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旁证萨苏的关于1992年中国科学院一个研究员的工资100 -- 燕庐敕
我的导师90年代初是天津人大副主任,跟我们发过牢骚,说什么时候知识分子待遇能赶上80年代,什么时候能赶上50年代,什么时候能赶上30年代。
一个代我们课的老师讲过,知识分子清高?买菜一毛钱三斤还是一毛钱四斤还要去争半天,清高个P呀!
按干部第21级(最初级)工资标准计,同级别地方干部各省市还有地区差,比如京津沪地区按最高类8类地区算,实习期满转正,标准工资是60元,相信河里河顾委级别都是亲身经历。那时干部加工资全国统一行动,好几年才加一次,一级级往上调,低级别的调一次不过5、6块,级别越高,级差越大。同年大学毕业的不用相互问工资,同地区的基本都一样(除非几年一次的调级加薪时那位仁兄脱过班),不同地区也差不了三五块。
科学院、大学属于国家事业单位,研究人员、教授属事业编制,如果只拿死工资,在80年代末是可能只有100多(因为文革中很长一段时间国家没顾上(或是没钱或是不屑?)给干部加薪。不信可以自己去算,假设60年大学毕业,之后3几年加一级,每次平均加6-10块,扣除文革期间(可能后期有过一次),到89年标准工资多少吧!
不过也要看专业,后来允许科研人员兼差,有的在外面搞项目,小金库补贴有时会超过工资很多甚至数倍。因为国家机关不得自己随意涨工资发奖金,所以那是时兴发实物发补贴,和尚属命好分配到好单位,那时每月工资虽只够买件好点的羊毛衫,但单位小金库补贴名目繁多,90年时月入已过千。记得拿机关死工资的老爸曾经感叹,革命一辈子,还不如一个小孩子!
一个月发的生活费最高也不过1000镑,大多也就几百镑,英国平均收入可是一年两万多镑,逼得刚买了房子的马大姐要晚上出去跳钢管舞
差别在于工厂、服务单位等企业的奖金多,一些工厂还有实物分配。
俺家兄弟姐妹三人,俺在学校,其他两人一个在国营大厂,一个在国营饭店。那时俺的收入最少,饭店的最多,现在刚好反过来。
说到教授的工资俺不清楚,老爸在文革后第二批升上教授(因为没著作),拿多少没问。不过他在文革前已经拿到140,是讲师最高一级。九0年前后拿100左右的教授应该是文革前级别较低的。
工资的增长过程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在八二年左右俺这个68年的工人拿四十三元多点,八三年的奖金是六元(是在医院,学校没这么多),再加上逢年过节工会发点水果。
八三年后回到学校,医院变成二十元奖金,学校不定期地发上每次十元,记得那时每逢个人金库见底时就会发上点。那时(八十年代)的困难补助是每次十二元,每年有一两次,需要一定条件,自己申请民主评议。
九0回了一次内蒙,不需买车票,一家三口花掉一千元,是靠LD的奖金积攒下来的,之所以还记得钱数是因为这笔钱存定期是俺去的,还碰上个倒卖国库卷的犹豫了半天。这一千元一半花在北京的三天旅游上,在内蒙沿途都有朋友接待,另送给师傅(给俺两口都当过师傅)一百元,他的孩子有病。
印象中事业单位工资增长快的是在大约九五年以后,具体的俺只查到2001年及以后的(在学校网上从那时开始记录),俺2001年1月的工资单应发数是1341,其中包括奖金的百分之六十。今年下半年刚过三千,这是工人的工资,教授要多一些。
。。。
兄弟90年去一个国防相关的研究所时,头一年和燕兄的收入一样,大约1200大毛,要是没有救济,嘿嘿。。。。。。 心有戚戚焉。
因为当时出国未遂,在外企里混了1年半。到98年1月仓皇出国时自己攒了10万通宝。当时偶爹妈两个62年毕业的高工很郁闷,偶攒的比他们一辈子存的都多。赫赫。。。
现在看来,出国是我当时最大的错误,唉。。。
可是萨爹和我的主任,60年代毕业,90年代初还是这种情况,恐怕不大对劲。
中年知识分子当年每个所每年都有人去世,也是科学院的一个“景”!偏偏他们才是承担科研的主力呀!
遗憾哪!
咱们还好吧,当年象咱们现在这个年纪的人是最惨的。
偶是当天上午才知道消息的,上午下午都有会,中午匆忙开车去的,俺上班的地方离聚会地点大约25公里。
如果早知道,偶就请假了,那就是3公里范围内了,而且可以全陪,嘿嘿。。。。。。
那时年轻,又没有负担,只是钱不够花。不过想想也是,换我真是头痛。
萨爹和我的主任那个年纪的人,60年代初刚毕业,应该拿56圆,5年后有中级职称,62圆。
这个就一直拿到1978,79年,才开始每两三年涨一级工资。老科学家,很多从国外回来的,或者解放前的专家教授,工资高的多得多。
偏偏萨爹他们这些人才是文革中和文革后乃至一直到90年代初期科研的主力,上有老,下有小,负担极重,工作又极累。还有,他们多数是我党教育出来的,责任心使命感和以前被耽误现在要抓紧时间赶上的自我意识极强。这样下来,自己逼着自己加班,家人孩子还有一摊,生活上拉板车买蜂窝煤大白菜,修厨房封窗户也都要自己操心,孩子年年长大,衣服年年要换,反正诸如此类的压力浸透了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而且这一辈人还极为好强,所以常常像是电影里的远征军一样,一个一个地倒下。
就以数学所而言,陈景润张广厚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虽然我知道西西河上大家都无恶意,但是一些无知的语言常常让我想起鲁迅的《记念刘和真君》里的
看看河里这几天的口风,文革是对普通老百姓有利而对官员不利的,应该重新评价乃至重新来过。
再来一次文革,还要再整整这些人?!什么良心!“国家队”的科研还搞不搞了?
最不可容忍的是这一百多块钱,还不是国家发给你的,你得自己拿到课题,从课题费里给你,可是课题,项目得你自己去找,所里概不负责。基础研究看不到成果,都是商品经济,你这课题怎么拿吧。没办法,当时科学院的大拿们真是八仙过海,连市政规划画图的活儿都接了,我们家当时是靠搞开发一个耳针中医诊疗系统(数据库的)渡过难关,钱不多,活繁琐,弄到全家上阵。我的编程技术,在那时候第一次投入实用。
那时候我曾跟老爷子杠过,我说您不拿课题一分钱没有,拿了课题呢,除了工资还得上缴,这不是吃饱了撑的么?干吗不拉出来单干呢?老爷子说那以后退休怎么办?医疗保健怎么办?房子怎么办?一串怎么办问得我没脾气。
不过有意思的是骂归骂,又没买方市场,又没经验,一帮书呆子却没有一个饿死的,反正最后七搞八搞的都找着了项目,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说来呢,一个是这帮人脑子毕竟还是不错的,逼急了总能想出办法来,另一个是科学院的牌子毕竟还是硬的。
几年以后就好了,所谓转型就是这么回事。
不过有些人永远看不到了转型结束了,所里有个平时很熟的长辈,叫程光先生(真人真事真姓名),当时都说他是大拿,因为他开了个公司,人也和一般的知识分子不一样,善于和人打交道,关键时刻找了不少项目“养活”大伙儿。结果两年以后,被养活的研究员们都挺好,程先生心脏病发作,过去了。其实,这之前他已经做过一次搭桥手术的。他也是知识分子,那份大拿的本事,别人看着羡慕,背后多少艰辛,只有他太太知道。
跟程先生一样当时帮过很多人忙的,还有一位唐友三研究员,唐先生是广东人,说话语调与众不同,我们总是喜欢逗他说话。也是从唐先生那儿得来的印象,觉得广东人都很实在,以至于后来对港腔代表的奸商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不过唐先生很厉害的,后来他的生意作得很大。他还有一样骄傲的是自己是个典型的广东人长相,儿子却非常漂亮,走在街上和《英俊少年》里面的海茵茨很象,是女孩子们很偶像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