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南北志－－－北朝志 -- 南北朝大蟑螂

一直对南北朝这段历史感兴趣。

终于写到这里了。感慨之余特别要谢谢的是一直都在关注本文的朋友们，辛苦了，大家。

在极力的收集着资料来拼凑以上的那些很肤浅的东西的时候，有几个问题一直都困扰在我的心里。或者大家也有过的吧。

问题一，为什么在中国纵横数千年的历史中，只有鲜卑是作为一个曾经独立而且桀骜不逊的游牧民族完整的被吸纳进了中原帝国，或者说汉族的血脉呢？‘

倘若说只是因为曾经取得了汉文明核心地带的统治权的话，那么以后的女真，蒙古，满族呢？拓跋宏（元宏）在公元四九三年的改革与其说是如烈焰燃烧般的彻底的变革，倒不如说是起到了催化剂的催化效果。需知，尽管史书里在说元宏在进行改革的时候遭到了自上而起的诸多阻挠，甚至还为此杀死了自己的儿子，但是，在他于两年后以三十三的英年早逝之后，他的政策却被完完整整的保留了下来。这恐怕并不是仅仅出于对这位高祖孝文皇帝的尊敬吧。

或者是因为文化上的不平等而造成鲜卑主动的融合入汉族中吧，基于这个观点，元宏本人有段话被引用了很久了，“北人每言：‘北俗质鲁，何由知书！’联闻之，深用怃然！今知书者甚众，岂皆圣人！顾学与不学耳。联修百官，兴礼乐，其志固欲移风易俗。联为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孙渐染美俗，闻见广博；若永居恒北，复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墙耳。”《资治通鉴》卷一三九，此语不见于本纪，但现于《魏书.列传第九上》“北人每言北人何用知书，朕闻此，深用怃然。今知书者甚众，岂皆圣人。朕自行礼九年，置官三载，正欲开导兆人，致之礼教。朕为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孙，博见多知。若永居恆北，值不好文主，卿等子孙，不免面墙也。”，司马光非原文照录，其中机巧，自出沟壑。按原文的意思，恐怕元宏施导汉化，更主要的目的在于在战略上诱导以文人为主的南方汉人王朝的归降。

况且天子有九民，这段话怕只怕也仅仅是适用于社会的中上层人士吧。倘若是对鲜卑的平民而言，很难相信他们就能在朝夕之间移风易俗，法汉家衣冠，行中原礼仪。毕竟，文化上的差异，也不仅仅是改个名字迁个都城就可以解决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动力使一个少数民族的王朝在百年间就完全的演变成了一个汉民族的帝国根本呢？其中微妙，值得深思。

问题二，在面对象早期鲜卑这样并没有明确的政治和经济目的民族的袭扰的时候，究竟应该采取何样的方式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呢？

早期的鲜卑一如上文所提及的，是没有个理念的松散的部落联盟。哪怕是在檀石槐，轲比能等人有计划的移植中原王朝的行政组织和军事编制的时候，也依然不能冠名以国的概念，更说不上统一且明确的战略思想了。鲜卑对于汉帝国的袭扰与其说是有组织的行为，倒不如说是为了生存或者发泄而进行的无意识的狂热。这点不止是有鲜卑之于汉，对于任何已经有了完整的政治军事体系的国家而言都是相当的可怕的。因为这种肆意而为的粗暴行径于组织完善的敌对国家而言缺乏最基本判断。这就使这些敌对国们无一例外的在战略上处于一种赤裸的被动状况下了。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手段才能彻底让那些杂乱无章的游牧（或者其他的什么…）民族安静下来呢？汉帝国采取的方法不外乎以下两种（曹魏的幽州刺史王雄刺杀柯比能实在是个浪漫的例外）：

一，以夷制夷，这个是东汉早期对付乌桓，末期对待鲜卑的政策。可以看到，这样的招数其实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首先，既然要以夷制夷，那么，在利用者，被利用者，被攻击者之间必须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关系。任何一方的缺失或者衰弱都必将引起剩下两者之间的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被掩盖了的矛盾的激化。其次，这样的做法，看似是以最小的代价得到了最大的成果，但结果是，彻底丧失了原本就接近于零的战略主动性，也葬送了在战术上的机动性。利用者的结局的良善与否可以说完全是取决于被利用者的心情了。好的解决自然是如东汉末期以乌桓制鲜卑，糟糕的大家不妨看看数百年之后唐朝的怛逻斯之战（高仙芝）。

二，以王朝本身为基础，大举进攻这些游牧部落。实际上，个人以为这个实在是最糟糕的办法。诚如上文所述，那些结构松散非常的少数民族如早期的鲜卑等，往往就如同泻地流水一般。而以王朝的举国，这个或者有点太过了，就举州好了，之力而言，其势好比雷霆万钧之斧锤。以斧断水，水依旧奔流如故，以锤锻水，水也不会为之干涸。最好的结果自是劳民伤财空耗心力而已，而最糟糕的结果则是军队疲惫不堪之际被杀个回马枪…如汉灵之伐鲜卑，徒增笑料。

汉帝国的方子既然都有缺点，那么最好的办法又在哪里呢？曹操之伐乌桓虽然在漫漫历史长河湮没不闻，但或者也许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了。首先，与其击流水不如破坚冰，曹操之世，乌桓已然有了相当的行政结构，因此，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往往是存在于高级且复杂的社会结构中的，这虽然是绝妙的讽刺，但也的确是事实。其次，打小的击溃战倒不过打个大的歼灭战，哪怕是皮诺斯式的胜利也心甘情愿。曹操北伐乌桓之所以可以一战而平，乌桓的战术布置不当诚然是关键，但是曹操的当机立断也是极为重要的。三，彻底断绝动荡的根本，曹操在这点上主要作在了两个方面，其一是他奋力追击，让其他的有野心民族看到了帝国反击的果敢和决断，丧失了和帝国作对的勇气，其二是在战后，乌桓被完整的迁入长城以南。其实这点上曹操的战略设计的并不算好，杀鸡给猴看的鸡乌桓自然是没了，可希望起到示警作用的鲜卑等民族最后还是反了。而乌桓迁入汉土，表面上来看是断绝后患了，可也为以后的五胡乱华埋下了根子。五胡中虽然没有了乌桓，但如鲜卑，匈奴等当初可都是顺着这条方子才得以进入中原的…

问题三，在机动性和单兵作战能力都较对手为弱的情况下，到底汉帝国，或者说当时的汉帝国以及其后的中原帝国应该采取何种方式才能对抗游牧民族的骑兵呢？如果说第二个问题是处于战略的角度而论的话，这个就应该是战术了、

纵观整段历史，法子不外乎以下几种：一，以毒攻毒，即在中原王朝内也培养起骑兵部队，在作战时针锋相对，如汉武帝征匈奴例。二，以良好的科技为背景，以先进的武器配给兵士并由良将所代与之对抗。这点的活用就比较多了，如李陵的三千战士，刘裕的北府兵，再极端点考虑下岳飞破拐子马，袁崇焕之宁远大捷。三是以步兵杂合骑兵组成完善的阵势，以良好的组织来消耗对手，这个战术在西方的历史上似乎很常见，马其顿方阵和罗马军团都算是成功的案例，中国历史上使用这个战术最多的是北宋，可惜效果极度的不好。而稍微有点像样的如苻登的方圆大阵，其实也靠近第二点多。

从优劣来看，第一点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首先是成本委实太高，其次是即便是能驯养起大量的马匹，可也无从征募到如游牧民族一般在驰骋中长大的战士。武帝征匈奴之所以可以成功，恐怕最主要的功劳还是要建立在两位不世出的名将的身上。

第二点则对将领的要求太高。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甲午战争中，如果北洋的大将丁汝昌和日本舰队的主帅伊东祐亨调个个，结果或者就大大的不一样了。

第三点则在军队的组织结构上。没有完善的组织结构和调令方式，如此派兵布阵只是好看而已，和小孩子过家家又有何区别呢。静则如林似山，动则形散神溃，一团散沙罢了阿。只叹北宋的太祖以武起家，黄袍加身固是荣耀，喜悦非常之余也对日后的武将们多了猜疑和畏惧。好的还有杯酒释兵权，坏的就如同岳飞风波亭。有宋朝一代，将不知兵，兵不明将，又怎么能将战斗力发挥到最大呢？

问题四：为什么在经历了两百余年的动荡之后，最后统一中国的是以北朝起家的杨坚而不是南朝的宋齐梁陈中的任何一个呢？

而且，自此之后，以南方为根本的历代地域性质的诸王朝都没有逃脱为北方王朝所剿灭的结局。这个也是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问题。按说秦末汉初，刘邦正是以川蜀为基地，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统一中原的。何以往后的东晋，南北朝中的北四朝，五代十国中的南唐，吴越，更后一点南宋以及更为短命的南明都没能顺着刘邦的足迹走下去？

大致就是以上四个问题了，以后的诸段文字也将围绕着这四个问题而展开吧，真希望在本文的最后能找到一个无限接近于那名为答案的东西呵，我的想法是不是很狂妄呢？毕竟，我不是一个历史学家，充其量，只是手腕以下部分能够得到最完好的锻炼的我，不过是一个喜欢在书籍和过去中戏耍的孩子而已。

檀石槐之子和连在袭扰北地(郡治富平，今宁夏吴忠西南)时丧命，其后，其子和其弟叔侄相残，鲜卑联盟烟消云散，其后，虽北疆鲜卑边情依旧不断，但大体都在各个地方长官可以治辖的范围之内。已是经年之苦的东汉终于得到了一丝的安慰。

但是，这个安慰并没能持续太久。三年后，也就是公元184，汉中平元年，黄巾起义爆发了。其后四十年不到，也就是公元220年，持世349年的汉帝国正式宣告覆亡---三国演义中有评价诸葛亮的说他是“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意味汉朝江山四百年之久，这个明显是把三国家时中的蜀汉政权也记进去了（公元221—公元263），真是小说家言。中原大地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时期。魏，蜀，吴三国相互侵，战火连绵不绝，正给了北疆的游牧民族一个兴起的契机。

这些民族中势力最大的，当属和鲜卑有着亲缘关系的有一大族乌桓（乌丸）了。“汉末，辽西乌丸大人丘力居，众五千馀落，上谷乌丸大人难楼，众九千馀落，各称王，而辽东属国乌丸大人苏仆延，众千馀落，自称峭王，右北平乌丸大人乌延，众八百馀落，自称汗鲁王，皆有计策勇健。”《三国志.乌丸鲜卑列传》。

有关于这个民族记述，在《后汉书》中有《乌桓鲜卑列传》，在《三国志》有《乌丸鲜卑东夷传》，篇幅都不短不断，其角色重要，可见一叶。按以上两史中记载，这个民族性格极其狂烈，分支如星如沙，各有首领，但共推强者为头目，号称为“大人”。该地位不是世戚，有力者居之。又说这个民族“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无相仇报敌也。”，“婿随妻还家，妻家无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为妻家仆役，一二年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处财物一皆为办。”，“计谋从用妇人，唯斗战之事乃自决之”，又有“其俗妻后母，报寡嫂，死则归其故夫。”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由此或可推断此民族大概处于母系社会晚期---鲜卑情况其时也应相差不是太远。在语言上，乌桓民族和鲜卑一样，应属于东胡语系分支，但也有一说应该属阿尔泰语系（Altaic family）蒙古语族。而在文字上，《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中有记略如下“时刻木为信，虽无文字”，可见该民族有言而无字，部落之间通讯不得不依靠刻字为记。

尽管乌桓人数虽众，又“俗善骑射”，但是在历史上却扮演的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悲剧角色。如上所述，由于相互之间难以得到有效的交流，各个部落之间往往是知其名而不知其然，再加上又尊崇“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推为大人”的传统，部落和部落亦往往是征伐不断。这就让其他的野心勃勃的势力有了乘虚而入，相机行事的机会。因此，在大多数时候，乌桓往往是被某一个势力当做打击另外一个势力的棋子。纵有勇力绝伦，又能有什么作为呢？在汉与匈奴角力时如草附墙，在汉与鲜卑称霸时甘当汉外军。即便是到了西汉末年，也是“中山太守张纯叛入丘力居众中，自号弥天安定王，为三郡乌丸元帅，寇略青、徐、幽、冀四州，杀略吏民。”《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

这样的短视而有力的乌桓，在收容来自中原败来的袁氏子弟时，其命运或已注定。

在公元201年，汉建安七年，在对中原霸权的至关重要官渡之战中，曹操险胜袁绍。5月，袁绍愤愧呕血而亡，少子袁尚继大将军及冀州牧位，长子袁谭率少数兵力防守黎阳。9月，曹军渡黄河攻黎阳，袁谭请增兵，尚恐谭兵多后夺其权，遂自率军来援，自此兄弟间各有异心，但隐忍未发，共与曹军相持于黎阳。9年二月，曹军总攻，两军大战于黎阳城下，袁军战败，袁尚、袁谭弃城逃邺，曹军占领黎阳。

公元203年，汉建安9年，袁尚、袁谭内讧，袁谭为袁尚所败，向曹操乞降。曹操遂以支援袁谭为名，攻打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7月，袁尚军溃散逃往中山(今河北定州)，辎重尽为曹军所获。邺城守军闻信瓦解。袁尚势力基本上为曹操所消灭。袁尚几仅以身免，逃至中山(今河北定州)，稍做喘息。

10月，袁谭叛曹，攻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间等地，并再迫袁尚，使袁尚再逃故安(今河北易县东固安)，投奔幽州(治今北京城西南)刺史袁熙。

公元204年，汉建安10年正月，曹操袁谭背盟，进攻南皮，大破袁军，占领南皮，并斩杀袁谭。袁谭所属各郡、县尽归顺曹操。曹操纳郭嘉策“多辟青、冀、幽、并名士以为掾属，使人心归附”《资治通鉴.卷第六十四》。迫使袁熙，袁尚逃亡北疆，依附乌桓。

此时乌桓名义上的首领为楼班，他是上文所引的“辽西乌丸大人丘力居”的儿子，但军政号令却并不出与他。而是在他的叔伯兄弟蹋顿的手里。据记载蹋顿此人“有武略…多画计策”，在中原战乱之际，掳迁汉边民10余万户，并让部落重臣与当时北疆望族袁氏结亲，早有虎狼之心，此时袁熙，袁尚归附，正是投其所好，于是两者各怀野心，互为首尾，不断骚扰边地。令曹操恼怒非常，终起白马山一役。

公元207年，汉建安十二年秋，曹操亲自率大军，出征乌桓。

其实有关曹操的这次出兵，曹操集团内部也是矛盾多多。当时南方刘备欲引刘表的军力蠢蠢欲动，诸将领都认为“今深入征之，刘备必说刘表以袭许，万一为变，事不可悔”《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五》, 大有“攘外必先安内”之意。惟独郭嘉以为“袁绍有恩于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乌丸之资，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动，民夷俱应，以生蹋顿之心，成觊觎之计，恐青、冀非己之有也。”强调征伐的重要，并断言“表，坐谈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排除了曹操的心结，力劝曹操北进。

郭嘉实在是一代人杰。曹操在赤壁之后感叹“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三国志.程郭董刘蒋刘传》，所言真是不虚。他是三国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人才，从《三国志》的记载以及裴松之的注来看，几乎是算无所漏，真是可怕至极。如此郭嘉郭奉孝，配以对他无比信任的曹操，假使不英年早逝，周瑜的事关战役成败的反间，火攻两计能否奏效，恐怕还难说的紧。

曹操对郭嘉所言深以然，于是立排众议，以田畴为向导。借“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乌桓大意，“堑山堙谷五百馀里，经白檀，历平冈，涉鲜卑庭，东指柳城”以奇兵突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