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骑兵故事(一) -- 王外马甲
十
1942年4月，129师骑兵团驻扎在河北故城县的兀兰屯，这个村子位于武官寨和郑家口之间。经过前些日子的战斗，八路军已经控制了除郑家口以外的附近地区，冀南军区机关也移营到刚被骑兵团收复不久的武官寨。这时候，陈再道司令员和宋任穷政委到太行山开会去了，部队按计划进入战时休整。
当时，武官寨周围聚集着冀南区党委、行署、军区，还有一些学校和群众团体；西南方向驻扎有新七旅二十一团（团长刘苏），北面有骑兵团、十九团（团长黄光霞）和新七旅的旅直机关（旅长易良品，43年牺牲）。
四五月份正是北方的农忙季节。刚下过几场透雨，各部队一边进行休整、一边帮助群众搞生产，田野里满是身穿八路军军装的人，随便遛一圈就能知道哪里有军队，这使得八路军的兵力分布情况暴露无遗。
骑兵团的战士们也在休整，除了干农活，还忙着开“民主会”、做游戏。这个阶段正在开展 “民主建军运动”，上级说，以前整风时动不动就捆人的做法是“左倾主义”，需要纠正。现如今提倡官兵相互敬重，发现了错误不许呵斥体罚，要开个会、民主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军区政治部的刘志坚主任还组织各部队开展“创造模范俱乐部”活动，也就是让战士们自己编排几个说说唱唱的小节目、还搞一些游戏比赛什么的，对消解疲劳有好处。
团部小干事崔连喜每天拎着一把胡琴到处跑，为各连队排练伴奏。老百姓也觉得八路军唱歌、跳舞、赛跑、拔河挺好玩的，男女老少围在旁边看热闹。虽然都知道不远处就有鬼子据点，周边的邢台、邯郸、衡水、武城都聚集着日军部队，可大家却一点也不担心，觉得自己很安全。
现在看来，在敌后环境下出现这样的松懈状态，无疑是十分危险的。可是在当时，冀南抗日根据地每年都要承受四五次大规模扫荡、历经大大小小一百多次战斗，人们长期紧绷着的神经也难免会出现麻痹、甚至麻木的情况。
在反扫荡的过程中，根据地军民似乎已经掌握了一套“规律”：
鬼子扫荡前，八路军总是能及时获得情报，敌人从哪个方向来、兵力有多少，早两天就清楚了，各级干部大会小会地通报情况、布置任务，谁该干什么大家都心里有数。等到听见日军的枪炮声，主力部队跳出包围圈，到外线去打击敌人的后方；地方部队和民兵则留在当地埋地雷、钻地道、打麻雀战；而老百姓就带上四五天的口粮，跑到野地里躲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坚壁清野、游击骚扰，日伪军的粮草就接济不上了、后方也被八路军破坏了，只好一边杀人放火抢东西、一边往回撤退。然后八路军主力又从外线回到根据地腹地，老百姓也回到村庄重建家园，大家一起庆祝反扫荡胜利。
鬼子这么折腾一次，就得消停一段时间准备军需，一两个月之内没事，两三个月以后又再来扫荡——象这样的多次重复，搞到最后大家都习惯了。地方政府事先把工作计划安排好，负责军事的干部和负责生产的干部象换班一样轮流忙碌，有时候眼看“到点了”日军却没来，干部群众还挺着急：“这小鬼子怎么还不来扫荡？早打早收场，我们好干活呀！”。
在这样的情形下，骑兵战士刘春雷当然也预感不到任何危险。虽然听说华北的日军换了个新头头，也听说这个新来的家伙有什么“新战法”，可他和战友们都对此不以为然：日本人的怪名堂见得多了，什么“分进合击”、什么“捕捉奇袭”、什么“纵横扫荡”……到最后还不是一样被八路军赶回去。别说新来个日军司令官，就是日本昭仁天皇来了又有啥了不起的？
然而，1942年的冀南“四、二九扫荡”，以及随后在冀中、太行山根据地发生的“五一大扫荡”，却使中国人民永远记住了一个恶魔的名字——岗村宁次，抗战历史上也因此刻下了一个残酷的名词——“铁壁合围”。
1942年4月29日清晨，刘春雷在禁闭室门口站岗。
禁闭室里关着王占奎和刘金魁，头天晚上，这两个老兵打架惹祸了。王占奎是山西人，平素最崇拜山西好汉关云长，开口闭口不离关公。而刘金魁却是个“碎嘴子”，偏偏要在他面前说关老爷比不上自己的老乡戚继光，事实上，刘金魁是四川人，和戚继光一点关系也没有，他这纯属是和老王捣乱逗着玩。王占奎嘴笨，说不过人家就动了手。于是指导员张存有（49年牺牲）就把他俩都关了禁闭，还派刘春雷睡在禁闭室的门外、防着他们再打架。
天刚亮，两个活宝睡够了，继续拌嘴。刘金魁这回不夸奖戚继光了，改说关羽肯定打不过他另外一个老乡岳飞，把王占奎气得没办法。大刘在门外“听相声”，嘿嘿地直乐。
禁闭室设在团部大院里，刘春雷看见连队干部们跑来向团领导请示工作，听说“没事，继续休整”，都哄笑着散了。四连长韩永正还嚷嚷着“谁不服气？继续比赛！”，那段时间，连长和指导员分成两边比赛马，谁赢谁输不大清楚，反正好象彼此都挺来劲的。就在这时候，预警哨响了，一个斥候骑兵吹着小铜哨子疾驰而来，慌慌张张地报告说东北方向发现日军部队。
大刘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斥候兵搞错了：前一次扫荡刚结束，鬼子不可能这么快就卷土重来。再说了，军区机关和几个主力团都在附近，敌人即使要来也不可能事先不知道。
团长和政委也不大相信，曾玉良还说：“看清楚了没有？是不是新七旅在搞什么活动？”，斥候兵急得满头大汗：“是鬼子部队，大部队！还有坦克”。几个团领导半信半疑地爬上房顶，拿望远镜一看，都喊“糟糕，糟糕”，郑家口方向真的出现了日军坦克和骑兵队——以往敌人大规模出动前八路军都能得到准确预警，而这次大扫荡，我方竟然一点情报也没有。
紧急集合号在兀兰屯响起来，团部的小电台也响个不停，可这时候，军区的信号已经叫不出来了。战士们忙着收拾东西准备拔营，各连连长都跑到团部请示行动目标和行进顺序，场面显得有点乱。二连长张起旺看见刘春雷还站在禁闭室门口，赶紧命令：“把人放了，快集合去”。
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敌人越来越多了。战士们用肉眼就能看见鬼子汽车一辆接一辆地由东向西开，起初只是东北方向有敌人，后来西北方也发现情况了。一群群的老乡赶着牲口、扛着家什往兀兰屯这边跑。那时候，老百姓出门避难有两样东西是必带的：一是牛驴猪羊，因为日本人见了家禽牲口就抢，不藏起来不行；二是衣服被褥，这是基本生活用品、也是老百姓的“贵重”家当。
看到这场景，用不着领导说明，骑兵们都知道是遇上了日军的大合围，要打硬仗了。大家紧张地整理武器、检查战马，刘春雷把口袋里的半个高粱面窝头掰碎了喂“公鸡”，一个劲地说“好伙计，等会儿可得机灵点，给我争口气啊”。战马似乎听懂了他的话，脑袋在主人的胸口上蹭来蹭去。
一组一组的斥候骑兵被派出去侦察情况，战士们在等待命令，指挥员则在考虑行动方案。这个时期，由于缺乏通讯手段和必要的训练，长期在敌后打游击的抗日军民还不大习惯协同作战，遇到突发情况，经常是群众各自跑、民兵各自干、部队各自打，甚至八路军主力部队之间的相互联络也不多。比如这时，新七旅旅部、十九团和骑兵团相隔只有五里地，可是在没得到上级指示的情况下，各部队并没有协调共同行动，而是关起门来自己想办法。
曾团长提出，现在敌人的包围圈尚未合拢，以骑兵团的机动能力，直接向北穿插，就可以从东北、西北两股日军的结合部突出合围（后来，新七旅十九团就是这么冲出去的）。而况政委则表示，现在军区总部的情况尚不清楚，应该向南面的总部靠拢，配合总部机关突围。政委的意见更有全局观念，于是大方向就这么确定了。
但是，军区总部联系不上，他们正在采取什么行动、将向哪里运动？骑兵团也不知道。最后决定由曾团长和政治部主任徐青山带一连沿着卫河（古运河）西岸寻找，况玉纯政委和参谋长带三个连沿大路向南前进。
部队出发，刘春雷他们跟着况政委上路。四周围的田野一马平川，只在个别地方还稀稀拉拉地留着些长势不好的高粱，道路两旁，三五成群的老百姓背着包裹或走或坐、牛羊牲口啃着青草时走时停。四面八方都有逃难的人群，谁也不清楚哪个方向更安全一些，神情紧张的人们向骑兵团求教，八路军的回答也只能是“对不住，不知道”。
越往南走，撤退的人越多，冀南财政学校的二百多学生正列队行军，看见八路骑兵就呼啦一下跑过来，队伍全乱了，气得老师一个劲地吹哨子。小干事崔连喜遇见了新七旅文工队的十几个小娃娃，亲热得不得了，叫人家抓着马尾巴赶路，可是战马尾巴甩来甩去的、小家伙们揪不住，于是拴上一个书包，有重物坠着马尾巴就不能动弹了，一群男女小八路你拉一下我拽一把，嘻嘻哈哈闹翻了天。妇救会的六十多个干部也要跟随行进，王永元参谋长说了句：“你们女人跟着部队跑什么，换件衣服（她们穿着蓝黑色制服）到老百姓那里躲一躲就算了嘛”，结果被一大群妇女围住，批评他瞧不起女同志，是封建意识。王参谋长被骂得面红耳赤，又是敬礼又是鞠躬的，好不容易才脱身溜掉了。
刘春雷也觉得这么多人跟着部队跑不大妥当，如果由机动部队吸引住敌人、其他人员在群众掩护下分散突围，效果可能会更好（事实上，许多有游击经验的人都是这么做的）。可是他当时不敢吭声，因为说这话就好象是嫌弃别人，弄不好是要破坏军政关系的。
骑兵队列中不仅有学生、小孩和妇女，还有周边几个县的上百名工作人员。在当时，不打游击的县区政府干部是可以不下乡的，七八个县的办事人员聚在一起办公是经常的事，他们平时和行署机关在一块、打仗时就和部队一起走。除此之外，地区医院用担架抬着几十个病号、公安队押着几十个罪犯，队伍后面还跟着一大串不知道什么单位的骡车和驴车。
队伍不停地向南走，这时候，不向南走已经没办法了。派出去的斥候兵不断回来报告：“来了，来了！”，意思是身后方向发现敌人。按规矩，其他斥候小组这时候就应该向发现情况的方向机动、主动进行牵制和骚扰，可是，今天却没有人出击了，因为除了西南方，各个方向都在喊“来了”、而且报告的频率越来越密，到最后都用不着报告，从队列里就可以清楚地看见老百姓象受惊的羊群一样漫地里奔逃、还可以清楚地听见三八大盖“嘎勾——嘎勾”的枪声。
既然只有西南方向可以走，大家只好埋头向南行进。
中午12点左右，骑兵团行进到武城县以西的十二里庄，刘春雷放眼一望，心里不由得暗暗叫苦：“天呐，这么多人！”。
十二里庄附近的高粱全都收割过了，四周围一棵高杆植物也见不到。平展的旷地上聚集着冀南军区机关、冀南区党委机关、冀南行署机关、军区后勤工厂、军区医院、行署文工团、冀南报社、冀南银行、冀南党校、冀南财校、以及从各地来总部培训、学习、开会的干部群众，足有两三千人。掩护这一大群男女老少的是特务团（团长宁贤文，62年少将），这个团是由军区警卫营（三个连）和行署保卫营（两个连）组成的，只有轻武器，战斗力也不强。
总部机关向西南移动，原本是想和二十一团会合的，可走到这里才知道二十一团已经转移走了。军区政治部刘志坚主任和范朝利参谋长（开国中将）正在着急，看到骑兵团主动赶来支援，不禁十分高兴，其他人看见骑兵的高头大马也安心了许多。
和总部领导会合之后，骑兵们发现机关干部的觉悟确实是高，虽然身处逆境依然情绪高涨，演讲动员的、唱歌鼓劲的此起彼伏。冀南区党委宣传部长王任重站在个大石碾子上发表讲话：“日军发动的铁壁合围，注定不能得逞，今天被我们碰上了，就一定会被我们粉碎……”
“铁篦子合围？”这是刘春雷头一次听说这个新名词，他觉得这次扫荡真的就象是被敌人用铁篦子捋过一样，以至于后来很长时间他都把“铁壁合围”误当成是“铁篦合围”。
王任重正在演讲，天空中突然出现了几架日军飞机，冀南行署公安总局局长王光华（开国少将）用步枪打了两枪，又对骑兵下命令：“机枪射击，给我打！”，于是几个机枪手就朝着天上打了几梭子，结果飞机没打着，反而把飞过去的敌机给引回来了。
日本飞机冲着地面一阵扫射，当场打死了好些人、打伤了几匹马，冀南银行驮钞票的骡子被打倒了，钱钞纸币飞得满天都是，一些没打过仗的机关人员吓得四处瞎跑，场面顿时十分混乱。幸好，这时候空中刮起了大风，弥漫的尘沙使飞行员的视野受到遮蔽，敌机转了两圈就飞走了，局面这才得以控制。
军区范朝利参谋长看到情况危急，大声呼喊：“敌人飞机发现我们了，不能在这里停留，大家赶紧走”，随即命令以骑兵团为前卫，继续向西南方向突围。
在十二里庄耽搁了一段时间，敌人的合围圈越来越小，我方人员也越来越集中。走到武城河西街（今河北故城县建国镇）附近，发现敌人在这里利用壕沟设置了三四层火力网，担任前锋的骑兵三连冲击了几次，牺牲了二十多个战士，突破不了。这时听见有人喊：“北面走，往北面走，队伍向后转！”，于是大家又乱哄哄地转过身子向北边跑，刘春雷看见三连长吕兆清追上来问王永元：“部队掉头了，我们现在是前卫还是后卫？”，参谋长摆摆手，好象他也不知道。
向北走了一段路，前面又叫了起来：“快回去！快往回走，有坦克”。果然，北面出现了日军的坦克车，并且，在东、西两侧担任掩护任务的特务团战士也被打了回来，所有的人只好又向南跑。
这下子，大家心里都明白：“我们被包围了”。
再往南走就回到了河西街，可敌人的阵地还挡在那里。况政委下令把部分战马让给没有坐骑的机关领导，然后由骑兵团带着大家冲击。
对骑兵而言，打仗冲锋没问题，可是把战马让出来就有些不愿意了。刘春雷和刘金魁是正副班长、又是党员，只好带头，由团部的人领着去给首长们送马。
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王一夫（冀南区党委委员）蹲在地上撕材料，枣南县妇救会主任韩芳宇在边上帮忙。这韩主任后来是中纺集团公司的老总，在当时是个挺俊俏的大姑娘，看见骑兵送马来，她表示自己已经有一匹马了，况政委的警卫员说：“你那匹马是驮东西的，换成骑兵的战马吧，不怕打枪”，于是韩芳宇就和刘金魁换了马，俩人都走了。
王一夫始终埋头处理材料，因为风大、点不着火，他就把纸撕得碎碎的，东撒一把西撒一把地让风吹散，刘春雷几次想把战马交给他，王科长都说不要。首长不接马缰绳，骑兵不好交差，这时候不远处正在枪毙犯人，大刘就牵着马过去看热闹。
洼地边上跪着好些个罪犯，公安局长王光华拿着根木棍，这个头上敲一下、那个头上敲一下，被敲中的人立刻由公安队员拉进坑里处决，没被敲中的就地释放，算是拣了一条命。王光华是建国后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的具体负责人，一生嫉恶如仇，真是个厉害角色。
大刘看完杀人，王一夫还在那里撕纸。过了一会，冲锋号响起来了，骑兵们开始发动进攻，大队人马也跟着向前跑。王科长站起来望了一眼，对刘春雷说：“你上马，去战斗！不用管我”，说完又蹲下来接着撕材料，大刘只好骑上“公鸡”冲锋去了。
后来，听说王一夫同志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刘春雷心里十分懊悔。他觉得自己当时如果能帮着撕纸，王科长或许就可以及时处理完材料、突出重围了，只不过，那些东西都是机密文件，领导没开口、他也不敢去碰呀。
王一夫烈士是河北威县人，24年入党，曾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组织工作，他是为了保护党的机密而英勇牺牲的，时年三十四岁。
骑兵团的这次冲锋是突然展开的。下午两点钟的时候，王永元参谋长听见河西街方向传来一阵阵密集的枪声，他心里一动，赶紧让司号员吹联络号，过了一会，对方回号了——是曾玉良团长和骑兵一连！
原来，曾团长带着一连沿卫河河岸搜索，没看到机关的队伍，知道大家一定被围了，于是就斜刺里杀回来，从侧后方攻击卫河边上的河西街。敌人被打得措手不及，一连很快就占领了大部分阵地。
听说曾团长在外线进攻，况玉纯政委立刻命令骑兵团冲锋，军区首长也组织人员跟随突围。刘春雷正跟着大家往前冲，西侧的王行杖村突然有敌人开火射击，子弹象泼水一样猛地横扫过来，二百米的开阔地上立刻倒下了许多人、整个突围队伍都被打散了。好在“公鸡”是经过训练的战马，没有受到枪弹的惊吓，带着主人径直冲过了火力拦阻线。
骑兵冲出来了，跟在前面的一些骑马的干部也冲了出来，可是步兵却没有及时赶上，敌人从王行杖村那里把口子堵住了。
在河西街，妇救会主任韩芳宇激动万分：“哎呀，你们骑兵的马可真快，要不是我抱住了马脖子，差点没掉下来……”
况政委问她：“首长在哪里？”
“李书记（李菁玉，冀南区党委书记）刚才和我在一起，现在不知道了”。
政委一听就急了，赶紧去问其他人。人群中有党委巡视团的，有行署建设处、农林处、文教处、财政处、秘书处、总务处的……可是，军区、党委、行署的主要领导却一个也没跑出来。
这时，从河东方向开来了二十多辆日军汽车、还有许多骑自行车的敌人，这一带的河水很浅，鬼子和伪军跳下卡车、淌过卫河就向河西街发起进攻。很显然，别说总部机关没有冲出来，即使出来了，从这里也过不了卫河。
现在，摆在骑兵们面前的道路有两条：一是丢掉总部，沿卫河向南撤退；二是重回包围圈，和总部机关一起另寻突破点。
曾玉良团长、况玉纯政委毫不犹豫：回去！
下午三点，骑兵们再次和首长们会合。
在敌人火力下来回冲杀，各连队的损失都很大，刘春雷的班上只剩下了五个人。王占奎不见了，刘金魁看见他离开河西街、向南面走了，当时，上级只允许机关干部分散转移，王占奎的这个行为应当属于临阵脱逃。
曾玉良团长撤消了团部，把行政后勤人员和斥候兵补充到一线连队，崔连喜被分在二连，他跑来问：“大刘哥，川老汉，我跟着你们班，好不好？”
当然好。
“那……老李大爷也跟着你们班，好不好？”
当然不好。老李医官是规定不参加打仗的，他骑着匹骡子想加入一线连队，却没有谁敢接受他。各位连长排长班长都知道，万一要是李大爷在自己手下出了事，非被大家骂死不可。
四面八方都被日军围住了。刘春雷骑在马上，能看见日本的膏药旗，看见鬼子下车、展开梳篦队形、一步步紧逼过来，这时候，天空中又出现了敌人的飞机，盘旋、投弹、扫射，战场的气氛紧张得令人窒息。
曾玉良团长先前在外线转了一圈，对周围的情况比较了解，他向军区首长汇报说：在我军北面和东面的是独立第七、第九混成旅团，西面的是独立第八混成旅团，这都是日军野战主力部队；南面和东南面是从武城县赶来的日伪军，属于当地驻军。从总体来看，北面、东面的敌军强大，包围严密；南面的敌人伪军较多，战斗力相对最弱；西面的敌人刚加入合围圈，防线还比较松散。
曾团长建议说：根据战场情况，我军从河西街渡过卫河的设想已不大可能实现了。目前，只有从王行杖村突破第一层合围，做出强渡卫河的姿态，把日军的注意力吸引到东南方向的河西街一带，而我们则趁机掉头向西行进，甩掉敌人。
“西面的情况怎么样？二十一团在哪里？”
“不清楚。不过，日军第八混成旅团先前和二十一团交战过，现在刚转过头来参加合围，虽然第一层包围圈已经形成，但后面的防线一定松散。我们转到敌人后面，晚上再想办法渡过清凉河，到冀县、南宫县去”。
军区政治部刘志坚主任同意曾玉良的意见，当即命令他组织骑兵团向王行杖村发起进攻。
冲锋号再次吹响，三连打头，全团跟进冲锋。
王行杖村的守敌为一个日军警备中队（80人）和一个伪军中队（100多人），有轻重机枪和掷弹筒，他们得到了东边卫河方向的火力支援。骑兵刚开始冲击，敌人的炮弹、子弹就铺天盖地打了过来，进攻部队的伤亡很大，不断有战士中弹落马、随处可以看见战马倒地挣扎。
三连长吕兆清的战马被打死、手枪也摔掉了，他爬起来、挥着马刀不知道在骂什么，三连通信员和几个战士赶紧把他拖上马。刘春雷跟在队伍中间，突然发现自己的坐骑有些“跑偏”，低头一看，“公鸡”的颈部被弹片打中了、鲜血直往外冒，可这时战马显得十分亢奋、跑得更加起劲，大刘知道这是马匹受伤后的应激反应，如果不能及时把它的情绪缓解下来，非当场跑死不可。他赶紧轻轻拍着马脖子、嘴里不停地喊着口令，“公鸡”的性情真是温顺懂事，很快就放慢了步伐、平静下来。
骑兵们接近了王行杖村，但是敌人的火力实在太猛了，最前面的三连最终没能冲上去，掉头就往回跑，其他连队也跟着撤退。
也不知道是控不住马还是缺少战斗经验，只有小干事崔连喜还一个劲地向前冲。跑到村口才勒住马缰绳，战马忽地人立起来，把他甩在地上，立刻被几个日伪军围住了。小崔的腿摔断了，一边哭喊着一边爬，最后被鬼子追得没办法，纵身跳进了村口的水井。
大刘和战友们眼睁睁地看着，爱莫能助。
骑兵们无功而返，包围圈里，总部机关的人群一片肃静。
从远处射来的子弹，时而“嗖—嗖—”地从头顶掠过，时而打在地上窜起一溜尘烟。没有人躲闪，也无处躲避，光溜溜的平原上除了泥土就是风沙，子弹打在人身上，“噗”的一声闷响，中弹的人倒下去一声不吭。大家都知道，如果从王行杖村冲不出去，从其他方向就更突破不了，今天反正是要死在这里了，既然是死，又有什么好说的呢？
沉默、寂静中，可以听见“嘀哩哒啦”的日军联络号，那是鬼子在逐渐收拢包围圈；风吹过处，传来伪军的阵阵喊叫“抓……抓……陈……麻子……”。当时，大部分干部战士并不知道陈再道去太行山开会了，刘春雷只看见陈司令员的爱人受了伤（张双群是南宫师范的学生，原先在南宫县妇救会工作，所以大刘认识她），心里有些忐忑不安。
战士们情绪压抑，只有曾玉良团长暴跳如雷，他满脸铁青、见人就骂，把几个连长都训斥得抬不起头来。
“战斗人员，立刻上马，重新集结！”，听见命令，刘春雷有点犹豫，他的战马颈部受伤、再跑恐怕会受不了，于是就准备牵着马突围。没想到被曾团长看见了，劈头就是一马鞭：“混蛋！胆小鬼！给我上马！”。
这是大刘头一回在大庭广众之下挨打，再被团长骂成是“胆小鬼”就更让他感觉没面子，他气呼呼地跃上战马，心说：“到底谁胆小，上阵就知道。大不了今天我死给你看！”。
这时候，北面的日军坦克攻过来了，担任阻击的特务团伤亡过大，已经顶不住了，王光华局长带着公安人员也抄起家伙顶了上去。很多机关干部都觉得最后的时刻到了，纷纷开始撕碎文件、破坏器材。
悲壮的气氛之中，冀南军区后勤部的赖勤政委（45年病故）掏出手枪，喊着“共产党万岁！”准备牺牲。况玉纯拦住他说：“好同志，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最后一次冲锋。
况玉纯政委亲自充当旗手，他单手擎着红旗，在骑兵队列前面高声呼喊。
这就是那句后来响彻冀鲁豫战场、为宋任穷政委多次颂扬，并最终成为全团集团冲锋口令的经典口号——
“骑兵团 ！共产党员集合！！！”
“曾玉良到！”
曾玉良团长抽出战刀，第一个站在了政委身边。
…………
十一
“曾玉良到！”
“徐青山到！”
“王永元到！”
“张起旺到！”
“…… 到！”
干部们高喊着自己的名字抽出腰间的战刀，党员们喊叫着抽出了战刀，普通战士也吼叫着抽出战刀。有坐骑的机关干部上了马，徒步的、徒手的同志们也紧跟了上来。刘春雷听见有位领导喊着 “同志们，拼了啊！这里不能是倪家营子！”
以后，当大刘知道“倪家营子”的含义，他才真正理解了当时的悲壮。的确，象曾玉良、况玉纯这样有过西路军惨痛经历的将士们，就是宁愿牺牲上一百次，也决不肯再重蹈曾经的覆辙。
拼了，这是竭尽全力的最后一次冲击。拼了，骑兵的铁流，暴风般地涌向了王行杖。从进攻一开始，骑兵们就以冲刺速度狂奔，不必给战马预留迂回机动的体力了，如果这一次冲不进村子，谁也没准备撤回来。
敌人一面加强卫河渡口的防守，一面向王行杖方向增援，村庄右侧的坡地上出现了日军一个机枪小队。鬼子的重机枪响了，八路军的战马接连被打倒，摔下来的战士打几个滚，爬起来，满脸是血地举着马刀继续向前冲。跟在骑兵团后面的，是握着手枪、攥着手榴弹的机关干部，是妇救会员、文工团员、后勤管理员，是县区干部、报社记者、印刷厂工人，是学校的学生和老师，是医院的医生和伤员……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所有的人，都冒着弹雨、义无返顾，为撕破鬼子的“铁壁合围”，不惧生死，向前冲！
“猛子！韩猛子！干掉机枪！”团长和参谋长都在喊。
“好的！跟我去砍机枪啊！”
四连长韩永正立刻扑向了右侧的机枪阵地，一彪人马跟着他。没有时间调整进攻队形了，甚至没有组织射击掩护，三十多匹战马呈一列斜线疾驰，战士们抡着马刀踏上了日军阵地。
说起来，日军执行战术意图还真坚决。从头到尾，他们的四挺重机枪一直侧击着通往村口的道路，没有顾及接近阵地的这一路骑兵。鬼子大概以为，凭借阵地上的二十来支三八大盖就能挡住几十匹八路军战马了，可他们没料到，带头冲上来的是八路军一级战斗英雄——韩永正。
“韩猛子”，那可是从徐海东到陈再道都常挂在嘴边的勇将，是刘伯承亲自抄鸡蛋慰劳的豪杰。他是个左撇子，从小练就了左手刀右手枪的绝技，远打近砍，谁能抵挡得住。韩连长杀进敌阵，首先就把机枪手剁了，战士们一顿马踏刀砍，把残余的鬼子赶进了土坡后的小树林。
刘春雷冲上土坡时，机枪已经不响了，阵地上还有几个端刺刀的鬼子在顽抗。马刀拼刺刀，步兵不是对手，他稍一错身，就把一个小鬼子的肩膀给卸了。可是，敌人一倒，战马“公鸡”前腿一跪，也倒了。
先前在冲锋时，大刘就知道“公鸡”不行了。颈部受伤的战马经过长距离剧烈奔跑，血冒得跟涌泉似的。战马通人性啊，它也知道今天是最紧张的时刻，一直坚持战斗，到最后，虚弱得都开始打晃了，可它还在跑。现在，看着跪卧在地上发抖、奄奄一息的“公鸡”，刘春雷知道战马是不行了，“这是一匹立过大功的功臣马，它应该有功臣坟的！”，大刘心痛万分，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二班副颜胜才过来喊“大刘，快走快走，不能留在这里”，刘春雷抬头正想回话，却看见颜胜才在马上蹦了一下，接着就耷拉着脑袋栽到地上，不知从哪里飞来一枪，把他脖子打穿了。
韩永正率领的这一路人马伤亡过半，捣毁了鬼子机枪阵地。他们来不及掩埋战友和战马，就匆匆赶往王行杖村与骑兵团会合。这时，经过搏斗，日军警备中队已被八路军全歼，院墙下、屋顶上、村子内外的死尸和血迹都证明了战斗的惨烈。参与防御王行杖的伪军中队被激烈攻守的场面吓坏了，他们逃离战场、直接跑回了武城县城，那位中队长因为受不了这份刺激，干脆脱了军装、连夜回老家当布贩子去了。
鬼子的第一道封锁线已经被撕开了缺口，曾玉良团长催促着赶紧整理队伍，骑兵的机动性强，战场集结的时间反而更长。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分秒必争接着往外冲，趁着敌人后面的封锁还不严实，赶紧突到包围圈外面去。
司号员在村口吹召集号，一些跑散的战马听见号声就回来了。可战马虽然来了，昔日的战友却永远也回不来，大家的心情都很悲愤。有匹战马还带回一个伪军士兵，那原本是三连班长王立贵的马，不知道怎的让这家伙给骑上了，战马听见号声就往回跑，伪军控制不住就被带了过来。
王立贵是刘春雷的南宫老乡，新兵营“乘骑分队”的时候俩人同在一个班，他是个不爱言语的好好先生，可这次却牺牲了。三连在先前的几次冲锋中损失最大，战友们红着眼把那个倒霉的伪军拽下来，拖到路边就是一枪。旁边过路的各级领导都看见了，谁也没说个不字。
紧急整顿好队伍，部队立刻出发。
我们的动作快，鬼子的动作也快，骑兵团向西南方向走了不到五里地，独立第八混成旅团就赶到王行杖村，把担任后卫的特务团给打散了。骑兵二连奉命返回去救援，看见大队日军正自西向东开进，坦克车、卡车一辆接着一辆。王永元参谋长摇摇头，说：“后面的人完了”。
日军占领王行杖村，重新封住了缺口。
走在突围队伍后面的五百多人又被堵在了包围圈里。在这些人当中，除了行署保卫营的战士，大多是后勤人员、伤员和干校学员，他们或体弱、或年幼，在敌人的重兵合围下反复冲杀、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冀南行署文工团的一位女干部，带着十四个小演员在枪林弹雨中东奔西跑，始终没有丢掉一个人。最后跑不动了，小八路们在大姐姐的带领下手牵着手唱起《国际歌》，一起牺牲在鬼子的枪口下。敌人发现，这群坚强的男女孩子，年纪大的不到二十、最小的不过十二三岁，他们手里紧握着的“武器”是二胡、是口琴、是小洋皮鼓。
冀南财校的五个学员也跑不动了，面对步步逼近的鬼子，同学们拥抱在一起，高喊着“民族自由万岁！”，拉响了手榴弹……
包围圈里的人们在弹雨下奋力地奔跑着，终于，他们的奔跑停留在了王行杖东南方的霍庄。在这里，坚持到最后的一百三十四位勇士被俘了。鬼子在这里挖了一个活埋人的大坑，逼问八路军领导的去向，行署保卫营的四十九个战士跳进坑里，没有一句回答；鬼子拷打干校的学员，要他们说出自己的名字和身份，男青年被火烧死、女青年被开水烫死，而敌人得到的，除了歌声就是骂声。
只有武城县公安局长梁振芝是暴露身份后牺牲的，而带领日军搜捕他的，是几个小时前刚被公安局释放的武城县汉奸县长吴继普（52年被处决）。
在霍庄，一百三十多位干部战士和干校学员全部被杀害，这些烈士大多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但是，他们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在抗战史上留下了悲壮的一页——“霍庄惨案”。
包围圈里牺牲惨重，但总部机关大部分冲了出来，冀南区的主要党政军领导也全部突出了第一道包围圈。事后想来，如果骑兵团的突破延误半个小时、或者日军独立第八混成旅团早到王行杖村半个小时，这一切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更为关键的是，当突围人员向西转移时，是包围圈里的人们奋力向东突击才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也正是由于他们宁死不屈、坚守秘密，才使敌人无从判断总部领导的去向。从更重要的意义上说，包围圈里的烈士是用自己的生命，为上级首长和战友们的脱险创造了条件。
1942年4月29日下午5点，骑兵团掩护着冀南区党政军机关继续向西突围。
负责实施第二层封锁的是日军机动部队。公路上有鬼子的坦克和汽车，在其他地方则是骑兵队和自行车队，敌人在外圈来回游动，遇到突围出来的八路军就进行拦截、追杀。为避开坦克装甲车辆，骑兵团没有走大道，而是选择道沟比较多的地方迂回前进。那些年，鬼子为搞“囚笼政策”挖了不少封锁沟，这些东西被人民群众反复破坏，结果就形成了一些深浅不一的沟壑，坦克车辆开不过来，战马却过得去。
沿途经过的地方显然发生过战斗，随处可以见到一滩一滩的血迹、可以见到遇难者的遗体。大部分烈士的衣服都是被解开的，在当时，从八路军的军服上判别不出阵亡者的身份，敌人要靠检查身上有没有携带钢笔或者文件之类的物品，才能确认死者是干部还是士兵。
刘春雷和刘金魁被临时抽调担任斥候任务，经过先前的苦战，斥候骑兵已损失殆尽，他俩又干起了老本行。进行越前搜索的时候，除了判断周围枪声的疏密情况，还要观察四周有没有日军尸体。如果没有，说明敌人已经打扫过战场，走远了；如果有，则说明日军后续部队有可能马上会到，要提高警惕。
在路边，大刘看见两具八路军战士的遗体，前面的一个倒卧在地上，左手抓着一顶日军军帽、右手血肉模糊，显然是和敌人肉搏后牺牲的。后面的一个手里攥着一把刺刀、身后拖着长长的血迹，至死都保持着想要爬行上前去援助战友的姿态。刘春雷忽然认出后面的那位烈士，竟然是骑兵团的“逃兵”、曾经想拉他一起去做买卖的同乡崔秉志！从军服标识上看，他是参加了新七旅。
他终于没有留在家里苟且偷生，他最终还是英勇地牺牲在了抗日的战场上。
走到大辛庄附近，斥候骑兵又遇到了二十多个新七旅的战士，他们是二十一团的后卫部队，完成阻击任务后被打散了。据他们说，这里是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前面有鬼子骑兵挡路，过不去。
刘春雷向领导汇报了这个情况。当时有首长提出，部队在原地隐蔽两三个小时，等天黑了再找机会过封锁线，但军区范朝利参谋长表示反对。他说这里离包围圈的核心太近，敌人随时有可能再追上来，现在的关键是行动要快，即使是白天也要硬闯过去。“突破的任务就交给骑兵团，让我们的骑兵去对付鬼子的骑兵”。
曾玉良团长到前沿观察地形，选择了一片两侧有道沟的开阔地作为战场。他命令骑兵团在开阔地前端列好战斗队形，军刀出鞘、战旗飘扬，摆出准备乘骑冲杀的姿态。同时又把全团的12挺机枪和二十一团的步兵都埋伏在道沟里，等待命令。
骑兵团只有轻机枪，而且骑兵乘马射击的时候是没有副射手的，可现在，团长给每挺机枪都配了两个助手，他的命令是：“战斗没结束，机枪不许停，用最快的速度把子弹全部打光”。
过了不一会，鬼子骑兵来了。好家伙！全是白额头长耳朵的高头大马，足有一个大队、三四百号人马。
在平时，日军骑兵也就是担任侦察、追击任务，很少有机会和骑兵对着干。现在一看见对面是同行，立刻兴奋起来，再看见八路骑兵摆出了正规的攻击阵型，“哟西、哟西”，顿时更加激动。当官的哇啦哇啦一叫唤，当兵的哗啦一下与我军平行列队，意思是要和八路军比一比业务水平。
八路军的军旗是摆在队列中间的，而日军却不同，先导旗在边上。六个鬼子军官骑马站在最前面，戴着白手套、举着大马刀，上下左右的比划一番，率领身后的三列横队就开过来了，那架势确实要比咱们土八路正规得多。
刘金魁的眼尖：“哎，哎，看见没有？鬼子骑兵冲锋是不戴钢盔的呀”
还真是的，日军骑兵都把钢盔挂在马鞍子上，戴着顶布帽子就上阵了，难道他们的脑袋不怕马刀？
“还别说，人家小鬼子排队就是好看”，八路军骑兵们议论纷纷，象是在搞业务观摩。
也有不服气的：“切！他们也就是马儿好，换了我骑上大洋马，比他威风！”
日军的马队从徐步行进转换成快步行进，速度加快、冲击力逐渐提起来了，可是八路这边却还没动作、都老老实实地站着。小鬼子以为咱们土八路不懂业务，他们拣便宜了，“杀给给！”一声喊就开始冲锋。他们刚一提速，曾团长就在这边大声命令：“机枪给我打，打！打！打！”，道沟里的机枪、二十一团的步枪立刻开火了。
子弹象刮风一样的扫过去，跑在前面的鬼子骑兵全部被打倒。战马在运动提速阶段很难实施有效的躲避，后面的马匹立刻被绊倒了不少，日军的队形没了、速度也没了，全乱套了。
“乘骑射击，徐步走！”现在，轮到我们起动了。而这时候最着急的是那些机枪手，他们要在我军接近敌人之前把子弹全打光啊。
“出刀，冲锋！”当骑兵团开始冲刺的时候，那些有武术道精神的鬼子也只有调转马头，逃跑了。八路军顺势突破了第二道封锁线。
据说，“四、二九”合围结束之后，敌人在大营（河北枣强县大营镇）开总结会的时候，土桥一次（十二军司令官）把鬼子的骑兵大队长骂得够戗，说他“不如八路军骑兵聪明”——这句话挺实在的。
天黑以后，骑兵团和总部机关的人马到了清凉河边，附近的渡口叫做军营村。斥候骑兵回来报告说村里没有发现敌人，这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军营村实际上是个围寨，有寨墙、还有寨门。当时，寨门马马乎乎地掩着、寨子里面什么动静也没有。上级命令传下来：部队不进村，绕过寨墙下河滩。
过了清凉河就等于是跳出了鬼子的最后一道封锁，骑兵团也用不着再担任前卫了。疲倦劳累的人们相互搀扶着向河滩走去，首长们也在商议突破封锁后的方案，党政军各机关如何分开行动、部队如何组织保卫……
刘春雷和刘金魁在寨墙外边站着聊天，苦战了一天的川老汉依然兴致勃勃，俏皮话说个没完。
聊着聊着，刘金魁突然说：“喂，大刘啊，你说这村子里真的没有鬼子么？”
“先前侦察过的，应该没有吧”
“不对吧，我怎么瞧着那房顶上，黑乎乎的东西旁边，象是有面日本旗呀？”
大刘听见这话吓了一跳，赶忙转过头张望。只见寨子里面有一处比较高的房子，刚巧现在起风了，房顶上的一块布片被吹得飘了起来。因为天黑，也不大看得清是什么，也许是件衣服？也许……不过，还真是有点象是鬼子的膏药旗。
刘金魁提议去看看。大刘前后望了望没见着连长，又心想别报告错了惹人家笑话，就没再吭声、和刘金魁一起往寨门走。刚走到跟前，听见村子里头乒乒乓乓地响枪了，七八个人慌慌张张地从寨子里跑出来，嘴里喊着“鬼子！村里有日本鬼子！”。
军营村里真的有鬼子兵。这里原本驻守着日军的一个战车小队和一个步兵小队，后来不知道得了什么命令，两个小队的鬼子连同三辆轻型坦克匆忙出动，只留下六个日本兵在村里看守油料。天黑了，我们的斥候前卫没发现敌人，而留守的日军看到八路军人多也没敢出来，村子里的老百姓大多跑出去避难了，剩下的一些人怕鬼子报复，躲在家里不吱声——就这么着，两边队伍挨在一起，居然弄了个相安无事。
冀南行署的一些人经过村庄时想找点吃的。从清晨到黑夜，大家跑了一天粒米未进，确实有些饿了，于是进村就喊老乡、敲门、推门。结果就和鬼子照上面了，当场被打倒几个。
这伙日本鬼子也够凶狠，开打以后，一不做二不休，派两个人上了房，架起机枪就往河滩上打，其他的日本兵则抢占了三间房子拼死顽抗。
房顶上的日军机枪打得河滩上的机关人员到处跑，而村子里鬼子占据的房子又是彼此斜对着的，正好构成了交叉掩护，一时间怎么也冲不过去。二连长张起旺急得大叫：“上房，上房顶！用手榴弹先把机枪炸了！”。
刘金魁和刘春雷拖出一张大床立在屋檐下，踩着床架往房上爬，川老汉刚上去就栽了下来，一颗子弹从腮帮子穿到耳朵边。他伸出手，在大刘的胸前挠了几下就咽了气。刘金魁这人嘴上没把门的、做事有点没心没肺，所以虽然是个老红军却没当上干部，其实，他打仗勇敢、人品好，知道的事情也挺多。
刘金魁牺牲了，刘春雷又接着往上爬。刚上房顶，对面一枪打来，他腿一软就掉了下去。子弹打到大腿根上了，下半身火辣辣地痛，鲜血灌满了两裤腿，战友们赶紧把他拖到安全地带，据张起旺连长事后说：“大刘叫唤的嗓门都变了调，他可真是被这一枪给吓坏了”。老李医官跑过来，拿大剪子剪开裤子看了看：“小伙子放心，重要的东西都还在”，大刘这才松了口气。
这时候，四连长韩猛子已经悄悄绕到了房子的另一边，他踩着马背跃上房顶，干掉了机枪。接着，二连也一鼓作气把屋子里的鬼子给消灭了。
花！
反铁壁合围这一段，无论再怎样重复地看，都是让人热血澎湃！
不过地形地名有点记不住，要是马甲老兄能够做个配图就更好了。
才来到河里。
这就是那句后来响彻冀鲁豫战场、为宋任穷政委多次颂扬，并最终成为全团集团冲锋口令的经典口号——
“骑兵团 ！共产党员集合！！！”
遵照戛剑生兄的建议,配一张“四、二九”反扫荡的突围路线图。不过，马甲我没有双石兄做地图的本事，马马虎虎贴一张，各位将就看吧。万一不清楚也没办法，马甲我不会弄这个，请原谅吧。
在这张图中，有冀南区党委、军区、行署，以及新七旅和骑兵团的突围线路，没有显示四分区和新四旅的突围情况。
图中没有标注“河西街”，它的位置应该在“霍庄”的北面一公里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