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史海钩沉】鲁迅、李四光、徐志摩和杨荫榆之间的一段历史恩怨 -- 温相

鲁迅精神与北大精神

朱健国

（《中华读书报》深圳记者站）

　　《鲁迅全集》一再翻读，却始终遗漏第16卷（《附集》）。原想，“附集”中只是“鲁迅著译年

表”、“全集篇目索引”、“全集注释索引”，大可省略。谁料，近日偶翻“鲁迅著译年表”，竟然大有

收获――多年来关于“为何新中国再无鲁迅产生”之疑问，突然有了答案。

　　曾写过几篇文章探讨为何今日无鲁迅，《杂文中的毛泽东》自以为较有创见：鲁迅分为两个鲁迅，一

为“五四鲁迅”，这是一个自由思想，批判一切权势者的鲁迅；一为“左联鲁迅”，这是一个逐步从自由

思想、自由批判转化为替新党在野党（中共）、为苏俄说话的鲁迅，算是“尊毛鲁迅”、“听话鲁迅”。

毛泽东在冯雪峰的介绍下，喜欢上了“左联鲁迅”，用“左联鲁迅”替代“五四鲁迅”，用“听话鲁迅”

代表“自由鲁迅”，并把一切不理解他心中鲁迅的鲁迅风杂文家和爱好者打下去，一部新中国文化史（从

“延安整风”、“延座讲话”开始）就是一部用“左联鲁迅”批判“五四鲁迅”，用“听话鲁迅”打杀

“自由鲁迅”的历史。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新中国自然是不可能有鲁迅了，因为，执政者高举的鲁迅旗帜

只是鲁迅支流的“左联鲁迅”。

　　然而，读罢《鲁迅著译年表》，我才明白，上述结论依然未接近“为何今日无鲁迅”问题的本质，真

正的答案在于：鲁迅精神是“北大精神”所哺育的，今日早无真正的“北大精神”，皮之不存，毛将焉

附？

一

　　《鲁迅著译年表》告诉我们，1917年之前，也就是蔡元培接管北京大学，孕育“自由思想，兼容并

包”的北大精神之前，鲁迅既没有致力杂文，也没有尽力于小说创作，这一时期他的主攻方向似乎是两

个：一是主攻学术研究，魏晋人物研究、汉唐绘画、中国小说史、佛教、碑帖等，直至地理研究，生物研

究，都是他的爱好，虽然他在日本留学时曾试图创办文学刊物《新生》，但失败後便不再多谈文学。这一

时期，甚至连鲁迅这个名字都没有，只有周树人，只是1918年5月他在《新青年》发表小说《狂人日记》

时，才始用鲁迅笔名。

　　从1896年鲁迅16岁时开始自己写点东西，他的主要文学历程是这样的――

1，“本年（1896）开始写日记，约至1902年往日本留学前中止（这段日记已佚）。

2，“本年（1898）作《戛剑生杂记》短文四则、《莳花杂志短文二则》。”这大概是鲁迅最早写并非杂

文的短文。

3，“1900年，20岁，3月，回家度寒假後，作旧体诗《别诸弟三首》。”这可能是最早的诗作。

4，“1903年，23岁，6月在《浙江潮》第五期发表《斯巴达之魂》及所译法国雨果的随笔《哀尘》（附所

作《哀尘》译者附记。”这是最早公开发表的散文及译作。“10月，在《浙江潮》第八期发表《说钼》及

所作《中国地质略论》。”这是最早展露的学术兴趣。後在1904年又翻译了《世界史》、《北极探险记》

及《物理新诠》，均显示其自然科学学术兴趣。

5，“1906年，26岁，1月开始学习细菌学课程。课间看到日本兵在日俄战争中杀害中国人的幻灯片，深受

刺激，决心弃医从文，以文艺改造国民的精神。”虽然从此决心由自然科学转向文艺，但在5月，依然

“与顾琅合编《中国矿产志》，并在同年接受母命回国与朱安女士完婚。

6，“1907年，27岁，夏与许寿裳等筹办《新生》文艺杂志，未果。”之後，“为河南留日学生主办的

《河南》月刊撰写《人间之历史》（1926年编入文集时改题为《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

教篇》、《文化偏至论》。”仍然偏重学术性论文写作。

7，“1908年，28岁……参加反清秘密革命团体《光复会》。”“继续为《河南》月刊翻译匈牙利籁息的

《裴彖飞诗论》（未完），撰写《破恶声论》（未完）。”仍是致力于翻译与学术论文。第二年“与周作

人合译的《城外小说集》，自译俄国安德烈夫的小说《红笑》（未出版，译稿佚），才可见从文学翻译走

向文学创作的准备阶段。

8，“1910年，30岁，在授课（任绍兴府中学堂生物学教员及监学）之余，开始辑录唐以前的小说佚文

（後汇成《古小说钩沉》）及有关会稽的史地佚文（後汇成《会稽郡故书杂集》。”此时是致力教育行政

与国学。

9，“1911年，31岁……接受以王金发为首的绍兴军政分府委任，任浙江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不久

“作文言短篇小说《怀旧》。辑录、校勘唐代刘恂的博物古籍《岭表录??》，并作《校勘记》，未印。”

《怀旧》大约是鲁迅第一篇小说，但似乎不到发表水平。此时其才智仍在教育与学术。

10，“1912年，32岁，……2月，辞山会初级师范学堂职，应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邀请，赴

南京任教育部部员。……公余常往江南图书馆借阅和辑录、校勘古书。从唐代沈亚之的《沈下贤文集》中

录出《湘中怨辞》、《??梦录》、《秦梦记》三篇，後编入《唐宋传奇集》。……5月5日抵北京，自即日

起重新记日记。”这一节可见蔡元培召鲁迅进京当教育官员，是鲁迅人生的决定性转折。假若无此，偏居

绍兴的鲁迅，可能成为学术名流，但难以成为一代思想家，更不能成为中国杂文大师。鲁迅在教育部从南

京迁居北京之日开始，恢复停笔10年的日记，也足见他也意识自己人生的重要转折到来了。鲁迅进京三个

月後，“8月21日，教育部任命为佥事；26日任命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公余继续辑录古书。本

年所校辑三国吴谢承《後汉书》、晋谢沈《後汉书》，均于次年三月辑毕并作序。”依然是在教育与学术

之间努力。

11，“1913年，33岁，……5月至11月，先後翻译日本上野阳一的论文《艺术玩赏之教育》、《社会教育

与趣味》、《儿童之好奇心》，发表于本年《教育部编篡处月刊》。”6月1日，校辑南京张　昊《云谷杂

记》，作跋文。……10月15日，以明代吴宽丛书堂本校《嵇康集》；20日校毕後作《嵇康集跋》。”看来

这时期鲁迅公余致力学术，可能大半为了巩固教育部的职位，以使自己有学问管理教育，名符其实。次年

又“于公余研究佛教思想，作《〈会稽郡故书杂集〉序》，译日本高岛平三郎的论文《儿童观念界之研

究》，皆可是同一思路。

12，“1915年，35岁，……9月1日被任命为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公余开始搜集、研究金石拓本，

尤侧重汉代画像及六朝造像。”。

13，“1916年，36岁，……8月，在《教育部参事说帖》上签注对袁世凯任大总统时所订《教育大纲》意

见，主张‘明文废止’该《纲要》。”这是鲁迅第一次鲜明地表现出社会批判精神，走出了官员与学术的

圈子，开始了“体制外”思想。次年“7月3日因张勋复辟，愤而离开教育部，乱平後，16日回部工作。”

亦是社会批判精神的进一步强大。从1902年到1916年，长长14年间，鲁迅才真正有了用激进行动批判社会

现实的步伐。这一步伐在鲁迅应蔡元培之召进京之後，足可见这一阶段蔡元培对鲁迅之影响，或者说是新

旧文化、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前哨北京对鲁迅的影响。

14，“1918年，38岁，4月2日，《狂人日记》写成，发表于本年5月的《新青年》杂志第四卷第五号，始

用‘鲁迅’的笔名。在同期《新青年》尚发表新诗《梦》、《爱之神》、《桃花》。迄1921年8月止，在

《新青年》共发表小说、新诗、杂文、译文、通迅等50余篇。”6月11日，作《〈吕超墓志铭〉跋》。7月

20日，作论文《我之节烈观》。7月29日作《吕超墓出土吴郡郑蔓镜考》；9月，开始在《新青年》杂志第

五卷第三号《随感录》栏发表杂感（从“二十五”起）。冬，作小说《孔乙己》。”自从进了《新青

年》，鲁迅的小说、杂感才一发不可收，杂文愈写愈多，小说愈写愈好，终于在1921年12月4日至次年2月

2日，由《晨报副刊》连载了走向世界的不朽的代表作《阿Q正传》。1920年8月，因为蔡元培到北大执

政，和他的《狂人日记》的影响，他被聘为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大学讲师，并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委

员会委员。

二

　　蔡元培1916年12月26日被任命为北大校长，1917年1月4日正式到校视事，1917年1月9日正式发表《就

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孑民先生执政北大，第一件事就是力排众议，把在上海主办《新青年》杂志的

无高等学历的秀才陈独秀聘为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进北大，《新青年》也随之进北大，陈独秀并将《新

青年》主要撰稿人胡适也聘为北大教授。

　　蔡元培将陈独秀请进北大，《新青年》立即深受蔡元培的“北大精神”之感染，蔡元培的“北大精

神”即“‘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各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

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

《北京大学月刊》1919年3月18日）于是《新青年》在1918年1月15日第四卷第一号起改为同人刊物，结束

了陈独秀从1915年9月15日至1917年8月1日的一人“主撰”历程。这一变化的正式公布，是在1918年3月15

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二号（不在1918年1月15日第四卷第一号上公布，也许留有变通余地）正式以

“本志编辑部启事”：“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

任，……。”这时《新青年》同人，只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沈尹默、钱玄同、周作人等，

到後来钱玄同约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鲁迅也便成为《新青年》同人。

　　一个刊物从一人主撰到同人共办，实际上也是一种从“独裁”到“共和”的历程。《新青年》起先

“社外文学”只有第二卷一号起开辟的“读者论坛”。很难设想，如果《新青年》不进入北大，不在蔡元

培的“北大精神”兼容并包之下由主撰制改为同人制，鲁迅能否进入《新青年》的圈子，而鲁迅若不进

《新青年》同人之列，即使他不是在钱玄同之催促鼓励下自己创作了《狂人日记》，在当时之中国，又有

何处可发表呢？而鲁迅後来最受称道，以为前无古人後无来者的鲁迅杂文，也全赖在《新青年》之《随感

录》起步奠基。至此，鲁迅的产生历程是非常清晰了――蔡元培执掌北大创造“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

“北大精神”引进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派人物，由此又用“北大精神”改造成“同人制”《新青

年》，而新生的《新青年》吸引了新同人鲁迅，终于产生鲁迅小说与杂文，产生了“五四鲁迅”即自由鲁

迅精神。

　　许多年来，人们都只看到了蔡元培先生对开创新北大的贡献，却忽视了蔡元培对培养、创造鲁迅的伟

大贡献。如果说当年蔡元培把鲁迅从绍兴召到教育部任佥事、科长，是培养鲁迅的第一步，那么1917年元

月蔡元培数顾茅庐请陈独秀进北大，则更是创造鲁迅精神的关键之举。

　　“当蔡元培与汤尔和‘商及文科学长人选一事，汤即推荐陈独秀’，并将十余本《新青年》交与

蔡。”曾和陈独秀1905年在上海加入爱国协社、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的蔡元培，此时“翻阅了《新青年》，

决意聘陈独秀任文科学长（月薪300元），并立即去旅馆拜访陈独秀（当时陈恰好到北京）。

　　“那时，陈独秀白天四出活动，晚间看戏，睡得晚，起得迟。‘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

来得很早，……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个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任建树《陈独秀传》

P127）

　　这真是令人感动的现代三顾茅庐。如果论资排辈的话，蔡元培是清末二甲进士出身的翰林，且精通外

文西学，曾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算得一位部级学者，而陈独秀，只是普通秀才出身，虽然办

《新青年》暴得大名，在老学究们眼里，仍然只是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秀才，谈不上多少学问。但蔡元

培却不但看到陈独秀办《新青年》的才智奇勇，还挖掘出了陈独秀深通训诂音韵学，不在太炎先生之下，

如此苦心全面评价陈独秀，又以三顾茅庐之诚意，才终于把陈独秀及《新青年》请进了北大。以陈独秀那

样“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的豪放不羁的性格，如果

蔡元培不是那样礼贤下士，稍摆资格架子，很可能陈独秀就坚决不进北大当教授，宁当一个《新青年》主

撰。但是蔡元培先生深知仲甫之性情，其兼容并包之北大精神也真正能包容陈独秀。

　　蔡元培可以把鲁迅调到京城，让其作好一些文化革命的准备，但真正要把鲁迅精神碰撞出来，还要靠

《新青年》的同人们，要靠《新青年》。蔡元培可以容纳、组织《新青年》，但要催生新的文化先锋，还

要靠陈独秀、胡适等人与鲁迅展开棒喝。

　　1933年，鲁迅在写作《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时，明知陈独秀已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称为“托派首

领”，但鲁迅仍然念念不忘《新青年》编辑一遍又一遍催他做小说，“一回一回地来催，催几回，我就做

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我做小说最勤力的一个。”（《鲁迅全集》第4卷第393页）须

知，一个伟大的鲁迅，就是这样给催出来的。有“北大精神”，才有陈独秀与鲁迅密切碰撞之缘分呵。

　　鲁迅之杂感的基础，是鲁迅小说。鲁迅後来不写小说了，大约觉得小说要费那么多文字曲折表现的思

想，不如做成直截了当的杂文来尽快让人明白。在社会极其黑暗的年代，人们最需要的是明快的“投枪与

匕首”。

　　1925年12月13日，鲁迅为庆祝北大27周年，应北大学生会要求，写了《我观北大》，明确宣布他“就

是北大派！”――

　　因为北大学生会的紧急征发，我于是总得对于本校的二十七周年纪念来说几句话。

　　据一位教授的名论，则“教一两点钟的讲师”是不配与闻校事的，而我正是教一点钟的讲师。但这些

名论，只好请恕我置之不理；――如其不恕，那么，也就算了，人那里顾得这些事。

　　我向来也不专以北大教员自居，因为另外还与几个学校有关系。然而不知怎的，――也许是含有神妙

的用意的罢，今年忽而颇有些人指我为北大派。我虽然不知道北大可真有特别的派，但也就以此自居了。

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

　　……

　　我觉得北大也并不坏。如果真有所谓派，那么，被派进这派里去，也还是也就算了。理由在下面：

　　既然是二十七周年，则本校的萌芽，自然是发于前清的，但我并民国初年的情形也不知道。惟据近七

八年的事实看来，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

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

见得弛懈。自然，偶尔也免不了有些很想勒转马头的，可是这也无伤大体，“万众一心”，原不过是书本

子上的冠冕话。

　　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自从章士钊提了“整顿学风”的招牌来“作之

师”，并且分送金款以来，北大却还是给他一个依照彭允彝的待遇。现在章士钊虽然还伏在暗地里做总

长，本相却已显露了；而北大的校格也就愈明白。那时固然也曾显出一角灰色，但其无伤大体，也和第一

条所说相同。

　　我不是公论家，有上帝一般决算功过的能力。仅据我所感得的说，则北大究竟还是活的，而且还在生

长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鲁迅全集.三卷p156）

　　从鲁迅的几段自白中可以毫无疑义地说，没有《新青年》，就没有鲁迅小说，没有鲁迅小说，也就不

会有鲁迅杂文（《新青年》看中鲁迅，首先是他的小说，而不是杂文），而没有蔡元培，就不会有新北

大，没有北大精神，就难有及时创造出鲁迅的《新青年》同人。由是观之，“北大精神”锻造了鲁迅精

神，鲁迅源于北大（鲁迅不仅是北大的讲师，更是北大的弟子与产品），这当是一个可以成立、可以继续

研究的博士论文命题。

三

　　明白了鲁迅与蔡元培的关系，明白了鲁迅与陈独秀的交往，明白了鲁迅与《新青年》的缘分，也就明

白了鲁迅精神与“北大精神”的深刻渊源，从而也可以回答：为什么新中国50年来再也无法产生鲁迅。

　　为什么今日无鲁迅？一言以蔽之，今日已无70年前的北大与北大精神。既无今日之“蔡元培”，亦无

今日之“《新青年》”。是的，北大至今还在，不但还在，而且地盘扩大了，房子修多了，师生也成倍地

增加了，甚至，政府当局对北大的重视也超过了历代执政者。1998年5月4日，中国最高领导人全体出席在

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的北大百年校庆纪念大会。

　　但是，这一切表面的繁荣、表面的尊重，掩盖不了“北大精神”的惨遭遗忘和忽视。

　　“北大精神”被刻意遗忘、篡改是有目共睹的。遗忘和篡改首先从北大的校庆日开始。本来，北大前

身是1898年12月17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北大前50年，校庆日始终是每年的12月17日。但是1949年以後，北

大的校庆日却遵“天子”之命定为5月4日。“五四”运动固然是北大发起的，“五四”固然有科学、民主

之口号，但校庆之日，并不以一个学校办大活动之日为转移，“校庆”就是建校之日，这是天下公理。其

次，“五四”运动、五四精神只是北大精神的一部分，是北大“兼容并包”所产生的一个新文化革命运

动。它是流不是源，是末不是本。要纪念北大，还是要按建校之日（连鲁迅都说北大“则本校的萌芽，自

然是发于前清的”），可以按京师大学堂的建校日，亦可变通为按蔡元培改造新北大，到北大上任之日始

计，但决不能以北大的一个活动日“五四”来定。“北大精神”的本源既是“兼容并包”的自由民主思

想，又何须以一个“五四”运动来以偏概全呢？

　　五十年来，没有人敢于正式为北大校庆日正名，因为人都知道，北大校庆日并非只是一个校庆日问

题，它的实质是阉割与恢复北大精神之争。在权势的威慑下，没有人来公开呼吁重新按照真正的兼容并包

之北大精神来纪念北大，连北大百年纪念大会上竟然也以科技小绩替代北大精神。说不出北大今日兼容并

包了什么思想主义，允许了多少不同学术、不同思想并存讨论，又谈何北大精神与北大纪念呢？

　　没有真正的北大精神，自然不会有《新青年》之类的新文化杂志，自然不会有陈独秀之类的新文化号

手，也就自然不会有真正的鲁迅与鲁迅精神了。

　　北大精神是鲁迅精神的生态环境，好比阳光空气和水之于人，当“北大精神”遭阉割篡改，鲁迅精神

也就??化为“左联鲁迅”，只剩“新基调”之类了。

　　“北大精神”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是在权势的压制中曲折生长。《鲁迅全集》第三卷注释说

（p159）：

　　“彭允彝一九二三年他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时，北京大学为了反对他，曾一度与教育部脱离关系。一

九二五年八月，北京大学又因章士钊“思想陈腐，行为卑鄙”，也宣言反对他担任教育总长，与教育部脱

离关系。“还是给他一个依照彭允彝的待遇”。章士钊当时一再压迫北京大学，当北大宣布脱离教育部

後，《甲寅》周刊即散布解散北大的谣言，进行威胁；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段祺瑞政府内阁会议决定，

停发北大经费。”但是当年的北大精神，终于没有被压倒。“北大到二十八周年而仍不为章士钊者流所谋

害”（鲁迅语）。

　　今天，如果我们想要真正的自由鲁迅精神，那么先从恢复不屈的“北大精神”着手吧。

　　但愿能以恢复北大真正的校庆日，在1998年12月17日再举行一次北大百年纪念活动开始，迈出我们恢

复“北大精神”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