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美国的奥斯维辛 -- alan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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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战俘死亡之谜

　　所谓历史研究，就是和形形色色的骗子，形形色色的虚假材料打交道的工作，从中去伪存真也就成为其基本工作任务。而在纷繁复杂的史料中，经过检验的数据资料照理是最为客观和真实的，但考证不严或者引用不慎，一样会出错误。举个例子，现在国内众多书籍和网站都宣称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死亡了3500万人，为了这个数字还很闹了几段公案。但遗憾的是，1995年我国官方虽然公布了3500万的数字，但同时也明确其中死亡者为1800万到2000万，其余为伤者。而在1985年，我国官方数字则为2100万（死亡1000万到1200万）。对85版数字和95版数字的差异，官方有过多种版本的解释，其中常见的一种是：85版数字没有包括1931年以来东北地区和台湾地区的数字，而95版包括了。

　　近些年，历史学界各种数据也是层出不穷，有些很快就得到认可。有些则引起了轩然大波，闹得争议无数。詹姆士 巴克切的《其他的损失》一书中列举的数据就属于后一种情况。该书宣称，在二战结束前后，在所谓“解放”欧洲大陆的美国军队的战俘营里，有接近一百万德国武装部队战俘由于饥饿和美军的故意虐待而死亡。

　　这个数字在西方历史学界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因为按照今天已经被大多数西方历史学家接受的观点，即使在被他们描绘为“邪恶帝国”的苏联战俘营里，在和纳粹的战争中死亡了1800多万平民，860多万军人，因此和德国人结下血海深仇的俄国人手中，全部380多万（战时被俘250万）德国战俘中也只有50万人左右死亡，其中363343人的身份在1999年得到了最终确认。如今在自由的，民主的，人权的，而且还富的流油的“伟大美国解放者”的“人道主义战俘营”里，在据说非常之“阳光”，非常之亲切，损失相对也非之小的（在欧洲大陆，美军连同非战斗死亡，一共死亡了15万人），和德国人也谈不上什么仇恨的美国大兵手中，被虐待致死者居然在百万以上。更令他们感到难堪的是，在战后西方的历史著作中，美国人的“人道主义战俘营”曾经吸引了大批东线德军。德国军人“宁可向美国人投降，也不做俄国俘虏”的口号更曾经是西方卫道士津津乐道的话题。而巴克切的著作却使这一切神话如同膨胀到极致的大泡沫般消失了。极具讽刺意味的另一个情况是，残暴的纳粹们对他们的美国日耳曼兄弟可要人道的多。在全部9万多名被德军俘虏的美国军人中，死亡者只有1684人而已，但仅有的几次德军屠杀美军战俘事件，却在西方史料中被反复炒作。

　　对巴克切的数字提出肯定或者质疑的论文大量出笼。但无论这些论文的作者同意或者否定巴切克的具体数据与否，他们最终也不得不承认如下事实：“美国人曾经像纳粹分子那样残忍地对待德国战俘”。

　　虐待俘虏的缘起还要从那个近日来被众多媒体热炒的诺曼底登陆说起。在美国军队于1944年6月6日发起对西欧的这次入侵之前，落入西方军队手中的德国俘虏数字还不算太多，在美国本土一共只拘押了135796人（不包括日本人和意大利人）。但在诺曼底登陆后，随着德国武装部队在东西两线的全面崩溃，大批德军在战场被俘。另一方面，由于某些德国将军们的别有用心，以及大多数德国军人对于西方，尤其是美国人可能对他们予以优待的幻想，在西线，特别在战争结束前后，有大批德军主动向美英军队投降。甚至不少东线德军也穿越战线，寻求西方的庇护。按照盟军最高司令部俘获德军人数的每日报告累计，从1944年6月12日到1945年5月18日，共有5480367人落入西方军队手中，这个数字当中还不包括在地中海战区被俘和投降的德国武装部队成员。有数据认为，总共有7856600德国军人成为西方军队的俘虏，其中约250余万人落入英联邦军队之手，还有约520万人则落入美国人手中。德国俘虏

　　中的大部分是在战争结束前后主动投降的。(数字仅供参考)

　　如此众多的德国战俘，如何对待他们自然成为西方军队首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根据1929年7月27日签订的日内瓦战俘待遇公约第三部《在俘》的相关规定，俘虏应该被关押在卫生且气候适宜的地区，战俘所居住的房屋或营棚应符合拘留国安置自身部队的相同卫生条件，战俘的口粮在量和质方面应与拘留国部队相同。美国、英国、德国均在战前签署，加入并批准了该公约。

　　笔者从来就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现实的战争中，战争一方给予战俘和其自身武装部队同等的待遇在很多情况下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但给予对方战俘维持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不加以杀戮和虐待，却是日内瓦公约签字国最基本的义务。应当说，英国人倒是基本按照日内瓦公约对待俘虏：德国战俘在饮食，住宿等基本生活条件方面和英军享有的条件基本一致，而且还可以和家人通信，红十字会对战俘营的定期访问也没有遭到禁止。

　　但当时担任欧洲盟军最高统帅部司令，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对保守的英国人那套循规蹈矩的做法大大地不以为然。这位美国人决心让欧洲人好好领教领教美国的战俘“新思维”。为此，在1945年4月，艾森豪威尔提出如下建议，“德国的战俘可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投降的战俘。第二种，缴了械的敌对武装力量。第一类人可按日内瓦战俘公约处理。第二类人，则仍旧按敌对武装力量处理。”换句话说，第二类人变成了不能享受战俘待遇的缴了械的敌对武装力量。按照艾森豪威尔的这种解释，这些德国人就算杀掉也无不可。

　　对于艾森豪威尔这种“新思维”的由来，很多人都解释为在被解放的纳粹集中营里的所见所闻对他的强烈刺激。但纳粹集中营的死者并没有多少是美国人，美德之间的民族矛盾似乎也没有大到非要对敌方战俘刻意虐待的程度。德国人对待美国战俘的态度也无助于解释艾森豪威尔的这个举措。

　　在笔者看来，对这一举措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优越感”。美国从来就是一个民族优越感过分强烈的国家。在这个号称“平等”的、“各民族大熔炉”的国度里，不同民族、种族的人们被严格区分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不为众人所知的是，作为极端种族思想宣扬者的纳粹头子希特勒，对美国的种族格局就曾经大加赞赏，甚至引为楷模。唯一令他不满的是，在美国，有钱的犹太人也被纳入了上层种族，美国人的拜金主义是出身在欧洲的希特勒无法释怀的东西。

　　种族主义当然不能够完全解释美国的“战俘新思维”。事实上，日耳曼人在美国同样处于统治地位。但当艾森豪威尔走进尸横遍地的纳粹集中营后，一种新的极端优越感，即意识形态极端优越感产生了：我们来自“民主、自由、博爱”的美国，而这里是残暴的纳粹统治的地方，我们在意识形态上高于他们，我们比他们优越。他们是畜牲，我们才是高级的人类。人类对于畜牲，自然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这种在种族优越感基础上产生的意识形态优越感最终产生的结果，套用一位美国越战老兵的话来说，就是：“除了美国人之外，其他的人全都不是人”。在优越感膨胀到极致的美国人眼里，不仅残暴的纳粹主义，甚至只要是和美国不同的意识形态、文明形态，就统统都是邪恶的。而用最邪恶的方法去对付那些所谓的“邪恶”，自然就是天经地义的了。德国战俘成为了这种优越感的首批受害者。

　　艾森豪威尔的建议很快得到了落实。到了1945年8月，也就是欧洲战争结束后大约3个月，几

　　乎所有的德国战俘都变成了“.缴了械的敌对武装力量”。保守的英国人无法适应“人权维护者”的这套“新思维”，美国人只好自行其是。于是，在1945年5月还被国际红十字会的材料认为是除受伤者外，健康状况良好的绝大多数德国战俘，很快就变成了垂死的饿殍。

　　后来一个美军战俘营卫兵在他的《艾森豪威尔的死亡战俘营》一文中，回忆了在莱茵河附近的一座关押德军的战俘营中的见闻：5万多名德国俘虏被带刺的铁丝网圈在无遮无掩的野地上，他们被迫在潮湿多雨而且寒冷的天气里，在泥地上睡觉。吃的饱饱的美国士兵眼看着德国人吃着用野草做成的汤，同时在没有厕所的情况下，像畜牲一样在自己的粪便中睡觉，然后开始慢慢地悲惨死去。当有些美国士兵将食物扔过铁丝网后，美国军官们甚至威胁要枪毙这些“不守纪律”的战友和部下。而当德国妇女们向铁丝网那边的德军战俘们投掷食物时，美国军官则玩起了真格的：一直把枪里的子弹全部打完才肯罢手，他们把这叫做“打靶训练”。纳粹德军在东部战线对付苏联战俘和敢于向他们提供食物的苏联平民的手段，美国军人无师自通的全会了。

　　上述情况在美国人的众多德军战俘营非但不罕见，而且是及其平常普遍。众多见证人描绘的不同的美军的战俘营，几乎全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德国们战俘们被赶到露天下用铁丝网围起来的黄土坡上，既没有给他们营建遮蔽风雨和太阳的房屋和帐篷，也没有提供有树荫的场所，甚至连一床毯子都没有。德军战俘在多数情况下，只能自己用手在地上刨洞，然后象地老鼠一般蜷在里面躲避风雨和烈日的侵袭。而那些身体孱弱，无力刨洞的人，就只能在露天里任凭风吹雨打，为了抵抗彻骨的寒冷，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一堆人挤在一齐以彼此的体温取暖。但那些有洞住的人有时也不值得羡慕，碰上大雨，土洞的泥土松动而塌方，他们就被活埋在里面。

　　在这样的战俘营里，在连厕所、甚至粪坑都没有的情况下，卫生自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上面那位美国卫兵描绘的德国战俘在粪便中睡觉的“风景”也是随处可见。两位曾经在美军驻欧洲医疗队工作的医生有过类似的回忆：“大约10万名衣衫褴褛的人挤在齐膝盖深的泥浆里，肮脏，憔悴，瘦弱，目光无神……”，而这些躺在泥地上的人往往全身糊满自己的大便。在这样的情况下，痢疾，伤寒、坏疽和肺炎等恶性疾病迅速在战俘营中蔓延。而最致命的杀手——饥饿，更是将众多德国战俘送上黄泉之路。一个当年18岁的德国战俘， 在后来不堪回首地回忆道：“我们住在周围围着铁丝网的，非常拥挤的露天土坡上，食物异常缺乏，一天只吃一顿，数量只有美国士兵的十分之一。 很多人迅速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我向一位美国军官说，他们这样作违背了日内瓦公约，他回答我：‘日内瓦公约与你们无关，你们没有任何权利。’”美国人不仅不提供食物，甚至连战俘喝水的权利都要剥夺。即使战俘营旁河里的脏水，对德国战俘来说，往往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卫生条件恶劣，疾病流行，而充满敌意的美国军人则非但不提供药品和治疗，甚至连维持基本生存的食物和饮用水都尽可能克扣，大量德国战俘的死亡因此不可避免。另一位德国战俘后来痛心地回忆道：“在我所在的战俘营里有一万人，每天有30 至 40 具尸体被抬出营地。我曾经作抬尸体的工作，我们把尸体放在手推车上 运出营门外，脱去他们的衣服，一层层地装进铁皮车厢码放起来。”

　　大量的战俘就这样最终消失了，他们的相关档案材料也被销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判断詹姆士 巴克切所谓“百万战俘”死亡之说是否准确，但大量德国俘虏由于美国“战俘新思维”而死去的事实则是确凿无疑的。

　　精明的美国人很快就从这些德国战俘身上发现了生财之道，他们开始用救命的食物和对某些德国战俘来说比食物还宝贵的香烟来搜刮战俘们身上他们认为值钱的东西，或者说“纪念品”。在战俘营外也是如此，德国男人一面向美国占领军抱怨俄国人是怎样打死了他的男孩，强奸了德国妇女，一面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献上以换取在恶劣条件下急需的三瓜俩枣。一位德国妇女曾在日记中愤怒地指责俄国士兵在强奸了她之后只留下了一个烟盒（按一个苏联老兵的说法，一般只给一个肉罐头）。在西面，情况当然不一样，富裕的美国人可以给德国人很多的东西。很多很多。

　　谁更丑恶并不重要，关键是谁能给得更多。人类和历史都是很现实的。

　　于是，美国的“战俘新思维”，美国领导下的西德，最终胜利了。美国的“自由、民主、人权”再次胜利了。

　　二战后，美国的“战俘新思维”和“自由、民主、人权”继续独步天下。在朝鲜和越南，我们这些亚洲蛮子对此有着切身的体会。 富于创造性的美国大兵仅仅在中国志愿军战俘身上，就使用了除各种现代化杀人武器外，包括活埋、灌水、挖心、火烧、钉死、烙刑、刀杀、棒打、绳索勒死等在内的十几种“传统项目”，也使用了向肛门灌水，用火烧肚子等“全新品种”。相形之下，中国对待美国战俘的态度也是人所共知。按照一位中国翻译的回忆，甚至在朝鲜人民手中死亡的美国战俘，主要也是由于太过娇生惯养，吃不下高粱米才饿死的。不能不承认，高粱米的味道确实差点，但也比草好吃得多。

　　时光流逝，今天来到伊拉克的美国人再次表现了他们“战俘新思维”强大的生命力，并继续发扬光大。而不少人也从这个事件中再次发现了美国“新闻自由”的伟大，有些正崇拜的五体投地，磕头连连。西方新闻到底有多客观，少数有良知（或者其他目的）的记者和铺天盖地的主流思潮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本文关注的焦点。因此，在这篇东拉西凑的文章结尾处，笔者所想说的是，美国的“战俘思维”和“自由、民主、人权”将会在这个世界上继续走下去，而等着美国“很多很多”东西，并准备为此献上点什么的人也有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