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大议礼”事件中折射出来的明朝哲学思想与士风(一) -- 碧血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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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这种情况下我宁可选择曹操或司马懿这样的权臣,其能成事

            往往对老百姓也有利,而不选孙阁老或袁崇焕那样的忠臣,古时的忠往往只是对帝王的忠而已,毕竟那时“朕即国家”的思维是主流。如果当年的吴三桂等汉族军阀能有曹孟德那样的头脑的话,后金想要入主中原怕是没那么容易。

          • 家园 我一直认为忠诚有两种

            一种是对事业的忠诚,一种是对帝王领袖个人的忠诚。两种并不完全一样,二者冲突的时候选择哪一种,利弊都很难定论啊。

            • 家园 这点孙阁老之前有一个典型的例子

              就是于谦,景泰和英宗三者之间的关系。忠于社稷还是忠于君王不是那么好抉择的,于最后的下场大家也都看到了。

              • 家园 重要的是于大人没有后悔,那么可见还是好选择的.
                • 家园 于谦当时没有可以选择的余地和时间

                  不赶紧扶立景泰帝,没有领导,人心惶惶的北京城守不住,明朝就有成北宋的危险,这点和孙阁老的情况没有可比性。

                  • 家园 北宋就差于谦

                    李刚若威信高一点,守住开封,甚至守住黄河都是可能的。

                    • 家园 靖康耻中最离谱的是居然相信郭京这个大骗子

                      开封的丢失如同儿戏,城里当时的守军就算实在挺不住,保护一两位皇子突围还是可以的,当然之前一夜鼓声就丢掉黄河防线的笑话并不比这个逊色。

                      • 家园 我说不是这个点

                        后代史书放大李刚等人的作用,其实李当时也只是小吏,不足在朝堂定策。朝堂之上的权臣,重臣(所谓六奸)一时扫空,一群无知书生惑乱朝堂,无人定策,战和不知,攻守退不定,所谓五行不定,才输得个干干净净。

                  • 家园 那也要他敢于承担才做得到,多少所谓的名臣在关键时刻

                    掉链子,退缩于后。那个时候就算扶立了景泰帝,也不是必胜的格局,他当时这么做,也是破釜沉舟,下了不要命的决心的。

                    就像土共有些人,胜利之后总是说自己如何如何了得,可是在危难近亡的关头,为什么是太祖挺身而出把红军带出险境?

                    于大人也可以表现得中庸一些,跟着其他人守城,守不了就跟着其他人一起南渡,南宋君臣可以,明朝君臣怎么就不可以啦?之所以没有出现这样的结局,就是因为于大人置个人荣辱于外,敢承担的后果。

                    有的人敢去承担天下兴亡,并不会因为没有选择的余地和时间就一定会承担的,而是他真正有一颗救国救民,宁折不弯之心。

                    • 家园 瓦剌不是蒙元

                      蒙元能征服全国和它已经基本实现了和汉族地主合流有关,灭南宋的很大一部分是汉族地主武装,瓦剌则已经退化到游牧民族,和后来的鞑靼一样,满足于劫掠而不是建立稳定的农耕政权,没有足够的火器光靠骑兵要啃下北京的城墙谈何容易,这个时候怕得就是人心不稳放弃首都,那在野战中就一点优势都没了,北京只要守住,全国到北京的物资和兵力输送就足以保住明朝,于谦正是看到这一点才坚决反对迁都南逃。

                      • 家园 别说瓦剌也先了,就是明末崇祯年间,满清八旗几次越过长城

                        入寇,面对北京的城墙也没有办法。明末那局面,只要东南那些以东林党为代表的大地主稍有一点为国为民的心思,也不至于沦落到清兵入关的地步。真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最后等待的结局就是满清的屠刀,剃发易服,文字狱。哎,气数啊!

                        其实这篇帖子是汗青较早的帖子了,如果现在让汗青重写的话,我想会不太一样。

              • 家园 我做一点诛心之论

                孙阁老之所以那么做,是不是也有对身后名声的考虑?退一步为名臣,进一步为权相;要做曹孟德,司马懿这样的人物,是不能太爱惜羽毛的,自身的道德水准也不能太高。。。

                • 家园 我倒是觉得这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不愿意背叛自己的理想

                  他所受过的教育和他所在的环境都使得他的理想只能是忠君,诛杀权臣,清君测这样的事情是他不敢也不会去想的事情。至于声名什么的倒还是其次,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了,实际上就意味着他前半生所信奉的信念都是错误的,这种否定将会是可怕的。司马懿之所以篡夺曹氏政权那么理直气壮,原因是在于曹魏的天下本身也是篡夺的。但是朱明则不是这样。

    • 家园 【原创】“大议礼”事件中折射出来的明朝哲学思想与士风(三)

      “大议礼”事件中折射出来的明朝哲学思想与士风(三)

      文/碧血汗青

      在“大礼议”中占绝对多数的继嗣派大臣,基本都是秉持传统的程朱理学,此战中他们以为“最得义理之正,可为万世法”,据为基础和范例的,就是宋程颐的《濮议》(又称《濮园议》,全名为《代彭思永上英宗皇帝论濮王典礼议》,南宋赵汝愚的《宋朝诸臣奏议》中名为《上英宗乞罢濮王称亲》)。

      明代的哲学思想秉承宋儒,自明中叶王守仁也就是王阳明的心学开始蓬勃,经由明季惨烈的党争及明清易代的社会大动荡之后,终于进入了经世致用的清初实学(7)。

      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都极注重伦理道德。程朱理学将经学,特别是《中庸》的“道”“理”,目为用之不尽的经世之学,朱熹认为宇宙中的一切事物,虽千差万别各有不同的性质,但它们都是来自一个不变的“理”,这唯一的“理”就是所有事物的本体,谓之“源头活水”。王阳明虽然不尽同意朱熹的理论,如提出了“知行合一”说,并认为“理”不在心外而在心上,“良知”才是本体等,但两者目的和方法是基本一致的。阳明心学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相当地位,但其积极作用以及和程朱理学的比较,都与当前主题关系不大,故于此就不赘述了。

      阳明心学之起,本源于王阳明得罪正德时期的权宦刘瑾,历九死一生谪居贵州龙场期间。其后他又统军镇压农民起义、平息宁王叛乱,但再次受到张忠、江彬、许泰等人的陷害,又险些丧生。因民不聊生而爆发的农民起义,试图夺取皇位而来的宁王叛乱,张、许等人由争权夺利而对他的诬陷,这些无不使王阳明深刻感受到了“私欲”之可怕。在这种大背景下产生的心学,其核心自然就是“去人欲,存天理”,格外注重于伦理观念和个人的道德修养。

      正德到万历这几朝,因刘瑾执政而导致政体大变,内监凌驾于内阁之上,随即又出现了一位强悍的内阁张居正,于是上有胡作非为的皇帝,中有飞横跋扈的内阁执政和太监,下有争权夺利的朝臣,当权者予取予舍生杀决于一念,朝纲日坏,党争大起,物欲横流。面对此等政治上的黑暗情形,不能不使士人们苦苦寻求其产生的根源和解决之道。此刻出现的心学比之以前,有其积极的一面,如“去人欲,存天理”等重伦理道德,又以为人人均可自内心去寻找成圣之道的观点等,而从形式上看也要比程朱学说来自便捷,这些显然给当时沉浸于苦闷中的士人带来了一线希望,给他们指出了一条似乎很明亮的希望之道,正可谓生逢其时。故心学从嘉靖初年形成完整体系后,便即刻大盛,横扫当时。

      因此心学的产生和所以能发扬光大,除去因思想史本身发展之必然、积极的因素外,也起自并得益于当时的政治格局和形势,这两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

      宋明理学,均看重《大学》、《中庸》,日日研究的重点也非事物本身,而是事物的本原,也就是“本体”,如“良知”等。因此宋明理学虽然部分观点有所不同,而王阳明初期也提倡理性的作用,亦有一定事功思想,但实质上区别并不大,并且王阳明在晚期开始倾向虚无主义,这种哲学思想的转变以及影响,在王阳明故去之后,开始达到顶峰。

      王阳明在故去前不久的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九月,与门生钱德洪、王畿两人的交谈中,曾对心学做了总结式的表达,即“四有四无”说:

      四无之说,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说,为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无善无恶心体,便从无处立根基,意与知、物,皆从无生,一了百当,即本体便是工夫,易简直截,更无剩欠,顿悟之学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尝悟得本体,未免在有善有恶上立根基,心与知、物,皆从有生,须用为善去恶工夫随处对治,使之渐渐入悟,从有以归于无,复还本体,及其成功一也(8)。

      此说指出了心学之“无”是否认客观的“物”和主观的“心”、“意”、“知”,“有”则是一种善恶道德观,而心学又有“顿悟”、“渐悟”两条修习之路,经过“无善无恶”的“顿悟”和“为善去恶”的 “渐悟”后,有亦归于无,最后达到“四无”境界。

      事实上,他的“顿悟”和“渐悟”最终着眼的都是“无”和“悟”,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恰与佛教禅宗的教理如出一辙,几可目为禅宗南、北二宗,即顿教和渐教的翻版。

      王阳明故去后,心学基本按其所说之“顿悟”和“渐悟”两条路发展。顿悟以王畿、王艮为首,渐悟则以邹守益、钱德洪等人为首,其中的尤以二王的顿悟派势力为显。

      然而中国士人往往容易走极端,常常将自己尊奉的杰出人物和思想一味地绝对化、神圣化,最后宗教化,同时对持异见者习惯一棍打杀,其爱者一何可爱,憎者一何可憎,故极易最后事与愿违,正所谓持之愈力,失之愈深。

      二王在心学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他们进而认为“良知”是先天现成的,所以不需要读书明理修身养性,也无需求诸于实践,只需从心悟入,不睹不闻,不思不虑,便可以一了百当大彻大悟,破千古之疑。

      邹守益等人虽然认为“良知”需要下功夫才能修到,但其所谓功夫也不过是和佛教一样的打坐静心,或做各种冥想,以为只需虚静无欲就可悟天理、成圣人。

      这两脉都基本屏弃了实践和事功,他们这些阐释和发扬,使得心学禅宗化、宗教化程度日益严重。如果说王阳明创立了核心为“致良知”这样一门叫“心学”的学说的话,那么,王畿等人显然就是在把这门学说朝宗教方向发展。如王畿大力宣扬“良知”是“范围三教之枢”(9),王艮本人及其泰州学派虽开始曾试图致力于“百姓日用之学”,但其晚期也一样过于注重孝悌,又多造悟道、梦兆一类近似神话之说,颇类宗教狂想,学风终不免也流于空疏。其后来者至周汝登这一脉,亦一直试图融儒、佛两家于一炉。

      王艮的泰州学派,一直到后来的李贽这一支出现,才开始反正,真正体现了相当的市民意识。

      正是在此种学风影响下,学界参禅、浮诞之风日盛,史称王畿“每讲,杂以禅机,亦不自讳也。学者称龙溪先生。其后,士之浮诞不逞者,率自名龙溪弟子。……(王艮至周汝登一脉)其学不讳禅。……更欲合儒释而会通之,……尽采先儒语类禅者以入。万历世士大夫讲学者,多类此”(10)。

      心学自嘉靖初大盛起,到万历十二年王阳明的神位被下旨请进于文庙之后,其影响达到了顶峰,几乎连朝政也为其所影响,一如明末清初的陆陇其在《学术辩》中所言:“自嘉、隆以来,秉国钧作民牧者,孰非浸淫于其教者乎?始也倡之于下,继也遂持之于上,始也为议论,为声气,继也遂为政事,为风俗。”

      由于王阳明的门生弟子遍及朝野,在他们的大力提倡下,从万历朝开始到之后的半个世纪,明季士人终于和魏晋时期的士人一样,成天清谈道德文章日渐成为整个士人阶层乃至职场的主流风气。

      又,宋明理学均只重《大学》、《中庸》,反对读史,即所谓的理学尊经,事功尊史,因此他们排斥研究经史中的制度人事及训诂经世之学,更使得万历后不少朝中大臣对自己份内事和政治问题一问三不知,甚至闹出把本朝律法误为先秦刑律的笑话:“自神宗以来,士习人心不知职掌何事,有举《会典》律例告之者,反讶为申、韩刑名”(11),而“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等匪夷所思之现象亦不一而足(12)。

      正是由于明中期这种哲学思潮的演变和影响,使此后的明季学界乃至士风均越走越极端,所谓名士多浮夸奢谈之气,只晓得清谈道德文章,于经世治国只会一句顺天理明道德,逢变就敦请皇帝下《罪己诏》,余则通通一筹莫展束手无策,惟徒呼奈何而已。他们全不想想身为臣子不能为君亲分忧,又当罪之何名,成天就知道让皇帝罪己,连这点责任都不愿意扛,明朝不亡才是咄咄怪事。

      明清之际的大儒顾炎武故而愤然道:

      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13)。

      这种片面强调道德的极端主义,固然有其好处,如前面说到部分士人因此不计个人得失与生死,甘犯天颜仗义直言,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一个国家的纲纪伦常和政治清明,多少给了老百姓们一丝希望,也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某些政治弊端等等,但负面影响之大也令人扼腕,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说是明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 家园 这个评价恰当吗。。。

        “由于王阳明的门生弟子遍及朝野,在他们的大力提倡下,从万历朝开始到之后的半个世纪,明季士人终于和魏晋时期的士人一样,成天清谈道德文章日渐成为整个士人阶层乃至职场的主流风气。”

        我怎么觉得追求“知行合一”的陆王派,比“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假道学要强很多呢?王阳明如果是清谈道德文章,能有本事平叛做了新建伯?我觉得他是实干家,不是空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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