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敌后游击 摩擦 王泰恭(一) -- 王外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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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reply

        一直潜水,看到司兄最近的几篇帖子,忍不住想说几句。

        从司兄的帖子来看,司兄是一个很注重档案文本材料的人,说话都很有根据,这种严谨的态度的确是国内很多论坛上看不到的(岔一句,就是正规报刊上也基本很少看到),这点要佩服一下。但是有个问题不知道司兄注意到没有,就是档案材料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材料的真实性,这并不是说它们是被伪造的,而是说档案材料的记述人本身并不能完全地纪录历史事件,有时是因为记述人没有亲身参与事件,有时是因为其观察面不够广只能记述到自己所观察到的那一部分,再就是有时记述人难免带有自己的主观情绪而有所取舍。这样的话,档案文本材料的使用就需要很小心,需要旁证,幸好对于几十年前的那些事件,还有足够多的其它史证,比如乡老之言。

        档案的考察,正是有志研究历史者,不可或缺的能力.如何考察?第一要博学,要看的多,要比对,第二要审问,要心有所疑,不能尽信书,第三要慎思,要严谨自己的思维逻辑,要加强自己的专业学识.第四要明辨,要养成自己取材分析的能力,什么材料能用,什么材料不能用,什么材料那里可能是讹误,要能有分别清楚的能力.第五是笃行,有了基础,就要持之以恒,研究求其深,求其精,求其实,求其详.

        司某喜欢写些战史顽意儿.博学,我尽可能阅读材料.审问,我的心中永远有解不完的题材,之视所有题材,都是critical,都要审其疑滞,求其实貌.慎思,我为了解析这些题材,遍究典范令,六大教程,作战纲要…等军学书籍,若有考试,我应是民国初年一合格中下级军官,加上我曾服役军旅,如此我的思维,就能求缜细合理.明辨,例如我前阵子看文史资料选编,那已是分析,而不单纯是阅读.笃行,只要有时间,我尽可能写点东西,阐发我的见解,也力求继续深刻我的辨析能力.这样,司某才敢自称在搞些研究.我的心得,供您参考.

        国共相争,是非先不论,单纯比较双方的组织能力,土共是远远胜过国民党的。在土共之前,中国没有哪种政治势力可以完全从外界介入农村控制农村事务,这点只有共产党做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最大的差异不在政治信仰,而在对于中国传统的态度,国民党总体而言是一个继承了中国传统并以这些传统统治的政党,而共产党则是一个完全打破传统改用全新方式统治的政党,因此,国民党沿着中国的传统去做就必然要依靠士绅管理乡村事务,因此,对于农村权力和财产结构就不会有太大的变动。而采用全新方式的共产党,就不能继续那种依靠乡绅间接管理的老路(用传统方式他们是争不过国民党的),他们采取了彻底打破农村旧有财产、权力结构的方式完全控制了农村(土改是这种方式的集大成者,土改并不仅仅是土地的分配,同时还以政治上支持贫雇农的方式改变了农村的权力结构)。这种差别就造成了国共两党在抗战以及稍后的内战中表现的差异。国民党做不到对人民的完全动员,主要依靠拉壮丁来满足兵源需要,物资的征集也不如共产党方面有力,这不是说共产党更会搜刮,而是说共产党的征收机制要更有效率,成本和浪费更少。(司兄可能会举出反例,如十万青年十万军,我不否认有,鄙人祖父当年要再长一两岁也被录取了。但是大多数的兵源还是依靠拉壮丁,鄙人祖父的一个远方表兄,解放后被镇压,原因不是因为他参加过军统,而是因为他一直做的就是拉丁的事情,在当地激起民愤。)共产党由于能够完全控制农村,因此能够充分动员其控制地区的一切资源,兵源、粮食、被服、后勤支持等,而且供应效率要更高。国民党方面还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组织涣散不如共产党凝聚有力,很明显的,司兄提到的王泰恭,估计三民主义都没好好学习过,就“委”了县长,这在共产党这边是不可想象的,共产党基层政府中实权绝对都是党员掌握,保证上下级的一致。王因为手里有武力被委任为县长,他的上级是否可以对他做出足够的约束与控制呢?具体点,他的上级是否可以很顺利的把他调任到另一个职位(比如河南兰考县长)呢?是否可以很顺畅地指挥王的队伍呢?共产党也收编这些民众武装、伪军、“游杂”,但是绝对要加以改造,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改变这些队伍,真正做到吸收一切抗日力量,光给些官职,那是招安不是壮大自己。可是,国民党方面也就只能依靠王泰这样的人来进行游击作战了,因为国军的兵源结构、军事理念与后勤方式都无法适应敌后犬牙交错、变化剧烈的形式,就只有依靠当地民众武装对游击战的天然适应性了(地形熟悉、战斗意志强、官兵关系比较好,在当地能够得到支持)。而共产党基本上是到哪里就把哪里变成自己的“老家”,建设根据地,以取得当地支持。这样一来,在敌后的广大地区,就是国民党控制力越来越弱共产党控制力越来越强。

        为什么您认为司某要举反例呢?您的这段分析,司某认为很不错.

        读过黄仁宇的作品?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桂军的皖中地区,就是国军方面唯一的敌后根据地。

        您不妨多参考相关材料.

        对于国共两党,评价要分时段的,49年,甚至说56年之前的共产党,都是很不错的,土气但不失真诚,让大家服气;而这时期的国民党,就很有些书生气,动手能力不强,有时过于守旧,不能让民众有新希望。现在来看国共两党,当然评价会有变化,因此,以56年之后发生的事情来评价56年之前的共产党,是不恰当的,就像不能以在台湾的国民党来评价在大陆的国民党一样,在大陆的国民党哪里会让一个公开的反对党一起参加选举?所以说国民党也变化了,对不对?

        道德评价,评价道德,这就见人见智了.

        今天刚好回一帖.烦参考http://www.cchere.com/article/888075

        还有一点要和司兄说明,司兄曾提到:“公社,生产大队,公有制的劳动积极性,应不需多说了.这就是”影下黑”,这些就发生在您上一代的事情,您硬是能视而不见.您若有尊长是农民,不妨问问他们,发生过什幺事情.”这似乎当是林毅夫的理论,农业生产质量的监管问题。不过据我向身边的长辈了解,生产队劳动强度一点不低,我父亲文革后期高中毕业回家务农,当时鄙人家那个村子一项主要工分就是去河边挑沙,那个生产队长负责装担,每担都装得冒尖,我父亲当时刚到十八岁,身子嫩吃不消,就把冒尖部分倒了,队长于是登记为半个工,我父亲当时就气哭了。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增产,我的理解是有这幺几个原因:一是化肥农药使用量的增加,土地肥力提高病虫害得到控制;二是种子品种的改良,杂交水稻得到推广;三是耕作技术的进步节约了人力,比如秧盘育秧和抛秧,这绝对是天才的技术,插过秧的朋友应该都会这幺认为的,省力、快、而且还增产。

        这个倒值得多谈几句.什么是工分?为什么要有工分?人民生产,自由经济原本即以多劳多得为原则.结果公社制一笔勾消这个原则,大家吃大锅饭,多劳少勬同样收益,就造成”自然”灾害.如何矫正?只好再回到多劳多得,算工分.您父亲工分被评少了,自然要气的哭了,因为他的口粮(底薪),也就因此而减少.

        那工分能不能促进生产积极性呢?普遍而言是不能的,为什么呢?”工分”要有干部评分,这就在多劳多得原则上架上一个大框框,有大框框,就有浪费,欺骗……例如,您父亲待的这个生产大队,挑砂算体积,这就很不错,司某看过另一个例子,为了骗工分,大家挑的少,一担作多担挑,工分到数倍,这种事太多了.古人有言,”皇上家的工,慢慢的磿”,磨一天是一天的补贴,为什么要一下做完呢?如果中共改革开放的原则对此能有什么启示,那就是,少点官办的集体劳动,跳过大框框(即官僚制度,Bureaucracy),回到多劳多得的原点,回到自由竞争,市场机能,生产力才能作最大边际之发挥.

        司某上所举例,来自高王凌<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片帆洗海君很好,他用了心,心有滞惑,他能由审问而力求明辨.所以司某很乐意贡献所得所知,交流互通.

        至于,其它有意赐教的朋友,烦参考司某于此篇讨论中之<结论>.谢谢.

        http://www.cchere.com/article/886072

        • reply
          家园 Reply

          [ALIGN=CENTER]档案的考察,正是有志研究历史者,不可或缺的能力.如何考察?第一要博学,要看的多,要比对,第二要审问,要心有所疑,不能尽信书,第三要慎思,要严谨自己的思维逻辑,要加强自己的专业学识.第四要明辨,要养成自己取材分析的能力,什么材料能用,什么材料不能用,什么材料那里可能是讹误,要能有分别清楚的能力.第五是笃行,有了基础,就要持之以恒,研究求其深,求其精,求其实,求其详.

          司兄提到的这几个原则,非常正确,司兄是有历史学科班经历的吗?

          不过窃以为中国的很多档案资料颇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令人苦恼。

          黄仁宇的书看过几本,老实说,确实是有才的,就是很多地方有点罗唆。

          司兄可能还没有完全理解清楚我举我父亲的例子的用意,我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在文革的时候,生产队的劳动强度也有高的地方,并不是想说工分制度就很好。

          不知司兄是否赞同,研究中国历史有一个非常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中国的农村从来都是非常复杂的,绝对不能用一刀切的方式处理,在看待阶层时也不能用脸谱化的描述。历史本身的丰富远远超出史书的记载和我们的意识。回到工分上来,西西河一大牛冰冷雨天曾写过一个帖子,他当年插队的那个村子工分就非常值钱,隔壁村勤快是勤快就是做无用功,所以穷。(冰冷雨天http://www.cchere.com/thread/535316/1/)这个例子

          可以说明即使是在中央权力完全介入农村控制农村的时候,在农村依然存在复杂的多样性。

          工分在我看来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多劳多得形式,只是在劳动价值的衡量上进行了人为的改变,很多地方工分的价格被人为降低了。生产队社员收入不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很多劳动都是被浪费了的,比如冰冷雨天那个帖子里提到的那个村子,就老是“打着红旗下田折腾,那真的是折腾,不是种田。什么“炕床育秧”“矮杆密植”“小坑焖肥”,要不然就是开大会,喊口号。”劳动被浪费了,投入没有产出,当然就穷了。现在农民自主经营了也有这种问题,前不久陕西农民不就把自家田里的芹菜全给推了吗?这也是无用功没有回报。只不过一个是人为因素一个是市场因素。农民的劳动不能被浪费,这样农村经济才能有起色。

          最后想跟司兄说点感性的话,对于您来说,大陆以及大陆建国以来的历史只是书本上的铅字,可是对于我们以及我们的父辈来说,这不仅仅是铅字,这更是我们曾经走过的路我们曾经的生活方式生活内容,无论我们现在怎么去看待评价它,它已经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了,所以,我们做不到您那么超然,历史从来就不是没有人类情感的,我想,这是河里很多人要和您激烈争论的原因吧。

          • Reply
            家园 佩服几位!

            历史从来就不是没有人类情感的

            非常赞同这句话,谁能说自己对历史的回顾是完全中立不带一丝感情色彩的呢?或多多少都会受到自己世界观的局限。其不同之在于,这观点是被多数人认可还是少数派罢了。

            在我看来历史不过是个成王败寇的过程,胜者书写的历史在后人的不断修正中也许能还原一段真实。我们看到的被记录的历史往往并不是真实的。

        • reply
          家园 我读过的一些日方回忆文献中就提到了

          中共的组织能力,动员手段,农村政策都要明显优于国方。这不需要黄仁宇老先生来证实啊?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几百万大军几年就垮掉了,反省还是要更真诚一些的。我原来以为听到的一些共军人海战术国军打得心软之类的话还以为是开玩笑的,后来和台湾朋友聊起来才知道真是这样的宣传,这样的反省态度就近乎于无聊了。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即使不看任何史料,看双方在随后内战中的表现,对此前的作为也多少可以作一些推想吧?军队的战斗力,指挥官的作战经验,士兵的作战能力和战斗意志,政党的组织能力,动员能力,政策的得失,民心的得失,这些都不是一两天可以成就的。内战这样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战斗在三年内就形势逆转,也就可以推想一些以前的情况了。

        • reply
          家园 恐你没看见,再提一下:人家称你司徒兄,你自称司某,哪个对

          恐你没看见,再提一下:人家称你司徒兄,你自称司某,哪个对?ID虽不是人名,称司徒某,司某,一样么?

          • 家园 reply

            煩參考以下鏈結.

            http://www.cchere.com/article/863617

            • reply
              家园 谢谢回复。司徒君,你让人有点失望。

              回顾国军转进台岛五十余年,痛定思痛都早过两三代人了,今天当可坦荡面直,然司徒君仍守着“共产共妻”之技巧,无以复加,实叫人不解。

              须言明司徒君在文中并无给出任何“共产共妻”的言词!“共产共妻”纯碎是一比喻,拿到这儿来比喻似是而非。“共产”似是,GCD本来就主张“将来要共产主义的云云”,GCD也从不否认。“共妻”就是彻头彻尾谎言了,用来吓唬不明底细的人之意味更大,但这是现在,60~70年前,KMT用着正欢呢。

              众所周知,被骗过的人一旦得知真相,反感倍增、反弹更烈,KMT吃过这“甜头”以及苦头D,先甜后苦,可是没记住。KMT们(受了台湾教育且至今仍不能独立思考者),则是完全秉承了这记性。司徒君在为“王泰恭县太爷”被八路击毙叫屈一事上,还拍案而起,额头青筋暴凸什么的,正是反映了这一顽症。

              王泰恭乃国民政府任命的“内黄七品”,“中央政府”来头多大呀,正统、正宗,哼!所以别人一定得服从。而这位王县太爷,没有上任内黄,却是因为去上任路上要经过八路军控制的一个叫“白道口”的地区,怕引起磨擦。实话实说,恐怕是王泰恭的队伍还不够大、不够壮吧,王泰恭够明白,甚至世故的。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八路军控制的地区,即八路军从日寇侵占区夺回或日军无法控制住了而放弃回到我方的地区,是否就可以凭一委任状,由象王泰恭这样“得到”?当时王泰恭是“知道”这个答案的,所以他没去上任啊。国民政府这一类的委任,喜欢研究细节的司徒君,能说个子丑寅卯来么?

              不是有句话叫“此一时、彼一时”吗,时过境要迁,聪明一世的,还可能糊涂一时呢。王泰恭虽然没有正式上任顶河南内黄县太爷的缺,自己家乡河南滑县的那“顶子”却是他本人自戴上的,终于上了船,还是双县太爷,好威风。那一段时间滑县没有八路军,这一上船暂时不打紧,跟着国府打日本人就行。可是这回子,王县太爷在“减租、减息”上犯了点“钱串子”病,作为集“超级乡绅、政府官员、民团首领”一身的王县太爷,实在不该这么见钱眼开,小家子气,那是赈灾呀,人命关天!司徒君,恐怕不以为然?可这正是KMT转进台岛的根本原因,抗战中就“预订了去台湾的船票”,马甲兄岂止妙语联珠,是画龙点睛之笔嘛,很传神哦。

              是不是打过日本鬼子或抗战出力,就不能被“借粮”了?这正是分歧所在。

              要解决这个分歧,也许回答下述问题极有帮助:国军抗战将领,例如张灵甫吧,可不可以去延安,把毛泽东提到南京?因为他抗过日,谁也不能阻拦他么!反之,共军抗战将领,例如彭德怀吧,可不可以去南京……有了这样的一个比喻,什么“我内黄前贤抗战期间浴血奋斗”云云,都可以迎刃而解了吧。没有人能抹杀抗战史,张灵甫的不能,内黄县的也不能,“游而不击说”更不能。看问题的视野是不是应该宽一点啊?

              有人说,这背后是GCD扩充地盘的图谋,呵呵,这正叫“似是而非”。“是”在哪儿,GCD真奉行“救人要紧呐”政策。“非”在哪儿,争夺的是人心,地盘大小(土地之得失)才没那么重要呢!

              不用质疑什么,GCD的组成和运作方式,尤其是她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的人员组成和运作方式,决定了GCD必须那样考虑问题和那样行动。KMT不是也有三民主义吗?那“扶助工农”哪儿去了?

              输了,不怕,要明白输在哪里,发明“共产共妻”的真有点该死。

              • 家园 支持!

                还没看过司徒兄的文章就先看了几篇反驳的,几位都是文坛高手,有理有据,写得真是不错!现在就去找司徒兄的文章拜读下。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的宣传应该都有其片面性,已经听和看过太多一边倒的评论,现在有不同的声音,能让我们跟好的正视这段历史。

                顺便花之。

      • 家园 说的好

        我一直有类似观点但心拙手笨,兄说出了我的心里话。花。

        现在看另外很多历史文章,作者经常不自觉把现在的道德和现实标准套到历史当中,得出这个那个结论,我觉得是不可取的。如抗战是乱世,拿现在治世标准去衡量,无疑不合理。

      • 家园 中肯,花!

        恭喜:意外获得【西西河通宝】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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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敌后游击 摩擦 王泰恭(五)

      滑县位于传统农业区,距离黄河不远不近,每当河水泛滥的时候,总有灾民来来往往。这就使得当地社会结构中除了地主、富农、中农和贫雇农,还有一个数量庞大的最底层——游民。游民是不很稳定的人群,往好里发展是“民”,往坏里走可能就成了“流氓”,操纵和管理这类人群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豫北这里民团、土匪、会道门特别多。

      在当地,老百姓十分习惯于依附“大户”,中小地主以下的普通民众几乎没有政治地位,而豪门乡绅却具有异乎寻常的号召力(关于这一点,想想过去常在这一带转悠的袁绍和曹操就明白了)。

      到了42年下半年,在滑县本地人中名声响亮的人物,除了阎希孟、王泰恭,还有那个见人杀人、遇佛灭佛的李小孩。于是,豫北专员杜淑就来找他们了。

      杜少将以前当过军长,可此人却十分财迷。通常军饷和物资经过他的手就没了,搞得部队破破烂烂,靠绑票过日子,手下人觉得这么混下去太没意思,于是李静宜投奔共产党(成立了新四路),范龙章投了二十七军。四路军散伙,杜淑就变成光杆,只好接替吴旭如当了豫北专员。42年,杜专员又弄了个“河南省招募处长”的牌子,挂二十七军的番号招兵买马,他当然不肯花钱,指望着用封官的办法收拢地方民团。

      阎希孟比较稀罕挂军衔穿军装,于是跟着杜淑当国军去了(结果后来又跟着当了伪军);李小孩觉得还是当山大王比较爽,就没有理杜长官的茬;红枪会脾气大,干脆和老杜打一架;只有王泰恭比较有分寸,客套一番依然留下看家护院。

      在司徒卡兄的文章里有一段,说的就是这件事——杜淑問王泰恭:“你為什麼不打共匪,共匪又為什麼不打你?以你的實力與戰績,應早非現職,拼命苦幹又是為了什麼”——王泰恭的答覆,顯示他的目光犀利而長遠,行事實際而堅毅:“我不打共匪是我的力量不夠,共匪不打我是時辰不到,至拼命苦幹,亦僅係在國家危難之秋,盡一己之力量而已,名利實非所計”。

      在这里,杜专员显然是在诱导王区长入伙,而老王不愧是当教师出身的,忽悠几句大话就推过去了。稍微分析一下就知道这是套话,字面上的用词不能当真的——阅读历史材料应该有这个常识。

      可没想到司徒卡兄却当真了,他评论道:“王泰恭完全瞭解,共軍之所以不相侵擾,並不是真拿他當友軍,共同抗戰。而是共軍認為時辰不到,一但共軍尋著機會,就會下手。而他之所以不計名利,不恤艱危,拼命苦幹,只是在國家危難之秋,盡保衛鄉梓之責。至於成敗利鈍,在所不計。抗戰時期的國軍將士,往往有同樣的悲壯氣概……”,后面还慷慨激昂地引了一段《后出师表》。

      我不知道司徒卡兄是不是在开玩笑。如果是当真的,马甲我倒想要问一问了:

      杜淑与王泰恭说这些话的时候,是1942年。

      这时候,滑县正遭遇着历史上罕见的天灾和人祸;这时候,继41年的水灾接踵而来的旱灾和蝗灾正肆虐着豫北;这时候,河南百姓流离失所饿殍千里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事件;这时候,滑县41%的贫农逃荒30%的中农破产而国民政府依然照常催收粮款;这时候,一张桌子换不到个玉米馍一亩地只卖3升高粱十几岁的女子只卖2升红枣;这时候,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正被1400华里封锁沟1098个据点5000日军6万伪军隔断围困;这时候,岗村宁次正指挥华北日军向抗日根据地进行着最大规模的“铁壁合围”扫荡;这时候,左权将军英勇战死无数的抗日将士正面临牺牲;这时候,129师骑兵团正呼喊着“共产党员集合”冲向鬼子的包围圈……就在这时候!!!国民党的豫北专员和滑县豪门乡绅民团首领,没有讨论如何筹集赈灾物资、如何拯救灾民、如何维护地方秩序、如何向政府报告实际灾情、如何反击日寇、如何打击囤积粮食发国难财的汉奸……

      他俩争辩的话题竟然是——“你為什麼不打共匪,共匪又為什麼不打你”!

      司徒卡兄,你真以为这可以说是“目光犀利而長遠,行事實際而堅毅”么?你真的感到这算得上“在國家危難之秋,盡保衛鄉梓之責”么?你真的认定“抗戰時期的國軍將士有同樣的悲壯氣概”么?难道你真的不觉得,在这里引用《后出师表》,实在太无聊了么?!

      我还是宁愿猜测:王泰恭是在说大话敷衍杜淑专员。因为42年的滑县境内根本没有八路军部队,也不可能和抗日民团发生什么纠葛。

      冀鲁豫八路军这时也没有闲工夫来考虑王泰恭,他们正为了减轻灾区群众的负担,忙着实施第二次“精兵简政”工作。

      这次精简,首先取消了边区军政党委会,全区各项工作统一由区党委领导;取消八路军第二纵队番号,各种武装力量统一由军区指挥;缩减军区机关,部门合并,裁减非战斗人员,减少马匹(129师骑兵团差点下马改步兵)。营以下干部全部取消使用牲口,取消勤务员;地方从边区到县一级的党、政、民各机关单位均压缩编制,各级工、农、青、妇救国会合并为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抗联”)。

      42年12月,冀鲁豫边区又实行了第三次精兵简政——野战部队地方化。南下支队被撤消,改为第四军分区,军分区的规模很小,只有一个大团(十六团)和一个小团(二十一团),司令员为赵承金,政委张国华,副司令员朱程。

      司徒卡兄知道赵承金曾经在东北当过“胡匪”,是抗战后才参加八路军的。那么,应该也知道朱程副司令员在抗战开始时也不是共产党,他和王泰恭一样是组织民团起家,还是蒋委员长的老乡(浙江人)、黄埔生、日本留学生,但他最终加入了八路的行列,并且和日军战斗到了生命最后一刻。

      司徒卡兄也许不知道,四分区的政委张国华也曾经是“匪”。他以前是王佐的手下,毛泽东上井冈山的时候,这个小土匪还琢磨过“用棒子敲城里人的脑壳”。可就是这个“匪”,不仅成为了抗日将领,而且以后还在中印之战中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得印度军队三十年不敢越雷池半步!

      42年12月,这个由“匪”领导的第四军区成立后,如司徒卡兄所言:“專揀由實力薄弱的偽軍警或國軍游雜所控制的地區為發展的根據地”,开始了“擴張之旅”。只是,他们所选定的地方恰恰是王泰恭所不愿意去的内黄沙区——去那里开荒救灾。

      马甲在骑兵系列里讲过,两个月后骑兵团编入四分区,接受的第一个任务也是到沙区救灾。在当时,整个八路军机关、部队,上到总司令下到普通士兵都投入了赈灾生产运动。我想知道,在同样的时刻,河南灾区、华北地区乃至全国的国军……有哪一支队伍为老百姓做过同样的事?

      马甲我很好奇:当骑兵团和四分区的其他部队在内黄无人区,忍着饥饿、冒着瘟疫危险掩埋尸体、修整水井、为百姓耕地播种的时候,国府的豫北专员杜淑先生、“正牌”的内黄县县长王泰恭先生,内心会不会有一丝惭愧?——那位逃到台湾去的吴旭如先生后来是否明白:从蒋鼎文仍在催收粮款而八路军却开进荒地替群众种地的这一刻起,他到台湾的船票就已经预定下了。

      王泰恭是否“目光犀利而長遠”,马甲我不知道。但我分明看到,他正在往绝路上走。

      主力退出滑县以后,共产党的活动就转入地下,期间的主要任务是:一、情报的交通联络;二、团结爱国人士,共同抗日;三、开辟通往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护送来往干部,转运军用民需物资。

      冀中根据地沦陷以后,豫北成为八路军、新四军联系太行山和陕北根据地的重要通道。人员和物资的流动量越来越大,经常有小部队在夜间运动,而老百姓家的狗却时不时地成了向鬼子报信的“奸细”,为此,游击区开展了“打狗运动”。这个运动没办法事先进行动员解释,游击组分散出动、见狗就杀。当时正闹饥荒,能养得起狗的都是些富裕户,狗的品种应该也不错,七杀八杀就把狗主人们惹急了,事情闹到王泰恭耳朵里,他下令抓“打狗队”,把共产党区长揍了一顿,赶跑了。

      42年,八路军为救济灾民开展了募捐粮食的活动。除规定每个战士每月节约5斤小米、马匹节约10斤饲料粮,还动员富裕人家筹粮赈灾。一些开明士绅响应号召积极捐粮,却也有部分地主豪绅囤积粮食见死不救,于是滑县党组织就开展了“借粮运动”。

      借粮的口号是“同舟共济.借粮保还”、“一两米能救活一个人,一斗糠穷不了一家人”。工作组先对地主存粮情况进行调查再进行借粮动员,对顺利借出粮食的地主加以表扬,对讨价还价者、顽固拒绝者则登门说理(偶尔也动粗)。累计下来,全年共借出粮食20多万斤、红枣3000余担,花生800多担,起到缓解群众灾难的作用。

      许多贫困农民也配合工作组,提供情况、搬运粮食。武工队走后,心怀不满的地主就鼓噪起来,勾结民团对工作组和借粮群众进行报复。42年冬,邵鸿基活埋了共产党区长金国宣,王泰恭立刻有样学样,杀害共产党干部李本法和积极分子共六人,威逼群众退还借来的粮食。在地主与饥民的冲突中,他充分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43年春,冀鲁豫四地委派赵紫阳到滑县、长垣、封丘的结合部建立“滨河县”(这一带靠近黄河,在大旱之年恢复生产比较容易),引来了邵鸿基的强烈反弹。邵专员以为自己的队伍力量壮、以为八路军还是游击队的老样子,没把四分区放在眼里,肆无忌惮。结果手下三个支队被骑兵团和二十一团在索庄包了饺子(还成全大鹏抓了九十多个俘虏)。至此,八路军进入滑县东南,并站住了脚。

      43年4月,日军对豫北地区实施“大扫荡”,四分区对此早有经验——敌人捏拳头打来的时候跳出去闪开,待敌人分开指头搜索时再转过身打反击。可这次奇怪,日军没在豫北停留,直扑太南而去了。

      太南之战,国军准备不足吃了大亏。过程和结果大家都已经知道,马甲就不多罗嗦了。

      对于庞炳勋、孙殿英、杜淑……以及其他人的叛变投敌,已经有人予以了同情和理解,马甲也看过很多辩解的言论,感觉都不如孙殿英本人说的直截了当:“老子抗战五年多、和平两年半,功大于过!”,呵呵。

      国民政府或许可以理解这些人的投敌,但八路军则认为这是对民族的叛变,决心教训汉奸。

      43年7月,四分区针对深入滑县的杜淑实施了卫南战役,十六团、二十一团、新四路、卫河支队和骑兵团共歼灭伪军5000多人。打得杜淑没了脾气、打得他的副司令李旭东脱下军装做买卖去了、也打得阎希孟旅长回家继续当地主。八路军控制了滑县大部,赵紫阳也回到这里主持群众工作。

      从40年6月到43年7月,滑县周围还是那些人,只不过国军方面的大都成了伪军,而八路军却在敌后抗战中坚持下来,变得更加强大。国民党政府虽然不乐意看到这个结果,但却不得不接受现实,因此,他们听任县政府解体,基本上放弃了滑县。

      可王泰恭却没有认识到这个现实。这三年间,他从一个小小的自卫队长成为了滑县头牌大户,正踌躇满志,隐然以当地乡绅领袖自居。也许是他看见他的朋友吴蓝田还在县城、他的“老上级”杜淑还在附近、他的良师邵鸿基还在身边;也许是他见过八路军当初来了又走,认为“变天”是早晚的事;也许他见过共产党先前开展工作都和当地乡绅搞统一战线,现在办事也一定不能得罪他……总之,王泰恭自我感觉相当良好,放眼四周,觉得地方首领非他莫属,于是,直接向国民政府申请滑县县长的职务。

      河南省政府和滑县的联络本来已经中断了,忽然平地里冒出来的这么个“傻大胆”,自然慷慨答应,这么一来,王泰恭就成了“内黄县长兼滑县县长”,头上两顶县太爷的乌纱帽。并且这以后,什么副司令、支队长、指挥官的官衔也源源不断,都是些有名无实的虚职,马甲我也懒得再解说了。

      乡绅首领王泰恭胸有成竹地等着共产党求他帮忙。在豫北滑县这里,自古以来家族观念根深蒂固,没有大户豪门的支持是啥事也办不成功的。袁大总统就不必说了,即使是共产党,从王从吾、聂真创建党小组,到刘大风统一战线拉队伍,甚至这几年搞地下游击,哪一次少得了地方乡绅的帮助?

      可惜,王泰恭这次看走眼了。

      也许他真该去问问天主,运气怎么如此糟糕?在滑县这么个小地方,与王县长打交道的年轻人中,竟然有两个未来的共和国总理级人物——24岁的赵紫阳和20岁的纪登奎。

      可怜的老王,哪里是他俩的对手啊!

      关键词(Tags): #王泰恭(朴石)通宝推:西安笨老虎,善良的恶霸地主,鳕鱼邪恶,左手拈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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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花马甲好文!有理、有力、有节!
      • 家园 追着花!
      • 家园 flower

        A flower for this

        这时候,滑县正遭遇着历史上罕见的天灾和人祸;这时候,继41年的水灾接踵而来的旱灾和蝗灾正肆虐着豫北;这时候,河南百姓流离失所饿殍千里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事件;这时候,滑县41%的贫农逃荒30%的中农破产而国民政府依然照常催收粮款;这时候,一张桌子换不到个玉米馍一亩地只卖3升高粱十几岁的女子只卖2升红枣;这时候,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正被1400华里封锁沟1098个据点5000日军6万伪军隔断围困;这时候,岗村宁次正指挥华北日军向抗日根据地进行着最大规模的“铁壁合围”扫荡;这时候,左权将军英勇战死无数的抗日将士正面临牺牲;这时候,129师骑兵团正呼喊着“共产党员集合”冲向鬼子的包围圈……就在这时候!!!国民党的豫北专员和滑县豪门乡绅民团首领,没有讨论如何筹集赈灾物资、如何拯救灾民、如何维护地方秩序、如何向政府报告实际灾情、如何反击日寇、如何打击囤积粮食发国难财的汉奸……

        他俩争辩的话题竟然是——“你為什麼不打共匪,共匪又為什麼不打你”!

        司徒卡兄,你真以为这可以说是“目光犀利而長遠,行事實際而堅毅”么?你真的感到这算得上“在國家危難之秋,盡保衛鄉梓之責”么?你真的认定“抗戰時期的國軍將士有同樣的悲壯氣概”么?难道你真的不觉得,在这里引用《后出师表》,实在太无聊了么?!

      • 家园 标准也不用这么不一致吧。

        司徒卡也好,马甲老兄也好,各占两边,

        还是都往中间靠靠吧。

        国共摩擦也是相互的事情,一个巴掌拍不响。

        不至于这个王泰恭讨论讨论打不打“共匪”

        就遭到这一堆笔墨伺候。

        另外国民党就是‘摧粮’,共产党就是‘借粮’....

        投降伪军招不招待见还不是在于投向了哪一派。

        如果投向了共产党一边,还不是混的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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