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青春作证，向风车开战（一） -- 俞天任

前面讲过“日本托洛茨基者联盟”是1957年1月成立的。

1956年对于国际共运来说是灾难性的一年，这年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赫鲁晓夫的斯大林批判；第二件事是匈牙利事件。

现在的人可能不容易理解这两件事的重要性。

除了在中国的老佛爷时代以外，革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一个非常酷的字。当时，共产党和革命党就是同义词，根本就没有共产党之外的革命党。苏联是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联共是世界革命的最高司令部，联共总书记的斯大林则无可争辩的是所有革命运动的最高领袖，是和马克思，列宁并列的人。啊，应该说是并列的神。全世界的革命思想家们都在拼命读斯大林全集，拼命在自己的文章里引用斯大林说过的话。

这时候世界革命大本营的总扛靶子赫鲁晓夫跑出来批判斯大林时，你说大家震惊不震惊？这件事和当年天皇的人间宣言有得一比，不，比天皇的人间宣言尤为震惊：天皇的人间宣言是从神降到了人。而斯大林则是从神降到了恶魔。

苏联是工人阶级的乐园，社会主义国家全是工人阶级的天下对不对？可怎么工人阶级在自己的乐园内会闹起暴动起来了？这些个国家的工人阶级怎么就一起开着坦克去打那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去了？

要说明白这两件事可不容易。日共就干脆不说明了，谁愿意想明白的自己去想去。

要不怎么叫知识分子呢？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是喜欢瞎琢磨，不管什么事，不琢磨得能说服了自己是绝不甘休。

有人在想，共产党能够通过自我批判来解决问题；有人则想，共产党这个组织本身出了问题，得成立新的革命先锋队了。

有人在想，斯大林的错误是出在个人崇拜和个人独裁上面。现在的联共所采取的集体领导体制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有人则想，斯大林的错误不仅仅是个人崇拜，而在于他抛弃了马克思列宁的世界革命学说，去建设苏联这样一个官僚主义的国家。

有人在想，苏联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祖国；有人则想，看看匈牙利的现状，苏联只是起了个社会主义的名字，和帝国主义没什么两样。再看看匈牙利暴动的原因，苏联也谈不上什么“工人阶级的祖国”。

这就是上世纪50年代末困扰着全世界年轻人的三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也就区分了传统左翼和新左翼。日本的托洛茨基派就是从这三个问题开始复活的。

当年日共的看法是：日本虽然名义上是独立国家，但实质上是受美帝国主义占领的殖民地，因此首先必须把日本从美帝国主义手里解放出来，然后再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所谓“两阶段革命论”。

因此首先必须搞“反美统一战线”，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哪怕用唱歌跳舞的手段也行，多争取到一个人就是胜利。至于现在就要搞社会主义革命，那就是托洛茨基主义。

但是，尤其是在大学生共产党员中，这套理论没有多大市场。大学生们认为当时的日本已经不仅仅是美国的附庸国了，日本自身的垄断资本主义也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地步。根据列宁的名言：“帝国主义就是垄断”，学生们提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说法，说是日本已经帝国主义化了。

这就是以后在20年内一直在用的“日帝”这个名词的由来。

在大学生们看来，“广泛的反美爱国统一战线”只不过是一种右倾投降主义，民族排外主义的论调，必须批倒批臭。至于“和平共处”，那更是放弃世界革命的不可饶恕的罪行。这样日共就失去了控制大学生们的精神和理论力量。

1948年成立的“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全学联）包括了几乎日本所有大学的学生自治会，是日共领导下的最大的学生组织，其领导成员几乎全为日共党员。但是说到底这个全学联只是日共领导下的组织，并不是日共的一部分。而日共在控制全学联之外，又在各大学发展“细胞”（后来叫支部）。这种本来是用来搞公开和秘密斗争的两套班子在那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成了两张皮。全学联逐渐地就游离于日共的思想之外了，其实那只能怪当时的日共还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日共真正独立还是在60年代末期和联共中共全部吵翻以后。

而全学联这么一个没有了精神和理论支撑的组织，一下子就会像沙滩上的大厦一样倒塌。作为“安保斗争”的序曲，看看当时正在进行的“砂川斗争”的经过就知道日共是怎么丢掉了对最拿手的学生运动的领导权的。

麦克阿瑟来了，把德田球一从牢里给放了出来。不仅放了出来，麦克阿瑟还搞“民主化”，共产党可以合法存在。

一般都认为麦克阿瑟是极端反共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麦克阿瑟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位职业军人，对政治不太感兴趣，一开始的时候虽然不喜欢共产党，但一定要说和共产党有仇倒也不一定。再加上法国的戴高乐有句话对他特有启发：“消除共产党的威胁的最好办法就是使共产党合法化”。戴高乐就是那么做的，所以共产国际被打开的第一道缺口就是法共。

德田球一是个坐了十八年牢的英雄，但是甭管什么英雄也没有喜欢坐牢的业余爱好是不是？现在可以不坐牢了，麦克阿瑟还容许他们参加选举，选上了就是议员了，就发达了，谁不干？这德田球一就和从延安回来的野坂参三一起又把日共给重建了起来。1946年战后首次选举，日共首次参选就得到了五个席位，德田一开心，就又规定了一条，以后不准叫“美军”或者“占领军”，得叫“世界人民解放军”。

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日共还自己制定了一个《日本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虽然后来“世界人民解放军”反对，结果不了了之，可也是了不起的一步哇。虽然1947年“2.1大罢工”时有点不太顺利，日共领导下的“全官公厅共同斗争委员会”的委员长伊井弥四郎被“米国解放军”们押到广播电台播音室，用枪指着脑袋逼着发表中止罢工的命令算是领教了麦克阿瑟大帅爷的利害。但总的来说还能凑合，到1949年的大选时，日共的议席增加到了35席。两年翻了7倍！

但是好景不长，正当德田没事在算离那个“日本人民共和国”成立还有几天的时候，接连出了几件大事。

1950年1月6日，共产国际情报局突然发表了一篇论文《有关日本的形势》，开始了批判日共领导人的“右倾投降主义”和“议会斗争”路线，指责日共“容忍美帝发动战争”。你不是他们叫“世界人民解放军”吗？那是帝国主义！被帝国主义解放了的，那算是个什么东西，帝国主义崽子？

日共当时的最可悲之处就是它还不是个独立的政党，一举一动都得听共产国际的。其实当时日共小日子过的挺滋润，他真要是像铁托那样公开举面反旗出来你共产国际还真能吃了他不成？

所以德田球一就不买账，以日共政治局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文章叫《读〈有关日本的形势〉有感》，和共产国际情报局对着干。德田是日共的大英雄，所以他这边也人多势众，大家给他们起个诨名叫“所感派”。另一派就是宫本显治等主张接受“国际批判”的所谓“国际派”了。

但是啊，祸不单行，就算当时日共想破罐子破摔和共产国际翻脸也没有机会。6月25日，韩战爆发。麦克阿瑟可不管你们家里的那些破事，反正你们都姓“共”，那就是一伙的，那边在打韩战，你日共就肯定是第五纵队。日本作为美军的韩战后勤兵站基地，不搞好安定团结不行，俗话说攘外必须安内嘛。

麦克阿瑟这就和日共翻了脸，把日共领导人都剥夺了公职，实行预防式逮捕。就是说虽然还没有抓到你犯罪的真凭实据，但是为了预防你的犯罪，先把你抓起来再说。到了1952年还干脆就制定了一个《破坏活动防治法》来专门对付日共。这下野坂参三又只能远走中国了，德田球一呢，当然也不愿再坐18年牢，跟着野坂参三一起去了北京。

到了北京，那二位也牛不起来了（中共也已经正式开始批判日共了），那个所谓“有感”也就收了起来。积极检讨，立功赎罪。第二年1951年召开的日共第五届全国协议会（简称“五全协”）上，采纳通过了德田球一起草的《日本共产党当面的要求》，采取了军事方针，走中国老大哥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虽然是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那也分时间场合。当时的日本是怎么回事呢？韩战一开，日本作为了美军的后勤兵站基地，光修那些在朝鲜半岛上被志愿军打散了架的坦克大炮就忙不过来了。这一下子景气就好了起来，景气一好再要搞武装暴动就不容易了。日共组织的“山村工作队”，“中核自卫队”除了扔个把燃烧瓶，乘没人跑到派出所去打个上年纪的片警大叔之外什么都干不了，反而还搞坏了形象。52年的选举中原来的35个议席给全弄没了。

德田也郁闷，1953年10月14日客死北京。两年之后的1955年9月13日在北京召开了有三万人参加的大型追悼会，主祭的是刘少奇，毛泽东亲自题字“德田球一同志永垂不朽”，但是没人知道为什么追悼会迟了两年开。

德田球一的继承者们现在叫“日本共产党（行动派）”，还有多少人不知道，就知道他们的口号是：“我们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德田球一的正统继承人”。

德田球一死后，野坂参三于1955年回了日本。那时候麦克阿瑟也不在了，1953年旧金山和约签定以后，日本重新成为了独立国家，原来对日共的限制措施作为占领军的东西就自然失效。乘这机会，野坂参三和宫本显治也和解了。1955年7月又开了个第六届全国协议会（所谓“六全协”）来清算“五全协”的错误，重新制定一下今后的行动方针。

日共也是日本人。日本人有个特点，就是喜欢矫枉过正，这一下修改修改行动方针可一下子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去了。

要按“六全协”的说法，以前全是“左倾盲动主义”，是乱来，是机会主义路线，从现在开始要开始正确路线。什么是正确路线呢？什么“唱歌运动”，“学习运动”，“助人为乐运动”，大家弄点钱来在公共厕所里添点免费的手纸肥皂什么的？

要说这也不错，但是那些“错误路线”的执行者怎么办呢？当初说要搞武装斗争也是中央指示，人家可是提着脑袋出生入死的。现在不搞了，还要说上一句那是错误路线，当年被杀被捕的哥儿们就只能怨运气太差了。

这样一来，一直是绝对地被信任着的党的权威就垮了。日共这种像风车一样骨碌碌转的政策变化，一下子就使其丧失了最基本的支持群体：青年学生。

倒霉的事还不止这一件呢。

有人在评论二次大战对日本社会文化思想界的影响时说过，是二次大战才正式把日本从中华文化圈中分了出去。

这句话不容易说明白，同意的反对的都会有。但是如果只从中日思想界的交流这一点来看这句话倒是千真万确的。战后两国的思想交流就停止了，双方互相思想的影响也停止了，后来中国的文革对于日本学运的影响是很有限的，而且更大程度上是出于战时日本人对八路军尊重的继续。与其说日本的大学生与中国文革发生共鸣，不如说是中国当时的密封性使得日本大学生们产生了对“神秘”的憧憬罢了。林彪事件和尼克松访华以后，“中国”两字立即没有人提了。

这是因为战后两国各自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社会形态和价值取向和战前相比，中日两国有了根本的区别，因此中日双方的思想交流变得没有必要了起来。那么台湾呢？台湾和日本的价值取向有其相像的地方，为什么也看不到什么思想交流呢。

这个问题很好回答。日本思想界在几千年中，始终是在被动的地位，只有被别人影响，没有影响别人的能力和传统。而台湾则可以说没有思想，只是按照大陆思想的教条出些馊主意罢了，所以这两地区发生不了所谓思想的交流。

日共的历史就是最好的注解。

日共是在中共成立一年以后的1922年7月15日作为共产国际的日本支部成立的。但日共的运气没有大它一年的中共好。两次国共合作，让中共在自身发展最重要的两个关头得到了修生养息的机会。而日共成立的开始就正好是昭和军阀开始抬头，整个日本现代史上最黑暗的时候，因此在1945年以前一直是处于非法状态之中。

世界上共产党不少，但最后成了气候的不多。如果不算原来东欧，北韩那种从维持会开始的共产党政权的话，真正共产党人自己把政权弄到手的也就只有苏联，中国和越南和南斯拉夫。但是第三国际把南斯拉夫开除了，这南斯拉夫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国家好像还没有结论。当年先帝爷和赫鲁晓夫打口水仗，其中有一个争点就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管他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起码人家是从秘密斗争起家的。共产党要掌权，一定要有个对外战争作前奏，而且还得输。“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嘛。不管怎么说共产党人，起码进入上世纪以后共产党人已经抛弃了总教祖马克思的那种抛弃国家的想法，而成为了最积极的民族主义者。

日共连在这点上都没占到便宜。日本倒是经历了一场对外战争，可日本是祸害人的一方。所以日共不像别的什么共一样把手一挥，带着大家去反侵略。又能得到老百姓的尊重，那当权者还不能说什么，看着憋气也只能忍。不管是战前还是战中，日共在政治上是完全正确的，可是有几个日本老百姓能懂这“政治上正确”的玩意？在普通日本人看来，那可都是一帮“日奸”，就该被治安警察和特高警察抓去才解恨。

再者，他那“政治上正确”也只是泛泛论而已。战前日共一直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所有的理论全是从老毛子那儿批发来的，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共产国际认为当时的日本社会是被“绝对的天皇制”，“寄生的地主制”和“财阀垄断的资本主义”所统治。因此要通过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两个阶段”来实现社会主义。

大家听着是不是觉得有点耳熟？没法不熟，就是那个大多在党史课上学过的《联共党史》的内容。斯大林可是认为那玩意“放之四海而皆准”，对随便哪个儿子党发的指示全是那样。

其实把那套理论里面的“天皇”改成“沙皇”，再搁回1915年的俄国去，可能大差不差。但你要放到1925年的日本，当然大差也不差但是大对也就不对了。首先日本的天皇制就不是绝对的，日本地主的寄生性比俄国的也要差的远了。所以日共的主张得不到日本人民的支援也不算不正常。

斯大林批发到中国来的那一套被中共党人作了修改。但日本人喜欢搞“拿来主义”，什么东西都先拿来用了再说，等到发现不合适了再改改。但这东西不一样，这是裤腰带上拴脑袋地干活，发现不合适了，那脑袋就不再在裤带上了。

再加上还有个关东军宪兵司令出身的东条英机当了首相，实行的是其最拿手的“宪兵政治”，所以日共的遭遇也就悲惨的可想而知了。到最后除了远走延安坚持反战的野坂参三等几个人之外，要不然像作家小林多喜二那样惨遭杀害，要不然就像德田球一，宫本显治那样一坐就是十几年的牢。

战后前期的日本政治家有个特点：坐过牢的特别多。坐牢也分两类，一类是战前战中坐特高警察的牢像吉田茂首相，另一类是战后坐美国人的牢像岸信介首相。

比如日共的总书记，1922年建党时的元勋德田球一就从1928年开始坐了18年牢，是条硬汉子吧？这连总理大臣吉田茂都不得不服，那位吉田茂也被特高警察请去喝过茶的，但就只有40天左右，麦克阿瑟来得快，把吉田茂救了出来。但就这40天已经让吉田茂觉得好生难熬，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天那，这位德田球一居然坐过18年牢，本老爷的150倍，绝对是条好汉。

所以尽管吉田茂在反共这点上是人所共知的铁杆派，但是他对德田球一的评价却很不差：“和对其他共产主义者不一样，我对他（德田球一）不知怎么没有憎恶感。”

不知道是不是德田球一的坐牢记录让吉田茂佩服得五体投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