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魂作楚天雄——刘少卿将军传》开始连载 -- 双石

　　长沙撤退，新任班长一天之内立了两功/没关系，我们还叫他彭伙夫头哩/万久生两犯纪律，士兵委员会委员长被“斗争”/让开除军籍的万久生跟着队伍走，红军多了个守纪律的勇士/黄牛比水牛好，九头鸟的主意还是没管用/穿着破旧的“朱毛”让前“铁军”上士高山仰止/前头捉了张辉瓒，火线入党却没赶上参战/打谭道源，机枪班长用两根扁担把重机枪身压在坡坎上放得很欢畅/抓“AB团”，肃反委员会委员不知道该从哪儿“积极”/瞎猫逮住死耗子，机枪班长升了迫击炮排长/炮弹打光了，炮排长抱着“花机关”冲锋/负伤住院，“肃反委员会委员”被“肃反”吓跑/红军小连长喊了几句“放下武器我们就是朋友”，白军连长十多年后当了将军才作出反应/在战斗里成长，彭德怀说“这个九头鸟有点办法”

　　当红军不到一个星期，刘少卿就在一天内连立两功。

　　长沙被红三军团攻克后，何键也着了急，从湘桂边境急调大军回援，在游弋湘江的英国炮舰的掩护下，由株州、湘潭、宁乡、湘阳等地向长沙反扑，8月5日，即进抵长沙南、西、北郊区。

　　敌我兵力悬殊，红三军团前委召集会议紧急决定：撤出长沙，向浏阳、平江苏区转移。

　　撤退非常仓促，6日拂晓，敌人两个团由小西门偷渡过江，进入小吴门，彭德怀亲率五军一师担任后卫，占领浏阳门外高地掩护部队撤退。刘少卿任班长的三团机关枪连三班14个人负责押运三团在长沙的筹款，沿着湘江撤退。这筹款不是现如今的纸票子，而是硬蹦蹦的现大洋，一块就有七钱五重，450块一包用黑布缠着，一个人只能挑两包。红军不许拉伕，担子由雇来的老百姓挑着，事完了再按价付款。

　　从江边撤退的时候，英国炮舰向岸上打炮，前面何键的部队也在堵截，炮弹频频爆炸，枪子儿到处乱飞，挑银元的老百姓根本没见过这个阵仗，一害怕扔下银元挑子就跑，任凭刘少卿们怎么喊，也一去不回头。

　　说来也怪不得老百姓，刘少卿这个连号称“机关枪连”，实际上只有1班和4班各有一挺机关枪——那时还没有轻机枪，所谓机关枪就是重机枪，子弹也很少。刘少卿的三班14个人只有3支步枪，每支枪才20发子弹。这点可怜的家伙根本没法儿和敌那炮火相比，也难怪老百姓不敢在不认人的炮火枪子儿中跟这寒酸得象叫化子一般的队伍瞎掺和。

　　一片乱哄哄中，刘少卿听见团政治委员黄春圃对着他大喊：

　　“三班长，赶快叫你们班的人把银元挑走，丢了太可惜了！”

　　“是！”

　　刘少卿心里纳闷儿，怎么才来几天，团政委就认识我了？

　　除了刘少卿和身体较弱的万久生，班里11个战士一人挑起一担银子就冒着炮火往前走。

　　这节骨眼儿上，前头敌人的机关枪又咕咕咕咕打了过来，阻挡着队伍撤退。

　　枪子儿就在头上日日的飞，连长陈友兴命令刘少卿：

　　“三班长，先把挑子放下，把敌人机关枪消灭了再走！”

　　三班只有三支枪，其余都是梭标，要打掉敌人一个机枪火力点谈何容易。然而这时的刘少卿已经不是几年前那个拿着驳壳枪却不会放的儿童团长，而是个在战火中历练了几年的老兵了。他让班里的三个好手拿枪分三个方向三个地点散开，彼此相隔二百公尺左右。万久生自恃是老兵，也非要一支枪不可，刘少卿没有同意。他让万久生和他一起举着一面红绿信号旗指挥，约定举一次旗，第一个人放一枪，举二下第二个人放两枪，举三下第三个人放三枪。这么一来，三支枪竟然引得敌人机枪左左右右忙不过来。这时刘少卿将指挥旗交给万久生拿着，吸引敌人的注意力，自己则操起一支梭标带着剩下的人喊着“缴枪不杀”，直冲到敌人机枪阵地前。敌人一看亮晃晃的梭标捅了上来一下慌了神，赶紧分解机枪扛上逃跑。那时的重机枪都是水冷式的，非常笨重，一挺机枪要分开由六个人携带才能动得了窝儿，三个人扛枪身，一个人扛驮鞍（即枪身与三脚架结合的部件），两个人扛三脚架。结果前面四个敌人刚扛上枪身和驮鞍逃走，刘少卿就已经冲上来了，最后两个扛三脚架的敌兵，一个撒腿就跑，另一个把三脚架扛上肩才刚刚转身，刘少卿丢了梭标扑上前去，一把抓住三脚架用力一拉，敌兵已经胆寒，立即放手逃跑，三脚架就归刚参加红军的刘少卿了。其他战士这时也冲了上来，俘虏了两个敌兵，把机枪驮鞍也缴获了。

　　消灭了敌人的机枪火力点，缴获了一个三脚架和一个机枪驮鞍，这对红军来说就是难得的重武器部件了，刘少卿算是立了一功。

　　随后就是把银元担子挑了回去，全团上下皆大欢喜，自然又是功劳一件。

　　光有个三角架扛着怪别扭，沿途有老百姓笑话这队伍家伙不行，有机枪架子没机枪。于是聪明的三排长张发云用泡桐树做了一个假机枪筒子，用锅灰染黑了，乍看起来象真的一样，算是能唬弄老百姓了。直到年底第一次反“围剿”在宁都东韶打谭道源五十师时，寒酸的机关枪连才从别的师得到一个没有脚架的真机关枪筒子（枪身），可是两个家伙却不配套，凑不成一挺完整的机关枪，也就是扛着的时候在老百姓面前添了点底气。

　　不过他们还是有办法，咕咕咕咕照样把这机枪放得很欢畅，打得敌人七歪八倒满地乱跑。

　　这是后话了。

　　从长沙撤出来，部队经浏阳向平江转移，中途部队在永和市休息，这时队伍里的人纷纷说“彭胡子来了”，刘少卿也跟就着大家说“彭胡子来了”。接着，他就看见一个和战士同样背着背包穿着旧军装的中年人，沉稳地从队伍前面走过。刚从那是个军官都是武装带皮靴皮包的“铁军”当了逃兵出来的刘少卿简直不能相信，衣着这么破烂的人居然就是这支部队的最高首长、鼎鼎大名的“朱毛彭黄”中的彭德怀，情不自禁就顺口出了声：

　　“彭胡子真糟，穿得这么破烂。”

　　“这是首长，要尊敬，你胡咧什么？”二排长董应明白了他一眼。

　　嘴里衔着旱烟袋的三排长张发云是平江起义的老兵，他倒是满不在乎：

　　“没关系，我们还叫他彭伙夫头哩！”

　　刘少卿算是狠狠地长了一回见识。

　　这才开头，共产党这队伍还有的是见识要让前军需上士天天见长哩。

　　在浏阳境内的交际岭，部队还镇压了几个“挨户团”的头子。刘少卿不明白这“挨户团”的来由好歹，问三排长为什么杀他们。三排长告诉他，这“挨户团”是地主豪绅的看家狗，贫苦农民的死对头，收取苛捐杂税，捕杀赤卫队员，该杀！你没听老百姓唱么：“要绝种，当团总！”这是咱红军的任务之一，叫“开辟白区工作”。

　　噢，刘少卿明白了，这就是黄冈家乡那“保卫团”，该杀！

　　那时虽然战事频繁，天天都在行军打仗，可红军每天的政治教育从不放松，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工农红军无比强大打倒了“白匪军”建立了工农国家，到中国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要“扩大红军一百万”，红军是为工农群众老百姓打仗要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刘少卿虽是个班长，却是初来乍到，那个很嫉妒他的老兵万久生就常常把他问倒考糊。比如那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家乡就闹过革命的他就被问住了。万久生十分得意，绘声绘色地给大家演讲了一番，俨然是个“政治战士”，让走南闯北很见过些世面的刘少卿好生佩服：这红军真是个好队伍，一个兵都有这恁多学问。

　　行军路上，万久生早晚都见缝插针地讲这么一段，大家也听得很是入耳。

　　可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认真贯彻到每一个士兵的日常行为中，却真还不是一件容易事儿，就是万久生这位自告奋勇的“政治战士”本身，他也就只知道些皮毛，说说是一回事儿，真正做到又满不是一回事儿了。

　　一路行军到了平江长寿街，部队进行了休整。

　　到八月底谷子收上来的时候，上级又传来命令，要拐回头去“第二次进攻长沙”。

　　一天，部队急行军到了浏阳文家市，万久生讲了一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后，大家又累又乏，倒头便睡了过去。半夜里，这位冒牌“政治战士”把全班人都拉起来喝鸡汤，刘少卿迷迷糊糊端起来就喝。那时候，鸡汤真是个好东西，又鲜又美又解乏，大家喝得很是痛快。

　　喝着喝着新任班长突然觉得不对，这不才讲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么？

　　他热炒热卖马上追问：“万久生你这鸡是从哪里弄来的？”

　　万久生满不在乎说是打土豪打来的。

　　刘少卿还是觉得不对劲：打土豪要调查，你调查没有？还有，不是说打土豪要归公么？这可是要受处分的呀！万久生摆出一副比他资格还老的红军老战士派头：你不懂，吃个鸡算什么，又不是“一针一线”，再说还用调查么？这家房子墙上用白灰刷得那么白，不是土豪是什么？

　　似是而非稀里糊涂，新任班长没了话说。刚当几天红军，政策什么的，他哪有那水平掌握。

　　结果，没过多久，万久生又犯了纪律，差点连累刘少卿从班长被撸成大兵。

　　那里第二次打长沙后不久的事。

　　第二次打长沙，打得很辛苦，最后还是没打进去。

　　刘少卿这些战士当然不清楚，这是当时中央“立三路线”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方针所决定的，中央要求当时并不强大的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本来第一次打长沙就比较勉强，打下来实际上也未能巩固住——在土地革命战争整个十年中，这是红军唯一的一次占领一个省会城市。而第二次进攻长沙，更是这种不切实际的冒险方针的继续。当时，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一军团刚和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三军团在永和市会师，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就三令五申要他们“饮马长江，会师武汉”，命令红一军团攻取南昌，红三军团攻取长沙。虽然彭德怀总指挥对此持谨慎态度，认为“这次打长沙和第一次是不同的。那次是迅速各个击破敌军，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地给以袭击。这次追击之敌4个旅。一军团在文家市全歼了戴斗垣旅，其他3个旅安全退回长沙。原在长沙还有1个旅末动。我军迫近长沙时。敌取得了五六天时间准备，野战工事做好了，这就使我失去了进攻的突然性变成了正规的阵地攻坚战。攻城能否速胜，难以肯定。”但架不住中央有令，方面军会议上大多数人打的热情也很高，所以也就勉为其难，认真地去执行了中央和方面军总前委的决定。

　　然而虽然这才过去个把月，长沙的情况却与第一次完全不一样，敌人集中了30多个团3万余人，还在重要地段挖出外壕筑起永备工事还拉起了电网，而且不上红军诱敌出城在野战中予以歼灭的套子，死守城中绝不出战，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急攻数日，终不能克，伤亡还一大堆。尤其是那电网，土包子们谁也没见过，人一沾上就动不了，挣扎几下就死了，连伤都不带。后来抓了俘虏才知道是这是电网，沾上就被电死。

　　彭德怀总指挥一看这东西不好对付，便策划摆个火牛阵冲开电网，打开僵局。这办法也是古书上有例可循的，那就是弄一大堆牛，尾巴上吊上鞭炮，点着后就赶着牛往电网上冲。为这个，他还到各处巡视，专门下到连队里来听取战士们的意见。

　　那天，机关枪连正开战前“诸葛亮会”，彭德怀在红三团团长周彩星和政治委员黄春圃陪同下也来参加了会。这“诸葛亮会”也是刘少卿刚见识的红军享有专利的新道道：打仗要和当兵的商量着去打。那时刘少卿在浏阳门一天立了两功的消息已经传开了，大家都说这刘少卿能说还能打是个角色，推举他当了个不是官的“官”——士兵委员会委员长。这个“士兵委员会”其实就是现如今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那个“革命军人委员会”的前身，不过在很有点“极端民主化”的那个时期，其权力还是很大的：他可以监督干部，监管伙食、账目和给养，还可对连里官兵这错误那错误断公道说是非，决定怎么个惩罚。惩罚方式也很具体，就是谁谁谁犯了错可以拿扁担打几下屁股。

　　会议由连长连政委和士兵委员会委员长主持，黄春圃政委还跟彭德怀介绍了新任士兵委员会委员长：这就是上回在浏阳门抄了个机关枪腿还把银元担子给弄回来了的刘少卿。彭德怀很高兴，直截了当地问这个小班长：火牛阵是用黄牛好还是水牛好？当过放牛娃刘少卿很积极地建议用黄牛，水牛角厉害且冲劲大，但黄牛动作猛跑得快，还是黄牛好。

　　结果黄牛也不行，牛不是人，不听指挥，也不会使用工具，鞭炮一点着就乱跑，敌人机关枪一扫就是一大片，牛也死光光。这牛是用现大洋向老百姓买的，死了恁多，拉回来紧着肚皮都吃不完，剩下拉不走的都臭了，老百姓很是不高兴。

　　长沙没打下来，只好撤围。

　　撤到湘潭汤家湾又到了醴陵，万久生的老毛病又犯了，他掏了路边群众的鸡蛋敲开生喝。

　　刘少卿这回不迷糊了，对万久生进行了批评教育：

　　“你不是向我们演讲过‘不拿工人农民一针一线’么，怎么自己就违反了？“

　　万久生也不是盏省油的灯，他嬉皮笑脸强词夺理：这不是“一针一线”，是两个鸡蛋嘛！

　　然而这次就算是刘少卿要放过他，其他人也放不过他了，而且就连刘少卿这个班长兼士兵委员会委员长也不肯放过要跟着吃连带官司了。走到安源宿营，连里让刘少卿召集士兵委员会开会，主题就是要处理万久生“喝鸡蛋事件”。会上人家五班长就很不客气地斗争刘少卿：三班还是模范班哩，万久生又偷鸡又偷鸡蛋，你刘少卿身为班长为什么不报告？你这样还当什么士兵委员会委员长？撤了算了！

　　被人狠狠地“斗争”了一把，刘少卿脸上很是挂不住，可也吭不出气儿来。

　　看到气氛很是不善，连政委忙出来说了话：三班模范班撤销，万久生开除军籍。

　　这是打了丫环保了小姐，万久生这“丫环”马上就现了可怜相，哭哭啼啼拿着个小包袱跟在队伍后面不肯走，还跟刘少卿说班长我舍不得离开你呀。弄得免了打的“小姐”刘少卿很不过意还陪着掉了几滴伤心泪。他瞅个空偷偷告诉跟着队伍的万久生，你就悄悄跟在队伍后面，到地方我偷偷给你送饭吃。

　　万久生一直跟着队伍过了赣江到了江西宜春，刘少卿看看大家气头可能也过去了，便请示连长连政委，是不是让万久生回来，他犯错误我也有责任，这次得了教训，以后我们慢慢教育他？连长连政委听了相视一笑，说那就叫他回来吧！

　　从此万久生老实了，再不讲怪话也不犯纪律了。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高虎恼战斗中，万久生已是红三军团四师十团机枪连连长，他在这场战斗中英勇牺牲了。那时刘少卿已在红一军团六团任团长，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难过，为这位曾经嫉妒过自己还差点被开除军籍的战友洒下了惜别的泪水。

　　在醴陵，刘少卿第一次见到了闻名已久的“朱毛”。

　　那天，红一军团的部队从西来，红三军团的部队往西去，刘少卿看见前边队伍突然裹成了团儿，吵吵嚷嚷说是“朱毛”来了。刘少卿赶上去，看见朱总司令和毛总政委过来了，毛总政委个子很高一头长发手里拿着根棍子，朱总司令满面风尘一脸慈祥象个老农民，两人都象彭总指挥一样穿得很是破旧，还高兴地跟红军官兵们打着招呼。虽然这两位穿得破破烂烂赤脚套着草鞋还一脸的尘土，比那位高头骏马黑披风的蒋总司令寒酸多了，可刘少卿还是怎么瞅怎么觉得亲切可敬高山仰止。

　　朱毛朱毛，那就是工农的旗帜呀！

　　接受过大革命启蒙和广州暴动煅炼的刘少卿在红军中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这真是一支工农群众自己的队伍，为工农打天下的队伍。这里有许许多多象邓斌、黄春年、黄副营长、“少校军官”那样的同志，不用问，看看他们作战勇敢、遵守群众纪律，处处给大家作表率的行为，那一定就是共产党。在这里，许多连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潜质，也得以施展和发挥，只要你做了事有了功劳，大家都看在眼里，绝不会埋没你；你要有了错误，大家也不会客气，还要“斗争”你，帮助你。这队伍，跟自己从前呆过那支队伍，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仰慕了共产党多年的刘少卿，如今找到了共产党，更想参加共产党。

• 魂作楚天雄 — 刘少卿将军传 (1 -- 17 章）

　　1930年2月，中原大战爆发。

　　这又是一场军阀混战，同为被蒋总司令挤兑的沦落队伍，张发奎李宗仁等出于共同利益的需要，在异地与阎锡山冯玉祥联衔通电“讨蒋”，而后又在4月通电就任“全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将在广西的第三、第八两路军改为“中华民国陆军第一方面军”，又把“青天白日满地黄”换回了“青天白日满地红”，张发奎任该方面军的第一路指挥官，辖第四军、第四十三师。

　　5月，冯玉祥、阎锡山与蒋介石在津浦、陇海两线展开激战，而广西境内的战事却成胶着，张发奎李宗仁等觉得自己要把入境的粤军驱逐出省很不容易，便一起筹商打破僵局的办法。几位北伐名将计议一番，认为鱼与熊掌不可得而兼之，落难至此，也只好顾一头了，遂决定忍痛放弃广西根据地，挥军入湘，北上攻占武汉，与冯、阎部队会师中原。

　　于是各路部队秘密北移，集中桂中，5月下旬开始，分三路入湘。

　　而这对于刘少卿来说，是一条通往家乡的路。

　　这个时候他还不知道，就在这各路军阀红眉毛绿眼睛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打得不可开交一地鸡毛的时时候，共产党人却捡了空子大大发展了革命力量，毛泽东领导的湘赣两地红色政权红色军队十分活跃，革命也渐趋高潮。而自己的家乡一带，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红军也有了相当发展，就在南京政府的的卧榻之旁，发出了阵阵雷声。

　　跟入粤一样，张桂联军入湘作战开头十分顺利。

　　一入湘，先是何键望风而逃，然后湘军唐生明这位公子将军拱手输诚，张桂联军顺利占领衡阳，而后如入无人之境，继续北进，6月3日，占领长沙。

　　8日，张发奎所率第一路军与第二路军到达岳州，前锋进入鄂境。

　　武汉遥遥在望，张发奎李宗仁一派乐观，预计16日即可攻克武汉，与冯、阎会师。

　　结果再往后就惨了。

　　又是从后边撵上来的老对头蒋光鼐、蔡廷锴扫了他们的兴，套路也不新鲜，抄后路断粮道而已。张桂军前头占了长沙，蒋蔡军后头夺了衡阳，张发奎李宗仁也被迫上演老戏文，回师解困。那蒋光鼐蔡廷锴也是名将不是菜鸟，以逸待劳守住衡阳，张桂军本来就连遭败绩，军心涣散，重武器又在图粤时丢了个光，因而久攻不下，粮草也接济不上。而此时蒋公各路人马云集湘南，一起上来招呼，又把张桂军打了个大败，再度溃回广西。

　　溃逃路上，第四军已全无北伐那般威风，兵找不到官，官管不了兵，跟他们当年撵得乱跑的那些北洋败兵已没什么两样。第十二师师长薜岳目睹“铁军”如此没落，心灰意冷，竟于撤退途中向部属宣布，张军长和本人决不再干了，各官兵所携武器听凭自由处置。卖枪得款，返乡务农也好，聚众持械，入山落草也好。总之，张某、薛某是不过问了。

　　这一下，“铁军”可是真是折了老本了——张发奎回到广西，全军仅剩千余人了。

　　这其中没有师部的军需上士刘少卿，他在湖南永州就瞅准空子开了小差。

　　在永州时，第十二师师部驻在城里的洛阳会馆。

　　军需上士刘少卿这时有了两个开小差的同伙，一位大老王，河南人，一位小老王，湖北大同乡，两人都比刘少卿年龄大。这会馆的王经理与大老王是河南老乡，没有儿子只有一对女儿，都对他们非常友好。师部驻这里时，军需上士就预作准备利用职务之便灌了几大口袋大米放在会馆的厅堂里，然后对两位同伙吩咐道：“撤退时你们听我的！”

　　部队撤退时，三个开小差的兵一起躲进了会馆的地道。

　　第二天，队伍逃了，追兵撵上来了，外边一片枪声，王经理得了大米又看顾了大老王的同乡之谊，自然也对逃兵们作了遮盖，还张罗着给三个丘八换了便衣。

　　按王经理的意思，他是想把刘少卿留下来当女婿。

　　刘少卿可没这个意思，他想的是赶快回家。

　　也是巧了，这个时候他从王经理手上得来一张报纸，上面大字标题很是醒目：

　　“中央大军攻势如潮，李逆宗仁张逆发奎黄逆绍竑溃回广西。”

　　“匪共朱毛彭黄由鄂入湘兵进浏阳窥视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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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匪共”？共产党？刘少卿眼前一亮。

　　思乡之情与投共之心开始在他心里边上上下下地折腾开了。

　　三个人坐在一起商量时，刘少卿首先建议；往北走，乘红军没有进长沙，穿过长沙往北走。

　　河南侉子大老王头摇得象拔浪鼓：

　　“不中不中，要撞上共匪咋办？听说他们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还共产公妻！”

　　“胡说，你见过？”

　　“你见过？”

　　“我当然见过，我在广州跟共产党搞过广暴，他们可都是好人能人哩！什么共产党杀人放火，杀人放火的是国民党！这我可是亲眼所见哩！”

　　这当口，刘少卿也没什么怕的了，把以往藏在心里的秘密一五一十向俩同伙倒了出来。

　　听刘少卿一说，一直沉默寡言的小老王，这时也终于开口把自己的身世说出来了。原来，他也是在家乡参加农民运动失败后逃出来的！两个同伴都拿亲身经历说共产党不错，大老王自然就放心了。

　　三人想回家没有路费，就让大老王仗着老乡面子跟王经理打商量。王经理很愿意帮忙，便让他们把会馆里的李子摘了挑上街去卖。六七月的天，李子很好出手，他们出门批发带零售，很快就卖光了，得了二十多块钱。

　　王经理一人给了他们五块现大洋，充作盘缠。

　　第二天一大早，逃兵们就上了路，昼伏夜行奔长沙而去。

　　永州到长沙，中间隔了四五个县，五百多里路，三个逃兵只走了4天。

　　一路上，人们都在议论纷纷，主题都是一个：朱毛红军要打长沙了。

　　的确，红三军团这时正乘着张桂联军入湖与何键作战之机，从湖北蒲圻进军湖南岳阳，要“打到长沙去，建立湖南省苏维埃政权”。就在何键主力在湘桂边界地区追击张桂联军而长沙兵力空虚的之时，红三军团抓住战机，首先在晋坑击破第十九师五十五旅，歼其一个团，而后乘胜追击，在金井又将第四十五旅歼灭大部，正疾速向长沙挺进。

　　三个逃兵当然不知道这些，只是心中着急，想乘着红军未打长沙时赶快穿过去，早点回家。

　　这个时候，在刘少卿心中，思乡之情暂时还居于压倒优势。“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风里雨里泥里血里摸爬滚打那么久，走南闯北颠沛流离辗转徘徊几多年，回家过安稳日子的诱惑，恐怕是个人儿都很难挡得住。

　　然而，另一个念头也在思乡之情下面儿不断地拱动。

　　共产党，红军，工农运动，广州暴动，火烧军火库，打土豪分田地……

　　邓斌，詹波平，黄春年，黄副营长，少校军官，……

　　还有那些在机关枪前倒下的众多同志……

六

　　三个开小差的逃兵进了长沙，却出不了长沙了——长沙城许进不许出。

　　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这会儿正要关上门来抓共党哩！

　　刘少卿没办法，只好在街上瞎转悠。一转还碰到了从前师部的一个中尉军需官，人家比他们开小差还早。那前军需官问他们怎么打算，他们说就是想回家。前军需官说要回家你们进城干吗？长沙城现在准进不准出，你们穿得这么破破烂烂，还不让人家当共匪给抓啦？

　　三人一听也不敢掉以轻心，赶紧去买衣服。大老王买了一套中山装，刘少卿和小老王一人买了一套蹩足西装，披挂起来，十分不伦不类，但也没办法，总比被当“共匪”让人给抓去杀头强呀！

　　那位军需官也是个好心人，看来对“匪共”那边儿很有些了解。他告诉三个逃兵，你们这样在一起还是不行，还得要分开。“匪共”中有浏阳的“梭标队”（赤卫队），他们没有正宗“匪共”那些个章法，你们可千万不要对这些“梭标队”讲当过“白军”，弄不好他们操起梭标就要捅人。

　　三人分开了，前军需上士被前军需官介绍到一家煤炭行当伙计。

　　说是伙计，其实就是扫地打杂——他只扫了两天地。

　　这也是巧了，这家老板也是象永州那位王经理一样，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看这个新来的伙计见过些世面还聪明勤快，也起了招个上门女婿念头。他跟刘少卿说你就在我这儿干行不？两个女儿你随便挑一个？刘少卿看看不对，赶紧说谢谢老板我现在只想回家，我看我还是走吧，在这儿恐怕要连累你。

　　别过老板，他又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转悠开了。

　　这时候，大概是红军已经打进城了，街面上的人很少，他转着转着就转到了一所学校，这学校里进进出出的学生们都是黑衣黑帽，一问才知道这是“铁道学校”。学校看门人看着他老在这儿转，便问了一声“小哥哥你有么子事？”

　　刘少卿说我是湖北人，想回家出不了城。

　　“你还没有吃饭吧？”这看门人也是个好心人。

　　前军需上士点点头，很是不好意思。

　　看门人给他买了几个包子。

　　他刚吃完一个，“梭标队”就来了。

　　看门人赶紧将他领到学校图书馆，让他靠墙站着把书本往他身上堆，直到堆得只剩下两个鼻孔出气。然后嘱咐他千万别吭气，一会我给你送饭来。

　　没半个时辰，“梭标队”就进了图书馆，梭标什么的朝着书堆里一通乱扎：

　　“这里面有么子？”

　　“么子都没有，全是书，还没整理完哩！”看门人连忙遮盖。

　　我的天，未来将星差点完结在赤卫队的梭标下。

　　赤卫队走了，看门人下了碗面端给刘少卿：

　　“小哥哥，这里不是久留之地。‘梭标队’不敬孔夫子，不晓得还会怎么乱整哩。明天一早，我送你出城，走小西门江边，那里人少。要是实在危险走不了，你再回来！”

　　第二天一大早，刘少卿就出了门，但见到处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红军队伍正在街上过。这是一支他从没见过的队伍，没有整齐划一的军装，分不出谁是兵谁是官，梭标比枪多得多。可士兵们个个意气风发，豪迈地唱着雄壮的歌曲，与刘少卿不久前离开的那支队伍大不相同。

　　巧得不能再巧了，刘少卿在这队伍中又看到了一个“军中故人”。

　　这是一位姓范的湖北沔阳人，大同乡，从前在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部当监护班长。他开小差比刘少卿还早，所以现在已经当了红军。范老乡这时也看见了刘少卿，停下脚步与他聊了起来。

　　这一聊，就把刘少卿心中那两个正打着架的念头给互换了一下位置。

　　范老乡告诉刘少卿，这支红军部队番号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领头的大官是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滕代远。他自己在五军一师三团机关枪连三班当班长，师长叫李实行，政治委员叫吴溉之，三团团长是湖南人周彩星，政治委员是个苗族大学生，叫黄春圃（江华）。

　　彭德怀？“朱毛彭黄”的那个“彭”？红三军团？共产党？红军？

　　刘少卿的心狂跳起来：这是共产党的队伍！红军！真正的红军！

　　范老乡大概被分配有“扩红”指标，他试探着问刘少卿：“你想不想当红军？”

　　估计范老乡说这话时也没抱多大希望，都是从第四军逃出的逃兵，当逃兵当然就是不想再当兵。他自己就不是因为想当红军才当红军的，也就是暂时找个吃饭的地儿先呆着，其它的再慢慢走着瞧啵！

　　而刘少卿几乎不假思索：“当！我知道这是真正共产党的队伍，我当！”

　　说是不假思索，其实这是几年来在颠沛流离中多少次思索再思索之后的“不假思索”。

　　可刘少卿的“不假思索” 之中也还有一点疑虑：“象我这样别处开小差来的，你们要么？”

　　“怎么不要？你这样不到二十的壮丁，找都不好找咧！不光要你，我们还要‘扩大红军一百万’呢，跟我来吧！”

　　就这么着，刘少卿帮助这位范老乡完成了一个“扩红”指标。

　　考据一把，这大概是1930年7月28日或29日。

　　可范老乡完成了这个“扩红”指标不过两天，他自己就逃跑开了小差——当逃兵就是不想再当兵，他自己也改不了在从前那支军队的旧脾气，在长沙街上搞了敲诈，大概也是怕红军那个“铁的纪律”制裁，所以一跑了之不再回头。

　　然而，他还是功劳不小。

　　他帮助一个正在矛盾和徬徨中的游子，毅然决然作出了一个既偶然又必然的抉择。

　　一滴涓埃，从此汇入大海。

　　刘少卿被分配在范老乡所在的机关枪连。连长叫陈友兴是个平江暴动的老兵，连政委姓郭，是个地方的小学教员，听说以后还要回地方工作。一排长饶坤，二排长河南人董应明，三排长湖南平江人张发云。

　　那时红军队伍泥腿子土包子成堆，听说新来的这位前军需上士还识几个字，红军官长们很感兴趣，当即拿来几张纸让他演练了一番书法，刘少卿照着街上看来的标语，一连写了“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政权归苏维埃”、“中国共产党万岁”等若干字条，也不知土包子官长们瞅没瞅明白，反正是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这人可以当文书，结果还弄得班里有个叫万久生的江西兵犯了嫉妒，说我春天就参军了也识字为什么却让这个新来的“白军”当文书？

　　其实万久生用不着嫉妒，刘少卿这文书也没当两天，范老乡一跑，连里官长——噢，人家这队伍不叫官长叫首长——立马就安排他接替范老乡当了班长，因为他个头虽小却是老兵会打机关枪懂得迫击炮，万久生就是嫉妒也没有话说。

　　投共之念压倒了思乡之情，想回家的逃兵当了红军，刘少卿还是用另一种方式打发自己的思乡之情：他把那身蹩脚西装和剩下的三块大洋一起，寄给了黄冈老家的父母。至于父母收没收到，他也无从知晓，二十多年后来再回家乡也没有问起。

　　随着红军队伍在长沙街上走，又经过当初栖身的那家煤炭行门前。炭行老板的两个女儿也在门口看热闹。一见刘少卿在队伍里，两个姑娘高兴地跑上来叫道：“少卿兄，你也当了红军啦？”

　　刘少卿自然很得意，告诉她们自己这是“扩大红军一百万”给扩进来的。两个少女听说要“扩大红军一百万”更是兴奋不已，当下便问刘少卿我们女子也能当红军么？这可叫刘少卿为难了，他自己当红军还不到一天呢。于是他回答说我去请示一下长官，要是也招女兵，我就来接你们。

　　两个姑娘听了，连说那好那好，少卿兄你可一定要来接我们啊！

　　姑娘的父母，炭行老板和老板娘看着这一幕，眉头紧锁满面乌云。

　　刘少卿没有食言，他请示了连长和连政委，说有两个姑娘也想参加咱们红军。连长连政委一听也高兴得很，说那你快去接她们来！第二天刘少卿带了两个战士到炭行去，可两个姑娘已经不见了，而老板则坚称她们走亲戚去了。

　　明白了，人家老板是生意人，哪能让自己千金跟这连身象样衣裳都没有的队伍走哩！

　　刚被人扩了红的刘少卿第一次“扩红”，就这样失败了。

　　然而革命大潮来了，那真是门板也挡不住。几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刘少卿却又看到了这两位姑娘。那是第四次反“围剿”时的红军总部，当时这两位老板千金已经是红军总部的报务员了。不过刘少卿年轻脸皮薄，他也没好意思去跟人家相认。

　　至于大小老王，刘少卿后来才知道他们也当了红军。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中，刘少卿在红三军团五军一师当特务连长，他在战斗间隙和行军路上分别巧遇了大小老王。那时大老王在红三军团炮兵指挥部朝鲜人武亭手下当山炮连长，而小老王则是红三军团四师十团迫击炮连连长。大老王还兴高采烈地感谢刘少卿：你当时那个从长沙走的主意真不错，不然我现在怎么能当红军还成了连长。

　　然而此后他们再未晤面彼此也再无音讯。

　　差不多在刘少卿们参加红军同时，他们从前的那支队伍退回了广西，仅剩千余人枪。

　　张发奎心灰意冷，屡请李宗仁撤销第四军番号，以俾息仔肩。李宗仁则再三慰勉：胜败乃兵家之常，向华兄不必消极。说起来李宗仁也还是挺够意思，他将本部许宗武、梁重熙两个师番号撤销，所有装备和少校以下官佐士兵均补充第四军，以恢复建制重振战斗力。

　　落难的张发奎还不失心计，留下了武器装备和士兵，却将李宗仁的官佐们陆续退回。

　　然而， 第四军仍然从此一蹶不振，再无上佳表演，张发奎也于年底离开部队。

　　再后来，一代劲旅，包括北伐名将吴奇伟、薜岳，都再次投入蒋总司令麾下充当过继儿子，队伍被收编被瓦解被吞并，还投入了反共战场，长征中成了红军的“跟屁虫”，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屡遭重击，不亦悲乎。

　　“铁军”雄风，从此不再！

　　还是共产党人有胸怀有气度，在自己队伍中前“铁军”部队身上，传承了“铁军”雄风。

　　刘少卿后来所在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那军歌开头第一句唱的就是当年的第四军：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

　　虽然彼此作过冤家对头，但共产党人永远都是历史唯物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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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第一次北伐前，原本是黄埔学生军为主第一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最多，“中山舰事件”后来蒋介石命令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故而使第一军中共产党力量大为削弱，战斗力也因之大受影响。

[②] 各种资料对北伐时期的划分不同，比较普遍的是将北伐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26年5月～1927年4月国共合作时期，以北伐军占领南京而告结束；第二阶段为1927年5月宁汉分裂——合流期各自进行的北伐，以南京方面再克徐州，冯玉祥国民军与武汉方面唐生智部会师并肃清河南境内吴佩孚残余势力而告结束；第三阶段为1928年4月～1928年6月，以奉军退出关外，天津改旗易帜，孙传芳张宗昌等北洋军阀残余基本肃清而告结束。这里所说的“二次北伐”，实际上指的是北伐的第三阶段。

• 魂作楚天雄 — 刘少卿将军传 (1 -- 17 章）

　　那是后来北伐胜利，第四军从德州班师南下驻邹县时。

　　仗打完了，蒋总司令对过继儿子拔拉算盘珠子时便念叨起除法口诀来——人少好过年嘛！

　　第四军南下休整时，蒋介石发出通电，念起“裁军”经。缪培南很想借机把眼前这个过继儿子的地位巩固之且进而过渡为嫡亲儿子，自己也好在蒋公帐下混它个青云直上。加上他认为第四军有第一次北伐的老本可吃有这一次北伐的功勋可恃，谅蒋公那把剪刀也会留几分情面，所以当下便摆出了一副顾全大局十分效忠的恣态，很积极地率先响应，军缩编为师，师缩编为旅，将第四军这个兵员充足的五个师的军，改编成为三旅九团制的一个师，兵员一下就缩减了三分之一。

　　蒋总司令大概就是在这时来第四军的——这会儿已是第四师了，可能是来表一表嘉许之意。

　　披着黑披风骑着骏马的总司令很威风，来邹县时有点象皇上出巡，老百姓家家都关门闭户不能出门，第四师部队军容整齐门面很是漂亮，站在一群丘八中的小兵拉子刘少卿也在队列里听着总司令那讲得慢吞吞却仍然听不懂的浙江官话，远远瞻仰了一回这位他久已在心里生出不敬之意的最高长官。

　　可是师长缪培南却鞍前马后很是殷情，心想这蒋总司令总会把咱当亲生儿子了吧？

　　可蒋总司令的亲疏观很是分明，他念叨着除法口诀对过继儿子“三下五去二”一点不留情。

　　总司令巡阅完毕，很高兴地嘉许了缪培南一番，乘着缪培南那受宠若惊劲儿还没过去，很亲热地就告诉他现如今军饷筹措不易，缪师长恐怕还得体谅本总司令的困难，把第四师的兵员再精炼精炼，再缩减一个团如何？

　　缪培南哑巴吃黄莲有苦道不出，还能说什么呢？

　　这还不算完。

　　1929年1月，编遣委员会正式成立，缪培南自告奋勇的带头作用还需要继续，蒋公毫不客气地又举起了剪刀，将第四师又裁掉了一个团。而同时期，蒋总司令的嫡亲儿子们却毫发无损，有的还有扩编。

　　这下不光是缪培南，连第四师的官长们也急了，丢拉妈嗨这蒋总司令也太不地道了，弟兄们卖命打仗，现在连碗粥都不让咱端稳当。丢拉妈嗨这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过继儿子还有什么当头。一气之下，在蒋公麾下诚惶诚恐小心侍候的缪培南头上也冒了一把反骨，与第四师旅团长们联名通电要“解散第四师”。

　　这个蒋总司令当然不答应啦，这过继儿子他还要派别的用场——不是还有造反的桂系么？

　　缪培南这下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上不能见容于蒋总司令，下不能为第四师官长们所谅，下了野的张发奎手中扣着第四军的大量公积金不放手一个子儿都取不出来，蒋公裁了你的队伍当然也要减你的饷，军中耗费日益难以为继，底下人背着他悄悄话也多多，动不动就是“当年张总指挥……”如何如何。

　　三十六计走为上，缪培南称病辞了职，遗职由朱晖日暂代。

　　上边儿的这些计较刘少卿这类的小兵们当然是不得其详，也懒得去操这份闲心。

　　不打仗了，官兵们很是放松。官长们忙着选媳妇娶亲，士兵们操心着什么时候能回家看看。

　　那地方回民很多，部队驻德州时，刘少卿住的那家是个地主，也是个回民，一家都是读书人。他们是第一次见到南方军队，很稀罕也很客气。不过不懂少数民族习俗的军需上士也出一把洋相，他让队伍里的厨师在人家家里给大家炖猪肉吃，弄得人家一家人怒目而视他还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了人家。后来还是人家家里厨子悄悄告诉他我们是回民，你们怎么把猪肉带厨房来？这下军需上士才知道出了洋相，陈干谋营长把他一通好训还赶紧去给人家道了歉，这才把事情摆平了。

　　在德州时，刘少卿还差点让一家人给选来做了上门女婿。那是家农民，眼睛不太好，只有独养女儿，人家看这小老兵很勤快，忙这忙那还帮他们下地干活，心眼儿一定也错不了，就跟打他商量让他留下来当女婿。

　　刘少卿这种小兵，哪能跟官长们比，军纪也不能允许，这事儿当然也就黄了。

　　后来到了邹县住下，刘少卿跟着的陈干谋等官长又长了些见识。官长们大都是黄埔生，有些文化水儿，北上打张宗昌时行色匆匆，没顾上观山望景，现在闲下来了，也常带着他出去走走。

　　一走刘少卿才知道，这鲁西南是个文化之乡，“孔孟”中的那个“孟”，就是这方水土养出来的“亚圣”，离这里不远的曲阜，就是“至圣”孔子的家乡，刘少卿他们还专门去瞻仰了一番，在“至圣先师”的庙前行了礼。

　　这么走走看看，黄埔生们也常常跟他吹吹这孔孟的故事，刘少卿觉得很稀奇也很长见识——在家里念了大半年急功近利的“跃进”书，现在才知道圣人们是何方人氏。

　　不过那时鲁西南正闹春荒，老百姓们很苦，圣人也救不了。一天，部队从南方运来大米，刘少卿这个军需上士正在分发，突然两个十五六岁穿得破破烂烂面黄肌瘦的小姑娘挤上来眼巴巴的看着白花花的大米，眼睛直得都要从里面伸出手来。

　　妹妹可怜巴巴央求发粮食的军需上士：“大哥，你行行好把我们带走吧？”

　　大兵们都哄笑起来。

　　刘少卿却笑不出来：“我们是军队，不能带女人。”

　　姐姐一边纠正妹妹，说应该叫“老总”，一边继续苦苦哀求。刘少卿看着她们实在可怜，就叫人借了把剪子，剪开口袋中每袋大米中匀出一点来装上麻袋，送到了二位小姑娘的家中。那家里也真叫一个凄惨：小姐妹的父母都饿得在床上起不来，看见“老总”们送来粮食，都哭着挣扎着起来给他们磕头。

　　圣贤之乡也有穷人，而且竟然穷得这么厉害，刘少卿很是感慨。

　　自然，军需上士还是把这事儿向陈干谋营长和司务长作了报告。

　　陈干谋的确是个很有正义感同情心的好人，对刘少卿说你做得对，但不要向别人讲。

　　然而营附却不高兴，说刘少卿你这是违反纪律，把公粮偷着送人。

　　还是陈干谋把这事儿抹过去了，他说上级不查则罢，要查就扣我的军饷。

　　可惜好人不长命，没多久，一场军阀混战，就把这位既善良又干练的黄埔精英给吞食了。

　　缪培南走了不到两个月，张总指挥又回来了，接了缪培南的位子。

　　蒋总司令之所以启用这位“铁军”名将，那是他又要把这支队伍派用场了——因为这当口，蒋桂战争爆发了。总司令要让张发奎这个桂系宿敌，去给自己摆平生出反骨来的李宗仁黄绍竑白宗禧，铺平一统江山的道路哩！

　　部队向南开，说是去湖北打仗，打谁小兵们也搞不清楚。

　　这时候，陈干谋从第十二旅迫击炮营营长改任第三十四团二营营长，刘少卿也被陈干谋的好友、第三十五团一营营长肖绍青要了去，除每月24元薪饷外，还有8块钱津贴——只是经常欠饷。估计这除了官长们的那些九九外，跟缩编后第四师每况愈下的处境也有很大关系。

　　部队从九江经鄂城华容一路行军向武汉开进，鄂城华容都离黄冈很近，刘少卿人在军旅身不由已，遥望家乡终不得归，心里十分伤感惆怅，泪水时时往肚子里嚥：出来近两年了，也不知家里日子怎么样，父母的面容也时时出现在他的梦境里。

　　还有邓斌、赵聘三，他们现在在哪里呢？

　　这时传来消息，说又没仗打了，他们这才知道这要打的主，是李宗仁的桂军。

　　这个蒋总司令早有预谋，打从去年他那个自私自利到处得罪人的“编遣会议”惹翻了各路诸候后，他就打主意要动用各种算计来打发这些不驯之辈。他原本打算联桂打冯，可李宗仁这广西猴子敷衍着就是不上他这条船，他只好反过来先对冯玉祥怀柔，暗中筹措着对李宗仁下手。战争爆发前，他已将大量武器弹药偷送给了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作好对付桂系部队的准备。而桂系诸公也从早对蒋公心存不满同时又想在桂系和蒋公之间投机的何键那儿得到密报，说中央对桂系用兵箭在弦上，得赶紧准备应变。李宗仁那时尚在南京，其在武汉的部将夏威、胡宗铎、陶均等看看不妙当即决定“先下手为强”，抢在前面对鲁涤平下了手。这下蒋介石正好找到了理由，乃坐镇九江指挥，派刘峙领大军数十万，水陆并进沿长江西上，直逼武汉，同时派出说客游说桂系各路部将倒戈。

　　李宗仁闻讯气急败坏赶回武汉，还想着缓和一把平息事态，以召开前线指挥官会议为名将夏胡陶等人的部将扣留，宣布“服从中央，反对胡陶”。夏威等人也放弃武汉，率部向荆州、沙市、宜昌一带退却。

　　却不料刘峙奉蒋公的命令一定要赶尽杀绝，一路追了上来。

　　夏胡陶一看大势去矣，只好通电下野，部队俱被刘峙部收编。

　　没仗打了，第四军部队便在沙市宜昌休整待命，大家也松了一口气。

　　然而蒋介石可不是随便就息事宁人的主，他不依不饶，各路大军依然步步紧逼向广西合围。

　　第四师那时归在朱培德的第一路军第三军帐下，跟在刘峙屁股后头没打什么仗也拣了不少便宜，收编了许多桂系部队，实力也为之大增，张发奎心里头自然也就不安份起来，暗中跟蒋总司令的老政治对头汪精卫来来往往，勾勾搭搭，为自己谋利出路。

　　蒋总司令当然更不是盏省油的灯，早看出这张发奎绝非屈居人下之辈，也在琢磨怎么着把这家伙给圈起来。1929年9月，他一道命令给张发奎，让他率第四师移驻陇海路，命令不仅规定了启程时间，还指定了行军路线，曹万顺的新编第一师也要赶来接防。张发奎是个行家，一眼看出了蹊跷，知道这是个套子，加上这时候汪精卫正筹措依托桂系势力以“护党救国”的名义倒蒋，也鼓动张发奎造反，所以张发奎乃下定决心跟桂系捐弃前嫌握手言和，同时跟蒋总司令反目，“拥护汪主席主持国家大计”。

　　9月17日第四师各旅集中枝江后，张发奎等发出反蒋通电，宣布恢复第四军番号，改“青天白日满地红”为“青天白日满地黄”，改“国民革命军”为“护党救国军”。张发奎还接受汪精卫委任，就任“护党救国军第三路总司令”，归李宗仁节制，卯足了劲儿要跟蒋公再作一番计较，讨回一个“公道”。

　　然而这个时候的“铁军”官兵们早已没了当年那“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心劲儿了。精神面貌也大不如前，官兵们厌战之心也悄悄开始萌生，虽然对脱离蒋总司令的管辖大伙儿还是高兴的，但对“革命军”自己打来打去却已全无几个月前打“八不知”督军那种热情了。

　　还在驻宜昌的时候，一天夜里大家被几声枪响炒醒，起来还听见有人在说“不要怕不要怕”，整个营房人只好坐着在地上候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才闹明白，原来是昨晚两个兵上茅房，茅房没灯，得端着一盏洋油灯方便，前头一个兵知道这地儿原来是杀人的地方，心里害怕，急急忙忙方便完了急急忙忙就往回跑，第二个来方便的兵看到第一个兵跑，不知怎么回事儿也跟着跑，天黑看不清一跑着就被院里的晾衣杆把帽子给挂掉了，洋油灯也来灭了，吓得他大喊大叫“有鬼”，把一个营房也折腾得大喊大叫，碉楼上的哨兵也给吵吵得心里发毛立马就放枪给自己壮胆。

　　这一下就更热闹了，弄得老百姓也惶惶然不知道是哪个军头又打来了。

　　对照一下当年那支训练有素的“铁军”，可真算蔚为奇观了。

　　气得“好好先生”吴奇伟师长在第二天“总理纪念周”会上狠狠地数落他们：

　　“听说你们昨晚闹鬼，怎么不给我抓一个来看看？”

　　刘少卿这段时间也不太痛快，在这里中国士兵跟英国水兵赛足球，他上场踢右边锋，英国佬是穿球鞋鞋底还有钉子，中国兵们赤脚丫子套草鞋，那足球场上又没草坪，争抢中他一脚踢在石头上，把右脚二栂指给踢断了，因没有及时医疗，结果成了终生残疾。

　　部队从宜沙一带出发，经湘西南下赴广西，12月上旬，在广西梧州附近栗木根与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所率桂军部队会合，双方长官自然是“相逢一笑泯恩仇”，彼此唏嘘感慨骂一番老蒋不是东西咱们弟兄上了他的当，然后切入正题：联手以后怎么办？

　　大家一致认为，目前不能与蒋公硬碰，上策还是联合图粤，取得依托之地盘，再图发展。

　　于是两军联手，进军广东，桂系第八路军除吕焕炎所部留守广西玉林、贵县——南宁一线外，其余部队全部东下。张发奎率第三路军（第四军为主力）为左翼，从四会、清远入花县、从化。开始进展极为顺利，很快就进逼广州。可这时老对手陈济棠的增援上来了，反攻非常猛烈，第四军在从化两龙溪一战中损失惨重，不得不节节后退，撤至平乐、荔浦一带休整。

　　这时隆冬已至，给养极为困难，官兵们多衣不蔽体。而屋漏又偏遭连夜雨，留守玉林的吕焕炎部在这要命的关头又率部叛变，在张桂联军的后院放起了一把火，湖南方面何键也蠢蠢欲动想来分一羹。张桂联军又不得不回头救火，这一回头，粤军方面蒋光鼐蔡廷锴又脚跟脚地撵了上来开进广西，北流一役，又把张桂联军打得损兵折将。赫赫“铁军”被人追得那个逃哟，一路下来，人马折损近半，只好把三个师人马合成一个师，把“第四军”还是变成“第四师”。

　　最让刘少卿伤心的是，两龙溪之战，陈干谋营长战死了。

　　那时这位军需上士正上去送饭，听到噩耗真是悲痛万分，好人怎么这么不长命呀！

　　他哭泣着在这位如同兄长一般的老长官遗体前鞠躬，心里为他抱屈不已：那么干练那么善良那么善解人意的黄埔精英，没有死在北伐中，却在“革命军”自我相残中丧生，老天真是不开眼呀。

　　那个时候，他和很多官兵一样，对这种军阀混战真是厌烦透了！

　　陈干谋一死，也少了一个常常象护犊子一样护着刘少卿的人。他不是广东广西人，不懂广东广西话，在这支两广人为主的队伍里也很受欺负。那时第四军北伐时那种官兵同甘共苦的良好军风早已荡然无存，是个官长都可以欺侮这些外乡小兵。有一次刘少卿上楼，楼上一个叫于立夫的官长正下楼，就因为刘少卿没有听清他讲话，竟然一脚把他踢到楼下。连吴奇伟师长知道了也觉得看不过去，把那家伙训了一通。

　　这时候，刘少卿的厌战思乡之情已日盛一日，开始琢磨着怎么开小差回家了。

　　开小差的机会很快就来了。

• 魂作楚天雄 — 刘少卿将军传 (1 -- 17 章）

　　镇压了广暴，张发奎还是里外不是人/缪培南想给蒋总司令当过继儿子，第四军一头扎进蒋总司令的怀抱/阴阳界上走了几个来回，刘少卿从此不再为自己流泪/打“八不知”督军，“铁军”心劲儿尚在/蒋总司令在济南城下了个软蛋，军需上士认识了“帝国主义”也看清了“革命军总司令”/城头变幻大王旗，陈营长战死让刘少卿伤心不已，对“革命军”自我相残的军阀混战厌烦透了/当了逃兵，思乡之情与投共之心在他心里打开了架/“梭标队”不敬孔夫子不讲政策，未来将星差点完结在梭标下/帮助范老乡完成了一个“扩红”指标，刘少卿不假思索把两个正打架的念头相互易位/涓流归大海，共产党人永远都是历史唯物主义者

　　在刘少卿被陈干谋等再次保释出来前后，他所在那支部队的命运也经历了重大的跌宕。

　　广州暴动失败后，这支部队的最高长官张发奎、黄琪翔的日子并不好过。

　　本来，在当时“国民革命军”的序列中，第四军是受革命思想影响最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最多因而也最具战斗力的“铁军”[①]。张发奎也把这支队伍视为自己的发家本钱，即或在汪精卫“分共”后，他对共产党在第四军的活动也采取了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反共并不积极——那时其它部队都禁唱革命歌曲，而第四军里却仍然《国际歌》声嘹亮，天天都有“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打倒列强除军阀”充盈于耳。然而共产党人的大理想与张发奎个人的小算盘之间实在是距离太大，张发奎想的是借助共产党人来稳固和增强自己在各路诸候中角逐的力量，营造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共产党人则是以工农解放为已任，要铲除新旧军阀，逾越张发奎那把小算盘拔拉出来的那账本规范基本上是一种必然。共产党人接连发动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把张发奎也急得从骑着的墙上跳了下来，挽着袖子跟共产党人直接刀枪相向了。

　　可是这张发奎在左右两面势力间骑墙的那当口，野心也很是膨胀了一把，得罪了不少人。他在东征讨蒋那当口奉汪精卫命令把第四军部队调回广东时，对北伐时留守广东的李济深、黄绍竑等桂系部队就很是不客气，硬是以“护党”为名，伙同着薜岳和黄镇球发动“张黄事变”，横着枪杆子把人家撵出了广州，琢磨的念头当然是“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要独霸这广东的一统天下。可共产党在广州一暴动，他的“一统江山”梦破灭了不说，还让人家那被他撵走的队伍乘势凑了上来，瞅着张总指挥脚下那块宝地要跟他重新作一番计较了！

　　张发奎黄琪翔四处都树敌，里外不是人：西有桂军黄绍竑战阵相对，东有李济深旧部陈铭枢、陈济棠联营紧逼，广州那地儿又被共产党“赤化”得厉害，老百姓根本就对这支镇压了广暴的“反革命”队伍侧目而视。张总指挥黄军长就是不想接这张单认这个账，也架不住国民党党内军内诸多反共反汪人士的百般鼓噪，也就只好在宣布“服从蒋总司令”后灰溜溜地“下野”走人——张发奎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黄琪翔的“第四军军长”，都通通让了“贤”。第四军军长由原来就反对对李济深黄绍竑下手的第十二师师长缪培南接任，而缪培南所遗第十二师师长则由第十二师副师长兼第三十四团团长吴奇伟接任。

　　来拣烂摊子的缪培南看着这各路诸候瞅着自己这支队伍的眼神儿很是不善，当下起了把队伍拉出去投奔蒋总司令的念头。当他把队伍集中到惠阳准备取道河源、老道入赣时，那八方诸侯已经凑上来跟他比划刀枪了，他的先头部队许志锐第二十六师刚到老隆，就撞到了陈铭枢、陈济棠等老冤家的阵脚下，后边儿黄绍竑和粤军徐景唐部四个师也步步紧跟了上来。缪培南前后受敌，只好横下一条心：全军改道紫金、五华前进，先击败东江敌军，然后反击桂军，胜则回师广州，重霸广东，败则取道入赣投蒋。

　　第四军曾经是颇负盛名以猛打猛冲著称的“铁军”，开头有惊无险经历一番激战还算顺当地在五华击破了陈济棠钱大钧部，然而乘大胜之势掉头回师潭下意欲击破衔尾之敌时，却遇上了沉稳老辣的黄绍竑徐景唐。黄徐据险扼守以逸待劳，而第四军师老兵疲，辎重又被桂军夺去，弹药告罄，架不住人家人多势众一起招呼，在黄徐二军猛烈反攻之下，只得大败而逃。

　　缪培南整理队伍，经贝岭进入江西安远，随后北上投蒋，进驻蚌埠、宿州一带整训。

　　可怜赫赫“铁军”，从鼎盛渐入低迷，逐步卷入军阀混战的漩涡。

　　身不由已的军需上士刘少卿，也被这支队伍裹胁着向北开去。从杀人场出来又走了两回阴阳界，在他心中生死已成寻常。跟着队伍顶着硝烟血火踏着遍野尸骨一路狂奔，他脑袋时也没了“害怕”二字，为自己而流的眼泪早已干涸，一颗伤痕累累的心也被磨励得日益坚厚。

　　那个时候，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运动已陷入低潮，就连广东这样的领风气之先的革命发祥地也是如此，粤桂军阀们争权夺利打死仗，也再不可能象北伐那样到处都有工农群众送粮带路还运伤员。队伍走到哪儿，哪儿的老百姓就逃得空空，共产党似乎也没有踪影了。虽然他们到处都在暴动，然而到处都象广暴一样在失败，到处都象广暴一样在被反动派们追剿屠杀，幸存者们要么转入地下，要么象刘少卿一样背井离乡四处逃亡藏匿，少数有组织的力量如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也退入深山，外界罕有所闻。处在第四军这种自顾不瑕忙于寻找棲身托庇之所的败北之师中，对天下大势不甚了了的刘少卿更是无从得知其详。跟上队伍走，几乎成了他唯一的选择。

　　跟上队伍走，队伍却一头扎进蒋总司令的怀里，要给蒋总司令当儿子了。

　　可蒋总司令的儿子是要分嫡庶的，你想当，人家还得看看是不是能使唤好使唤！

　　这不，在蚌埠、宿州整训到四月，蒋总司令就要用用这个送上门来的过继儿子了！

　　缪培南接到命令：第四军要参加“二次北伐”[②]，北上山东，打孙传芳张宗昌！

　　那时节，蒋总司令仍然在高扬“北伐”的旗帜。

　　国共已经分裂，大革命已经失败，可蒋总司令一统江山的梦想，还是要圆嘛！

　　其实不光是他，就是那个跟蒋总司令总是不对付的汪主席，不也是在这么着在想么？虽然蒋总司令在上海跟共产党翻了脸，汪主席在武汉却还留着着左派的面目跟共产党保持笑脸，不也是在借助共产党的力量，继续对张作霖“北伐”，去争取一统江山么？那时双方分裂，仍然各自为战，继续高扬“北伐”旗帜，打的其实都是同样的算盘。

　　应该说，不管蒋总司令汪主席出于什么动机，但就其“北伐”的客观历史作用而言，这是在扫荡北洋军阀的最后残余，结束北洋势力对中国十六年的反动统治，仍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也是有一定革命性的。就是与他们正在翻脸屠杀的共产党人在大革命时期的革命目标相较，也还是有不少同曲之处。至少，还不能完全等同于后来的蒋桂冯阎军阀混战。

　　然而蒋总司令毕竟是蒋总司令，他的小九九小算盘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几乎无人能及，被他念叨着九九归一装进口袋里的各路诸侯豪杰，那可真不是少数——尽管蒋总司令在他们中很多人面前还只能称作小字辈儿。就是后来他算计不了最后自己反被人家那把大算盘给算光了本钱的共产党，那时节不也是被他算计得差不多就要走上绝路了么？

　　象第四军这样从张向华那里来的过继儿子，架得住他那算盘拔拉么？

　　让第四军去打张宗昌，拔拉着算盘珠子的蒋总司令念叨的是乘法口诀——人多好种田嘛！

　　想把过继儿子当成嫡亲儿子的缪培南正想挣挣表现，也就十分努力。战局拉开时第四军划在刘峙的第一军团编成内，左左右右都是蒋总司令的嫡亲儿子，然而真到了枪响见血的时候，却还是这支尚未过气的“铁军”最为争气。缪培南率部在岔河击败孙传芳部毛永恩、牛得山等二千余人，取得首战胜利；继而陷台儿庄、枣庄、临城，直逼滕县，唬得张宗昌集中八个支队，亲自在界河指挥，张敬尧也督战于滕县附近，意欲与北伐军决战。而第四军仍然还是当年在第一次北伐时在两湖战场的老套子，急攻猛冲，激战一昼夜，终将强敌击溃，进占滕县，继而轻取邹县。

　　最厉害的是泰安界首一役，那时张宗昌急了眼，调集重兵三万余人结阵以待，蒋总司令的嫡亲儿子们屡攻不下，没办法只好改调第四军上阵，结果还是让这个过继儿子露了脸：第四军奋力冲击前仆后继，拼出血本急冲猛攻，终将界首克服，击溃张宗昌主力，进而占领泰安，兵临济南。

　　刘少卿那时是个军需上士，管的就是采采卖卖，吃吃喝喝，可这仗要打起来，头上顶着的还是炮火，前面迎着的还是枪子儿。那个时候，他也常常上阵操练刀枪，什么武器也学着放放，后来他在红军中显得很突出的军事素养实际上也有很多是得益于这些战阵上得来的感悟和体验。

　　不满十七岁的他，这会儿可是一个真正的老兵了。

　　第四军进展迅速迫近济南近郊，已进占了飞机场，济南指日可下。

　　张宗昌这个狗肉将军是很招山东人民痛恨的，第十二师驻泰安时，刘少卿住的那家房东就对他们鄙夷地编排过张宗昌的“八不知”：身为山东督军不知山东有多大，不知山东有多少人，不知有多少产业有多少税收，不知自己有多少兵，不知自己上边儿是谁，不知自己下边儿都有谁，不知“张宗昌”三个字怎么写（据称一天回家，看见一张名片搁桌了，便大喊是哪个王八蛋来找我，部下连忙告诉他这是你自己的名片），不知自己有多少个老婆——常有妓女冒充“督军太太”来督军府要钱……。当然还有后来被侯宝林编进相声的“关公战秦琼”。如今有人来打这个横征暴敛的“张督军”，自然是很称老百姓的心。

　　要按蒋总司令当时那队伍的成色，要拿下这个“八不知”督军不成问题。张宗昌的队伍虽有日本武器，有白俄雇佣军，而且日本也发表声明，以“保护桥民”为借口派其第六师团出兵山东进入济南很可能会为其撑腰，可那也不过几千人，它也架不住士气正旺的北伐大军人多势众一通招呼呀。那时节象第四军这种受革命思想影响很深的部队，那股“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锐气暂时还没褪去，不管是打张宗昌还是打日本鬼子，还是很有心劲儿的——驻泰安时，刘少卿就和许多军官一起组织话剧队演过“文明戏”，他还在其中扮演过一个要拿镰刀割日本鬼子头的中国农民，引得看戏的官兵们哈哈大笑，高呼“打倒日本小鬼！”

　　然而，最高统帅蒋总司令可没下边儿这些个弟兄们的这些个心劲儿。

　　他的队伍刚一开进济南，日本鬼子就动手发难，杀平民杀徒手官兵连外交公使也杀，堂堂蒋总司令不惜屈尊向鬼子一个小小旅团长上书乞和，最后还是不顾包括他自己嫡系部队在内的广大官兵激于爱国热情的求战要求甚至已经在进行的抵抗，顺从地撤走大军扔下一城百姓让鬼子们肆意屠戮制造了震惊一时的“济南惨案”，还让那个马上就要束手就擒的“八不知”督军在鬼子的庇护下溜之乎也。

　　第四军也奉命退到界首，改道经东平、东阿渡黄河北上，进取德州沧州。

　　一路上，官兵们情绪很是不好，部队损失大而缴获小，还在鬼子面前下软蛋，这他妈的算哪门子“国民革命军”？

　　这事儿对刘少卿刺激很大，他认识了日本帝国主义，也更加看清了“革命军总司令”。

　　小兵拉子刘少卿真还见过这位总司令。

• 魂作楚天雄 — 刘少卿将军传 (1 -- 17 章）

　　第二天太阳出来了，大家发现山坡上一片金黄，长满了果实累累的桔树。

　　饿了几天肚子的丘八们一拥而上，纷纷摘下桔子塞进口中，有的还脱下裤子来装上一路走着吃，吃得很多人路上不断地跑到路边拉肚子。

　　走出长满桔子的山沟，山上传来一片枪声，有人高喊：

　　“把枪留下来，把枪留下来！”

　　高个子连长叫大家不要惊慌，说这是民团，没什么好怕的。

　　然而这才真正叫做兵败如山倒，本来心中就一片茫然的官兵们全无斗志，许多人纷纷扔下枪就逃命去了。刘少卿看到这个情况，也和传令班的人商量，这支队伍是打不了仗了，不如把枪藏起来，反而安全一些。

　　他们把枪都藏进了草垛。

　　晚上到了一个村子，队伍刚一走过村头小桥，一群舞刀弄杖的老百姓就扑了上来。

　　虎落平阳被犬欺，这群没枪的败兵连老百姓也敢拾掇。

　　老百姓们把丘八们捆了个结实关进碉楼，挨个搜身，把他们身上的钱物和摘的那些桔子一扫而光。刘少卿还算幸运，毛衣口袋里装了几个军饷，老百姓翻来覆去搜了几次楞没搜出来，最后看中了他脚上的一双“陈嘉庚”球鞋和袜子，顺手拔下来也给抄走了。

　　第二天，老百姓把这群落难的丘八们放了。

　　路上，他们碰上了十来个穿便衣的人告诉他们：“弟兄们，你们辛苦了！现在暴动的队伍仍在广州，叶挺总司令也在广州，欢迎弟兄们快回去，重新发给你们枪支……”

　　败兵们听了这话半信半疑，只管往前走。又走了数里后，发现了大批全副武装的士兵。再往前，十来步一个兵，站在道路的两旁，每个人的脸上露出杀气腾腾的凶相，见了这些落难的手无寸铁的败兵们竟如临大敌。

　　他还不知道，他正在返回的这个城市，将要让他沐浴一场血的洗礼。

　　败兵们继续往前走，看见了一排排用竹子塔的营房。

　　刘少卿意识到：这就是沙河镇。

　　这时一群武装士兵兜住了他们，领头的军官要败兵们跑步到草坪上集合，不大一会儿，陆陆续续圈住了好几百人，军官命令刘少卿们在草坪上坐下，接着那些士兵恶狠狠地把他们两个一组两个一组地捆在一起，一边捆一边一口一个“赤匪”地骂骂咧咧，说丢拉妈你们一会儿给我老老实实走，杀不杀你们到了广州再说。

　　刘少卿和传令兵小翟捆在一条绳子上。

　　其实即使不绑，这些累饿了好几天的连水也没喝上几口一身又脏又臭的穷大兵，哪里还能够开跑，又能往哪里跑呢！

　　路上，他们不断地看到板车拉着的死尸，有些还一路淌着血。

　　刘少卿和大家一样，心里充满了凄怆：我们到了广州，会不会也是这个下场呢？

　　队伍里年龄最小的勤务兵小翟又惊又怕，一路上总是抱着刘少卿哭。大家纷纷劝他不要哭，告诉他如果有人问他的年龄职务，就说是勤务兵，只有十四岁，尽量把年龄说小，说不定还能蒙混过去。

　　路上休息，身上还有钱的人都托押送的兵们卖路边的香蕉吃。刘少卿听押送的兵是湖北沔阳口音，便托他卖两块钱的香蕉，结果两块钱只卖到了两扎香蕉，被人狠狠宰了一把落难财。

　　好容易走到了广州城边一个叫北教场的地方，这地方原来是广东省农民协会。

　　可这里现在住着的是黄镇球的教导第二师，这可是个杀气腾腾的反动派队伍。

　　门口有人挨个问年龄。

　　这时旁边有人告诉这群小传令兵：

　　“把年龄说小一点，千万别说十六岁，只说是在营部做勤务兵，只有十四岁！”

　　敌人问到刘少卿时，他就说只有十四岁，是警卫团三营的勤务兵。

　　传令兵们也都这么说，敌人看了看他们瘦矮的身段，也就信了。

　　过了不多一会儿，敌人传令兵们身上的麻绳解开了。然后命令：

　　“警卫团第三营的人站这边，黄埔军校特务营的人站那边，”

　　两个营的人的手又被捆起来，被武装士兵们押出了北教场。

　　队伍走过大街来到东教场，没进门就听见一声凄厉的号音，恐怖至极。进得门来，才知道这是个杀人号音，教场里满目所见，都是血淋淋的死尸，电线杆子上挂着，操场上横七竖八的堆着。不一会儿，又有五百多人被推向刑场，在他们的背后是一排排架好的机枪。

　　这时来了一个大个了军官——据称这就是主持屠杀的黄琪翔，他大声喝道：

　　“黄埔特务营的都跪下，警卫团三营的在后边坐下。”

　　警卫团三营的人都坐在机枪背后二百米处。

　　“执行！”

　　杀人号音又响来，刽子手们残忍地向五百多革命军战土开了火。

　　刘少卿以为这次必死无疑，心里也作好了死的准备。

　　机关枪响起来的时候，人们一片片倒下。刘少卿眼前一片恍惚，恍惚中觉得自己的身体也不由自主地跟着倒了下去。在倒下去的那个瞬间，他突然看见有两个人从倒下的一大片尸体中站了起来，迅猛地往前跑，刽子手们发现后，惊慌地嚎叫起来：

　　“快开枪，打死他，一个活的也不能留！”

　　四个手持步枪的士兵拼命地追赶，两个人却已跑出了刑场，士兵放起枪来，打死了一个，另一个没有被敌人的枪弹击中，一个劲地向树林深处跑远了……。

　　刘少卿脑子里一片空白，以为自己已经死了。没曾想却听到一声叫他们站起来继续走的吼叫，这才知道自己还活着。

　　走到天字马路，又被人推来一个个背靠背的站着。

　　这时，那个监刑的大个子军官又走到了他们面前，刘少卿又以为这可能是要对我们动手了。

　　那个大个子军官在他们面前走来走去，边走边骂：

　　“丢拉妈嗨的，我看你们警卫团三营的，都是塞郎哥，受了共党蒙蔽，连枪都没发你们就要造反？老子今天看你们年纪还小，暂且不杀你们。来啊，先把他们关到三元宫！杀不杀过两天再说！”

　　刘少卿这才明白，自己被绑陪了一次杀场。

　　反动派是想让那些死去的同志，对千千万万象自己这样的人，杀一儆百！

　　刘少卿突然间觉得自己长大了：这办不到！只要不死，我还要报仇，要为詹波平同志报仇，为这些死去的同志报仇，我还要去当共产党，当象邓斌同志那样的共产党。反动派你杀不完我们！……

　　心里埋着深深的仇恨，刘少卿被关进了三元官。

　　三元宫里吃饭没有菜，吃饭就的是生盐。

　　其实这不算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是不知道明天是什么在等着自己。关进来以后，敌人天天来提人去审问，难友们都一再嘱咐他要是问到你，你一定要把年龄说小一点，他也是照着给审问他的人说，然而敌人仍然没有放他的意思。

　　大约十几天后，一个四十多岁的黑脸军官带着一群人进了牢房。

　　“哎呀，这不是刘少卿么？”

　　刘少卿抬头一看，原来是迫击炮营的焦连长、吴文华排长、翁安排长和王永庆司务长。他们奉迫击炮营营长陈干谋的命令（施恕之调到警卫团后，陈干谋升任营长），拿着吴奇伟师长的一纸手令，来保刘少卿出去。

　　这可真是从天下掉下来的救命菩萨。

　　刘少卿要出去了，营部勤务兵小翟抱着他的腿哭得死去活来。刘少卿看着心里难受，就对焦连长说，你们能不能想想办法，把小翟也保出去吧！

　　要说这焦连长确实是个“好事做到底，送佛送到西”的大好人，他带着一行人又倒转回去找到陈干谋营长，陈干谋又去找了吴奇伟师长，又办下一纸手令，把两个孩子都给保了出来。

　　两人出了牢，小翟是死活不再当兵了，而刘少卿在这几天里已经变成了心里边存下诸多大事情大心眼的大人，所以还是要接着去穿他那二尺半——他还是回了迫击炮营第一连，当了个军需上士，受司务长王永庆管辖，还象军官们一样，也扎上了武装带，每月还能领二十四元军饷。

　　死里逃生，还扎上了武装带，刘少卿应该说是背字儿走完，交了好运了。

　　可还没过个把月，在惠阳城，他又被一根绳索给捆走了。

　　这次是军械库那“反动窝”里反动丕子少尉股员黄钧烈告的密。

　　黄钧烈可能属于那种骨子里头就透着“反动”的坏蛋丕子，他曾经看见了刘少卿扎着起义军的红领带给军械库陈主任送信那一幕，现在又瞅见这孩子竟然又在迫击炮营继续当兵，还扎上了武装带，心里就憋了一坏，向军法处“举报”说迫击炮营混进了个小赤匪，赤匪举事那几天他给军械库送过劝降信，后来还跟着赤匪把军械库给烧了。

　　这顶红帽子要真让这坏蛋给刘少卿捂严实了，那咱们这个故事也就只好到这儿就打住了。

　　然而刘少卿真就应了大姑妈给他说的“做正派的人，讲良心的人，好人是不会吃亏的，好人自会有‘贵人’相助”那句话——他每临危难，总有“贵人”相助。

　　焦连长吴排长一看军法处来的几个兵把刘少卿五花大绑给捆走了，当下着了慌，赶紧跑到营部向营长报告。陈干谋营长一听，拉着焦连长就走，又上了吴奇伟师长那儿去说情。吴奇伟看军械库报来的是顶红帽子也不敢随意就放人，即令人将刘少卿提到师部来，说陈干谋、军械库、军法处与本师长一起来讯问。

　　军械库那边没什么好话，咬定这刘少卿他就是个共产党，他系着红领带来送劝降信，是本部军械股员黄烈钧少尉亲眼所见并检举的。

　　吴奇伟看了看刘少卿，让他自己说说是怎么个一回事。

　　聪明的刘少卿围绕着一个“不知道”作了即兴发挥：“我是警卫团三营的传令班长，营长叫我送信我就送，信里写的什么我也不知道！送到时陈主任问我外边什么人打仗，我只说听说是叶总司令。陈主任问我是叶剑英还是叶挺，我也说不知道！我是传令兵，只知道送信。广暴后我被抓，不也是师长您保出来的么？”

　　看样子吴奇伟也是个“好好先生”，他转过头去问陈干谋怎么办。

　　陈干谋当然是几句话就把军械库送来给刘少卿捂上的那顶红帽子给揭下来扔了：

　　“抓刘少卿有什么道理？他到警卫团施恕之那里当差，是我派他去的。施恕之是营长，是长官，他叫传令班长送信，刘少卿他敢说不去？他敢不服从官长？至于红领带嘛，那是上头发下来的，大家都系，他就系了，这怎么能说他就是共产党呢？师长问现在怎么办？现在当然就应该放他回焦连长那儿继续当他的军需上士嘛！”

　　一番话把吴奇伟逗笑了，跟军法处的人挥挥手说把这孩子放回去吧！

　　虽然这对刘少卿来说是又一个生死关头，让人笑不出来，但这个结局却太富有戏剧性了。

　　“好好先生”吴奇伟将军挥挥手放了一个非共产党，殊不知这毛孩子非共产党从他手下溜走后不几年却变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正牌共产党。这个货真价实的正牌共产党又举着驳壳枪挥着马刀跟上那股让这位“好好先生”师长和他的队伍疲于奔命头痛不已的铁流，一次次冲开这位已在蒋公军前效力的前师长所摆下的种种阵势，淌过了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翻过了老山界乌蒙山飞越岭夹金山，流向了川滇黔陕甘宁豫鄂边苏鲁皖，把吴将军当年所在的那个阵营冲得是土崩瓦解，最后还扛着一颗含金量足足的闪烁将星，站在一个新生共和国功巨的行列里。

　　这一切一切，在相当程度上，都得益于吴将军当年所在的那个阵营对这个少年所行的洗礼。

　　而他们最后又殊途同归，站在了同一面五星国旗之下——在千千万万个刘少卿们把这面国旗插向祖国各地的时候，吴奇伟将军也顺应历史大潮，作出与他当年截然不同的选择，组织策动了粤南起义投向了人民，后来也成为了这个共和国国防委员会的一名成员。

　　不知道这两位是否有过在五星红旗的照耀下的晤面。

　　如果有，那一定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一段佳话。

　　其实，我们和刘少卿将军一样，都应该感谢吴奇伟将军。

　　因为我们的故事，将随着我们的主人公，从这里开始，进入另一个阶段。

　　一个高潮迭起的阶段！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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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梁秉枢后来受党委派到琼崖工作，曾担任过琼崖红军独立师师长。在琼崖红军失败后受党委派到东江工作，后脱党叛变。

[②]警卫团指导员是湖南临武人陈选普，黄埔一期生，当时是共产党员。后来在起义中动摇，逃跑叛变。

[③]据当时在该营任连指导员的陈同生回忆，当时讲的内容是：从今以后，这个团就是工农革命军了，官兵一律平等，薪饷不分级别，一律每月二十元。士兵们非常高兴，自己撕下了青天白日帽徽，束上红色识别带，投入战斗。

[④] 据当时在警卫团三营任连长的陈同生回忆，山炮来了大家却不会用，只会用迫击炮。张发奎、陈公博乘机逃到了外国军舰上，外国军舰也用炮火向起义军轰击，起义军火力很弱又打不准，压不住敌人，还是警卫团的战士们试着用山炮平射，才压住了外国军舰的炮火。

[⑤] 对照当时任警卫团团长的梁秉枢与当时在警卫团三营任连长的陈同生回忆，起义开始时，警卫团一营叛变，梁秉枢前往解除武装时被击伤，党组织又派蔡申熙接任团长指挥战斗。

[⑥] 据当时在警卫团第三营任连长的陈同生回忆，他们进财政厅去请示任务时遇到了恽代英同志，恽代英告诉他张太雷同志已经牺牲，形势非常严峻，如果坚守广州，可能会招致更大损失。恽代英指示他们，如果万一要撤出，可以向北退，转赴东江与彭湃会合。而直到12月12日深夜，总指挥部才最后决定撤退，因而许多部队都没有接到撤退命令。

[⑦] 据陈同生回忆，警卫团第三营的部队中途多次遭遇敌人袭击，一路上散失了不少人，到龙眼洞清查队伍时，人只剩下三分之二，这时他们又与黄埔特务营的余部会合，一起赶上了教导团的大队，由叶镛同志率领到达了花县，成立了红四师，参加了彭湃同志领导的海陆丰起义。

• 魂作楚天雄 — 刘少卿将军传 (1 -- 17 章）

　　1927年12月10日夜晚8时左右，黄烈副营长和营部霍书记官把刘少卿叫到营部。

　　年轻的副营长带着一脸严肃，疾言厉色地告诉他：今晚传令班不准脱衣睡觉，你本人要带个传令兵在楼梯上守候值班。有什么动静或有人来找我，即刻向我报告。

　　刘少卿心里咯噔一下，不知道这是要出什么事，却不敢问一脸冷峻的长官。

　　但他压根儿没想到要打仗，更没想到副营长要他听的那“动静”是枪声——起义的信号。

　　凌晨两三点左右，带着一个传令兵坐在楼梯口守候的刘少卿，突然听到很远处传来了重机关枪和迫击炮的声音，而且越来越密集。他让传令兵看住楼梯口，自己赶紧上楼去报告副营长。刚走到副营长门口，发现副营长已经起来了，面带笑容对他说：“知道了，你快去把营长接回营房。”

　　这时霍书记官也起来了，黄副营长对他说：“我们党的决议实现了！”

　　刘少卿一听这“决议”就明白了：这两人是共产党。

　　兴奋的传令班长带着一个传令兵出发去接营长，刚走到楼梯口，就看见楼下一位少校军官背着一大捆红带子进屋向楼上走来。

　　少校看见到他们张嘴就问：“你们副营长在哪里？快叫他把这些红领带发到各个连去”

　　话音刚落，刘少卿就听副营长已在自己身后答话：

　　“我在这里！”

　　刘少卿回过头来，副营长向他点点头：“昨晚我对你说的，就是这件事！”

　　少校和副营长对刘少卿们吩咐，把红带子分发到各连——这是起义军的标识。

　　接过那捆红带子，刘少卿吩咐两个传令兵到各连派人来领取红带子，自己带一个传令兵去接营长。当他们走出营门时，看见外面有官兵们来往奔跑，从忙碌紧张的气氛中，他判断出这是要打仗了！

　　他们走到了“施公馆”时，看见施恕之营长已经走出门来。

　　看来施恕之事前并不知道什么——没等传令兵们敬礼，他张口就问：“出了什么事情。”

　　“副营长叫我来接你的。”刘少卿自然更说不清楚那“决议”是什么。

　　他们跟着匆匆回营的营长走回到离营门口不远的地方，就发现团参谋长唐继元和另一具尸首横陈在营门外的广场上。两个传令兵莫名其妙，互相瞪了一眼，同时看到团指导员[②]站在高台子上讲演：

　　“这些反动分子，我们一定要消灭他们……”

　　反动分子？刘少卿心里猛一激灵，这词儿太熟悉了，不就是自己在家乡常给人宣传的话么？

　　也是几年后从叶剑英口中刘少卿才知道：就在黄副营长给自己下达命令的一两个小时前，接到提前起义命令刚赶到广州的叶挺同志派人在旧仓巷一座楼房召集教导团、警卫团有关负责人和工人赤卫队代表开会决定：⑴次日凌晨三时发动起义。⑵夜间普通口令“暴动”，特别口令“夺取政权”。⑶起义人员颈上一律束红领带作标志。⑷枪毙各团的反动军官，收缴反动部队的枪枝弹药给新兵和工人赤卫队使用。 ⑸教导团进攻沙河炮兵团，配合工人赤卫队进攻维新路公安局、保安总队及各分局。⑹警卫团配合工人赤卫队进攻长堤肇庆会馆之第四军司令部。驻在文德路之第十二师后方留守处及第四军军械库，并派队往东堤一带戒严，防止敌军渡河。

　　警卫团正是根据这个会议决定，在起义前枪毙了团参谋长唐继元、第十连连长黄霖等三名反动军官，全体官兵束上红领带，解除了反动士兵的武装，派出部队配合赤卫队投入战斗。

　　而刘少卿见到的那位来找黄副营长的少校，就是枪毙反动团参谋长后新任命的团参谋长。

　　进得院子，全营排以上干部正列队听那位少校讲话。刘少卿进来得晚，前边讲的什么没听见，只看见大家都束上了红领带，撕下了青天白日帽徽[③]。黄烈副营长看见营长来了，便对大家说营长来了，弟兄们一起到广西会馆去领枪（这些枪支弹药都是李济深被张发奎赶出广州时留下的，封存在他的广西会馆）。

　　大家很快武装起来，灯火照耀下，缠着红领带官兵们都显得很是精神。

　　刘少卿的传令班也装备上了清一色的驳壳枪。

　　领到了武器，天也快亮了，那位显得很活跃忙碌的少校号令大家：

　　“弟兄们，我们都去永汉北路天字北路，去消灭反动派！”

　　又是打“反动派”！真要打“反动派”了？

　　刘少卿来了精神头！

　　按照起义计划，警卫团首先向珠江边上的天字北路的第四军军部所在的中央银行进攻。

　　这是个高楼，全系钢筋水泥所构成，门是铁板铸成的，比一股建筑物坚固得多，敌人留有部队把守，房屋顶合上堆着大量的沙包作为防御工事，居高临下且射界开阔。守军从顶台上用机、步枪向起义部队进行密集的火力射击，威胁很大，造成了起义部队的伤亡。警卫团进到离中央银行有半里路时就展开队形，向敌军进行猛烈还击，虽有伤亡，但进攻的锐气有增无减．一次比一次冲的猛，连冲了近十次之多。

　　这时珠江里帝国主义的兵舰不时地向起义军开炮示威，支援守敌。守敌紧闭铁门，凭借坚固房屋顽抗，而警卫团进攻部队只能利用永汉马路(中央银行对过)的一侧的房屋作掩蔽进行仰射，射角不佳，对敌人威胁不大。再加上这警卫团第三营大都是补来的工人纠察队和革命群众，头一次参加这样的战斗，虽然勇气十足，却没有爬楼、攻坚、巷战的工具和战斗经验，战斗进展十分不畅。

　　激战两个多小时，太阳已经当头，部队也没有吃饭，有些疲乏，进攻自然也停下来了。

　　正作难间，却看见一支队伍带骡马拉着的山炮开了过来[④]，人群中暴发出一阵欢呼：

　　“这下好了，让反动派吃炮弹！”

　　“轰他们！”

　　……

　　周围楼上的市民非常同情起义军，纷纷从楼上吊下装着点心的竹篮，给起义军官兵们送饭，场面十分动人。

　　炮来了，向敌人轰击了半个小时。虽然敌人有气焰有所降低，但步兵仍然突破不了敌人阵地。这时上级[⑤]作出新的部署：警卫团三营营长施恕之率第九、第十一连去攻打第四军第十二师军火库；警卫团三营副营长黄烈率第十、第十二连继续攻击第四军军部……

　　施营长带队攻击的这个军械库，就是刘少卿短暂当过差的那个“反动窝”。这个“反动窝”座落在永汉路附近一个胡同里，离第四军军部不过两里来路，里面存有大量军火，主要是机、步枪，迫击炮和弹药，还有一个监护排担任警戒。

　　施恕之营长率部队赶到那里时，敌人早有准备。这个胡同又是个丁字形的死胡同，只有一条路进出，象个闷葫芦。大家刚一接近胡同口时，胡同里就向外射出许多机关枪子弹。幸而没有造成伤亡。起义军打不进去，敌人也打不出来，双方形成僵持。

　　施营长观察了一番胡同的地形、房屋，并对敌情作了分析，对两个连长说：“要进攻这个军械库，打的是巷战，我们部队没有经验，要采取硬攻硬拼，要花很大的代价，要想取得胜利，那是很难的。要争取这个战斗的胜利，必须把进攻和劝降结合起来。军械库的陈主任，既是我在黄埔军校的同学，也是我的同乡，在没有开始进攻之前，我给他写封信劝他缴枪投降。”

　　两个连长听了营长说得好象是挺有把握的样子，也就同意了营长的意见。

　　营长写好信，送信的差事，他很自然地想到了聪明机灵的传令班长刘少卿：这个兵在军械库干过，情况熟悉，而那里的监护排湖南湖北人居多，几乎都与他认识。

　　刘少卿受领了任务，站在胡同口大声对监护排的弟兄们喊道：

　　“请不要开枪，我是刘少卿，快报告陈主任，是营长叫我来给他送信的！”

　　“过来吧，陈主任同意你进来送信，我们不开枪！两军交战不斩来使！”

　　十分钟后，那边回答。

　　走到军械库的楼梯口，陈主任正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在走来踱去。刘少卿上来递上来的“劝降信”，这家伙拿来看过，三把两把便撕了个粉碎，恶狠狠拽着刘少卿脖子上的红领带险些把瘦小的他勒死：

　　“这是做么样用的？”那只手上的枪也对准了刘少卿的脑门。

　　“打仗做识别记号用的！”

　　“丢拉妈嗨的！外面指挥打仗的是谁？”

　　“不知道！听说是姓叶的！”这个刘少卿真还不清楚。

　　“哪个是叶总司令，是叶挺还是叶剑英？”

　　说实话，刘少卿也是这时才知道了这“二叶”的大名。他摇着头：

　　“我不知道，是营长叫我送信，我就来了！”

　　啪！陈主任一记重重的耳光落在刘少卿脸上，打得瘦少的他接连几个趔趄，好容易才站稳着脚，没从楼梯上一滚到底。

　　这时旁边站着的那位中尉陈股员一个箭步冲上来把陈主任拉开：

　　“他是个塞郎哥（粤语小孩子的意思）嘛！当了传令兵，施恕之要他送信，他敢不送？怪他有什么用！你不回信，叫他走就是了嘛，何必打他呢！”说着朝着刘少卿一摆头，“还不快走！”

　　旁边临护排的几个弟兄也推着刘少卿，小声地催他快走。

　　刘少卿一路小跑出得门来，还听见里面陈主任的骂声：

　　“丢拉妈嗨刘少卿你要敢再来，老子毙了你！”

　　回到自己队伍这边，刘少卿向营长复了命。

　　施恕之一下就火了，要求调炮兵来轰。

　　不一会儿来了几个炮兵军官，察看地形后却说这里没有地方架炮，炮弹打不着目标一打就要打坏一大批商店和居民的房屋，总之炮兵起不了什么作用。施恕之听了也没话说，对手下人说，那就只好先这么着耗着，等到黄昏后再说吧。

　　队伍一整天没有吃上饭，疲乏得不行，在马路上东倒西歪地睡着了。夕阳开始西下时，第十一连李连长问了一声施营长上那儿去了，刘少卿这才发现营长不见了。他在附近找了一遍，没有找着。李连长告诉第九连连长，请他把队伍招呼好，他则带着刘少卿到团部去找施营长。

　　到了团部，团部的人也不知道施营长上哪里去了。于是，团长就决定派那个背红带子的少校军官来代理营长。这位代理营长一到就了解敌情和地形，然后出了个主意：

　　“咱们火攻！不要硬打了，你们起紧筹集火油、稻草、干柴等易燃物和沙包，晚上就动手！”

　　大家一听，嗯，这个代理营长行，有办法！

　　放火的活计还是交给了熟悉军械库情况的传令班长和他的传令兵们。

　　凌晨（12日）一时许，刘少卿按代理营长的放火命令，带着两个传令兵从沙包掩体的两侧越过沙包，同时把火点着了。没有几分钟，就看见大火冲天，敌人在里面大声喊叫“快救火！”

　　然而水火无情，军火库弹药的爆炸声很快就接象连珠炮一样的响起来，声声震撼大地，冲天火光照亮了军火库旁边的永汉马路。

　　天刚亮，两个连长都来向代理营长报告：军火库的敌人只有少数人救火，多数人企图通过老百姓的房屋打出一条通路逃跑，但刚到马路边就全部被我们俘虏了。那个军械库陈主任也被火烧死了。

　　刘少卿这时并不知道，指挥他们战斗的少校代理营长就是共产党员陶剑寒（陶铸）。

　　他更不可能想到，十余年后，他会与这位“少校军官”戏剧般地再度重逢。

　　这是后话了，烧了军械库，代理营长又带领他们去攻打第十二师留守处。

　　他们在激烈的枪炮声中从大街上走过时，看到满街都是飘扬的红旗，欢呼“广州苏维埃”成立的群众，束红领带的部队和工人赤卫队，红色的标语和口号也贴满了大街，似乎在一夜之间，广州就变成了红色的海样。

　　然而这时情况已经相当严峻了。张发奎、陈公博等反动派头目从第四军军部脱逃后乘外国军舰跑到珠河南岸，与李福林、黄琪翔、朱晖日等商定了镇压起义的计划，调来李福林、薜岳等大批反动部队，开始在帝国主义军舰炮火掩护下，从珠江南岸向广州反扑，在观音山一带已经与教导团和工人赤卫队发生激烈战斗。

　　待到刘少卿他们冲到留守处时，那里已经空无一人，敌人大概是也是逃跑了。

　　代理营长又把他们带到永汉路北端的财政厅旁，这里距离观音山不远，是广州暴动的总指挥部，听说红军总司令叶挺就是在在这里指挥战斗（后来才知道中共广东省军委负责人聂荣臻也在这里）。刘少卿在这里待命时看见观音山那边战火十分激烈，听旁边的人说那是工人赤卫队正在和反扑的敌人激战。大家都希望到观音山参战，但总没人来下命令。

　　待命到夜幕降临时，那位代理营长的少校也不见了，刘少卿觉得队伍好象无人指挥，这时他看见第九连和第十一连的两位连长商量着要不要去观音山参战，然而因没有得到命令谁也不敢妄动。后来看到情势紧急，两个连长商议一阵，对大家说我们要夜行军带大家到乡下去，大家夜行军不要讲话不要掉队云云。然后带着四个连队，在广州城里穿街过巷，向东北方向走去[⑥]。

　　那个时候，刘少卿跟着走的这支队伍跟他后来当参谋长的那个“豫鄂挺进纵队”大不一样，这还是一支虽有共产党员却还没有形成共产党组织坚强领导核心、虽有革命思想影响却还没有完成革命思想贯彻的队伍，政治工作基本谈不上，也没有人来做士兵们的思想工作以稳定和凝聚人心。到哪里去，去干什么，很多官兵包括刘少卿在内，心里都是十分茫然的，只是跟着队伍走。

　　一路走，一路散，人越走越少。走了很久，走出了广州市区，一条铁路横亘在他们面前。

　　队伍中有人说是广九铁路，可刘少卿仍然是一片茫然仍然不知道究竟上哪儿找北。又走一阵，看见一个车站，站边是个镇子叫石龙镇。再往前走一阵，第十一连那个高个子连长又带着一两百人往回走，刘少卿懵里懵咚，也随着这位长官往回走[⑦]。

　　走到晚上，大家又累又饿，晚上就露宿在铁路旁。

　　刘少卿翻来覆去睡不着，不知道明天究竟是什么在等着自己。

• 魂作楚天雄 — 刘少卿将军传 (1 -- 17 章）

　　徘徊在武昌街头，差一点儿赶上南昌起义/今非昔比，黄春年也成了共产党？/三次变更单位，越走与党越近/打反动派？送信的传令兵差点回不来/少校军官代理营长， 传令班长火烧军械库/十六岁孩子走上生死场，血的洗礼让他觉得自己长大了/吴奇伟放了一个毛孩子非共产党，几年后却变成了一个真共产党。

　　刘少卿徘徊在武昌街头，前途渺茫，不知道往哪里去。

　　这个再次背井离乡的少年，衣衫褴褛，背着一个破斗笠，无亲可投，无友可靠，心中充满了怅惘。那时正值盛夏时节，烈日炎炎的武昌街头却透着一股股寒气。行人神情　紧张，面带惶惑，满大街都贴满了“打倒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打倒万恶的共产党”等针锋相对的标语。时不时还有军队押着工人纠察队和革命群众走过，也时有革命群众的游行队伍高呼口号匆匆而来，匆匆而去。这一切，都强烈地震撼和刺激着这个少年那颗徬徨的心。他小心翼翼有气无力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在街上，饿了喝口凉水，困了就露宿街头，又成了一个小叫化子的模样。

　　一天，他睡在测绘局大门外的布告栏下，苍蝇叮，蚊虫咬，一夜不能入眠。矇胧中看见一个穿长衫的人从大门里走出来。定神一看心中暗喜，这不是同族小名叫“泥巴头”的刘汉清么？这是当年一起在村里放过牛的小伙伴，论起辈份来还应该叫刘少卿为“三叔”。

　　刘汉清也看见这个一身泥土的“叫化子”是刘少卿，叫一声“三叔”，问他上哪去。

　　已经有了些社会经验的刘少卿存了个心眼儿，没敢说实话，只说是要到汉阳去找“大舅”。刘汉清在里面只是个当差的，也不够资格把这个叫化子般“三叔”往里带，饿着肚子的刘少卿也只好怏怏离去。

　　走着走着，一个人从他面前擦肩而过，还悄然丢下一句话：

　　“哎，小兄弟，你知道哪里招兵么？我去卖壮丁！”

　　“不知道！”刘少卿不敢乱惹麻烦，随便应了一声。

　　应了才反应过来，当兵不也是一条出路么？看这人的样子，恐怕也是逃出来的“工农革命分子”吧？他回头紧追两步：“哪里卖壮丁，我也去！”

　　那人看了看他：“小兄弟，你人长得又瘦又小，人家怕不会要！”

　　说完便匆匆而去。

　　其实这又是一个或许会产生“或许”的关头，如果那人真是逃亡出来的“工农革命分子”的话，那去“卖壮丁”处，很可能说的就是当时贺龙任军长的第二十军或卢德铭任团长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此前不久，这两支部队在汪精卫酝酿“分共”之际，便以“招兵”之名，庇护和吸纳了大量从湘鄂两地逃亡到武昌的“工人纠察队”和“农民协会”的“革命分子”。然而就在半个多月以前，贺龙就已经带着这支队伍南下九江去了南昌，这时正和叶挺率领的第四军部分部队一起，酝酿发动著名的“南昌起义”；卢德铭部此刻也接到党的指示，隐蔽侍机，准备发动或响应起义。刘少卿如果此时硬跟了上去，很可能就是一个扑空，即或不因饥饿无助而走投无路，这么着在武昌街头徘徊下去，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好在又累又饿的刘少卿此时不明就里，也不敢乱跟上去，只是拖着疲惫的双腿漫无目的地走着。他手里摸着口袋里外祖父给的那四十文线，前思后想不敢动用——这可是救命钱呀，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用呀！这时候，他脑子里出现了自己短暂学堂生涯中学过的孔圣人门下“七十二贤”中颜回那“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忧”，圣贤书这般写照用到此时此地的自己，真可谓铭心又刻骨啊。

　　走着走着，走到了两湖书院，又累又乏，他一头躺在了院门前的草坪上。

　　又是正在朦胧间，一阵歌声伴着整齐的步伐，让他睁开了双眼。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

　　　　　　　　　　　　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

　　　　　　　　　　　　……

　　高悬着“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横匾的院门里走出一支穿灰军衣的队伍，肩荷“汉阳造”步枪，雄纠纠气昂昂地走了过来。围观的群众中也暴发出一片“打倒帝国主义，铲除新军阀”的口号和欢呼声，人群中有人喜形于色，拍手称快，也有人窃窃私语，默然观望……

　　刘少卿一听这熟悉的歌声就来了精神，就象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线阳光：

　　“莫非我们的北伐军又打回来了么？”

　　也是巧了，这时一位军人从队伍中跑了出来，高叫一声：

　　“少卿兄！”

　　刘少卿一脸愕然，这是谁呢？

　　定睛一瞅，他不由地喜出望外：这不是自己在江西当兵的结拜兄弟黄春年么？

　　这黄春年是江西吉安人，刘少卿在江西当兵时，他是第二团郭团长的马弁。刘少卿给赵聘三当差时，他们和其他几位军中好友一起结拜了兄弟。按当时习俗，结拜兄弟必须有八人，其中还得有一位是女子，所以赵聘三夫人张彩云也凑了个数。这黄春年当时在结拜谱中排行老六，而刘少卿年龄最小，排行老幺。

　　刘少卿看着这象是一支革命队伍，也就把自己出来逃亡的情况黄春年作了“坦白交代”，并问黄春年你们这里开到哪里去？黄春年回答说是去江西，刘少卿说那你们干脆把我带上一起走，也算是救了我一条命，我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吃东西了。

　　随黄春年跟着队伍到江边上了船，刘少卿狠吞虎咽地把黄春年递过来的干粮一扫而光。这时黄春年才告诉他，这支队伍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实际上是共产党掌握的武装力量。唐生智曾经想吞并这支队伍，经过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的周旋，才得以保留，现在编为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由叶剑英亲自兼任团长，黄春年所在的是教导团机关枪连。现在是根据张发奎的命令，出发东征“讨蒋”。

　　其实，他们当时并不知道，教导团的共产党组织正准备把这支队伍带向南昌，去参加起义。

　　这是1927年7月30日傍晚，一天后的深夜，南昌起义就暴发了。

　　教导团这个时候出发当然是赶不上参加起义了，而且行动也被张发奎觉察。

　　刘少卿他们当然不知道这些个变故，船过团风时，他还遥望着家乡的山水，伤感不已。

　　8月4日晚上，教导团的船到了九江，却没有靠岸。

　　这时候，南昌起义已经暴发，起义军正撤出南昌，南下广东。教导团中的共产党组织原准备“就地响应”，因和起义军联络不上，也就没有卯然动作。然而张发奎眼睁睁地看着共产党人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把自己最具有战斗力的“铁军”主力部队给拉走了，气也不打一处来。他唯恐教导团这支共产党人控制的队伍也跟着“造反”，所以率总指挥部先一天到达九江，准备缴教导团的械。

　　分乘四只轮船及拖带若干木船的教导团到了九江，却奉到命令“不准靠岸”，而且轮船和木船要捆到一起，掉过头来朝向武汉。河岸上的部队机关枪和迫击炮也对准了他们的船。岸上来了一只划子，把船上的军官们接到了岸上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据说张发奎咬牙切齿地对着他们吼道：“我对得起共产党，共产党对不起我，八月一日叶挺、贺龙已在南昌暴动了，请你们几位长官即速回去，收缴船上教导团所有的武器，送到总指挥部来，部队候令上岸……。”

　　张发奎也揭掉了‘国民党左派’假面具，暴露了他的反动面目。

　　就在军官们上岸的时候，教导团共产党组织也悄悄传达了指示：“张发奎怕教导团暴动，要收缴武器，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各人必须抑制感情冲动，暂时交出武器……。””

　　刘少卿他们当然不知道这些，只是看见江上来了许多小船，教导团的武器都被装船运走了。缴枪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反抗，只是对来缴枪的人横眉怒目，内心既愤怒，又恐惧。而刘少卿看得很清楚，黄春年也显得十分紧张。

　　赤手空拳上得岸来，黄春年把他拉到一个饭舖坐下，兄弟俩这才得了个机会讲些悄悄话。

　　狼吞虎咽之间，黄春年问刘少卿这些年在家乡干了些啥。刘少卿毫无遮盖一五一十细细道来，当下黄春年就变了脸色，赶紧把这“老幺”的嘴捂上悄悄耳语：“你不要命了！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张发奎也要在这里‘清共’，我可能也要被清掉！你的这些事儿，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要杀头的呀！”

　　一听到“被清掉”，刘少卿心里有些明白了，这位“六哥”很可能是个货真价实的“共产党”。

　　已经从邓斌那里见识过“共产党”而且跟着“共产党”闹过一回革命的刘少卿，非但没有害怕，反而对眼前这位“六哥”生出了羡慕之心甚至自己也生出自豪之情来：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六哥成了“共产党”了！六哥是个“共产党”了！刘少卿对这位兄长油然生出一种似乎比兄弟之情更为深切的牵挂来，这种牵挂刘少卿后来真正成了革命队伍的一员时才真正闹明白：这就是阶级情谊革命战友情谊呀！

　　黄春年走之前，还是把“老幺”作了安排。他把刘少卿介绍到了吴奇伟的第十二师迫击炮营第一连，那里的二排长吴文华也是在江西当过兵，和刘少卿也认识。第一连连长姓焦，是个山东人，人很义气很豪爽，看见刘少卿是个外乡人，就让他在看护班做了个下士看护（实际上是负责卫生救护的救护员）。

　　刘少卿问黄春年到哪里去，黄春年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今后咱们兄弟俩能否见面也不知道。

　　兄弟俩眼泪汪汪，抱头痛哭一场。

　　这又是一次生离死别。

　　后来刘少卿随张发奎这支部队一路“追剿”南昌起义部队到了广东。据说因为时任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巧妙地利用了想抢广东地盘的李济深与张发奎之间的矛盾，建议张发奎“追剿”不要太积极，第十二师又是后卫部队，所以一路上没打什么仗。然而酷暑中沿赣江疾进到赣州的行军却把刘少卿拖得很苦，这位负责救护伤病员的“看护”自己却患上了虐疾，在炎热的夏季中被折腾得死去活来。当他跟着部队拖到达广州时，已是形销骨立，面黄肌瘦。

　　到广州后，病体尚未痊愈的他听说当时黄春年所在的教导团驻在广州沙河，就赶过去打听这位“六哥”的下落，不料却听说黄春年已病死在广州北的冈村。究竟是怎么死的，他也搞不清楚——那时“清共”杀掉的“共产党”或“工农革命分子”，有许多也是对家人报“病死”。

　　刘少卿伤心欲绝，又大哭一场。仇恨的种子，也深深地埋在了心里。

　　到了广州，刘少卿在几个月内变换了几个单位，一次比一次离党更近。

　　先是在第十二师迫击炮营第一连看护班当看护，到广州后又被副营长陈干谋要去当了传令兵。这位陈副营长是高个子广东兴宁人，听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还是个黄埔生。陈副营长待人很和气，对刘少卿也很关照。可在他的手下也没干多久，又被陈干谋一位在第四军军械库当中尉军械股员的朋友要去当了勤务兵。

　　这位中尉股员姓陈，他对刘少卿也是很照顾。那时军械股除了一位也姓陈的主任和陈股员外，还有两位股员，一位叫随尉祖，湖南岳阳人，一位叫黄均烈，原来是军械库陈主任的勤务兵。陈主任、黄股员和随股员言语间反共意味很浓，刘少卿也不敢跟他们太靠近。

　　但刘少卿那时对什么叫做“白色恐怖”也体会不深，陈股员对很关照，他也就把陈股员当作可以诉说衷肠的亲人，竟然忘了黄春年的嘱咐，一五一十地把自己在家乡闹革命的经历告诉了这位中尉股员。

　　结果过了个把月，陈股员又把他送回了迫击炮营。

　　“这位姓陈的股员很可能是共产党员，至少是个革命的同情者。”多年后，刘少卿在回忆中感慨，“否则，他要是告了密，我就该倒霉了！”

　　陈股员把他送回迫击炮营，可能就是怕这孩子在那个反动窝里不小心说走嘴，惹出麻烦。

　　回到迫击炮营，他变成了营部中士传令班长，月薪24元——可惜一次也没领过。

　　这时迫击炮营长换了人，新任营长叫施恕之，广东琼崖人，在广州还有一处公馆。这位新任营长新任了没多久，又被调任第二方面军警卫团第三营营长。大概是这位营长觉得刘少卿聪明能干很好使唤，就把他也一同带了去，还让他当了传令班长。

　　这个“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很有些个来头和说道。

　　原来的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就是卢德铭团长那个“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原名叫做“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因为该部驻在武汉国民政府——旧督军府内，所以人们又称其为“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就在刘少卿随教导团乘船赴九江之后两天，这支部队也乘船东下准备参加南昌起义，而且在黄颡口附近还曾与教导团的船队相遇，当时他们已知道南昌起义部队已经南下，曾吹号联络教导团让其停止前行与警卫团靠拢，但未能得到响应，教导团到了九江即被张发奎缴了械。卢德铭率部在黄颡口登岸追赶南昌起义南下部队未果，遂接受中央指示，赶赴湘赣边界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其许多成员后来又跟毛泽东走上了井冈山。

　　警卫团参加了秋收起义，跟着张发奎回到广州的也就是一个空番号了。这时叶剑英已经参加了共产党并接受了党要扩建和掌握警卫团（实际上是重建）的指示。他遂以“广州城防空虚”的名义向张发奎提出建议，要求扩编警卫团。而张发奎正为粤桂战争和工农“闹事”而烦恼，也感到了广州兵力的薄弱，所以很痛快地采纳了叶剑英的这个建议。叶剑英便乘机推荐了梁秉枢任团长[①]（当时的共产党员），并安排了张诗教、陶剑寒（即陶铸）、蔡申熙等一批党的骨干到警卫团担任各个重要岗位的工作。当时警卫团编有三个营，每营有四个连，共有一千三百多人。其中第一营是第四军特务营改编的，部队驻观音山脚，营长张强光（是个反动分子）；第二营是李济深第八军特务营改编的，部队驻东堤及东教场，营长李达（也是个反动分子）；刘少卿所在的第三营是新建的，成员除自行招募的外，大多是党组织秘密派来的省港大罢工的工人纠察队员、广州的黄包车夫和两湖逃亡而来的“工农革命分子”，部队驻东堤二马路八旗会馆，大多数人都没有武器。这个营营长是施恕之，当时属革命同情分子，而副营长黄烈则是共产党员。

　　虽然不象教导团“红”得那么透彻，但这警卫团也算是共产党有些控制力的武装力量了。而刘少卿所在的第三营，又是共产党员们比较集中的单位，所以后来在起义时，成了警卫团的主力——起义发动时第一营营长反抗起义，团长梁秉枢前往解除其武装，被叛兵击伤，由蔡申熙代理团长；第二营态度不明朗，被令原地待命警戒珠江江岸，实际投入战斗的只有六个连，而其中主要是刘少卿所在的第三营。

　　刘少卿那时候不知道这些，他还在“跟着感觉走”。

　　几年后，当刘少卿在瑞金工农红军学校任教时，与时任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的叶剑英谈起广州这一段经历，才从这位广州起义的领导者口中知道自己在广州这一段经历背后的这恁多的来头和说道。

　　处在中国革命一个重要历史事件进程中的刘少卿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施恕之营长这或许出自一念之间的“一带”，也把他带到了他自己人生的一个重要关头——他向着那面缀有镰刀斧头的旗帜，又大大地跨近了一步；他向着中国人民革命的武装斗争历程，又大大靠拢了一步。

　　一场风暴，正在悄然中走近他，而且要裹携他，推动他，引导他。

　　也要洗浴他！

• 魂作楚天雄 — 刘少卿将军传 (1 -- 17 章）

　　打回龙山大庙的菩萨，是邓斌领着去的。

　　那回保卫团的团丁们有了准备，早早地就把在大庙门口，阻挡工人纠察队和儿童团员们。

　　刘少卿老远就望见，那为首的教头名叫赵劲武，是赵聘三的远房姪子，自己跟赵聘三回回龙山省亲时见过。他请示邓斌，能不能让我先去做做工作，说服他让路，让我们进庙打菩萨？邓斌说那当然好，你就告诉他我们是什么人，来干什么，请他把团丁们带走，不要和革命作对。

　　谁知道这位赵劲武是个油盐不进的二杆子，刘少卿话还没说完他就暴跳如雷破口大骂洋刀还拔出了鞘，刘少卿当然也不示弱，驳壳枪也握在了手里：“你想杀人是不是？那老子今天先打死你！”

　　赵劲武当然知道这矮子在赵聘三手下当过兵，以为他真的是绝技压身，吓得连连后退。

　　邓斌见状怕刘少卿吃亏，大喝一声：“纠察队快上去，把刘少卿抢下来！”

　　纠察队和儿童团有三百多人，呼隆一声就一拥而上，把刘少卿隔在人群后边。

　　这时纠察队一位姓涂的缝工一把从刘少卿手里把驳壳枪抓了过去，他也在江西当过兵，很熟练地就把子弹上了膛。赵劲武一看着了慌，赶紧从一位团丁手里抓过一支“汉阳造”，一勾板机，当场就把涂师傅打倒在地。

　　这下犯了众怒，所有群众都愤怒地冲向赵劲武，夺下他的东洋刀，一顿乱棍加拳脚，也把他打死了。那些保卫团的团丁一看阵势不对，吓得纷纷掉头就跑，退入大庙不敢出来。群众团团围住大庙，吼声如雷，震耳欲聋，团丁们紧闭大门不敢吭气。

　　邓斌组织喊话，要求保卫团林团总对涂师傅的死承担责任，作出赔偿，保卫团团丁们退出大庙，由工人纠察队和农民协会清理大庙，准备开设贫民工厂。保卫团看见工人纠察队和农民协会人多势众，还有武装，不敢对抗，只好灰溜溜地退出了大庙。

　　进得大庙，邓斌并没有象刘少卿一样，招呼自己那帮“童子军”一拥而上“打菩萨”，而是左左右右四处打量，看看这菩萨是黄泥塑的，还是楠木雕的，完了还请出庙里的和尚，和和气气地和他商量着怎么个完整无损地给菩萨挪个地方，作为文物珍藏保护起来，以腾出地方来开办贫民工厂。

　　和尚当然怕他们真把这菩萨给搬了，就把这菩萨的来龙去脉讲给了他们听想镇唬住他们：传说圣殿菩萨从龙王爷那里要了两条龙到本地落户，怕龙乱跑，把这里变成一片汪洋，就将他们牢牢地坐在屁股底下。可是有一天他动了一下，两条龙就跑掉了，向团风边的长江里跑，到了赤石桥以南，有条龙后悔了，又跑了回来，圣殿菩萨又把他坐住——所以此山得名回龙山，此庙得名回龙庙。

　　邓斌当然不信这个，还是指挥着大家把这菩萨整个挪了个地儿，保护了起来。

　　很快，贫民工厂就在这里开工了。

　　多年后，百战将星刘少卿将军还感慨不已：“邓斌同志领导的这两场斗争，无论是在团风街上还是在回龙山大庙，可以说是有了刀光剑影，但邓斌同志牢牢把握住了政策和策略，没有使事态发展。那时我们都还没读过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也不知道运用‘统一战线’这个武器——应该说，也没有多少人有这个觉悟，但邓斌同志在这种复杂局面下还能冷静地处理问题，讲究斗争艺术和策略，始终掌握着斗争的主动权，应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也是十分高明的。”

　　回龙山打菩萨后，二区的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陈鸿久县长非常高兴，他让邓斌从二区带些骨干来协助他，到一、三两区去发展农工运动。邓斌带上刘少卿等二区骨干，跟着陈鸿久县长，又把革命的火种点到了其它地区。很快，大革命的洪流就席卷黄冈所属六个区，地主恶霸土豪劣绅纷纷被迫向农协交出了地租地契，接受农民群众的斗争。农民协会组织的农民自卫军，还两次击破反动军阀夏斗寅部的袭扰，并把他们驱逐出境。

　　不到大半年时间，整个黄冈，俨然成了共产党领导的赤色天下。

　　然而，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很快就因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而横遭断送。

　　先是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大开杀戒“清党”，屠杀工农群众和进步知识分子；几个月后“七·一五”汪精卫又在武汉 “分共”，撕下了“革命”的假面具，尔后就是“宁、汉合流”，目标都对准了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一时间，土豪劣绅卷土重来，昔日的“革命军”对工农群众举起了屠刀，“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个”之声也不绝于耳，白色恐怖笼罩了大江南北。

　　赤色黄冈也是如此，七·一五前后，叛军何键部进驻黄冈，任命薛佳庭为黄冈县长（后为汪鑫），成立“改组委员会”，查抄并捣毁国共合作的县党部，建立各区乡反动政权，组织“清乡委员会”，将逃在外地的地主豪绅纷纷召回本地，组织“保卫团”、“清乡团”等反动组织，疯狂屠杀共产党员，迫害农会干部和革命群众。前不久还灰头土威风扫地的土豪劣绅似乎一夜之前还了阳，纷纷放出传言：何键的三十五军、叶开鑫的四十军，不日就要开到团风，揖拿农民协会的头子，“泥腿子”们就要完蛋了。团风镇“陈日新”里也放出话来：老子已经花了现大洋，让保卫团把赤匪头子邓斌捆起来丢进长江喂鱼云云。团风一带谣言纷起，人心惶惶。

　　邓斌和赵聘三把刘少卿叫去，一起商讨对策。

　　刘少卿把了解到的情况作了汇报，并建议说这种情况还是邓赵二人还是先暂避一时的好。邓赵二人皆说好，当下商定：事不宜迟，马上把邓斌和赵聘三夫妇送走，其他农协、妇女会、纠察队、儿童团的骨干也要转移。邓斌由刘少卿和族侄刘家环护送暂避到罗家沟罗四爹家，赵聘三夫妇由“土地”等两个小伙伴暂避到刘少卿大姑妈家。这两家都住在长江边，一有动静，跳上船就能顺江而下，十分安全。

　　这时候，在大革命洪流中成长起来的刘少卿象变了一个人，既成熟又老到，既胆大又心细，面临严重情况，他把刘家“四条好汉”调动起来，一招一式都显得很有章法。他叫“土地”、刘秋庭就住在大姑妈家，保护赵聘三夫妇的安全；刘家环在罗四爹家保护邓斌，自己则深夜潜回团风镇二表哥家，观察形势，打探虚实。

　　第二天一大早，刘少卿一看见团风镇的情况就暗自庆幸：昨天的决定真是太及时了！

　　天刚亮，团风镇警察所就被保卫团抄了，几支枪也被提走。区委机关和工人纠察队被砸得乱七八糟，五条藏在稻草堆里的破枪被找出来抄走了。

　　早饭后，隔着门板就听得满街都是团丁们在乱喊乱叫：

　　“邓斌这个赤匪头子跑毬喽，手下三个匪徒被逮住了！有一个还是大名鼎鼎的詹波平……”

　　“拉船来，把这三个赤匪送到来龙庙去烧了祭天……”

　　“狗日的泥腿子要翻身，老子就要把你整翻身……”

　　……

　　刘少卿闻声一惊，心如刀绞：三个同志要活活被烧死，自己却没法搭救他们。得赶紧回罗四爹家，向邓斌同志和赵老先生汇报，还得把他们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去。

　　但表哥表嫂却不放刘少卿走：“矮子，你这样一出去就被抓，一抓就杀头。”

　　刘少卿却认为，知道自己名字的人并不多，大家平时都叫自己绰号“矮子”，不知道工人纠察队分队长儿童团长刘少卿就是“矮子”，所以坚持要赶紧离开团风镇到罗家沟去找邓斌。

　　表哥表嫂还是不放心，又拗不过刘少卿。最后大家妥协，商定由表嫂和姪女灯香一起把刘少卿送到江边上船，路上要有人问起，就说是大姑妈家派人来接二表嫂过去作客。

　　就这样，三人一起出了门。刚走到洋油站，就看到一路上人头攒动，向街北头拥去，根本没有人去注意这两女一男。三人很顺当地就到了江边，刘少卿跟二表嫂匆匆道了别，上了刘家的小木船，沿江而下，不一会儿就到了罗家沟。

　　刘少卿满腔悲愤，把团风的情况向邓斌作了汇报。

　　说到詹波平等三位同志要被绑去活活烧死，邓斌和罗四爹都痛心也很气愤，都骂狗日的反动派，总有一天老子们要为詹波平同志报仇雪恨。

　　后来才知道，土豪赵灼斋用煤油活活烧死了共产党员詹波平等8人，而不是3人。

　　邓斌握着刘少卿的手说：“少卿小弟，要不是你聪明有见识，果断把我们送走，我和赵老先生也要象詹波平同志一样，被他们给害了。现在大革命已经失败，但这是暂时的。为了将来的革命再次蓬勃发展，只有暂时离开黄冈地区，到其他有利的地区去，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继续革命。只要我们保留住了革命的种子，我们的革命就一定会取得胜利！”

　　十六岁的刘少卿噙着泪花，一字一句地把邓斌的话刻在心里。

　　邓斌接着嘱咐道：

　　“少卿小弟，我们要牢牢记住黄冈地区革命从胜利到遭到反革命破坏而失败的全部经过，总结教训，以为将来的革命斗争提供宝贵经验。你现在要迅速通知赵聘三夫妇，把革命已经失败、詹波平同志遇害和我已离开的情况告诉他，让他们也迅速离开黄冈，顺江东去蕲春张彩云家中暂住，看革命形势发展情况再作定夺。

　　少卿小弟，你年轻聪明有志气，一定要记住这次革命的教训，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我相信，我们都会看到革命胜利的。你目前还是要迅速离开，远走高飞，等到一定时期，我们会再见面，再搞革命，直到革命最后胜利！”

　　讲完这番话，邓斌让罗四爹帮忙凑几个盘缠，再立刻送他到江南。

　　邓斌与刘少卿洒泪而别——此情此景此语，在他心中镌刻了整整一生。

　　刘少卿没有想到，自己与这位可敬的革命领路人，从此竟成永诀！

　　1948年，时任华东局秘书长的魏文伯告诉时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参谋长的刘少卿：邓斌同志在大革命失败后又潜回黄冈，参与领导了黄冈回龙山农民暴动，暴动失败的后受党的派遣到赣北鄱阳县委任书记，后又调任中共地下党湖北省武昌区委书记，1930年4月在武昌大东门开会时因叛徒出卖被捕，同月下旬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于武昌阅马场。那时刘少卿已经是经历无数血雨腥风百战名将了，闻听此讯仍不禁百感交集怆然泪下：自已的革命领路人，竟然就在自己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同一年，为革命事业洒尽了最后一滴血。

　　革命是有牺牲的，但革命也是自有后来人的！

　　泪流满面的刘少卿将军，就这样默默地在心中告慰烈士英灵。

　　与邓斌分手后，刘少卿又告别罗四爹，赶到大姑妈家中，将团风的情况和邓斌的嘱咐一一告知赵聘三夫妇，要他们立即离开。趁着黄昏，刘少卿找到淘气三爹，用船把他们送回蕲春。临别，赵聘三夫妇也叮呤刘少卿赶紧离开黄冈以免遭到暗算，“事不宜迟，他们抓不到烧窑的，怕是也要抓卖瓦罐的”。相互间不免各道尊重，相约后会有期。[⑤]

　　送走邓斌和赵聘三夫妇，大姑妈和二表哥家也松了一口气。

　　刘少卿在大姑妈家呆了几天后，外祖父悄悄地摇船来了，他塞给刘少卿四十文钱：

　　“伢呀，这几天外边儿风声很紧，你赶紧远走高飞吧！我的小船只能走内河，走不了长江，也送不了你！你只有自已在外边闯了！”

　　那时黄冈刚遭了灾，家里和乡邻都一贫如洗，外祖父这四十文钱，是家里仅有的财物。

　　大姑妈拉着刘少卿的手泪流满面，喃喃地说：“伢呀，你这一去，么子时候才能回来呀！你自已出去闯，一定要记住，再穷再苦，哪怕是讨饭，也不能做亏心事，当强盗！要做好人，做正派的人，好人是不会吃亏的，是会遇到‘贵人’的！……”

　　就这样，揣着家人和乡亲的担忧，带着自己对家乡的眷念，他走上了逃亡之路。

　　刘少卿怀揣四十文小铜钱，悄悄赶到马家渡口，正碰上堂叔刘子和在往船上装大蒜准备到汉口去卖，便悄悄喊了一声“四爷”。刘子和警觉地四处望一眼，悄声问他想到哪里去，刘少卿说我就想搭你的船到汉口去。刘子和递一根纤绳给他，说那你就跟我们走吧。

　　船过罗家沟，刘少卿对“四爷”说，我得到罗四婆那里借个头笠，免得船过团风有人把我给认出来。

　　到了罗家，只有罗四婆在家，刘少卿问起邓斌和罗四爹的情况，罗四婆也不知道，只说是他们一起走了，上哪儿也不知道。他赶紧拿上罗四婆递来的一个破斗笠遮住脸，回到“四爷”的船，一路拉着纤混过了团风。

　　就这么着，就在“四爷”的庇护下，刘少卿来到了武昌。

　　这一去，就是二十五年。二十五年后他再回家乡时，邓斌所预言的“革命胜利”已成现实。

　　这是后话了，那当口，别过“四爷”来到武昌街头，未来将星的心中却是一片茫然：

　　“我该上哪儿去呢？”

• 魂作楚天雄 — 刘少卿将军传 (1 -- 17 章）

　　战战兢兢的刘少卿战战兢兢地上任了。

　　但是，这“革命”的内容与刘少卿和诸多象刘少卿这样的人们是如此紧密相关，使刘少卿飞快地就认识和理解了这“革命工作”的价值和意义。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工人纠察队、儿童团组织起来后，腊月也到了。往年的这当口，正是豪绅地主高利贷者向农民逼债的日子，腊月三十晚上，很多穷人都不敢回家，还时有悬梁投河的惨事发生。而现在，党领导的农工运动在冬闲的头等工作，就是要求农协和其它革命团体，通告地主豪绅高利贷者，年关不得向农民逼债，违者必受农协制裁。

　　民国七年年关那一夜的生活启蒙，在刘少卿记忆中是何等的深刻。而这个如今看来如此浅表如此初级的“革命行动”，对众多象刘少卿一样的穷人们来说，又是多么实实在在真真切切。更重要的，是刘少卿们正是通过这样的“革命行动”，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认识到了只要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就能把这个世界延续了千百年的“理所当然”，踩在自己的脚下。

　　这样的“革命”，刘少卿们，还会“战战兢兢”么？

　　那时候的黄冈乡村中，地主豪绅对农民的剥削压榨和逼债手段极为残酷，如刘少卿所在的松杨乡恶霸地主陈炳成和他的儿子陈日凯，收租前就把县衙的保安队请到乡下护卫粮仓，威吓佃农，还要佃农们置办酒席款待这些兵丁，连酒席的规格都是按地租排定。他们放恶狗咬了人，人家把恶狗打伤，他们说是打狗欺主，赔上200银元还得做半年牢。而现在，这些昔日里作威作福的土豪劣绅却被刘少卿们一根绳索套住，戴上高帽子现场斗争，游街示众。“一切权力归农会”，佃农们无不欢欣鼓舞，一舒多年被压榨被剥削的窝囊气。地主豪绅们的气焰却一落千丈，要么纷纷认罪，要么逃往武汉和南方。

　　“当时的情况，就是毛主席说的‘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多年后，读到了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的刘少卿感慨地说。

　　邓斌和团风的干部和骨干们，借此开端纷纷下乡，一面宣传国民革命宗旨和方针，组织各级农会、妇协、儿童团，一面调查各乡各村的官僚地主土豪劣绅对农民的剥削与压榨情况，发动农民群众起来与他们作斗争。

　　邓斌一口气安排的“四个工作”，刘少卿也现学现干的开展起来。

　　刘少卿在家乡松杨乡，首先物色了三个骨干——就是他幼时一起放牛的小伙伴。三个伙伴看见刘少卿身上的行头，很是眼热，不免上上下下地这里摸摸那里瞧瞧问这个做啥用那个是么子。团风新上任的儿童团长自然是很神气地说革命嘛当然要枪在手（其实这枪在他手中也才拿了几天），还热炒热卖把他自己也圄囵下肚不过几天的那些革命道理一一宣讲之——看过电影上那位小兵张嘎么？估计那当口的团风新任儿童团长就是那劲头！什么工农团结起来闹革命翻身求解放，什么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什么要把我们团风的放牛娃组织起来参加斗争，什么要建立革命武装对付那些个狐假虎威的保卫团，……

　　几位伙伴都是赤条条的穷孩子，这些道理对他们来说极具吸引力也不难明白，他们听得是津津有味，很是向往，纷纷说“矮子”你说该怎么干就怎么干，叫咱干什么咱就干什么。我们刘家这“四条好汉”一起干，还怕小兄弟们不来帮衬。

　　就这么着，“四条好汉”四处一活动，松杨乡的儿童团很快就组织起来了，刘少卿的手下也增加了一百多娃娃兵。

　　这工作做得不错，邓斌很满意。

　　工作做得不错那就得鞭打快牛，邓斌马上又盯上了刘少卿叫他帮助开展妇女工作。

　　这个工作就有点难为他了。

　　那时的农村妇女思想受封建礼教束缚很深，都不愿出头露面参加革命活动。赵聘三夫人、团风的妇女协会会长张彩云虽然做了许多工作，也和刘少卿的二嫂一起到松杨乡去作过演讲，动员妇女们参加革命活动，但都没有什么起色。松杨乡迄今连个妇女会长都没有。

　　邓斌找到刘少卿：

　　“松杨这么大个乡，怎么会连个妇女会长都找不出来？你回去动员一下吧！”

　　连娶媳妇的岁数都还没有到的刘少卿嘴上答应下来，心里却觉得实在没把握。

　　也是巧了，他刚回到家中，八嫂就来找他——就是八哥那位能言善辩的新媳妇。

　　八嫂很痛快，说前几天张彩云他们来演讲，要求妇女参加革命，我觉得蛮好，愿意参加，少卿你想想，即然八哥都加入了农协，我为什么不能参加妇女协会？你得给我说说怎么个参加法？

　　刘少卿自然是喜出望外，觉得是得来全不费功夫，有人找上门来要革命，也不用我动心思费口舌了，这不是现成的松杨乡妇女会长么？他当即答应带八嫂到区里去，请邓斌同志给他作作妇女革命的启蒙。

　　邓斌给八嫂谈了两个小时，很是讲了些道理。八嫂听得似懂非懂又很是津津有味，听说要让她当松杨乡妇女会长也很是高兴，连说要得要得。可听到邓斌说到妇女干部事事要起带头作用，比如要带头剪发，带头放足才会成为广大青年妇女的表率为广大青年妇女所拥护时，却顿时满面通红，起身拉起刘少卿就要走。

　　邓斌也觉得这台阶对她来说可能上得太陡，也只得由她走了。

　　刘少卿雇了船送八嫂回家时，八嫂还抱怨他：“早知道是这样，你就不该叫我来！”

　　八嫂这一去，竟径直回了娘家，躲了起来。

　　刘少卿这工作任务没有完成，很是扫兴。

　　现在看来，不要说刚入革命大门的刘少卿们，就是很有水平的共产党员邓斌，对革命斗争的理解都还是比较肤浅比较表层的，对在受到几千年封建统治的乡村中进行革命活动所面临的复杂性远谈不上多么深刻，革命的套路也很是简单很是粗糙，对形式的看重多于对实质的把握。这也难怪，就是当时领导这场革命运动的中国共产党乃至党的中央，也还是处在幼年，虽然朝气蓬勃，却是稚嫩毕显。后来那土地革命的纲领和动员群众组织群众那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套路，那是经过血的洗浴之后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才开创和发展起来的。作为后人，我们是无法以事后诸葛的恣态去苛求于前人的。

　　他们很快就开始面对革命所必然面对的血腥了。

　　在赵聘三和邓斌的帮助下，在“四个工作”之余，刘少卿开始了短暂的“上学读书”生涯。

　　在大革命的风云激荡的环境中，这位儿童团长的读书生涯也充满了“革命性”——完全是三步并作两步的“大跃进”，半年时间，这位放牛娃出身的文盲孩子，连识字带背诵，头没悬梁锥没刺股，竟然啃完了《百家姓》、《三字经》、《学尔》、《论语》、《孟子》、《诗经》、《左传》等国学典粹，而且每逢“测验”还都是“满分”。说他“啃完”了这些个东西，那还是夸张的说法，他干脆就是生吞活剥咽下肚的，至于读懂理解，那还是远远谈不上的。革命工作不充许他按部就班，他也没法按部就班，

　　塾师陈望喜是位高度近视的老学究，教书很认真，学童们被他罚跪吃他的戒尺打手心那是家常便饭。他对刘少卿这种死记硬背不求甚解的学习方法很是不以为然，觉得这孺子乍看起来哪象是个可教之材。人不大，心不小，还参加什么“工农革命”？么子叫做“工农革命”？这还不说了，入我的学堂，就应该是我的学生，怎么还背着枪带着刀，还领着一帮泥腿子穷孩子到处打菩萨，吓人嘛！可也怪，这“矮子”不声不响，死记硬背，竟然还难不住，屡屡闯过老夫的戒尺关，的确是聪明伶俐是个读书的料，只可惜在学堂里，他坐不住哟！

　　有一天放学，陈老师的两位女儿偷偷地对刘少卿说：“矮子，你以后来上学，能不能不背枪挎刀的？我爷害怕哩！”

　　“那怎么行，这是革命的武器呀？革命怎么能离开枪哩？再说啦，这刀枪是对付土豪劣绅和保卫团的。你告诉你爷，不用害怕！”

　　这位背枪挎刀的儿童团长上学放学也很是热闹，一二十个同学围着他，“三哥”、“三叔”的叫着，摸着身上背着的枪你一句我一句的问着，这盒子里装的是啥？这刀很快吧？

　　“团长”很神气地回答这是盒子炮，专打“反动派”的！

　　“反动派”？“反动派”是哪个？在哪儿？长得什么模样？

　　“大家先回去吃饭，回头我讲给你们听听！”儿童团长又找到了一批“工作对象”。

　　又做革命工作，又上学读书。不论是灌的那点墨水儿，还是做的那些工作，都使这个“矮子”，在大革命的洪流冲刷之下，迅速地长高长壮起来。

　　儿童团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破除迷信”，打庙里的菩萨。

　　1927年清明节，刘少卿那儿童团里的刘家“四条好汉”找上门来：

　　“矮子，你说过了年就领导我们儿童团打菩萨，现而今都是清明了，怎么还不动手？”

　　这一段时间刘少卿忙着上学读书，破除迷信打菩萨的事情有些耽搁，邓斌前几天也批评他们落后于其它乡，“四条好汉”觉得很是没有面子，现在摩拳擦掌要摘掉“落后帽子”了。

　　说干就干，刘少卿向区农协作了汇报，决定先打土地庙里的菩萨，然后再把团风街上的和回龙山大庙的打掉，腾出地方来办贫民工厂。

　　两天后，上百名放牛娃穷孩子在刘家“四条好汉”带领下，舞刀弄杖风风火火上了路。

　　土地庙没主，菩萨打起来很容易，一个上午就被孩子们一扫而空。

　　这团风街上和回龙山大庙的菩萨打起来，难度就要大一些了。团风街上的两尊铁菩萨，据说是民国十三年长江边的打鱼人从江底捞起来的，被当地人捧为圣灵，祭祀香火很旺，传说是不能生孩子的女人们在这铁佛下喝了佛水，就能生出儿子来，人们对这铁菩萨是诚惶诚恐，又敬又畏。

　　在中国农村中，人民千百年来都处于无助与无奈的境地，常常把自己的愿望和祈求寄托于上苍寄托于神灵，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历史沉淀文化传统，黄冈当然也不能例其外。在土地革命尚未深入开展，人民群众还没从获得的实际利益中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力量认定自已能够把握自己命运的情况下，这种比较“超前”的、一轰而起的限期“打菩萨”行动，实际上很难说有什么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破除迷信”的实际效果。

　　而且勿庸讳言，也不乏“左”的色彩。

　　然而这毕竟也是一群率先觉悟的农民群众第一次在对压在他们心灵的“神圣”进行挑战。

　　儿童团员们在工人纠察队的配合下冲进大庙，三两下就把那泥塑木雕的菩萨给打得粉碎，却在那两个铁家伙面前作了难：这两个铁疙瘩砸不碎推不倒，怎么个打？

　　大家都问儿童团长怎么办？

　　刘少卿和大家商量一番：打不碎，咱就臭它！

　　七手八脚，毛孩子们找来两条拉纤的纤绳，套在铁菩萨的头上，一起用力拉下宝座，拖到一个大粪坑里翻来覆去滚了四五转，然后拖出来拉上街头，“游街示众”。又脏又臭的“菩萨”这下威风扫地，从“至高无上”落到了灰头土脸，孩子们和纠察队员又唱又跳欢呼雀跃，而街面上的店舖里却不断传来“不得好死”、“丧尽天良”的咒骂声。

　　也是该着，团风镇上最大的盐商“陈日新”老板父子也跳了出来，当街破口大骂，说狗日的你们这些穷鬼胡毬整二天要死无葬身之地。“陈日新”本是个劣迹斑斑的奸商，常在盐里掺杂细糠和杂粮，欺行霸市，低买高卖，欺骗和剥削群众，民怨很大。现如今自己跳出来和“农工运动”作对，这就是找死了。

　　刘少卿一挥手，儿童团员和纠察队员们一拥而上，冲进店舖，把“陈日新”老板父子揪出来就是一顿臭揍，把店牌砸了个粉碎，还封了店门。却不料陈家家人偷着跑出去叫来了三四十个保卫团的团丁。团丁们气势汹汹端着枪摆开阵势，要儿童团员和纠察队员把“陈日新”老板父子放了，否则就要开枪。纠察队虽然只有十来个人，可也个个有家伙，纷纷亮出盒子炮、汉阳造，跟团丁们脸对脸怒目相对。

　　刘少卿拉开衣襟拍着胸脯：“有种你们就朝这儿打，你们打死我们一个，我们就打死你们十个来垫背！”

　　两边横眉立目荷枪实弹僵持着，火药味儿十足，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这时候，邓斌和赵聘三带着十几个警察赶来了。

　　赵聘三往团丁们面前一站，所长架子端得十足：“你们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把这些烧火棍子端着干嘛？真想开枪呀？本所长耍了十来年的枪杆子了，几根烧火棍子你们显摆个什么？吓唬谁呀？”

　　团丁们面面相觑，不知道这位所长是个什么来头。

　　赵聘三把刘少卿一指，一脸的煞有介事：“看看这儿童团长，年纪不大吧？可他跟着本所长当了多年的兵，一举枪就能打中奔跑的兔子，瞄都不用瞄！你们在他面前比划家伙，找死呀？他警告你们，那可不是说着玩儿的，不信你们试试，他一抬手，你们这一圈儿，跑得了几个？”

　　刘少卿一旁听着，使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一脸的笑都憋回肚子里——别看他当扛了几个月枪当了一回“基准兵”，可是连一枪都没放过，何来“一枪打中奔跑的兔子”？还“瞄都不用瞄”？

　　团丁们平常也就是在街面上耍耍威风，本来就没有见过什么阵仗，听警察所长这么一说，真就被唬住了。

　　赵聘三继续扳着脸：“本所长负有维持地方秩序的责任，儿童团和纠察队是革命行动，本所长理应支持，也要保护！你们拿着枪，不为贫苦百姓办事，却给不法奸商撑腰，嗯！这是何道理？快把那些烧火棍子收起来，听听共产党的邓斌先生给你们讲讲革命道理!”

　　邓斌走上前来：“本人是中国共产党黄冈县第二区的区委书记，今天这事儿，你们没有请示你们团总吧？一个教头就领着人来给不法资本家护院当保镖，你们羞也不羞？今天还好，赵所长来得快，要不工人纠察队和儿童团跟你们干起来，你们还不吃大亏？以后不要听到风就是雨，随随便便就跟农工运动作对为资本家卖命，听见没有？”

　　团丁们放下枪，乖乖地听着邓斌“训话”！

　　回过头来，邓斌又把“陈日新”老板父子教训一通：“你‘陈日新’劣迹斑斑，我们都有账哩！你别以为你招来几个团丁就能保你的镖，这革命是天下大势，你挡得住么？今天我可以把你放了，也可以不封你的店舖，但你要再为非作歹，阻碍农工运动，你就真的是‘死无葬身之地’了，你信不信？你不信可以再试试？我们共产党，可是说到就做到的哩！”

　　“陈日新”老板父子当街被弄了个灰头土脸，一声不敢吭。

　　刘少卿们放了这父子俩，撕去了店门上的封条。

　　这一件事，就被邓斌和赵聘三这样有理有利有节地摆平了。这对于刘少卿来说，是极其现实而深刻的一课：革命不仅要有热情，更重要地还要有革命理论的武装，还要会正确地运用革命的策略。

　　可是，革命毕竟革命，要想没有刀光剑影不溅血，也是不可能的。

• 魂作楚天雄 — 刘少卿将军传 (1 -- 17 章）

　　游子还乡，又遇上一位“贵人”/这伢有志气，将来会出息/让他半工半读，造就一个革命青年吧！/赶鸭子上架，邓斌一口气给一个15岁的孩子安排了四个“革命工作”/现学现干，热炒热卖，团风儿童团长成了革命骨干/动员表嫂当妇女主任，不成功的妇女工作/背着刀枪上学堂，儿童团长读开了“跃进书”/打不碎菩萨就臭菩萨，儿童团长差一点和“陈日新”刀枪相见/有理有利有节，精明强干的邓斌让儿童团长很长见识/大革命失败，邓斌的一席话让一个十六岁的孩子铭记了整整一生/又一次背井离乡，上哪儿去呢？

　　游行结束后，邓斌把赵聘三夫妇和刘少卿接到了中共团风区委的办公处。

　　这是刘少卿见到的第一位“共产党”，从前在赵家，也听他们谈起什么“国共合作”、“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但根本就不知道这“共产党”究竟是怎么个一回事儿，更没有见过这“共产党”究竟是个什么模样。现在见到的共产党，竟然是个清清秀秀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青年小伙，还是个大学生。

　　邓斌便宴给赵聘三夫妇和刘少卿洗尘。席间，邓斌向他们介绍了团风的农工运动情况。邓斌说，团风群众的革命情绪很高，对推翻帝国主义压迫，打倒封建军阀统治，打倒土豪劣绅，铲除封建势力，都十分踊跃积极参与。但也存在不少困难，主要困难有两个，一是党的领导干部和骨干太少，水平也不高，向群众深入宣传有一定团难，群众对革命的目的也不是十分清楚；二是缺乏武装，土豪劣绅手中有保卫团，经常搞破坏，所以我们必须有自己的革命武装，保卫革命的成果革命的发展。

　　赵聘三听得很有兴趣也很认真，共产党人革命的热情革命的坚决革命的执着，深深地感染着这位饱经忧患的老同盟会员。这位年轻的晚辈，共产党书记的朝气蓬勃和精明干练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邓斌接着说，我们想请陈鸿久县长（辛亥志士，陈潭秋的堂兄，国民党左派）发几条枪，在团风区设立一个警察所，打击土豪劣绅，保卫我们的革命。但一时还没有物色到合适的人选，正好现在赵老伯回来了，您是孙先生的老同盟会员，又是位老军官，担任这个职务最为合适。另外能否请赵老伯再物色一些革命青年来参加我们的工农革命，再多多给我们介绍一些辛亥革命的经验，指导我们二区的农工运动。

　　赵聘三欣然应允：“你父亲和我是至交，你又是共产党员，在领导我们二区的工农群众争取自由解放，这是革命工作，我不仅是帮忙，而是要积极参加。我打不了头阵，但可以在你们年青人领导下尽力而为做些工作。至于缺乏骨干，你们也不要着急，万事开头难，当年孙先生革命时，不也是缺乏人材么？最后还不是吸引了大批革命青年革命志士共同奋斗，推翻了满清统治？”

　　他们说得热闹，刘少卿在旁边听得也很投入。他似乎已经隐约的感觉到，这老少两代人所谈的一切，都与家乡的未来，自己的未来，有着那么深沉的影响和联系。

　　宴毕，赵聘三向邓斌告辞：“今天天色不早了，我们先回家看看，如果需要，你派人送信给我，我一定来。”

　　邓斌十分高兴，与赵聘三等握手而别。

　　与邓斌告别后，赵聘三让刘少卿去找条船，说先送他回家。

　　刘少卿很高兴，阔别家乡几年来，家里也不知怎样了，父亲母亲的影子老是在他眼前晃动，真想一步就跨进家门。他找到了本家一位绰号叫“淘气三爹”撑船汉，很顺当地就弄到了一条船。这位“淘气三爹”在刘家人中也算是个人物，久历江湖，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交道多多，为人也豪侠仗义，后来在刘少卿在革命活动中还起过诸多特殊而重要的作用，这当然是后话了。

　　船到刘家屋基，刘少卿扑进家门，一家人喜出望外，左邻右舍也纷纷涌进家门道贺。

　　母亲搂着刘少卿喜极而泣：“伢啊，你总算活着回来了，我们也不知道你究竟到哪里去了！”

　　邻居们都劝慰母亲：“‘矮子’出去几年，长高了也长结实了，你应该高兴才是呀！”

　　“是啊，这伢子在家里饱一顿饥一顿，黄皮寡瘦的，现在长这么好，看来年青伢子还是在外面闯荡的好哩！”隔壁四婆婆说。

　　人群中有位年青媳妇，显得特别泼辣爽快，出语也惊人：“就是，三弟闯荡得这么漂亮，我也想出去闯荡闯荡哩！三弟下次出门，把我也带上！”

　　大家哄然一笑：“你那个三寸金莲，出门都走不了几步，怎么个闯荡？”

　　“那有什么，出门一年半载，叫三弟雇轿子送我回来就是嘛！”

　　旁边有人告诉刘少卿，这是你八哥（堂哥）新娶的媳妇，你该叫八嫂。

　　母亲一边用衣襟擦泪，一边向赵聘三夫妇道谢。

　　人散去后，张彩云拿出一个装着“袁大头”的红包，递给刘少卿的母亲：

　　“少卿这伢子，跟了我们有大半年时间，又聪明又勤快，帮了我们不少忙，从来就没有向我们要过一分钱。我们也没有给过他钱，怕他不小心丢了，或被人骗去了，都帮他攒了起来，今天一起交给家里，也好给家里解决些困难，办点正事。”

　　母亲没文化，不会说场面上人的那些客套话，只是感动得默默地流泪。

　　赵聘三对父亲刘竹三说：“少卿这伢很有志气，将来会有出息。只可惜他现在大字不识一个，我们希望家里让他读点书，将来一定会了不起的。”

　　刘竹三一声长叹：“家里连饭都吃不饱，哪里有钱供伢们读书哟！”

　　“这个你不要着急，我们一起来想办法，一定要让少卿扫除文盲。”

　　午饭后，刘少卿出去给张彩云雇了顶轿子，便和赵聘三夫妇一起，到回龙山赵家庄去了。

　　在赵家庄住了几天，邓斌就派人来把赵聘三夫妇和刘少卿接到了团风镇。

　　邓斌召集了一个会议讨论团风区如何开展冬季农工运动，会上除赵聘三夫妇外，还有詹波平[①]、罗四维[②]，从武昌来黄冈考察的湖北省财政厅长詹大悲[③]和其兄詹大慈[④]等人也在座，也有不少刘少卿叫不出姓名的人。刘少卿照例也象在“赵公馆”一样，悄悄地坐在一旁“听会”。

　　会上，赵聘三向邓斌介绍了几个人参加他们的革命活动，其中有赵聘三的弟弟赵雨三（老同盟会员，在江西当过县长），女儿赵霞元等。邓斌则称，北伐军攻克武昌后形势很好，群众的情绪也很高，但发动群众还不深入细致。现在马上要冬闲了，正是开展革命工作的好时机。革命不仅仅是示威游行，还要打倒土豪劣绅，解放工农群众。对土豪劣绅和保卫团可能的捣乱，也要有所准备。当务之急，是要把团风街上和回龙山两地的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成立起来，这个事情由我负责。团风街上也要成立一个警察所，请赵聘三先生任所长，陈县长批了枪来，我们也就了自己的武装了。腊月初一前，各乡的农民协会妇女协会等也要成立起来，区农协由罗四维同志任委员长，妇女协会主任则请张彩云女士担任。

　　与会者各抒已见讨论一番，然后分头去抓分给自己那一摊工作了。

　　刘少卿对第一次参加这种会，既新鲜又陌生，他听不懂的东西不少，但有一个道理却记住了：革命不仅是轰轰烈烈，还要有细致周密的计划，有深入实在的组织基础。

　　几天后，赵聘三把刘少卿推荐到邓斌那里：

　　“这伢子很能干很有志气，也会办事，能不能在区里给他一点革命工作和学习的机会？先给他解决吃饭问题如何？”

　　邓斌拉着刘少卿的手：“读过几年书？”

　　“就是这个问题呀，这伢子家里穷，一天书都没读过，跑到江西当过兵，又在我家帮了大半年忙。我看这伢子能干会办事，就把他带回家乡来，想帮他读点书，将来好混碗饭吃。现在正遇上农民革命，我看是不是由你分配点革命工作给他做，另外在我那个警察所给他挂个名字，每月拿上几块钱，供他读书和吃饭，半工半读，造就他成个革命青年？”

　　邓斌哈哈大笑：“赵老伯你真是个大好人，这主意好极了！这伢子就交给我吧，我来安排，让他到大革命中去煅炼，以后成为一个有用的革命人材！你就放心吧！”

　　刘少卿也笑了——在心里笑，不好意思当着两位“贵人”放声。

　　可还没等他乐出声儿来，马上就被邓斌的一通安排给懵得差点晕过去。

　　几天后，邓斌叫来刘少卿，一口气给他安排了四个工作：

　　一、刘少卿你当过兵，所以派你当工人纠察队当个分队长，先发一支盒子炮给你（汉阳造的驳壳枪），这里还有十多发子弹，一把刺刀，一根皮带，你赶紧武装起来上任去。你们有家伙，狗日的保卫团不敢捣蛋；

　　二、你还不满十六岁吧？正好，二区要有个儿童团长，就是你了！干这工作的时候，不能背枪挎刀，任务是组织当地少年儿童，破除迷信，打庙里的菩萨，把庙空出来，供农协开会，办贫民工厂；

　　三、你还要协助妇女协会，宣传妇女解放，剪发，放足；

　　四、松杨乡农民协会的宣传也归你管，区委印有宣传材料，主要是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打到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严禁放高利贷……

　　刘少卿听见第一个安排还挺满意，挎枪带刀当分队长，很威风嘛！

　　可往后边听，越听越头皮发麻冷汗直冒，天哪，这一个接一个的“任务”，我负责？虽说也出过远门见过些世面了，但到哪儿都是听别人吆喝。旧军队里一个班长一个老兵痞，都是自己的太上皇，了不得的个了不得。现如今呢，自己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伢子，还“分队长”？“团长”？拿着自己都不能读的“宣传材料”，去“宣传”？……

　　半桩毛孩子刘少卿当下就懵了，手心手背全是汗。

　　邓斌也没什么“思想工作”，交代完了扬长而去，把个懵着的刘少卿扔在那儿。

　　也别怨邓斌主观武断乱点鸳鸯，革命形势发展得太快太猛烈了，不可能那么“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就是邓斌自己，不也是二十多岁初出茅庐的大学生么？他那法政学校的课堂上教过他怎么做革命工作么？还不是在实际斗争中现学现用热炒热卖？现如今这工作这么多，人手这么少，他都恨不能把自己分成八瓣了！能有这么个有革命认识有革命热情当过兵见过世面的小伢子送上门来，不硬撵鸭子上架推上风口浪尖上去干去学去担负革命责任，你说他还能怎么的？

　　其实以后刘少卿的革命生涯，也常这么着被别人硬撵鸭子上架，也常这么着把别人硬撵鸭子上架。实际上，革命的浪潮，也就是这么着被一茬一茬被硬撵上架的“鸭子”们，一浪推着一浪往前走。

　　刘少卿将军后来感慨不已：“可敬的邓斌同志，是我参加无产阶级革命的真正引路人，是他决定了我一生的革命生涯，令我终身难忘。”

　　那是后话了，这时候的刘少卿，从身上到心中，都在战战兢兢。

• 魂作楚天雄 — 刘少卿将军传 (1 -- 17 章）

　　开心日子才过了六七天，赵聘三夫妇就找到军营来了。

　　孙营长把刘少卿叫到营部与赵聘三夫妇见面，刘少卿红着脸很不好意思地鞠躬道歉，说明自己想当北伐军不想回家的心愿。然而这对夫妇不容分说，一定要刘少卿回家乡，还把便衣带来了，当场就要他换上。

　　刘少卿满心的不乐意，可碍着赵聘三夫妇的情份又想不出对策来。旁边孙营长因为与赵聘三的“袍泽之谊”，也不好帮他说话。他只好别别扭扭地跟着赵聘三夫妇一起回了赵家。

　　“我至今弄不清楚赵氏夫妇为什么一定非要我回家不可。”多年后，刘少卿将军回忆道。

　　其实根据后面的情况分析起来，赵聘三夫妇把刘少卿带回家肯定是出于关心爱护他的一番好意。就在赵氏夫妇带着刘少卿踏上回乡路前后，北伐军的江西战场战况就日趋激烈，双方都死伤惨重，光在南昌城就形成了三次拉锯。鏖战两个月后，北伐军才最后掌握了战局。赵聘三夫妇完全可能是怕这个涉世不深的半桩孩子在方本仁这样朝云暮雨之徒的队伍中吃亏上当，不明不白地在战场上当了冤死鬼。而之所以带上他一起回老家，是因为当时北伐军在两湖战场上势如破竹，武昌已指日可下，荆楚大地已即将变成北伐的后方。

　　赵聘三夫妇在路上告诉刘少卿，你走了后我们吃不好睡不香，生怕你被坏人拐跑了，或出了意外，打听了好几天，才知道你跑回军营来了。我们怕你又受欺负，才找到营长写了条子，把你领回来。

　　言语间关爱之意切切，正在别扭的刘少卿也不好说什么，只是称回家恐怕要增加家庭负担。

　　赵聘三说这个你不用操心，我们会帮助你的。

　　半个月后，赵聘三夫妇带着刘少卿经赣州、南昌到九江，然后乘船到了汉口一个亲戚家住下，准备盘恒几天后回黄冈去。

　　那会儿正是双十节前后，北伐军刚刚攻克了武昌，汉口大街上到处都是狂欢的游行队伍，敲锣打鼓高唱着“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举着红红绿绿的小旗高呼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工人、学生、商人、农民、北伐军士兵，走过一群又一群，中间还有化妆的活报剧，大鼻子英国人，红头的印度巡警，戴高帽子的军阀“吴佩孚[①]”、“肖耀南[②]”、“刘玉春[③]”、“陈加谟[④]”，都被捆一根绳子上，让群众牵着游街，而这些大人物，在刘少卿这样的泥腿子眼中，曾经是那样的不可一世，……

　　张彩云带刘少卿出门看热闹，看着看着也被这种气氛所感染。刘少卿到游行的学生队伍中要了两个小彩旗跑到张彩云面前说：“学生们还欢迎我们一起参加他们的游行，庆祝北伐军攻克武昌的大胜利！”

　　俩人和游行队伍一起往前走，一边走一边跟着喊口号……

　　走了一大圈回到家里，俩人依然兴高采烈，刘少卿意犹未尽绘声绘色地把街上的事情讲给赵聘三听，说游行队伍唱着跟北伐军过大庾一样的“打倒列强除军阀”，说他们喊的口号就是拥护你们时常谈论的“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赵聘三笑微微地看着这个天天在长大的少年：“你可真是个革命男儿了！”

　　说着还从桌上拿起毛笔，写下了“刘志强”三个字：

　　“你很有志气，长大了一定比我强！”

　　的确，这宏伟雄壮的场面，把刘少卿身上的那根反骨，狠狠地撑着长了一把。

　　几天后，他们搭小火轮，一起回到了黄冈团风镇。

　　上得岸来，正靠在一块大石头边休息，一大群游行队伍又喊着口号从团风街上走了过来，赵聘三张彩云刘少卿看见后，也站起身来，跟着喊口号，唱“打倒列强除军阀”……

　　这时队伍中有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朝赵聘三走来，深深地鞠了一躬：

　　“赵伯伯，我叫邓斌，是方高坪的人，湖北省法政学校毕业，现在是中共黄冈县委常委兼团风二区区委书记。家父经常谈起你，说你们是要好的朋友，你过去常来我家，所以我还认识你。家乡的农工运动刚开展起来，以后还要请赵伯伯多多帮助指教！”

　　赵聘三紧紧握着年轻人的手：“我是回龙山的赵聘三，刚从江西回来。令尊身体还好吧？我们回去安顿好后就去府上拜访，看望令尊！”

　　看到游行队伍正在走过，赵聘三便说：“区委书记，快去办你的正事儿，我们回头再谈！”

　　“赵伯伯，一会儿我来接你们吃饭，请对我们多加指教。”

　　他向赵聘三又鞠了一躬，跟随游行队伍而去。

　　这位叫邓斌的年轻人，又是刘少卿生命历程中的一位“贵人”，一位至关重要的“贵人”。正是这位“贵人”，把这个少年引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艰难而又光明的人民革命道路。

　　少年时代充满了不幸的刘少卿，其实是很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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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吹来十月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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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佩孚（1874～1939）　 字子玉，山东蓬莱人。晚清秀才，北洋直系军阀头子。毕业于开平武备学堂、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历任北洋陆军第三镇队官、管带、标统。1913年，任第三师炮兵团团长。1914年，任师部副官长。1915年，任第三师步兵第六旅旅长。1917年，任代理第三师师长兼皖前敌总指挥。1918年，任直鲁军副司令，授孚威将军。1920年因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被免职。吴率军北上，任讨贼军前敌总司令兼西路总指挥，与奉系张作霖合作，大败定国军，赶走段祺瑞；9月，任直鲁豫巡回副使，驻洛阳练兵。1921年8月，任两湖检阅使。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任直鲁豫巡阅使，兼直鲁豫航空署长。1923年2月，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罢工，造成“二·七”惨案。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任“讨逆军”总司令，10月，冯玉祥倒戈，发生北京政变，迫曹锟兔吴本兼各职，改任青海屯垦督办。1925年10月，受非奉系将领拥戴，就十四省讨斑联军总司令职，联孙传芳讨奉。1926年3月，击败国民军，冯玉样被迫下野。时国民革命军北伐，吴部在汀泗桥、贺胜桥连道惨败，部将倒戈，吴从此一厥不振，后到北京作寓公。1937年，拒绝日本人的要其出任北平维持会会长的要求。1939年，再拒参加伪政府。1939年冬，终遭毒手。国民政府以其克保晚节，追赠为陆军一级上将。

[②] 肖耀南（1874～1926），北洋直系军阀将领。亦名肇琰，字珩珊、衡珊，湖北新洲县人。曾任北洋军阀政府两湖检阅副使兼湖北督军，镇压过京汉铁路大罢工，1924年兼任湖北省长，后任鄂军总司令。1926的2月14日暴卒于武昌。

[③] 刘玉春（？～1927），北洋直系军阀将领。天津人，行伍出身。历任直系第八师十六旅旅长、两湖巡阅使署处长、第八师师长、联军总司令、武昌城防司令等职。1926年北伐军进至湖北，刘随吴佩孚到贺胜桥，在火车上建立行营，率联军在汀泗桥与叶挺独立团激战，遭重创，败退至纸坊、鲇鱼套一带。后奉吴佩孚之命，与湖北督军陈嘉谟“死守”武昌城，率一万多官兵顽固对抗四十天，同年10月10日，北伐军第四军从通湘门攻入，他潜藏于中华大学校长、美国人孟良佑家中。后被俘，囚于阅马场省议院楼内。获释后，于1927年去世。

[④] 陈嘉谟（？～？），字献亭，又作岘亭，北洋直系军阀将领，河北任丘人，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第二期，历任北洋军第三镇（后改称第三师），任排长，连长。1917年任直隶第三混成旅第五团一营营长。1918年，任第十二混成旅团长。1920年任第二十五师第五十旅旅长，1923年，兼任湖北蒲通镇守使。1924年，任第二十五师师长。不久，兼任湖北保安总司令。北伐军进攻武昌，城破就俘。宁汉分裂后获释，先走日本，后去天津寓居。

• 魂作楚天雄 — 刘少卿将军传 (1 -- 17 章）

　　那天，轮到刘少卿当副采买。

　　副采买对丘八们来说是个人人都喜欢的好差事，这一天可以不出操，可以穿上洋袜和皮底鞋，换上整洁的军装，戴上红袖章，跟正采买一起，到街上给连里置办油盐酱醋和蔬菜。在街上走着神气不说，还能快快活活玩上一天，等于就是休假。刘少卿好容易得到这个机会，自然是满心欢喜，早早地就起床穿戴整齐，准备出发。

　　也难怪，再怎么说，他还是个不满十五岁的孩子。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好奇好玩好神气，那是天性。

　　不巧的是，那天是全师大阅兵，刘少卿这种训练场上的“兵尖子”，自然应该是全连方队第一排面未位“基准兵”的干活。平心而论，连里长官这么着安排，也是看重他而不是欺负他，实际上也体现着他在撑起长官脸面中的作用。要是在现如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自然就有很多讲究和说道，通过日常性的教育来养成士兵们“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观念啦，遇到问题“以说服教育为主”啦什么的。

　　可那支队伍没这些个讲究，只有一个讲究就是“服从”，不服从就让你吃家伙。

　　班长叫刘少卿脱掉洋袜子皮底鞋，赶紧换上草鞋扛上步枪去集合。刘少卿实在舍不得这个好容易盼来的好日子，磨磨蹭蹭就是不动，还嘟嘟囔囔地说班里哪个哪个动作不错哪个哪个恣态标准都可以当这个“基准兵”。搞得班长一百个不耐烦火从心底起，揪着这毛孩子兵的耳朵就往外硬拽。

　　刘少卿抓着门框不松手，耳朵被揪得生痛，一时也火起，摸着一根劈柴就朝班长脸上打去。

　　班长本来就是个常流鼻血的“沙鼻子”，被劈柴一敲，马上就流出鼻血来。

　　这下祸惹大了。

　　班长捂着鼻子就跑，一边跑一边大喊：

　　“小杂种打人啦，小杂种打人啦！……”

　　值日官康定祥刚集合好队伍，正候着刘少卿这个“基准兵”入列。闻声赶来进屋一看，气得把东洋刀剁得“咚咚”响：

　　“妈那个×，反啦反啦，来人啦，把小杂种捆起来，打四十军棍！”

　　两个操着军棍的彪形大汉一左一右上来，象拎小鸡一样把刘少卿提溜起来，捆了个结结实实，摁跪在地上。康定祥使个眼色叫两个大汉别忙着动手，然后叉着腰瞪着眼盯着这个被捆起来还不老实还在拼命挣扎又踢又咬的“小杂种”，那意思其实是示意他赶紧认错讨饶。

　　可刘少卿完全没有认错讨饶的意思，还一边挣扎一边嘴里还不依不饶：

　　“今天轮到我当采买，没有参加阅兵的任务，凭什么揪我耳朵，凭什么打我军棍……”

　　康定祥看这“小杂种”不识抬举还不让自己下台阶，一生气背过脸去。两个大汉一边说：“官长叫打我们就打！”，一边把刘少卿摁到在卵石地面上扒裤子准备打军棍。刘少卿虽然知道“四十军棍”的厉害，但事已至此更不能说软话下软蛋了。他干脆顺势躺了下去，闭着眼睛硬着头皮准备受领军棍。

　　两大汉正要动手，却听得旁观的人们大喊：“打不得呀，他那么廋那么小，四十军棍就是打不死他，也得打成残废呀!……”

　　连里的几个班长也跪下作保，保证让刘少卿参加阅兵，请司务长开恩免打。

　　康定祥其实也不想真打刘少卿，一来这毛孩子兵太小太嫩，打出事儿来不好交代，二来黄冈老乡人多势众，当大官当小官的也有一堆，全得罪了也没什么好处，现在见此情景正好就坡下驴，叫大家把刘少卿拉起来换上草鞋，入列准备接受检阅，今天就不去当采买了。

　　刘少卿连忙向求情的弟兄们道谢，心里对当这个窝囊兵受这个窝囊气十分后悔。

　　这事儿就算完了。

　　可是，又是两个礼拜后，祸事又撞到了他的头上。

　　其实，这回这个“祸事”，很难说是不是“祸事”。

　　因为这次他因祸得福，遇上了他人生路上的又一位至关紧要的“贵人”。

　　半个月后，刘少卿被第三排排长周雨龙选中，编入赣州城警卫巡逻队。

　　周雨龙是湖北浠水人，曾经给方本仁当过马弁，他奉命组选一个排的队伍进驻赣州城内一个会馆，负责城内街道的警卫巡逻。刘少卿是全连排了号的“基准兵”，所以成了他的组队人选之一。

　　这本来也是个跟“副采买”不相上下的美差。

　　可刘少卿注定就没有在这个连队里享用美差的命相，美差中，又吃了一次窝囊气。

　　那天下雨，排长周雨龙外出未归，排里的几个老兵就趁此机会偷着赌牌九。

　　这事儿刘少卿没见识过，很好奇，也挤到“赌场”边看稀罕。他个头矮小，掂着脚尖也看不清，就干脆端了条板凳站在上边看。

　　没看一会儿，就被七拱八拱的赌徒和看客们把他从板凳上拱了下来。

　　刘少卿一下冒了火，提起板凳就砸那些把他拱下来的人。老丘八们一看这小毛孩子恁凶，七嘴八舌嚷嚷着撸胳膊挽袖子一拥而上来要揍他。谁知这小兵拉子一点也不含糊，也顺手操起两块板砖怒目相向。

　　值日班长挤出来喊了一声：“这小杂种硬得很，快拿绳子把他捆起来。”

　　老丘八们七手八脚把刘少卿象捆棕子一样捆了个结结实实，推到院子里卵石地面跪下。瓢泼而下的大雨浇得他浑身湿透，凹凸不平的卵石顶得他膝盖生痛，可他既不哭喊也不告饶，就这么直着身子硬挺着。

　　有人看不过去，说这孩子会淋病的，排长回来会怪罪的。

　　然而赌徒们谁也不理，值日班长因为得了赌徒们的“遮盖钱”，也不作声。

　　不知过了多久，排长周雨龙回来了，一看刘少卿跪在院子里淋雨，便气愤地问这是谁干的。

　　值星班长上来答话，只字不提赌局之事，只说这小杂种拿板凳砸人。

　　周雨龙排长非常气愤：“他还是个孩子嘛，错了可以说他，怎么能捆到雨地来呢？淋出病了谁负责任？你们都是成人又是老兵，良心都让狗吃了？快把绳子给他解了，换件干衣服，再给弄碗姜汤喝了暖一暖身子！”

　　待刘少卿净干身子换了衣服喝了姜汤，周排长把他叫去：

　　“小兄弟，你看你，当兵不到三个月，二等兵的薪饷刚拿到手，就挨了三次打，这样下去怎么行呀！今天要不是我回来得早，你还不给淋坏了，不死也要脱层皮呀！你还不满十六岁吧？当兵要十八岁，你还是回家，等长大些再来吧”

　　刘少卿低头嘟着嘴，说我都千辛万苦来了，怎么能回去呢。

　　周雨龙想了一下说：“要不这么着吧，咱们这个营的营附赵聘三是你们黄冈回龙山赵家店人，也是方督办的老部下，新近从湖北蕲春招兵回来，把新太太也接来了，让我帮忙找个在公馆里当差的。我看小兄弟你干这个还合适，去了那里，赵营附每月给你家里寄钱，家里日子也好过一些，你也不必在这里遭罪挨打受窝囊气了。”

　　刘少卿想着三排长平时对自己挺不错，这次又救了自己，便应承下来。

　　后来，周排长把赌局的情况了解情楚了：值日班长包庇士兵聚赌，捆绑打骂新兵，几乎把人弄死。便报告了上级，对有关人员进行了处理：值日班长降为上等兵，其他参与赌博的士兵也依例各降一级，留营以观后效。

　　这也算是善恶有报。

　　刘少卿却因此得到了又一个机缘遇到了另一位“贵人”，那对萍水相逢却热心相助“贵人”夫妇助他走上从军的道路，而这次遇上的“贵人”却为他接触和懂得革命道理日后走上革命道路埋下了契机。

　　“贵人”赵聘三是位很有些革命意识的老同盟会员。

　　“赵公馆”不大，可刘少卿眼前的天地却在不觉中增大了不少。赵聘三待人和气没有长官架子，夫人张彩云也没太太脾气，他们都很喜欢这个聪明勤快的小老乡。张彩云上街买东西常常把刘少卿带上帮忙拿东西，也顺带让他出去走走开开眼界。刘少卿在这里没有军营的禁锢，不受野蛮的体罚，少年的天性得已释放，所以事情虽然很多很杂，但当过学徒的他却驾轻就熟，都摆布得妥妥贴贴。因为心情舒畅，他也时时在工作中有所“创造”。不但在房东那里学会了做赣州饭，还试着发展了黄冈家乡菜——他创造的“黄豆芽炖荷包鸡蛋”就很得赵聘三夫妇喜欢。

　　赵聘三夫妇不把刘少卿当外人，三朋四友来赵家谈天论地也从不避讳他。他们谈论的大都是当时刘少卿还不大听得懂的东西，什么同盟会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宣统小皇帝要实行“耕者有其田”，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想做当皇帝到了还是南柯一梦，北洋军阀政府换汤不换药老百姓还是被压迫日子仍然难过，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广东成立革命政府要北伐打到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统治，……。这都是刘少卿从来没有听过也听不大懂的东西，可是这些东西既新鲜又有意思，常常能敲打到他在朴素思维中所产生的种种疑问上。有意思的是赵聘三夫妇和他们那些朋友还常常问这位在旁边端茶倒水的小随从是不是听得懂，时不时还要浅显地给他说道两句。每逢这个时候，刘少卿总是腼腆的笑着，或摇头或点头，继续站在一旁听下去。结果是越听越爱听，以至于时间长了不听还觉得这日子好象少了点什么。

　　也就是在“赵公馆”，刘少卿第一次知道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的大事情大学问，这些大事情大学问似乎都跟自已家中那穷困的生活状态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国民党共产党国民革命北伐等等当时很时新的词儿也渐渐地刻在了他的心里，并开始按照自已的生活阅历去理解去比照去鉴别去判断。

　　1926年4月，方本仁不知为什么突然下台，那些“戴金盔，挎洋刀”的黄冈籍军官们也似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穿便衣的地方官。赵聘三也脱下军装穿上警服，到江西大庾县（今大余县）西华山钨矿任警察所长，家也跟着搬了过去。

　　赵聘三变成地方官，月薪也增加了一倍。于是他请了一位大师傅专门做饭，刘少卿也脱下军装换上赵聘三夫妇为他置办的便装，成了专门的跟班，只伺候所长和太太，少了一大堆活计。

　　“那时候，我的模样就象电影里演的狗腿子！”很多年后，成了开国将星的刘少卿自嘲。

　　在赣南平平静静呆到9月初，北伐军第二军第五师攻占了大庾。

　　那几天，大庾的街面上天天都有北伐军一路唱着歌向北开进：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

　　　　　　　　　　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

　　　　　　　　　　齐奋斗，齐奋斗；

　　　　　　　　　　工农学兵工农学兵大联合，大联合，

　　　　　　　　　　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

　　　　　　　　　　齐欢唱，齐欢唱。

　　　　　　　　　　……

　　听到他们雄壮的歌声威武的军容，刘少卿十分羡慕，他凭直觉感到这支军队和他当过兵那支军队大不一样。这段时间，他也听到赵聘三等一些黄冈籍的老军官一起议论时局，他们都用赞赏的语气谈到国民革命，国共合作和北伐；还听到他们谈起方本仁因参与吴佩孚谋取湖北的阴谋在内讧中倒台，倒台后又怎么跑到广东投奔广东革命政府，现在成了广东政府“江西宣抚使”和北伐军第十一军军长兼右翼总指挥，现在已经在赣州城打起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正集合旧部成立了北伐军第十一军补充团，军官们还是原来那批黄冈籍军官，……

　　刘少卿既感到新鲜，也觉得奇怪，咱们那支随意打骂士兵的军队也成了“北伐军”？

　　不过，他觉得，北伐军即然是一支真正革命的军队，实行孙先生“扶助农工”的政策，前途就应该是光明的，管他呢，参加再说。

　　可赵聘三夫妇对自己这么好，现在要离开，又该怎么开这个口呢？

　　就在刘少卿在打投奔北伐军的念头的时候，赵聘三夫妇却告诉他，他们准备回黄冈老家，而且也要把刘少卿带上一起回去。

　　这又刺激了刘少卿一把：既然留这儿的结果是回家种地？还不如当北伐军去！

　　他当然不知道，赵聘三虽然是老同盟会员，但跟着方本仁几起几落，也看透这些军阀只顾自已争权夺利，不管民众疾苦的本来面目。方本仁自投靠北洋军阀政府攫取督军之位后，在孙中山革命党和北洋政府各路军阀间首鼠两端，八面玲珑，到处投机钻营，屡屡在紧要关头自食其言出卖革命，镇压农工运动。前不久为了发展自己的利益，扩大自己的统治地盘，一边接受段琪瑞“湖北查办使”的任命，一边与广东革命政府联络，企图两面投机，夺取湖北，最后却着了同僚和部属将领的密谋算计，“以免江西遭受兵祸”的名义，被迫“和平下台”。现在又腼着脸摇身一变成了“革命军”，还不是为的自己的官位和利益！这种全无操守和信仰的人，怎么可能带领人们去实现“国民革命”？……

　　那时候，小小年纪全无政治经验的刘少卿哪里会领会懂得赵聘三这些沉痛的体验哟，那些个从只言片语中感悟的革命道理革命思想还圄囵在他肚子里哩，他现在是见到革命旟帜就想拜倒，根本还谈不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细嚼慢咽消化吸收。那当口，这个生出“反骨”的孩子一脑门子的心思，全在“投北伐军”——到北伐军哪怕当个小伙夫，也不能回家。

　　一天半夜，刘少卿脱下赵聘三夫妇给他置办的便衣，换上从军时的旧军装，偷偷从赵家后门溜了出去，直奔赣州城南的“北伐军第十一军补充团”，找到一位姓孙的营长要求从军。这位孙营长也是黄冈人，曾经在刘少卿当兵的那个营的当过七连连长。他一看刘少卿风尘仆仆的样子，就知道是刚从赵家偷跑出来的，赶忙叫人给送上饭菜，让他吃了个饱。

　　补充团新成立，刘少卿又是个“老兵”，所以这次没费什么周折，又如愿以偿扛上步枪出操了。

　　他天天学唱着“打倒列强除军阀”，觉得很是开心。

　　可惜好景不长。

• 魂作楚天雄 — 刘少卿将军传 (1 -- 17 章）

　　出门就不顺，却巧遇“贵人”相助/枪都比你高两寸，当什么兵，还是回家种地去吧！/当兵不成，只好当不拿薪饷的“备补伙夫”/成了“基准兵”，二等兵很有些出人头地的感觉/不会巴结官长，“模范士兵”被打倒在卵石地上/“副采买”的美差没捞着，还差点吃四十军棍/围着赌局看热闹，开赌局的老兵痞们把他捆到雨天里罚跪/因祸得福，又遇“贵人”赵聘三/当了一个星期的“北伐军”，却被赵聘三带回了黄冈/刘志强，你将来比我强！

　　要走，当然不能告诉老板，那样肯定是走不成的——老板怎么会做赔本的买卖？

　　但刘少卿还是偷偷地告诉了对他很好的表姐。

　　表姐听着听着就懵了，既难过又害怕：难过的是表弟就这么走了，自已少了个好帮手；害怕是丈夫和公公要知道是自己放走的，肯定是少不了一顿揍；少卿家里人知道了，也会到作坊来要人，可能还会吃官司。可看到刘少卿去意已决，也架不住他再三央求，只好成全这个人长大了心也越来越大的表弟：

　　“少卿，你主意大，想走就走吧，在外面闯荡闯荡也好！可你年龄还这么小，第一次出远门儿，姐姐我放不下心来呀！”

　　表姐说得伤心，眼泪象珠串一样地往下掉，把刘少卿也惹得很是伤心难过。

　　几天后，刘少卿要上路了，表姐偷偷拿出一方白毛巾包上四十文钱，塞给刘少卿：

　　“少卿你小小年纪出门闯荡，分文没有你怎么走啊！这四十文钱你带上，路上饿了渴了买点吃的喝的吧！”

　　姐弟俩洒泪而别。

　　刘少卿挟着一个小包袱悄悄离开作坊，和涂玉奎一起到汉口去赶“洋船”。

　　那年，他十三岁。

　　十三岁的刘少卿第一次出远门儿，头就开得不顺。

　　小哥俩路上商量，上船遇到英国人检票，两人就装作不认识，以免两人都上不了船。

　　赶到汉口太古码头时，天已经黑下来，熙熙攘攘赶船的人群很快就把他们挤散了。刘少卿随着人流挤着往前走，一路喊着涂玉奎的名字，可直到上了趸船，也没有找到涂玉奎。

　　这下刘少卿着了慌，天越来越黑，肚子越来越饿，自己单丝独线一个人，回去吧，表姐那里倒是好说，可他的丈夫和公公肯定是不会认这个账的，再说，刚出门就打倒转，也没脸面呀；往前走吧，没有船票，没有伙伴，往哪里走呢？生活中的偶然有时真是很难说，假如刘少卿的父亲当年那船粮顺顺当当地贩出去赚了钱，尝到了甜头或许以后会对做买卖越来越有信心，或许把买卖往大里做，或许刘家的日子会越过越好，或许刘少卿也会是个上学堂读书的孩子，或许也就不会有当学徒去吃粮当兵的念想，或许……

　　只可惜，这个世界，它不是由“或许”支撑的。

　　这当口的刘少卿，就处在这“或许”或那“或许”的十字路口。我们在这里放胆“或许”一把：如果孤独无助的刘少卿这个当口再这么孤独无助一会儿，或许他会在汉口继续找地方打工，或许步父亲的复辙辗转回到家乡，或许他会继续当他的放牛娃种田人，或许……

　　如此，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或许会踏入另外一条生命之河，开国将星族，会少那么一个成员。

　　然而还有一种“或许”，这个已经开始对旧世界生出“反骨”且有了叛逆性超前思维的孩子，或许会继续把他的朴素的“超前”思维继续下去，或许那“反骨”还会在生活的磨励中继续增长，或许会在后来的席卷家乡大地的革命浪潮成为那揭竿而起中的一个，殊途同归，这生命的轨迹仍然会同革命的历程重合在一起，开国将星族的队列中或许仍然有一个叫刘少卿的答“到”，当然，或许他并不会那么幸运能够在残酷的革命战争中成为幸存者……

　　平心而论，这种“或许”或许是更有可能的“或许”，或许还会因这个更可能的“或许”派生出N个N的平方个N的立方个“或许”——既然那面缀有镰刀斧头的旗帜后来成为千千万万与刘少卿生存状况相似的劳苦大众的选择且有千千万万这样的人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就不能排除我们这位主人公和他们一样义无反顾地去拥抱这面旗帜并为这面旗帜所拥抱。这其间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似乎并不那么难以梳理清楚明白。

　　可这时候，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正在这“或许”的当口心慌意乱一筹莫展着哩，那些此刻根本就不着边儿的“或许”在他那窘迫的心灵空间哪里还能有什么位置哟。他现在一脑门子的“或许”就是一个“往哪儿去”，这个两难的“或许”已经把他憋屈得一头冷汗了。

　　未来的将星这当口很可能就要哭出声儿来或干脆就已经哭出了声儿来了。

　　然而，就在此刻，命运之神颇有几分慷慨地把一个“偶然”送到了我们故事的主人公面前。

　　就在刘少卿形影孤单走投无路之时，一对青年夫妇走到了他的面前：

　　“小兄弟，你是不是想上船到九江去？买了票么？”

　　正胡思乱想的刘少卿唬得一跳，本能地抱紧了自己的全部财产——那个小包袱。

　　小时候，大人们常拿拐卖人口的“马虎子”来吓唬孩子们，刘少卿当然也被吓唬过。

　　不过刘少卿毕竟还是在汉阳这个大城市见过几分世面的孩子，心想管他是好人坏人，我现在已经落到这般田地了，还有什么好怕的？

　　“连没饭没得吃，哪有钱买船票呀！”他老老实实道出了自己的窘境

　　这对夫妇真是好心人，一句话，就让刘少卿一辈子都把他们认作幼年时大姑妈讲的“落难人巧遇贵人相助”故事中的“贵人”：

　　“小兄弟别害怕，提着我们的箱子跟在我们中间走！”

　　刘少卿提起了他们的箱子，夫妻俩一前一后把他夹在当中，向船上走去。

　　“小兄弟不要东张西望，船上的洋人心狠，常常有人没买票被他们扔进长江喂鱼，政府连个屁都不敢放！你大大方方过去，要有人问你要船票，你就往后指我！”走在刘少卿后面的丈夫关照道。

　　也是运气，那天是中国人检票，刘少卿没什么麻烦就混票上了船。

　　那夫妇俩买的票是在普通舱，他们让刘少卿坐在走廊上，嘱咐他：如果有人查票，叫他来找我们。后来果然有人查票，还是这对“贵人”夫妇出面把事情抹过去了。

　　第二天早上，“贵人”塞了两个大烧饼给刘少卿。饿了一夜的刘少卿顾不上言谢，狠吞虎咽就把那两个烧饼给送下了肚。这个时候对他来说，什么山珍海味也抵不了这两个烧饼的那个鲜美那个好吃！

　　“贵人”夫妇真是一对“送佛送到西，好事做到底”的好人。船到九江，他们带着刘少卿下了船一起到了火车站，还把他送上一节运牲口的货车箱。安排好了还告诉他：如果有人问你，你就说你是黄冈人，到南昌找方督办。到了南昌下车后就在站台上等我们，一起出站赶夜班车。

　　这是这个乡巴佬的孩子第一次坐火车——和牲口在一起。

　　火车到了南昌，刘少卿掂着脚尖在站台东张西望寻找两位“贵人”，可人流滚滚，没瞅见不说，还被人流给裹着出了站。

　　让刘少卿感激铭记了一辈子的“贵人”，从此与他失散，他甚至不知道人家姓甚名谁。

　　开国将星刘少卿将军身上的那种乐于扶危济困的侠义品行，很难说没有这对 “贵人”夫妇萍水相逢却热心相助的行为所产生的传递和点化作用。一个民族的道德火把，也许就是这样默默地悄悄地在人人交往间相互交接传递，从千百年延续到了今天。

　　出了车站，刘少卿又累又饿，还东西不辩，南北不分，两眼一抹黑，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时值午夜，车站外的人流渐渐散去，风瑟瑟地吹着，寒意透彻了刘少卿单薄的衣着，他冻饿交加，绻缩着同样单薄的身体，左顾右朌，不知所措。

　　还好，车站外堆着许多棉花包，又松又软，还能抵御风寒。

　　刘少卿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头钻了进去，倒头便呼呼睡去。

　　不知过了多久，一个硬东西把他捅醒了。一睁眼，一个穿着黑警服还黑一张脸的警察，手拿警棍，正在捅自己的脑袋。吓得他连滚带爬钻了出来，带着一脸脏乎乎的棉絮，傻乎乎地望着那黑衣警察瑟瑟发抖。

　　看着这孩子的一身邋遢相，警察倒也凶不起来，一边笑一边问他是干什么的。

　　刘少卿又老老实实一五一十向警察说了自己的事。

　　可能看刘少卿还老实，又是个外乡人，不象是个偷摸盗抢的主，警察也动了恻隐，给他指点了过赣江渡船的地点。

　　上船过了赣江，船家也向他要过渡钱，他自然是可怜巴巴地说我分文没有。

　　船家也是象警察一样凶不起来，还和一船渡客一样瞅着他直乐。

　　刘少卿这才想起，出门三天两夜，自己从没洗过脸，一身脏汗粘着棉絮，那模样干脆就是个小叫化子，也难怪人家要好笑。

　　下了船，还是两眼一抹黑的他还是分不清东西南北，只是一个劲儿地往前赶。

　　走着走着就瞅见一座军营，门口站着两个荷着枪的大兵。

　　那时节老百姓怕的就是丘八，还是老百姓的刘少卿自然也不敢上去卯然打探。只得怯生生地坐在街边，祈盼着那里面能走出一位黄冈老乡，给自己引荐引荐。

　　也是巧了，在这个又可能产生“或许……”的当口，营门里走出来两个军官，还真的是“戴金盔挎洋刀”脚蹬马靴，威风凛凛，凛凛威风，十分惹眼。

　　　刘少卿仔细一瞅，大喜过望——这其中一位，就是他和涂玉奎要找的“林壳子师傅”。

　　“林师傅！”

　　“林壳子师傅”回头一望，也急步跑过来：

　　“哎呀，这不是少卿老弟么，你怎么在这里呀？”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尤其是在这落难之际，刘少卿激动不已，一下子哭出了声：

　　“呜呜，我是来……来找你……你的呀，我是来……找你……找你当兵的呀！呜呜……”

　　“少卿老弟别哭别哭，你先别急，你还没吃早饭吧？”

　　“林壳子师傅”把刘少卿带到街对面的饭馆，招呼老板娘给他打水洗脸吃饭休息，一切由他付账。还嘱咐刘少卿在饭馆里呆着等他，不要乱跑，他办完事回来再细说其它。

　　一个时辰后，“林壳子师傅”回来了，告诉他，涂玉奎已在补充大队当上了兵。

　　他把刘少卿把刘少卿领进贡院，交代给了第六连一位叫康定祥的司务长。这位司务长是湖北天门人，也算是个大同乡。

　　一会儿功夫，涂玉奎和几个老乡也来看他。

　　小哥俩相见，不免诉说一番失散后各自的经历，伤心一阵欢笑一阵。

　　康司务长告诉刘少卿，说要分他到第三班当个备补兵。说着还操起一支日本三八式步枪给他量身高。这一量不打紧，差一点儿又让刘少卿再陷窘境，重为落难之人。

　　这位司务长一边给刘少卿量身高，一边却咧嘴大笑起来：

　　“比枪还矮两寸嘛！得得，这兵你不能当了，还是回家种地去吧！”

　　这不啻于一声晴天霹雳，刘少卿心惊肉跳手脚冰凉，差一点就晕过去。吃苦受难跑那么远的路，到了还是一场空？

　　涂玉奎等几个黄冈老乡一起求情，连三班长也帮着说好话，说着说着还哭着给司务长下跪：

　　“刘少卿是我们约他来的，中途失散了，他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想回也回不去了。司务长你行行好，还是把他留下吧！”

　　“不能当兵，做点别的也行嘛！别让他回去了！”

　　“他个头小，人很勤快的，不会给长官你为难的。”

　　……

　　旁边围观的官兵多是黄冈人，也七嘴八舌帮腔。

　　司务长看着这一圈儿的老乡也没办法，说刘少卿你去学吹军号吧。

　　人家给了个台阶，可犟脾气的刘少卿不识抬举死活不下，一定要当这“扛枪的兵”。

　　司务长只是摇头，涂玉奎在旁边只是一个劲儿地哭。哭得涂玉奎的班长也帮忙说要不就把这孩子放到伙房去做“备补伙夫”？干些杂活，不领粮饷，不穿军服，大家嘴里匀一口，这孩子的那碗饭就出来了，至于以后嘛，就看他的造化了。

　　就这么着折衷一把，刘少卿当了伙夫——还是个“备补”。

　　这兵，当得可真不容易。

　　旁边有人笑言道：“当年人家薜仁贵不也是从伙头军干起的嘛，后来还不是大将军。”

　　大家一阵哄笑，完了谁也没有把这话当真往心里装。

　　这时的刘少卿当然更是如此，哪里会想到这句戏言真还让人给说着了。

　　“备补”的伙头军，是命运之神在对未来将星“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哩！

　　伙房的活儿很杂也很累，不比当学徒轻松。

　　然而刘少卿出自贫寒农家的孩子，苦啊累的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所以在军营里还是呆得住，很快就适应和安顿了下来。

　　转眼间翻过了两个年头，到了1925年3月，他的“造化”来了。

　　当时，方本仁为巩固他在江西的统治地位，通过关系从云南军阀那里雇来了两个师分别进驻赣州和吉安。这两个师一个是滇军一师，师长叫杨池生，一个是滇军六师，师长叫杨如轩——人称“两只羊”（几年后这“两只羊”与朱毛红军交手落败，赣人笑言这是“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因滇军兵员缺乏，方本仁便把刘少卿所在的补充第二大队改编为滇军第一师的第二团第二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刘少卿“转了正”，结束了“备补伙夫”的生涯，被补充到第二营第六连第三班当了一名二等兵，如愿以偿地扛上了跟他个头一般高的三八式步枪，每月还能拿上二元五角江西币的薪饷。

　　好容易得来的“造化”，刘少卿自然很卖力气去维护。他本来就很聪明机灵，人又勤快，学东西也很快。上操、内务、训练、打野外，从不甘落人后，经常下了操还自己对自己“单个教练”。这么着一来二去，很快就成了全连的“模范士兵”，还常常当着全连得到各级官长们的嘉许和表扬。

　　刘少卿很是有了些“出人头地”的良好感觉。

　　这也难怪，一个尚未成人的孩子从刘家屋基弹带作坊那闭塞的空间来到一个新的天地，又处在老乡窝子里，还小有“造化”， 换了你，恐怕也一时半会也承载不了这好象恁多的志得意满。他哪里知道，这是一支旧式的军阀部队，这方天地小得很，容纳不了多少乡谊亲情，上下左右还有的是冷冰冰的铁箍要挤着压着窒息着他这株稚嫩的小苗往上窜哩！

　　一天早操，内容是制式教练，值星排长是外号人称“萧黑子”的二排长。

　　“萧黑子”在全连面前让刘少卿做示范。刘少卿动作完成得很好，赢得了大家一片掌声。

　　刘少卿自己也好不得意。

　　收操时，“萧黑子”把刘少卿留下，让他给连部师爷那个老是落后的笨儿子“单个教练”。

　　要换了别人，这事儿可能立马就应承下来了。抛开“服从为天职”的军人教条不说，这巴结长官的事，别人想轮还不一定轮得到哩。“师爷”虽然就是个文书，官不大可僚不小，一大群不识字的丘八，要求着人家的地方不是还多么？

　　可刘少卿肚子正饿得咕咕叫，又正在得意的兴头上，“萧黑子”又不是自己的直接长官，嘴上也就没了好气儿：

　　“我肚子饿着哩，吃过饭再说吧！”

　　“萧黑子”排长很没面子，气不打一处来，摘下东洋刀鞘就朝着这个倔头巴脑的小兵拉子身上一通招呼，嘴里还骂骂咧咧：“你个小杂种，当兵才几天，就这么放肆，敢不服从老子的命令！你个小杂种……”

　　旁边的人吓坏了，都喊：“刘少卿你还不快跪下，求二排长饶了你！”

　　刘少卿直挺挺地站着就是不跪，嘴里还嘟囔：“我没错，我不跪！”

　　“萧黑子”暴跳如雷，一脚把刘少卿踢来跪下：“小杂种，老子叫你嘴硬！”

　　刘少卿腿跪下了，身子却还挺着，头也昂着，就是不告饶。

　　旁观的人们越来越多，啧啧议论叹息之间，也不无佩服赞赏：

　　“这孩子太倔了，得罪了长官，日后有的是亏吃！”

　　“扯淡，我看这小子主意挺大，日后有出息！”

　　“这小家伙够有种，挨了打不哭不喊不告饶，长大了是条好汉。”

　　……

　　“萧黑子”一看镇唬不住这毛孩子，听了众人的议论也自觉没趣。骂一声“小杂种你等着瞧”，气呼呼地走了。

　　小老乡涂玉奎抹着眼泪把刘少卿扶起来：“少卿吃饭去吧，以后可不能这么跟长官硬顶，叫你干啥你就干啥，不然要吃眼前亏的啊！”

　　可这一顿打并没有把这个倔犟的孩子打成“逆来顺受”。

　　不出两个礼拜，他又闯祸了。

• 魂作楚天雄 — 刘少卿将军传 (1 -- 17 章）

　　刘少卿当了师傅，生活也算稳定，与家里的日子相比，已经是上了一大台阶了。

　　汉阳是个水陆码头，通商大埠，刘少卿在这里也算见了些世面。当学徒这么久，看到了工人们的贫困和创造，也见识了老板们的富有和榨取。创造财富的人被财富拒之门外，工人们辛苦劳作生产制造，老板们却坐享其成大把大把地赚钱。不光是自己这里，就是周围的工厂和作坊，无一不是这样。

　　当时汉阳市内有英租界，刘少卿还经常看到英国人对中国的欺侮和对“红头洋人”( 印度人) 的奴役，看到英国人让“红头洋人”驮着走，累了就坐在“红头洋人”身上休息，大家都是人，为什么有的人要奴役人，有的人却只能被人奴役呢？

　　这世界，怎么也和乡下一样不公平呢？

　　十三岁的半桩孩子刘少卿，那时节当然不懂什么“剩余价值”理论，也没听说“剥削”这类词汇，他的这些思维，通通来自直观感受和朴素推理。但对于生长在逆来顺受甘于认命的中国农耕社会，又是这个年纪这种文化水准的他来说，能作这样的思索，应该算是比较“超前”了。

　　对不平社会的不平，对公正世界的向往，已开始悄悄在他的心中萌芽。

　　也正是在这个萌芽开始生长的那当口，另一种生活选择来到了他的面前。

　　1924年春天里的一天，另一个作坊有个叫涂玉奎的同乡偷偷来找刘少卿：

　　“少卿，你发现没有，这街上几个作坊里有些年青师傅这几天不见了。”

　　“是啊，好多熟人都看不见了。”

　　“你知道他们上哪儿去了么？”涂玉奎一脸神秘兮兮。

　　“不知道！你知道？”

　　“他们到方本仁①那儿吃粮当兵去了！”

　　“方本仁是谁？”

　　“方本仁是个大官，现在在江西当督军。他是我们黄冈薜家坳人，听说他对乡亲很关照，很多黄冈老乡都在他那里当官。人家都说他那里是‘会说黄冈话，就把洋刀挂！’”

　　年长刘少卿两岁的涂玉奎很是向往。

　　“有这种好事？”刘少卿半信半疑。

　　“咳，这是真的！好多黄冈老乡都扔下锄头和牛鞭奔南昌去了，去了就是呢军装金盔帽，和在家里大不一样咧。我来找你，就是和你商量，我们搭伴一起去他那里当兵如何？”

　　“……”

　　“你别怕，我们那里有个林壳子师傅在那里，我们去找他介绍当兵。你要想走，准备准备，我们到汉口英国太古码头坐洋船到九江，再坐火车到南昌，过了赣江，就到贡院了。林壳子师傅就在那里。”

　　这事儿太大太突然，刘少卿犯起了犹豫。

　　“你再想想，过几天我再来找你！”涂玉奎走了。

　　刘少卿掂量起来：刚满师两个月，能够赚钱养家了，现在一下子要跑那么远去吃粮当兵，怎么对得起父母？表姐对我也不错，一走了之，该怎么交代？可要不出去闯荡闯荡见识见识，就凭编带子这么点子手艺，究竟能干多长？就算是能干长，能有什么出息？人嘛，总是往高处走的，与其守着这微末技艺在这汉阳城呆着混个小帮工，还不如出去到外面走走看看，没准儿会有更好的出路呢？

　　刘少卿对涂玉奎说的那个“戴金盔挎洋刀”到是没敢奢望，对为什么要当兵也根本没有想明白。可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开始打主意：要把自已的命运抓在自己手中。

　　涂玉奎再来找他时，他的主意也拿定了——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给自己拿了个大主意：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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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方本仁（1880～1951），字耀亭、又作耀廷。黄冈县薜塚坳人，先后就读于北京军官学堂和陆军大学，1913年任江西将军署参谋长，1917年任赣西镇守使，1924年改任赣南镇守使，授粹威将军。1925年1月任江西督军，1926年在内讧中倒台，投靠广东革命政府，任北伐军第十一军军长兼江西宣慰使。1928年任湖北省民政厅长、代理省主席，不久调离湖北，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此后逐渐脱离政界，涉足商界，先后先后担任中国农工银行常务董事、商办江西铁路公司监察人。抗战时期住黄冈，1951年2月在天津病逝。

• 魂作楚天雄 — 刘少卿将军传 (1 -- 17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