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闲聊世界经济 -- MRand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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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闲聊世界经济续六

      简单说说韩国。

      与日本相比,韩国要困难得多。1945年,日本就结束战争,开始建设了。韩国还要经历朝鲜战争、战后长期的紧张军事对峙、军人执政等等一系列动荡。从历史上看,日本占领朝鲜半岛时期主要经营的是北方,工业主要在北方,南方主要是农业为主。从财政上看,直到60年代双方还渗透暗杀不断,整个汉城在北方炮火覆盖范围之下,军费迟迟居高不下。韩国发展经济起步晚、底子差、手头紧。

      所以,韩国在政府产业政策上更侧重于投入少、效率高但风险大的优惠贷款手段也就不足为奇了。韩国经济奇迹的背后也就蕴藏着危机。

      由于东方人高储蓄的习惯,优惠贷款政策因国内因素发生风险的概率要远远小于因为国外因素造成风险的概率。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因为各个国家的货币锁在一起,大量使用优惠贷款虽然有风险,但是并不明显。冷战时期,日本、韩国是冷战前沿,美国必须拉拢,美国也不会主动攻击亚洲金融体系,所以问题也不大。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一切形势都改变了。美国开始奉行单极世界政策,对原来的小兄弟的手段由以拉为主变成了以压为主。

      关于金融危机,在下不想浪费时间了,只简单介绍一下韩国当时的情况。在金融危机到来前,韩国若干大企业的负债率在300-400%。这样的负债率,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就可能引起恶性连锁反应。这种情况下,一个大企业倒台,就要拖累一片银行,一个银行出现困难,又可能拖累若干企业。不论是企业先出问题,还是银行先出问题,结果都是一样的。金融危机来到之后,若干大企业如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了。一夜之间,韩元几乎不保。在下还记得当时许多韩国人拿出家里的黄金支持国家储备。(多说一句,在这一点上确实值得国人学习。)

      韩国的经济奇迹被美国用金融大棒打得原形毕露。毕竟,奴隶比朋友更听话。

      多说几句,说说中国。

      1840年以后,中国和日本面临同样的局面。但是中国直到1949年以前,一直没有建立起一个统一而强大的政权。民族资本主义缺少必要的呵护,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太祖建立本朝,利用的是人民的力量,允诺的是均贫富。愿意支持本朝的苏联当时正在颠峰,也是本朝学习的榜样。事过境迁,中国也不可能效法当年的日本一面国有资产流失,一面对外扩张,搞堤内损失堤外补。种种条件下,建立以后,发展国有经济也就是必然。搞国有经济短时间内让中国具备了工业化的基础,但是也后继乏力。这个问题在废太子当朝的时候就暴露出来了,于是废太子和太宗希望采取灵活的方式发展经济。太祖高瞻远瞩,看到这种方式必然带来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于是,政治见解不同演化为政治斗争,由政治斗争升级为文革。直到太宗重新掌权,宝贵的时间已经浪费。快速发展经济和均贫富,究竟谁对谁错?后人自有评价。不管怎样,中国是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扯远了,到此打住。

    • 家园 闲聊世界经济续五

      政府支持企业在亚当.斯密的时代是大逆不道的,现在却是司空见惯的。

      日本开创了政府直接支持企业的先例。

      在日本之前,欧洲列强多是通过战争的方式,直接获得经济利益,间接支持本国企业。与这些列强相比,日本登上世界舞台的时候,已经太迟了,如果采取放任本国企业,任其自行积累,自由与欧洲大企业竞争的方式,本国企业必然因为资金不足,技术落后而全军覆没。解放前,中国的民族资本家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就最好的例子。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按照建立西方模式建立大量的新型工厂。这些工厂具有一定规模后,都被廉价卖给了个人。同时,日本政府的扩张政策,为日本从亚洲掠夺了大量的资金。一方面,这些资金大大减轻了本国企业的税收压力。另一方面,在这些资金的支持下,日本的迅速扩军有力地支持了本国的重工业的发展。

      二战以后,日本成为战败国。国家支持民营企业的做法被继续充分发扬。

      国家支持企业的各种支持,最后其实都要落实在一个钱字上。空喊口号是没有用的,扶植政策都要是真金白银的。

      国家可以直接用财政支持,比如对重点发展的企业减税,比如政府采购重点发展企业的产品(尽管国内产品因为技术落后,规模小,成本高,导致产品比国外产品质次价高),比如对国外成熟产品征收高额关税,比如对某些重点扶植行业给予补贴,出口退税等等。总之,这些政策最后都要落实在钱上,而且直接和国库的收入发生联系。

      二战以后的日本,在发展经济方面,具有与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优势,就是军费超低。(当然,日本想高,美国也不干。)富余出来的资金直接投入经济发展,对经济的推动作用相当巨大。相比之下,当时冷战正热,中国也好,苏联也好,美国也好,都有巨大的军费包袱,发展经济方面比日本要慢得多。据说,当年邓老曾经鼓励日本发展一点国防,日本鬼子不为所动。小鬼子是精啊。

      就是这样,日本人对发展经济的速度还不知足。又采取第二种方法,就是给重点企业提供优惠贷款。

      相比之下,这种方法比第一种直接投资的方法更有效。这种方法,利用的是社会的资金,政府承担的是利息的部分,所以往往是四两拨千斤,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亚洲国家普遍有储蓄率高,金融市场不发达的特点,这种方法可以有效解决高储蓄率与企业融资困难的矛盾。举例来说,同样10亿财政资金,直接通过免税或者补贴的方式投入企业可以给企业带来10亿的现金流,而用政府优惠贷款,让商业银行参与,调动社会资金的话,就可能带来100亿的现金流(假设贷款利率是10%)。这对企业发展的可是火箭式的助推啊。实际上,许多日本知名企业,比如索尼,都是这种政策的受益者。

      但是这种方式有一个潜在的隐患,就是政府和银行要承担巨大的潜在风险。一旦扶植的企业连续倒闭,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这里有一个潜在条件就是国际金融环境相对稳定,而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正具备这个条件。

      所以,日本政府在扶植企业的时候,一方面严格考察企业,一方面也慎重确定扶植方向,扶植的都是比较成熟和有稳定前景的行业,比如电子、钢铁、汽车、飞机、石化。有人批评日本政府没有重点扶植IT业,丧失了与美国在IT上一争高下的机会。其实,在IT业刚刚兴起的时候,谁能说清楚IT的未来?何况,IT泡沫的成分很大,日本经济能否经受跑沫破裂的冲击这些都是需要考量的。日本政府选择扶植行业方面应该讲是比较成熟稳重而且成功的。毕竟,投资经理和首相要考虑的问题是不同的。

      总结日本政府扶植企业的成功原因:一、投入相对成熟、稳定、有前景的行业;二、国际金融环境相对稳定。

      韩国吃亏就吃亏在第二点上。

      • 家园 花! 中国不可能复制日本道路

        日本的发展实际上是充分利用了冷战带来的收益. 冷战对美苏都是消耗性的, 对日本却是天上掉馅饼(朝鲜战争救活日本汽车的故事大家都知道). 欧洲国家还要担心苏联的铁甲坦克, 日本则几乎没什么太大的威胁. 海上有美国海军, 陆上有中韩挡着呢.

        中国如果也向日本那样由政府主导银行给企业巨额贷款, 风险将非常之高. 理由有三:

        一. 道德风险高. 日本人的团队精神强, 在六七十年代日本工人的干劲也很高. 而现在中国有点"队伍散了, 不好带了", 很多国企和政府高层想的都是趁现在手上有权赶快捞一把. 银行贷款往往没有变成机器设备和研发经费, 反倒成了豪华办公楼, 进口小轿车, 海外存款, MBO资金...

        二. 金融风险高. 银行高坏帐率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完全是封闭式经济政府还可以封锁信息操纵市场. 可现在中国的开放程度已经相当高了, 而且会继续下去. 我们可以向老百姓隐瞒弱点, 但恐怕很难瞒过国际上金融老手的眼睛. 商者逐利, 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是不会讲仁慈的. 更何况在国外有一帮人(独轮运,美日台反华分子)是天天盼着中国"崩溃", 共产党垮台的.

        三. 社会和政治风险高. 如果真的出了问题, 我们不可能指望老百姓会象韩国人一样拿出家里的黄金支持国家储备, 群众肚子里的怨气大着呢. 亚洲金融风暴时, 苏哈托的女儿搞了一个什么"拯救印尼盾"的运动, 结果根本没人尿她. 最后印尼的下场很惨, 社会动乱, 政府垮台, 东帝汶独立.

        当然估计中国不会那么惨, 但我们决不可掉以轻心, 装出一付好象没事的样子. 凡事要考虑最坏情况, 1990年时有谁能料到苏联东欧的结局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其实在中国对某些产业进行适当的国家扶持是有必要的, 关键在于几个前提条件: 1. 必须是真正的战略行业, 象军工/航天航空/先进制造/高技术工业设备/半导体/自主品牌汽车等; 2. 技术含量要高, 不说世界领先, 至少也要能把我国的技术水平提高一代以上; 3. 国家的投资要有回报, 当然这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回报的形式也可能是多样的(如国家安全), 但关键在于要有后续的督查审计. 国家(实际上是全体纳税人)投入了真金白银, 就要有实实在在的结果, 不能拿它打水漂. 日本政府在扶植企业的时候,一方面严格考察企业,一方面也慎重确定扶植方向. 我们应该比日本人做得更好.

        总之, 国家信用不是不可以用, 但绝不能滥用. 各级政府各个部门不负责任地滥用国家信用为利益集团牟取私利暴利, 是不能允许的. 归根结底国家信用是由全体国民的财产做担保的,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国家信用绝不能被利益集团劫持为"人质". 那些粗放式, 低技术, 高污染的企业就不能用国家的资源去支持. 象房地产, 技术含量不高, 国有银行贷款额非常高, 风险和成本由国家信用承担, 暴利却被少数人瓜分掉了, 最后高房价还让普通群众叫苦不迭. 这样的行业就不是战略行业, 而应该是充分市场化充分竞争的行业. 企业应该到金融市场上自主融资, 银行也应该自主分析项目前景, 自主进行风险管理. 企业和银行的互动应该实现市场化, 而不是由政府来参预.

        扯开了再说两句关于产权的话. 右派经济学家把"产权"两字捧上了天, 但对于产权的真实含义却故意避而不谈, 装聋作哑. 在他们口里, 好象产权就是MBO, 产权就是私有化. 事实上在美国, 公司股票上市就叫做"go public", 股票上市前公司叫做"private company", 股票上市后公司叫做"public company". 莫不成美国股市成了"公有化"的场所了? 当然这里的public company指的是public traded company, 但这说明了以"私有"和"公有"来划分产权是很可笑的.

        产权就是产权, 它主要包括三个权利: 使用权, 收益权, 责任权. (责任权就是对资产负债的责任 - liability, 当然现代基本上是有限责任 - limited liability). 右派经济学家说公有产权是"所有者缺位", 只有私有产权才是"产权明晰", 于是就要私有化, 把已有的公有产权变成私有产权. 而这正是在俄罗斯发生过的, 也是在中国国企和政府高层的一些"瓜分派"所期待的事情 - 少数特权集团瓜分整个国家的财产.

        如果公有产权是"所有者缺位", 那么我们要做的事情就应该是"所有者复位". 对于公有产权, 其使用权恐怕必须要用代理管理的方式, 这点全世界都一样, 世界500强的企业绝大多数都是代理管理. 关键在于收益权和责任权. 中国公有产权的问题恰恰在于收益权和责任权的分裂. 中国股市上存在着"股权分裂", "同股不同权", 殊不知, 中国的公有产权也存在"产权分裂" - 收益和责任分裂. 国有资产的产权拥有者是全体国民, 但他们承担了责任权却少有收益权; 而少数权贵和利益集团则刚好相反, 他们利用手上的政治权力攫取了很大部分的国资收益, 却把责任权一古脑地推给了国家信用. 具体地说, 就是国有银行坏帐, 要知道, 中央政府用来剥离国有银行坏帐和给国有银行注入的资本金, 那都是全体国民的财产, 真金白银. 老百姓的话朴实且正确: "赚了是自己的, 亏了是国家的."

        然而特权集团还不满足, 要把公有产权"名正言顺"地变成自己的私有产权, 于是乎什么"大赦论","产权论"都出台了. 我们看到, 凡是"产权"叫得震天响的地方, 都是市场化程度低, 高度垄断, 国有资产存量集中的地方. 因为这些才是大肥肉, 可以通过非市场化的手段来操纵, 把肥肉吃到口里面. 那些新兴的, 市场充分竞争的产业里则见不到右派经济学家的身影. 陈天桥需要"大赦"吗? 丁磊需要MBO吗? 新增的资本中可以让民间和私有资本唱主角, 但是已有的全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如此庞大的国有资产, 难道就不管了吗?

        看清了右派"产权论"的实质, 我们就要大声说出真正的产权意义, 而不能让右派胁持了"产权"二字的解释权. 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说, 中国的公有产权要实现"所有者复位", 要实现收益权和责任权的统一. 人民承担了对国有资产的责任, 就要享受到国有资产带来的收益. 这收益不是指上缴的税款, 因为税款是所有企业都要缴的, 包括我们没有股份的私人和外资企业. 这收益指的是国有股份产生的红利(dividend)和资本利得(capital gain). 具体的形式可以采用养老基金/医疗保险基金/社会保险基金等, 总之应该市场化透明化操作, 让普通人也能看到国有资产中有我个人的一份, 并且我能从中获益. 只要做得好, 公有产权一样可以明晰.

        最后关于日本, 虽然日本从冷战中得了好处, 但也落下了极度依赖美国的病根. 美国人一点也不傻, 他们在日本人的脖子上套上了结实的铁链子. 八九十年代美国利用金融手段修理日本的历史就是明证.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 日本想要"独立自主"一下, 美国就会收紧链条. 日本现在同中韩关系搞得这么僵, 只会进一步把日本变成美国在东亚的棋子. 这样的发展道路, 不管经济如何发达, 中国也不会走的.

      • 家园 关于日本卖国企

        参照日本的做法,比对中国的国企改革

        虽然低价出售国企有违公平原则,毕竟是国有财产嘛.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样做可能将有利于整个国家经济,不知是否这样?

        这可能就是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吧.

        • 家园 ZT

          私有化的捍卫者认为,即使这些改革导致了大量失业,它们也是必要的,因为国

          有企业效率低下和表现不佳。毫无疑问,最近二十年里麻烦重重的改革政策造成

          了大规模的牟取暴利和贪污腐败,这极大地损害了国有企业的表现。确实,初看

          起来,私人企业看上去蓬勃发展,而国有部门则在衰退。然而,香港大学教授卡

          斯腾·霍尔茨(Carsten Holz)收集到的资料却表明,国有企业更低的收益率完

          全可以通过它们更高的税率和更大的资本集约度得到解释,这两者反映了特定优

          先(specific priorities)和/或者对国有企业的不公正待遇。

          不同类型企业的利润率

          1995年

          利润/营业额 (%) (利润 +税收)/营业额 (%)

          全国总量 3.15 9.73

          国有企业 2.63 11.35

          本国私有企业 8.20 12.42

          合资企业 2.53 7.56

          外资企业 4.98 9.43

          采用于卡斯腾·霍尔茨《屹立不倒的中国国有企业:戳穿财政表现不佳的谎言》

          ,2002。原始资料来源:工业普查,1995,Vol. 1,pp.46-53。

          如果我们比较这些数据,国有企业承担了不公正的纳税负担是显而易见的。从国

          有企业征收的稅是其利润的三倍,而从其他类型的企业所征收的税却与它们的利

          润大致相当,甚至还少(惟一的例外是合资企业)。如果将所缴纳的税考虑在内

          ,那么,在表现上超过国有企业的只有本国的私有企业。尽管如此,差距是很微

          弱的,而且这些官方的统计数据只覆盖了城市地区拥有超过七名雇员的私有企业

          ;因此,这些数据所反映的是私营部门中那些表现最好的企业。·搭便车者的出

          现——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的蓬勃发

        • 家园 国家投资和盗卖国有资产是两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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