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非文摘】从西伯利亚归来 -- njyd

剥去了神秘，恐怖，传说，奇迹。。。之后，其实历史不过是这么平平常常过来了

感谢

　　24岁的意大利战俘卡洛·席尔瓦平安地回到了米兰老家。托尼诺·范蒂实现了请他吃毋亲做的意大利面食的诺言。1973年，他的回忆录《VEMGO DALLA SIBERIA》由意大利米兰的BIETI公司出版，并翻译成多种语言的版本，广受欢迎。1992年，卡洛·席尔瓦去世．享年71岁。

（快贴完时发现是十三篇，于是把后记另贴多凑一篇。）

　　这篇文章中除了能看到意大利人在逆境中保持天性外，还可看到苏联战俘管理人员的人性。

　　这后一点与以前的印象有所不同。

　　以前看到关于斯大林格勒的德军战俘总是说俘虏了十几万，回到德国只有几千。给人的印象是他们都受到了非人的虐待，从这篇文章看，这些德军战俘的境遇不是很差，至少是不比意大利战俘差。

　　1945年7月，我们战俘营遍传谣言：“他们就要送我们回家了！

　　谁也不相信。虽然我们都知道战争在欧洲已经结束。三十一个月的战俘生活使我们变成愤世嫉俗的人。

　　不过7月29日上午我们站队等候点名时，值星官宣布了五十名残废战俘的名单——包括托尼诺和我——并命令我们脱离队伍。勋章先生朝我们走过来。

　　“呃，”他说，“我们要送你们到莫斯科接受妥善的医院治疗。祝你们大家一路平安。”

　　那天上午他说话特别简略。托尼诺说：“我不是告诉过你们吗？只是另一次调动。坐四十天火车。现在又是旅游季节了。”

　　我们意兴阑珊地收拾好行李，准备起程。我们在这里的几个月还差强人意。战俘从不欢迎变动。勋章先生已经指派我们的政委，1925年起就居住在苏联的意大利移民沙希，在火车上照料我们的生活。我猜想沙希是托斯卡纳人。我们有些人喜欢他，有些人不喜欢——主要是政治上的理由——不过他做过几件事情，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好过。他也从不向我们过分说教或做政治演讲。

　　中午，我们在营外运河边排好队。我们隔着铁丝网说了最后的再见。我发现德尔福在摇动一面意大利国旗。

　　“再见，德尔福！”

　　“再见！”

　　两名荷枪警卫，一名带队，一名殿后。天气热。士气低。每隔十分钟，沙希就安慰我们一次，说火车站很近了。

　　“多近？”

　　“很近。”

　　最后我们到达一个略似火车站的地方。两条生锈的铁轨几乎全被野草湮没。见惯了的一列牲畜车停在那里等候。

　　“原来还不止是我们。”托尼诺说，用手指着十二节已经装满了人的货车。

　　“他们是从其他的战俘营来的。”沙希说，“这节车厢是你们的。”

　　“您是否跟我们一道走？”

　　“陪一段路。”

　　现在，我们对把人装满车的过程已经记得滚瓜烂熟。铁门拉拢，铁锁发出沉重的恍档声，我们就在铺着稻草的车厢地板上卧作一团。

　　车门一落锁，火车几乎立刻就吱吱嘎嘎地开动了。

　　“这次他们倒很赶紧。”托尼诺说。

　　的确，火车在慢慢加速，最后达到相当快的速度，一直维持了前所未闻的两个小时。然后我们脚底下的刹车吱吱作声。我们在炎阳照射下寂静的吉尔吉斯斯坦大草原上停下了。

　　“不会停太久。”有人说。

　　车门哗啦一声拉开了。沙希朝里面看着我们，他背后站着一名警卫。沙希的脸色不同了。他正在微笑。他看了我们全体一眼后才说话。

　　“好消息，小伙子们。”他说，“从现在起，如果你们愿意，你们可以让这道门敞开着。你们也可以在各站下车走动，如果你们有卢布可花的话。不过当心别被遗落在后面。因为我不知道苏联人下次什么时候会派另外一列火车去意大利。”

　　“什么？”托尼诺大吼。

　　“去意大利。你们不再是战俘了。你们是自由人了。警卫马上要回去。我也是的。另外一名政委将留在车上照顾一切。还有五名护士。别做傻事，紧守在一起。这列火车将送你们一直到德国的法兰克福。那里有国际红十字会。也有意大利的红十字会。别紧张，你们到那里时会知道怎样回国。一路平安，小伙子。请代我向意大利人问候。”

　　“沙希先生！沙希先生！”我们大喊。

　　“什么事？”

　　什么事也没有。我们不能同时又哭又说话。

（书摘全文完）

　　毫无疑问，第29一3号战俘营是我住过的最好的战俘营。也许是我们幸运。在战争初期那几年，恐怖、饥饿、疾病和暴行在苏联的战俘营里是家常便饭。

　　对我们来说，那个时代似乎是年代久远的时候了。我们住在那里的那几个月里，营地连外形上都有了改变。意大利战俘在棉田工作之余，夜间和星期天加班工作，除了最初容纳我们的几幢光秃秃小屋之外，添加了一所医院，一间新的医务室，一家裁缝店，一家鞋店和一所面包厂。最后我们有了自己的面包厂，表示那些苦涩发霉的黑面包块已经成为过去。多亏一批专诚热中的罗马涅来的糕饼师设计了烤炉——尽管苏联面粉质量低劣——松脆可口的意大利面包终于在第29一3号战俘营出现。

　　布鲁诺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受了这些进步鼓励，决定在1944年圣诞节为我们烧一顿真正有纪念意义的大餐。他向勋章先生提出的建议简单明了：如果上校答应在12月25日发给我们三倍的口粮——米、面粉、砂糖、肉、面包、骆驼油、蔬菜——我们将在一月底以前一点一点全部还清。

　　勋章先生支支吾吾不做表态。圣诞节毕竟是“我们的”节日，不是他们的。而且莫斯科也许有人不赞同一个苏联集中营中竟然有这种反动行为。不过他无法长久抗拒这位热那亚厨子的央求。继续使布鲁诺猜疑了好几天后（也许只是为了面子问题），勋章先生终于同意。举行盛宴！

　　还不止盛宴而已。因为勋章先生在同意三倍口粮的时候忽视了一个事实：如果你对一个意大利人让步，你必需承担后果。在接下去的几天里，德尔福硬逼他答应了两个不做工的日子（12月25日和26日）——依照布鲁诺的方式，慢慢加班偿还，在一月底以前每天还一点。接着我们的医务官贝卢西奥获得许可建造基督诞生实景，包括马槽和动物。此外，托尼诺获准张挂圣诞节灯饰。

　　1944年12月24日，天黑得像个地中海的冬夜。没有朝圣的东方三博士星座，不过有大熊星座在绝少云雾的北半球深蓝色夜空上闪耀。我们一簇簇地在露天聚集，等候午夜到来。那时贝卢西奥医生将揭开基督诞生实景模型的幕布，并发表圣诞布道。托尼诺的灯饰使我们想起家乡的街头灯饰。芬芳的食物香味从宴席已经准备好的布鲁诺厨房中缕缕飘出。

　　午夜钟声一响，贝卢西奥进人已经布置好马槽和圣婴家庭的鞋店。大约三十名战俘跟着他进去。没有空地容纳更多的人。因此我们其余的人（包括托尼诺和我）只好拥挤在敞开的大门口。我们脱下帽子。

　　贝卢西奥先为圣婴家庭祝福。然后转过身来邀请我们跟着他祈祷。他的祈祷词不是一位神甫、一位军人、甚至一位意大利人的话。那是信仰上帝——纵使在战争中和被俘虏——和相信人类善意的一个好人的话。

　　“……并祝你们大家平安返回家乡。阿门。”他在祈祷词结尾说。

　　“阿门。”

　　没有人宣布，但是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唱起了《星光照耀歌》。我们唱歌时感情激动，喉咙梗塞。接着是一阵沉默。歌唱完了。但是没有人动弹。贝卢西奥仍然跪在油漆鲜艳夺目的木雕圣婴面前。室内的人没有离开的动作。站在门口的人仍然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往里看。

　　我们站着各自思量自己的心事时，值星中尉大步流星地踏进营地向我们走过来。他走到窗口，探头向里张望，又转身看着我们低垂的头。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不过他了解，那对我们一定很有意义。

　　他不能确定该怎么做，只好来回踱步。他停下来。走开几步。接着又回来。他看着我们。擤了一下鼻子。最后，他举起右手，站在那里肃穆地向圣婴家庭敬了一个苏联军礼。

　　直到我们开始朝着布鲁诺的食物香味三三两两地移动时，他才转身对托尼诺嗫嚅地问：

　　“这时候你们在意大利一般说些什么？”

　　"Buon Natale（圣诞快乐）。”

　　“那么……Buon Natale！”

　　第29一3号战俘营也免不了有怪人。最出名的是热那亚厨子布鲁诺·比伐。个子小而胖嘟嘟的，隆起的额头上披着一撮卷发，永远濒临歇斯底里边缘，随时会尖声高叫。

　　布鲁诺并不是个小气鬼。只是一点点小事都能让他大发脾气——不回答他的话、手势意义不明、或者言辞误会。不过他平静的时候，倒是个慷慨、乐于助人的朋友。我还得承认，他不仅对战俘同伴发脾气，也对苏联人发脾气。

　　布鲁诺的歌舞才能，不久就使他成为第29一3号战俘营“大观剧团”的明星，最受星期天下午观众欢迎的名角。他通常演女主角，因为他的身材和性情都合适。而且他的确演得很好。在意大利时，他担任过一个剧团的歌舞男主角。他能跳任何一种舞蹈，伦巴，华尔兹，卡里奥格舞。不过他最拿手的是芭蕾舞。每逢他在舞台上以脚尖为轴立地旋转时——通常穿短裙，观众席就会掌声雷动。陶醉于喝彩声的布鲁诺跳得如痴如狂。他结束每一支歌曲时，总是毫无惧色地劈一字腿，引起意大利和苏联观众“哇！”的一声惊叹。

　　布鲁诺很快就积累起了一批令人刮目相看的行头——三条短裙，几件晚礼服，好几双芭蕾舞鞋，高跟舞鞋，假珠宝，围巾和宽边女帽。“假如我必须扮演女人，我不希望看起来像个男人！”他解释道，听起来不无道理。

　　为了提高这个“大观剧团”的声望，我决定上演威尔第的著名歌剧《茶花女》第三幕，并在开演前为观众简要介绍较早的情节。表演的高潮将是由一把小提琴伴奏的一段“爱我呀，艾尔费多”唱腔。我已经一部分凭记忆一部分凭杜撰地拼凑成了对白，也分配了主要角色。布鲁诺扮演薇奥莉姐，蒙纳塞拉扮演父亲，我扮演艾尔费多。

　　不过我们有个主要问题——薇奥莉姐的头发。说得更确切点，就是布鲁诺的假发。这问题以前从未出现过。因为布鲁诺扮演女主角的时候，总是用女帽或头巾遮头。但是薇奥莉姐需要头发。她将躺在榻上，病得要死。她在病榻上不能戴帽子。即使死于监狱里也不能那样。

　　我们用下面的办法解决了问题。

　　我有个“私人助理”，是属干所谓“不健全”战俘类。简单地说就是头脑有问题。他是个傻呵呵的撒丁人，名字叫康九。他什么事情都肯替我干，因为担任我的助手使他有资格享受额外口粮。

　　一天上午，勋章先生骑着他那匹爱马穿过营地大门，把马拴在树荫下，便走进办公室。这是不寻常的情况，因为勋章先生通常把马拴在他的住宅附近。我立刻抓住这个机会。

　　“你看到那匹马的尾巴了吗？”我对康九说。

　　“我看到马了。”

　　“告诉你！它有条尾巴！

　　“有又怎么样？”

　　“去，把它弄过来给我。”

　　“整条？”

　　“剪下大约四十五厘米。”

　　康九觉得该问的都问清楚了，便走进宿舍拿出一把大剪刀，朝着那匹马走去，随时注意勋章先生和警卫的动静。他回来时上衣里鼓鼓囊囊地塞着那匹可怜的马的尾巴。

　　“把它放在什么地方？”

　　“把它交给托尼诺。”

　　“行。要不要回信？”他从前在撒丁尼亚是个邮差。

　　“不要。”

　　康九腋下夹着包裹离开时，勋章先生刚好从办公室里出来。战俘营的老资格德尔福·贝勒蒂走过来跟我聊天。

　　“卡洛，今天早晨天气倒真不错。”德尔福说。

　　“我们很快就知道了。”我回答。

　　这时候，勋章先生刚好走到他断了尾巴的马儿旁边。他立刻大喊德尔福（德尔福是第29一3号战俘营里唯一的意大利军官，他在战俘之间实际上是勋章先生的副手）。

　　德尔福对这件失窃案一无所知，不知道应该怎样答复勋章先生。不过他是个地道的托斯卡纳人，对我们的戏剧活动又一清二楚，不可能不猜到真相。而且还有在那边我对他评论天气的回答……他对着勋章先生的眼睛逼视。

　　“上校，这是您自己的一名军官跟您开玩笑。”

　　勋章先生竖起眉毛表示不相信。

　　“你认为是这么回事吗？”

　　“上校，我们谁也不敢。”

　　勋章先生恢复平静后，微微一耸肩膀。也许他在想，四十五厘米马尾真不足以构成审判的充分理由。即使在苏联也不构成理由。他解开僵绳，牵了马走出大门。

　　“马尾在哪里？”德尔福问我。

　　“在托尼诺手里。”

　　德尔福微微一笑。“那么，薇奥莉姐将要戴着马尾香消玉陨喽？好吧，我们只能听天由命。”

　　“不，我们要信赖密格里奥。他将编制假发。”

　　第二天，假发编好了。乌油油的一绺绺长发从一片皮制的假头皮上密密麻麻地披垂着，直达地板。以材料来说，它的确是漂亮之极的假发了。也许有一点硬绷绷的，而且每绺假发发根处的头皮也太显眼了一点。不过那也应该对得起布鲁诺扮演的薇奥莉妲了。

　　那个星期天，我们的剧场完全爆满。观众大有理由寄予厚望。因为这次我们并非推出大多数观众不知道的“铃之乡”一类的旧剧目，而是人人至少听说过的真正古典名剧。

　　三点三十分整，乐队奏起《茶花女》的序曲。我走到舞台上的灯前（已经穿上了艾尔费多的戏装，也化好了妆），用严肃的声音和表情介绍情节。一直谈到薇奥莉妲绝症揭露的紧要关头。

　　观众已经被这个故事的悱恻情节吸引住。我停顿了几秒钟，然后转身面对乐队。

　　“各位先生，请演奏‘爱我呀，艾尔费多’！”我哽咽着说。

　　唱腔开始。幕布拉开。舞台上出现一个看来象修女秘室的场所。家具只有一椅一榻。榻上躺着薇奥莉妲。榻边站着她忠实的女仆安妮娜。对白稍嫌简短。

　　“小姐，您觉得怎么样？”

　　“很好。”

　　安妮娜：“我真高兴。”

　　舞台旁边乐队的“爱我呀，艾尔费多”曲调盈庭溢耳。扮演艾尔费多父亲的蒙纳塞拉上场了。他戴着一顶意大利北部提罗尔地区的宽边帽子，那是我们想得到的最佳办法，希望给观众一个“他风尘仆仆来自远方”的印象。

　　那场感情激动的戏进行顺利。老父跪在卧榻边，薇奥莉妲躺在那里一动不动，黑发披垂的头紧紧靠在枕上。随后老人告别，由安妮娜陪送到门边。乐队已经四度重奏“爱我呀，艾尔费多”（也许我们应该多排练一个唱段吧？）。然后我上场。

　　“薇奥莉妲！”

　　“艾尔费多！”

　　饰演薇奥莉妲的布鲁诺是应该躺着不动的。不过在你把整个心都投人这个角色后，你也就把通常的考虑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我俯身拥抱他（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薇奥莉妲！”）时，微微抱起他的脑袋。我兜手扶住他的后脑勺，突然感觉有沉甸甸的东西滑过的感觉。低头一看，乌黑油亮的一绺绺头发正从我手上倾泻到地板上。布鲁诺的脑袋变成光秃秃的了。观众发出一阵责备的声音。勋章先生三步并做两步，踏着小梯阶冲上舞台，独奏的小提琴琴音在惊慌中截然而止。

　　“这不是什么茶花女，”勋章先生指着布鲁诺的头大吼道，“这是我的马尾巴！

　　他下令把我关禁闭，一点没有因古典歌剧而爱屋及乌的意思。

　　对第29一3号战俘营的五百名意大利战俘来说，那里的指挥官就是“勋章”。“勋章上校”。如果他有真姓名，我也从不知道。我们称呼他“勋章”是因为他曾经在乌克兰前线作战立功获得勋章。那枚勋章显然与我们意大利人有关：谣传他曾经与神枪手师作战而获得勋章。那场战役曾经使他受重伤，不适合重新上前线。

　　勋章先生从来不提到这件事。不过这些谣言一定是真的，因为他每次听到军官们谈论意大利人，勋章先生总是插嘴说：“意大利人？艺术家。全是艺术家。不是战士。不过神枪手师例外。”

　　勋章先生修长，精瘦，面带凶相。不过穿上一名西西里战俘裁缝为他裁制的合身制服，却显得英俊潇洒，说他像一名革命同志，不如说他更像一位勋爵。他甚至有英国贵族那种严肃、从容的步伐。

　　勋章先生嗜戏成癖。他一听说他的新战俘中有舞台老手，立刻派人召见我。

　　“在这个战俘营里，我们希望不时安排一场小表演。一场戏剧娱乐。不过，如果出于你们主动，那也许会更好一些。”

　　“报告上校，我完全了解。您想象的是不是一个正式的剧团？”

　　“呢，对了。正式的。”

　　他的意大利语相当好。显然，这位指挥官不是傻瓜。为什么我会心里想“这是个容易对付的目标”？

　　“譬如说，每个星期天，怎么样？”我问。

　　“为什么不可以？”

　　“我看没有困难。我脑子里记得相当多的短剧和小歌剧。我也编写和导演短剧。我想我们可以立即拿‘铃之乡’开始。”

　　“铃……什么？那是什么？”

　　“一出可爱的小歌剧。轻松风趣，音乐美妙。一个关于友善水手和漂亮的荷兰姑娘的故事。”

　　“铃之乡？”

　　“铃，叮吟叮吟的铃。”

　　“唔，好吧，试试看。”

　　“我们需要戏装。”

　　“什么？”

　　“没有戏装，整个效果就丧失了。”

　　“不用戏装。”

　　“为什么？”

　　“我们到哪里去找布料？”

　　“巴塔阿拉尔这里没有布？”我大为惊奇地问。“对不起，上校，这里不是棉花共和国吗？有棉花的地方，就应该有布。”

　　“是的。不过那些布是国家财产。”

　　“啊，当然，当然。那么。我们只好忘掉‘铃之乡’了。真可惜，上校先生，那该是场精彩表演。您知不知道会有真船开上舞台？”

　　“整艘船？？”

　　“是整艘船的侧面。我会在两辆小板车上造好侧面，从船头到船尾，而且……”

　　“不会有布。”

　　“一定要有足够我们需要的布！上校先生，您一定可以……也许有一个书面批示……？”

　　“绝对不可能。”

　　“那不凭书面批示呢？”

　　我说的很快，而且用俄语，以避免误解。勋章先生对我的眼睛逼视。他的脸毫无表情，他究竟懂不懂我话里的暗示？我判断他很狡猾，不至于不懂。不过他也太有些苏联人作风，不会承认了解了我的暗示，除非……

　　“不用戏装。”他坚持。

　　“很抱歉，上校先生。相信我，没有戏装会一塌糊涂的。我去想个别的剧目。

　　“好。那么，你可以走了。”

　　我敬了礼，向后转，回到宿舍。正午时分，上校再度召唤。

　　“怎么样？”他问。

　　“仍然在找别的主意，上校先生。”

　　“不必了。我们需要多少布？”

　　“十匹怎么样？”

　　“五匹。”

　　“就五匹。”

　　他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停下来时勾勾指头要我过去。我走近他。

　　“你对这个战俘营里的人是否有足够的认识，可以信赖他们？”

　　“上校先生，”我迅速回答，“这个集中营里有五百名忠诚的意大利人。无论你选谁都不会错。”

　　“你去选。三个人。今天晚上7点，吃饭以后。来我办公室里。明白了吗？”

　　“明白，上校先生。7点。”

　　7点差10分，三名战俘在勋章先生办公室门外出现。托尼诺和我已经站在那里。

　　“我绝对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太好了！”托尼诺坚持说。

　　勋章先生七点整到达。他看着我们，上下打量着托尼诺，然后对我说：“两个跛子想……”

　　我打断他的话。“这位是专家，上校先生。他的头脑抵得上五个人，不论他有腿没腿。”

　　“好了，我们开始吧。”

　　营地外面停着一辆板车，车杠间套着一匹马。我们爬上板车，勋章先生坐在那个赶马车的老百姓旁边。

　　二十分钟后，我们在一个纺织厂门外停下了。“跟我来。”勋章上校说。

　　进去以后，他和一位主管讲个不休。他拿出一纸公文（我敢发誓那是伪造的）。最后他喊我们过去。

　　“从那里挑七匹布装上板车。”他用意大利语对我们说。

　　七匹？他一定是改变主意了。我们判断，他已经让我们这些意大利人自己去解释他那高超的苏联外交谈判交易。所以，我们索性装了十匹布到板车上。紧接着那老百姓就赶着板车赶紧离开了这家纺织厂。

　　回途中我们在一家粮食仓库前停了下来。“跟我来，”勋章先生说，“我们必须取得一袋糖。二十公斤。”

　　纺织厂谈判迅速重演。我们再度迅速出来，搬了两袋糖。我们驱车离开。夜色方合，空气轻柔芳香。运河两岸蝉声嘹亮。我们谁也没有说话。回到营地后，三匹米色布料和一袋子糖进人了勋章先生的住宅。另外七匹布和一袋糖跟着我们进人有刺铁丝网后面。

　　“哇！”托尼诺大喊，“谁会梦想到……？”

　　“那是为剧团弄来的，亲爱的托尼诺，剧团！

　　“那么糖呢？”

　　“你对。任何肯二一添作五平分的人，一定是老实人。”

　　勋章上校于是有了他的剧团。

　　1944年5月底，苏联人改变了对战俘的政策。意大利战俘和德国战俘厮混在一起的日子终于成为过去。

　　很可能，我们自己的集中营影响了苏联的决定。我们与德国人之间几乎每天都在发生酒吧式的打斗，双方都随手拿起桌椅板凳乱扔。每次打斗回来，我们总是鼻青眼肿，头破血流。

　　不管是什么原因，有一天上午，我们全体50个意大利人奉令离开营房，沿着铁丝网列队站立。我们被调遣到另外一个战俘营。我们对那些德国人的告别礼可不雅观。隔着铁丝网像网球般往返横飞的词句简直不堪人耳。这里我只敢记下两句最无伤大雅的：

　　“再见，龟儿子！”

　　“再见，臭贼！”

　　接着我们踏上三个月前来这里的旧路。不过这次心情轻松多了。当你在一个五月上午，在艳阳照射下，行经旷阔的田野，空气中弥漫着栎树和清新运河河水的芳香，周围树叶沙沙作响——而且极目所至不见一寸铁丝网——你的精神自然抖擞。你忘记了监狱里挥之不去的焦虑。突然间，你想唱歌！

　　歌声开始飘起。并非大家都唱同样的歌。每个人都选择他家乡最热爱的歌。突然间。沿着巴塔阿拉尔运河前进时，我们的那不勒斯——伦巴底——威尼斯——皮埃蒙特——托斯卡纳混声大合唱，已经在中亚的原野里重新创造了意大利！

　　我们的新营地近在眼前。它不算是美观，不过那些白色小屋散布在一片高低起伏的地面上，确有度假胜地的模样。它紧靠运河建造，甚至那座横跨运河、用深色多瘤木材建造的吊桥，也平添少许浪漫韵味。

　　我们行经宿舍、诊疗所、厨房、厕所、工场和警卫室（一切都和以前我们见过的很像），然后停下。等候清点人数时，我们打量新环境。不久所有的眼睛都集中在同一个目标。

　　紧贴着厨房，有间七倒八歪的衰败棚屋。二米见方，坏了的房门上有个笔画粗大的意大利文招牌，上书“铁匠”。

　　我们不久就打听到，这个棚屋是那不勒斯人文森佐的产业。我愿意在这里不增不删地忠实记述我所听到的有关他的故事。

　　文森佐是都灵师的步兵。他带着那不勒斯人名闻遐迩的热情在棉田里工作。除了这种传统的家乡热忱外，他的主意也层出不穷。

　　三月间某天深夜，文森佐先生离开他的铺位，卷起衣袖，偷来四块木板，只用了几枚钉子，便造起他那座二米见方的棚屋。

　　他在房门上方挂起那个铁匠招牌——书法之佳，叹为观止。他还用剩余的零七八碎的木头在棚屋面前造了个小小的门阶。第二天上午7点，工作大队开始排队谁备前往棉田时，他却端坐在门阶上。

　　主管工作大队的苏联中尉年纪很轻，因此稚嫩可欺。他看看前一天还不存在的棚屋，又看着一本正经坐在门阶上的文森佐。

　　最初，那个棚屋并未使他困惑：棚屋可以有一千种理由忽生忽灭。那个招牌也不怎么使他烦恼，一部分是因为他根本不明白那个字是什么意思，那个字是用不同的铜版体、斜体、哥特体和印刷体字母拼凑成的。因此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文森佐身上。

　　“站起来！”他喊道，“排队去棉田上工！”

　　文森佐的回答很严肃：

　　“我不能。从今往后，都不能考虑。”

　　碰上这种藐视一切己知规则的声明，中尉只好走过来查清楚情况。

　　“你不能？你是什么意思？你病了？”

　　“哦，求求你，我可不想生病。”

　　“那么，怎么样？”

　　“您看到那块招牌吗？”文森佐皱起眉头问。

　　“招牌上写的什么？”中尉再问一遍。有几分出于紧张，也有几分出于好奇。

　　“上面写的是‘铁匠’。”

　　“那又怎么样？”

　　“从今天起，马儿将在这里钉蹄铁。”

　　“但是这里附近唯一的一匹马是指挥官的。”

　　“行远必自迩，”文森佐很有耐心地回答，“而且不要忘记，在今天以前，这种服务在这里是找不到的。不过这还不是我所提供的唯一服务。从现在起，我将照顾全营的锁。”

　　“可是这里并没有什么锁啊。”

　　“可不是吗？”

　　年轻中尉如坠五里雾中。也许他猜想这个意大利人在扯谎，用他神秘的态度和他更神秘的业务活动迷惑他。文森佐滔滔不绝为自己的主张申述辩护理由时，中尉仍在考虑怎么解决。

　　“你要知道，中尉先生，既然我已经安排好这些服务，便不可能再去棉田浪费大家的时间。我们营地的前途就在这棚屋。”

　　“里面有什么？”

　　“什么也没有。今天没有。不过明天……”

　　“原来如此。那么，你打算……？”

　　“是的。”

　　这时候，全营战俘都已经排好队等候开拔。中尉必须迅速决定。

　　“好吧，”他说，“你今天可以留在这里。不过我要向指挥官报告这件事。”

　　“当然我必须留在这里！”文森佐说。他站起来小心翼翼地走向中尉，表情审慎夹杂狡诈。“您知道意大利人的脾气，”他说，“如果我因事不得不离开店铺一分钟，他们就一定会把我偷个精光。”

　　“精光？”

　　“精光。”

　　无论相信不相信，这位苏联军官不想再为这个迷团伤脑筋。反正指挥官得做决定。

　　因为指挥官有一匹他爱护倍至的马，问题立刻得到解决。那不勒斯来的文森佐先生变成苏联唯一的工业大亨。

　　在巴塔阿拉尔，全体“体格健全”的战俘都派到棉田里工作。工作大队在天刚破晓时出发，整天工作，在棉田里吃午饭，直到下午五点采回营地，筋疲力尽，弯腰驼背，萎靡不振。

　　这种疲劳是苏联念念不忘“工作定额”的结果。苏联人的所谓“定额”，是指“最低收获标准”，我们必须达到指标，才有资格领到食物、受他们的“好”待遇。

　　生病的战俘在营地内工作，打扫卫生和制作女鞋鞋帮．这是非常枯燥乏味的工作。我始终做不好。我缝的鞋帮不是扭曲就是不对称，连最难看的脚也不能穿。不过我倒是不在乎我的失败。最使我受不了的是苏联监工不断指责并暗示我故意破坏。

　　有一天，正当他如往常一样对我缝出来的那一小堆怪物喋喋不休的时候，我听到自己夸夸其谈：

　　“听着，老兄，我并没有阴谋破坏任何东西。这工作决非我能胜任。因为我从来没有受过这种训练。我是艺术家——不是鞋匠。”

　　“艺术家？”他问。

　　“无线电艺术家，”我说，索性在谎话上添油加醋。“一位艺术家不能缝鞋。应该让指挥官知道这件事情。”

　　下午六点钟左右，各工作大队已经返回营地，我被召唤到指挥官办公室。他带着狡猾的微笑抬头看着我。

　　“听说，”他说，叫我站在他面前。“你不能缝鞋，因为你是艺术家。这是真的吗？”

　　“是的，长官。”

　　“我懂了。也许，你会弹吉他？”

　　“不，不是吉他，是鼓，上尉。您这里有鼓吗？”

　　我选对了乐器：这个战俘营没有鼓。一举得手后我勇气倍增，接下去说：“上尉，说实话，我的特长不是演奏乐器，而是表演——唱歌，写剧本。在意大利，我是全能艺术家。”

　　“哦。你在这里能做些什么吗？”

　　“我可以每个星期天为战俘组织综艺演出。也为您自己的部下，如果上尉同意的话。”

　　一时之间，上尉想不出怎该怎么说。他为了从容思考，替自己斟了一小杯伏特加，一饮而尽。

　　“一位艺术家……我知道了……好吧，让我们这样试试看。我会给你找个吉他和俄式三弦琴。你召集些乐师和歌手，为星期天筹备一次演出。如果成绩良好，我就把你调出制鞋工厂。如果演出拙劣，我就把你关进单人囚室。同意吗，”

　　“一言为定！谢谢上尉。”我敬了礼，转身朝房门走。上尉的声音追上来：“最好是那不勒斯歌曲。”

　　苏联人会抓住每一个机会炫耀他们对西方的知识。他们对意大利的知识包括四样：美术、歌剧、爱国将领加里波第、那不勒斯歌曲。这四样之中，加里波第将军受敬爱（也许是因为他的部队穿的是红衬衫），而那不勒斯歌曲受崇拜。为什么？自然是为了那些优美的音调。也因为那些歌曲里常常提到太阳和海滨闪光的白色城市——海参崴和明斯克永远享受不到的意大利地中海艳阳。

　　那天已经是星期四。我立刻开始物色乐师——在每百人中有八十人玩口琴或吉他的一支军队中，那不是难事。发掘歌手稍微难一点。说老实话，拉住一个已经花了10小时收割棉花的人对他说：“给我们唱支歌怎么样？”并不容易。不过在托尼诺帮助下，我设法解释，如果我们的剧团成功，也许可以有些人不必下棉田……

　　“苏联人对这类事情有癖好。如果我们下对了工夫，谁知道还能让他们给我们什么好处？”

　　我们的话说对了。我的央求和托尼诺的坚持，终干争取到两名勉强答应的那不勒斯歌手。我们立刻开始凑成一个节目。托尼诺写好一个文辞绚丽的海报，还在筹备人名单中加上了他自己的名字，担任剧场的维持秩序纠察员。到了星期天，我们的开锣戏已经一切准备就绪。

　　下午三点正，指挥官进人场地，后面跟着主管工作大队的军士、几名警卫和十二三名文职人员，有男有女。他们全体，包括指挥官，都带来了小椅子。

　　托尼诺担任招待。他向这群人致敬后问指挥官：“指挥官先生，您希望舞台设在哪里？”

　　指挥官向四周打量了一下，眯起眼睛看着四月的太阳，然后指指我们宿舍的墙：

　　“那边。”

　　“好极了，上尉先生。”慷慨大方的托尼诺说。

　　现在轮到我了。“托尼诺，召集战俘。”我说。

　　“是不是也请德国人？”

　　“他们愿意来就来吧。”

　　他们不想来。因此，在苏联人“正厅”位置后面的“楼座”里，坐的是清一色的意大利人。指挥官下令开始，好戏就在巴塔阿拉尔登台了。

　　我用我认为简单扼要的诙谐独白开场。接着是我们第一位那不勒斯歌手蒙纳塞拉上台，唱了两支肯定叫座的歌：“我的太阳”和“桑塔露琪亚”。我再朗诵一首独白诗。跟着是斯科尼亚和密格里奥为我们演出尼诺·塔兰托(Nino Taranto）的一出短剧，还加唱了“工兵歌”。压轴戏是蒙纳塞拉毫不害躁地唱了一大段那不勒斯民歌集成。

　　那是蒙纳塞拉领导合唱“我的太阳”的一刻，充分发挥了他家乡这首流行歌曲的呜咽和流水行云的琵音特色。那些苏联文职人员一致肃立——使意大利人莫名其妙——直到唱完为止。也许他们以为正在听那不勒斯王国的国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