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三国】鲁肃在荆州问题上是榻上策的“叛徒”么？ -- 萨苏

为什末是“经济天才”？他的政策是不是和王安石差不多？

刘表和刘虞都是坐而论道之人，不好说是治世之能臣，更做不到乱世之奸雄。刘表比刘虞要强，至少可以自保（当然他死的也很是时候，否则就难说喽）。

至于苻坚，天下安定以后搞民族和解政策无可厚非，但是天下纷纭之时搞这个只能够说他太天真了。王猛的做法是对的，专制环境下，只能够长期严厉下的偶尔宽松，而不能够真正宽松，否则一定乱套。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说的是宽严相济，但是专制环境下只能够是多严少宽。当然与民休息的宽松是另外一回事情，那是对民众，不是对政敌。

黄老思想，讲求无为而治。无为而治不代表不治，关键在于这个度，这是区分庸人和高人的关键所在。

苻坚在这一点，我认为是失败的。

这个题目和咱们的话题离的也太远了吧。

简单地说，王安石和蔡京的学说是“性相近，习向远”。

王安石的改革，本意是好的，但是动作太大了，超过了北宋时期的接受能力，而且宋代是君臣共治，所谓“与士大夫治天下”，他得罪的势力太多了，难免不失败。

蔡京则要比王安石现实的多，也圆滑的多，所以他的措施实际上更有成效一些。北宋末期在西部的扩边成功（如果没有金兵入侵的，西夏差不多就不行了），经济上主要依靠他的成就。

之所以称蔡京为邪恶，主要是他对宋徽宗的“丰亨豫大”四字。

原来知道蔡京是在水浒里，后来听说他字写得很好，再后来听说他和王安石是一伙的，觉得这个人物很有意思。

所谓马背上得天下，不能马背上治天下。从下面的一篇李自成的文章也能看出，萨的一个回帖中也讲到过这个。

鲁肃是战略家，真是不虚。

儒家的那一段，个人以为是政治上太有效了，所以反而成了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如果可能的话，不如就这个话题另开一个主题。

历史上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游牧民族。只要本国能维持政治上的稳定，再持有稳固的农业生产，则基本上可以立以不败之地。王朝末期，往往国家以自耕农为基础的农业经济以被破坏，国家无法再有效地动员力量，所以儒家重农，重均，这一点，从历史上来说并没有错，尤其是在宋商业经济高度发展的情况下仍然亡于异族，这更是中国人的惨痛教训，所以明对商业格外压制，也是有痛定思痛的因素。

致于说到近代败于欧洲，只能说历史局面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的一套不能适用，但思想没有及时跟着变，但这个只能是怨我们后人不够努力了。

农业民族对付游牧民族的骚扰，其困难在于维持一支足够强大而且不至于引起本国动荡的常备军，因为那样做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小农经济的问题在于，它所产生的经济规模虽然可以很大，但是可以自由支配的却并不多，而且这种形式的国家一般其资源调配的开销都比较大，因此可以长时间支持战争的资源就很有限了。不像游牧民族，基本就是行国，作战就是举国动员，而且不存在后勤保障问题。

中国历史上的北方边患，在唐末以前，本质上都是部落联盟，真正的核心力量其实并不大，而且受制于自然气候的影响。这样如果中原王朝能维持政治上的稳定，再持有稳固的农业生产，是能够积聚足够的力量，争取一战成功的（例如击败突厥和柔然），但是为这样的一次出击，中原王朝经常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储备（汉击匈奴，两代皇帝的储备，被一位皇帝轻易地花光了）。但是如果敌人足够强大，已经转变为半游牧、半农业民族，事情就不一样了。北宋以后的中原王朝面临的就是这样的问题。契丹/辽是典型的一国两制国家，恰好符合我说明那种半游牧、半农业状况，它的国力已经强大到了小农经济国家所不可能击败的程度。能够击败它的只有它自身的腐朽和远比它强大的军事力量。辽被金所灭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例。

金朝入主中原以后，迅速演变成为它所击败的国家（辽和北宋）的形态，这样它自己也就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金朝最大的失误在于在蒙古初起的时候没有把它扼杀掉（金章宗后期安于太平，使蒙古坐大），等到它意识到蒙古的危险，已经来不及了。农业国家有限的可调动资源和调动成本使得它很难组织起可以和强大敌人对抗的大军。

蒙古军最厉害的地方，是它对农业地区的屠杀和毁灭，这种毁灭使得农业国家无法维持自己的生存，更不要说击败对手。金宣宗南迁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对这样的对手，平原地区的农业国家是毫无办法的（明末，后金/清对明朝京畿的破坏则是有意识地掏空对手的核心地区）。南宋能够顶住蒙古军的进攻，主要是靠着地利（四川的山区和荆襄两淮的水网密集地区）

宋代的经济思想应该起自于唐代。安史之后，唐朝廷拮据，不得不在经济上多动脑筋。宋代的冗官、冗兵问题使得宋代的财政长时间困难，不得不借助于发达的商业经济，即使是这样，南宋在财政上也是非常困难的（川陕战区的战斗成本极为高昂），否则贾似道就没有必要搞什么公田了（历史上的贾似道远不仅仅是什么蟋蟀宰相）。

商人的问题在于经济实力是可以转化为政治实力的，历代的国君都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对他们采取的是羡慕、控制和防范态度。另外，农民没有土地就失去了生存的本钱，就会产生动乱。这两点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产生根源。均田制本质上是井田制的改进，目的是把农民困在土地上成为国家剥削的基础。

儒家重农，重均之所以不可能解决问题是因为土地私有制和微薄的农业利润，农民一旦破产就只有卖掉土地和逃亡，这样任何均田制都迟早会破产。事实上，任何重农/均田政策都是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吸收破产农民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他们从事其它的行业。儒家计不出此，而沉迷于井田制，就只能够让中国的王朝作死循环。

南宋亡于元是因为它的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没有一个得力政府的领导，再发达的经济也没有用。

明朝不懂得前代的得失，凭着朱元璋自己的小聪明搞的那些把戏（军队的卫所制，养兵百万而不花百姓一文钱，军屯，民屯，商屯），都是维持不了多久的。明对商业格外压制，只能够说明了它的愚蠢。这样的痛定思痛不如不做。不过也不错，他的后代居然还有一位搜刮狂，不把自己的国家搞垮誓不罢休的劲头实在是让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