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华国锋难得一见的猛图 -- iim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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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pfpfpfpf

      chairman mao~

    • 家园 邓公犹仲达也.
    • 家园 华国锋是个好人,确实是个好人。

      举几件大家都知道的例子:

      1。华国锋废除了“万岁”,去西藏时,大家喊“华主席万岁”,被他制止,从此中国没了这句口号。

      2。去京郊中朝还是中罗友好人民公社视察时,制止了当地干部把他喝水的茶杯当作“革命历史文物”收藏的行为。

      3。华国峰的女儿77年没考上大学,有关方面要照顾,被华制止。

      4。华国锋一直只抽湖南产的“郴州”牌香烟。

      但是,华国锋仅仅只是个好人而已。77年5月教育部全国招生会议,华国锋主张恢复73年被张铁生的百卷搅黄了的招生方式:推荐加文化考试。是邓公,力排众议,取消任何限制,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决定,当时震惊了全国。我当时在的大队没一个人相信一个哥儿们告诉我的小道消息,一口咬定他造谣。

      就这一件事,插兄们对邓公铁了心。

      个人意见,除了拖拉机事件之外,邓公没说过什么错话,没办过什么错事。

      85年的“小平你好”的标语不少人知道吧。

      • 家园 不能这么说,80年代他犯的错也是不少的

        提拔的两个所谓接班人真人和乱邦,事后证明都不是理想人选,至于后来那个江核心,难说啊,当然也有消息说他原来中意的是天津的木匠,后来陈云和李先念都同意核心,就这么上来了。

        88年时搞价格闯关,286也是同意的,后来这事弄得老百姓很不满意,成了89年的导火索。

        88年的时候,他是有心撤掉真人的,但是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下手。

        80年代在平反冤假错案时,对涉及到他自己的问题上没有明确表态,造成粟裕和刘伯承58年的冤案当时没有彻底平反。

        但是89年出事以后有一次听收音机,里面转他的讲话,他的话“毛主席过去犯过很多错误,我也经常犯错误”,大致是这个意思吧,当时觉得这人挺爷们的。

        还有就是他不讲官话,套话,这个比核心,月月强多了。

      • 家园 85年的“小平你好”的标语不少人知道吧。

        10/1/84

      • 家园 一口一个邓公,真是可笑。
      • 家园 华主席的像可是一直挂到他下台

        俺就是对这个第一条有点意见....这个有没有不让喊万岁俺不敢说(这个故事没听过).....不过很肯定的是上小学的时候,黑板上方是两个画像, 毛主席和华主席的......嘿嘿.....

        从反对个人崇拜而言,286要做的彻底的多......

      • 家园 华国锋也有局限性。

          77年搞三大讲,还继承那套左的办法,可能是想以此来树立自己的威信,俺们那时是白天干了一天活累得要命,晚上还得开三小时会。

          再就是想再搞一次大跃进,结果许多大项目因没外汇中途停掉。

        • 家园 邓小平是华国锋搞洋跃进的高参。

          6月1日、3日,政治局听取林乎加率领的赴日经济代表团和段云率领的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的汇报。华国锋对引进规模稍显谨慎,他说:国外引进与国内条件要平衡。有些大的项目,下决心要慎重,下了决心就能上准。这不是优柔寡断。他说:千万避免万马奔腾、齐头并进,最后都上不去。大家的热情是好的,现在劲头来了,但是引进不能不顾国内条件。不过在引进新技术和利用外资方面,华仍主张要大胆一些:用外汇进口新技术,可以加一些;利用外资,胆子也要大一些。邓小平则毫无顾虑,气魄极大:下个大决心,不仅不要怕欠账,那个东西没有危险,就不怕还不上钱。抢回一年时间,就补偿有余。思想要解放。6月22日,邓小平同余秋里、谷牧、康世恩、方毅谈话,说得更干脆:同国外做生意,搞买卖,搞大一点,什么150亿,搞它500亿。(《在风浪中前进》第一分册,第118~120页。)500亿美元的规模,是3月份拟定的200亿的盘子二点五倍。

          1978年12月9日,王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西北组发言:“邓小平同志讲用外国贷款由五百亿增到八百亿。”见《王震传》编写组:《王震传》(下),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第165页。

          上述高层决策过程的梳理,表明引进规模的扩大有一个过程,高层领导人的意向也有些变化和参差。从65亿美元到后来的800亿美元的规模,最初高层的意见比较一致,后来逐渐有些差异。在高层领导人里,邓小平的调子始终是步子要快,规模要大;华国锋的想法与邓最接近甚至完全一致,中间虽一度略微谨慎,但很快恢复了乐观态度。叶剑英、李先念开始也赞成扩大规模,但是随着规模设想的一步步扩大,态度渐趋谨慎。所以,即便把当年的引进规模扩大说成是“洋跃进”,也不是华一个人的主张,事实上邓小平比华国锋更积极。无怪乎邓小平后来说:不要再提“洋跃进”了,与1958年的“大跃进”不是一码事。(叶选基:《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 家园 其实这个决策绝对是错的

            即使是日元的无息贷款和世界银行的低息无息贷款,我们还款时花的人民币都达到原贷款额的三倍以上.以国家借款的形式来发展经济是没有出路的,汇率一变动立即会引起支付危机,当年的东南亚,拉美国家,辛辛苦苦十几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就是结果.

            所以后来的决策是少贷款多引进外资.

            • 家园 正确的决策是发展壮大自己的工业体系,提高人民币的币值

              实际当时中国不缺少资本(工业体系已经建立),缺少的是货币,而人民币是可以自己印刷的。

              • 家园 你自己印刷的人民币老外不认账,所以只好拿自己的劳动力

                办加工厂去换外币。

              • 家园 不要胡说了

                什么是资本?什么是货币?货币可以随便印的吗?

                嗬嗬

                • 家园 你应该读过《刷盘子还是读书》吧?

                  资本是指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本货物,主要是设备、建材等。

                  货币当然不能随便印刷,但70年代后期中国存在严重的通货紧缩问题。

                  对于文革后期“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初步探索

                    作者:老田

                    在1970年代,国民经济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从统计数据上看,很难说就到了什么崩溃边缘。1970年代的农业状况是好的,除了1972年因为大旱粮食轻微下降之外,一路高歌猛进,粮食产量节节攀升,1978年的旱年也因为多数水利设施开始发挥作用,反而是一个丰收年。主要问题出在工业上。有的人认为新中国的经济一样具有一个10年左右的周期在起作用,1976年前后正好处在周期的低谷。这样的结论笔者感到没有太多的说服力,毕竟当时是处在计划经济时代。

                    根据笔者的考察,1970年代中期,执行了20年的大跃进高积累政策,已经完成了第一个阶段,应该进行国家政策转换,与中国已经迅速成长的轻重工业生产能力相对应,需要在投资政策上加快工业的装备过程并相应扩大消费者的购买力。然而由于认识上的偏差,使得这个转型没有及时进行,结果经济方面出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当时我们国家的所谓经济学家和党内财经专家,信奉一些极为可笑而且毫无根据的信条,妨碍了这个转型的实现。这个转型后来是在***手上无意之中完成的,是典型的“无心插柳柳成荫”。

                    一、 工业装备过程受到人为的压制

                    中国自1950年代晚期开始,转入“大跃进高积累”政策,这个政策具有两个方面:一是尽可能地压低当前消费以增加积累;二是与这个政策相联系的重工业优先政策。

                    许多人往往对重工业优先没有适当的概念,下面以纺织工业发展为例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因为中国在解放前绝大多数人口,都依赖妇女抱一辆纺车在家里解决穿衣问题,这个劳动与机器相比效率是非常低的,往往一个母亲累死累活还没有办法让家人穿的稍微像样一点。为了尽可能快地解决中国人的穿衣问题,当然是要多建设一些纺织厂。要在一个时间段之内快速建起尽可能多的纺织厂,那么有限的资源当然是要先用于建设纺织机械厂了,在纺织机械厂之先是要建设机床厂,在这一切之前是钢铁工业。这其实就是为什么要“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说穿了一点也不复杂,为了快速解决问题,确实需要寻求一个最优的资源分配顺序,重工业优先就是这样一个顺序。到1970年代中期,湖北已经有武汉、黄石和宜昌三家具有相当规模的纺织机械厂投产了,如果开足马力生产,一年就可以装备十几家纺织厂,中国经过接近20年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已经进入了最后的装备阶段,在这个阶段完成之后,人民群众的穿衣问题就可以初步解决了,取消布票就只需要几年时间了,后来的事实证明是在1983年取消的。其实如果不是政策和认识上的失误,耽误了纺织厂的装备过程,成效还应该快一些。

                    今天那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们当时都帮腔说:最好是把积累率降低到25%左右。1950年代中国曾经有一段时间是这个积累率水平,到了1970年代中国重工业的建设过程,已经大体上完成了钢铁工业建设――机床工业建设――机械装备工业建设这样三个准备阶段,将要进入最后的装备过程了,这些人跑出来说,基本建设要压缩,最后的纺织厂建设过程要放慢速度,结果已经形成的庞大机械工业生产能力,大部分转入闲置状态,工人无所事事直到工厂纪律都难以维持的地步。国民经济出现一个人为的低增长阶段,有人据此论证说中国进入一个经济周期的谷底时期。

                    二、 生产的扩大受制于购买力的低增长

                    由于长期执行高积累大跃进政策,结果在20多年的时间内生产的扩大是非常明显的,不仅在重工业方面,就是轻纺工业在1970年代的增长也是非常可观的。而且到了1970年代之后,工业品增长已经由前期的重工业的增长为主,转入轻工业产品生产能力迅速增长为主。但是由于大跃进时代的低工资政策没有及时调整,民众的购买力增长仍然十分缓慢,在周恩来在世的时候,还曾经严厉批评过工资方面对计划的突破。

                    由于长期的高积累政策下的低工资政策没有及时改变,工资总量长期赶不上工业消费品的增长,结果出现了一方面是大量民生产品压库,一方面是工人手里缺乏基本的购买力。这是当时经济中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而且在当时的经济学高人和高官中间,普遍存在这样一个信条:货币发行量职能相当于产品价值总量的1/6或者1/8,否则就会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就是这样的蠢材教条,人为地制造了一场持续近十年的通货紧缩周期

                    三、 是谁主持了“割资本主义尾巴”并导致农副产品供应下降

                    今天人们都说是四人帮一伙鼓吹“穷过渡”,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但是1975年派工作组下农村去主持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事情,却不是四人帮干的。在这个时候,四人帮正在忙着在报纸上批判经验主义,针对的事实是***以造反派干部没有经验为名,在整顿过程中把他们一股脑儿都下放到了农村和边远地区。

                    据说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各项措施,可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按照柳随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的资料,这个反复辟工作组确实是***派出去的。由于四人帮几个人中间,并没有很好的行政管理经验,他们几个也从来没有主持过中央工作,即使在文革期间,国家的经济管理和中央的日常行政工作,主要是周恩来主持,有一段时间是***主持。1975年9月15日,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说农业搞得不好要拉国家建设的后腿。9月27日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说农业要整顿,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会后各地区抽调了上百万干部到农村帮助整顿,割资本主义尾巴就是这个下乡的钦差大臣们干的,这些工作组的成员,基本上都是被今天的右派们美化得跟如来佛差不多的当权派。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政策后来广为人知:例如在社员家里房前屋后搞什么前三后四,超过界线的树木竹子归集体;养鸡养猪要降低数量指标,多余的部分必须宰杀等等。

                    在笔者的调查中间,在1975年这一次大规模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事件中间,后来被称为四人帮帮派体系的黑爪牙、黑爪毛的那些人,基本上都下放在农村蹲点,许多人极端反感当权派在割尾巴的事情上把矛头对准群众,与工作组处在相当对立的位置上,甚至发展到贴大字报驱赶工作组的程度。不管怎么样,毕竟下放的人没有上级干部能量大,最后是这个运动取得了相当的成效,本来城市的市场供应就不怎么好,现在更是一落千丈。

                    四、 错误认识下的调整过程

                    我们党内的所谓财经高手们,都在那个时候出来说,要维持合理的积累和消费关系,理想的情况是把积累率降低到25%左右。这个时候大跃进政策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装备工业邮件开始大规模生产,正是要大规模进行工厂建设和工业装备的时期,按照这个降低积累率的要求,实际上是要搞“逆工业化”。同时在工资与货币政策上,都没有进行调整,甚至到今天这些人仍然不肯反思自己,这是专家误国的典型案例。

                    后来***从政治需要出发,给农民的粮食涨价,给工人发奖金,并美其名曰对过去低工资的补偿。这个操作在实际认识上仍然是错误的,因为这样的“按人发钱”政策,是依靠压缩投资减少对企业的投资拨款为代价的,中心思想是减少投资去增加消费。然而问题在于产品供应能力已经是大幅度增加了,机械设备生产能力和轻工业产品生产过程已经完成了,这个时候需要适当的工资政策或者货币财政政策,来帮助实现产品,以解决严重的物质循环与货币循环相脱节问题。而***的调整仍然囿于僵化的财政平衡理念,根本拒绝认识实际的供应能力增长幅度,已经超出了“大跃进”低工资政策下的工资额度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在1980年代初期结束调整时期之后,人们感到了消费能力的迅速增长,这不是一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案例,没有超出“先生产然后才能消费”物质循环规则,“按人发钱”有效果的基础是:生产增长过程已经先行完成。

                    当时根据政治原因需要收买人心,胡耀邦甚至把发奖金当作政治任务布置下去,错误在于不需要动用支持企业的财政额度去执行这样的政策,结果物质循环与货币循环的脱节问题在轻工业产品方面得到了解决,这个过程解决了轻工业品的长期压库问题,也使得工业发展的实际成效,也回流到了工人农民的手里。代价是重工业产品方面问题更加严重,机械工业的闲置问题因此非常突出,直到1980年代后期投资狂潮的兴起,才部分地解决了重工业领域的物质循环脱节问题。再后来就是政策和舆论主导的“接轨跃进”过程,中国自己通过高积累政策发展起来的装备工业失去国内市场份额,到1990年代重工业基本上就进入了依靠卖地过日子等待破产的境地。

                  • 家园 老田这个人,

                    信息数据的收集还是可以的,但是给出的各种判断大都是错误的。错误的原因,就是要真正懂经济,首先要看一些基本的经济学教材,然后在市场中真正实践过。如果一个左派没看过资本论,或者看不懂资本论,就没有资格谈经济,也不可能正确地指出右派经济思想的缺陷。毛主席说,没有调查的发言,就是胡说。懂经济的人,一眼就能看出很多左派就是在胡说。现在网络上,左派的名声就是被这种胡说给败坏了的。

                    陈云是懂经济的,比邓先富强得多,他的综合平衡的宏观经济思想是很有价值的,在今天依然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如果改开的经济政策由陈云主导,就不会有85年后的危机。江泽民是陈云推举上台的。胡耀邦、赵紫阳是邓先富推举的。江泽民原先是光明食品厂的厂长,后来长期做电子工业部的部长。所以他是懂经济的。中国改开后的经济,是在江泽民手上,由衰败到繁荣,一举扭转过来的。

                    货币只是商品交换的工具,货币的发行必须和经济总量匹配。只有当经济总量增长的时候,货币才可以增发。如果货币发行超过了经济总量,多出来的部分就是通胀。这个道理你明白吗?

                    至于资本等等的概念内容,你应该先去认真读读《资本论》。经济入门的时候,千万不要光看那些半路出家的文章,很多都是在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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