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细雨寒风忆楚囚,相煎何必数恩仇。- 小述潘汉年 -- 潘一刀
前段时间写的一篇小文里提到了汉奸特务李士群,不由想起了和其打过交道的中共情报干才潘汉年。
潘汉年1925年入党,在党内担任宣传工作,但是1931年潘调入中央特科,从此开始了其传奇的情报工作生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周旋于上海等地,建立了卓越的情报网络,多次为党提供重要情报,并利用其宣传才干为党进行统战工作。1948年底,潘汉年组织策动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起义,使大批技术人员、资产和档案资料完整地保护下来。1949年,潘汉年又参与了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起义。1949年11月9日,两航人员在香港宣布起义,随后将12架民航飞机安全飞到北平和天津,为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也许这些功绩和几十万人大会战的胜利相比,算不上辉煌,但是大家知道建设远比摧毁要来得更难,砸烂一架国名党飞机容易,可是得到一个完整的机队在当时多么难得可贵啊。
解放后,潘汉年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等职。但是在1955年赴京参加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却离奇被捕。直至1977年4月17日于服刑期间病逝,也只能在墓碑上使用“肖淑安”的化名(写到这俺有些毛骨悚然,俺一刀也姓潘,生日是4月17日,莫非转世。咳咳,唯物主义,咱们唯物主义)。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场几乎毁灭其人生的波折呢,这就要说到咱们开篇提过的李士群了。
俺在另一篇文章曾提过李士群脚踏数船,和中共也有联系,联系人就是潘汉年。1980年珠江电影制片厂曾经拍过一部电影叫《与魔鬼打交道的人》,是以咱们国家后来的外经贸部副部长卢绪章为原型拍摄的,要说红色资本家,俺倒觉得卢绪章比荣毅仁更有资格,人家老卢可是周总理亲点去当资本家的,那是从里往外红的,经他手创立壮大的“广大华行”就是今天香港华润集团的前身。可那是个英雄辈出的年代,卢老这样八面玲珑的人物,和潘汉年比起来,这个魔鬼前面恐怕得加个“小”字。潘可是天天都在和李士群这样的人打交道,还拿着日本人的活动经费,那得什么心理素质才能游刃有余啊。潘一直把局面控制的不错,甚至得到过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情报。可任是潘汉年再小心谨慎,也着了李士群一次道。1942年4月,种种迹象表明,日军又有扫荡淮南根据地的企图。但具体情况不清楚。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饶漱石要求潘汉年领导的情报部门加紧对敌情的搜集。于是潘去上海拜访李士群,李不在,据说是回苏州家里了。到了苏州,李士群又不在,说到南京去了。待潘赶到南京见到李士群,李却不同潘汉年谈扫荡的事,话题一转大谈当前形势,不由分说地对潘汉年说:“汪(精卫)先生目前心情不好,他打算搞议会政治,听说你来了,很高兴。他想和你谈一谈。”没有上级的批准去见汪精卫这样级别的敌伪首脑无疑是违反纪律的,但是不见又怕惹恼了对方,探不到消息,经过短暂考虑之后,潘还是决定去见汪精卫,见机而动。会谈的内容无从分晓,有的说法称会谈时间很短且未涉及任何重要事宜;也有的观点认为谈到了共产党和汪伪的合作;更有玄的甚至称毛公有亲笔信交给汪精卫。真相恐怕只有等到当年潘的材料公开才能知晓了。
潘汉年回到根据地时,恰逢华中局整风运动进入最尖锐复杂的重要时刻。饶漱石整人有术,连陈毅最后都被整得在根据地呆不下去,自己要求去延安学习。潘汉年看多了惨烈的党内倾轧,颇有顾忌。因此,他在向饶汇报此次敌占区之行时,只谈了从李士群那里获得的一些有关"扫荡"的情况,而会见汪精卫一事便没有如实向饶报告。他担心授人以柄,饶漱石会利用这件事整他。可能他当时考虑以后有机会去延安时亲自向中央汇报此事。不料,未几,南京和重庆方面先后将这事传出,并加以喧染和歪曲。延安方面因未接到过潘汉年的报告便加以否认(这儿一刀大胆估计一下,就是接到报告也会否认的,斗争需要嘛。),潘弄得十分被动。
1945年初,潘汉年到延安出席七大。他决心当面向毛泽东说清楚与汪精卫见面的事情。可就在潘汉年到达延安前夕,饶漱石向中央指控潘汉年在敌占区"违反纪律"等,他的用意很明显,陈已被逼得躲在延安不出头,再把潘挤走,华中局就真的饶漱石一人独大了。可中央十分信任潘汉年,认为饶漱石不了解情报斗争的情况。因此,当潘汉年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公主动说了你的工作中央是了解的,中央是信任你的。外面的谣传我们并不相信,你也不用害怕。毛的这番亲近之辞,使潘再次丧失了向中央汇报真相的勇气。
在毛泽东和潘汉年谈话之后,中央于1945年2月23日向华中局发出一封由毛泽东亲自签发,由刘少奇和康生共同署名的给饶漱石的电报。电报内容说潘汉年没见过汪精卫,是敌方造谣污蔑,勿听信谣言中敌人奸计。
事情就是这样被阴差阳错地弄得复杂化了。潘汉年由于种种原因失去了向党解释清楚的最重要的几次机会。
七大之后,潘汉年又远离中央,长期奔忙情报与统战工作,此事搁了下来。
1955年的全国党代表会议期间,潘汉年才主动(也可能是因为54年秋,当年的知情人之一胡均鹤被逮捕,潘考虑到其招供的可能不得不说)将当年被李士群等人挟持去会见汪精卫一事的情况,向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毅作了详细汇报,并将写好的材料托陈毅转送毛泽东。毛泽东在材料上大笔一挥,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 随后,在当天下午毛又指示:“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于是建国后第一起“反革命”大冤案就此开始。写到此,一刀不由长叹,如果潘汉年将这个秘密隐瞒一生呢,他的结局会不会好点?毕竟另两个主要当事人汪精卫和李士群已经死去多时,死无对证了;另一知情人胡均鹤其时已经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潘再脸厚心黑一些也许就能挨过来。但是当时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因为包庇敌特案已被审查,潘作为直接主管公安的副市长也已经站在风口浪尖上了,这场运动,他终归是逃不开的。
1963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潘汉年是“长期隐蔽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内奸分子”,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文化大革命”中,潘汉年被永远开除党籍,改判无期徒刑。后被下放到湖南劳动改造。1977年4月含冤去世。客观的说,潘对党不坦白,的确是有错误,但是这和内奸可完全是两回事。正如李克农1955年4月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的报告中提到的,党的组织机密直到上海解放一直未被泄露 – 以当时潘汉年对上海、广东、香港地下党情况的了解,如果他真的是内奸,怎么会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因为他而遭到破坏?"面壁居囹圄,杀身何碍忠。" 为了这一个错误,潘汉年付出了整整22年啊。据说他在晚年常常念叨延安,他是不是还在后悔也许在延安时应该坦白一切呢?
潘的妻子董慧原是香港名门望族之女,其父是香港道亨银行董事长,1939年在潘汉年领导下从事谍报工作,两人志趣相投,从恋爱到结为伉俪。潘出事之后,董慧坚拒和潘划清界线。1956年董慧被收监审查时37岁,1975年从秦城监狱出来至湖南茶陵劳改时已是57岁了。潘死后,董坚持立碑,即使只能使用化名。同时,她又在下面刻上妻董慧敬立。她就是以这种方式默默地为他含冤死去的丈夫抗争着。在潘死后的那几年中她的精神分裂症复发了,常常在睡梦中惊呼:“老潘复活了!老潘平反了!”有时候又像同潘汉年叙话那样自言自语,尔后痛不欲生地哭泣,直到全身发抖,昏厥过去。
1979年春节过后,董慧的血压急剧上升,农场医院采取了最大努力的急救措施,终于回天乏术。2月24日,董慧脑溢血抢救无效,以60岁的终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最后想用董慧弟弟董锡权的话结束这篇小文:“在我们兄弟姐妹一群人当中,你和姐夫的成就最大,因为你们出生入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竭尽了自己的力量。”
中共情报战线的一代奇人潘汉年
电影海报,与魔鬼打交道的人
潘汉年与董慧
摘自潘汉年在上海 作者:黄祥豫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潘汉年、董慧夫妇的骨灰移送北京八宝山公墓安放的决定,中央组织部电告上海:潘汉年、董慧骨灰在长沙挂一节火车专厢,从长沙起程的日期定为1983年4月14日。这天正好是潘汉年逝世6周年。为了做好移送前的一切准备工作,我们会同湖南省委的同志,首先把埋葬在金盆岭公墓潘汉年的骨灰坛子启出,送到湖南省革命陵园大厅,把骨灰从坛子移入骨灰盒。同时,又把安放在洣江茶场董慧的骨灰盒送到省革命陵园,和潘汉年骨灰盒放在一起。
1983年4月14日上午,载着潘汉年同志夫妇的骨灰从长沙启程。到车站送行的有: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毛致用同志及省委书记、省长孙国治,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黄道奇,以及湖南省各部委办的代表、潘汉年同志在湖南的生前友好、省文联主席康濯、副主席蒋燕,湖南大学校长朱凡等同志。
中共上海市委特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高扬,市纪委(筹)副组长王子阳,市委统战部顾问刘人寿,全国电影协会副主席、上海文联党组成员于伶等同志,以及潘汉年胞弟、胞妹、侄子专程去长沙护送潘汉年、董慧同志的骨灰去北京。
15日上午,在北京火车站迎接潘汉年、董慧骨灰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廖承志、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丕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王鹤寿,以及周扬、夏衍、李一氓、阳翰笙、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白治民等,还有潘汉年夫妇在北京的部分亲属友好。在北京火车站贵宾室内举行了为潘汉年、董慧同志骨灰盒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的仪式。然后将骨灰盒送往八宝山公墓安放。潘汉年骨灰盒安放在副一室西88号,董慧骨灰盒安放在东院二室158号。
不过,就算潘小开50年代没有着道,后来也跑不了,做卧底的多半没有好结果.
杨帆的案子到现在好像不管明的暗的资料都不多。
那为何80年代为其夫妇平反了呢?
俺也拭眼镜以待。真相吗,就是这么辩析出来的。上回写六十一人案就知道了不少。
不要忘记,这个谈判的时间是在国际上德、日法西斯全面获胜的情况下和国内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的背景下进行的。今天,我们知道,这不过是黎明前的黑暗,但是那个时候,确实很多人犹豫、彷徨、畏惧,甚至叛变的绝望期。
潘在这个时间段违背中央意图,私自和汪伪政权接触,而且隐瞒不报,直到1955年才在
长达13年,潘竟然工作繁忙到连写一封信或者作一次汇报的时间都没有?不能不让人怀疑,它是瞒不过去了不得不坦白自首。
至于说
你可能不熟悉当时的政治环境,那时候党的控制能力和侦察能力远远比现在强大,隐瞒过去是几乎不可能的。这样的大事,汪伪内部的文件和记录绝对不会空白,蛛丝马迹不会没有。
潘是搞特工出身,警惕性和敏感性极高,没有深刻的触动和危机感,隐瞒了13年的秘密会主动坦白吗?
13年里,有多少机会可以坦白交待,数不胜数。
不要忘记,即使在战争年代,共产党也是有组织生活和学习的,怎么就没有机会呢。
潘对党有贡献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就这一条处理他就足够了!
至于说什么作风问题、经济问题都是小节,在那个环境下,为了伪装生存,不得不为之。
我们不好说潘内心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这么做,可是换作任何一个国家、政党、组织,能不能允许这样的擅自行动和隐瞒欺骗?
所以,潘既然选择了隐瞒,那么,后来的处理就是必然了。
引用一下1955年担任潘汉年案调查的李克农的5点反证
1942年的确是危急时刻,但据1955年担任潘汉年案调查的李克农的5点反证中的第一点,他的过错应属无法事先取得同意,而私作判断(也是为了获得重要情报)的特殊情况吧。
而且1942-1945是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为何隐瞒,我想熟悉从井冈山开始的党史的人,对来自左倾力量的党内斗争的残酷不会不理解。
我想不会有什么别的问题,1982年历时一年中纪委的调查结果在这里:
通知说:“中央向全党郑重宣布:把潘汉年同志定为内奸将其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这是建国以来的一大错案,应予以彻底纠正。”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
关露被周总理派到李士群身边工作,这种事要是查的话,根本瞒不了。
我并没有说潘是汉奸和内奸。
看一个人,主要是看得的作为,而不是思想。潘在42年前后是否有过犹豫和动摇,我们不是他本人,不好说;但是,从行动上,他没有叛党叛国,这个在没有别的可靠证据否定前是可以基本确定的。
我说处理他没错,是建立在他未经允许和汪伪的接触谈判以及后来的隐瞒不报。
关于这点,我认为量刑和处理是适当的。后期他被打成内奸叛徒是文革造成的,是历史悲剧。
至于说平反,说的是对把他打成内奸叛徒的平反,并没有说他未经允许和汪伪的接触谈判以及后来的隐瞒不报就是正确的。
纪律处分一个比较合适。。。 不胜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