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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大议礼”事件中折射出来的明朝哲学思想与士风(一) -- 碧血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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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大议礼”事件中折射出来的明朝哲学思想与士风(一)

    “大议礼”事件中折射出来的明朝哲学思想与士风(一)

    文/碧血汗青

    在政治体制转换的同时,明代士人思潮及士风,也在如此复杂而动荡不安的政治大背景下,开始了自己的转变之旅。

    明代士人之思想,起始秉承的是程朱理学。明成祖亲自作序颁布的三部理学大全:《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实为程朱学派的论著汇总,程朱理学自此一统天下而成为明朝的国学,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论当时情形为“家孔孟而户程朱”,“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学亡。”

    由于宋明理学都片面强调所谓的“去人欲,存天理”之纯粹的伦理道德,虽然有其积极一的一面,但也使得一些士大夫们对节操和伦理道德方面的追求,几近于偏执,这种极端思潮对整个社会亦产生了相当的负面影响。

    因为对伦理思想的极端化和绝对化,所以“去人欲,存天理”这种政治伦理思想直接取代了社会经济思想之范畴,它要求人们禁绝自己的“私欲”,声色犬马固然不可以,“慕富贵”、“尤贫贱”也必须去掉,以求富贵为耻为道德品格的底下。尤其在嘉靖、隆庆以后,“禁欲存理”之论日益高涨,这显然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产生了极大的阻碍作用。

    明继程朱理学后,对伦理道德的越来越重的绝对化和权威化,对人性和思想的桎梏也是显而易见的。相当部分士人们因为此种对伦理和个人道德等方面的极端追求,行为迹近于“偏执”,同时将纯粹的伦理道理政治化,完全取代了政治理念和主张,有时甚至到了叫人目瞪口呆、匪夷所思的地步。他们可以为了维护某种信念和节操,前赴后继并持之以恒数十年地争执一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或者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后果是好是坏的事。

    如前文提到的嘉靖朝“大礼议”事件,满朝的大臣就居然非要逼着皇上认伯父伯母为父母,不得以自己父母为父母,实在是有些滑天下之大稽。而当有人想出了两边都不得罪的折中方案时,这些近乎“偏执”的士大夫们,更准备设计将其在皇宫内群殴打死了事。万历朝的要求福王“之封国”事件,其中的福王有否去自己封国,和朝政关系不大,亦纯属宗法伦理和祖制要求但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事。像此等皇帝和大臣仅因礼仪或伦理等事由而意见相左,对峙数年乃至数十年不决,以至朝政荒废纲纪沦丧者,为中国历史所仅见。

    虽然朝臣中的绝大多数人这种不怕罢官、不畏生死与皇帝对峙的骨气颇为可嘉,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体现出了一种非常不足取的对道德的偏执。朝士们孜孜以他们所谓的“道理”为大道,以求个人名节为重,为显一己名节之私而全然不顾大体,什么国计民生一概弃之脑后,实实在在地上演了一场叫人哭笑不得的闹剧。

    在承认士人群体对伦理道德执着大体是纯粹的同时,我们也还必须看到,在这种“偏执”的背后,时常也有些不那么纯粹并相当的功利的人和事存在,尽管它们都往往被冠以道德和正义之名。

    嘉靖朝的“大礼议”,在这些问题上,实是个面面俱到的典型案例。

    明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三月十四日丙寅,明武宗正德皇帝因溺水得病身亡,谷大用、张永到内阁通报,并说奉皇太后命,讨论后继者为谁。内阁首辅杨廷和举《皇明祖训》示之曰:“兄终弟及,谁能渎焉!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序当立。”而梁储、蒋冕、毛纪等内阁均赞成这一议案,太监将此意见入启皇太后,不多久,太监奉遗诏和太后懿旨,出来宣谕群臣,继位事一如杨廷和所请。

    于是刚刚才继承了兴献王藩位的朱厚熜,自其守孝处进京入继大统,朱厚熜的父亲,与正德的父亲明孝宗弘治皇帝是兄弟。

    四月,朱厚熜抵达京师附近,被内阁杨廷和等人派来的官员挡驾,告知他要自东安门入宫,居文华殿,这是即皇太子之位的路线。朱厚熜当即拒绝道:“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又以正德遗诏中“兄终弟及”等语为据,乃自定由大明门入奉天殿,即皇帝位,年号嘉靖。

    这第一回合,嘉靖胜得非常漂亮。

    杨廷和是正德朝的资深内阁,又在正德死后独力秉政四十余日,设计除去江彬等人,史称其“有经济之远略也。至其诛大奸,决大策,扶危定倾,功在社稷,即周勃、韩琦殆无以过”,以其为代表的内阁势力此时正日益高涨。

    而嘉靖这年才十五岁,杨廷和等人大约是想给他来个下马威,于是要嘉靖先走即皇子位的路线,再行登基礼。凭心而论,此要求实属无礼之至,因正德的遗诏中非常明确地说“伦序当立”“遵奉《祖训》,兄终弟及”,而历史上皇帝无嗣,按长幼亲疏顺序排出来的某王继位事例多的是,并不是非要先做了皇子才能做皇帝的,何以嘉靖就得先做皇子才能即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封遗诏当初还是由杨廷和本人起草的。

    杨廷和等人立刻开始了第二回合的行动。

    在嘉靖即位后的第六天,杨廷和授意礼部尚书毛澄等人上书,翻出汉定陶王、宋濮王的案例道,嘉靖必须尊伯父孝宗为父亲,称“皇考”,对生父只能叫叔父“皇叔考兴献大王”,母亲为叔母“皇叔母兴献王妃”,对亲生父母自称“侄皇帝”,并声称朝臣如对此有异议者即为奸邪,当斩。只“奸邪”“当斩”两词,其权势熏天之形便灼灼可见。

    在正德遗诏中明确说了嘉靖是“伦序当立”“兄终弟及”之语后,杨廷和等人依然强要嘉靖改宗,认伯父为父亲这种匪夷所思的“礼仪”,显然不可能被嘉靖所接受,他当即大怒道:“父母可更易若是耶!”

    由于内阁势力的强大,嘉靖在此问题上无法独断专行,双方数个来回都没分出胜负,一直僵持到七月,事情开始有了转机:在礼部观政的进士张璁,对杨廷和、毛澄等人的意见提出了异议。

    张璁,字秉用,永嘉人,正德十六年进士,其学识过人,尤精于“三礼”。他依仗自己所长,对杨廷和等人的论点发出了近乎致命的打击。

    张璁首先指出,汉哀帝、宋英宗虽然是定陶王、濮王之子,但却早被汉成帝和宋仁宗“预立为嗣,养之宫中”,他们本就是因继嗣为人子才登基的,名分早变,因此所谓“为人后者为之子”是当然的。

    而正德驾崩,虽指定由嘉靖继位,可于遗诏中丝毫没有要嘉靖为大宗继嗣之意:“大臣遵祖训,以陛下伦序当立而迎立之。遗诏直曰‘兴献王长子’,未尝著为人后之义。”

    因此,张璁认为嘉靖以兄终弟及而即位,与汉哀帝、宋英宗因继嗣而登基的案例性质完全不同,所以应该“继统不继嗣,请尊崇所生。”

    然后他又从礼制上指出了大臣们的错误。如《礼》有明文,为人长子者不得为他人后,嘉靖乃兴献王独子,如为他人之后,则为自绝其宗,大违礼制;嘉靖生母健在,按《礼》义则子无臣母,如依杨廷和、毛澄等人的意见,则生母变为叔母,母子关系也将一变为君臣关系,此又属违制之举等等。因此他建议在京城建兴王庙,迎养生母,以全尊父养母的大孝。

    嘉靖见到这份奏章后极为兴奋,喜道:“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立刻将张璁的疏章交内阁票拟,要阁臣们重新讨论追尊自己父母之礼。

    杨廷和等人见到这份疏奏后顿时傻了眼,他们心知谁也无能与张璁当廷论衡,于是只好一面回避与其正面交锋,一面唆使言官们上表弹劾张璁。但这个时候嘉靖母亲兴献王妃蒋氏正好抵达通州,她听说廷议内容后,知道不但自己做不了皇太后,连做了皇帝的儿子都要丢了,一怒之下遂停驾通州不进。

    嘉靖十分机灵,立刻借机发作,声称与其如此还不如归藩侍奉母亲,大有一付准备不做这个皇帝的架势。

    这一着顿时让杨廷和等人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而张璁此刻却再次发难,凭借自己对礼制的熟悉写了《大礼或问》,其中详论礼制之尊崇和继统、继嗣等事,不少大臣看过后颇为其折服,如礼部侍郎王瓒就明确表示支持张璁之论,并为其在朝中大力宣扬。杨廷和发现了此种情况,又知道张璁准备将《大礼或问》上呈嘉靖,当下十分紧张,遂使出怀柔手段,命翰林修撰杨维聪等人去劝诱张璁,试图阻止其奏议。

    不幸的是张璁没那么傻,他当然知道杨廷和的打算,丝毫不为所动。果然,嘉靖见到《大礼或问》后,立刻将此章发礼部讨论。杨廷和知道大势已去,已无能完全阻止嘉靖,只得以退为进,抢先声称奉弘治皇帝张皇后的懿旨票拟礼部,以兴献王为兴献帝,兴献王妃为兴国太后,祖母邵贵妃为皇太后。但他在这个步骤中留了个尾巴,因为他只说奉皇太后的懿旨,即是表示内阁和廷议还没有认可这个意见,实是为日后再起风波张本。

    同时杨廷和又利用职权,命吏部将张璁外放南京任事,免得他再帮着嘉靖和自己过不去。

    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正月,杨廷和与给事中邓继曾、朱鸣阳等人,借清宁宫后殿发生火灾而再起风波,挟天意之名,引五行五事为废礼之证,发动廷臣百余人上疏,最终迫使嘉靖母子接受了认孝宗弘治皇帝为父,称“皇考”,兴献帝和兴献后不加“皇”字,在称谓前加“本生”二字,称“本生父母”以示区别的方案。在此期间,杨廷和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

    由称谓改变而导致的一系列后果,对嘉靖母子这对孤儿寡母来说是相当严重的。

    如在嘉靖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去世的嘉靖祖母邵氏,经此一变,立刻由原本的嫡祖母降格为庶祖母,去世后不能享受正牌皇太后的待遇,规格要减半,诸如只能哭临一天,孝服穿十三天就得除去,不可以诏告天下等等。

    一般来说,历史上皇帝的生母祖母,哪怕不是正宫,一旦其子孙当了皇帝,母以子贵,多能附葬皇陵,甚至已经下葬的再挖出来改葬皇陵的都有,可嘉靖这一改宗认父,却使得祖母能否附葬于祖父明宪宗的茂陵都成了问题。

    果然,在这一问题上嘉靖遭到了杨廷和等人的阻挠。

    但嘉靖在对至亲尽孝这一节上的坚持,还是很强硬的。他祖母邵氏晚年得了眼疾不能视物,在得知嘉靖做了皇帝之后,曾拉着他从头到脚摸了好半天,十分的高兴,若是按照杨廷和等人的意见,老太太可就是白高兴一场了。嘉靖那咽得下这口气,当下不顾大臣和廷议的反对,坚持将祖母附葬茂陵,并穿足了二十七天的孝服,于服除以后才临朝,并且他还坚持在原来兴国封地安陆的祠庙中,使用和太庙一样的庙乐,坚决不降低等级。

    这些,确实不能指责嘉靖独断专行和蛮横,一来这些虽然是皇帝事也是国家事,但也毕竟是皇帝家私人家务,与对先皇的称呼不太一样,并不涉及其他,因此不能过多干预;二来要知道正德和嘉靖,同为宪宗的孙子,正德的父亲明孝宗弘治皇帝,和嘉靖父亲兴献王是同父异母兄弟。

    孝宗生母孝穆皇后纪氏,原是广西少数民族土官的女儿,成化年间南征时被俘入宫中,任女史时为宪宗私幸,后生下孝宗。

    兴献王母亲邵氏,为杭州镇守太监送进宫。宪宗召幸后,册立为宸妃,进贵妃,育有兴献王朱祐杬以及岐、雍二王,纪氏是“私幸”的女史,邵氏是“召幸”的后宫,要说身份合法和手续齐全,显然邵氏还比纪氏强点。

    而宪宗的正宫皇后孝贞纯皇后王氏无子,所以严格说起来,孝宗和兴献王这两脉都不是嫡出,都是正牌的庶出小宗,孝宗是皇长子而不是嫡子,这和万历时期的“争国本”的主角朱常洛身份是一样的,身份是比较容易受到威胁的。

    孝宗生母纪氏死后,谥号为“恭恪庄僖淑妃”,先葬于京西金山,直到孝宗即位后,才被追谥为“孝穆慈慧恭恪庄僖崇天承圣皇太后”,得以迁葬茂陵。大家都是一样的皇帝,孝宗可以把死去埋葬了的母亲挖出来迁葬茂陵,现任皇帝嘉靖要将刚去世的祖母附葬茂陵,却遭到了大臣们的干涉和反对,此等做法得无太过乎?

    杨廷和等人,为了维护其孝宗——武宗大宗体系之延续,一再坚持所谓的“废小宗,昭穆不乱。废大宗,昭穆乱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岂得不废小宗以继大宗乎?”“为大宗立后者,重其统也。重其统不可绝,乃为之立后。至于小宗不为之后者,统可以绝,则嗣可以不继也”等强词夺理之意见,可从以上论及的体系延续来看,所谓的孝宗——武宗的大宗体系,实际上本就是不大立得住脚的。内阁和朝臣们势力因此强迫嘉靖改宗认父,要他自绝其父一宗,自贬尚在世的生母、祖母,去继孝宗——武宗一脉的宗祧,实为无由之谈,不免欺人太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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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做为张璁的老乡,特来支持

      张阁老曾在我家旁边创办书院。张阁老的名字真是从小就经常听长辈提起。

    • 家园 这段说得好,不识大体不顾大局。

      朝士们孜孜以他们所谓的“道理”为大道,以求个人名节为重,为显一己名节之私而全然不顾大体,什么国计民生一概弃之脑后,实实在在地上演了一场叫人哭笑不得的闹剧。

      他们大概只想做官为王为己,没有为民的概念。

    • 家园 北宋的濮议事件也比较类似

      好像士大夫NB的时候就喜欢搅这些事儿,真到中原板荡的时候,就歇菜了。

    • 家园 明朝那些士大夫啊, 实在没法说, 挨个献花
    • 家园 【原创】“大议礼”事件中折射出来的明朝哲学思想与士风(四)

      “大议礼”事件中折射出来的明朝哲学思想与士风(四)

      文/碧血汗青

      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不少士人的认知都是一切以道德为先,于是个个忙着占领道德制高点,以免被人诟病,同时又反过来以此为资本去攻击和挑剔别人,完全忽略了最基本的政治和实务处理能力以及一些问题的合理化抉择,这使得相当部分官僚完全失去了正常的政治能力,只知道空谈所谓的学术和以道德自矜,严重影响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作。

      而同时明代内阁体制的变迁,又使中叶和晚期的内阁首辅从明初的顾问角色转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类似宰相的角色,所以一旦坐上此位后试图长保其职,也是人之常情。但当时的党争剧烈,这么一来,明代所谓的的“座主”体系也就此产生,朝野士人往往都要找一个“座主”来支持自己,不然实难出头,于是内阁首辅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座主”首选。也因此一个首辅下台,其继位者以及他在朝中的门生弟子依然与他是二而一的事情,影响并不稍减。如前文说的杨廷和便是个例子,他虽然致仕离开了这个职位,但其后继者和六部尚书以及大部分朝官,还是一力秉承他的意旨和一贯方针,若不是嘉靖非常强硬地寻找一切机会就对以杨廷和为代表的旧有势力集团进行打击,以一种近乎蛮横无理的方式支持张璁,而张璁的个人能力又还比较出色,则朝中诸人依然还会以杨氏旗帜指向是瞻。

      又由于宋明理学这种对道德近乎苛刻的追求,为首辅者若是真正的理学门徒,就往往会因过于遵循其道德体系而刚极易折,故鲜有在位成就势力者,如天启朝极受天启敬爱的孙承宗,崇祯朝的文震孟、钱龙锡、范景文等寥寥无几的几位正人君子,或如三番四次因同官阻挠不能入崇祯阁的学术宗师黄道周、刘宗周等人,便均是如此。这些人虽然私德良好学问极佳,朝野声望也相当高,但一来阿党比周,自古君子所疾,营造个人势力与他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本就大异其趣,完全没有主观能动性。二者他们出仕后,或不堪官场倾轧,或得罪一方势力而遭弹劾,或直言顶撞得罪皇帝等等,总之多会因各种原因匆忙去职,所以客观上也没有时间和可能形成自己的势力。而其他心计深沉、柔而媚上之辈,如温体仁、薛国观、周延儒等,则因擅处人又会揣摩、迎合上意,是以一登此位就在朝中翻手为云覆手雨,反倒能长期呆在这个位置上并大肆培植个人势力,此中翘楚,又当推周延儒。故嘉靖后,凡在内阁形成势力者,基本没有秉持纯正理学、王学观念的士人。

      片面强调道德而忽略个人能力、职业水准等其他方面,其后果是什么呢?我们不妨以崇祯朝五十位大学士中不多的几位正人君子和一些名臣为例,来探索一下这个问题。

      末代大学士之一范景文事迹,见于《明史》卷二百六十五。在此处特意提出卷名,是由于此卷的在整个《明史》中的体例特殊性比较值得重视,其开篇并不如其他列传一样先述人、事,却来了这么一笔:

      崇祯十有七年三月,流贼李自成犯京师。十九日丁未,庄烈帝殉社稷。文臣死国者,东阁大学士范景文而下,凡二十有一人。福王立南京,并予赠谥。皇清顺治九年,世祖章皇帝表章前代忠臣,所司以范景文……二十人名上。命所在有司各给地七十亩,建祠致祭,且予美谥焉。

      这一卷,全是崇祯朝灭亡时的当场死节之臣,从这种大异常规的体例,可以看出明、清两朝史书编撰者对这些忠臣烈士的褒许和敬仰之心,也稍可窥见明末清初时官方政治态度的特殊取向,如对待南明朝廷的态度和大顺军的态度等等,在此就不多论述了,有志者可多自斟酌。

      再接着读下去,问题就来了。

      我们会发现范景文在内阁学士的位置上,除了些日常工作及与坏人坏事做斗争,秉持了一向的道德风范之外,并无什么其他可以称道的政绩,其可结传者惟死节一事耳。其实不是范景文一人如此,仔细看看崇祯朝五十位内阁学士传记,在内阁学士位置上政绩可采者不过杨嗣昌一人而已,周延儒勉强算得上小半个,余皆碌碌,“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信矣。

      在李自成进逼北京,崇祯咨询内阁意见时,范大学士的说话是这样的:“固结人心,坚守待援而已,此外非臣所知。”要说起来,哪怕“固结人心,坚守待援”,也总得有个章程,譬如当时军饷匮乏,兵员不足,这些如何解决,而外援又从何而来,如何联络外援,时日几何等等,这些如何固结人心、坚守待援的法子,一概没有,但此外他又是“非臣所知”,那不是等于什么都没说。你要说他错吧,这话没错,可要说他不错,偏偏他说的又纯属废话,如此奈何?

      像这种说废话的情况,在崇祯时不是一次两次发生,也不是一个两个人这样,而是大面积长时间地发生,譬如陈演、魏藻德这两位人品不怎么地的大学士,在崇祯议论南迁方案时,因知道崇祯意图南迁,他们心里不愿意离开北土,于是干脆给崇祯来了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怎么地都不表态。按说皇上咨询你意见,无论是或者不是,你总得有个态度,可这几位就是没态度,所以崇祯还没办法说他们错了,搞得崇祯最后“耸身舒足,仰叹而起”(14)。

      当我看到这一句时,突然间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了崇祯那种椎心入骨的凄凉、无奈心情,他这一声长叹,将此心情表露无遗。而这两位大学士的不表态,在我看来,则是另一种形式的废话,甚至是一种丑态。

      比较而言,范景文虽然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说了几句废话,但坚守待援的态度是还表了的,最后也终于死节,其大节和私德无可指责,不能算能臣,确实还是个值得尊敬的忠臣、纯臣。陈、魏二人,也一样不是能臣,在《明史》传中说:“演庸才寡学……演为人既庸且刻”、“藻德居位,一无建白,但倡议令百官捐助而已”,他们既不想得罪皇帝,又不想被人指责,坚持不说话,在思想境界上肯定落了下乘,范景文的表态,至少还有点职业道德,而他们两人则连这一点都谈不上,在我看来,没有过错的尸位素餐,也是一种犯罪。再从他们后来依附大顺军(结果是大顺军不要他们把他们给杀了)的举动看,他们一定不可以算忠臣,因此最好的结果,也只能算是软骨头的庸臣。

      再来看当时名满天下的宗师文震孟,他是天启时的殿试第一,道德文章俱是上佳,论人品、学问都是一代宗师,可他当做相当于现在总理的这个大学士职位,恐怕差的就不是一点半点,仔细看他传记,除夸奖他学问文采好道德风尚好之外,通篇不见什么具体业绩,几乎是个空白。而其他如李标、何如宠这些人的名字,我想除专业人士之外大约鲜为人知,就更别说什么政绩了,哪怕是钱龙锡这样赫赫有名的人物,仔细看其传记,也是除了党争事迹外,几乎无事可记。

      那么多大学士中,私德比较好又还算有些才干的,就只有蒋德璟、李邦华这数得出来的几个,他们曾经有过一些还不错的具体的建议和业绩,可却非大才,且多因畏惧崇祯,尽量回避与崇祯正面冲突,是以终究还是无能为,只余多几份纸上谈兵的书生言。

      不过明季也有一位必须要说的内阁大学士,那就是天启老臣孙承宗孙阁老,这是一位长期被人们忽略的文武双修的大将能臣。

      孙阁老高阳先生,其能力无论从那一方面说,都可以算是明季的最强者,且私德极好。只是他更多的关注于军事和边疆战事,又不结党,是以虽然连魏忠贤都十分畏惧他,但却对朝政起不了多大作用,这自然是性格和理念使然。要一位刚正不阿的君子去结党,尤其是如他这样门生弟子遍天下,连皇帝都会因仅仅喜欢听他讲课而不愿意放他离开一步的长者去结党营私,哪怕不是为了个人目的,那也是不可想象的。虽然他名列东林魁首,但他出手营救东林党人以及弹劾阉党,却纯粹是出于道义立场,丝毫没有一点党争成分,而且也从不使用任何不光明正大的手段。

      这些,我想应该没有一个人能指责说是缺点,是过错。

      但这些因优秀的道德品质和坚定的信念而起的举动,虽然十分令人尊敬也没有任何可以指责之处,其客观的结果却并不好,这又不得不叫人扼腕长叹。

      这里请允许我放纵下自己,随意如果一下历史。

      如果,孙阁老权变一点,通融一点,对自己不是那么苛刻一点,历史将会怎么样呢?

      以阁老之声望,振臂一呼天下响应,关宁铁骑唯他马首是瞻,东林党人多有其门生弟子,天启帝对他敬爱有加,不欲身边一日不见阁老,他只需略微地结结党,朝中就完全可能又是一番景象。

      更也许魏忠贤在天启五年那天夜晚,就不是被吓得半夜跑进皇宫围着皇帝床铺大哭,而是被孙阁老率兵清了君侧。以孙阁老的文韬武略,即使内阁次辅顾秉谦奋笔多少次“无旨离信地,非祖宗法,违者不宥”,皇帝半夜启禁门召兵部尚书入宫发多少道飞骑制止,魏阉矫旨谕九门守阉设下多少埋伏,都是一样无用。

      这些在阁老面前,犹如一层薄薄的吹弹得去的尘埃而已。

      祖大寿和关宁铁骑们敢在崇祯二年视崇祯诏书若无物破山海关而出,就敢在天启五年破北京大门而入,这只需孙阁老一个眼色,甚至都无需言语。而京城那天晚上清君侧的传言,魏忠贤的半夜绕天启帝卧榻大哭,也都正好说明了这一点——魏忠贤最惧怕的、最无法抵抗的,就是孙阁老自辽东率军入来清君侧。

      只是如果真的这样,他也就不是孙阁老孙高阳先生了。

      历史的悲剧,往往在于悖论。

      真正的孙阁老,在那一年的夜晚,不过只带一位幕僚、挟一袭寒衾、驾一骑单车,怀揣一纸奏章,奔波在为杨涟等七君子抗辩的入京途中而已。

      历史无法假设。

      孙阁老绝佳的个人品格和操守,让我无比尊敬,但恰恰又是这种绝佳的品格操守,彻底束缚住了这位明季第一强者改写历史的手脚,让他无法改换风气,也在朝中树起一方势力,哪怕那是正义的风气和势力。任何一种违背程序正义的手段,与阁老恪守的信念都是冲突的,哪怕实质再正义,他也绝不可能采用。所以他才会孤身入京上奏章,以一纸肺腑之言对抗魏忠贤庞大的利益集团,他只能也只会用这样的合乎他道德准则的手段来斗争,而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这两样混合在一起铸成的紧箍咒,又注定了孙阁老的抗争最后必然会失败。

      清人对孙阁老的作为曾经有这样的感叹:“恢复固未易言,令专任之,犹足以慎固封守;而廷论纷呶,亟行翦除。盖天眷有德,气运将更,有莫之为而为者夫。(15)”如果说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袁崇焕是大明关门的一把大锁,那么阁老就是这道门上最粗大的一根门闩。

      “有莫之为而为者夫”!

      大明的天空,终于因此而日月无光。

      但是,在明季言官中的状况,却正好与内阁的状况相反。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态,首先是因明代的拔士制度所致。虽然历朝的科场作弊者不是少数,但毕竟考官不是一位,且大多由名望甚高如文震孟之流来担任,不然肯定无法服众,就是皇帝也不会答应,因此有才学、有节操的士人还是得以源源而进。

      二是明代御史一类的言官职位数量极多,《明史》《赵焕传》中说:“故事给事中五十人,御史一百十人”,这一百六十位言官可不是个小数目,没有谁能尽数植其党羽,就是皇帝也没这个能耐,好像万历那样对去职的空缺一概不补,也到底没躲过言官们的指责。

      三是言官们不像内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有极多的政治利益和现实利益牵扯。他们大多没有很复杂的利益关系,除了弹劾人还是弹劾人,而且即使你不弹劾别人,也有其他人去弹劾,所以少有能谋取好处的资本。我想,唯一谋好处的途径大抵就是投靠内阁或者某一派势力了。

      但是,言官与清议本又是连在一起的,若那位言官因投靠某个势力惹了清议,而其本身又没有如内阁那样的权势,那么很快就会被赶下这个位置,这种特殊的环境在客观上也迫使言官们保持了一定的自律精神,从而使整个言官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自思想到行动能得以秉持一种比较极端的、一切以道德为先的价值观。

      而换个角度看,他们的职能是纠察风纪、弹劾官员,这种以道德为先的价值观又恰恰是这个职位得以存在的重要基础之一,这是互为表里不可分割的两个层面。

      正是由于上述这些方方面面的原因,明季的言官和朝野清议始终与政府鸿沟巨大,处于鲜明的对立状态。

      然而,虽然良好的士风士节在言官中保持得最为完好,其作用却不大,究其原因,乃是内阁们即使私德有亏甚至不学无术,但往往能获取皇帝和司礼太监的支持来压制言官,再加他们手中掌握着实权,真翻了脸不讲说道理胡来一气,那也只能无可奈何。因此言官们虽然在民间甚至朝廷上经常占着理,能赢得舆论的普遍支持,可最终少有能在斗争中占上风的,这也是明季政治格局的特征之一。

      通宝推:履虎尾,
      • 家园 当时能挽回时局的

        得又一位张居正转世 张居士深得权变之术 绝不迂泥于儒教纲常 非常实干 这样的人 当时的世风学风百年出不了一个 再说了张的下场让人胆寒 就是有能力为之也不敢为之

        • 家园 张居正转世也没用

          有不世出的人是因为他出不了世.明末一个张居正,或是准张居正都出不来,是因为没有这样的人吗,还是这样的人出头必然被按下.个别的英雄造的了时势,那是千年一遇的人物,大部分都是时势造的英雄.

          • 家园 张居正的身后遭遇朝臣们都看到了,谁还敢出头做张居正第二?

            以一个封建王朝论,明朝当时气数已尽了,改朝换代正当其时,能够挽救汉家天下的,除了朱元璋就是曹孟德了。如果真要可惜,我觉得更应该惋惜李自成没有朱元璋刘邦这样的能力。

            另外,明初朱元璋和朱棣两人,为长治久安计,从制度上和思想建设上基本杜绝了知识分子造反从贼的可能和地方实力派坐大的可能。应该说,这些努力基本上是成功的,与其他王朝相比,明朝知识分子在开始阶段,从贼的确实比较少,但是,趋利避害与趋炎附势也是人性之一,当外部形势过了临界点后,他们抬眼看,想找一家汉族政权来重新投靠已经不可能,只有剃发从夷一条路了。

        • 家园 有张那个胆子的人,还会害怕他那个下场?

          再说,他的下场哪点不好啦?人死之后才被挖坟鞭尸,难道他还会疼?不就是给活人看的吗?就是吓活人当中,出不了第二个张居正!克伦威尔的头还挂在城头几十年呢,他会疼吗?不还是名留青史?

          也许张在决定走那条路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死后必然有此一劫,所以在做正事的同时,在生活上相当的奢华张狂.如此看来,他可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相信死后有灵魂,会让自己痛苦.

          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

          要张真是这样的人,俺倒是非常喜欢他了.

          那个唐国强演的张居正,一脸正义凛然的样子,传统士大夫,毫无个性.

      • 家园 既然如果,不如如果的多一些

        如果孙阁老真的清了君侧,让天启和崇祯两个皇帝如何对待他呢?往好了说这叫挟不赏之功,往坏了说这叫如芒在背!

        就算天启能像唐代宗与郭子仪一样相安无事,并且孙阁老得以善终,那么怎么保证不会别人再有类似的事情的时候,不会成为魏武帝或者司马昭呢?

        檀道济不死,或者御外的长城可以不倒,但是君臣之间的长城从哪里来?

        关键词(Tags): #杂谈#历史
      • 家园 难啊

        没有动手,他是孙阁老;动手了,没准他就是司马懿了。说起来孙阁老的优点宣王也都有啊。

        • 难啊
          家园 确实如此,所以孙阁老更具有古典悲剧色彩

          这种因正义和道德两者之间悖论产生的悲剧,往往极具震撼性,叫人回肠荡气无法释怀,憋闷一口气出不来。

          宣王则永远无法体现出这种意味,两者之间的差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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