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骑兵故事(一) -- 王外马甲

马甲真厉害！

向先烈致敬！

补充了很多细节，充实了许多，读起来仍然热血沸腾，放在龙门太可惜了

血战之后，仍然有心思看东洋景。

早就已经置生死于度外？

再次看到，依旧热血沸腾

运西抗日根据地的大好形势，使日军驻华北总司令冈村宁次深感不安，他令武城县伪县长吴寄朴秘密刺探运西情报，制订了“铁壁合围”的扫荡计划。冈村宁次坐阵德州亲自指挥，设置了多道防线和封锁线，调动13个县的日伪军，在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骑兵、摩托队的配合下，于1942年4月29日凌晨，气势汹汹向我根据地杀来。当时被合围在扫荡圈内的有冀南区党委、行署、军区司令部、区党校、区财干学校、行署文工团、武城县委、县政府、公安局、县大队和部分区以下抗日干部，多数为文职人员。我军主要作战部队新编七旅19团、21团，骑兵团的红马连、白马连，军区警卫营等也被围在圈内，敌人妄图把我抗日力量一举消灭。

冀南区党政军首脑机关及学校、文工团人员当时驻扎在武城北部的武官寨、兀兰屯、闫村一带，紧靠郑口南边。黎明5时我军发现敌情，战斗打响。在阻击一阵进攻的敌人后，我军开始南撤转移。先是想从西里屯附近突围，但由于日军追得很紧，侦察人员又报告说敌人已封锁了南官方向的大沙河，我军随机放弃了原突围计划。冀南区党委、行署、军区领导在十二里庄召开紧急会议，重新研究突围方案。近中午12时，敌人攻到了十二里庄附近，在敌机的狂炸乱射下，我们的一些直属机关、部队被打散。我19团虽在何刘屯打开缺口冲了出去，但由于联系不上，大部队仍旧在红马连、白马连的掩护下向南撤去。中午1时许，我冀南区党政军机关大队人马撤至武城河西街、霍庄、毛店一带，大队敌人也跟踵而至，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四面包围，吼叫着向霍庄扑来。敌机在头上盘旋扫射、投弹，敌坦克、装甲车、骑兵横冲直撞，使我军的三次突围均未成功。这时，霍庄周围枪声大作，杀声震天，遍野是人，满地是血。我军奋勇冲杀，不屈不挠；我骑兵勇猛异常，奋力在西北方向突破敌人一道防线，但又遇上敌人的第二道防线，接着又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血战。正在情况十分危急之时，突然狂风大作，黄沙蔽日，飞沙走石，能见度极差。我军大队人员借着风沙掩护突出重围，进入清河县。一些非战斗人员在风沙中没能跟上，被敌人重新截回，压缩到霍庄周围。

突围中，我军骑兵发挥了关键作用，做出了重大牺牲。他们催马挥刀，几出几进，杀敌无数，英勇非常。红马连连长右眼受伤，来不及包扎带伤杀敌；白马连伤亡惨重，几十匹白马死在路边、麦田中，不少伤员弃马后顺麦垄爬行追赶部队，被敌机投弹炸成几段，或被搜索的日军刺死。

武城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的同志们，也是边打边撤浴血奋战，一部分向东突围进入运河以东，一部分就地隐蔽化整为零。武城县大队则较早的向南突围，脱险后进入清河县。

下午5时，肆虐的狂风弱了下来，枪声渐稀，残阳如血。敌军进入霍庄及周围村庄疯狂搜查屠杀我军政人员，我抗日军民大义凛然，视死如归，高呼革命口号英勇就义。凶残的敌人连十五六岁的少年也不放过，我军文工团员、党校财干校学员们的尸体填满了霍庄的水井。在这次反扫荡中，我方共有422名同志英勇牺牲。这就是日军在武城制造的震惊中外的“4.29”惨案。正是：日伪扫荡战火起，铁壁四合围运西。封锁道道天罗布，枪炮阵阵杀声急。晨雾起处筑堡垒，午风吹时忙转移。男兵女兵齐突奔，白马红马共冲敌。

大刀挥挥泣鬼神，狂沙漫漫惊天地。清凉江岸尸满坡，漳卫河边血飘雨。贼寇罪恶中外恨，英雄壮举古今奇。今人凭吊祭先烈，春花遍野映红旗

抗日战争爆发后，冀南军民在一二九师刘伯承、邓小平首长领导下，先后发起了破袭公路、讨伐国民党叛逆军、参加“百团大战”等战役，粉碎了日寇的“囚笼战术”。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壮大，成了侵华日军的心腹之患。日本帝国主义为把华北作为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于1942年4月29日，侵华日军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临德州，指挥3万多日伪军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四·二九”铁壁合围大惨案。

这次合围，敌人搞了两个圈，一是合围邢济路南的临西、邱县、威县一带，重点合围四分区和新四旅。

另一个合围圈在武城以北枣强一带，主要合围冀南军区、党委、行署、七旅及六分区党政机关、部队。处在包围圈内的冀南区机关、部队以及学校等，逐步向十二里庄、王洼、郭庄靠拢集中。敌人的包围圈也随之缩小，火力越来越猛，逐步对我形成层层包围。形势越来越严峻，部队首长立即决定率军区机关部队掩护区党委、行署领导和被围困的同志一起，采取宽大正面多层次的大突围。

战斗持续到下午两点，天气突变，狂风骤起，尘沙飞扬，天昏地暗，日军的飞机失去了作用，炮火也没有先前那么猛烈，给突围带来了有利条件。骑兵团在团长曾玉良、政委况玉强率领下像离弦的箭一样，向敌人猛烈冲击。骑兵团突到武城大辛庄时，敌人在右侧用猛烈的火力封锁了前进的道路。他们下了战马，徒步接近敌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上去，砍倒敌人的机枪射手，冲过大辛庄，终于将阻我之敌打跑，冲开了一条一二千米宽的缺口，大队人马紧跟着冲过去，突破了敌人第一层包围圈。随后又遇敌人第二层包围圈。敌人的一个骑兵部队迎面拦截，骑兵团同志机智灵活，将马隐蔽在沟里，调集了十二挺机关枪，将冲在前面的敌人打得人仰马翻，后边的敌人惊慌失措，调转马头四散退去，部队又乘机冲出了敌人的第二层包围圈。但一部分非战斗部队及地方机关人员，因缺乏战斗经验，多次突围未成被敌人冲散。

下午五点，天气好转，敌人汇集到霍庄，丧心病狂地对没有突出重围的冀南军区文工团的文艺工作者、冀南行署财政干校的学生及后勤人员400余人进行了大屠杀，杀害我干部、战士、群众510人，造成“四.二九”霍庄惨案。

冀南人民舍生忘死掩护营救我军干部战士的动人事迹，更是令人感动。有的妇女把怀中的婴儿交给战士扮成夫妻；有的大爷、大娘把战士当成儿女；有的把我们的同志藏在柴禾堆里、地窖里。当时的霍庄只有60多户人家，却掩护了我们50多名干部战士，在敌人的合围圈里，我们有数百名同志在群众的掩护下，得以安全脱险。

十二

子弹打穿了大腿，没伤着骨头和动脉，虽然伤势不很严重，可是不能骑马也不能走路。刘春雷只好趴在马鞍子上行军，那模样真是狼狈极了。

4月30日，突围出来的人们在瓦窑（今河北冀县瓦窑镇）召开“庆祝反围剿胜利暨追悼烈士大会”，在这里，大家听说冀南四分区也遭到了日军第59师团和独立第一混成旅团的围攻，损失很大。四分区司令员杨宏明、政治部主任孙毅民、新四旅副政委陈元龙、十团团长陈子彬、十一团政委桂承志……都牺牲了。新四旅是冀南军区的头号主力，听说他们被打得这么惨，战士们的心里又急又气，当时就有人嚷嚷着：“请首长调大部队来，咱们要报仇！”。

冀南的老部队大多是从太行山或者冀中根据地过来的,骑兵团也是如此。因为当初的口号是“背靠太行山、面向大平原”，所以大家都把八路军总部当作自己的靠山。眼下，在平原上吃了亏，战士们自然就指望着太行山里能派人来帮忙。

刘春雷在医院里一边治伤、一边盼望着大部队的到来。可是，等来等去，却等来了一个噩耗——冀中和太行山都遭遇了“五一大扫荡”的惨败。太行山的损失不小，左权参谋长牺牲了；冀中更惨，部队被打散、根据地全丢了，不仅帮不了冀南，反而还需要冀南的部队去援救他们……

“听见这消息，两三天没人说话，大伙全蔫了。当时就想，这往后的仗还怎么打啊？”——对战士们而言，打了败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受挫之后发觉自己孤立无援了。

从这以后，冀南区党委、军区、行署机关都换成便衣分散行动，医院解散了，伤病员们也被疏散到各地隐蔽治疗。

伤员疏散转移的时候，刘春雷提出：“我是南宫人，让我回家养伤吧”，地方干部却摇头说：“南宫的关系断了，去不了”，大刘这才知道局势有多么严重——南宫县曾经是冀南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可现在竟然已经成了敌占区。

这是抗日战争中最困难的时期，在这以后的近一年时间里，华北的抗战形势跌入了最低谷。

拿冀南根据地来说，1938年以前，虽然大城镇被日本人占领着，但他们没有精力顾及交通线以外的地方，在许多乡村，既见不到国军也遇不到鬼子兵，成了“真空地带”；39年，日军把军事清剿的重点放到了华北，八路军随即在40年实施“百团大战”、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到了41年，虽然日伪军的扫荡日益频繁，但抗日军民仍然能与敌人进行抗衡。当时，如果把冀南的地面分成十份的话，那么敌占区占两份、根据地也占两份，其他地方是游击区，白天听鬼子的话、晚上由八路军说了算。

42年开春的形势还不错，大家都知道美国人也来帮忙打小日本了，上级还传达精神说要准备进行反攻。那时候，儿童团站岗查路条，开口就问“今年是什么年？明年又是什么年？”，你要是不懂得回答：“今年是准备大反攻的一年，明年消灭小日本”，还真会被当做奸细给抓起来。

可是，“四、二九大扫荡”却使得局势急转直下，八路军、游击队以及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群众团体都受到了空前严重的破坏。冀南区党员数量从4万人锐减为2万人、大批区、乡、村机构变质成为资敌政权，除极少数地段外，根据地大部分沦为敌占区或游击区，抗日救国活动陷入停顿，《冀南日报》、《救国》、《群众》等抗日宣传物全部停刊。

人们普遍感到悲观失望，“流血拼命抗日，白白辛苦五年”。大家虽然嘴上不说，可心里确实有点发虚，一些意志薄弱者也因此离开了抗日队伍。

骑兵团的伤员被安排在枣南县，这一带也不安全。四周围，碉堡据点星罗棋布、封锁沟墙纵横交错，用“出门过道沟，抬头见炮楼；夜夜听枪声，天天跑敌情”来形容，真是一点也不夸张。白天，日伪侦缉队、便衣队来来去去，见人就查“良民证”；晚上，公路边的电线杆上都挂着马灯，鬼子发现人影就开枪。从五月份到十月份，敌人连续发动多次清剿，挨家挨户地搜捕八路军战士和共产党干部，田野上和道沟里经常可以看到遇难烈士的遗体。

刘春雷养伤的地方在小于庄（今河北故城县于庄），这里属于游击区，除了保（乡）甲（村）长，还有伪“维持会”。保长甲长是由当地“推举”产生的，“维持会”的人是日伪政权委派的，他们在表面上替鬼子办事，暗地里也时常帮八路军做工作，所以被称为“革命的两面派”。不过，既然是两面派就难免有摇摆性，形势好一些，他们就靠拢八路军一些；而如果斗争形势过于严峻，他们就倒向了日伪一边。所以，八路军对待他们，要既利用又提防。

伤员是由“基本户”负责照顾的，这些人家并不一定是党员军属，大多是忠厚老实的普通百姓。那时候，真正的党员干部家属有的被抓有的被杀，家门口被维持会挂上了红灯笼，鬼子汉奸一天来八趟，根本就没办法收留八路军伤员。

刘春雷住在一户姓舒的人家，这家老小都是善良本分、胆小怕事的人，自从八路伤员进了门，舒家的老人就没有踏踏实实地睡过觉，成天担惊受怕、疑神疑鬼，稍微遇到一点动静就诚惶诚恐、心神不宁。大刘原本住在舒家的厢房，后来看见他们难受的样子，实在过意不去，就搬到村口的破庙里去了。

大刘很理解舒家老小的心情。在当时，鬼子对待收留八路军的人家，不仅要打要杀，还要烧房子。房子是老百姓的“祖业”、也是生活的基础，对农村人而言，一是怕没有土地、二是怕没了房子。刘春雷实在不愿意因为自己养伤而害得老百姓家破人亡。

在村子里养伤，实际上是瞒不过村民的，只不过大家心照不宣就是了。大刘住在破庙里，时常会有不知名的群众带着鸡蛋、馍馍到庙门口“烧香”，随便作两个揖、留下供品就走。有不懂事的小孩想拿鸡蛋吃，被大人打得哇哇哭。“那是给菩萨留着的，菩萨吃好了以后保佑我们”，大刘知道，人民群众是把八路军伤员当“菩萨”一样看待的。半夜里，伪保长也到庙里来，放一袋粮食在窗台上，悄悄说一句“招待不周，请多恕罪”，人就不见了。

养伤期间，军区的卫生员隔三岔五地来换药。在当时，一个卫生员要负责十多个村子的好几十个伤病员，需要穿越封锁化装“巡诊”，风险很大可医疗用品却很简单。清洗伤口用食盐水、治疗用碳酸，每次换药都把刘春雷疼出一身汗来。大刘说：“干脆你把药留下，我自己慢慢弄，这样你安全我也少受罪”，可卫生员却说不行不行这是我的任务。真是没办法。

六月份，新上任的政治处主任赖达元（61年少将）也来探望伤员，他要求养伤的同志坚定信念、坚持斗争，并且宣布刘春雷为“政治战士”。

“政治战士”？这可是个新鲜职务。

“四、二九”以后，由于环境严酷、条件恶化，有些人对前途失去信心，意志动摇了。在个别地方，出现了基层组织涣散解体、干部战士逃跑的现象，有些休养康复的伤员不肯归队，甚至有人叛变投敌当了汉奸……针对这种情况，八路军加强了政治建设，把连指导员改称为连政委、充实了党支部的力量。这个“政治战士”的岗位是新设的，大致相当于排指导员，任务是鼓励大家“咬紧牙关，度过黎明前的黑暗”。

赖主任发给“政治战士”一把盒子枪，可刘春雷却不愿意要。因为，他在养伤期间发现，村里的群众虽然诚心诚意地照顾负伤的战士，但却很怕八路军在自己家门口打仗。如果发现伤员的手里有武器，恐怕只会增加老百姓的紧张情绪，对维护军民关系没什么好处。大刘说：“现在这种环境，手枪也起不了多大作用。要不然就给我一颗手榴弹吧，我肯定不当俘虏就是”。

赖主任接受了大刘的建议，临走的时候，他表示要加强对这一带的监护、保证伤员们的安全。赖达元以前是四分区的组织科长，和地下交通站的同志很熟。

第二天，交通员魏二民来了。这是个三十多岁的黑瘦汉子，黑礼帽黑衣裳、全身的绫罗绸缎，可是，裤子长了一截、褂子也大了一号，裤腰里掖得鼓鼓囊囊，好好的一套衣服穿在身上就象是偷来的一样，让人见了忍不住笑。刘春雷心说：“八路军里怎么会有这么一路货”。

正琢磨着如何打招呼呢，魏二民先开口了：“兄弟，你以前是当小伙计的吧？”

“是呀，你怎么知道？”

“饭馆的伙计见了我，都和你一个表情”

这下子，大刘不但说不出话来、还不知道该怎么笑了。

破庙的屋檐下窜出一条野狗，魏二民冲着它喊：“二哥，二哥！”，逗得那癞皮狗直摇尾巴。

大刘乐了：“你怎么叫它二哥？”

“嘿！炮楼里的家伙是大哥，这些狗儿当然就是二哥了”， 魏二民指着日伪据点的方向说： “干我这一行，白天听炮楼里的狗叫，晚上听野地里的狗叫。不喊几声大哥二哥不行呀，哈哈”。

大刘觉得这魏二民真有意思。时间长了，才知道他的古怪打扮其实是个“障眼法”，别人只以为他有好衣服不会穿，却不知他那鼓鼓囊囊的裤腰里时常掩藏着文件、药品之类的“违禁物”。

一天下午，刘春雷正在破庙里睡觉，魏二民跑进来背着他就走，说是日伪军要来抓他了。原来，有个外号叫“文明先生”的家伙，本来长期在青岛做事，前几天回村探亲，不知怎的就知道了八路军伤员的消息。这位“文明先生”是被日本人洗过脑袋的，立刻就去报告了维持会。魏二民消息灵通，听说情况立马就赶过来把大刘转移走。

出村不到二里地，迎面来了一队伪军，老魏赶紧背着大刘躲到道沟里。奇怪的是，那些伪军距离他们只有五十多米，大白天的却象什么也没看见，大摇大摆地就过去了。大刘白紧张了一回，心里直纳闷，魏二民说：“没关系，那些人是自治军一旅的”。

所谓自治军，是一支由土匪、兵痞以及会道门武装组成的伪军队伍，总共有四个旅九个团一万多人，全称为“东亚同盟自治军”，军长是王天祥。这路人马的成员混杂、心思各异、战斗力有高有低，军服也是这个旅的和那个旅的不一样。“自治军”里既有铁杆汉奸、也有良心未泯的人，八路军区分对象开展统战工作，效果还不错。据说，刘志坚主任腿部受伤、宋任穷政委的爱人坐月子，都住在自治军长官的家里（45年，“自治军”的军长王天祥带着一个团起义投奔八路军，解放后当了河北省体委副主任）。

刘春雷和魏二民遇到的这个“自治军第一旅”就是统战工作比较成功的部队，旅长名叫李成华，曾经是冀南二分区的支队长，39年整风时从太行山跑回家、脱离了革命队伍，现在虽然当了伪军，却对鬼子阳奉阴违、私底下帮助八路军，应该算是个“白脸红心”的人物（43年，李成华在安阳被日军杀害，文革后被追认为烈士）。

自治军一旅的人睁只眼、闭只眼，到小于庄转了一圈就走了。

魏二民把大刘背到乱坟堆，找了个假坟让他钻进去。

这“假坟”是给未亡人预先准备的空坟。墓口用土块和砖头堵着，里面其实是空着的，大致上和金庸小说里小龙女的“活死人墓”是一个意思，只不过没那么高档也没那么干净罢了。

空坟里面确实脏，蚂蚁、蝼蛄到处乱爬，稍微一动弹，顶上就掉土，不过，大刘觉得躲在这里还真是挺安全。过了几天，魏二民打算背他回村里去，还告诉他，手枪队头天晚上到了村里，用柴草把那个“文明先生”从地窖里熏出来，拉到村口处决了。刘春雷得知这消息很高兴，但他想了想还是决定继续住在空坟里——不管怎么说，藏在这里心里踏实点。

七月份，鬼子又要来枣南县搞“大清乡”了，交通站着手安排伤员转移。大刘觉得自己的伤好得差不多了，就要求归队。老是躲来躲去的，实在不如回部队打仗痛快。

七个伤愈归队的战士在交通员的带领下踏上了归途。一路上，炮楼林立，公路和封锁沟交织如网，大家只好白天吃饭睡觉、晚上彻夜赶路。

大扫荡之后的冀南平原，鬼子炮楼随处可见，这些炮楼小的两三层、大的有四五层高，不用钢筋也不用砖头、全用夯土垒筑，三五天就能建成一座。这样的土楼子当然不结实，一颗炮弹就能够轰垮，可咱们八路军偏偏没有重武器，硬是拿这简易炮楼没办法。

公路也是新修的，比周围的地面高出许多，路旁的电杆上挂着马灯，天一黑就全点亮了，行人一踏上路面就很容易被炮楼发现。公路两侧是路沟，深一丈、宽一丈，人马过不去，把乡村划成了相互不能联系的小块，逼得人们非走公路不可，而公路又在炮楼的视野之内，鬼子再在路口设上关卡，就把交通全部封锁了。

提倡这种歹毒办法的是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岗村宁次，“铁壁合围”和“蚕食战术”也都是这家伙的发明。

说起岗村宁次，华北军民个个咬牙切齿。抗战胜利后，共产党把岗村宁次列为头号战犯，可蒋介石委员长不但判他无罪、还聘请他担任国民政府的顾问。国共两党为了岗村该不该杀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原因其实很简单——岗村宁次对付八路军有一套办法，在他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期间，华北抗日根据地受到的损失最大。所以共产党恨他，国民党喜欢他。

攻打回隆镇的时候，刘春雷在汉奸程希孟的家里看见过岗村宁次写的一幅中堂——“四存”，当时在场的八路军谁也弄不明白这两个字是啥意思，只觉得岗村老鬼子还真是挺有学问的（注：“四存”是清代学者颜元的主张，包括“存学”、“存性”、“存治”、“存人”。其中“存治”也叫做“王道”，核心思想为复井田、复封建、兴学校）。

岗村宁次是个“中国通”。从日俄战争到抗日战争，除去在欧洲考察的短暂时间，岗村宁次的军事生涯一直和中国有关，他熟悉中国的文化、也了解中国的政治和军队。

比方说，岗村宁次知道，国共两军相互很少交流军事情报、在战场上的合作也不积极，而八路军只能进行一般性侦察，只知道附近的情况、不清楚远方的动态。于是，他发动“铁壁合围”时就不动用当地兵力，而是从远处调部队来，封锁消息、长途奔袭、夜间集结、黎明攻击，首先围剿毫无防备的八路军、再进攻袖手旁观的国民党军，把敌后战场上的两路军队都打得措手不及。

除了“铁壁合围”，岗村也学习共产党的游击战术。八路军夜间活动，他也搞夜间袭击；八路军化装行动，他也搞便衣队侦缉；八路军利用“两面政府”开展工作，他也培植汉奸密探，四处侦察，谁家有陌生人说话、谁家夜里烟囱冒烟，都有人悄悄报告。鬼子汉奸们还在抗属和积极分子的家门口挂个红灯笼，整晚上亮着，害得交通员找人联系工作都不敢走正门。

岗村宁次最阴险的一招，就是和共产党比着拉拢人心。咱们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他就说“七分政治、三分军事”，还把政治摆在前头。在他的指使下，日伪政府大力推行“爱护村”、发放良民证。对顺从他们的老百姓，不但不打不骂，还带着粮食去“慰问”、往孩子嘴里塞糖果；对不派联络员、不纳粮交税、不向他们通风报信的村庄，鬼子汉奸就一天几次地去骚扰掠夺，搞得老百姓有家难归，庄稼没法种、日子没法过，最后不得不屈从压力、成了“爱护村”。

渐渐地，敌人耳朵灵了、眼睛尖了，反应快了，一些愚昧的群众甚至觉得日本人和伪军也不坏，八路军的活动就愈来愈困难。岗村宁次称这种做法为“蚕食战术”，就象是蚕吃桑叶一样一点一点地吞噬。经常是，今天这地方还是八路军的基本活动区，明天就成了“两面政权”游击区，白天去不得、只有晚上去，再过上几天，晚上也没法去了，那里已完全沦为敌占区……

“蚕食”的破坏之严重，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料。伤愈归队的路上，不仅刘春雷觉得触目惊心，就连熟悉情况的交通员也感到十分意外。

晚上行军，交通员对大伙说：“前面村子是我们的老地盘，到那里就有吃有喝，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刚走到村口，突然听到有人敲锣报警，交通员吃了一惊，连忙喊暗号：“大嫂大嫂，我是丫头”。

“丫”字头上是个倒过来的“八”字，和比划八路的手势一样，懂行的人一听就明白。没想到，听见喊话，对面的锣声越敲越急，“八路来了，八路来了”一个劲地猛叫唤，附近的炮楼也响了枪。原来，这个村子已经变成“爱护村”了，大家赶紧转身就跑，那交通员一边跑一边伤心地大哭。

局势恶化了，不断有人叛变。但是，要想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还非得找当地群众帮忙不可，八路军离开了老百姓的协助，就象离开了水的鱼儿一样没有办法。夜间行军，不知道要越过多少条封锁线，在情况不明的环境下，每次到村里联系工作，都象是一场前途未卜的生死赌博。

有的村民很好，听说八路军要过道沟，就悄悄把人带到相对隐蔽的地段，扒开沟沿、架上梯子，临走时还握握手；有的就差劲一些，关门闭户不理不睬漠不关心不肯帮忙。

有天夜里，大刘他们经过一个村庄，看见场院里点着长明灯、停放着十多具尸体，这显然是日本鬼子造的孽。大伙心想，受害者的家属一定愿意帮助八路军，于是就上前去联系，谁知道刚一开口就被骂了回来：“滚开，滚开！都是你们招惹日本人，害得我们被打被杀……”，一帮老少娘们连哭带嚎，泼闹得八路军委屈万分。

原来，就在前两天，也有一群归队的八路军战士经过这里，因为找不到人带路，转悠了一晚上也过不了封锁线。等到天亮，道沟里藏不住人了，看见老百姓去帮鬼子修炮楼，八路军也混在里面跟着走。走到工地跟前，领头的干部掏出短枪就打、其他战士也抄起铁锹锄头扑了上去，敌人没有防备，五个鬼子兵和一个翻译官当场毙命，八路军小伙捡起枪支弹药就跑了。

八路前脚刚走，日军后脚就来报复，烧了房子、杀了十多个无辜百姓。村民们都被吓坏了，因此现在见到刘春雷他们就骂。

面对群众的指责，大刘和战友们并不还嘴。“扛枪打仗，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活下去，做不到这一点，咱们当兵的还有啥话好说。要打要骂都得忍着，有什么委屈只有去找鬼子拼命”，骂到最后，乡亲们的气消了。当天晚上，八路军在群众的帮助下接连越过三道封锁线，到了卫河边上。

夏天，水大浪急，卫河边的船只被鬼子拖走了。大刘的腿伤还没好利索、不能游泳，岸边的群众就找来高粱秆，扎成几个大捆子，让八路军趴在上面，由水性好的老乡推着，把战士们都送过了河。

十三

接近根据地，道沟少了、炮楼少了，可战场的景象更加凄惨。经过日军“三光”掠夺的乡村，满目断壁残垣，处处见坟幡、户户闻哭声。路边上、墙头上贴着鬼子的布告，说这个司令被砍了头，又说那个司令投降叛变了……搞得战士们心里十分郁闷。

在大扫荡期间，太岳、冀中、冀南、鲁西、豫东、豫北的抗日军队损失惨重。其实，受到打击的不只是八路军，与129师骑兵团同在冀南的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也被打散，高树勋司令长官带着新八军和六十九军残部逃过黄河、跑到后方去躲了起来。相对而言，高树勋还算是好的，更多的国民党军队在岗村宁次的面前选择了投降，从42年到43年，华北的孙良诚、吴化文、庞炳勋、赵云祥、孙玉田、荣子恒、孙殿英、杜淑……一大堆上将中将少将都当了汉奸。从这以后，河北敌后战场上就基本上见不到正规建制的国军部队了。

八路军没地方撤退、更不能投降，只有咬牙坚持和敌人苦斗。可是，眼看着先前生机勃勃的根据地变成了一片废墟，大家的心里都有些没底：这抗战到底还能打多久呀？

有位好心的老乡劝刘春雷：“小伙子，你也是本乡本土的人，回家算了。日本的势力太大，拼不过就忍了吧”

“我不回去。鬼子杀了那么多人，这口气我忍不了”

“眼下这股鬼子太厉害，咱们打得过么？”

“打得过要打，打不过也要打！”

旁边交通员插话说：“要不，先把枪藏起来，等躲过了这股鬼子再接着干？”

大刘气坏了：“日本鬼子是什么人，老百姓不知道，你当交通员的还能不知道？不打鬼子、鬼子能走么？再散布这种逃跑言论，先就崩了你！”

交通员晓得“政治战士”的厉害，顿时不敢吭声了。其实，大刘虽然嘴上强硬，心里头也难免有些发虚。

穿越四个县、辗转三百多里，刘春雷和战友们终于回到了部队。

“四、二九铁壁合围”之后的两个月里，曾玉良团长奉命带骑兵一二连接应冀中突围部队，况玉纯政委则带着其他人打游击，白天隐蔽在老百姓家里，夜晚去收容战场掉队人员。这期间，冀南又经历了两次大扫荡，骑兵团减员严重，许多老战士都牺牲了。

局势严峻的时刻，每回来一个战斗骨干都是让人欣喜的事。团里派大刘担任二连二排的政治战士，这个职位比排长低一点、比班长高一点，所以又被称为“政治班长”或者“大班长”。

从河西街临阵脱逃的王占奎也回到了部队。他是老兵，班上的小兄弟都不愿意揭发他，刘春雷说：“老王，你自己想想，应该咋做才对得起刘金魁和崔连喜”。

“班长，我明白”，王占奎就去政治处坦白自首了。

王占奎进了骑兵团的惩戒队，许得和、李树茂却从军区的惩戒队回来了。由于劳役期间的表现好，再加上军区机关要分散打游击，他俩都获得了减刑释放。回到骑兵团，李树茂当四连的副连长、许得和担任一连的副连长。

这么安排是有原因的，因为四连有个嫉恶如仇、刚烈如火的连长韩永正，一连有个文武双全、深孚众望的指导员孔庆忠，能管得住这两位副连长。

孔庆忠是新调来的干部，但骑兵们对他早有耳闻。还在地方游击队的时候，孔庆忠就以“一副眼镜一把枪，一袭长衫一身胆”而声名遐迩，是个能写、善辩、会打仗的人物。他是大学生、还是孔子的七十几代后裔，“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他比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孔祥熙还要高两辈，所以有人开玩笑说：蒋介石宋美龄见了孔庆忠也要喊爷爷。

刘春雷弄不清孔老夫子的家务事，他只知道孔指导员的毛笔字很漂亮，经他手写的标语，不仅教私塾的老先生十分佩服，甚至连日本鬼子也跑去观摩、“哟西哟西”赞叹不已。

42年下半年，骑兵团的驻地在冀鲁豫三省交界的元城一带（今河北大名县卫河以东）。这期间，冀南军区的干部战士大都换成了便衣，只有陈再道司令员还穿着军装，陈司令觉得军事首长穿便衣会影响士气，所以就军容整齐地带着警卫连到处跑。主力部队中，只有骑兵团还穿着军装，由于兵种的特点，骑兵无法分散行动，整个团都聚集在根据地。

机关团体和步兵化整为零打游击，骡马就成了累赘，各单位都把马匹送到骑兵部队来，搞得骑兵团头一次出现了战马比战士多的情况。虽然这也算是“因祸得福”，但大家想起来却难免心酸。

元城附近是一分区的根据地，也是冀南军区现存的最大地盘。说它“大”，其实南北宽不过十公里、东西长不足三十公里，骑上快马抽两鞭子就跑出了界，骑兵在这个狭窄地段根本施展不开。当时，冀中军区的骑兵团被打垮了，115师骑兵团也退到太行山区改当了步兵。129师骑兵团该怎么办？一时众说纷纭。

曾玉良团长坚持认为骑兵不能下马，要主动出击扩大作战范围。可是，去哪里打仗呢？去群众基础不大好的地方打，老百姓埋怨八路军惹麻烦，每次打仗都有群众跑到敌占区去，仗打多了会导致游击区的人口大量流失；在群众基础好的地方打，老百姓很支持，可打完以后部队转移，鬼子就残酷地进行报复，烧光杀光抢光，把群众祸害得很惨。晚上，村干部敲着锣喊：“乡亲们，不要寻死啊，要活下去呀……”八路军听了，比打了败仗还难受。

群众宣传队、政治工作队每天都去游击区搞教育动员，可咱们的思想工作比不上岗村宁次的治安措施更现实。经常是，辛辛苦苦讲了大半夜，鬼子汉奸一进村，宣传队就得跑，几个时辰的好话等于白说，老百姓还发牢骚“成天抗战，把鬼子抗到灶头，抗战也该到头了”，下次宣传员再去，人家就不开门了。

地方干部也埋怨部队：“你们不打几场漂亮仗，害得我们没办法开展工作”。

打漂亮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部队化整为零了，最大的单位也不过是一个连，别说打不下坚固的据点，就是在野地里遇到敌人大部队也顶不住。八路军整天游击来、游击去，除了骚扰还是骚扰，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没事就去招惹日本，把鬼子招来了就赶紧跑”。到最后鬼子汉奸也肆无忌惮了，一出动就是五百一千的大队人马，走到哪里抢到哪里，根本不怕八路军。

129师骑兵团是冀南军区唯一保持建制的主力团队，想要“打漂亮仗”只有指望这支大部队了。而且骑兵战士们也很想打硬仗，憋着劲想为牺牲的战友报仇，再大的困难也不怕。“打大集镇去！打赢了扬眉吐气，打输了大不了是个死，再也不受这份窝囊气”。

在这种情绪下，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骑兵团连续进攻周边的日伪中心城镇。打下金滩镇，守了一天；打下回隆镇，守了一晚上；猛攻临漳县城一昼夜，却又功亏一篑。

进攻临漳县城的主力是新七旅二十团，他们虽然是主力部队，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分散游击、临时集中起来打攻坚战，难免配合生疏、战斗力大打折扣。打着打着，骑兵团就不得不由助攻变成了主攻。临漳城里有日军第一混成旅团的一个中队，这伙鬼子兵十分凶悍，八路军打了一晚上才攻破城防，激烈的巷战从拂晓打到中午，最后还剩一个据点没能攻克，敌人的援兵到了，骑兵团只好撤出战斗。

一连指导员孔庆忠（兼党总支书记）带着惩戒队收拾东西，遇上了一个卖冰糖葫芦的老头。在战场上，惩戒队的“犯人”不用打冲锋，但是要抬担架、搬梯子、运送攻城器械，这些工具是向老百姓借的，所以要在政工干部的监督下逐一归还。糖葫芦老头看见八路军来还东西，就问：“怎么回事？又要跑了？”

孔指导员说：“老大爷，我们是奉命令撤退的”

“什么破命令？”老头火了：“舍身取义才是正经命令”，他指着街口工事里的日军尸体： “看看日本小鬼子，个个死在阵地上。那些龟孙能做到，你们为啥就做不到？”

战士们被骂傻了，孔庆忠惨笑着说：“骂得好，今天不死在这里说不过去了”

惩戒队的三个战士愿意和指导员共赴死难，王占奎说：“老人家，明天请记着给我们收尸”

老头回答：“这事跟我说不着，有人收尸就埋在一块，没人管就拉倒”。

于是，孔庆忠就带领三个战士和一个倔老头，守着磨房打了两个小时，最后，他们被葬在了一起。

对于孔庆忠、王占奎等人的阵亡，有人觉得值得学习，有人却认为是不服从纪律的表现。况玉纯政委说：“好战士要忍得住委屈、受得了磨难，要咬紧牙关坚持住”。

刘春雷心想：咬牙坚持，到啥时候才是个头？自古艰难唯一死，不如和鬼子拼了，敢牺牲就是大丈夫。

八路军接连攻击了几个大集镇，效果不明显。而鬼子却在加紧搞“蚕食”，把炮楼都建到根据地了。

8月底，一股伪军越过卫河、进驻了一分区旁边的孙甘店，加上先前被鬼子占领的南李庄、龙王庙和甘露镇，日伪军在元城以南的据点就连成了线。

在当时，冀中抗日根据地已经丢失，冀南和太行山的主要通道已经中断，如果再让日伪军占领元城一带，冀南军区不仅要丢掉目前最大的根据地（也是一分区唯一的根据地），而且会被敌人将冀南、鲁西和冀鲁豫军区割裂开来，这是八路军绝对不能容忍的。曾玉良团长感觉到事态严重，作为军区唯一的拳头部队，骑兵团必须趁敌人立足未稳，迅速进攻孙甘店。

有消息说，孙甘店的敌人是伪军一个营300多人，还有鬼子的一个“教育班”，由一个日军少尉见习官指挥。

这个情报是否准确，当时并没有认真核实。因为，一听说这股敌人是“东亚同盟自治军”，曾团长就认为把他们赶出孙甘店没有问题，以往，这帮家伙属于见到八路军就跑的角色，战斗力差得很，所以骑兵们也没把他们太当回事。

这时候，骑兵团的总人数不到400人，经过连续的奔波作战，战士们都很疲劳。但团领导一声令下，大家还是斗志昂扬地出发了。

刘春雷正发着高烧，由于受伤期间没有休养好，他的身体一直比较弱，动不动就感冒生病，骑在马上直打晃。可他一声没吭、咬牙坚持着，他知道，战友们都看着他这个新上任的政治班长呢。

在军队当班长、当排长，兵头将尾，最忌讳两条毛病：一是娘娘腔，让别人觉得你是“二尾子”；二是打仗之前装病，让伙伴们以为你是胆小鬼。犯了这两条，没有人愿意跟着你冲锋陷阵。所以，在战场跟前，即使真病了也得硬扛着。

骑兵们接近了孙甘店，由于是夜晚、又是在平原的开阔地上，看护战马的力量必须加强，团长派三连和四连“守马桩”，命令一连负责主攻，二连尾随，从南向北进攻村子。这么一来，骑兵团实际投入战斗的兵力就只有两个连。

敌人进驻孙甘店不久，寨墙还没有修好，炮楼也只建了一半。战斗打响，骑兵一连就迅速攻占了南边的两座大房子，二连也顺势向纵深进攻，敌人抵抗了一下就往村子北面跑，八路军于是紧追过去。

那天晚上没月亮，黑漆漆地什么也看不清，大刘本来就发烧头晕，这下子就更迷糊了。他先是带着几个战士顺着墙根跑，没留神前面蹲着个人，被绊了一跟头，起初还以为是敌人，揪住就要打，再仔细一瞧：“嘿嘿，指导员”。

指导员张存有埋怨说：“你们瞎跑什么呢，注意敌人有埋伏”。大家趴在墙脚探头张望，果然，前面拐弯处黑乎乎地蹲着一大片人影子。于是开枪打，可打了几枪，敌人一动不动，不还击也不逃跑，大伙奇怪了，分头包抄上去，到跟前一摸才知道，哪里是什么敌人啊，是一些修据点用的石碌子。

大家松了口气，指导员也乐了，手一挥、接着冲。刘春雷跑在前面，猛然听见身后的战友喊 “小心！”，他还没反应过来，就“咕咚”一声掉到井里去了。

这口井挺奇怪的，没有井沿。大刘稀哩糊涂栽下去，顿时成了落汤鸡，好不容易被人拉上来，才发现帽子、马刀和步枪都掉到井里面了。当时黑灯瞎火的看不清楚，他想：等天亮以后再来捞东西吧。

把刘班长拉上来的战士是“好孩儿”，他本名郝二孩，原先是献县县委的通信员，从冀中突围出来以后被骑兵团收容了。刚参军的时候，“好孩儿”白天笑嘻嘻、晚上做恶梦，半夜醒来大哭大叫，搞得全班战友都睡不着、陪着他掉眼泪。

从井里爬出来，连队都已经冲过去了，刘春雷赶紧向前跑，看见他湿淋淋的狼狈模样，大伙都哈哈笑。二连长张起旺递过来一把三八枪，叫他和郝二孩先把俘虏押下去看管起来，“找个屋子把衣服弄干，你还正生病呢，别再受凉了”。

这时候，大半个孙甘店已经被八路军占领，敌人被逼到了北边的半截炮楼和几处简易掩体里，凭这样的工事，敌人肯定守不住。刘春雷和郝二孩把十几个伪军带进街边上的一户人家，“好孩儿”坐在桌子上拿枪比划着俘虏，大刘脱得赤条条的，躲在门背后拧衣服。

屋子里的事情还没有整清楚，外面的枪声却突然激烈起来。刚开始，大刘还开导郝二孩：“这是敌人想突围，垂死挣扎”。可后来发觉不对劲了，枪声越来越猛烈，并且逐渐蔓延到村子南边去了。俩人赶紧跑到院子里从大门缝往外看，发现街上跑来跑去的都是伪军，敌人反击了。

“打了几年仗，从来没听说过伪军晚上敢搞反冲锋，真是想不到”。

不仅刘春雷想不到，骑兵团的干部战士也都没想到。原来，进驻孙甘店的敌人不是一个营而是一个团，有800多人，这股敌人的指挥官也不是什么日军见习少尉，而是“东亚同盟自治军”第三旅的参谋长程兴华。这个程兴华原先是129师386旅18团的副团长，曾经也算是个敢拼能打的人物，可惜思想品质不过关，最终堕落成为了汉奸。程兴华毕竟要比其他伪军更了解八路军的战术，很快就发现我军的兵力不多，立即组织两路反突击，在黑夜里被打慌了神的敌人也重新嚣张起来，疯狂地进行反扑。在经验上先入为主的骑兵团对伪军的这个“非常规举动”准备不足，顿时被冲乱了，双方陷入了混战。

院子里的大刘感觉情况不妙，正琢磨着该怎么办，屋子里的俘虏们突然“咣”地把房门给拴上了，十几个家伙在屋子里面大叫：“弟兄们快来啊，这里有八路！”。被关在门外的刘春雷和郝二孩气坏了，掏出手榴弹就想往窗子里扔，可这时候，躲在柴房里的房东跑了出来，一家老小抱住他俩哭喊：“大爷啊，可不能炸我们的房子啊！”……两个八路没办法，只好跳院墙跑了。

由于敌人正在修据点，孙甘店里到处都是砖堆土沟，刘春雷借着各种障碍物的掩护七转八转，好不容易带着郝二孩找到了连队。伪军人多地形熟，八路夜战经验丰富，一时谁也奈何不了谁。打到拂晓，附近南李庄和大名县城的日伪援军快要赶到了，曾玉良团长只得下令撤出战斗。

这一仗打得不好。虽然也消灭了百把个伪军，缴获了几十枝枪，但搞夜袭的祖宗反被伪军打了夜袭，大家的心里都堵的慌。刘春雷更郁闷，他的宝贝马刀还在那口井里面呢，这可真是吃了大亏。“好刀啊，养伤的时候，部队给我保存得好好的，结果丢了在井里头，可惜了”。

三连和四连守马桩，没捞着打仗。四连长韩猛子很不甘愿地说：“下回打仗，让四连上前头冲。你们一连只会赶鸭子……”。

一连长万怀臣闷头不吭声。这是他从管理参谋调任连长后的第一仗，本想露个脸、却吃了锅夹生饭，气得说不出话来。

孙甘店没能打下来，但由于撤出战场及时，部队损失并不大。回到驻地，骑兵团照例进行讨论总结，大家认为攻击不成功的原因在于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不充分，没有预料到伪军的顽固态度。同时，也有很多人觉得是兵力不够，以骑兵团目前的力量最多只能是“赶鸭子”，要歼灭敌人实在很吃力。

况玉纯政委评价说，夜袭孙甘店应该算是一次胜利的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第二天，陈再道司令和一分区的桂干生司令员（1945年牺牲）也来了，首长们说，骑兵团这次打孙甘店是“摸了个底”，成绩是相当不错的。

经过这么一表扬，战士们重又兴奋起来。

顶过这黎明前最最黑暗的时刻，曙光就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