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飘摇 -- K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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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11师,为原西北野战军即第一野战军第4纵队警备第3旅,是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西北红军仅存的两支建制部队之一。她的前身浩繁复杂,囊括了陕北、陕甘边以及陕西关中地区几十个红军游击队,加上红四方面军第4军军部,几经整编合并,逐渐演变而成。
步兵第11师自1932年创建至今,历68载,金戈铁马,艰辛备尝,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足迹遍及陕、甘、宁、晋、蒙、青、川、藏、疆等9个省区,在东起同蒲铁路,西至喀喇昆仑,南至中印边界,北至毛乌素沙漠近四百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区域内,南征北战,纵横驰骋,参加大小战役战斗2660余次,歼敌10万余人,走过了一条极其艰难曲折的成长壮大道路,谱写了一部逐鹿西北,卫戍西南,雄风激昂,气势磅礴的战斗史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土地革命时期
1930年后,陕北特委在党的“八七”会议和中共六大会议精神指引下,在南方武装起义的启示下,积极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武装。1932年3月12日共产党刘善忠、共青团员高朗亭等4人,夺得民团步枪6支,3月13日在延川县委的主持下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延川游击队。4月18日延川游击队更名为西北先锋队。10月20日西北先锋队改编为陕甘(北)游击队第9支队。1933年4月下旬第9支队改编为红1支队。此时,陕北武装革命斗争蓬勃发展,红2、3、5、6、8、15支队相继成立。1934年7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谢子长同志领导下,攻安定、克井武塌、袭河口,与陕甘边红26军42师3团共同战斗,粉碎了国民党对陕北革命根据地民支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1934年9月,总指挥部撤销,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1935年1月陕北独立师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7军84师,在刘志丹同志领导下,与红26军、西北抗日义勇军一道,连克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6城,粉碎了国民党对陕甘根据地发动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红27军84师1团作战勇敢,获刘志丹同志授予之“少年英雄红1团”的光荣称号。1935年9年,红27军84师改编为红15军团第81师,参加了劳山战役,榆林桥战斗。10月,毛泽东同志率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11月初,红81师随15军团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即编入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彭德怀同志直接指挥下,参加了直罗镇战役,配合主力红军,粉碎了国民党第三次反革命“围剿”。1936年,红81师随红一方面军参加东征、西征作战,多次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受到东、西征总部嘉奖。此间,陕甘军事部(后改为陕甘宁军事部)、红29军、陕甘宁独立师、陕甘宁红2团、陕北独立第1师相继成立。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红81师又恢复了红27军番号。 至此,步兵第11师前身各红军部队在极其艰苦严峻的革命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成长为西北红军的主力部队。她为创建和发展陕甘革命根据地,粉碎国民党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动的三次反革命“围剿”,迎接长征红军到达陕北,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将侵略魔爪由我国东三省伸向我国华北、华东地区,对我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根据两党协议,我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师前身红四方面军第4军军部改编为385旅旅部;陕甘宁军事部改编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红27军、陕北独立第1师改编为120师辎重营、炮兵营、特务营;红29军、陕甘宁独立第1、2、3(欠2个连)、4团合编为129师特务营、工兵营。红军改编后,主力开赴华北前线抗日,我师前身各部以“任务重于生命”之雄魄,留守陕甘宁边区,肩负起保卫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枢、保卫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总后方、保卫革命圣地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神圣使命。10月,120师辎重营、炮兵营、特务营、129师特务营、工兵营又改编为警备第1、第2、第5、第7团,奉命出击三边,奔袭黄龙,剿灭各地匪患,保障边区安全。1938年2月至1939年底,警备第1团、第5团扼守佳县、米脂、延长6渡口,英勇抗击日军数千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的疯狂进攻,出色地完成了河防守备任务。此后,警备第7团、第2团先后拨归385旅建制,移驻陇东一带第1团、第5团进驻三边、延长地区。进行了合水、镇原、宁县、望宁堡等反顽战斗以及收复甜水堡、出击苟池、陈川反袭等剿匪战斗。1942年底,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改编为警备第3旅旅部,下辖警备第7团、第8团、第9团(由原警备第1团、第5团和边保第2团、第4团编成);385旅下辖警备第4、第5团(由原警备第2、第7团改称)和770团。两旅同时分兼三边、陇东军分区,负责两地区防务。此间,师前身各部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文化学习和整风运动,提高了部队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素质,加强了党的领导,克服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使部队在成长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1943年春后,师前身各部参加了举世闻名的边区大生产运动。警备第3旅7团7连1班班长张治国,日挖甘草108斤,成为全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典型,荣获特等劳动英雄称号。警备第3旅8团2连4班战士郝树财,日开荒地4亩3分,人称“气死牛”,享誉全边区。1943年和1944年冬季,师前身各部开展了冬季大练兵运动,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受到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通报表扬,136位干部战士荣获“朱德射击手”、“贺龙投弹手”的光荣称号。1994年11月,770团(欠第3营)开赴抗日前线,脱离385旅建制(3营编入5团,770团主力后为中原1纵2旅5团)。1945年6月,师又抽调600余名干部开赴冀、热、辽地区扩充发展部队,为兄弟部队的建设,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我师前身各部在留守兵团、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和党中央的领导下,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一直守卫在陕甘宁边区,完成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光荣任务。1945年9月和1946年春,警备第3旅和385旅革命烈士纪念塔在定边和庆阳落成,毛主席亲笔题词:“死的安息罢,生的继续战斗,新中国是我们的”。朱总司令亲笔题词:“保卫三边,为人民服务,烈士英名真不朽”。勉励我师前身各部为建立新中国而继续战斗。
三、解放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全国大规模内战。在这新旧两个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中,我师各部与兄弟部队一道,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同国民党军在西北战场上进行了英勇顽强、攻克卓绝的斗争。
1945年10月,警备第3旅策应新11旅起义,攻克宁条梁,歼敌1个团。1946年4月,385旅和警备第3旅合编为警备第3旅,下辖第5团、第7团、第8团(由原警备第4团、第5团、第7团、第8团、第9团改编)。8月,警备第3旅奉命出击南线,参加迎王战役,随后奔袭兴武营,智取太平镇,攻克周家寨、梁庄等地。1947年3月,警备第3旅7团参加了保卫延安战役、羊马河战役和金盆湾战斗。与此同时,警备第3旅率5团挺进关中,开展敌后游击活动,连克午亭子、焦坪、耀县。5团奇袭耀县,动作神速,战斗顽强,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在关中一带留下了“仁义之师”的美誉。1947年9月,警备第3旅编入西北野战军第4纵队,开辟黄龙新区,配合友邻解放韩城、攻克宜川。11月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警备第3旅《新式整军运动总结》,经彭总批示,在西北局机关《群众日报》上全文刊载,成为西北野战军新式整军运动的典型。1948年,警备第3旅随纵队参加了宜川瓦子街、西府陇东、澄合、荔北和48年冬季5大战役,歼灭了大量国民党正规军。1949年2月,警备第3旅改编为第一野战第4军第11师,原辖各团依序改称为步兵第31团、第32团、第33团,随后参加了春季战役、陕中战役、扶眉战役、陇东追击战役和兰州战役,与国民党军在西北展开了最后的决战。
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步兵第11师在党的领导下,在上级的指挥下,转战陕甘宁三省区,参加主要战役战斗82次,歼敌3万6千多名,为解放大西北做出了应有 的贡献。30团荣获第一野战军“长攻善守英雄团”和第2兵团“能攻能守英雄团” 称号。31团荣获第一野战军“真正顽强英雄团”和第2兵团“勇猛顽强英雄团”的称号。
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全国解放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军的任务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由夺取政权转为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1949年11月,师进驻陇西进行政治整训,同志们克服了“革命已经成功、等待解甲归田”的思想,增强了斗志,进一步提高了革命的觉悟。12月,师奉命开赴临夏剿匪,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1950年5月,师兼任临夏军分区。1951年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师抽调了828名党、团员和班、排骨干组成1个营4个连,开赴抗美援朝前线。1952年6月,4军撤销,师直属西北军区领导,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11师,撤销本师33团建制,将军炮训团、10师30团和29团3个营编入我师。师辖30、31、32和炮兵团,从此师免兼临夏军分区。7月,师开展了文化大练兵运动,炮兵团学习成绩突出,荣获西北军区“部队文化教育优胜团”的光荣称号。1952年9月,32团和师骑兵侦察连开赴甘南剿匪,配合兄弟部队全歼了马良、马元祥股匪,党中央、中央军委通令表彰了甘、青、川边剿匪部队。4月,根据总部命令师各团改为步兵第31团、第32团、第33团和炮兵团第305团。1956年至1958年,师两下甘南平叛,歼匪2万2千多名,稳定了社会秩序,保证了甘南地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顺利进行。1959年3月,师奉命紧急进藏,参加平息西藏叛乱,先后组织了纳木湖、3号地区、阿里地区战役,参加了兄弟部队组织的1、2号地区和麦地卡战役,歼叛匪1万7千多名,配合兄弟部队粉碎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分裂祖国、背叛人民的阴谋,解放了西藏人民,巩固了西南边防。阿里战役,我师部队受到了三总部的通报表扬。1960年10月师转隶西藏军区领导,改称陆军第11师。师兼日喀则军分区。1961年31团担任了中尼两国国界勘界警卫任务,33团参加了中尼公路的勘察和修建。1962年11月,师奉命率31、32、33团,参加了中印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歼敌1500多名,缴获坦克9辆、汽车313辆、火炮56门、轻、重机枪92挺和大批轻武器、各种弹药及军用物资。给所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王牌部队”印军第4师以歼灭性打击,打出国威、军威,粉碎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保卫了我国的神圣领土,配合了国家的政治、外交斗争。受到了毛主席、中央军委、三总部和各级首长的高度评价。33团完成任务出色,全团荣立集体三等功。1963年后,师执行了反击叛匪回窜、加强边防建设和斗争等任务。1964年师召开比武大会,赛出了好成绩,参加了西藏军区比武大会,夺得了团体第一名。10月,师免兼日喀则军分区。1965年,为牵制印军,支持巴基斯坦人民反对印军入侵的斗争,师奉总部命令,举行了两次大规模战略佯动。1967年,我师31团在周总理、军委和总参直接指挥下,在亚东中锡边境地区,英勇反击了印军武装入侵,保卫了祖国的领土。此后,师即执行国防施工、营建、军训、生产等项任务。1978年师参加成都军区比武大会,获得优异成绩,受到了赵紫阳、吴克华等首长的亲切接见。
1979年4月,师奉命调防新疆,在乌鲁木齐军区的领导下,担负建设西北、保卫西北的光荣任务。执行了营建、施工、军训、生产等任务。
1985年,师扩编为北方甲种摩托化步兵师,由原辖4个团,扩大建制为6个团,成为师建设史上的鼎盛期。1987年师被新疆军区、兰州军区评为先进师党委,事迹图片参加了建军60周年全军图片展览,解放军报在建军60周年之际,以“丰碑矗立新西兰”为题长篇报道了我师的光辉业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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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各群众造反团体联合起来,夺了原上海市委和市政府
的权。参加夺权的,有几百个组织。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是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
文。
张春桥是市委干部,文革开始前就已经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姚文元更是早已
在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名扬全国。王洪文当过兵,后来在工厂里
当保卫干部,是文革中所谓直线上升的典型.
上海夺权是毛泽东的得意之作,单单张春桥、王洪文是不敢做出那样大的事
情的。
毛迅速批示了上海夺权的报告,立即向全国发了消息,肯定上海夺权是革命
风暴,并号召全国学习上海。
文革初期的王洪文(右一)。
附文:
随着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的刮起,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其中,夺取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权是“全面夺权”的核心内容。
1967年1月初,以上海国棉十六厂王洪文等为头头的上海一批造反派组织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强行以“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代替上海市人委,随后又以“上海革命造反派联络站”代替上海市委,夺取了上海市的领导权。原上海市党政主要负责人陈丕显、曹获秋被点名打倒,。上海市的领导权落到了张春桥、姚文无、王洪文、徐景贤等人手里。毛泽东大力支持上海的夺权行动,把它看作贯彻文化大革命方针而彻底改组各级领导的有效方式,并认为“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到全国各省市。”1月11日,中央文革起草了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称“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此后,一个以所谓的上海“一月风暴”为榜样的夺权运动,相继在其他省、市、自治区展开。
继上海后,首先夺权的是山西省。原山西省负责人之一的刘格平,在北京经康生面授机宜后,回太原市组织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酝酿篡夺山西省党政大权。1月14日,该造反总指挥部发出第一号通告,宣布:“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自即日起由本指挥部接管。”原山西省负责人陶鲁笳、卫恒被打倒。1月25日,《人民日报向全国公布了山西省造反派的第一号通告,并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对山西的夺权行动,表示祝贺,称“山西省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并指出“山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把领导机关中那些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的领导干部也联合起来”,“为全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创造了新的经验。”
贵州省是继山西省夺权的第二个省份。贵州省原局级干部李再含,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通过写密告信等方式与江青等人挂上勾,组织了“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并于1月25日通告,宣布自即日起“接管原贵州省委、省人委、贵阳市委、市人委等党、政、财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原贵州省负责入贾启允被打倒。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西南的春雷》,肯定了这次夺权,并称“这个胜利,将引起连锁反应,使西南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中乘风破浪地前进。”
继山西、贵州后,第三个仿照“一月风暴”夺权的省份是山东省。山东省的夺权是在省会之外的青岛先动起来的。原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在康生的授意下,在1月22日夺了青岛市的党政领导权,成立了“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发布第一号通令,宣称“对山东省委、山东东省人民委员会所发出的一切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拒绝执行。”紧接着在1丹27日,王效禹又率造反派到省会济南夺了山东省委、省人委的领导权。原省委主要负责人谭启龙被打倒。山东省夺权后的主要负责人是王效禹。《人民日报》曾发表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胜利的保证》,对山东省的夺权给予了肯定和支持。
黑龙江省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在以毛远新为核心的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的支持下,于1月31日宣布成立全省的临时权力机构“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执掌黑龙江省党政大权。这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一级的政权机构中,第一个冠以“革命委员会”名称的机构。潘复生任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汪家道(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任副主任。原黑龙江省负责人欧阳钦、李范五被打倒。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肯定了这次夺权,并指出,黑龙江省的经验就是: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此后,各地均按黑龙江省的模式,建立夺权后的权力机构。
上述省、市夺权后的机构名称,开始并不统一。其中,有的名称在短时间内就多有变动。如上海夺权后的临时政权机构最初叫“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取代市委的机构叫“上海革命造反派联络站”。不久又酝酿成立“新上海公社”作为全上海的最高临时权力机构。善于投机的张春桥,获悉毛泽东在考虑建立北京人民公社时,又把“新上海公社”改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并在2月5日正式宣告成立。但是当毛泽东改变原来想法,认为“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以后,2月24日,“上海人民公社”又改称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3月30日,《红旗》杂志1967年第5期发表《论革命的“三结合”》,披露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此前,已夺权省、市的临时权力机构均改为“革命委员会”;此后,再建立的各省、市、自治区的临时权力机构都以“革命委员会”为名。
若不以夺权的时间为序,而以正式成立夺权后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先后为准,则前述省、市排列顺序如下:
(一)黑龙江省,1967年1月31日成立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潘复生,其他主要负责人还有汪家道等。
(二)山东省,1967年2月3日成立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效禹,其他主要负责人还有杨得志、韩金海等。
(三)上海市,1967年2月5日成立上海人民公社(该临时权力机构为中央承认,毛泽东允许该名称“过一段时间”改为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其他主要负责人还有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等。
(四)贵州省,1967年2月14日成立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再含,其他主要负责人还有张明、李立等。
(五)山西省,1967年3月18日成立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格平,其他主要负责人还有张日清、陈永贵等。
按照毛泽东的估计,这种“全面夺权”在1967年2、3、4月就要看出眉目来。但是,事情远不象他所设想的那么简单。首先,许多地方的夺权行动,受到造反派的对立面――所谓的“保守派”群众组织或长或短的对抗。其次,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困难重重。在“权”这个根本问题上,政治倾向有差别,观点不完全相同的造反派组织,各自寸权不让,争夺激烈,甚至酿成残酷的武斗。再者,“三结合”作为夺权的一个基本方针,不但未被贯彻执行,而且成为斗争的焦点之一。造反派组织各自选择几个领导干部,作为“三结合”的对象,力争由自己一派为核心来夺权、掌权;有的领导干部刚刚被这派造反派组织结合,又被那一派打倒;造反派与支左部队也不时发生纠纷和冲突。这样,一些省份的夺权不是难产,就是不为中央所承认。
面对夺权中出现的严重混乱局势、毛泽东和中央不得不采取一些制约措施。其中包括在一些最乱的省、市、党政部门实行军事管制,在大多数尚未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省、市、自治区先成立由当地军管会、军区领导人为主,有其他领导干部和造反派头头参加组成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筹备当地革命委员会的正式成立。此后,陆续成立的省级革命委员会,接前述已成立革委会的省、市顺序排列,依次为:
(六)北京市,1967年4月20”日成立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其他主要负责人还有吴德、郑维山、聂元粹筹。原北京市委负责人彭真、刘仁被点名打倒。《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贺文)《热烈欢呼北京市革命员会成立》。
(七)青海省,1967年8月12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刘贤权,其他主要负责人还有张江霖、达洛等。原省委负责人王昭被打倒。《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青海高原的凯歌》。
(八)内蒙古自治区,1967年11月1日成立自治区革委会。主任膝海清,其他主要负责人还有吴涛等。原自治区负责人乌兰夫、王逸伦被打倒。《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红太阳照亮了内蒙古草原》。
(九)天津市,1967年12月6日成立市革委会。主任解学恭,其他主要负责人还有肖思明、郑三生等。原市负责人万晓塘、张淮三破打倒。《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为《海河两岸尽朝晖》。
(十)江西省,1968年1月5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其他主要负责人还有杨栋梁、万里浪等。原省委负责人方志纯披打倒。《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井冈山红旗飘万代》。
(十一)甘肃省,1968年1月24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洗恒汉,其他主要负责人还仑张宗、胡继宗等。原省委负责人汪锋被打倒,《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春风已到玉门关》。
(十二)河南省,1968年1月27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刘建勋,其他主要负责人还个王新、纪登奎、耿起昌等。原省负责人文敏生、赵文甫被打倒。《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辽阔中原唱凯歌)。
(十三)河北省,1968年2月3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李雪峰,其他主要负责人还有刘子厚、马辉等。原省委负责人林铁彼打倒。《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华北山河一片红》。
(十四)湖北省,1968年2月5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曾思玉,其他主要负责人还有刘丰、张体学等。原省委负责人王任重被打倒。《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长江万里起宏图》。
(十五)广东省,1968年2月21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黄永胜,其他主要负责人还有孔石泉、陈郁等。陶铸和原省委负责人赵紫阳被打倒。《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十六)吉林省,1968年3月6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王淮湘,其他主要负责人还有阮泊生、邓季翘等。原省委负责人赵林被打倒。《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红日高照长白山》。
(十六)江苏省,1968年3月23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许世友,其他主要负责人还有吴大胜、杨广立、彭冲等。原省委负责人江渭清等被打倒。《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天翻地覆慨而慷》。
(十八)浙江省,1968年3月24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南萍,其他主要负责人还有陈励云、熊应堂、赖可可等。原省委负责人江华被打倒。《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
(十九)湖南省,1968年4月8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黎原,其他主要负责人还有龙书金、华国锋、章伯森。原省委负责人王延春被打倒。《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
(二十)宁夏自治区,1968年4月10日成立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康健民,其他主要负责人还有张怀礼、徐洪学等。原自治区负责人杨静仁、马玉槐被打倒。《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不到长城非好汉》。
(二十一)安徽省,1968年4月18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李德生,其他主要负责人还有廖成美、宋佩璋等。原省负责人李慕华、黄岩被打倒。《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
(二十二)陕西省,1968年5月1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李瑞山,其他主要负责人还有黄经耀、胡炜等。习仲勋和原省委负责人刘澜涛被打倒。《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延安精神永放光芒》。
(二十三)辽宁省,1968年5月10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陈锡联,其他主要负责人还有李伯秋、毛远新等。原省委负责人马明方等被打倒。《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东北大地红烂漫》。
(二十四)四川省,1968年5月31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张国华,其他主要负责人还有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原省委负责人李井泉、廖志高被打倒。《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
(二十五)云南省,1968年8月13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其他主要负责人还有周兴、陈康、段思英等。原省负责人阎红彦、赵健民被打倒。《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委会成立》。
(二十六)福建省,1968年8月19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韩先楚,其他主要负责人还有皮定均、蓝荣玉等。原省负责人叶飞、范式人被打倒。《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二十七)广西自治区,1968年8月26日成立自治区革委会。主任韦国清,其他主要负责人还有欧致富、安平生等。原省委负责人贺希明等被打倒。《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前进》。
(二十八)西藏自治区,1968年9月5日成立自治区革委会。主任曾雍雅,其他主要负责人还有任荣、巴桑等。原自治区负责人周仁山、王其梅被打倒。
(二十九)新疆自治区,与西藏自治区同日成立革委会。主任龙书金,其他主要负责人还有赛福鼎等。原自治区负责人武光、吕剑人等被打倒。
至此,经20个月社会大动乱的几次反复,除台湾省外的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才先后勉强成立革命委员会。1968年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在祝贺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成立革委会的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中,新华社的通讯中,都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美誉为“全国山河一片红。”自此,“全国山河一片红”便成为,文革中家喻户晓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代名词和赞美语。
“全国山河一片红”――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实际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体制和行政工作上的一次重大倒退。正是基于这个实质,1979年7月1日,全国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决定的决议》,决定取消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名称,恢复各级政权机构原有的名称。这样,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及其以下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最终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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