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统一之后的中国电影问题 -- 达闻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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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17晚，台北。

第55届金马奖颁典礼正逐渐走向高潮。

这一年的金马奖可谓是星光熠熠，两岸三地的明星嘉宾济济一堂，评审团更是华语电影的重量级人物李安、巩俐领衔。而竞逐最佳影片的更不乏张艺谋《影》、徐峥《我不是药神》这样的佳作。

此时，颁奖到了“最佳纪录片”环节。颁奖嘉宾徐若瑄说出了获奖影片的名字：《我们的青春，在台湾》。

两名女性（一名导演、一名制片人）激动不已，互相搀扶着到台上，其中一位一边抽吸着一边说获奖感言。

请记住这个画面，以及这名当时还不满40岁的女导演。这名导演在之前名不见经传，之后也寂寂无名。但她将凭一己之力在几分钟之后改变整个华语电影的历史。

这名导演叫傅榆，时年36岁。根据网上资料，她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本省人”，“外省人”，亦非“原住民”。她的父亲是马来西亚华人，母亲是印尼华人，9岁时随父母移居到台湾。据说她自己经历了一段非常复杂的自我认同过程，这个过程促使她去拍了讲述台湾太阳花学运的纪录片《我们的青春，在台湾》。

在经过一段不太顺畅的感言和感谢之后，傅榆说出了她最后也是最想讲的那段震惊全球华人的话：

此时，镜头扫向台下坐着的李安导演，他一脸讶异和尴尬的表情，

另一位同为评审团主席的巩俐，则当场黑脸。

此时台下坐着的是两岸三地的华语电影精英，他们的反应无疑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之前的张艺谋颁发“最佳新导演”时（获奖者为《我不是药神》导演文牧野）称：“这么多年轻导演的作品，代表着中国电影的希望！”便有部分台湾网民表示不满。

在傅榆发言后，一些大陆演艺界人士迅速做出了反应。比如上届影帝涂们上台为最佳女主角颁奖时，表示“特别荣幸再次来到‘中国台湾’金马奖颁奖”，“我感到了两岸一家亲”，台下亦响起热烈掌声，被媒体视为“回怼”傅榆，也引起争议。获得影帝的徐峥也发言说：“这里是一个专业的殿堂，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就像一家人一样，我相信中国电影会越来越好。”最后颁发最佳剧情长片奖时，原本计划与李安共同颁奖的巩俐未上台。李安独自上台后再次问道：“巩俐，你不上来跟我颁奖吗？我想你宁愿跟同志们坐在一起是不是？”巩俐仅微笑回应。颁奖典礼结束后，所有大陆的影人均没有参加会后的晚宴。

有必要陈述一下当时是一个什么状况。那时候的华语电影正处在急速上升期，大陆票房纪录不断创新高，银幕数也不断增长，已经出现了50亿级的现象级爆款《战狼2》，好莱坞影片在中国市场已现颓势。而经过过去几年烈火烹油式的金融泡沫的洗礼，以及影视界开始“税务风暴”式的拨乱反正，观众也逐渐从盲目追求光鲜亮丽的“IP”、偶像、小鲜肉或综艺电影的影视乱象中冷静过来，开始以新的审美高度去欣赏华语电影。《我不是药神》《红海行动》等现实主义影片不断创造票房佳绩，类型片如《唐人街探案》《西红柿首富》等也是叫好叫座，可以说那时候的华语电影正一片欣欣向荣。

而那时候的中国台湾金马奖，基本被认为是华语电影最高级别的奖项。相对于大陆的金鸡、百花奖受限于官方背景，需要为意识形态等各种因素背书，而中国香港的金像奖则始终将颁奖范围囿于本港影视人，地方保护主义严重；而中国台湾金马奖那些年一直在锐意改革，以试图超出地域、政治、艺术/商业的各种窠臼，实现一种综合性的评判理念，既能让专业电影人、也能让观众发自内心的“叫好”而闻名。不妨将之前几届的最佳影片、导演和最佳男女主获奖者列出：

可以看到，不论最佳影片、导演，还是最佳男女主角，其颁奖都是相当具有包容性的，也并不囿于所谓商业/艺术的刻板思维，其中最具争议的大概只有2014年巩俐凭《归来》一片竞逐影后，结果输给了陈湘琪。

这么一档汇聚了两岸三地精英的一年一度的电影盛会，如此有含金量的奖项，却因为“一颗老鼠屎”却坏了一锅汤，无疑让大多数人有吃了苍蝇的感受。

正如一篇网络评论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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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事件的影响极为深远。首先，当然是官方被彻底激怒，从此还想在大陆市场生存发展的大陆电影人和其作品不会再有参与金马奖的机会。

其次，大陆将代表官方的电影奖项“金鸡奖”长期设立在厦门，与中国台湾隔海相望，以示对台独分子和台独意识绝不姑息的坚定意志。

当然，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自然是金马奖本身。金马奖本身是以开放、包容、注重专业而闻名，从1991年开始，金马奖的标准是所有华裔导演均可报名参加，1996年第33届金马奖以《阳光灿烂的日子》获得最佳影片、姜文获得最佳导演、夏雨荣获影帝开启了大陆影人的折桂之旅，1997年之后更是宣布面向所有华语电影。

而在新时代，大陆电影蒸蒸日上、票房口碑不断新高的情况下，大陆电影毫无疑问已经成为华语电影的绝对主力，没有了大陆电影，金马奖无疑只剩了一个躯壳。

2018年之后，本来两岸三地公认的具有代表性的华语电影奖项金马奖，彻头彻尾回归了“省奖”。从此金马奖只能在台湾省内部玩“过家家”，偶尔有中国香港或东南亚的影片和影人来凑凑热闹。

而大陆的影人，尤其是新人从此少了一个展示自我的渠道，比如，依靠第一部长片处女作《路边野餐》便拿下金马最佳新导演奖的毕赣，不仅从此炙手可热，还吸引了近1000部新人处女作报名下一届的金马奖。而金马变回“省奖”之后，这些新人只能继续在一些电影节的创投环节去碰运气。

而更大的影响体现在创作本身。由于没有大陆电影的参与，金马奖原本的超脱理念、文化、意识形态窠臼，灵活包容、身段柔软的优点统统不见，只能沦为一个扶持地方电影势力的“公告牌”，有形无魂，宛如僵尸。

但大陆的电影行业也并没有就此一飞冲天，自2019年全年642亿“最后的绝唱”开始，大陆电影票房也再没有恢复到巅峰。虽然中间有疫情影响，但直至去年，电影市场不断遇冷，票房下滑到425亿，已经不能简单用疫情去掩盖问题的存在了。

而同时，也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在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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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1日，一部由中国香港导演黄精甫执导的、中国台湾演员阮经天、陈以文等主演的黑色犯罪电影《周处除三害》，在春节档已经结束、市场逐渐冷却的情况下，忽然又引爆了大盘。

这部在台湾属于小成本的、票房不过1000万人民币的影片，在上映后立刻又上线Netflix的情况下，居然在大陆狂收6.66亿票房，豆瓣评分8.1（最高8.4），无疑创造了台湾影片在大陆的一个“奇迹”。

关于这部电影为什么会在大陆“火”我们在以后再分析。这里再插播一个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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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9日中午，台北电影节发表声明，原本邀请王小帅导演担任“国际新导演竞赛”的评审团主席，“惟北影吸收各方意见反思后，决定取消对王小帅导演的评审邀请，之后将另觅评审团主席，以维持影展正常运作。”

台北电影节Taipei Film Festival是由台北市政府主办的大型电影节，最初由侯孝贤导演领导的台湾电影文化协会策划。自1998年开始举办以来，除2001年停办外每年都会举行。

原本邀请王小帅导演担任评审团主席的“国际新导演竞赛”单元，是台湾地区唯一针对国际剧情长片新导演举办的竞赛，从2005年开始增设，起初名为“国际青年导演竞赛”，每年入选10到12部影片，由国际评审选出最佳影片，及评审团特别奖。

而现在台北电影节的官方网站上，此竞赛单元的决选评审共有四位，分别是台湾首位电影长片原住民女导演陈洁瑶、国际选片人林清心、日本制片人定井勇二，以及之前因为吸毒事件被内地封杀的某位台湾柯姓男演员兼新导演。

除了被取消“主席”资格，王小帅新片《沃土》本来也计划在台北电影节放映，并举办“大师讲堂”，但如今全部取消。

台北电影节官方声明中提及的“吸收各方意见”，应是来自台湾电影大V“无影无踪”的博文——重提王小帅曾被指控“逼死”金马奖最佳影片《大象席地而坐》导演胡波一事（六七年前曾一度闹得沸沸扬扬）。

“无影无踪”在文中直接批评“找一个被认为疑似使得新导演走上绝路的人，来出任表彰新导演的奖项的主席”，从而强烈质疑“台北电影节寻找主席的标准是什么”。这篇博文过万点赞，引发两岸影迷激烈讨论，因此让台北电影节倍感压力，不得不做出取消的动作。

电影节发表声明后当晚，王小帅导演发长文回应，文中对台北电影节的做法表示“虽然颇感意外但也表示尊重”，并否认组委会是因为胡波事件而取消对他的邀请，同时，首度对他和胡波之间的“恩怨”进行澄清，声称“胡波去世引发的一系列对我的传闻和攻击均为不实”。

不管是王小帅的回应，还是台北电影节的声明，都没明确提及取消邀约的具体原因。但其实大家都心照不宣，“被退货”的理由，无他。

而王小帅显然不想再背负“逼死新导演”的恶名，在声明里一半篇幅谈及胡波，却只字不提曾经对后者生前造成的伤害。因此，坊间舆论无法平息，反而由于轻描淡写的一句“均为不实”，激起更多讨论。

6月10日晚间，胡波母亲也发声，再向王小帅喊话——

我的眼泪未干，我的诉求也从未改变：请您看着我的眼睛，与我直接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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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那次金马奖上，最终获得最佳影片奖的是大陆已故导演胡波的长片遗作《大象席地而坐》。当时上台领奖的除了《大象》的制作团队外，还有胡波的母亲。李安在颁奖时一句“我真想抱抱这位母亲”也再次让人忆起胡波与他的“伯乐”王小帅之间的故事。

王小帅跟贾樟柯、管虎、娄烨一样，属于大陆“第六代”导演。跟其他几位导演比起来，王小帅似乎更为“默默无闻”，近年来最为人所知的作品便是2019年斩获柏林最佳男女主角的影片《地久天长》了。

关于王小帅和胡波的恩怨，网上文章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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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帅逼死新导演？

笔名为胡迁的胡波，和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王小帅的恩怨，开始于2016年FIRST影展创投会的入围。本应是千里马和伯乐的关系，最终，却演变为一场生死恩怨。

在那年FIRST影展创投会上，胡波原名为《金羊毛》的剧本没有得奖，却被王小帅夫妇创立的冬春影业看中，备案时曾被改名为《爱在樱花盛开时》，杀青后又改为《大象席地而坐》。据说，最早时还有一家商业公司也看中了胡波的剧本，但王小帅夫人，也就是冬春影业的制片人刘璇对胡波说，要是让那家公司做，之后的创作自由肯定会被干涉。

于是基于对王小帅导演的信任，胡波最终选择了和冬春影业签约，但接下来所发生的，显然和当时的“承诺”并不相符。《大象》的初剪版是四个小时，而监制王小帅认为必须剪去一半，但胡波实在剪不下去，最多就只剪了十分钟。

两者之间的矛盾一发而不可收拾，甚至闹到要诉诸公堂，胡波有可能连署名权都失去（除非耗资350万回购版权）。而事后由胡波好友爆料出来的微信聊天截图，可以看到王小帅对胡波没什么顾忌的责骂——“你以为别人是SB看不出来你那要表达的浮浅的东西？冲着空气骂这个世界多少操蛋这种笑掉大牙的表达”，并建议胡波去看心理医生“已经应该是病理性的了”。

2017年10月12日，胡波自缢身亡，年仅29岁。

紧接着发生的，和他生前的遭遇，可谓冰火两重天。冬春影业把《大象席地而坐》的所有权益捐赠给胡波父母，而影片接下来在金马、柏林等知名电影节上都有斩获，于是上台领取最佳影片奖项的，成了胡波的母亲（但10日晚她称无偿获赠全部版权非事实）。

前文提到的那位台湾电影博主“无影无踪”，对于王小帅的质疑，更多是关于他的“艺术”人品。比如，胡波自杀事件发生后，王导演从未公开回应；尽管指责胡波四个小时版本太过冗长，而之后王小帅自己的那部《地久天长》国际版有185分钟，也就是三个小时长，国内公映的定剪版也有175分钟，仅剪掉了十分钟。

在艺术评判上，对人对己，王小帅导演似乎有点太过于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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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被“退货”一事，王小帅亦有在网络上做出反应：

斯人已逝，当初到底发生了什么，作为外人的我们已不可能全部获知。不过，还是可以从中提炼出一点有用的东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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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总结过，中国电影这十几年来不断发展的根本原因，除了众所周知的经济发展、影院数、银幕数不断提升之外，从内容上其实就是三点，或者说一点，注重票房、注重观众、注重商业。

不同于市场化改革之前的中国电影，一直是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便讲娱乐也是“寓教于乐”；在市场化之后，尤其是2002年张艺谋《英雄》开启大片时代后，中国电影一路逆袭的根本就在于注重商业、票房和观众。

可以看一下2011年开始的历年票房排行，无论哪一年，排名最高的电影均为商业片。

即便是有主旋律色彩的《长津湖》《红海行动》等，也依然是属于商业类型片的主旋律。

所以，这些年中国电影浮浮沉沉真正规律性的东西，其实不难总结。尤其是相对于我们的老对手，曾经在中国不可一世的好莱坞，恰恰是由于背离了商业规律、市场和观众，完全沦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宣教工具，才真正失去了中国市场。

然而，因为这些年各种意识形态和情绪因素不断涌入文化产业，现在一些声音也甚嚣尘上。他们往往认为电影或者其他文艺作品不行，主要是背离了某些意识形态和思想。

这里的是非且先不去说它。我们先来说一件看上去迫在眉睫的事情：如果现在，祖国已经实现了完全统一，那么中国电影该怎么办？

可能很多人很难真正理解我这里的语境。简单说，如果此刻台湾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结束了几十年之久的分裂状态，回归了祖国的怀抱，实现了中国的完全统一，或者如河里一些人喜欢说的，台湾解放了，那么中国电影该怎么办？

这里，恐怕不能简单地用一种“一国两制”的思维轻飘飘带过。且不说在香港问题上，这么多年的整合下来，“一国两制”的光环还有多少。我们只要稍微想一想就会发现问题所在。

比如，大家都知道大陆有严格的文艺作品审查制度。台湾虽然也有审查，但审查的制度、标准、体系与大陆完全不同。

但两岸同文同种，在文化交流上又有先天的优势和深厚的积淀。而在大众文化或者说娱乐文化上，两岸的“一统”其实早就开始了。从八十年代港台影视剧和流行音乐在大陆不胫而走，到两千年时期两岸三地艺人事实上极为宽松和畅通的交流和共享，到2010年代后，大陆因为经济和传媒娱乐业的大发展，已经对港台尤其是台湾地区实现了“倾销”，大陆的影视剧、综艺节目、艺人偶像、音乐等在台湾畅通无阻，现在是台湾政党天天在叫嚷提防大陆的“文化侵略”了。

然而，在电影上，这个问题还真有些特殊性。这缘于大陆，或者说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一贯的严格的意识形态管控和港台相对宽松的环境所形成的反差。

这样的反差，究竟是会进一步激发文艺作品的创作思路，开拓新局面创作出更多的作品，还是逼得官方再一次祭出“尚方宝剑”，试图用一种标准、一种逻辑、一种尺度去贯通两岸三地的所有创作者？从香港近些年来的创作越来越从以前的“尽皆过火，尽皆癫狂”到如今的越来越现实主义化、文艺化和深沉化，到台湾本就极为深厚的艺术积淀与现实成就，再到最近小红书和Tiktok封禁风波引发的中西文化交流来看，这个问题显然不是一个单一因素压倒一切，而是更复杂多维的问题。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