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星球大战与美式熔炉文化 -- 浮云

俺是一个星战迷。当然，属于比较业余那种，看影只看了几遍，碟片不全了，硬盘上的影片今天下了明天丢。小说也没几本。

很早就看过文章，说《星球大战》里面融合了日本武士、二战军装、毛琴手枪、东方哲学、西方科幻种种东西。

这些年到了一些地方，多少看见些东西，感觉这星球大战，简直就是美式熔炉文化的缩影。

长翅膀的，长舌头的，两大脑的，一身毛的……全在一起工作、生活。这是星战，也是和美国一样的移民国家的常态。只有到移民国家，才能理解，这个世界确确实实是由不同肤色、不同服饰、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的人组成的。

加拿大与美国不同，有时这种不同是刻意的。俺有几次跌眼镜：一个中东人，向牛奶里放入一大包橙汁粉，再加进很多的糖。一个欧裔同事，每天上班，居然穿着藏式僧袍。一个身材和我一样高的俄罗斯中年汉子，见着我就像见着他们家亲戚那么开心。但我也很快学会了，告诉库尔德人我知道他们的民族政治诉求。在伊朗新年问哈桑节日快乐以回报他在中国初一对我的问候。和加拿大小伙子研究碑酒的价格。习惯了工作时间，伊斯兰同事默默的离开走向祈祷间……

全力追求于光明与黑暗的分界。从1980年代接触星战开始，俺就对绝地武士时刻防备堕入黑暗面感到奇怪，这是从哪儿来的？后来了解了一些中东常识，这才明白，善恶二元论（光明黑暗）是曾经在中东至草原地带广泛存在的哲学思想，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都以此为核心。乔治·卢卡斯怎么吸引的这东西，俺不懂，但追本朔源，肯定不是美国本土产品。

东方式的练武。绝地骑士的培养过程，特别是内铄外修，非常接近中国武士的培训，内外丹、内外家拳的习练。

不过千万不要以为乔治·卢卡斯受到气功和特异功能的影响。气功名词的出现是1950年代，特异功能名词的出现是1980年代，这两个东西合流并大热到莫明其妙的程度，是更晚近的事情。乔治·卢卡斯肯定受到东方武学的影响，但是否接触到东方文化里一些不入流的东东，没有证据。

美式文化产业的发展。一个产品，带动另一个产品，最终形成巨大的群体产品互相促进，这是标准的美式文化产业。

我有时想，假如金庸，以他的十五部小说为基础，办一个文化产业，能控制的，比如电影、电子游戏，自己投资来做。不能控制的，比如盗版书，出一本题纲，再出一套合同，视情况不同收取加盟费将其转成正版。那么，会不会开发出一个比乔治·卢卡斯或者迪斯尼还宏大的金庸产业集团？

我对美式熔炉文化了解不多。只有一些感观上的东东。我觉得，这星战，就像美国：各种元素凑在一起，生冷冷硬，但又兼容的不错。具备攻击性，也有一定程度亲和力。粗陋得很，可又耐人回味。看着没什么太大出息，事实上生机勃勃。

观点很新鲜，想想还真有道理。

不过貌似老爷子自个儿一个也不满意的样子

比较起来，金庸更像文人，靠通俗文学出名之后看重的倒是学者头衔；老卢更像商人，自始至终都是把点子鼓捣出来卖钱，没听说跟哪弄个名誉博士，上哪又带博士生啥的

金庸其实也搞过下新闻业的，也和他的武侠小说有关的，不过现在明报应该早换主人了。

金庸如果当新闻学教授，极可能堪称中国新闻理论界第一把交椅，无论是研究报业管理、新闻写作、广告营销还是资本运作、传媒参政，都是上上人选。

金庸如果当文学教授，专门研究武侠小说史或者文学写作，立马就给中国文化史留下一段绝代佳话。

可他偏偏去当历史学教授……就凭他的袁崇焕评传，他那有一点点史家风采史家眼光啊。袁崇焕和崇侦居然是性格冲突……晕死了。

唉。这份传统文人习气啊。和金大师有一比的是高阳，一辈子，就为没个正经出身内心卑哀。再往前，中国文人写小说是不留名的，恨不得把名藏起来。什么兰陵笑笑生之辈，凭空多让后人捧个饭碗，不知多少专家学者靠猜迷混一辈子。

不过你说，金庸那些东西，究竟能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什么有思想价值的东西呢？也许正如此，他才想往历史上靠，但是。。。

金庸1955年开始写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到现在已经半个世纪。金庸1972年封笔《鹿鼎记》，迄今三十余年没有新的文学作品问世。

看不起武侠小说的人，基本控制了舆论渠道。包括金庸自己，稍有“文化”者，均视武侠小说为末流。

结果怎么样？

当然，我说也行。我也不算什么正经读书人，只是半生以来，无一日不与书籍打交道。仔细思量，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读一读的，居然是——金庸小说。

不要忘了，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这是一个网络的时代。这是一个快闪的时代。

说得对不对，准不准再由时间去说。

金庸杰出的写作才华是无可否认的。但是作为一个新闻人，经历了二十世纪这个伟大变革的时代，以文学的形式写下洋洋几千万言，不说要求他看准历史大潮，居然连下任何时代的印记都没有打下，令人叹为观止。

有人说他的《鹿鼎记》影射什么，如果坐实，更为不堪。在香港这个以新闻和言论自由为骄傲的地方，还用什么影射的支流末技，教人怎么说呢。

我这么说可能开罪金庸迷，准备挨砖。

明报还是做过一些事的。金庸也以时评见长——据说写的很慢，以职业写手标准要求，会吃不上饭。不过报纸这东西，严格说是易碎品，本身就是急就章，何况是香港一地，他不可能有大影响的。就算是李普曼，他当年的时评，放到今天，恐怕不如河里时评版的多数作者。

金庸晚年的花瓶角色与站台行为，我并不看好。但他的政治实践，无论是促进香港一国两治，还是奔走海峡两岸，总归是对国家民族有益的。

金庸晚年的学术实践，事情在哪儿摆着，不说也罢。他的博士生，问题应该不仅是一级刊物发不了文的事情。在一级刊物上发文章这硬杠可以探讨，但中国今日的一级学刊，想来还不至于发文丢人。

金庸还有其他一些事情，多属我不了解，不敢乱言。但他与池田大作对话，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些价值。毕竟与池田对过话的人，都有几分份量。

至于我个人看法，说实话，无论是办个商业媒体，还是当当花瓶，甚至和池田对话，都可以评价，但不会评价太高，毕竟很多人在做这些事。

惟有写武侠。梁比之略酸，古比之略俗，温比之稍欠火候。金庸的地位，就是十五部小说顶起来。不错，这一床数好众女倒追男仿朱贞木，侠骨柔情来自王度庐。可何需百年，就算今天，有几个人知道朱贞木王度庐？金庸的小说中，何需影射时代。吃透中华文化，还用得着影射吗？寿与天齐的任我行，随手翻捡，不知要有多少人对号入座。

金庸晚年，确实让人希嘘，毕竟是人，不可能没弱点。记得他曾经说过，大陆的新闻自由已经非常充分（大意），引来骂声一片。今天想，他的意思可能是，自由世界的新闻控制，并不弱于极权国家。但即便如此，他的话也着实不该说——第四种权利永远是要争取的，就如我所在的加拿大，新闻记者随时在挑战执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