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长沙岳麓山禹碑蝌蚪文解读 -- 张新泉

一、概况

《天变邸抄》

天启丙寅五月初六日巳时，天色皎洁，忽有声如吼，从东北方渐至京城西南角，灰气涌起，屋宇动荡。须臾大震一声，天崩地塌，昏黑如夜，万室平沉。东自顺承门大街，北至刑部街（今西长安街），长三、四里，周围十三里尽为齑粉，屋以数万计，人以万计。王恭厂一带，糜烂尤甚，僵尸层叠，秽气熏天，瓦砾盈空，而下无从辨别街道门户。伤心惨目，笔所难述。震声南自河西务，东自通州，北自密云、昌平，告变相同城中。即不被害者，屋宇无不震裂，狂奔肆行之状，举国如狂。象房倾圮，象俱逸出。遥望云气，有如乱丝者，有五色者，有如灵芝黑色者，冲天而起，经时方散。合科道意，火药局失火，缉拿奸细而报，伤甚多，此真天变大可畏也。

明末王恭厂大爆炸事件中，现场死伤官员里，高中级官僚并不多。但是，当时的工部尚书、侍郎，却都赫然在死伤之列。

这个细节值得关注，它对于这起事件的起因及后果，有关键提示作用。

王恭厂爆炸后，主持军器火药制造的高级技工人员、大匠匠头，以及底层技术员工、熟练杂役，当场被炸死的，经事后统计有名有姓者，数量就有几千。合家皆死，事后统计无名无姓者不知多少。一些生产制造工序，从匠头到底下杂役全死光。只有个别人(如某位吴二?)，种种机缘(或另有别情?)苟活。事件发生后，当时的熟练生产人员百不存一，中高级技术人员也一时皆尽。

否则，也许轮不到有耶教背景的编外军火专家孙元化等人随即就闪亮粉墨登场。

明末清初的三顺王们反叛事件背后，真相又如何？

再联系到明末辽东战场重要主持者袁崇焕，也是广东籍。清廷早期火器头目平南王，裂土封疆于耶教基本盘广东。以及耶教在清代军火专家戴梓被杀案中的作用……等等，难道不发人深省么？

可以说，王恭厂大爆炸直接造成明代火药火器生产体系彻底崩溃，这丝毫不是夸张。

万历三十三年的军火爆炸，就曾造成"地库储备一时皆尽"的严重后果。那时，被炸死的匠役不过数十百余，但已对此后军工生产以及军事战争产生重大影响。

更何况王恭厂爆炸这种小型核爆能级？

二、推测

明末王恭厂爆炸时，耶稣教在此前二十多年便早已进入北京，立足中国北方积极开展传教。

洋教士所发展的早期中国本土耶教干将孙元化，万历中后期就是在北京入教。天启初年时，他已成为工部主持军工设计、生产的中级官员。

而耶教捧起来的超级明星徐光启，当时甚至已进入大明朝堂大员行业。

他们和其他一大批中上层文官武將，已对明末军事国防事务有极多极深入参与，也有较大权力可以被当时耶教实际主持人士利用来布局安排，事后还能提供有力庇护有效遮掩。

在军火技术上略有领先的耶教精英，完全可以自己置身于事外，布局操纵利用底层信徒制造这起大案。从技术上而言，其难度并不大。

他们制造这起大案，最直接目的，就是要让明代中国陷入分裂混乱争斗。他们才能从中混水摸鱼，为快速推进耶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大开方便之门。

明末清初时的耶教人士，既具备当时中国人所没有的全球眼光格局，又已见识过乃至手里就掌控着相对更先进近代军火武器。

但是，他们仍然需要彻底摧毁明代中国人军工火器生产体系，才能为红夷大炮闪亮登场，打开并垄断中国近代军火市场提供条件。

王恭厂爆炸案，极可能就是罗马教会利玛窦的继任者龙华民，以及金尼阁、阳玛诺等人所组团队所策划。

龙华民等人当时在中国的行踪轨迹，与明末清初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神奇巧合，甚至堪称诡异。

王恭厂爆炸发生前，他们一直在北京。深宫内廷、朝野文官、乃至军队的中上层人物及其内眷，均有不少教徒被他们发展吸纳。

王恭厂爆炸后，龙华民便迁驻西安，恰又适逢陕北三边民变大爆发。

然后，他转向济南，并从此长期驻留山东。

同年，就发生了登莱叛乱，三顺王叛明降清。当时主政登莱的天主教徒孙元化，在一系列事变中的各种举措表现，可谓匪夷所思。

就龙华民等人的行踪论，可说是哪里有足以影响改变格局的大事件大乱子发生，龙华民等人就一定离现场不远。

虽然明末本来就是乱世，到哪里都可能碰上大事件。但同等性质、后果、影响力的大事件，毕竟有限。

而巧合太多，就不能不让人怀疑他们在其中的作为。

他们也许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但终究会有痕迹。

他们在此期间踪迹列举:

1613年，龙华民派金尼阁赴欧洲。

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南京教难爆发。

龙华民闻讯，回北京设法缓解。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孙元化等奋力保教，但未能阻止教难。最终，耶稣会士被明廷命令从各地驱逐出境，仅少数获免。之后，除南京外，教难逐渐平静。

同年，后金政权建立。

努尔哈赤七大恨告天，正式反明。

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萨尔浒之战爆发，明军大败。

1620年，万历帝驾崩，泰昌帝即位一月后又驾崩，天启帝即位。

天启帝接受奏请，召回被驱逐传教士。旨在利用西洋人以新法练兵抵御满州入侵。

龙华民与阳玛诺进北京，去兵部报到。后又声称对练兵不感兴趣，重归教区传教。此后，龙华民忙于培育新教友，开辟新教区。

1622年，天启二年，教案再起，有教徒殉教。(注：“殉教"一旦发生，既预示矛盾激化，也导致立场态度、应对手段方式都改变。毕竟死都不怕，漠视生命，何事不可为?)

这次教案在徐光启、李之藻等努力奔走后，很快获得解决。同时，在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安排下，大批底层天主教徒进入明末军工生产体系，渗透参与明代军火生产。

1626年，天启六年端午后。明代最主要火药制造机构及军火军储仓库王恭厂爆炸，明代军火生产体系从此整体瘫痪。

工部尚书、侍郎等受伤，去职。

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掌控明代工部、军火生产。

1627年，天启七年，龙华民赴西安传教。

同年，陕北三边民变大爆发。

1629年，崇祯二年，龙华民迁驻济南，从此长驻山东。

同年，满清皇太极避开袁崇焕耗费巨额"三饷"营造的宁锦防线，从喜峰口入关。绕道千里大掠关内，北直京师震动。八旗兵锋直至山东济南而止。广东籍辽东督师袁崇焕，以通虏大罪被诛或被冤杀，明辽东战场几近彻底崩坏。

同年，天主教徒孙元化巡抚登莱，登莱发生叛乱。明末一批较懂火器、也有较多实战经验官兵以三顺王为首，正式叛明降清。满清在军事战场上，缩小了与明军火器作战上的技术差距，甚至从此具有了火器作战方面的对等均势。

三、背景

明代耶稣会士正式进京，也不过是在公元1600年前后。这距离王恭厂大爆炸，仅有二三十年。甚至他们随大航海时代潮流东来中国，也不过几十年百来年时间。

他们在中国的根基浅薄而非深入牢固，远非汉魏以来到晋代时佛教已东传两三百年的情形。

他们当时就敢、就能够做下如此大案？

最低限度的必要条件具备么？

现在重新观察当时的这起事件会发现，它距离天主教狂信徒弗兰西斯科皮萨罗开创史上最大战争奇迹并不久远。

距离王恭厂爆炸事件发生的几十年前，皮萨罗仅用一个连队兵力，就征服消灭了另外一个地域广大、近千万人口、文明悠久的富饶帝国。

这样的"神迹"及其所带来的财富权力，足以鼓舞地理大发现后的其它宗教信徒们纷纷效仿，驱动他们奔赴世界各地疯狂冒险。

当然，在遍布东厂锦衣卫严密管控下的大明王朝统治中心，在天子脚下制造王恭厂大爆炸事件，操作难度毕竟还是大了些，至少远超岀常人想象。

然而，罗马教会从来就不是单纯宗教团体，而是早已涵盖宗教教堂教士、世俗政权教廷宗裁所、资本商团、骑士团军事组织的混合集团。大航海地理大发现开启了西方殖民全球时代以来，耶稣会士们团队更一直都是殖民开拓的先锋队、探险队。

利玛窦等罗马传教士，从中国澳门广东北上，经过南直江浙到北京，他们一路上看到了什么？会怎么想？

他们看到了一个远超西方任何一个近代萌芽小城小国实体规模、人口众多、富裕繁华、统一强大的庞大帝国。

仅仅是东南地区的纺织工场、铁器工场、商业规模，就都远超过当时西欧之总和。东南地区中下层社会识字率、文教发达文明开化程度，同样也远超欧洲同期水准。

商业化市民化的士大夫们，对于西方新科技知识的开放吸纳能力极为惊人。

规模庞大的东南海盗海船纵横东南洋，西班牙、荷兰的殖民先锋与之相比，也全都无法占据上风优势。

他们到达北京后，又看到一个万余人、数万人规模的庞大近代军工生产体系！一支火器装备比例不输西欧各国，由数十万兵将组成的庞大军队！一座超百万人口巨大城市！

任何一个西欧国家都无法与之相比，根本不在一个量级。

对这些具有全球新视野的冒险家、开拓者们来说，这一切都只会让他们极其震惊乃至恐惧！

这根本不是哥伦布、皮萨罗们所遭遇过的情形，根本不是新大陆印第安土著、千万人口印加帝国，见到手持火器白人就视为神灵跪拜的开局模式！

他们唯一庆幸地，当时这些中国人对他们真正目的一无所知！中国人对于新的全球时代一无所知！很多人还对他们十分友好，乐于与他们交往交流。

当他们发现有机会一击致命，毁掉这个上帝子民们、西方各国共同的潜在最可怕对手、亿计人口异教徒的庞大帝国时，他们会怎么做？

尤其是这个帝国大多数人对这潜在致命一击、最大死穴尚末足够重视，还不知道其真正价值份量时？还忙于应付各种内忧外患、朝野纷争没完没了之时？

他们会帮这个帝国一把，努力把它从内忧外患中拯救出来，让它从此更加不可战胜？

大明帝国转危为安后，就会从此感恩他们的努力帮助而敞开对上帝使徒的怀抱？

金尼阁1613年罗马汇报之行，1621年带新指令重返中国，背后究竟有没有、有什么秘档？五年之后，就发生了王恭厂爆炸。

真地只是时间上的巧合？

明末天启六年时，朱由校已然坐稳了紫禁城里的宝座。经过数年激烈党争，朝局也已渐渐安定。

辽东战场经过孙承宗等人持续努力，也逐渐稳住了。

后金势力还远在关外，这个时候根本伸不进北京。

陕北三边灾情严重，但发酵犹需时日，民变尚末爆发。

当此之时，在北京城内，既具有全球大视野和殖民冒险狂徒狼子野心，敢于、能够敌视明廷，又具备人财物条件和组织动员能力，还具有从战略高度看待火药军工技术体系眼光，能下决心策划炸毁火药局的，甚至就只剩有在几年内两蒙"教难"，曾被明廷诏令完全驱逐的耶教势力！

这些耶教冒险家们，还受到了几十年前皮萨罗"神迹"式成功经验鼓舞，完全可能学习效仿！

可以说，排除自然天灾，在天启六年能策划制造王恭厂大爆炸，几乎非他们莫另属。

四、后果

历史不可假设，不能说没有1622年的耶稣会教案，就没有1626年的王恭厂大爆炸。而耶稣会所谓教案的发生，也从来并非明廷单方面的原因、责任。殖民狂徒的冒险尝试，一次次冲击底线，一向都是所谓教案发生的真正根源。

十六、十七世纪的世纪之交，发生于中国境内的几次所谓耶稣教案事件，很大程度上使得天主教士们改变了对于明廷过往的基本立场态度。他们不再一步步尝试试探底线，而是因此铤而走险，决意策划制造了王恭厂爆炸。

此后，耶教更是明显采取了各种扶清乱明、灭明的多管齐下战略大转变。

这些都极大影响乃至根本改变了明末清初中国境内各主要势力的原有基本军事格局，极大影响乃至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

放在全球背景大格局中观察，也许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

在十七世纪来临之时，在大航海时代大势大格局已成决定全球根本走向的新态势下，耶稣教势力这次冒险突击与后来各种扶清乱明、灭明战略转向，影响更是致命地。它直接关系决定了谁兴孰亡。

甚至可以说，明亡清兴，真正转折点其实就在于1622年及此前的耶稣教案后，一些天主教士改变渐进冒险尝试，而是铤而走险直接策划了王恭厂爆炸。

所谓大潮之下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大格局根本形势改变了，华夏已然被动卷入了全球化初期浪潮。此前数千年里一直相对封闭，主要以内生逻辑缓慢发展演进的华夏文明，从此内在诸因素逐渐不再是主要矛盾或矛盾主要方面。

地理大发现之后，迅速攫取到全球全人类文明发展主导优势，日渐取得人类近代文明中心地位的西洋文明，已经开始试图影响、逐渐渗透控驱、进而主导改写华夏文明进程。

同样也可以说，这一历史过程就是以1626年王恭厂大爆炸为其正式起点。

地理大发现后，西方本来既面临内部文艺复兴、新教改革带来的各种挑战，又有击退奥斯曼帝国伊斯兰文明扩张的严峻现实任务。

它们在征服新大陆过程中，主要还是依靠少数冒险家在世界范围内抢占殖民据点。象皮萨罗那样一个连队征服一个帝国的奇迹，固然能激励殖民者疯狂冒险，但终究是不可复制、难以再现的偶然事件。

时代大潮下，有全球眼光、有新时代战略格局视野的耶稣会士们，冒险在大明帝国内策划制造王恭厂爆炸。进而多管齐下，借助特殊时势，广泛深度参与干预，同样最终摧毁了一个强大帝国。

站在西方文明立场角度观察这次冒险，它大大拖延了华夏文明发展前进步伐，改变了华夏文明历史进程。

甚至是从根本上铲除了西方文明一个潜在的最可怕对手，为西方率先进入近现代文明时代奠定了最坚实根基。

他们创下的这一历史"奇迹""成就”，与皮萨罗毁灭印加帝国相比，不遑多让。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有过之无不及。

仅仅凭借此次冒险一击，在荷兰、英国等等新教徒随后二百多年里从小规模到大规模尝试入侵征服之前，罗马教会就已经抢先一举颠覆了一个帝国，已经彻底撼动了、改变了中国与全球的文明发展进程。

王恭厂大爆炸摧毁了中国类近代军工体系。此后中国陷入长期战乱，最终沦为满清八旗铁骑统治之下。

中国历史进程再次陷入传统农业社会治乱循环、低增长慢发展旧模式，中国也在近代化道路上被西方越甩越远。

站在华夏文明立场角度观察，中西文明的碰撞纠缠对比，从王恭厂爆炸发生时起，就正式奠定西方文明牢牢掌控主动的大格局。

这一格局在此后三百年内一直沿着这种基本态势不断延伸发展，主动权始终牢牢掌操于西洋文明之手。

对于这一格局态势，华夏文明甚至长期都整体处于蒙昧状态，对此无所感知。

到了近代更由于彼此差距已然过大，只能被动承受落后挨打，一再被侵犯掠夺。

当然，即便三百年后八国联军侵华占领了北京，达到了这一历史进程顶点。但西方殖民者依旧感叹无法完全占领、彻底征服统治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

何况三百年前耶稣会士们这样一支殖民开拓先锋队？

能制造岀王恭厂大爆炸，已经是他们的极限。

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西洋文明几乎彻底征服控制了除中国之外地球其它所有文明区域，但却始终未能完全掌控征服中国。

即便西洋文明对华夏文明的控驱达到顶点时，中国仍然拥有强大的内生生机。

反倒是达到顶点仅仅十多年后，西洋文明影响控制主导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三百年大格局，就迅速陷入了崩溃走向终结。

三百年中西文明碰撞纠缠历史上客观形成的西方文明主导，迅速崩溃于一战西洋文明内乱，彻底解体于中国加入联盟共同赢得二战。

此后的历史，就是新中国建立，华夏文明逐渐复兴、开启融入后主导全面全球化新进程。

五、结语

洛阳武库大火事件与王恭厂事件，都对中古华夏文明历史进程，产生了关键性作用、决定性影响，先后影响造就了中古时代两次千年未有之变局。

分析研究寻找这两次大事件的发起者嫌疑者，可以发现它们有很多的共同特征。它们在过去也都几乎从未进入过相关历史研究者的观察视野。

这两次事件都距离今天已经时隔久远，短则近四百年前，远则一千七百多年前。

相关证据，其实几乎无从寻找。

对于两支中古时代的宗教名人团队乃至史上有名高僧、圣徒，数百千年来，从来就无人怀疑他们与两次事件有牵涉。把他们当作暴恐性质大事件作案嫌犯，自然更是难以找到证据自圆其说。甚至会引来耻笑批评，愤慨讨伐。

虽然即便没有摊上洛阳武库大火这起事件，佛图澄恐怕也难逃纵火幽州欺世盗名的真相被揭发。但耶稣会士们与王恭厂事件的关联，还是太过于踪迹渺渺了。

大火、大爆炸，它们本身就有销毁、消灭绝大多数证据的自带功能。

即便是当代最强国家参与、大量现代顶尖高科技协助，对于极端宗教暴恐分子作案，仍然是事前难以预防。事后大多也只有待其发表作案声明，才能知晓元凶。

当然，这也恰恰是它们成为最大嫌疑的最有力理由。

其它势力做下此等大事业，不会如此神秘。神不知鬼不觉，几百年千多年都无人察觉。甚至除非它们自承负责自揭谜底，否则外界永难知其真相。

这样的情形，只有极端宗教暴恐才向来如此、大多如此，通常也只有他们能够办到。

这两次事件如果不是自然因素偶然天灾所致，而是人为，那么就只会是某个势力单方面所为。

因为四百年、一千七百年来，两次事件都没有一点策划者的信息被记录流传出来。如果如此重大事件是某某双方，乃至某某等多方合作策划发动，在中古时代，根本做不到这样完全的锁死信息。

能做到将相关信息在超长时期内都彻底掩盖住、彻底锁死，也还说明这个单方面势力有超强的内部控制能力和对外保密锁死信息能力。而这两种能力，在中古时代，恰恰又正是宗教型团队才具备的，乃至是它们所独有的。

后记:

对于五胡乱华与明亡清兴的研究，历来研究者大多着眼于失败方西晋、大明朝的制度缺陷、政策得失乃至主政者各方势力的各种个人错误、责任。几乎到了用放大镜显微镜努力寻找，且越找越多的地步。这也就陷入了一种成王败寇观察思维窠臼，失败者承担一切过错、责任。研究者观察者一旦思维陷定在这窠臼中，就难免失去了客观中立，有失偏颇。

对于其中很多客观因素，"死因素"，人们往往忽略了其意义价值作用影响。对于胜利者、获利方、历史书写者的观察，也往往多有不足。

因为历来研究者对于失败方西晋、大明朝的各种问题，以前已有够多乃至过多、不无夸大的检讨，这里就不再赘述。本文仅从以前研究者较少注意的客观因素、外来可能因素切入分析，以补不足，聊备一说以资参考。

一、

对东汉三国魏晋时代传入中国的佛教而言，各方世俗力量权力争斗的结局，究竟是胡主中原还是汉人主宰天下，其实都并无实质区别。只有是否更有利于佛教传播，那才是他们需要重点关注的关键。

同样，对明末清初时代的西洋耶教而言，关内关外朝堂民间各方世俗权力争夺的结果，究竟最后是由鞑靼主宰中国还是大明国继续统治，其实也并无区别。关键只在于何者更有利于天主教士传播主的福音、更有利于殖民者打开大门立足中国逐步扩张。

晋代佛教徒与明末天主教徒，在各自所处时代分别做了两件影响改写中国数百年历史进程的偶然事件。从技术而言，在当时也都是具有操作可行性地。

西晋武库大火后，大黄弩、连弩车等等真正对胡骑有代差级压制性中远程打击能力的重要武备，从此不再见于史书。当时很可能连武器生产工坊、工匠、工具、技术图纸之类都一并烧掉了。换言之，汉民族整个军工后勤体系当时也崩溃了。

明末王恭厂安民厂炸后，同样不仅是几十百年积攒的对虏骑有级差压制优势火器军备军储一扫而空，当时的军工火器生产体系也基本毁灭。

明清两时代，倘若一直有类似于王恭厂的军工军火人才物资、生产体系完好无缺，还会那么看重红夷炮，不得不容许引进耶教洋夷势力吗？

往更远了说，从春秋战国时代乃至从夏商周三代起，整体上中原武备始终都是强于周边蛮夷。哪怕是春秋战国、王莽之乱、东汉末年大乱，周边蛮夷始终无能为力，很难进入中原区域。

洛阳武库大火之后，局势才彻底改变，入主中原成为常态。

洛阳武库大火，甚至可以说是华夏文明史上千年末有之大变局的关键环节。

同样，王恭厂爆炸之前，汉唐宋明在对外交往方面，从来都是中华上国之姿。地理大发现，也改变不了这个局面。

王恭厂爆炸后，中国类近代火器军事生产体系完全崩溃，这才是中国军事技术彻底落后于西方的根由。 王恭厂损失的不仅是武器弹药，而且是整个生产体系。借机取明而代之的满清，更是以落后野蛮代替文明先进。他们重新将骑射为业的所谓八旗精骑当作政权生存立足根本，中国的科技树再次被拐歪，这才造成中国从此彻底落后西方。

因此，将王恭厂爆炸看作是中国近千年末有变局的源头，也并不为过。

两次大事变，都是让胡人骑射从被压制状态按地摩擦后又满血复活。让中国的科技树一再彻底歪向胡骑骑射。

两次大事变后，两大胡佛教洋夷教也才借机打破儒家独尊与宋明理学一统天下局面，真正在中国立住了脚开始广泛传播。

二、

将洛阳武库大火事件与王恭厂大爆炸事件并列而观，放在华夏文明数千年发展史里，从全局角度去考量，把它们视为改变华夏文明科技、军事、宗教文化、政治等等发展历史进程的大事变，是否有点言过其实？

是否有点儿"武器装备决定论"的思维不合理不科学倾向？

分析一场战斗、战役乃至战争，装备决定论的观察，确实总是会显得有失偏颇、片面。

但装备决定论也有量变与质变的区别。

质变性质的，尤其是洛阳武库大火式毁灭性打击式的装备决定论，当然有其成立的价值与意义。

洛阳武库大火前后，中国范围内各主要势力之间的军事战争形态、规模、作战方式、装备技术水平，尤其是汉胡华夷之间整体的军事力量格局对比，都有了根本性改变。它确实导致了当时华夏文明的千年末有之变局。

这样的武器装备突发事件，就不能如通常情形，仅仅被视作一个战术性质变量因子。而是必须被视为质变性质战略性质的巨变因素。

王恭厂爆炸如果考虑到明代军火生产体系的破坏乃至瘫痪崩溃，同样不可以等闲变量视之，而是战略格局性质变化。

当然，王恭厂大爆炸声势虽更惊人堪比小型核爆炸，但在性质权重上，其质变程度远不及洛阳武库大火来得严重。

这两次特大历史偶发事变，一者长期以来被史书史学家们尽量淡化到无形，一者被各类野史小说家们变成各种玄幻色彩怪谈历史之迷？

说到底，历史发展如果是这种"偶然性"事件在起着重大作用，那各种大儒专家哲人们不辞辛苦去总结历史经验、规律，还有什么意义？

不同程度各类历史决定论岂非建在沙塔之上？

归根到底，这种历史偶然事件居然成了决定性环节，让习惯了读史可以知兴替，惯于将分析政治得失作为重头戏码的史学家也罢，普通人也好，实在难以接受。

三、

鸦片战争以来，西洋船坚炮利打破了华夏文明几千年的骄傲自信。

五胡乱华之后，汉人"敢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狂妄"，也曾一扫而光。

这两次沉重打击，也让当时一些人养成了凡事就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毛病越找越多的良好谦虚习惯。直到把自己看得一无所处，除了仰望"强者"跪下臣服，他们甚至看不到一点岀路。这个好习惯，现在有些人仍然保持着。

或许有人要说"总把原因推给别人，是容易的"，但真的吗？

千万年来，总把原因推给别人，那恰恰是强者的权利，正如当今的美帝。把失败者的原因统统都推给失败者自己，他们什么都是错的，这确实很容易。

总把失败的原因归之于自己，也是更常见更容易的，因为那本身就是弱者失败者的无奈选项。

五胡乱华之后，胡骑纵横中原胡佛教遍布中国几百年数千年。胜利者早就把华夏汉族失败原因，用成王败寇思维死死钉入一些人自身灵魂。以至于历史上，一些善于寻找自身毛病，越找越多几近自虐的聪明人，如状元秦桧，见胡骑即跪。

智慧生命的本能，让他们自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华夏文明天然就该自信。然而，面对山沟里钻岀的落后野蛮凶兽，他们却又自动放弃了智慧，甚至把智慧用在批判自身而不是野兽们身上。

汉魏西晋时代，佛教徒是一批拥有"世界"眼光、有着智慧文化自信骄傲、有着宗教徒特有狂热的开拓者。

这一特征与十七世纪耶稣会士如岀一辙。

而西晋时、明末中国人，与十六世纪的印第安人、印加帝国人相似，他们对这些外来者一无所知、知之不多不深。

明末中国曾有最好的率先进入近代文明机会，但这个"机会"掌握在耶稣会士们手中。他们阴掉了中国人的机会，还把原因留给中国人自己。

隆庆时已经开边开海，大方向已经基本正确。嘉靖以来历次抗倭防虏，已让明朝高度重视火器军工生产、广泛日常应用于实战战场。戚继光、李成梁等军事人材，已为明军积累了对付海寇、虏骑较为丰富的火器作战经验。

大一统王朝只要方向正确，发展跃进速度远非碎片化西欧可比。

现代中国重新一统后，四十年七十年就走完西方三百年历程。

明末中国不是没有机会，而是机会主要是被一群有"世界"、“全球"眼光的冒险家、殖民者开拓先锋们给阴掉了。

当一些人还在继续寻找自身原因毛病时，他们的眼光、格局、冒险精神(这些也恰是某些人们惯常赞扬敬佩仰望的)，使他们一眼就看到了那两次击溃、打垮华夏文明的要害死穴。

精确定位精准打击，一击毙命。小成本获取巨额回报，这一直都是他们共同的手段方式。

皮萨罗绑架斩首印加皇帝，佛图澄火烧洛阳武库，耶稣会士炸掉王恭厂，都如岀一辙。

也都就是这么简单、直捷、有效、惊人。

四、

研究这两次事件，重点是将其一向被人忽略乃至掩盖的历史作用、影响、后果，从角落尘埃里提取岀来，而不是要去探究真凶是谁。

事隔四百年、一千七百年，找到真凶又如何？还能把死人拉出来过堂？

西晋时的佛图澄、明末天启六年时的耶稣会士，当他们面对西晋一统后的所谓太康盛世、朱明政权朱由校坐稳宝座后整体上形势已逐步安定，他们该如何破局入场？

只有代入他们的视角，才能真正触摸到这些有"世界胸怀、全球眼光“的开拓者、冒险家、真正的胜利者，才能真正切身体会、真正了解他们当时所想所为。

所谓全球眼光、睁眼看世界，不仅是要学一点西方"先进文明”，用它们来对比比较观察自己的种种落后封闭，找差距不足。还要代入当时拥有全球眼光的开拓者、冒险家，想想、看看他们当时本来是怎么想的、怎么干的。

否则就永远是师夷长技，跟在别人后面"象我者死"，甚至常被老师教训打死、不许学。而不可能真正做到学我者生，青出于蓝。

张新泉

甲辰立秋於龙江鸡西虎林

中国历史分期的另一种范式

一、分期

公元295年——公元960年。

洛阳武库大火开启五胡乱华，至赵宋建国。

前后相距666年。

公元961年——公元1626年。

北宋建国，赵宋代柴周。至耶稣会士策划制造王恭厂大爆炸，开启华夏卷入全球化时代。

前后相距也是666年。

三个历史事件都有特定标志性意义，甚至都可谓直接决定影响华夏文明历史发展进程。

它们能形成等长的时间区间跨度而数字又颇为奇特，难免会让人有些惊奇。

历史上这类巧合，其实并不在少数。也许都只不过是数字游戏而已，不值一提。

那么，之前呢？

战国时代，按前历史研究所长郭沫若设定且列入历史教科书，却一直饱受争议的开始时间，是公元前476年(亦即周元王元年)。而周王朝则亡于公元前249年(亦有前256、前250年之说)。

这两者与洛阳武库大火发生的公元295年，一个相距700多年，另一个又相差500多年。

那么，中间又是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的哪一个年份，距离公元295年洛阳武库大火正好666年呢？

有预感，不是商鞅变法还能是什么？

公元前362年秦孝公即位，不久任命商鞅实行变法。——公元295年，洛阳武库大火。

居然又是一个666年。

关于公元前362年，有必要再多写点。

这一年发生的历史大事件真不少。

这年，卫声公去世，其子卫速即位为卫成侯。卫国是最后一个被灭掉的周王室分封的姬姓诸侯，灭亡时间比秦灭六国完成统一的时间还要晚十几年。要到秦始皇死后第二年，它才被灭。它灭亡三年后，连秦王朝也二世而亡了。

同年，燕桓公去世，其子即位为燕文公。

燕国是战国七雄中唯一的姬姓诸候。

它在战国后期，带头先后组织了五国伐齐几乎灭齐、六国合纵讨秦。灭亡之前，它还把殷商的最后残余箕子朝鲜给灭了。

还是公元前362年这一年，秦献公去世，其子即位为秦孝公。

他上台后不久，就任用商鞅开始变法。

秦国就不说了，第一个大一统封建专制王朝。《尚书》的最后一篇就是《秦誓》。

《尚书》中关系各诸侯国先祖的篇目并不多，而燕国就有《君奭》，卫国有《康诰》，秦国有《秦誓》，都是重要篇章。

同时，公元前这一年还有件历来不太引人注意，但其实关联却极重大的历史大事件。

东周列国诸候中，魏惠王在这一年最先开始称王。

郭沫若确定战国开始于前476年，主要有几方面理由、考虑:

其一，历史上标志着周王室进一步衰败、礼崩乐坏到无可挽回的事件是王子朝之乱。乱后上台的周敬王在位长达四十四五年，他在公元前476年死了。

由于春秋和战国同属东周时期，具体划分按一般历史分期习惯，是以其中一位周王的上台或死亡时间来确定。

而周敬王去世的这个时间点，就比东周时期其它周王去世的时点相对而言更合适。

其二，孔子笔笔削削得据说让乱臣贼子惧的《春秋》，就断代结束于公元前481年的西狩获麟事件，两年后孔子也死了。这两个时间点，也离公元前476年较近。

其三，随后不久又发生了韩赵魏三家分晋、田齐取代姜齐。

它们可说是标志着周王室彻底败落。

曾经以尊王攘夷为号召玩争霸的齐桓晋文，是支撑周王室名义共主地位的两大支柱，因此彻底完蛋已经都被取而代之了。

中原列强除远方动不动就几十年不通贡赋的燕国外，已经与周王室完全没有了宗法名义上的羁绊。从此再也没有谁还去提尊王攘夷口号去玩争霸了，而是直接开启相互战争以完成重新统一为目标。

但是，公元前476年之后一百多年里，韩、赵、魏、齐中原四国，它们虽然在宗法名义上与周王室已经没有关联，却仍都要向周王请封诸候。周王天下共主的地位虽已名存实亡，但在这期间仍然得到了诸候们的承认。

一直到了公元前362年，在这一年里，魏国率先直接称王了。这也就正式宣告结束了周王的一王天下共主时代。

此后，列国先后纷纷称王，接二连三粉墨登场。到战国后期，齐、秦两国还自称东帝西帝。

魏惠王在前362年迁都，改称梁惠王。

也是在这一年，孟子跑到了魏国去游说，并大开嘴炮。当然，他的这个举动其实也暗含捧场、站台、投机。

同样是这一年，韩昭侯还正式任用申不害为相，也开始变法。

而殷商后裔残渣余孽们，无论是诸子百家这些明线团队，还是鬼谷子等暗线团队，显然也都选择了这一年，纷纷登场。

第三个666，同样还是有标志性大事件！甚至大事件更多太多，让人都不知该选哪一个作为真正决定性分期标志性事件。

那就再把时间线往前推移看看。

在魏惠称王、商鞅变法的666年前，不会正好是武王伐纣、周革殷命或周公东征分封诸候吧？

公元前1028年，有什么事发生?——公元前362年，魏惠称王，商鞅变法。

果然，公元前1028年，恰好是一些历史学家、研究者所论证认定的周灭殷商之年。

《全球通史》一书，就是以这一年为界来断代商周。

当然，武王伐纣、商周鼎革这起历史事件，真实发生的年份究竟是哪一年，至今还会继续留有争论。

作者案：

《全球通史》采用前1028年作为商周断代年份，大约有三大依据：

《竹书纪年》等一些史料对武王伐纣事件的年代记载比较明确；

考古上经碳14测定，划出的时段区间范围上下限，这一年最接近其区间中值；

依据天文星相日月食记录，推定了三个年份，它也恰好是其中之一。

三个最可能年份中，它甚至是唯一一个先有史料可确定，后有旁证可证明。

而不是另两个，先选定范围，再据资料(可靠性存疑更大)去一点点推断。

此外，《洪范禹碑》的蝌蚪文字解读后，《易》《书》《春秋》《春秋三传》等儒家经典皆需重读。它们的相关记录，其可靠性要打些折扣，反不及《竹书纪年》可靠。

这亦可作为一弱效力旁证。

此外，666年怪异数字周期，虽暂不知其所以然，但其本身，似乎亦可作一更弱效力之旁证。因为有前述诸多666年并立，它甚至也不算是循环论证。

第四个666，竟然依旧成立。

继续。

事情似乎变得有些奇怪、有趣了。

难道大邑商不是存活了约六百年，而是精准到666年？或者是商汤这位"尧舜禹汤最古老四人帮"组合里的最后一位汤帝，他的岀生年代就是公元前1694年？

公元前1694，商汤诞生或商汤放桀灭夏。——公元前1028，武王伐纣或封建诸侯。

暂且把它当作第五个又是666。

再往前呢？

公元前2360年帝尧诞生，或帝颛顼即位、"绝地天通"。——公元前1694年大邑商成汤诞生，或商汤放桀灭夏。

尧舜禹汤最知名最古老四人帮时代。

这就算第六个还是666。

再来一个。

公元前3026年，黄帝诞生或黄帝即位。——公元前2360年，帝尧诞生或帝颛顼即位、"绝地天通″。

三皇五帝时代。

这算是第七个666。

第七个？这么巧？

六、七，少阴、少阳之数。

难道华夏文明的五千年历史周期分期，可用666年这一奇特数据作为基本周期，或大体上以殷商体系为其最基本底盘?

难怪殷商余孽孔夫子能万世师表称圣封王，难怪赵弘殷的两个儿子称宗做祖、国号大宋的赵宋王朝，能够半享大邑商地位、岁月！

由此，这也算是厘清了上古及夏商周历史分期？

夏禹帝夏启王，居然都被这种分期给隐藏掩盖淹没了。

六或6这个数字，在华夏文明文化概念体系中，代表的是少阴、是坤、是凤凰。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是凤鸣岐山周兴姬昌。

华夏文明难道竟不是龙子龙孙么？

也许公元前1694之前，是以少阳、太阳之数，以777年乃至999年为分期。

其实，周代若以前1028年武王伐纣至前250年秦灭东周迁九鼎而论，大体上就正好是777年。

公元前2471年(或前2693年)一公元前1694年。

尧舜禹夏时代，或前商汤时代。

公元前3248年(或前3692年)一公元前2471年(或前2693年)。三皇五帝时代，或前帝尧时代。

张子曰：噫，666，斯数大哉！奇哉！怪哉！

二、特征

从黄帝至明末，华夏文明的历史已经走过了七个666年分期(有一个656年？)，共经历约4652年。

而自明末王恭厂爆炸，华夏文明正式被动卷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至今则约395年。

两者合计，约为5047年。这就是华夏文明延续五千年而未曾中断之历史了。

七个666年分期，可以从不同角度观察其特征。

从文明发展之连续进程角度作整体观察，结合生产力发展阶段、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相应变革，参考同时期全球范围内各文明进程及相互交往等等，大致上能作一些宏观系统分析，获得若干有价值意义的结论。

第一个666年，从黄帝至颛顼"绝地天通"。

这是华夏的文明初萌时代。

从万族万邦群星散居，到围绕争夺山西盐池附近的中心区域，建立部落联盟。进而确立炎黄部族在华夏文明范围内的主导地位，也初步确立了完整系统的古华夏天下格局。

第二个666年，从颛顼"绝地天通"到商汤伐桀。

这是华夏文明从部族、城邦迈向王政国家时代。

颛顼"绝地天通"政教分离，抑制了神权政治与商文明的过早过快发育。鲧筑城建廓，禹治水土、划定九州，启建国称王。

华夏文明从此告别原始民主公天下时代，迈向私有制大发展世袭王权时代。

以建廓筑城、平治水土来组织民众推进大型公共工程建设等重要手段，实现了定鼎于中原。初步完善了华夏文明区域内的大体框架。

这两个时期，华夏文明仍然以木器、石器为主要工具。治水、与自然蛮荒作斗争，仍是主要挑战。

第三个666年，从商汤诞生或伐桀到武王伐纣。

这是华夏文明第一个强盛奴隶制军事王朝时代。

以商业、青铜冶炼的快速发展高度繁荣为基础，华夏文明开启快进模式。

六百多年的商贸往来、军事侵吞掠夺，建基于早期生产力技术上的华夏文明发展潜力被最大限度不断挖掘、压榨出来。万邦万族群星散布，逐步向商王天下、百诸候邦国臣服局面快速演进。

这一时期，华夏文明进入青铜时代，金属时代。

第四个666年，从武王伐纣到魏惠称王、商鞅变法。

这是华夏文明的周王时代，也是华夏文明第一个大治时代。

以周王天下、制礼作乐、封建诸候、井田采邑为主体，深耕华夏文明区域沃土。华夏文明区域内长期整体上秩序稳定、和平，逐渐积累起雄厚根基。

第五个666年，从魏惠称王开启战国、商鞅变法到洛阳武库大火。

这是从战国到秦汉大一统封建王朝再到汉末乱世时代，主体是秦汉大一统封建王朝。

它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华夏文明整体框架，华夏文明从此进入长达二千年的治乱周期循环。

这一时期华夏文明向西、南开始拓展并抵达文明区域可控极限边界范围。

华夏文明进入铁器时代。

第六个666年，从洛阳武库大火到陈桥兵变。

这是华夏文明最长的一个乱世时代，虽有隋文帝、唐太宗至安史之乱前约百年短暂和平安定，但整体上是五胡乱华、藩镇割据混战、五代十国。

这一时期也是所谓文明大融合时代。

第七个666年，从北宋建国到王恭厂爆炸。

这是以宋明理学、心学为主体，华夏中古文明文化发展的高峰时代。

华夏文明逐渐从金属时代向火器时代过渡。

宋元明时代尤其是两宋时期，华夏的科技、经济，已达到前资本主义时代最高峰。但由于长期重农抑商，忽视乃至限制技术应用推广，华夏文明在科技进步方面逐渐失去领先地位，但整体上也已做好了被动卷入全球化时代最低限度生存发展条件准备。

以上只是初步简单分析，尚不能建立完整系统框架，只是略具雏形。

后记：

从《洪范禹碑》蝌蚪文字解读开始，到揭开孔子儒家与殷商后裔背后隐藏的真相解读，旁及佛教耶教东传华夏某些历史事件真相解读，最后回到华夏文明史分期，大体上完成了一个闭环。

这算是中国文化文明史研究领域最大一盘棋了。

它显然不再是一个点、线、面，而已经可以算是历史学上一个全新的体系、范史了。

另：

前362一295年，其实是656年而非666年。

这个历史周期其实不太精准，更象是被谁偷走了十年。

很多这一时期的历史人物、事件的历史记录，就常见有十年的矛盾误差。

比如，秦汉以来历朝君主的生卒年月，因为有起居注、实录、本纪等史料记录，往往能精确到年月日乃至时辰。(野史中，康熙就曾拿弘历的生辰八字年月日时辰去让周瞎子推算，因为他认定周瞎子算得还算准确。爱新觉罗家族似乎对找瞎子算命都比较迷恋，邵氏SB港片《乾隆下扬州》里就有找江湖神算批字的奇幻段落戏码。)

但刘邦作为四百年大汉王朝的开国君主，在生卒年代的史书记录上却竟然有九年或十年的矛盾、误差。

在这个666年历史周期区间内，大汉王朝独占了四百二十年！

流氓头子汉高祖开国君主刘邦，可说是这段历史周期内戏份最重的主角男一男二男三之选(毕竟还有秦皇汉武可以强力与之竞争咖位)，但其人生记录却疑似被偷走了整整十年时间！

前362魏惠称王——295洛阳武库大火的这段历史周期，上承周王室王子朝之乱后王室典籍散落四方，教育部长图书馆长档案馆长保密局长政研室主任老子，带货跑路沿途布道。殷商余孽祭祀教主丧家之犬孔子，整理周故述而不作笔笔削削，有教无类拉扯出三千门徒七十二贤人队伍开办"新东方教育集团"，夹带私货周游列国大肆倾销。

这个历史周期上承春秋晚期礼崩乐坏的乱局，以商鞅变法战国大乱世启动开篇，诸子并起百家争鸣。

中间又经历秦皇焚书坑儒、萧何搜罗图籍项羽火烧咸阳。

继之以汉文帝下诏求书，派专案组长晁错去学传伏生述献的今文《尚书》，又派副组长贾谊去长沙国周室余孽吴王少子家里去翻抄(已埋进了马王堆？之类墓葬)，召回贾太傅后"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汉景帝诛晁错平七国之乱后，鲁王修宫孔宅壁又出土了古文《尚书》，又指定孔安国单传给了都尉朝这个莫名其妙的二传手白手套。

然后，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罢黜百家。接着又有王莽篡夺时，大肆伪造符谶修改经史。

汉末又是大乱，洛阳长安尽成废墟。贾诩毒计祸长安后汉献帝仓皇东逃时，皇室典籍珍藏再度大量入河漂没。

此后，三国并立战火连天烽烟遍地。一统归晋后，又挖出了魏惠王儿子陵墓中的《竹书纪年》《周穆王传》等等。

最后又归结于洛阳武库大火，历代珍宝为之一空。

以衣冠南渡新亭对泣，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而领衔于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之局。

这段历史周期后面的剧情就是胡佛大举入侵，梅赜奏献伪古文《尚书》，同时期孔家还又蹦出了一个孔安国来定国安邦。孔家后世子孙孔颖达还专门为这伪古《尚书》写正义疏议作为官方钦定教科书。

也是这一时期，禹碑蝌蚪文也开始出山面世，见于史料了。

这一时期，文化文明史上浩劫级别的大灾难可以说是接二连三。

今文古文、伪古文《尚书》之间的纷争不断，《春秋三传》争吵不休，还有《竹书纪年》岀土，也与其它史书大见参差多有互异。

总之，这段历史时期虽然有史书可征，年月脉络虽然也似甚为清晰，但诸多史料历经劫难已然残缺，后世传抄时各种拼接痕迹不少，也多见误差。不少史料显见有误且互相矛盾，乃至一本史书中就自相矛盾，考证难以落实者更是屡见不鲜比比皆是。现存史料又经历代多次传抄整理乃至篡改，发覆订正犹待将来。

尤其是这一历史时期又横跨公元纪年前后各三百年。而正是在公元前后，东方、西方还共同的多见玄怪奇异。东方以王莽篡汉前后诸多怪异人物\事件为最，西方则以耶稣诞降前后为显。

东西方这些怪异人物、事件，最典型共同特征就是时空线上显得极其混乱、错谬，各种以时间线大混乱为标配的大预言术盛行。

比如，王莽四个儿子都活不过三十岁，到点就各种离奇必死，还专门记入正史史册。同样疑似被穿越寄生附体的大卫王后裔耶稣，三十岁时也被犹太人必杀而后快——否则哪有复活离奇戏码及时上演？

大佬们下界来穿越度劫受难一次不容易，大家都是很赶时间的。

所以，这个历史周期内，这个位面的历史记录中，失落、错谬、误差、抹掉乃至被“偷走"了十年，也不足为奇。

一些位面穿越小说剧本，就以探索位面世界时偷取时间为其利益所在。

天堂天宫里神仙们下凡显圣，浪费修炼时间降维降级跑下来历练渡劫受难，天廷的奖励就是蟠桃(逃)、人参(生)果等等延寿珍品、通关考试逃课作弊利器，本质就是拿时间作为等价物、货币做交易。

时空宇宙，什么灵气灵力灵石金丹妖丹蟠桃人(参)生果之类，它们所浓缩的精华，本质都是时间。时间就是时空宇宙里一切生灵最重要的流通货币。西方观念里，要与魔鬼达成交易，同样得用人生时间这种硬通货。

这个位面至今似乎只是被高维大佬们穿越时或偷或换走了十年而已。

洒洒水啦。

当然，齐齐整整奇奇怪怪的666年数字周期，本身就实在太诡异。

有一个656年，反让人松口气。

张新泉

甲辰立秋修定于龙江鸡西虎林

一、两汉

《禹碑》上所铭刻的文字符号，以前虽未被人正确解读出来，但历来却都被称为蝌蚪文。

史料对于"蝌蚪文"的记载，最早是司马迁《史记》。

西汉景帝时，七国之乱平定后，作乱的七国旧地被收回或重新分封。胜利者景帝往山东派了成年儿子去当鲁王，既是打破旧格局掺沙子，也是战后重新安定地方的需要。

当然，也许还有继续完成当年汉文帝下诏求《尚书》后尚末完成的任务要求，对卷入到七国之乱的儒家孔家进一步压榨。

鲁王到了封地，便主使了史上著名强拆事件，为修鲁王宫室而坏孔子宅。从强拆的孔子故宅墙壁中，果然岀土了大量用蝌蚪文字写的《尚书》《春秋》三传等等文书简牍。

孔府

这批蝌蚪文字，只有孔子后裔孔安国能辩识整理。司马迁向他请教学习颇久，还是觉得这门外语太难，自承学不会。

这实际上已点出了蝌蚪文字、《尚书》、孔子及殷商等等几个要素。

当然，这一次还沒有禹碑岀场。

禹碑第一次岀场现踪迹，已是经历了王莽篡汉建立新朝之后的东汉时代。

当年西汉景帝时的鲁恭王，是汉景帝刘启第三子，其母为程姬。景帝有次去程姬宫室，适逢程姬月事，程姬便让侍女唐氏代替侍奉。

然后，唐姬就生下了刘启第六子长沙王刘发。他的后代中便有刘演刘秀兄弟，重建中兴了汉室。史称东汉，再延命刘汉二百年天下。

汉景帝刘启，名字与建立夏朝开创王权世袭制度的禹帝儿子相同。他的后代中，刘秀创建东汉。还有一个据说是他儿子中山靖王的后人刘备，则创建季汉、蜀汉。

王莽新朝时，有个超级学术巨头封为国师，名叫刘歆。他是西汉景帝时参加过七国之乱的楚王之后裔，他大力提倡孔安国蝌蚪文版本古文《尚书》学派，把当时今文、古文《尚书》两派斗争推进到白热化。

刘歆有个门客或弟子叫贾徽，精通西汉时今文《尚书》，还师从孔安国后的再传弟子涂恽(禹帝妻涂山氏后人，涂山在今安徽天柱山附近。)学习蝌蚪文版古文《尚书》。他还是汉字构造六书之说创始者。

此外，他也是曾做过汉文帝时长沙王太傅的贾谊后人。贾徽后代贾逵，是东汉早中期最有名大儒。贾逵弟子许慎，则写了汉字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上述一团乱麻，多条线头交织。

既有西汉、新朝、东汉，刘家皇室、诸候王宗室、王氏外戚之间，各种权力斗争乃至朝代更替。还有黄老道家与儒家、儒家内部今文古文学派及董仲舒等等之间，争夺道统、官学博士职位的斗争。

但它们又都与《禹碑》、《尚书》、蝌蚪文字都有若干关联。

东汉时，始有禹碑、金册玉牒、汉南岳衡山(今安徽天柱山)的文字见于史志资料。

这算是禹碑第一次正式岀现踪迹。

二、魏晋南北朝隋唐

魏晋南北朝时，禹碑在文史、方志、传记、道家书籍中开始渐多记载。

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时，未收见"岣嵝"二字。曹魏时张揖编《广雅》(隋代避炀帝杨广名讳，改为《博雅》)，始见"岣嵝"二字。并记载衡山有《岣嵝碑》、金册玉牒，记大禹受帝命治水事功等。

“岣嵝"二字应是出自象形。但比较而言，汉代南岳天柱山，外观才最形似"岣嵝"。

这一时期，因洛阳武库大火五胡乱华，书籍文物再遭浩劫为之一空。

又有梅赜献古文《尚书》，就是所谓伪古文《尚书》。这时期还有件事，孔家在东晋时又出了个孔安国来安邦定国。

隋代改封今湖南衡阳衡山为南岳。文史资料中的《禹碑》，从此就都与这座南岳改封后的衡山相关。

隋唐时代，很多名人找这个禹碑。但都是听说过，没找到没看见过。

中晚唐时有个宰相叫毕誠，居住在天柱山。他的传记与墓志中，曾提到有人指点他挖岀过、见到过一块蝌蚪文字古碑。据说是他所写的《潜山赋》里，也似有提及，赋中文字有所谓"谁解窥虫学篆"之类。

唐代孔家，又岀来一个著名大儒孔颖达。他写了包括《尚书》在内的《五经正义》，但其所据版本基本是伪古文《尚书》。

三、宋明

禹碑真正明确面世，是在宋代。

天柱山石牛洞石牛

王安石做舒州通判(副司级？)时，大半夜跑到天柱山石牛洞打火把找东西。大概他是觉得禹碑应该在那里。

他写了《洪范传》，算是他创立新学的总纲。此后，搞了半辈子新政新学变新法。

从神宗到徽宗，新法祖法新党旧党你落我起，来回好几次大折腾。

王安石变法派里，有个伙伴、干将叫刘挚。刘挚儿子刘跂，在新党重新得势时，以朝奉郎身份被派到衡山摹刻了一块蝌蚪文《岣嵝碑》。

这块碑，据说就是现在所有禹碑的最初母版。刘跂据说是"临大夏玉册符文变大摹刻"。

他从哪里搞来的玉册文？暂无更详细资料。粗略估计是宋太宗搞淳化阁帖、宋真宗搞天书天降祥符时，从散落到民间那里的古董古籍里头搞出来的。

这块碑刻岀来不久后，就靖康耻、天下大乱。

于是，它又不知所踪了。

南宋时，朱熹一面考证批判伪古文《尚书》，一面跑到衡阳南岳和张拭一起到处找《禹碑》，最后也没找到。

他死了不久，四川道士何致在衡山找到了此碑。长沙知府拿到后，把它搬移或翻刻到岳麓山岳麓书院。

此后又是宋元明鼎革，天下大乱。禹碑也再次失踪。

到了明代嘉靖年间，它才重新被人发现。

与嘉靖皇帝在朝堂发生过激烈争斗，失败后被流放的杨慎(其父杨廷和担任过明武宗明世宗两任皇帝首辅)及其同年、同事、门生等等，到处临摹拓刻解读传扬这石碑(这举动另有其政治意涵，暂不论)。

到了万历初期，甚至藩属李氏朝鲜，以及结束战国乱世后安定下来的德川幕府日本，都有摹刻，在各自国内到处拓印立碑。

热闹之后，又是三百多年无人问知。

直到民国，因抗战前有日本学者来考察或亦有说是试图偷盗，地方政府又重修刻记，并题写《禹碑》二字冠于碑首。

四、诡异

禹碑现世与隐藏的轨迹，有些诡异。

先秦之前暂且不论。

汉代以来，汉(晋)宋明三四个朝代，它有比较明确踪迹现世。而其它朝代，经常有显贵名人专门耐心寻找它，却都找不着。

(商)汉宋明，都是儒学鼎盛之时。而且其帝王皆岀自距天柱山涂山较近的淮泗地区，皆起于淮泗、殷商故土。

尤其是宋代。赵宋取代柴周，反周复殷。宋、殷、商是同一个千年老字号。赵匡胤赵匡义父亲名字就叫赵弘殷。从开国便兄终弟及，后来也屡见，也是殷商旧制而其它王朝罕有。

赵宋有所谓"本朝祖制不抑兼并"，重商，以商兴国。在秦汉至明清两千年诸王朝中，可谓独具一格。

命延三百年，偏安而未曾真正一统，可谓半享六百年殷商天下共主地盘岁月。

边夷的辽夏金元四丑四凶四大恶人，一个比一个狠。

当今之世，市场经济已立，入世也已二十年，又是商业社会大兴，堪谓史无仅有的大商时代。

于是，禹碑就又要被解放了？

《禹碑》解读后，它与《尚书》《洪范》的对应关系可以说是极为清楚明确。

如果它是秦汉之后，才被人撰制铭刻。它与《洪范》的这种明白对应关系，又怎么可能隐藏两千年？始终不被人明白知晓，一直未被人发现解读岀来？

如果它是先秦之物，如此意义重大的物件，为何秦汉以前文物资料却没有任何记载？

究竟是什么人撰制刻录了它？为什么又要隐藏它与《尚书洪范》文本的对应关系？

是各自分别传承过程中，因历史久远、战乱等各种客观原因导致失掉了关联，再发现时自然而然已无人能识?还是一直有人故意隐藏？隐藏目的又何在？

常常忍不住真想问那位始作者、那些“隐藏者"一句：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值得掩盖、需要隐藏地？

唐代刘禹锡、韩愈，宋朝王安石、朱熹，他们都花了不少时间耐心寻找过禹碑。他们都大概猜测到，乃至知道禹碑与尚书洪范的关系。他们也是当时最有可能见到禹碑后，就能解读岀来的大儒。

然而，偏偏就是他们，怎么找也找不到。

案：以王荆公之渊智博学广思，又特作《洪范传》为倡立新学之纲领而推新政变法，苟得见禹碑，必解蝌蚪文符于千载之前矣!

惜哉!竟遍寻不遇，亦怪哉!

考证伪古文《尚书》的朱熹，曾遍寻衡山，但就是找不到。死后十来年，一个道士就发现了，然后就是官吏手中不知所谓的临摹拓刻。

明代杨慎为首那么多进士，一大批各地书院儒家学者师生，乃至一大堆李氏朝鲜日本儒学师徒，研究那么久。个个天天只读几本孔子书，能倒背尚书洪范的比比皆是，他们甚至还都知道碑文与大禹治水有关，就真地就愣是找不岀与《尚书》《洪范》之关联？

无法相信。

他们又不用考数理化，学外语研究经济！数以万计的人，那么久，范围那么小，线索方向基本都对上号了，瞎碰也会有人能蒙对！

杨慎拼凑岀八股附会文章，会有错误影响，但就能误导当时所有人？他的政敌、对手并不会少，就沒有人另寻思路以便打他脸？

那么多人，甚至已形成当时官场文坛学界一股风潮热潮，却居然没有竞争斗争，甚至连竞猜都没有。

正常情况下，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情形。

任何时候，文人相轻官场倾轧都不会少见。但这场热潮里，一个被皇帝所记恨，朝中有一大堆敌对派系进士大儒当权主政的杨慎，只是拼凑了七十几个字的八股文章(还是错的!)，居然一个出来打他脸的也没有。

换胡适之顾颉刚郭沫若李学勤试试？只要他们敢写解读文字，会跳岀来打他们脸的，只怕多如过江之鲫。

禹碑解读后，想到这些事，愈想就愈觉得荒唐、诡异。

难道真地是"遇洪而开"？既非他不行，他要破封，别人也阻拦不了？都是早就预订了。

荒唐诡异，莫此为甚。

历史上，《尚书》能因今文、蝌蚪文两个版本而分为两派，学术界、官场上都斗得你死我活不亦乐乎。

晋代，书籍因战乱再次几近全灭。当时，梅赜等人只要手里有书，献岀来就是功盖当世。可以凭此名彪青史，坐得富贵安享盛名。

他们偏偏却还要费耗心思，冒天下之大韪，凭白弄险去各种增编删改组合分割，画蛇添足另行作伪！

简直匪夷所思，有如患了失心疯。

那时又没有袁隆平可以让他们吃得太饱！他们在发哪门子神经！？

难道《禹碑》、《尚书》这些东西，自带降智商乱心神夺魂魄功能？谁遇上它们，就会自动"行拂乱其所为"“曾益其所不能"，神智昏乱胡搞八搞？

莫明其妙，令人百思难解。每每思及，都深感郁闷。

追根溯源，也只能找孔夫子这始作俑者。

《尚书》总是你天生圣人孔仲尼最先编删改定的吧？蝌蚪文字最早见之于史料，总是从你孔子故宅墙壁里扒爬岀来的吧？

后世汉代宋代明代儒门的这些莫明其妙学案，追因溯原，大概是因为孔夫子本人那里，就有很多莫明其妙。

万古长夜之后，虽然天生了一个圣人孔仲尼，但从他老人家自己那里，就隐藏太多秘密。身为殷商祭司后裔秘密教主救世主的他老人家，要掩盖的东西，他老人家七搞八搞隐藏了的东西，本来就都太多了。

2021年元月小寒于安徽天柱山

2021年小雪于浙江杭州钱塘

2024年立秋於龙江虎林

《禹碑》77字符初步解读(暂定稿)

左起

第1列:水火木金土

第2列:冀青兖豫荊梁雍扬徐

第3列:貌视言听思食货祀司

第4列:空宾师徒岁月星辰历

第5列:数日天子民王父母寒

第6列:燠風皇极蒙驿德攸正

第7列:直柔克刚霁雨凶卜筮

第8列:悔贞吉富康寿好宁考

第9列:终命折短疾忧贫惡弱

2019年清明节于湘西乾州龙江醉爱花肥桥头张家老宅邻寓

2024年立秋于龙江鸡西虎林

原始《禹碑》撰制者及存埋地的考证浅析

《禹碑》蝌蚪文符与《尚书》《洪范》文字息息相关，禹碑所刻录77个蝌蚪文符，主体就是《尚书》中的《洪范》九畴及《禹贡》的77个关键字眼。

要考证搞清楚原始禹碑的源流，就必须也要搞清楚《尚书》文本的来龙去脉。

从禹碑及其蝌蚪文符与《尚书》文本两者各自历史流变轨迹出发，有以下三种可能情况：

两者是同人同时创制；

两者为不同人先后创制；

两者为同时同人或不同人先后创制后，又有后人修改整理。

因此，参考《尚书》《洪范》《禹贡》，原始《禹碑》的来历，大致上就有几种可能：

一、先有蝌蚪文符、金册玉牒、夏鼎乃至禹碑，而后才有《尚书》上的《洪范》等篇目。

上古或至迟颛顼"绝地天通"后，直到尧舜禹时代，距今约四千一二百年前后(约公元前2100年前后)，主要是作为帝王传位之信物，同时也可作为传承文明文化之纲领。于是，便早就有了金册玉牒之类的物件。

此后，为了应对持续的空前大洪水灾变所可能带来的文明毁灭，为了保存延续既有文明成果。上古华夏文明上层文化精英们，又发明、精心挑选、刻录了一些同类文化符号，范铸了夏禹九鼎。

二里头夏鼎

其价值意义，与美国向太空发送的旅行者号携带的钛金箔上刻录符号有异曲同工之处。

夏禹九鼎，既有纪治水之功、划九州而定鼎天下内涵，也是为了改推举禅让为世袭不易造声势铺路、有传承信物作用，同样有保存传承文明文化精华之功能。

在汉代以前，最早先的原始金册玉牒这一上古文明结晶应为孤立物件。它只由三皇五帝尧舜禹及夏商帝王家族内部传承，并不为世人所知。

当然，因为封禅、祭天地先祖、陪葬帝王陵乃至教导传承学习等等现实需要，它也可能有复制品。

但商周鼎革之际，由于纣焚鹿台、甲骨秘埋，最早的孤立件金册玉牒母本，可能损毁或流落他方。周代中晚期发生了王子朝之乱，王室宝器典籍散落列国，甚至复制品也可能下落不明。

原始金册玉牒可能出自仓颉之手。但更大概率是颛顼"绝地天通"时，负责宗教祭祀天文历法的张姓始祖张挥公制作，他也极大概率是濮阳西水坡龙虎墓墓主。

夏禹九鼎范铸时，应该又有新的与现存禹碑蝌蚪符文版本大体一致或完全相同的金册玉牒，也被同时制作出来。夏商时期，它取代了或与上古原版金册玉牒同时作为王位传承之信物。

这件新的金册玉牒母本，即便在商周鼎革时损毁失落，但由于有夏禹九鼎存在，周代仍可以重新制作新的金册玉牒，供传承、祭祀、封禅、传承学习等日常使用。

王子朝之乱后，周代或传承下来或复制翻造的新版金册玉牒也可能流失。

秦灭东周后，至迟到汉武帝之后，夏禹九鼎则完全失踪。

秦汉之时，因为有新的传国玉玺，金册玉牒、九鼎即便仍有复制件、缩微品，也都只是皇家珍藏不传之秘。它们已丧失了传国信物功能，甚至其字符信息也渐渐失去传承而不为人知。

王莽篡汉之后，大造符谶图箓、修篡经史、立新学，禹碑蝌蚪文符此后不久出现。

其来源，或自秦汉皇室珍藏复制品，或系刘歆贾徽师徒根据孔宅壁古文《尚书》蝌蚪文符变异修改所拟制。

二、蝌蚪文符、《尚书》文本大体上同时出现，为同一批人创制。

从上古直至周代的王子朝之乱，均无所谓金册玉牒、蝌蚪文字，夏代无文的夏禹九鼎上也没有文字符号。

蝌蚪文字是纣焚鹿台甲骨秘埋后，残留的商代祭祀贵族后裔、祭司文化精英阶层所制作、发明。目的是为了传承祭祀、保存宗教秘密，它们既参考了又有别于殷商甲骨、周代流行的金榴文字。

春秋时礼崩乐坏周代统治秩序崩坏，政治与宗教文化管控逐渐松弛。王子朝之乱后，周王室宝器典籍更是散落列国。

王子朝之乱时，殷商后裔当时的祭祀教主孔子紧急奔赴洛邑。

他以周王室最近支鲁国的知名大学问家身份，人高马大地举着克己复礼吾从周大旗，带着孔武有力的保镖头子打手子路、国际大富豪大外交家子贡、好好学生形象专家颜回等等组成的庞大团队，以向周王室图书馆长档案馆长博物馆长老子问礼学习名义，软硬兼施，大肆窃夺了其中最重要关键典籍。并或捧杀或威吓，将老子等人驱之出函谷关远离中原。

在此背景下，以孔子为首，他们既继承了上古至商代文明文化，又参考吸收融合了一些周代礼乐文明若干成就，用自创的蝌蚪文字制作出了《禹碑》、金册玉牒等物品。

他们以此作为殷商后裔祭司阶层内部秘密传承的关键物品。

对于孔子为首的殷商余孽祭祀武士儒家学者集团而言，《禹碑》或相同蝌蚪文符刻录的金册玉牒之类物件，其价值在宗教上相当于"约柜"、"传承袈裟"、"都功印"、"麦加陨石"。

在世俗上，则等价于"传国玉玺"、"王冠王室权杖"、"日本天皇传位三神器"之类。

即，春秋时殷商后裔救世主先知孔仲尼，一方面打着"述而不作"旗号，整理了殷商后裔私藏秘传的上古夏商，及被西周强抢后王子朝之乱时窃夺回的文化古籍。一方面又用自创的蝌蚪文符秘密制作一些用以标示传承上古至殷商文化的关键物品。

比如托名天帝上古圣君先贤制作的，刻有《洪范》关键字眼的金册玉牒之类。以此类神圣化器物作为凝聚人心的工具，增强信徒弟子们参与"反周复殷"事业向心力。

这些物件在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孔子及儒家未能取得实质权力而难以示人。仅在孔子家族族长或关键弟子中挑选优秀成员，内部私自传承。

在战国后期、秦代及秦未汉初战乱时代，也始终没有公开示人的机会。又因一直是在最小范围内秘密传承，也可能因长期战乱变乱最终丧失了传承。

直至汉景帝武帝时，儒家重新获取大一统王朝重视后，才果断借机会被破壁被推岀来面世。

三、蝌蚪文符、《尚书》为前人所先后创制、传承，《禹碑》为后人所改创、自创。

王莽篡汉创建新朝建儒家理想国时期，为了制造神迹，精心策划组织一部分古文《尚书》派儒家所创制。

包括两种可能性：

其一为王莽与刘歆共同主导策划。

王莽主导，刘歆及其主使的古文《尚书》派具体组织落实。

其二为王莽完全不知情，刘歆及其家臣古文尚书派儒学弟子们私自另行策划。

他们面对王莽篡汉后天下混乱的新形势，试图以拔乱反正名义再取而代之。大体上与孙中山同盟会与袁世凯同床异梦妥协联手完成推翻满清，再发动反袁护国二次革命，异曲同工。

身为汉高祖刘邦四弟楚王刘交后裔的刘歆，与汉景帝之子长沙王刘发的后代刘演刘秀兄弟，他们都是西汉刘姓皇室宗族后裔。在西汉末期面临王氏外戚篡夺汉室皇权的大背景下，选择了两条不同的反抗王莽重兴汉室道路。

由于当时流行符谶有所谓"刘秀为天子"之说，刘歆也曾改名为刘秀以应天命。这真伪两刘秀也是史书上一段趣事。

与刘演刘秀兄弟选择投身武装反抗不同，刘歆及其家臣古文经学派弟子一方面与王莽虚与委蛇，积极参与王莽篡汉。在此过程中获取高位牢牢占据舆论。另一方面私下里则图谋朝堂夺位。

《禹碑》这东西，很可能就是王莽篡汉后，刘歆古文经学派师徒家臣集团为了完成朝堂夺位而准备的，私自在楚王封国区域里秘密创制。

这也极可能正是《禹碑》虽然刻录在汉代南岳(今安徽潜山天柱山，汉代为楚王封国区域)，却始终既不见于两汉及先秦上古官方史料记载，也从末被当时人所知晓，始终不见天日的原因。

四、蝌蚪文符、金册玉牒最早就有，夏鼎次之，蝌蚪文《古文尚书》又次之，禹碑最后创制。

虽然《禹碑》有可能是王莽篡汉时期，刘歆为首古文尚书儒学及新朝朝臣集团私下创制。但这并不排除它有更原始版本依据的可能性。

即，现存《禹碑》上所刻录蝌蚪文符号，传承自春秋时代孔子整理的蝌蚪文《尚书》文本，秘藏于孔子旧宅壁中。而孔子"述而不作"整理出的蝌蚪文《尚书》，确实传承自上古而非自创。

刘歆为首的古文尚书儒学派对此只是作了进一步整修或篡改创制。

当然，也不排除完全是刘歆为首古文尚书派，单方面独立全方位系统作伪。他们甚至从《史记》到所有相关书籍，都有全方位系统编改。整个古文《尚书》及禹碑，从汉鲁王坏孔子旧宅壁出土蝌蚪文儒经事件，到孔安国传习古文《尚书》，全部是虚构历史文本历史事件。

只是这概率实在太小最小，全盘伪造操作难度极高且不论，相关信息能一直保密到今天就更是根本没可能性。

总结上述几种情形，即：

金册玉牒传自上古，或最迟到颛顼"绝地天通"后就有最早版本。

壁刻碑刻蝌蚪文符的最早版本则是尧舜禹时代。它们是为了应对大洪水文明毁灭危机，为了保存文明成果而刻录的文明结晶。

它们的内容比现存蝌蚪文符更简炼，按《洛书》点线图形排列，大约只有四十五个字符。

当然，名称也自然不是什么《禹碑》，而是《洛书》碑或其它的《仓颉碑》之类。

此后，这些实物或其复制品，仅在夏商周王室内保存秘传。

夏禹治水后，又以它们为依据，增加修改扩充了内容后，范铸了夏禹九鼎。同时也可能又壁刻碑刻了相关文符，制作了新的金册玉牒。

最后确定了与现存禹碑文符内容大体相同的版本。

春秋时，孔子及其它殷商祭司后裔为了特定目的，将其主要内容整理或自行创作了《尚书洪范》，以进一步阐释解读。

王莽篡汉时，刘歆师徒等为政治需要，又对其再有修订。

原始蝌蚪文符号，可能以金册玉牒等为载体，埋藏于会稽禹陵定海神针(即窆石)之下，或天柱山某处。

也可能以刻石形式至今隐藏于天水蟠塚山、北川禹里、天柱山、禹陵乃至殷墟、秦陵、曲阜孔陵孔宅等地某处，至今未被发现。或已因历史过于久远、战乱及自然原因早已损毁。

绍兴禹陵窆石(定海神针？大禹出品必为精品，难怪石头里出来的猢狲，认定了此物)

当然，上古至春秋之时，也许本来既无蝌蚪文符、金册玉牒、禹碑、也无《尚书洪范》篇。

它们全都是在春秋时期，是孔子及其它殷商祭司阶层后裔，为了特定政治目的托古改制才制作岀来的。

孔子在笔笔削削述而不作，吾从周整理周故时，用殷商祭司后裔们自创的蝌蚪文编篡、塞入了《尚书》里的《洪范》等篇章，又自行制作特殊物件作为学派、家族传承。

王莽篡汉时，刘歆等因为政治需要，据此又进一步修订。或仅仅根据《古文尚书》蝌蚪文字就完全自创了这些东西。

毕竟蝌蚪文《古文尚书》《禹贡》《洪范》当时都是摆在他们面前，从中挑出77个关键字符艺术化点画扭曲一番，制作出一块石碑乃至金册玉牒出来，或派人偷偷地刻在天柱山或衡山。都没什么太大难度，甚至都是他们司空见惯熟能生巧的基本操作日常技能。

蝌蚪文字直到春秋战国、孔子之前，都没有史料记录，也无考古实物。

古文《尚书》尤其是《洪范》等篇章是不是孔子儒家自创、修删补篡，难以定论。

历史资料对于《禹碑》仅在汉代之后才有零散记录，《禹碑》这东西同样也就可能既非上古之物，亦非春秋孔子时就有。

上古至商代末年，乃至到春秋孔子时，有或无《尚书》尤其是《洪范》等篇内的具体内容，暂不能确定。

但《禹碑》这件刻石作品，确实有一点概率纯粹是王莽篡汉时期，刘歆集团为了特定政治目的而单方面独立私自制作岀来。

个人判断，上古乃至颛顼帝之前，就有最原始版本的禹碑蝌蚪文符上部分内容，也有保存这些文符作为传承信物、教导学习等等用途的金册玉牒。

因为它们对于上古时代的华夏文明现实需求、生存生活条件而言，既有现实存在的必要性，也有可行性。它们本身就还是华夏文明文化代代相传能延续至今的重要根源、保障、条件。

上古时就有这些东西的概率无限大，没有的概率反而无穷小。

华夏文明传承有序，绵延五千年而不断绝，独一无二，它们的存在有着其它因素难以比拟的作用、价值、效果、影响。

根深叶茂源远流长绝不是什么空话。

但具体到字符，显然现存禹碑上的文字，最早源头却最多只能到禹帝治水时代了。

从濮阳西水坡墓可以推断，道家思想、五行观念等可能源自上古而非什么战国时期，最迟到颛顼帝时肯定已经比较成熟。

但九州之名，王、天子这些观念，出现的时间显然较晚。还有个别更具体的汉字，可能商周时乃至春秋时代有没有它们这些字，都存在疑问。东汉时的字典《说文解字》里，《尚书》中好些字就没有收录。

附：

《禹碑》的名称问题

一、衡阳南岳衡山岣嵝峰有摩崖石刻巨幅《禹碑》，但那是现代人几年前才临摹拓刻地。

其母版现在岳麓书院后岳麓山上禹碑亭内。它是一千年前宋代古人临摹拓刻，五百年前明代古人又翻刻维护，百年前民国时期因有日本学者考察或偷盗又维修重刊，还题了《禹碑》于石碑头上。

这块蝌蚪文符石碑，名字名称其实一直待定、未定。

宋代以前情形暂且不论。

从宋代至今一千多年来，虽然拓印摹刻复制翻刻者历代多有，但此碑最初究竟何人制作，为何制作，上面刻的是什么？已经全都没人知道。

只不过历代或口头相传或留有文字资料记录，都认定石碑与禹帝、大禹治水有关。

东汉以来历代文献资料提及这块蝌蚪文符石碑时，或因石碑所在地而称之《岣嵝碑》，或因历来传言石碑与禹帝与关而称之《禹王碑》或《禹碑》。

由于名称不一，还引起若干无稽争论。

禹碑蝌蚪文符如今基本解读了，它与《尚书》尤其是《洪范》的关系一目了然。从今以后，可以名正言顺称之为《禹碑》，或更准确地称之为《大禹洪范碑》。《洪范碑》或《禹碑》可为其简称，《古南岳岣嵝峰大禹洪范碑》可为其全称。

古南岳其实是安徽天柱山，而其外形，才真正望之即知"岣嵝"二字名副其实。

宋代之前，蝌蚪文符刻件可能有两种。

一种是石碑或摩崖石刻。或刻于古南岳天柱山，或刻于今南岳衡阳衡山。甚至可能汉晋之前刻于天柱山；晋代南渡尤其是隋代南岳改封之后，才刻于衡阳衡山。

现在不同年代不同排版的禹碑，国内几十处地方都有，日本韩国也不少。古代情况虽然没有这么复杂，但如果是因为隋代改封南岳之类历史事件，当时有重刻翻制禹碑的情形，导致宋代之前就可能会多岀一块碑刻来，那也比较正常。

第二种就是金册玉牒了。

这个只存在于少数文献资料中，至今没有实物。但截至目前，最早提到禹碑的文献，就提及金册玉牒。

而隋代改封南岳于衡阳衡山，北宋末年所谓的新党当权时，又派朝奉郎刘跂奉旨临摹拓刻重立禹碑于衡山。这两次事件也都极可能与金册玉牒有关联。

换言之，隋代、宋代重修重刻立禹碑于衡山，可能正是根据当时皇家手里的蝌蚪文符金册玉牒，临摹拓印放大复制翻录。

追溯《洪范禹碑》蝌蚪文符的源头，寻找更早期的蝌蚪文符文物制品，既要找寻宋代之前或隐或埋的石刻石碑，也要关注留心金册玉牒的相关信息。

传承到宋代的金册玉牒，如果当时没有被埋藏于衡山(封禅的仪式)，那极可能已毁于不久后的北宋靖康之耻亡国兵火。

当然，也甚至可能随当时完颜女真人大掠东京金宝而流落到东北，也许至今还静静躺卧在金上京故地、黑龙江阿城金太祖金太宗或完颜希尹等某位宗室贵族墓葬里。

房山金世宗陵

龙江阿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陵外墙

2019年清明湘西乾州醉爱花肥桥头张家宅

2021年小寒天柱山古皖国故址

2024年立秋改定于龙江鸡西虎林

附录：

《尚书.洪范》

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

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

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従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従革作辛，稼穑作甘。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乂，明作晢，聪作谋，睿作圣。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

四、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

五、皇极：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时人斯其惟皇之极。无虐茕独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谷，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尊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曰：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沈潜刚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侧颇僻，民用僭忒。

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従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従，龟従，筮従，卿士従，庶民従，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従，龟従，筮従，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従，龟従，筮従，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従，龟従，筮従，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従，龟従，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八、庶征：曰雨，曰旸，曰燠，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庑。一极备，凶；一极无，凶。曰休征：曰肃，时雨若；曰乂，时旸若；曰晰，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征：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岁时既易，百谷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宁。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従星，则以风雨。

九、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

禹碑》77字符初步解读(暂定稿)

左起

第1列:水火木金土

第2列:冀青兖豫徐扬雍荊梁

第3列:貌视言听思食货祭司

第4列:空宾师徒岁月星辰历

第5列:数日天子民王父母寒

第6列:暘風皇极蒙驿德攸正

第7列:直柔克刚霁雨凶卜筮

第8列:悔贞吉富康寿好宁考

第9列:终命折短疾忧贫惡弱

2019年清明于湘西乾州龙江醉爱花肥桥头张家老宅邻舍

2024年甲辰立秋於龙江鸡西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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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以来，禹碑就断断续续于文史志书资料中出现，也不断被人陆陆续续发現踪迹。魏晋南朝时，一些道士、学者、官员、皇家宗室，曾与它有丝藕关联。宋明以后，一些学者、道士、地方官员，或翻刻或拓印或复制石碑于四方。

这期间，接触过禹碑蝌蚪文符的，免不了都会要对之研究一番，会尝试阅读理解、古文翻译一下。

结果也自然都是望碑兴叹不知所云不了了之。

明代嘉靖时期的才子状元学者、权臣二代流放官员杨慎，肯定不是历史上最早尝试译读《禹碑》蝌蚪文符者。但他却大概是自认为或被公认为最早完整释读出了一篇《禹碑》文章的人。

杨慎手书释读禹碑序文

杨慎释读《禹碑》，既有他在文字文化研究上的个人兴趣使然，更多的则是掺杂了政治因素上的考量。他的释读并不单纯，他把古人字典当成八股文章翻译题目，结果自然也就差之千里谬出地球。

嘉靖三年，承祧继位的嘉靖帝不甘心皇权被侵犯侵蚀侵夺，掀动大议礼政潮。四朝元老两朝首辅皇帝空窗期摄政四十余天的权臣杨廷和致仕。其子杨慎高呼"国家养士百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朝"，鼓动数百朝臣官员跪谏宫门。

嘉靖帝借机清空朝堂，当场就打了二百多官员屁股，投闲置散。将杨慎流放云南，"永不叙用"。

嘉靖十三年前后，大议礼政潮中，因支持嘉靖而大获全胜被快速提拔上位的首辅张璁请病辞官，不久去世(嘉靖十八年)。

此时，流放云南已十年的杨慎，拿到了张素张碧泉送来的长沙岳麓《禹碑》拓本。于是，游山玩水泡温泉之余，他很是花了一番心思去解读《禹碑》。

不久后，大明朝很多地方很快就掀起一场翻刻岣嵝碑的浪潮，这股浪潮甚至一直持续到万历初年。流风所及，到万历早期后，甚至连海外藩属朝鲜日本也纷纷效仿，那里的儒家学者、官员，也在其国内翻印禹碑拓本，到处刻石立碑。

禹碑母本翻刻复制

明代各地及朝鲜日本翻刻的《禹碑》、《岣嵝碑》....，摹刻形制大都与最早版本岳麓《禹碑》有明显差异。

大韩平水土赞碑屏风

它们基本上都不再按原来母本禹碑上的九行九列(最左第一行五列）去排列字符，而是参考借鉴采用了杨慎解读文字后，按照更符合当时阅读习惯的形制重新排列。

云南安宁温泉禹碑(杨慎释读标准版本)

换言之，明代嘉靖年间很多地方官僚、学者卷入参与这场翻刻浪潮，大家其实对禹碑蝌蚪文符都没有什么真正的兴趣。他们只是彼此心照不宣地默默地在为长期流放的杨慎吹了集合号后，"看齐队伍"“站了一次队”。

杨慎释文禹碑书法作品

秉政时间将长达四十五年的嘉靖帝，在大议礼案后被迅速提拔的张璁等人辅助下，威权日盛。大议礼案中被廷杖后投闲置散的官员们，十年过去了，他们不但没能因廷杖涨资历声望反而只能看到前途日益渺茫。他们这次集体站队，也是一次小型的政治抗议、情绪发泄。

杨慎释读《禹碑》，有没有投向往修仙一心"慕道"的嘉靖所好意思呢？从他释读的文字与序文讲叙的经过来看，其实也有不少故弄玄虚的嫌疑。

父亲去世已五年，流放蛮荒已十年，朝堂上又将有大的变动，他又不是甘当咸鱼之辈，那时尝试一下投石问路，也是正常之举。

《禹碑》上的蝌蚪文字现在已经能确定就是古版《尚书》《洪范》《禹贡》纲目，杨慎当年的解读完全是牵强附会。

那些为杨慎站台的明代地方官员、学者名流、闲散官员到处翻刻复制的禹碑，也都是被杨慎误导，以讹传讹，甚至可以说是都变成了一场不伦不类闹剧笑话的参与者。他们本来也只是随声附和充当站台吹鼓手帮闲。

那么，杨慎当年的解读错误，究竟是失误，还是主观故意呢？

这又关涉几个问题。

杨慎之前，是否有人正确解读过《禹碑》？

比如宋代的王安石变法派这些人，现在存世最早的《禹碑》母本，就是他们这些变法新党派人去临摹刻制的。而王安石当时变法的纲领就是《洪范五行》。他们刻录的版本，形制明显与《洪范九畴》相关。

要说他们完全不知道《禹碑》与《洪范》的关联，很难说得过去。

当然，要让他们一个个的字符讲清楚，为何这个符号是这个字不是那字，恐怕他们也办不到。

毕竟，这东西就是个孤本，甲骨文那时还没出土。甲骨金榴大篆小篆这些古文字之间，中间断档太多了。

同样，杨慎即便略知禹碑与《洪范》关联，他当时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吗？

杨慎即便能解决一二，但他还有时间吗？

从嘉靖十三年他拿到张素张碧泉送来的禹碑拓本后的一系列操作来看，他根本没有做长期细细研读的打算。只是在精心做了拿手好戏对图作文揣摩出了一篇八股文章后，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忙于政治操作了。

此外，杨慎他也有和宋代、汉代儒士相同的难题。即便他知道禹碑与《洪范》关联后，他们当时敢公之于众吗？

这就转回到那个难解之谜了，禹碑与《洪范》的关系，为什么要被隐藏掩盖埋没？

此外，杨姓杨氏在《禹碑》上误导世人，其实杨慎还并非最早的。

古南岳天柱山，岣嵝二字呼之欲出一望可知

隋杨政权当年把南岳从古代的潜山天柱山，改封为现在的衡阳衡山。造成史志书记录与禹碑实物各种踪迹矛盾、成迷，也误导了很多人。找寻禹碑线索时，就必须注意隋代以前的资料和隋唐以后的记录，常常是有互相矛盾之处的。隋朝之后，摘录翻印抄写古书资料的人，常常以此为彼张冠李戴混为一谈。

如果再考虑到杨氏杨姓与胡人、佛门之间，汉代以来的渊源深厚源远流长。考量汉代、隋唐、嘉靖时的佛道之间明争暗斗，杨慎的解读、误导，也许甚至还另有玄机，当然那也就难免有罗织之嫌了。

杨慎与禹碑关联年表：

嘉靖三年，承祧继位的嘉靖不甘受制于人，发动大议礼。四朝元老二朝首辅杨廷和“致仕。”杨慎(杨廷和子）发起二百余朝臣抗谏。杨慎被流放云南，“永不叙用”。

嘉靖八年，杨廷和去世。

嘉靖十三年，长沙兵备道张素(张碧泉)将拓印《禹碑》带给杨慎。帮嘉靖打赢大议礼政争的宠臣，杨家政敌首辅张璁多次请辞。

杨慎这时已流放十年，年已五十。

嘉靖十五年，张璁致仕归乡，杨慎解读《禹碑》，并作序文、诗，广寄友人。

各地开始摹刻禹碑。

张新泉

甲辰立秋於龙江虎林

华夏文明上古帝王两大特点及其影响

一，巡狩

上中时代，华夏文明是万族万邦星罗棋布、群星闪耀分散四方。渔猎、采集、游牧长期是主流生产生活方式。建城立廓定居农耕，到尧舜禹时才渐渐有所发展，到夏代才相对成熟。定都不迁，农耕大发展，甚至要到商代中晚期、周代才成熟。

这也就造成了上古帝王活动地域分布极广，居住地流动性极大状况。这种模式根本不同于后世帝王们大多困于王都、王宫的模式。

他们主要统治方式、日常行为模式，更近似于游牧民族的宫帐、捺钵、巡狩制度。

上古帝王通常是周期性地在华夏文明几个地区性中心区域间，来回迁移走动。

他们一生主要事功发生区域、统治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宗教祭祀中心以及出生地、陵葬地、婚姻地、子嗣封地……，常常彼此全都悬隔数百千里乃至万里，甚至没有一个相同。

帝尧生于某地，即位于另外某地。娶妻于又一地，子孙封地又在另一地。祭天于某地，祭祖、祭母又在这里、那里。他巡狩到历山，觉得舜不错，带在身边。一起到了“三星堆"(或另外某处)，又觉得鲧可用，带到某地，又让他治水。又到了哪哪，让帝舜处理某事，与帝舜分开。然后帝尧死在某地，群臣又跑帝舜那里，拥舜即位。

后世帝王生老病死、一生活动、王朝政治经济祭祀中心，全集中于王都王宫。如果习惯性地按这种高度中央集权模式思考，就很难理解先秦上古分权分离的前封建时代之帝王行为模式。

上古帝王大多还比较长寿，这也更加地令他们的行踪、功业，完全不同于后世那些既短命又困于宫城皇城都城更平常帝王们。

上古帝王在主流行为模式方面，更近似于耶律洪基、成吉思汗、康熙乾隆这些人，且往往比他们更长寿，动不动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也更日常。他们的统治方式以及与地方关系，更趋近"联盟联邦邦联独联体欧盟上合组织化“、更"和平仁爱、亲民民主、尊重地方权利认同分权”。

上古帝王，地位更近似终身制的联合国秘书长，欧盟、独联体或终身制与轮值制结合的上合组织轮值国主席。

三皇五帝、尧舜禹都相当于是长年到处巡视、终身任职、在位时间动辄五十年以上华夏文明区域内的联合国秘书长、欧盟主席。

二，寿命

中国古人寿命问题，可以说是个历史谜题集。而上古帝王的寿命问题，就是其中比较突岀的历史谜题。

史料记载的诸多上古帝王，寿命都超长。

他们的寿命不但远超当时普通人、后世普通人、后世帝王，脱离了当时生产力生活水准、医疗卫生条件。甚至较之于今天现代生产力水准、现代医疗科技条件下的平均寿命，他们的寿命常常也会高出一大截。

对这个问题，历来解读大体上有以下几种：

其一，上古帝王生平寿命多系传说，无当时实际文字书史、也缺少考古尸骨实物证明。

口耳之间代代传说，也就难免失真、夸大乃至神化。

其二，上古帝王多系部落联盟或邦国首领，未必是同一人，只有一人。

同一个帝王名号，很可能被掌管联盟事务的同一部落的几个几代首领所共同使用。尧帝、舜帝、禹帝，可能只是代表三个强盛部落分别主掌部落联盟邦国事务的不同时期，而并非只是三个具体帝王个人。

其三，一些古代方术、上古医家文献资料中，讨论过上古帝王长寿问题。

它们认为上古帝王之所以长寿，是他们讲究养生有道，当时医药高效医术手段高超。

这三种解读，前两种解读实际上否定了上古帝王的长寿。后一种解释现代人以现代医学等科学体系去观察，又显然会感觉过于牵强。

那么，上古帝王的实际寿命，就真地不可能那么长寿吗？

简单而言，上古之帝王比上古普通人寿命更长，这比较容易让人理解接受。

但限于当时生产力生活水准、医疗卫生条件，他们寿命再长也应有合理限度。动辄八九十岁，一百几十岁，还是让人难以理解。

那么，上古帝王为何往往能比后世帝王更长寿？

首先，上古之时帝王传承与后世的继承制度不同，也没有后世的后宫制度。

夏商周之后，尤其是周礼嫡长继承制、封建制度确立后，帝王广立后宫以求多子多福成为制度性强制性需求。这让后世帝王大多沦为生育工具机器。

很多王朝中后期帝王常常陷入儿孙稀少怪圈，被后继乏人问题困扰，同时却又经常被大忠臣们直言切谏要戒色不要荒淫好色。

甚至可以说，继承制度缺陷直接降低后世大多数帝王的平均寿命，也大大缩短了王朝寿命。

而上古帝王选择继承者，就不是父子兄弟相承择优，更不是狭隘到自家儿孙中去嫡长盲碰。而是在巡狩天下时，从部落邦国中选择生活习惯、道德操守优良，才智能力俱佳之人。而这些侯选人大多身心健康超过常人，也就更大概率先天就更具备长寿基因。

上古帝王根本就没有后世帝王那种必须广开后宫，变身生育机器的身心压力耗费、强制性制度需求。

其次，上古之时，仍是木石陶器为主。重金属用于饮食餐具极少，上古帝王因饮食而重金属中毒概率减少。

这一时期，即便统治寄生阶级，也距离普通民众不远。公共事务较多，尚未腐朽到醉生梦死成为日常。修仙炼丹之类也尚未发育，砷汞中毒机率极低。

当然，这一条可以存疑。

毕竟，华夏共祖的炎黄两位大佬，传说中一个就是炼丹升仙，另一个也是食百草嗑药成瘾。

此外，这一时期地广人稀，人类主要还是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自然博斗，与人奋斗尚不严重。

宫廷争斗、战争叛乱乃至瘟疫重疾等等对于帝王生命寿命的威胁，都比较后世帝王发生概率更小更少。

这一时期文字初创，教化远未发展。民风尚还淳朴，阴谋诡计还用不上太多，精神焦虑症候也普遍较少。

这一时期，糖、油、盐均属罕有，尚未广普。即便帝王，也难以多糖重盐重油，饮食大多清淡，也较卫生。

所以，上古普通人因为要与天斗与地斗与自然斗，寿命或许不长。但上古帝王们则脱离了这些"低端"生活方式，可以饮食不愁、衣食整洁、不务身体繁劳，精神压力也有限。这样也就具有了长寿的基础条件。

同时，他们相比后世帝王而言，又缺少各种必须作死、自作孽的制度强制、现实需求。权责有限，劳心劳力压力较小，反而具有比后世帝王更长寿的各种现实基础条件。

综上所言，上古帝王寿命八九十岁，乃至过百岁，也未必全无可能，未必尽是代代传说拼凑夸大、虚构。

帝尧：比萧衍、赵构、弘历这些货更长寿，还需要什么理由?

舜帝：老丈人，偶只想知道为嘛要一次送俺俩母老虎？

三，举例

夏代商代早中期，尤其是夏代之前的上古考古，应该注意上古帝王有别于后世的这两个重要特点。

比如，三星堆与濮阳酉水坡，可能都与帝高阳颛顼相关，一者是"绝地天通"祭祀宗教改革发生地，一者是改革后新的祭祀中心。

三星堆的几个挖掘坑，排列大致呈北斗七星状。这一特色，同期或更早期墓葬中，似乎只有河南濮阳西水坡颛顼(?)蚌龙虎墓中存在类似特征。

三星堆与西水坡均发掘于86年∽87年，墓葬岀土文物、文化符号与祭祀、天文星相方向的关联更加密切。而86∽87年天文学上是有大事件的，既有哈雷慧星周期回归的周期性事件，还有所谓超新星大爆炸的偶然性(?)更大事件。

这种相互关联神秘色彩比较重，不太符合"科学"客观范畴，可能只是时间上的纯属巧合。但也值得注意。

古文献资料中，古蜀文明与帝高阳、颛顼这一支系关联较多。

帝颛顼最有名的事功，就是"绝地天通"。

所谓"绝地天通"，顾名思义，大概率是上古时代的一次祭祀宗教根本改革。

当时各地方文明区域各部族有着众多巫教、多神信仰自然崇拜，但已逐步为公共宗教祭祀一神教、祖宗祭祀、统一集中教权所取代。神权政治大发展，会严重干扰世俗权力正常运行。于是颛顼帝采取果决措施，切断神权向世俗权力渗透，实行了政教分离。

三星堆的青铜神树、大铜人、“外星"造型……很可能是"绝地天通"改革后，公共宗教已经完成教权统一，确立了统一祭祀树立了新的宗教信仰时，所创制采用的仪制礼器。

帝颛顼时，可能主要是用玉、陶造型。夏商时代的帝颛顼高阳氏支庶后裔、后世的“教宗"们，才逐渐用青铜代替。

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与河南安阳及濮阳西水坡一带夏商时代同期或更早期文物，有许多相关类似文化联系。不少文物，与"绝地天通"这类祭祀宗教大变革，关系更大。而不是与军事战争、帝王首领墓葬相关联。

屈原《离骚》自陈，楚人系帝高阳之苗裔。

三星堆在地域特征上，除了与夏禹帝岀生地北川禹里较近，与楚文明在地域上也是关联的。太阳鸟金箔图形，与楚文化核心之凤凰、殷商之天命玄鸟，也或许似有关联。

综上，三星堆文化特征，或与帝颛顼一系关联颇多。

分析考察上古文明文化，人们常常被相关文化符号在地域分布上的分散特征弄得迷茫。

夏禹帝之踪迹，遍布大河大江上中下游、名山大川，让人不能不疑其附会牵强。

更早的三皇五帝，就似乎更是只有传说近似神话了。

三星堆、西水坡与帝颛顼之文化关联，似是而难定。地域上是大山大江大河几千里之遥，重重险阻悬隔。实在让人难以想象，两者彼此相关联。没有文字，也实在让人头痛。

但如果考虑到上古帝王的活动方式行为模式、寿命特点，也就不再难以理解。

四，靡不有初，唯我有终。

近代考古学传入后，周代之前的历史，甚至夏商时代都一直被人疑古。

即便殷墟、甲骨文先后为大规模考古发掘证实，商代之前的历史至今也仍颇受质疑。

夏代之前，年代与世系，几乎全赖口头传说。因为文献资料极少，甚至成为所谓"神话“时代。

夏代城址已发掘不少，但因为所谓的无文少典，至今难以厘清。夏代之前，就更不用说了。三皇五帝尧舜禹，至今也完全都是只能作为传说乃至神话参考。

其原因又恰恰尤其在于两个方面：

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大多长寿，这有悖基于当时生产力生活条件水准、医疗卫生水准岀发的理性逻辑推断；

上古帝王活动轨迹过于地域广阔，也有悖基于当时交通状况、生产力水准的合理推断。

然而，这两个最大疑点，其实更多的只是近现代学人思考分析上自陷思维窠臼所致。

把相关文献资料与古代若干类似的前王政时代部落文明对比综合分析，这些所谓的疑点反而正是大概率真实事件。也是华夏文明赖以立足于世且传承至今的重要原因。

基本上来说，2100BC之前——3000BC的考古，都要考虑上古帝王巡狩制度模式产生的影响。

两个、几个文化遗址岀现众多类似文化特征时，要考虑它们这些相似特征极可能正是某一位上古帝王巡狩所致结果。

可以考虑根据文献资料规划出各上古帝王活动轨迹，再与城邦部落遗址文明考古文化传播交流轨迹作对应比较，再根据年代先后，综合分析上古时期中华文明内部各支系起源与交流互动情形。

中华文明内部各支各系的交流，先天就较少战争冲突，而更多相互和平交流融合。很早就呈现多源并起而又趋向中心统一。

这一特征与中华文明特殊地理方位结构、特定婚姻宗法祭祀文化等先天后天主客观条件有更大关系，也构成五千年文明绵延不断绝最重要最突出特点。

它与中亚南亚北非西方美洲其它古代文明，有明显差别。

上古帝王巡狩制度及选贤任能禅让传承机制，以及因此有更高比例长寿帝王主持事务，华夏文明发展进程在其萌芽期得以能稳定持久和平融合式推进，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它们也恰恰是塑造华夏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独特性的关键因素之一。它们既因于独特地理、自然条件等客观因素，本身又成为华夏文明独特性重要源起。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而华夏文明能成就人类史上唯一延继五千年之独特文明，成为唯一"有终“之"鲜"，正在于华夏文明之"初"，从一开始就有各种独特性与众不同。

它们在历史发展进程长河中不断发挥着各种影响，造就了中华文明的唯一性。

附:

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蚌壳龙虎墓葬，墓主或许是张氏始祖张挥公。

墓主应该不是三皇五帝。

因为形制规格、陪葬物品等等，都不够"级别"。

从墓主之墓葬规格、形制、内容而论，他也不应只是普通部落首领。墓主应该与古代天文、历法、宗教祭祀事务关系较为紧密。

墓顶弧形，既象征天圆地方，亦可视为所谓"观弧星而制弓矢″。墓主下方向来被视作"北斗七星"象征的小腿骨与蚌壳三角组合，其实也可以看作"箭矢″。

张挥公辅颛顼帝，发明弓箭，制颛顼历。地位级别、一生功业，与墓葬诸多信息相符。

张氏在华夏原生独有自成的宗教——道教体系中地位独特，其渊源恐怕比张良师从黄石公学黄老道、张道陵创天师道还要更久远。

左龙右虎之类，向来明显可视为道家文化信息，尤其是张氏道教派系更是所谓龙虎道派之主干。以此墓葬而论，当时显然已有比较成熟、系统的相应观念乃至"理论″体系。

由此，道家之起源，恐怕自黄帝时代始，若干道家宗教信仰之关键"理论"体系、观念要素就已经创设、形成。并非春秋战国之后，才由老聃、庄周等人逐渐创建。老庄等人，也许只是道家"理论体系"之整理编纂者、发扬发展、集大成者。

张新泉

甲辰立秋修订于龙江鸡西虎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