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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文摘】甲申的回想-《明季北略》的史学价值与辨谬 作者：江上苇
转自天涯
《明季北略》这部书，在晚明史研究上，有着重要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影响，还不仅仅止于史学，她甚至改变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英雄观。两三年前我就想写篇关于她的文章，写了四千多字，硬盘被人格掉了，一时气急败坏，就没有再写。今天看见有人又引用了她（而且引用的是错误的资料），不由感怀思旧蓟门的飘雪与岁月的无常，逝者如斯！被我读坏了的那套《明季北略》如今静静的躺在四千里外的尘埃里，在她的生命中，只有寥寥的几个人在借阅卡上留下了名字，在我读书的四年里，没有其他人动过她，唉，将来，就更不会有了……可是如今我要写她，竟发现记忆中的东西是那么的少，书店买不到，网上也只有只翎片羽，我只能选取自己还记得住的东西来写，模糊的回忆，就像甲申的历史，浸透了苍凉，却什么也触摸不到。
这部书，是明朝江南遗民计六奇所作，成书大概在康熙七年左右，所记之事，是万历中叶以来明朝走向没落的历史，其重点是那个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命运的甲申年，这些故事，到今天整整三百六十年。
时间早已抹去了伤痕，涤尽了血泪，融化了哀愁，甚至征服了征服者，可是计六奇这个书呆子，他怎么想得到呢？在江南寒冷的冬天，五更起床，没有炉火，没有早餐，甚至没有灯光，眼前是嗷嗷待哺的儿女，头上是异族的辫子，天下是异族的天下……这个没有功名的穷书生，不像钱谦益有投降的资本，不像郑成功有割据的本钱，更不像弘光有不用一钱沽的江山，没有前朝的恩惠，没有本朝的礼遇，也没有出版商的定金，只有流不完的眼泪，他是蘸着天下的眼泪写完的这部书。我们民族得以繁衍到今天，不在于一两个人的叫嚣哗众，而在于在黑暗中默默工作的人做出的贡献。
计六奇只是个没有功名的穷书生，一辈子没有出过远门，所以庙堂之上的计较，他是无从得知的，记录下来的东西，也多是道听途说，很不可信。但是乡里民间的街谈巷议，人心向背，攻守征战，他是取之于身边，访之于遗老故卒，其记载有许多第一手资料，是非常有价值的，有些记载，甚至是研究晚明历史的唯一资料，比如说对农民起义军的组织体系的记载，荥阳大会后农民军在江淮地区的作战情况等——事实上，大部分关于明末农民起义的第一手资料都是来自于《明季北略》，虽然今天看起来谬误百出。
《北略》的起始，是记载万历末年女真族在白山黑水间的兴起。作者作了详细的说明，之所以选取这个时代，是因为“明朝之亡，不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所以写明朝的衰亡，应该从万历末年开始。这也是后人研究晚明史多从万历中后期开始的发轫。《北略》对前朝和本朝历史盖无隐晦，这在明末清初的私修史中也算常见，但是这对于作者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如著名的“明史案”，使江南士子扫地以空，搞得“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清朝前期的几次大文字狱，加上乾隆官修《四库全书》的删毁，使得明清之际的史料毁灭殆尽，留下的就弥足珍贵了。《北略》成书在康熙早年，然后就一直潜水，没有声响，居然逃过一劫。直到清末，她才又被人发掘出来，近代的晚明史研究者没有不研究这部书的（当然还有她的姐妹篇《明季南略》）。
但是正如前所言，《北略》的价值在于她的街谈巷议，至于庙堂之上的东西，她是搞不明白的，她所说的，最多只能算一种舆论导向，不代表史实。比如关于袁崇焕的记载（由于年代久远，俺记不住原文了，只能复述，不能引用了），《北略》说满桂与后金兵大战，被带有袁军字号的箭所伤，认为袁确有通敌证据；下一篇又说皇帝引见袁于平台，以其通敌，睿语折之，袁神色大变云云，然后对皇帝不为奸人迷惑大加赞扬，又点评袁下狱之后，后金因为失去内应，被迫撤军。但是事实是在清人手中的，乾隆年间清人张廷桂等编著的《明史列传*袁崇焕》给袁平反昭雪：“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对，遂缚下诏狱……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成书于康熙年间的《北略》作者，当然不可能掌握这个未解密的材料，计六奇是以小说家的笔调描的这段史实。
又比如说，《北略》中写李自成打进北京，发现内库金银若干万两（这个数据原文请恕我记不清了，但在网上查到的说法是“白银三千七百万两，黄金一百五十万两”，显然是出自《北略》）。这里，俺想从经济学的原理上简单谈谈这种可能性的不存在（具体分析以后专文论述）。首先，明朝在万历以前，是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直到张居正改革，才把实物折合成银两征收，张居正执政末年，国库里才不过数百万两银子的积蓄，万历皇帝再厉害，也不可能在二三十年里搞出三千七百万两银子的库存来（万历以前的皇帝，由于货币制度的不发达，更不可能储存大量的金银，况且当时的金银还不是普遍流通的通货，你会傻到在家里放上一亿元越南盾的地步吗？珠宝还差不多），万历中叶的国家年收入才四百多万两（记住，不是净收入，还要除去大量的公款吃喝花销，光是修定陵就花掉了八百多万两），哪怕全国人民不吃不喝也存不下来三千多万两。除了来源不可靠以外，这笔钱的下落也很可疑，清人根本没有收到银子的相关记载，李自成匆匆的几十天也来不及全数搬走，如果有银子，总的有个交待吧？连计六奇都知道有三千七百万两，满人没有理由不把追查银子作为头号大案来抓，何以这么大的事儿一点相关纪录都没有呢？更何况此言只出自计六奇的《北略》，他当时身在江南，所知只能是道听途说，内孥有点钱恐怕不假，但是多达三千多万两，他何由得知？因此，这是不太可能的。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大笔钱，李自成不可能那么迫切的采取“拷饷”的政策，大家都不是傻瓜，凭什么认为李自成就一定是呢？今天的人，动辄以手里有了三千万还要拷饷为由，骂李自成是流寇本性，可是手里的资料依据就站不住脚啊！
家园 江斑竹此文两个论证都有谬误，或者是他记错了？ 前面一个论叙下的结论：
《北略》说满桂与后金兵大战，被带有袁军字号的箭所伤，认为袁确有通敌证据；下一篇又说皇帝引见袁于平台，以其通敌，睿语折之，袁神色大变云云，然后对皇帝不为奸人迷惑大加赞扬，又点评袁下狱之后，后金因为失去内应，被迫撤军。但是事实是在清人手中的，乾隆年间清人张廷桂等编著的《明史列传*袁崇焕》给袁平反昭雪：“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对，遂缚下诏狱……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成书于康熙年间的《北略》作者，当然不可能掌握这个未解密的材料，计六奇是以小说家的笔调描的这段史实。他不免过于托大了。
满桂中箭告状，袁督师陛见，其时除祖大寿、吴三桂两人在身边外，还有督师乡人军中干将韩润昌在侧。
韩平时为督师负尚方宝剑，在督师下狱后，他自请入狱服侍督师，崇祯准之。督师被杀后，韩被贬戍边，明亡后他回乡广东老家出家为僧。
满桂中箭告状，袁督师陛见此两事尚可见于督师家乡的东莞县志，此和北略可以互相印证，并非孤证。而且韩还是其中的当事人，可信度极高。除韩之外，祖大寿家也尚有祖锦衣在南京任职，南明亡后入清，也有荫禄，期间到过北京见过祖大寿及关宁旧将，他亦任职于南方。何以得云南人不知？
至于说：
又比如说，《北略》中写李自成打进北京，发现内库金银若干万两（这个数据原文请恕我记不清了，但在网上查到的说法是“白银三千七百万两，黄金一百五十万两”，显然是出自《北略》）。这里，俺想从经济学的原理上简单谈谈这种可能性的不存在（具体分析以后专文论述）。……更何况此言只出自计六奇的《北略》，他当时身在江南，所知只能是道听途说。这个就更不对了。
首先计六奇的原文只是引叙这段。之后马上引了谈迁的批驳，然后计自己又开始计算骡马数量以进行批驳，说斯言不可信。
其次是此话不是只出于北略，在北略之前，就分别见于杨、赵两人的两份笔记，计在北略里只是引用，然后加以批驳。
关于这个问题，俺和高秀岩兄讨论内帑问题时，就已经讨论很多了，地址：
家园 老实说楼主的文章对明史也是一知半解 就拿这个三千多万两银子来说，首先这个说法并不是首先出自明季北略，三千七百万两的说法，是翰林院谕杨杨士聪的说法“内有镇库锭，五百两为一锭，铸有永乐年字，每驮二锭，无物包裹，黄白溢目。其其寻常元宝则搭包囗囗。按贼入大内，括各库银共三千七百万两，金若干万…”，工部外郎赵士锦在《甲申纪事》亦说“载往陕西金银锭上有历年字号，闻之万历八年后，解内库银尚未动者。银尚存三千余万两，金一百五十万”杨赵两人都在明朝中任要职，又亲历甲申之变，其说法应是可信的。因而明季北略中的" 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 （《明季北略》卷二十）。虽然消息来源的渠道不同，但是说法统一，这决不会是空穴来风。当然明季北略的作者写错了字，把三千七百万两写成了锭罢了。
另外根据明朝税收的数目来否定这三千七百万两实在是对明朝税收的不了解，首先作者有没有想想为什么明朝拼死拼活才能收四百万，而清朝一次多的时候能收八千万，难道真的是清朝比明朝富裕那么多么？显然并不是这样，主要是明朝的收入被各地的蕃王和地方截留了绝大部分，到了中央手里仅仅是个小头，这才是万历为什么要立了那么多名目派人到下面直接收税的原因，而万历搞了十来年，难道还刮不出个几千万？如果都是小打小闹，万历犯得上被大臣非议，年年这么闹？
家园 那本书我没有看过 但是万历搜刮的钱都是进的自己的私房，不是进的国库，最后在他死前大部给了他和郑贵妃的儿子福王了，李自成破洛阳的时候这些财富又回到了民间。这点明史中也是有记载的。明末的财富最大的集中在亲王，太监和高级官员手里。这些只有当李自成和满清清算的时候才会吐出来。
家园 吴伟业的《绥寇纪略》也是问题多多。 史料还是要相互印证来看。
顾诚先生的主张是孤证不足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