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好人王三官(一) -- 王外马甲
要吵去“青史”“观点”等版面吵
“天地一沙鸥”警告一次。相关帖第二次删除。
帝国军队应召而往,纯粹是你自己招惹的???
嘿嘿,这调调。前两天看一回贴说,非洲某国,女生不关门就是邀请任何男人进去XX。于此颇为相近啊。
不要因为打内战而给别人制造乘虚而入的机会
不需要看45年后它怎么努力剿匪,功亏一篑,只要看看它在45年之前的几年做了些什么就知道了。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啊。
请勿把讨论话题扩展到不相干主题上。
关于给“党国”抱屈的讨论一律请去青史。
谢谢合作。
誓死不当亡国奴
那是典型的狼奶
培养仇恨是不利于世界一体地
变红了
舞阳县的地形,总的说来是北低南高,从北边的北舞渡到县城是平原,再向南就逐渐进入山区,过了南山(今舞钢市)就是查岈山了。
(注:查岈山的“查”应该还有个“山”字旁,不知怎么搞的,我的字库里没这个字。反正这个“查岈山”就是58年的“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
44年11月的一天,王三官听说查岈山来了共产党的军队。
那天下午,他从乡公所办事回来。正走在路上,前面一个人的包袱皮散开了,一摞纸掉下来,随即被风吹得到处乱飞。王三官也是好心,东奔西跑地帮他把散落的纸张拣回来,一低头就看见了纸上写的字:抗日宣言……
那人先是说了声谢谢,然后又说:“对不住了,要请你陪我走段路”。王保长看见人家的衣服底下露出的半截枪管,还有啥办法,只得乖乖地跟着走。
那人一路走、一路讲抗战的大好形势,还说:新四军的“挺进兵团”已经开辟了查岈山抗日根据地、马上就能和北边的八路军联起手来,舞阳境内的日本鬼子眼看就要被消灭、帝国主义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啦……说得王三官满心欢喜。
接连过了几个路口,已经能望见山区了,那个共产党才说:“就送到这里,嗯?你不会转身就去报告吧”
王三官连忙保证:“您放一万个心,山不会碰头、人总要碰面的。我叫王缘道,都叫我王三官,家住大洼村,今天若是遇到了什么闪失,情管喊人找我算帐”
那人笑一笑,走了。
其实,王三官对共产党并不陌生。在这之前,他虽然没见过共产党的军队,却见过共产党的人。
抗战爆发的时候,舞阳县就有不少共产党,领头的是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小青年邹屏(舞阳人,时任县委书记,建国后曾任冶金部矿山设计院院长),跟他一起的也都是些学生,他们成天搞演讲、贴标语、办报纸,还成立了“救国会”,有时也到乡下来做动员。
救国会的成员都是知识分子,村民们对他们讲的大道理半懂不懂。再加上这帮学生大多是官宦人家的子弟——王方明(北大学生)、刘丹岑(清华学生)、张茨山(北大学生)、效信趁(北大学生)、苗宝泰(清华学生)、史聘侯(河南师范学生)……家里都是舞阳县的名门士绅——所以,老百姓一直就没太弄明白这些共产党和国民党有多大区别。
不明白也不要紧,反正国共合作了嘛。可没想到,国民党又突然翻了脸、连抓带杀的搞了大半年,于是舞阳县就再没见到共产党了(40年,舞阳县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皖南事变后全部撤往根据地)。
其实,王三官对共产党并没有特别的好感。在他的印象中,国民党爱打人,共产党爱训人,成天不是说这个“成问题”、就是说那个“没觉悟”,好象别人都不如他们;国民党不讲道理,共产党却太喜欢讲话,八字没一撇的事也能说得天花乱坠,手里没枪没炮、开口就是“胜过百万雄兵”,虽然口号喊得响,老百姓的心里却没底。
王三官曾经和共产党人闹过一点矛盾。38年的时候,刚从北平回来的王方明到大洼村做抗日动员,村民们听到一半就没了兴趣、跑到三官庙里烧香拜佛,王方明顿时急了、闹着要拆了三官庙,还说这是封建迷信,“供上全猪全羊也消灭不了日本鬼子”。王三官反驳说:“你不迷信自然有人信,等你打走了日本人再来拆庙也不迟”。
事到如今,王方明没能打走日本人,王三官的庙也被鬼子拆掉了,迷信不迷信都没用。
听说共产党到了查岈山,王三官当时高兴了一阵,但随即又沮丧起来:国军的那么多队伍都挡不住日本人,八路军新四军又能有什么办法,那个人讲述的美好前景,不过是吹牛罢了。
年底的时候,有消息说“效信趁支队”打垮了史聘侯的保安大队,新任县长刘馨吾请八十九军的“突击团”来帮忙,国军和新四军在南山打起来了——效信趁原本就是共产党,他当新四军的支队长是理所当然的。可史聘侯和刘馨吾原先都是他的好朋友,现在怎么就不能“以和为贵”、合起来打日本,偏偏要自己先干一仗呢?——王三官真是想不通。
没过几天,又听说国军打输了、刘馨吾县长也差点被抓住,新四军占领了南山九头崖,在尚店乡一带站住了脚。王三官心想:这共产党真是比以前厉害多了,前几年,政府说赶走就赶走,现在回来了,连国军都挡不住。
有天晚上,小洼村的一户人家生孩子,托王三官去请接生婆。
“三姑六婆”里分“药婆”和“稳婆”,其实,看妇女病的药婆子和接生孩子的稳婆子通常是一个人,有时候她们还兼着媒婆、神婆,反正是什么能赚钱就干什么。按道理,村民生孩子不关保长的事,可现在不同了,鬼子一到天黑就戒严、发现路面上有人走动就开枪,所以,半夜里去请接生婆就必须劳动保长出面——打着“平安灯笼”、喊着“没事喽”过道沟过路口。要不然,小孩没生下来,大人反倒先送了命。
这类事情,王三官当然不能推辞,忙碌一番回到家里已是半夜三更了。
一进屋,看见地下铺着草,十多个当兵的坐在麦秸上休息,有的擦枪,有的补衣服,见到他就满面笑容地打招呼:“主人家回来啦”。
王三官顿时有些迷糊,哪里来的兵,这么和蔼客气,真是从没遇到过的事。他连忙对姐姐说:“怎么不请老总们上炕休息呢?还不赶紧去做饭?”
“他们都不愿意上炕,也不要我做饭,说是不能打扰老百姓……”
“老王,不必客气,我们身上尽是血污泥垢,在地上靠一靠就行了”,说话的正是前些日子在路上遇见的那个人。
原来,这人是舞阳县新来的县委书记,名叫苗宝泰。前几天,他带着“叶舞支队”的一个排到北边去办事,途中和鬼子遇上了,一伙人边打边跑、死伤了好些个,走到大洼村附近实在没力气过道沟了,就想起王三官的姓名地址,于是一路摸到他家来、打算休息一阵再走。
(叶舞支队:由“效信趁支队”改编的地方部队,在叶县和舞阳县活动、受新四军五师“河南挺进兵团”指挥;
效信趁:舞阳人,北大法律系毕业,39年入党,曾任北舞渡区区长、叶舞支队支队长,河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秘书,46年在中原突围中牺牲;
苗宝泰:舞阳人,38年入党,曾任清华大学“民先”委员、中共舞阳县委书记、县长,建国后任辽宁省委党校校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他代理辽宁大学革委会主任的时候收了个挺有名的学生,名叫张铁生)
王三官听说过苗宝泰的名声,他想把“县太爷”拉到炕上休息,可苗书记不愿意,只是问能不能赶紧找个医生来。
大洼村附近没有医生,只有罗大扁担因为练武术的原因、懂一些跌打损伤的医术。罗小扁担死了以后,老头一直住在村公所里,王三官就去把他叫来了。
见了伤员,罗老头觉得很为难:“我只接过骨头,没治过枪伤,不知道行不行”
新四军都说:“一定行的,你就大胆动手吧”
有位姓陈的排长,肩膀上吊着布条子,用块小木板将手臂托着:“我胳膊上的伤已经四天了,好象是一颗匣枪子弹打进去了没出来,你拿我先开刀,有事决不赖你”
“伤口治过了没有?”
“哪里有人治,先受伤的找块膏药贴上,后受伤的连膏药都没有呢”
既然如此,那就治吧,可受伤的战士有五个,而罗大扁担却没有伤药。王三官想了想:“我知道哪里有药”,说着就跑到生孩子的那一家,拎起稳婆的药篓子就走,老婆子追出来问:“保长,谁家又生孩子了吗?”,王保长哪里敢告诉她。
把药拿回家,罗大扁担朝篓子里看了看,眉头皱成一团:“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药?”
王三官说:“从接生婆那里”。
一屋子的人全乐了。
解开陈排长胳膊上缠着的布条,立刻就闻到一股腥臭的味道,撕开最里面一层的大膏药,发现由于先前裹得太紧不透气,伤口已经黑了、肌肉也开始腐烂。又看看伤口背面,果然没有穿透,子弹还在里面。
罗大扁担说:“必须把子弹取出来,不然的话,周围的好肉还得烂、这支胳膊也要废了。不过,你可要忍耐些才行啊”
“不怕的,你情管动手吧!”
先兑了两碗盐水给伤口消毒,然后就用一根铜针探进去找弹头。陈排长痛得浑身直哆嗦,却还是说:“不怕,不怕的”
铜针通进去两寸深,终于探到了子弹头,陈排长的脸上全是汗、衣服湿透了、牙齿咬得咯咯直响。王三官帮着拨开伤口,罗老头用镊子夹住弹头、使劲往外拔,随着一股脓血向外喷出、子弹终于出来了。
陈排长疼得满脸鼻涕眼泪,却始终没有哼一声,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忍受这个手术,可真够刚强的。
罗大扁担拣出归尾、红花、儿茶……配成敷剂糊在伤口上,笑着说:“没办法,药婆的篓子里只有这些东西将就能用。不过,你遭的这份罪也和生个孩子差不多,算是一场大难了”
陈排长也笑:“子弹取出来就轻松了,马上就能打鬼子,让他们也遭回大难!”
那天晚上,几位伤员都得到了救治。
休息的时候,苗宝泰仔细询问大洼村周围的环境和县城里鬼子的情况,王三官一一做了解答。他也向苗书记提出了自己的疑惑:“你们和史聘侯、刘馨吾原先在一起共过事,现在怎么不能好好商量,一定要打架呢?”
“我和刘丹岑是同学、王方明的哥哥也在国民党,彼此间并没有私仇。可是,我们要抗日,而国民党却宁愿把舞阳留给日本人也不让共产党进来、还调集部队围剿我们,这就犯了众怒!南山是查岈山进舞阳和叶县的路口,新四军商谈了多次,刘馨吾和史聘侯就是不肯借道,你说该打不该打?”
王三官就再没说什么。
(刘丹岑:舞阳人,刘馨吾的弟弟,曾任中共舞阳“救国会”宣传股长,后脱党,时任国民党县保安团政训处主任;
王方明:舞阳人,大哥是国民党县长、二哥是舞阳县党部干事长。他本人38年加入共产党,时任舞阳县委副书记。后担任河南省军区干部科长,河南省体委副主任、党组书记;
史聘侯:舞阳人,曾任中共舞阳“救国会”干事,后脱党,时任国民党县保安大队长,被叶舞支队击毙)
我这还算是板凳花。
新四军来到南山,舞阳县立刻热闹起来。村口路边经常可以看到宣传抗日的标语传单,游击武装也时不时的打伏击、搞偷袭,折腾得敌人坐卧不安。
45年春节前,维持会的日本顾问小野和翻译官潘庆扬到猪栏(朱兰)收购年货,游击队也混到集市上想借机干掉他俩。可是赶集的人太多,一直没找到机会动手,后来就被便衣队发现了。“山连山”崔巍和游击队在街面上对打,结果,小野、潘庆扬和崔巍虽然被击毙,却也误伤了一些无辜的路人。鬼子汉奸就拿这事做文章,树了块“勇士碑”,除了吹捧崔巍、还写着“共匪如洪水猛兽,切需严防”——这块碑没过多久就被人砸了,老百姓知道,什么共匪?汉奸“山连山”才是真正的土匪呢。
不过,也有人看不上“共匪”。当时有段顺口溜:“游击队,老砸队;晚上走,白天睡;打两枪就往后退”,说明地主老财对游击队很不满意。河南土话,绑票索钱的土匪叫“老抬”、专抢大户的土匪就是“老砸”,共产党征收粮款主要以富裕人家为对象,确实有点劫富济贫老砸队的意思。但是,游击队要吃要喝要粮草,王三官却一点意见也没有。
这些日子,王三官的心肠变硬了。
正月初五,游击队在大洼村外的公路上打死了几个喝醉酒的鬼子兵,日本人叫保长拿白布把尸体裹起来,他照办了。41年他也干过这事,那时候是自愿的、而且还带着几分惋惜,可现在他看着这些尸体,心里却充满了复仇的快意,甚至还有些埋怨游击队撤退得太快,没能把收尸的鬼子一起干掉。
自从共产党来了以后,鬼子汉奸总算知道害怕了,一到晚上就缩在据点里不敢出来,大白天也是小心翼翼的,再也不敢象以前那样、三两个人就四处乱窜——这让王三官感到很欣慰,他从日本人紧张的神态中看到了共产党的力量。为了这种力量、为了陈排长那样刚强的人,新四军即使需要更多的钱粮,他也愿意去筹集。
大洼村属于“游击区”,根据地派下来的任务并不是硬性的,能办就办、不能办可以推脱。虽然如此,王三官却总是尽力去完成。
最先让他去做的事情是买盐。南边山区的食盐很紧张,可十六保的盐也是定量的,如果要得少,从各家各户的嘴里匀出一点就能办到,但如果数量多了就只得到县城去买。
县城里“大信公司”的货物齐全,从烟土、老海、大力丸到洋布、大米、砂糖,什么都有。王三官又去找俞家兄弟帮忙,俞大算盘问:“你要这么多盐干什么?”
王三官回答:“我开染坊,染布的时候要用盐巴当配料”
俞大算盘点点头、开条子去了,可俞二算盘却笑着不说话。王三官知道这句瞎话骗得了老大骗不了老二,因为大算盘是念书出身的、不懂染布,而二算盘却经常到染坊里来玩,样样精通。
见俞二算盘没戳穿自己,王三官以后每次买东西就都去找他。这家伙倒也机灵,无论王保长来买什么,他从来不问原因,只管埋头开票、发放行证。
王保长买东西容易,根据地要求他采购的物资也就越来越多,王三官明知道危险,却还是壮着胆子去办。有一次,递上去的单子里除了食盐,还有AB电池、漆皮线、蜡纸、油墨,这都是些违禁品。俞二算盘看了看,把漆皮线划掉了:“这个办不到,我另送你一件东西吧”,说着从抽屉里摸出个望远镜。
“我要这玩意干啥?”
“你用不着,有人用得着,就算是交个朋友吧”,俞二算盘眨眨眼睛。
王三官乐了:“你这玩意从哪来的?”
“日本人送的”,俞二算盘象是无心的说:“舞阳的日军要去打南阳了,这两天就出发”。
当天,王三官就把这个消息通报给了抗日政府,苗宝泰县长(他是县委书记兼县长)很高兴,说“这个情报可比漆皮线重要多了”,立刻奖励给他一头牛。
1945年3月,驻舞阳县的日军部队被抽调去参加“豫西鄂北会战”,除县城外,大部分据点的守备部队都换成了伪军,新四军随即对交通要道展开了攻击。
3月25日那天,苗宝泰县长找到王三官,说新四军要攻打尹集镇,能不能请他组织一个担架队前去支援。尹集据点是大洼村的民夫参与修建的,村民们在那里没少挨打受罪,王三官的岳父是在据点门口被打死的、罗小扁担的家也是被尹集的鬼子祸害的,所以他十分赞成打尹集,当即表示愿意帮忙。
三十个人、八副担架,担架员大多是罗大扁担的亲戚和徒弟,罗老头自己也要求上尹集前线,王三官知道他是想为儿子孙子报仇,于是就同意了。
说段题外话。关于尹集战斗,双石兄在大作《魂作楚天雄——刘少卿将军传》中也提到过:
部队很快来了,是周志坚带的第十三旅两个团,还带来了李先念的一封信……
仗打得很顺利,商振华部被大部解决,缴获了几百条枪,美中不足的是周志坚这员猛将胸口负了重伤……
这段叙述大致不错,但还是有错(嘿嘿,双石兄别骂我)。
首先,这伪“第一师第一旅”的头领不叫“商振华”,而是叫尚振华,他也不是“前东北军军官”。
尚振华的故事说来话长,往简单里讲:他是舞阳县北舞渡人,河南师范毕业,26年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并加入共产党,随后到二十军教导团(侯镜如部)任班长、指导员,27年8月1日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回家乡开展工作,曾担任豫中特委书记、军委书记,河南早期的党建工作和红四方面军在河南的一些活动大都和他有关系。
38年,尚振华因家庭原因脱党,以后逐渐走向反动。45年这时候正担任着伪绥靖第一军(军部在许昌,军长邱山宇)第一师(师长关震亚)的副师长兼第一旅旅长,抗战后曾任国民党副师长、参议员、联防司令等职,解放后隐藏在贵州遵义、四川重庆做小生意,51年被熟人认出(解放初期,西南的干部很多是从河南来的),随即被押回舞阳枪决。
其次,13旅旅长周志坚带来的不是两个团,而是38、39团的各一个营;尹集战斗的时间也不是“5月间”,而是3月26日……
45年3月26日夜里,王三官带领担架队到达尹集,挺进兵团司令黄霖(开国少将,曾任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见到他很高兴,夸奖大洼村担架队是“游击区人民的模范”。
尹集据点原先驻扎的是日本兵,3月15日才由伪第一旅副旅长李天运带着两个团共2000多人接管了防务,3月26日上午,尚振华得到新四军即将攻打尹集的消息,急忙领着机枪连、特务连和一帮副官参谋赶到据点,他对手下的军官说:“这里工事坚固,朱兰店和县城里还有日军策应,只要集中兵力、加强防御,新四军就打不进来”。
那天晚上有月亮,月光把尹集据点照得很清楚。在以前,老百姓天黑以后是不敢靠近这里的,可今天,大洼村的村民们不仅指着每一段寨墙讲述防御工事的特征,而且盼望着能立刻冲上去,把炮楼拆掉、把据点推平。
夜里两点钟,东北方向响起了枪声,那是周志坚旅长带着十三旅的两个营率先打响了,接着,黄霖司令员也指挥挺进兵团第四团和舞阳支队从南向北攻。
枪声并没有王三官预想的那么密集,他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新四军的子弹少,必须瞄准了才开枪,胡乱射击、浪费弹药是不允许的。倒是据点里伪军的机枪“嘟嘟嘟”地响个不停,于是就有人喊:“特等射手!去打掉机枪”。
敌人的机枪手是否被打死,王三官不知道,反正那些机枪响了一晚上,天亮以后就不响了——他们的子弹打光了。
担架队都躲在指挥部旁边的大沟里,黄霖司令员不让大家靠近阵地,说是晚上看不清人,民工冲上去救不下伤员还容易被误伤。
王三官问苗县长:“没人上去救,新四军受伤了怎么办?”,苗宝泰说:“那就只好躺着等天亮呗”,大家都说好可怜:“等到天亮,怕是要流血流死呢”
过了一会,前面背下来一个伤员,尚店乡的担架队赶紧上前去接,回来的人嚷嚷着受伤的是周志坚旅长,胸口中了一枪、被血迷住了(失血昏迷)。苗县长就发脾气:“不许胡说!你怎么知道那是周旅长?”
“才不是胡说呢,守着他的都是些背匣枪的人,有的还喊‘旅长’、‘旅长’……”
指挥所附近不断有人跑来跑去报告情况,阵地前沿也是一会儿吹号、一会儿吹哨子、一会儿枪声大作,王三官时而听见有人说:“好!打下来了”、时而听见有人命令:“继续追击,不能让他们跑了!”。可是,他明明看见尹集据点的寨墙还是好好的,不象是被攻破了的样子,不由得十分纳闷。
天亮以后,担架队在苗县长的指挥下救护伤员,王三官这才看明白:原来打了一晚上,新四军只是收拾了周围的六个村子,把尹集给包围起来,中心据点根本没有突破。
我们的人伤亡不小,牺牲了多少不知道,抬下来的伤员就有二百多。可新四军的战果也很大,光是俘虏的伪军就有八百多,伪团长朱文轩、营长樊绍义都被抓住了,缴获的步枪象柴火似的一捆一捆地往回挑。
天一亮,王三官也看清了新四军的打扮:有的上身穿军装、下身穿便裤,有的没军装只戴顶军帽,还有的连帽子也没有、就在胸前缝了个“新四军”的布条条……这也难怪,“河南挺进兵团”在半年时间里从一千人扩充到八千多人,这些战士大多是刚扛枪的新兵。
尹集据点被包围了,新四军就在外面高声劝降,一会儿说好话一会儿说硬话。
“一旅的弟兄们,交枪吧,枪是鬼子的、命是自己的,何必白白送死呢?”,这是劝导。
“不交枪,有本事你们打上来”,伪军在炮楼里回答。
“狗汉奸,快投降!不然要开炮了,炸你个片甲不留”,这是威胁。
“你们能有大炮,鬼才相信呢……”伪军软硬不吃。
双方吵嘴对骂,罗嗦到中午,新四军还真的搬来了一门炮。
炮兵们七手八脚地组装大炮,伪军们就趴在寨墙上观望,猜测这玩意是真的还是假的。
黄霖司令的手一挥,炮兵“咣当、咣当”就是两炮,全打到寨子里头去了,没打着人,倒把伪军吓了一跳。调整一番再打,一炮打在据点前的壕沟里、一炮打在寨墙上,炸死几个人、轰塌了一个口子,新四军和老百姓都喊:“好,好!打得好!”
再喊好也没有用,总共就这四发炮弹,全打光了。
下午,王三官担架队抬着十几个伤员回家了。大洼村虽然是游击区,但由于这次的伤员比较多,苗县长要求他们也协助完成救治任务。
当天,尚振华和黄霖司令员谈判,他答应交出十挺机枪和八十支三八大盖,条件是新四军放他撤出尹集。黄霖考虑到继续强攻的难度较大,而且时间长了舞阳的敌人有可能增援,于是同意让开北寨门、让尚振华回北舞渡去。
至此,尹集战斗结束,新四军俘虏伪军八百多、缴获枪支九百,打开了进入豫中平原的通道。
尹集战斗只是抗日战争中规模不大的一次战斗,但它却给王三官的人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因为,自从他组织担架队上前线,十六保的各个村子就开始风传:“不得了,好人王三官如今变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