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翻译：狗尾续貂之《缉凶分部》 -- 梦秋
家园 【原创】缉凶分部第九章 凶手再现 （一） 缉凶分部第九章 凶手再现 （一）
在某种意义上，鲍洛科夫希望凶手能够继续犯罪。他在住院和1987年1月在黑海疗养期间仔细地思考了破案思路，逐渐认为调查人员目前的破案方式很可能无一奏效。他们可以对整个罗斯托夫州的汽车司机进行血型验证，但是他们要找的人也许并不是汽车司机，或者此人的国内通行证上的血型印章根本就是伪造的。调查人员可以对苏联境内所有强奸犯、同性恋者和有过精神病史的人进行调查，但是他们要找的人可能不会出现在上述人等名单上。
鲍洛科夫觉得自己就像是个钓鱼的人，分明看见大鱼出现，于是将钩子投到大鱼现身之处。然而鱼儿总是不咬钩。到了最后他才确认鱼儿已经游到别处去了。这样，他就只能寄希望于鱼儿再次出现。
同样道理，鲍洛科夫认为，他只有在凶手再次作案后才能抓住他。毫无疑问，只要凶手继续作案，他总是会被抓住的。他也许会留下指纹，也许会被别人看见，也许他挑中的受害者过于强壮，在搏斗中逃了出来并把一切告诉了民警们。
但是在整个1987年，罗斯托夫发现的尸体中没有一具无可置疑地带有“窄林”案特征。
1988年4月6号，在克拉斯尼苏林火车站附近的铁路工人发现了一具年轻女人的尸体。她躺在铁轨附近一片长满野草的平地上。不会有人对她的死亡方式提出别的疑问：她的整个左半部头盖骨都被打得粉碎。首先赶到现场的民警推测凶手使用的凶器是建筑工人们扔下的混凝土块，因为在尸体不远处它们扔得一地都是。遇害者全身赤裸，双手被绑在身后。
克拉斯尼苏林是沙赫提东北15英里外的小镇，以农业和伐木为主。鲍洛科夫开车到达现场，协助进行现场调查工作。
首要工作是确认尸体身份。尽管尸体受到了严重毁坏，她的头部还是勉强可以拍照。她的指纹也保持完整。
鲍洛科夫手下人员将遇害者的照片、指纹和身体特征附在简报上，然后发往苏联境内各个民警局。他们将遇害者的特征与所有失踪人员特征进行了比较，但是没有发现有相符合者。也没有消息说有人正在寻找符合类似特征的女性。
此时鲍洛科夫已经可以清楚地判断出遇害者的个人情况。她可能是个孤儿，或者她的父母已经完全抛弃了她。她可能在“儿童之家”长大，一直到18岁。然后她会有一份很不入眼的工作。她有可能辞掉工作，要不就是被开除了。接着她有好几年时间和其余无家可归的女人一样，在电气火车上游荡，不知道该去哪儿。在她遇害之后，甚至没人去可怜她。
调查人员很快就发现，克拉斯尼苏林火车站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记得起是否有这样一个女人从火车上下来。也没有人听到过呼叫声。只找到了一个凶手的痕迹：在烂泥当中的一个脚印，尺寸大约在12到13号之间。这个脚印与四年前德米特里·帕塔什尼科夫遇害现场找到的脚印相吻合。
鲍洛科夫不知该不该将此案列入“窄林”连环案当中。这一次的遇害者的伤痕与此前案件里发现的伤痕有着明显的不同。她身上有许多刀伤，鼻子被切了下来。可是致命的伤害显然来自对头部的重击。她的眼睛和生殖器都保持完好，身上没有发现精液。而鲍洛科夫认为，最明显的不同之处是她不像几乎所有“窄林”谋杀案的受害者那样，是在树林当中被杀害的。
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回答之前，“窄林”案调查组在1988年5月17号又得到消息，在乌克兰发生的一起谋杀案带有明显的正在被追查的凶手特征。遇害者是9岁的男孩，名字叫做阿列克塞·沃隆柯。他住在距离罗斯托夫州和乌克兰边境三十多英里远的伊洛瓦伊斯克镇。值得鲍洛科夫注意的是，伊洛瓦伊斯克镇是地区铁路枢纽，从罗斯托夫方向过来的火车经过此地。罗斯托夫过来的铁路员工在此处与乌克兰方面的员工换班。阿列克塞·沃隆柯的尸体就是在火车站不远的树林当中被发现的。
鲍洛科夫和他的调查人员行动起来。他带着检察院的几个助理检察官开车前往伊洛瓦伊斯克。他很快就弄明白了，谋杀案当中的具体情况与从前发现过的系列谋杀案情况相符。遇害者显然被强暴了。他的嘴里和肛门里都塞满了泥土，阴茎被割掉，死于多处刀伤和对头部的重击。尸体是在他的父母报警失踪两天后被发现的。
不过，这一次调查人员们找到了一个目击者。
沃隆柯的一个同学在阿列克塞失踪的当天下午在铁路附近玩耍，他看见沃隆柯在一个男人的陪同下向树林走去。目击者与阿列克塞进行了交谈，后者告诉他，他会很快回来。目击者指认了他最后一次见到阿列克塞的地点。指认无误。这个地方正在通往尸体被发现的树林的路上。
由于在菲舍尔事件当中同龄的目击者编造了曾经目睹过凶手的故事，这一回调查者小心翼翼地问这个男孩是否可以描述伴随阿列克塞的男人的模样。
他是个大叔。男孩回答道。“大叔”这个俄语词汇本意是指“叔叔”，但是通常用来泛指任何一个中年男子。他的年龄可能在35岁，身体强健，像是个运动员。他长着稀疏的胡茬，镶着金牙，一边肩上还背着一个旅行袋。
鲍洛科夫想，凶手最后还是露出了马脚。现在他有好几条有把握的线索可以追踪下去。
第一条线索是金牙。俄国牙医一般用金属来修补牙科病人的牙齿。张嘴微笑的时候露出满嘴洁白的牙齿，这在俄国人当中并不多见。但是镶嵌金牙也同样不多见。鲍洛科夫命令手下的一个侦查员整理出当地所有牙医和牙科医疗实验室的名单。要是有人对自己的所有牙齿进行了包牙，调查者们就可以找到此人。
鲍洛科夫推测，凶手也许被罗斯科夫的某个企业派往伊洛瓦伊斯克出差。这样，调查者们就要像三年前莫斯科的娜塔利亚·波赫立斯托娃案件那样使用同一种方式进行调查，而这种方法不断给人带来难堪的后果。鲍洛科夫和费季索夫督促着他们的侦查员们用整整一年的时间来整理一份名单，上面记录着1985年7月末由罗斯托夫各个企业派往莫斯科出差人员的名单。然后他们又要把这个名单上的人逐个排除掉。侦查员们根本没有完成这个任务。不过这一回不同，任务要容易得多。只有几家罗斯托夫企业与伊洛瓦伊斯克有来往。于是鲍洛科夫命令手下对这些企业进行调查。
也许还有可能，鲍洛科夫认为，凶手已经从罗斯托夫州搬到了伊洛瓦伊斯克地区，或者他到此地是走亲戚。鲍洛科夫和他的调查人员们只有一种办法可以确认这种可能。他们通过当地的民警局进行了挨家挨户的调查。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他们对这个镇子的每户人家当中的至少一个成员进行了交谈。这个镇子的人口有25000人。
1988年年底，所有线索的调查又都一无所获。镶嵌着金牙的人们无一可能成为嫌疑人。罗斯托夫的企业当中也没有人到伊洛瓦伊斯克出差。没有人有亲戚在此地，也没有人刚刚搬到此地居住。
看上去，他们又退回到了阿列克塞·沃隆柯的尸体被发现时的局面。事实上，他们在1988年年末的时候倒退得还要远。
1988年年末，位于莫斯科的卫生部法医处生物实验室主任，斯维特兰娜·戈尔托瓦娅博士给苏联各执法部门发来一封让人不安的信件。
信件中说，性犯罪案件的调查人员不能再假定血液血型与分泌物的血型是一致的。生物实验室发现，在极少数情况下嫌疑人的血型与分泌物判定的血型不一样。因此，作为结论，如果要确认嫌疑人的精液类型与在犯罪现场发现的精液类型相一致，唯一可行的办法只有提取嫌疑人的精液样本然后进行比较。
戈尔托瓦娅关于血型和精液血型可能不一致的说法没有得到苏联以外的法医学家和行业内部的医学专家们的认可。他们的观点是，如果检测得当，只可能得到两种检测结果。要就是被检测者的血液里的抗原和分泌物里的抗原相一致——就是说，被检测者如果是A型血，他的分泌物也一定会是A型分泌物——要就是此人是个“无分泌者”。在他的分泌物里，例如精液、唾液当中根本就没有抗原。
此外，有的研究对苏联各个实验室的检测水平也提出了置疑。这些研究对戈尔托瓦娅所提出的不一致理论提供了不同的解释。实验室工作人员需要将精液样本与试剂混合在一起，然后通过显微镜观察细胞是否聚合。这项工作不但需要技术和注意力，还需要遵守正确的规则，需要稳定的实验室试剂。这些试剂要求配制精确，不受污染。在1980年代末期，衰弱的苏联无法保证具备上述任何条件。
1989年在苏联的《法医专业》的杂志上，一个名为T.V.斯特涅奥瓦的科学家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回顾了19起苏联性犯罪调查，发现其中8起案件当中实验室对精液样本提供了错误的分析结果。在某些案例当中，实验室没有对分析过程进行正确监控或者使用其他有效的分析方法。斯特涅奥瓦接着写道，某些案例里，检测结果错误地显示出了B型抗原。带有A型血和分泌物的犯罪分子的精液检测在苏联实验室当中显示为AB型。
在实际工作当中，戈尔托瓦娅是否发现了新的医学现象，实验室在分析样本的时候是否出现了问题，这些对鲍洛科夫和他的调查人员来说无关轻重。不管怎样，整个调查工作当中使用的最基本的调查原理现在已经不再完全可靠了。
自从戈尔托瓦娅博士无可置疑地确认犯罪现场发现的精液血型为AB型以来，调查者们用了四年多的时间排查血型为AB型的嫌疑人。对汽车司机的血型调查已经覆盖了16万人，以便确认其中血型为AB型的人进行进一步调查。调查者们开列的名单里包括了因公出差者、同性恋者、精神病人、服刑的强奸犯、收受贿赂的民警人员。这一切都通过同一个渠道过滤而来。现在，戈尔托瓦娅博士说，凶手的血型可能会和精液类型不一致。这个可能性虽然不大，但是足以让真正的凶手逃脱这个渠道的过滤。
要将前四年所做过的工作重做一道，有两个压倒一切的困难。第一个困难是嫌疑人的数量。鲍洛科夫办公室里的资料卡片到1988年年底的时候已经有近15000个目录，其中约有一半人因为血型是A型、B型和O型而被排除了谋杀嫌疑。更麻烦的是，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可靠地检测这几千个嫌疑人：让他们每个人都提供一份精液样本。
苏联民警们采用一种很简单的方式获得精液样本。他们给嫌疑人提供黄色书刊和一间空房子，然后说服他们进行手淫。在普通的刑事案件当中，这种做法没有问题。民警们可以对嫌疑人说，就算没有精液样本，他们也有足够的证据起诉嫌疑人，因此提供精液样本对嫌疑人来说有益无害。但是这种做法需要得到嫌疑人的合作，同时调查者也必须要有其对嫌疑人不利的证据。
鲍洛科夫无法想象，几千个人被叫到民警局，然后在劝说下与民警合作。没有足够的资源开展工作是一个原因。他们上哪找这么多的黄色书刊，上哪去找这么多的空房子？另外一个原因是手段的问题。苏联法律并没有给予调查人员法律权利去获得一份样本。在斯大林时代，获得一份样本并不是没有可能：嫌疑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选择合作，要么就流放到西伯利亚。但是在改革和公开化的时代里，民警不能发出这样的威胁。嫌疑人很快就会从谣言或者媒体那儿知道，他们最好不要和民警们合作，反正民警们也不能强迫他们。所以，从所有的嫌疑人那儿获得一份精液样本是不可行。
鲍洛科夫越来越确信，他们只能通过老办法抓住“窄林”谋杀案凶手。也许他们可以最终找到一个目击者来指认凶手，也许他们只能对火车站和汽车站进行全面监控，这样在凶手行动的时候抓住他。
家园 【原创】缉凶分部第九章 凶手再现（二） 缉凶分部第九章 凶手再现（二）
但是整个侦破工作一直笼罩在满是挫折、谜团和相互指责的迷雾之中。莫斯科派来的检察官伊萨·科斯托耶夫定期来到罗斯托夫主持侦破工作会议。鲍洛科夫、费季索夫和地方检察官们只好向他背诵各种数据，例如已经调查了多少人，还准备调查多少人。科斯托耶夫指责他们之间的工作缺乏协调性。他在一次会议上说道：“在这里所说到的一切，所有的数字都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调查还不够彻底。信息都汇集在这里，却没有传送到合适的调查者手中。它们仅仅是堆积在这里而已。”
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说，鲍洛科夫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容忍他的某些同事们草率的工作态度。在阿列克塞·沃隆柯谋杀案过了好几个月之后，鲍洛科夫试图赶走手下的一个民警。此人原来在罗斯托夫市民警局工作，后来被派到鲍洛科夫的缉凶分队工作。鲍洛科夫发现，这位民警常常丢开手边确认嫌疑犯的枯燥工作，躲着不来上班。一次偶然机会，鲍洛科夫还听说他在执勤的时候喝醉了。鲍洛科夫向费季索夫抱怨道，这个家伙影响到了其余调查者的工作。如果此人可以这么随随便便地对待工作，其他人为什么就不能如此？
费季索夫不能够开除此人。在苏联，开除某人，就像在西方国家里开除某个有着强大的工会势力保护的政府工作人员一样，需要通过非常繁琐的手续才能够办到。费季索夫将此人调离了“窄林”案调查组，这样这个家伙带来的消极影响算是解决了。但是此人的工作态度只是整个已完成的调查工作当中数量惊人的草率马虎的例子之一。
随着1989年春天的到来，冰雪开始溶化。鲍洛科夫和他的队伍继续在等待着凶手再次为他们提供线索的机会。凶手没有让他们失望。1989年4月10日，在位于沙赫提和克拉斯尼苏林中点的顿列斯霍兹火车站附近的森林里，伐木工人发现了已经失踪的叶夫根尼·穆拉托夫的尸体。他身上的伤口毫无疑问是“窄林”案凶手所为。尸体已经高度腐烂。但是法医依旧鉴定出来，有人在他身上捅了几十刀，还切下了他的阴茎和睾丸。
虽然穆拉托夫个子长得矮小，他的实际年龄却又16岁，是所有男性遇害者当中年龄最大的。他身材瘦削，黑发黑眼。身高只有5英尺多一点。与早先的许多遇害者相比，他是个很出色的学生，来自兹维洛沃。这个城市在古科沃——就是智障儿童之家所在城镇——铁路线的上端不远。
1988年夏天，穆拉托夫准备进入一所培训铁路工人的学校。他来到罗斯托夫填写有关文件，之后就失踪了。他的全家准备在他注册之后就出门旅游，可是他再也没有回来。家人在罗斯托夫州电视台公布了他的照片并请求帮助，然而什么消息都没有得到。这并不让人吃惊。顿列斯霍兹火车站位于罗斯托夫以北70英里，兹维洛沃以东30英里的偏远地区，只有伐木工人和采蘑菇的人才会常常在此地出现。这个地点与早期许多案发地点有一处类似，那就是它位于罗斯托夫和古科沃之间的电气火车路线上。
鲍洛科夫认为，凶手很有可能在火车上与穆拉托夫相识。他找到了某种令人信服的理由将这个孩子骗下了火车。在顿列斯霍兹下车之后，他们一起走入树林里。在林中某个隐秘的地点，他动手杀害了穆拉托夫。
但是这个假设让鲍洛科夫更加感到沮丧。自1986年开始，“窄林”案调查组就专门安排人员对电气火车沿线进行巡逻。他们当然没法对整条线路和每一趟火车进行监视，但是他们应该经常在火车上走动并且仔细观察。巡逻人员得到命令，要求他们特别注意和妇女或者儿童一块下车的成年男性。在穆拉托夫失踪的当天，所有的值班民警没有一个汇报说他们看见他和一个镶着金牙的大叔或者其他什么人在一起。鲍洛科夫觉得凶手多少找到了某种办法来避开监控。他对此坐卧不安，因为他又感觉到在审问科尔钦的时候困扰过他的疑虑。谢尔盖·科尔钦是沙赫提无家可归者收容所的民警。难道凶手曾经是鲍洛科夫的同事之一？
调查者们又两条线索可以追踪。叶夫根尼的父母告诉民警们，他戴着一块手表，表上刻着一行字：“给扎尼亚的生日礼物，托尼亚叔叔和拉娅婶婶”。在犯罪现场，这块手表并没有找到。也许凶手将手表据为己有，也许他还会把手表卖掉。鲍洛科夫命令对罗斯托夫州所有的修表匠和旧货店进行彻查，但是没有找到进一步线索。
顿列斯霍兹火车站的女售票员柳德米拉·叶皮谢娃提供了第二条线索。1988年夏天，她看见一个可疑的男子在月台上四处游荡。事实上，这个可疑的人曾经试图说服她的儿子萨尔瓦和他一块到树林里去。他没有成功。民警们很快就在附近的村子里找到了这个可疑的人。但是此人声称不知道穆拉托夫谋杀案，民警们也找不出理由来反驳。在1982年12月到1984年12月之间，“窄林”案发的高峰期里，此人因为酗酒被送到了一所和监狱相差无几的戒酒医院里进行治疗。这一事实足以排除他的嫌疑。
几乎是出于习惯，调查者们又一次对他们非常熟悉的嫌疑人，尤里·卡列尼克进行了调查。此时，卡列尼克已经获释并回到了古科沃，在他度过了童年时光的智障儿童之家里当上了一名锅炉工人。他成为嫌疑人的唯一原因就是他住的地方距离穆拉托夫遇害之处不远。儿童之家的负责人告诉调查者们，卡列尼克是一个合格的工人，从不惹事生非。这一回，调查者们宽宏大量地相信了他。
这样，调查人员寄以希望的线索又逐渐失去了意义。他们本来指望通过调查穆拉托夫谋杀案来缩小嫌疑人范围。但是相反，嫌疑人范围反而扩大了。1986年以来，调查人员可以确认有两起谋杀案是“窄林”案凶手所为：伊洛瓦伊斯克的阿列克塞·沃隆柯谋杀案和顿列斯霍兹火车站附近的叶夫根尼·穆拉托夫谋杀案。对于1988年在克拉斯尼苏林附近的无名妇女谋杀案，还无法判断是否是“窄林”案凶手所为。在这种状况下，一些调查人员开始回到从前的破案思路上。他们认为，“窄林”案至少有两个凶手，一个杀害男性，另一个杀害女性。可能他们分开作案。杀害男孩们的凶手仍然很活跃，而杀害妇女的凶手，因为各种原因——例如因为别的犯罪行为坐牢，自杀或者出于害怕被捕——而停止了作案。
伊萨·科斯托耶夫在穆拉科夫案件之后来到罗斯托夫指导破案工作。他倾向于本案有两个凶手的说法。在1989年5月11日的破案工作会议上，他说：“我无法确信这些凶手案的凶手只有一个人。从尸体（数量/性别？）来判断，无法作出这样的结论。”
鲍洛科夫始终相信布哈诺夫斯基博士作出的判断：凶手是一个沉溺在自我之中无法自拔的人。他杀害了所有的男性和女性遇害者。但是鲍洛科夫没有和科斯托耶夫争辩，因为他在本案上已经毫无成果地工作了六年，他没有资本对别人的理论提出置疑。
5月11日，与这个破案工作会议同一天，又一个男孩失踪了。这个名为亚历山大·捷柯诺夫的男孩在失踪前一天刚刚满八岁，但是在生日这天他却过得很不愉快。亚历山大在罗斯托夫上学。因为学校学生人满为患，所以只好分为上午和下午两班上课。他被分在下午上课。在上完课之后，他本应该回到位于“二五计划”大街一栋五层楼的公寓里的家里。他的家有两间房子，附近不远处就是他的父母工作的直升机厂。但是亚历山大并不是个很听话的孩子。因为天气转暖，白昼变长，他喜欢和他的朋友们在大街上或者空地上玩耍。他的父亲为此揍过他。在5月10日他的生日这天，他又被打了。11日这一天他没有回家。他的父母亲出来找他，却没有找到。
民警们在次日捷柯诺夫家人报警之后组织了搜索。这次的失踪事件不需隐瞒。民警局散发了许多寻人启事，上面印着这个小男孩的照片：他微笑着，脚上穿着凉鞋，身着学校的蓝制服背着书包。书包上装饰着两个俄罗斯传统的卡通图像：一只老鼠和一只猫。那些看到这张照片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问，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才能狠心对这样一个天真无辜的小男孩下手呢？侦查员们走遍了捷柯诺夫家的邻居，向他们出示这这样照片，可是无论是男孩本人还是他留下的任何痕迹都没有发现。
许多调查者们刚开始的时候将怀疑集中在了失踪的孩子的父亲弗拉基米尔身上。孩子失踪之后，首先接受调查的是他的亲属们。弗拉基米尔·捷柯诺夫在问讯时的回答让人感到怀疑。侦查员们知道他曾经打过孩子。但是他刚开始的时候对此闭口不言。随后他虽然承认了打过他的孩子，却又否认此事和孩子失踪有关。当地的侦查员产生了疑问，将他带到了民警局里，几乎每天都要审问他。一轮较量过后，弗拉基米尔·捷柯诺夫告诉他的妻子，民警们向他保证，如果他承认杀害了自己的儿子，并且指出藏尸地点，他的量刑就会轻一些。
两个月之后的7月15日，罗斯托夫的一位出租车司机开车经过南山大街和斯塔约纳亚大街的交叉路口时，停下来在两条道路交叉的三角形灌木丛里小便。在离路边约5英尺远的地方，他看见了几根骨头和一个带有一只老鼠和一只猫图案的书包。尸体已经高度腐烂，捷柯诺夫家人甚至无法确认他就是他们自己的孩子。民警们比较了尸骨的尺寸和失踪孩子的尺寸，又考虑到那个书包的因素，做出了一个父母们不愿意面对的结论：他就是亚历山大·捷柯诺夫。民警们不知是否应该将此案归入“窄林”连环案当中，法医检测随后做出了回答：他死于身上几十处刀伤。他的生殖器也被割掉了。
维克托·鲍洛科夫认为，发现亚历山大·捷柯诺夫的尸体意味着凶手改变了行动方式。在沃隆柯和穆拉托夫两案中，凶手总是在火车上或者火车附近接近遇害者。民警局为了对付这种情况，部分加强了火车和火车站周围的警力。凶手可能注意到了这一点。在捷克诺夫一案当中，调查者们所能了解到的最可能的情况是，凶手在城市大街上接近了遇害者。在黑暗的遮盖下，他在灌木丛中杀害了捷柯诺夫，而几码之外就有汽车呼啸而过。凶手再次显示了他超乎自然的隐藏能力。但是鲍洛科夫也感觉到，凶手的行为表明他更加绝望、压抑和肆无忌惮。
家园 吴兄效率之高，实在令人钦佩不已啊 没得说，花之～
家园 同花同花
家园 【原创】缉凶分部第九章 凶手再现（三） 缉凶分部第九章 凶手再现（三）
凶手在下一次动手的时候，他的行为方式却出乎侦查员们的预料。他在遇害者性别和行凶地点的选择上与从前不同。1989年8月19日，19岁的叶莲娜·瓦尔加失踪了。她与凶手在1982-1986年疯狂作案时期的遇害者们有很多相似的特点。她的尸体是在罗斯托夫以北三十英里外远离铁路的一处树林中发现的。树林附近是一个叫罗迪诺沃—涅斯韦塔伊斯卡亚的村庄。侦查员尽一切可能，查清她出门的时候通常乘坐公共汽车。但是毫无疑问她死在“窄林”案凶手手下。凶手剖开了她的腹部，切掉了她的子宫，同时也切下了她的鼻子和乳房。
9天之后，调查者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沙赫提一个名为阿历克塞·科波托夫的十岁男孩身上。与亚历山大·捷柯诺夫一样，他在市中心的卡尔·马克思大街上失踪了。沙赫提的调查者们对科波托夫的父亲严加盘问，致使后者在一轮讯问之后就晕了过去。而调查者们什么也没问出来。
凶手的嚣张气焰仅仅收敛了四个月多一点。1990年1月14日，11岁的安德烈·克拉夫琴科在沙赫提市中心离家不远的大街上失踪了。几天之后，在离他失踪不远处的树林里找到了他的尸体。凶手切掉了他的性器官。
1990年3月7日，10岁的雅罗斯拉夫·马卡洛夫在罗斯托夫火车站附近的公园里失踪了。几天之后找到他的尸体时，发现他的舌头和性器官被切掉了。
两个月之后，伐木者在顿列斯霍兹火车站附近的森林里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现场距离一年前叶夫根尼·穆拉托夫尸体被发现处不远。尸体的子宫和乳房被切掉。
1990年7月30日，13岁的维克托·彼得罗夫的尸体在顿河左岸的树林里被发现。现场附近就是城市的滨河区，到了夏季河里满是游泳的人。彼得罗夫是于7月28日在罗斯托夫火车站失踪的。他是个个头高大的少年，身高五英尺六英寸。但是他的尸体和“窄林”案的受害者一样受到严重毁坏。
（译到此处的时候，敲键盘的手指都在瑟瑟发抖——译者）
鲍洛科夫手里掌握的“窄林”谋杀案遇害者名单此时已经增至32人。官方对遇害者人数以及遇害详情还是秘而不宣。但是罗斯托夫存在着一个连环凶手，或者几个连环凶手这个事实已经尽人皆知。1989年，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政策引导下，报业和州电视台已经不再像“窄林”案刚刚被发现的时候那样是国家控制之下的驯良工具。尽管审查制度依旧存在，编辑们也在当地各级共产党机构的领导之下，但是他们不用在报导某些没有专门经过党政部门批准的消息时感到害怕。他们对每起案件都进行了报导并附上了遇害者的照片，通常还会呼吁目击者与民警局合作。
1984年凶手疯狂作案的时候一度引发了罗斯托夫公众的恐慌。在1985-1988年间，凶手在罗斯托夫只制造了几起案件，这样的恐慌渐渐消退。但是在1990年夏天发现了叶夫根尼·穆拉托夫、亚历山大·捷柯诺夫、叶莲娜·瓦尔加、安德烈·克拉夫琴科、雅罗斯拉夫·马卡洛夫和维克托·彼得罗夫等人的尸体之后，整个城市里满是恐怖的谣言。其中持续时间最长的谣言是：从高加索地区的某个共和国里来的凶残匪帮专门不顾一切地杀害俄罗斯少年和损毁他们尸体。这个谣言反映了摇摇欲坠的苏联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
费季索夫承受了巨大的破案压力。好在改革时代的风波一直照顾着他。莫斯科当局在80年代末连续撤换了内务部的好几任部长。没有哪一任部长能够来得及在任上给他设立一个破案期限并等到这个期限的到来。罗斯托夫州的政局变化也很大。A.N.科诺瓦洛夫将军退休了，州内务部副部长帕维尔·切尔尼谢夫调任莫斯科。这样费季索夫就有了提升的机会。1990年春天，罗斯托夫州党委委任他指挥整个州的民警，并将他提升为少将。
但是党委的决定已经不能够自动生效。罗斯托夫已经有了通过竞选形成的新一届苏维埃，即议会。正如莫斯科的最高苏维埃有权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内阁进行信任表决一样，罗斯托夫州的议会有权对共产党选择的最高行政首长进行投票表决。费季索夫有生以来第一次需要直面人民选择的代表发表演讲。
他的演讲经过了仔细的考虑，提出了具有建设性内容。针对民众们对街头暴力关注的上升，他提出了一整套降低暴力事件的方案。针对民警局有限的几部个人电脑无法联网效果受限的情况，他提出要在民警部门建立信息互联网络。在鲍洛科夫的办公室里，文员正在将各种资料卡片上的内容输入电脑，以便能够自动根据嫌疑人的各种状况，例如地址、犯罪记录还有血型进行分类。费季索夫提出要修建新的民警办公大楼，招募受过良好教育的男子和妇女。他还提出为警车配备新型的无线电通话装置，使民警们通过互相呼叫可以更快地作出反应。费季索夫觉得，俄罗斯现在需要一位作风踏实，计划周密的领导人，而他的这次演讲做得正是时候。
但是立法部门向他提出质问的时候不是这么想的。
“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抓住‘窄林’案的凶手？”有一个人这么问。
费季索夫怎样向来自莫斯科的伊萨·科斯托耶夫汇报案情，他就只好怎样回答这个问题。这已经是他能够给出的最好的答复了。他背诵了许多数字：投入的侦破人员的数字，已经排查的嫌疑人数字，因为有过犯罪记录而进入调查者视线的数字。他向代表们保证要尽快破案。苏维埃批准了他的任命，给了他一间位于恩格斯大街办公大楼二楼的宽敞办公室，在他的制服肩章上缝上了一颗金星。
在背地里，费季索夫却对案件非常恼火。调查工作好像又陷入了无能为力和不负责任的泥潭当中——正是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整个苏维埃体系。1990年3月11日的调查工作负责人会议上，他一拳头重重地砸在桌上嚷道：“在别人开始查找科波托夫和克拉夫琴科之前，我是不是该给你们下101道命令？你们这些人根本没有执行命令！你们的手下在干什么，你们也不管！有些人就没把有孩子失踪的事情当一回事。马卡洛夫失踪报案后，民警们甚至没把他最后出现时穿的什么衣服弄清楚！”
然后他教训所有人——包括鲍洛科夫，要是调查者们的工作还是没有起色，“那就有人要被开除！”他警告说。
但是，对于这个总是有办法选择、虐待和杀害他人于无形的凶手，调查者们的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
1990年8月17日，在这个温暖而漫长的傍晚鲍洛科夫得到消息，在罗斯托夫以北30英里的新切尔卡斯克市区的河滩上发现了又一具遇害者尸体。罗斯托夫州的公共设施从来就不是市政建设的优先项目，这一点在新切尔卡斯克也不例外。要去那个城市，鲍洛科夫需要像障碍滑雪一般穿过一段全苏联最糟糕的路段。路面凹凸不平，路面上除了有向刀锋一般尖锐的突起，还有大大小小散布着的坑洼。路肩也断断续续不成样子。发现尸体的河滩位于顿河的支流阿克塞河一侧。浑浊的河水缓缓流过。河滩上有一排粗糙的水泥建的小隔间作为更衣室，在上面支着几把生锈的金属制的遮阳伞。靠河滩的一侧岸上长着五到六英寸高的绿油油的野草，对岸则是一条铁路。当鲍洛科夫看见铁路的时候，他立刻问道，最近的电气火车车站在何处。车站在大约一英里外。
死者是十一岁的男孩，名为伊万·弗明。他全身上下被刺了42刀，遭到了阉割，然后凶手将尸体抛弃在离河滩15码远的草丛里。他最后一次露面，是在他的祖母的小屋旁的街道上。小屋位于阿克塞河的高岸上，可以俯视河流和铁路。出事的当天天气很热。一直照料着他的祖母允许他单独到河里去游泳。这一天沙滩上到处都是泡水的人。和苏联各地的情况一样，总是妈妈或者老奶奶带着他们的孩子在水里四处扑腾。要是孩子们个头太小，没有合适的游泳衣，那他们就穿着内衣在岸上晒太阳。
鲍洛科夫到达现场的时候，周围只剩下民警和检察官们。河边的野草非常茂盛，鲍洛科夫在草丛里走了几步之后，身后的野草就合拢起来，回头已经看不见河滩或者河流。他明白，在这样的河滩里，游泳的人往往耐不住在更衣室或者洗手间前排队等待，转而选择草地的遮盖更换衣服，或者草草地行方便之事。草丛可以提供一定的隐私空间。但是很难想象，凶手竟然鲁莽地选择在此地行凶。这样一个夏日里，在一石之地外就可能有几十个目击者。凶手怎么知道他们听不见遇害者的呼救声？鲍洛科夫的脑袋里突然闪现出狼的样子——凶残、敏捷而狡诈。
尸体躺在草丛中间的一小块空地里。当鲍洛科夫跪下来检查尸体的伤口时，他想到了他的儿子马克西姆。马克西姆和这个孩子同龄，身高和体型相仿。鲍洛科夫使劲地咬着自己的嘴唇，直到咬出血为止。挫折和愤怒在他的胸口回荡，让他的心脏感到了尖刻的疼痛。他以为这一次他真的心脏病发作了，因为他感觉到心口的疼痛要比1986年的心血管功能衰弱要严重得多。他把手按在潮湿的地面上撑住自己，然后一边流着汗一边摇着头。他慢慢地站起来，疼痛逐渐过去了，但是愤怒和挫折还依旧留在心头。
家园 我就挺纳闷的，怎么你和马亲王都喜欢看这样的东西。。 还是逐篇花了。。。
翻译多累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家园 逐篇花 精彩 辛苦 感谢 加油！
家园 花鼓励 翻译是件辛苦活。
虽然侦破题材不在我的兴趣范围之内，呵呵，但还是要花来鼓励一下。这个，原因不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