"果断举措，为华夏文明循着一条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轨道前进奠定了又一块极重要极关键基石，也是华夏文明持续五千年未曾断绝的一条根本性原因。

与四大古文明，其它文明发展历程相比较，颛顼帝这一重大改革意义更为明显。

其它文明发展进程中，大都因其内部商族部落文明与神权政治过早过于异常发育，纷纷在开出各种文明绚烂花朵后便因过度过早消耗元气而中断、停滞、衰亡。华夏文明却延续五千年，发展生机与文明道路多样性选择机会从未彻底丧失、断绝。

古今中外文明发展史，都一再表明一个简单的文明发展模式上的事实:

商文明、神权政治相伴相生相辅相成是极普遍地，它们的异常发育也大都是能开出异常繁荣绚烂的花朵地。但同时，它们具有封闭、垄断、排它特性，过早过度发育也是要断绝其它文明发展道路探索可能性、生机地。越早异常发育于生产力早期阶段的文明，在同期文明中文明之花越是绚烂，也越是昙花一现越早凋谢。

从早期的奴隶制时代，到当今的资本主义，无不如此。

洪范八政"食、货、祀、司空"(农、商、士、工)总结标示的系统内各部分协调平衡的文明发展进程，有且只有华夏文明遵循践行且最完整展现了。

颛顼"绝地天通″大改革，功在千秋利延万代。他成为黄帝之后三皇五帝中最有功于华夏而得享盛名者，岂偶然哉！

当然，颛顼大改革，客观上也为夏族部落发展扫清障碍铺平道路，为夏族率先建国称王奠定了基石。还限制削夺了商族部落的进一步发展，使华夏的商文明走上了一条神权政治长期受到有效抑制的另类发展道路。自然，它也就成为此后千多年里夏族部落夏国与商族部落国世代冲突矛盾之滥觞、原起根由。

二、东北丧朋西南得朋

《易.坤》系辞"东北丧朋，西南得朋"解读

从颛顼"绝地天通"角度来说。

宗教祭祀大改革之前，东北(牛河梁女娲庙)是公共祭祀宗教中心，也是商人族部落祖居地、母妻族所在地(坤)。

宗教祭祀大改革后，西南(三星堆)夏族部落母妻(坤)族世代居地，成为了新的公共祭祀宗教中心(一直延续到夏商，从陶制礼器到青铜时代)。

在这两个时期之间，颛顼即位都于帝丘(濮阳)前后，商人族部落与祭祀宗教中心祭司主力，也迁到帝丘(也许是颛顼强制，也许是大祭司作主，也许是商族部落首领为站队表态而推动)的过程。

但这次迁移，后果却是三方始料未及地。即神权政治势力、商族部落短期内迅速膨胀，与颛顼帝及各族部落宗教、利益矛盾冲突剧增。

颛顼帝果断采取决然措施。将祭司主力再次迁移到自己及夏族母妻族所在的西南地区，与商人族部落分开。同时削夺祭司参与世俗权力解除武装，变女娲一神母系信仰为增加嫘祖及三皇五帝父系多神信仰，改强推一神信仰限制各族部落原始信仰为宗教信仰自由。

改革前，东北的祭祀宗教势力与商人族部落，与各族部落宗教、利益冲突矛盾不断增多加剧，处于所谓"东北丧朋"状态。改革后，西南的祭祀宗教势力(夏族母妻族逐渐主导，亦"坤")与中原的夏族及其它各族部落处于矛盾缓和及利益共生互利状态，即"西南得朋"状态。

从夏人族部落角度而言。

"朋"在上古就是两片展开的贝壳，颛顼时西水坡大墓中的龙虎图形就是由这些贝壳堆积塑形地。在上古直至夏商，它长期都作为货币使用过。颛顼时期西水坡墓中的大量贝壳，与后世堆积金银铜钱，现在烧冥币纸钱，意义大体相同。

换言之，"朋"字在周代以前，所指也可以说就是"利益"。得朋丧朋就是得利失利。

祭祀宗教中心在东北时，夏族利益受损(长途输送物资、被商人族部落赚去利益)。祭祀宗教中心迁到西南时，夏族利益受惠(商人族部落利益转移)。

但从商人族部落来看，情况相反。

从两方面看，坤卦的这句"东北丧朋西南得朋"，都显然是基于站在颛顼帝及夏族立场上考量的结果。

所以，这句卦辞很大概率是从《连山易》里继承来的。

如果是商代周代收录颛顼帝"绝地天通"事件入《归藏》易、《周易》卦爻辞以为附证，他们对于这一大事件的概括总结，不会是"东北丧朋西南得朋"。立场不同，结论甚至完全相反。彼之蜜糖，吾之砒霜。

简单来说，颛顼帝的"绝地天通"使中国历史发展进程走的是夏商周平稳有序文明发展路线，而不是商文明一家独秀盛极一时榨干潜力毁灭一切昙花一现路线。中国历史先有夏，而后有商，而不是商兴盛一时然后变成其它如美洲、印度、新月地带等等文明那种停滞废土泥沼，颛顼帝"绝地天通"居功至伟。

华胥之后先有大夏，中华文明又称华夏文明历五千年而传承不绝，不是又称华商文明短暂辉煌之后大概率变废土泥沼，都与颛顼帝导正文明走向的"绝地通天"不无关系。

"东北丧朋，西南得朋"。揭示了"绝地通天"的直接后果，夏得以先兴而商受到抑限。

三、夏代《连山》易、商代《归藏》易

通过上述论证过程，可以发现一个基本推断:

《连山易》《归藏易》并非完全消失了。

《周易》卦爻辞中，有大量卦爻辞就是从《连山易》《归藏易》的原有内容传录转述而来。《周易》是将上古至夏商诸多自然社会历史现象、规律，按《易》六十四卦特定发展规律重新进行了顺序对应排列的归纳总结集合。

或许夏代的《连山易》，就是在伏羲八卦基础上推演十六卦(每卦四爻？)，在各卦象诸爻象后，补充了夏代以前三皇五帝尧舜禹时若干自然社会历史现象、规律以附证明。

同样，商代《归藏易》则推演到三十二卦(每卦五爻？)，又补充了夏代若干自然社会历史现象、规律以附证明。

直至《文王易》，则推演成六十四卦，进一步补充了商代尤其是商周交替时自然社会历史现象、规律以附证明。

现代如果再把文王以来三千多年，尤其是近现当代发现的自然社会历史现象\规律，用简单二进制数学代码规律作对应解构，恐怕要推演到一百二十八卦了。

比如，在《周易》《泰卦》九三爻之变卦《损卦》六三爻"三人行，则损一人"基础上推演的现代易，在"一人行，或得其友"这句之后，就可加上现代人对古今中外历史上开国建国君主领袖传位继承规则的总结:中国夏商以来四千多年历史里，几十个大小王朝开国君主，以其长子太子继承者极少。总比例低于百分之十，以更严格"承其位且有其政"标准而论，则不到百分之五，凤毛麟角。

总之，《周易》是伏羲八卦、《连山易》、《归藏易》的继承发展，而不是另起炉灶。后三者既确实是已经消失，又是融入到《周易》之中了。

此外，从《连山》的字面意思来说，它或许也是禹帝母族修己的图腾代号。禹帝母族图腾为长蛇，颛顼"绝地天通"后，她们这个氏族部落也许正是主要负责掌管祭祀宗教事务。

《归藏》，字面意义也许是《龟藏》。禹帝父鲧殛死于羽山，这在古代是商族部落文明文化区域生活范围，而非夏族区域。但禹父鲧流放东夷淮夷时，也许把伏義八卦推演之后传授给了商部落。

没道理周文王姬昌关押能推演文王易，鲧流放时就不能修订推演出《归藏》《龟藏》《鲧藏》最初版本。商部落也许正是在鲧传授的《鲧易》基础上，才逐渐发展出了自己的《归藏》易。

禹帝的图腾为龟蛇合一，玄武，真武大帝。

禹碑上的蝌蚪文符，其最先版本，也可能是由上古(颛顼帝、仓颉)至夏代的文字，与八卦符号组合(覆盖、叠合)再"艺术″加工而成。

四、关于濮阳西水坡M45墓墓主

一些研究讨论西水坡墓墓主归属的文章，总是努力在考古年限上尽量往前凑，总是牵强附会地往考古上限上找当时最大的、最有权力的三皇五帝级始祖。

它们完全不考虑墓主明显的原始宗教身份，也不考虑墓中最多的陪葬品——蚌壳等物质的意义及年代。

这个墓的考古发掘存在多层文化堆积交织，年代贯穿仰韶文化至东周，长达几千年。既说明、证明这个地方在古代曾经的宗教、文化乃至政治中心地位(所谓帝丘、颛顼之墟)，也给确定M45墓年代带来难题。

颛顼帝时代是仰韶至东周的中间值，也是濮阳西水坡一带这个地方的辉煌顶点。

墓主生活年代定位为颛顼时代显然最合理、概率也最高。

墓主大概率是当时的部落联盟宗教首领，而不是三皇五帝级的政治领袖。与"绝地天通"的颛顼帝有密切关联，但大概率不是颛顼帝本人。

墓主、墓葬包含的文化信息，与道教张天师世家、道教中张氏高道名人的文化要素多有重合、雷同。

墓主为黄帝后裔青阳氏之氏族族长、颛顼帝重臣、张姓始祖、颛顼历制定者(以及金册玉牒蝌蚪文符创制者)、弓箭发明者、原始道教创始人或集大成者张挥公，概率极大、最高。

墓主骨架疑似有整齐切口(这是常被牵强附会为鲧、蚩尤等历史名人的缘由)，如非后来地层塌陷、考古挖掘等原因造成，而是下葬时就有，其成因既可能是当时战争军事冲突、受刑罚等原因造成，但也可能是道家所谓肉身雷劫洗炼等等原始宗教因素的结果。

三星堆里疑似宗教祭祀器物大量破坏性填埋，两者之间有无关联也需要考虑。

前一种原因，不少人发挥想象，努力寻找合适的古代大人物对号入墓。

后一种可能性，算是首创，聊备一说，且供参考。

五、尧舜禹时期若干特点

尧舜禹时期及更早的三皇五帝时代，华夏文明区域内的地理环境气候特征与商周之后情形大不同乃至迥异。

那时黄河流域的气侯特征，更温暖湿润，更接近类似于现代长江流域亚热带温暖湿润区情形。

那时黄土高原及内蒙草原，大概率都为森林覆盖。现代黄河流域更西、北的干旱半干旱沙漠沙化地域，在当时最多也就是半湿润草原区。现在黄土高原的千疮百孔沟壑纵横水土流失碎片化状况，那时甚至根本不存在。那时黄土高原没有现在的海拔(四五千年来平均海拔增高了数十百多米)，也更平整广阔，河流下切亦远无今天深度。

这是讨论尧舜禹时期及更早前历史经济文化，必须时刻牢记的最关键决定性根本性客观背景条件。

此外，尧舜禹时期地理环境气候条件还有其特殊性，即超长期超大范围剧烈气候变化与地理环境沧桑巨变，亦即所谓大洪水时代。

这是思考探讨尧舜禹时期所有历史事件、经济社会制度创新变迁及此时期各考古文化遗址形成、相互联系、断层断裂等等，都必须时刻需牢记首先要考虑的决定性环境要素。

举一个例子，石峁遗址。

根据考古技术年代测定，石峁遗址即为尧舜禹时代及夏早中期。考虑上述当时地理气候因素特征，这座"城堡"修筑目的显然就不是如后世长城边墙，并非中原文明为应付游牧部落而建。更它大概率是河东华夏文明中心区域的陶寺盆地文明为应对大洪水的覆亡之危，挑选的以夏后氏为主体的第二个后备基地。(第一个后备基地，应是历山原的虞舜部落。)

从颛顼到鲧到大禹，黄帝后裔这一支系都担任过部落联盟或中心邦国"司空"职务，专门负责土木工程水土治理。建仓、库，筑城等等，都是他们祖传技艺，世代职守。鲧被杀后，大禹仍继司空职守，主持治水。

石峁城址大概率是鲧主持修筑。

由于鲧在尧都陶寺盆地抗洪堵水失败(盆地外黄河汾河类似长江九八年洪峰级流量，盆地内今年夏天郑州级暴雨，筑坝堵水御水于外举措，反而令盆地变湖区彻底湮灭？)，被追责刑杀。鲧部落筑出石峁城，震惊了其它各部落？其能力及废公谋私行为，也为尧、舜两部落所忌，被舜帝追责定罪杀除？)

羽山

良渚(越)、古蜀(羌)、河西，大概都曾是颛顼→鲧→禹这一支系(华夏之夏，盖房建仓建城专业工程施工队)主要活动区。盘殷商周之前，古代部族是迁徙的而非定居的。且古人记事从略，历史书里一句话中涉及的事件，其实际时间长度常常动辄几十百年。

这种情况下，多中心交替流变，也就很正常。

这一时期搞的土木工程，且能留存至今天的，大都要优先考虑是黄帝后裔这一支系的专业队伍施工建设地。

他们家族世代就是专干这个地，别人都没他们专业。

讨论夏禹前历史/考古，任何忽视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的分析研究都是不负责任乃至必定错误地。夏商及之前的考古/历史，首先就要尽最大可能复原、分析当时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因为这个东西决定了当时文明文化一切特性。

六、《禹贡》中的敷浅原

敷浅原一词最早见于《禹贡》，具体何所指，历来有几种看法。

其一是秦陕晋区域。

或关中平原内某地，或山西霍山周围。

安徽霍山——也是龟形

又一是大别尾闾。

即潜山原、主簿原，古南岳衡山天柱山周围濒江之平原。

再一就是指庐山。

这个意见，现在也有认为是庐山周围鄱阳湖周边的平原。

大别尾闾之说，汉魏晋时偶见。

隋唐之后，就大多采用是指庐山了。

考《禹贡》里的敷浅原三字，又离不开九江二字。

历来主要以大别尾闾、庐山而分别论证，无非也是因九江二字。

取庐山说，主要理由在于《禹贡》文中"过九江"的"过"字。

其实，"九江"二字，《禹贡》中却并非只有一处提及，至少有二处。

之前还有一句“……九江，锡大龟……"。这一句的来历因由，恐怕要勾连起《吴越春秋》或《越绝书》中关于大禹治水行程经历。

也就是要牵连到洛书、洪范、禹碑、金册玉牒、古南岳衡山天柱山……这些相关因素。

换言之，《禹贡》毕竟是根据大禹治水事功之行程经历，而随之特意标岀各地地理名词由来始终、相互关系。

脱离、不考虑大禹治水行程，恐怕不行。

而考虑大禹行程，则"过九江，至于敷浅原。"这一句，与前一句"岷山之阳，至于衡山"，再前两句"导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恐怕都是归结于禹帝在天柱山的一次大活动。

这一段落是用"荊山、大别、衡山、敷浅原"这几个名词来限定金册玉牒、洪范、禹碑、古南岳祭天地这桩大事。

《禹贡》中这一段话，行止皆在江北之地，方向皆自西向东。故“过"字，并非自北向南过大江，始终不及江南之地。

后人或有见文中"衡山"之名，而以为禹帝行止已有涉足江南之地，也很可能理解错了。

隋唐之前，衡山是江北的天柱山。

而山西秦陕霍山的说法，也大概正是因古之霍山，也曾有以天柱山名之。

考《禹贡》的文句上下因承，显然非是秦陕之地后来的霍山。

天柱山——皖公

但这种谬误的由来，却恰好可以反证这段文字所记录禹帝行踪的落脚点，始终都是指到了天柱山。

敷浅原既然与禹帝治水行程走向相关，系此段治水行程终点所在，又处处着落于天柱山，那这地方指的是哪里，不言而喻。

吴头楚尾第一山——天柱山(最具岣嵝两字象形)

所以，"至于敷浅原“，还是应以大别尾闾、天柱山麓、濒江高地平原这些地名为正解。

毕竟，禹帝为治水祭告天地，这件事与庐山没什么关系。

隋唐之前的古人书中偶而提及的说法，应该才是《禹贡》中“敷浅原"三字的正解。

隋唐之后，诗词中的敷浅原，确实大多就是指的庐山。但这已经是另外一码事了。

不识庐山真面目——据说象伟人侧像

此外，如果《禹贡》中的敷浅原三字，原本为敷潜原之误，那后世就不会有此番纠葛了。

《禹贡》文字中，对于潜水(或潜山)也有提及。敷浅原这三字，究竟是否后人抄录时所误，也许尚待先秦古本之岀世再作证明。

禹贡文字中之九江，既有彭蠡泽口之代指，又有云梦口洞庭口之另称。也未必是一处。

张新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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