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为什么"达赖集团"的阴谋又得逞了? -- 朴成兴
2、胡耀邦与阴法唐的攻守战
同年5月﹐胡耀邦偕副总理万里等领导人亲自视察西藏﹐藏农牧的贫困令他震惊。5月29日﹐胡在西藏干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演讲﹐称“西藏现在的情况不十分美妙”﹐“西藏人民生活没有显著的提高”﹐“我们党对不起西藏人民”。他强调﹐西藏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尽快提高藏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万里插话﹐称之为“一个发展﹐两个提高”）。为此他宣布了六条措施﹐总结起来是三点﹕一是由中国政府给西藏更多的钱。上一章说过﹐从1966年到1976年（文革期间）﹐中国政府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年均增长9.09%﹔此时﹐胡许诺年增10%。二是大批内调汉干（把汉族干部调回内地）﹐大量提拔藏干。他说汉干进藏30年了﹐他们的历史任务完成了。他要求西藏干部中藏人要占三分之二以上﹐万里则说要占80%（这里说的干部主要指党政官员）。三是大力发展西藏文化（5）。
胡的讲话在西藏干部职工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多数藏干当然欢欣鼓舞﹐他们最听得入耳的是大批内调汉干﹑大量提拔藏干。他们趁机大肆嘲笑﹑挤兑汉干﹐催他们赶快打包走路﹕总书记都说你们在西藏没干好事﹐你们的历史任务完成了﹐你们还不快滚蛋﹗
汉干的反应十分复杂。那些“和平解放”与“平叛民改”时期进藏的汉干（汉人称他们“老西藏”﹐藏人称他们“老汉人”﹐他们大部分有一官半职）认为胡全盘否定了他们的丰功伟绩﹐使他们陷入了被嘲笑被挤兑的不光彩境地。他们绝大多数出身贫下中农﹐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根深蒂固﹐对胡积极协助邓小平发动思想解放运动﹑批判个人迷信早就反感透顶（由于他们的抵制﹐思想解放运动在西藏毫无动静）﹐此时一齐大怒﹐大骂胡“乱放炮”。后来进藏的“新西藏”（大部分是小公务员﹑专业人员与工人）则欢喜若狂。他们在西藏并无值得自豪的光荣历史与丰功伟绩﹐却深受缺氧﹑严寒﹑缺电﹑缺菜﹑高山病﹑物资匮乏﹑生活枯燥﹑交通不便﹑家庭分散﹑土皇帝（上司）跋扈﹑文革后遗症（冤假错案平反不彻底﹑整人或被整或派性斗争造成的人际关系紧张）之苦﹐巴不得马上内调﹐早日离开这块对他们毫无魅力的地方。
以上各点﹐除了土皇帝跋扈之外（当时西藏的土皇帝大多是“老西藏”自己）﹐其余各点﹐“老西藏”也同样身受﹐甚至因进藏时间更长而更严重。据自治区党委1978年给中央的报告﹐当时西藏的汉干中﹐长期（一年以上﹐有的15年）在内地治病﹐基本不能回来工作的有1035人﹐其中地专级官员19人﹐占同级8.2%﹔县级官员137人﹐占同级10.6%。在藏边工作边治疗的共3436人﹐其中地专级官员28人﹐占同级12.1%﹔县级官员183人﹐占同级14.2%。一人在藏工作﹑与家属长期分居的达50%。家分几处﹐负担重﹔或夫妻在藏﹐子女在内地分托二至四处﹔或夫妻在藏﹐内地无家可归等情况的达48.1%（6）。不言而喻﹐他们中大部分是“老西藏”。平心而论﹐“老西藏”中许多人尚有毛时代培养起来的“献身精神”（献身西藏的革命事业最光荣）﹐并不怎么想内调。再说他们也明白﹐以他们的学历﹑能力与年龄﹐调回内地未必有西藏那样的地位与权力﹐更无西藏那样的关系网。
有趣的是﹐许多“和平解放”与“平叛民改”时期加入中共的翻身农奴干部﹐一方面巴不得汉干统统走光﹐让他们当权﹔另一方面也反感胡否定中共进藏以来的“伟大成就”﹐因为这中间也有他们的一份功劳与苦劳。他们和“老西藏”联合抵制邓﹑胡的怀柔政策﹐特别是其中的宗教﹑统战政策﹐使之难以贯彻得如邓﹑胡所愿。他们（以阴法唐为首）认为﹐放宽政策发展经济责无旁贷﹐但无限制地拨款修复寺庙﹑恢复宗教活动将会或已经导致宗教狂热﹐等于在为达赖喇嘛效劳﹔无限制地给上层人士退赔﹑做官将会或已经使后者翘尾巴﹐甚至向西藏当局指手划脚﹐是向被平叛民改打倒的农奴主阶级投降。长此以往﹐有可能引发新的叛乱。
他们特别反感的是班禅﹐后者自平反后﹐重新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曾要求兼任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相当于省长）﹐被邓小平以政教分离为由拒绝。他在1982年6月至8月去西藏视察时﹐虽也说了许多反对西藏独立的话﹐却引发了宗教狂热。单在拉萨和日喀则两地受其摸顶的藏民达30万人次。藏民对他夹道欢迎﹑献礼﹑磕头﹑欢呼﹐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均为历史罕见。以致7月6日在大昭寺举行佛事时发生混乱﹐踩死一人﹐挤伤11人。而班禅还认为自治区党委执行宗教政策是“收”不是“放”。阴法唐不同意他的说法。双方各自向中共中央告状﹐结果中央批评阴法唐“不尊重班禅”。1983年6月《西藏日报》报导六届人大会议时﹐没有刊登班禅的照片﹐班禅又向中央告状﹐中央批评自治区党委犯了“政治错误”（这在中共是很严重的事情）。自治区党委不得不专门写报告﹐说明会议期间新华社没有单独发过班禅的照片和言论（据其它人大代表说﹐新华社几次拍照﹐班禅均不在场）﹐因此《西藏日报》无法采用班禅的照片和言论（7）。由此可见﹐班禅复出以后﹐野心膨胀﹐想当西藏的太上皇。而胡耀邦也事事迁就他﹐使他的野心越来越大。
邓小平﹑陈云1983年10月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发起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给了阴法唐一个借口“反右”。在中共的术语里﹐“反左”就是要放松控制﹐即实行怀柔政策﹔“反右”就是要加强控制﹐即实行强硬政策。既然“清污运动”明言“反右”﹐对胡耀邦的怀柔政策不满的阴法唐就趁机做文章。西藏的事情总是慢半拍﹐11月18日﹐自治区党委才给中央写报告﹐先表示拥护“清污运动”﹐然后说西藏也有“精神污染”﹐其表现是﹕政治上﹐反动势力（指达赖集团﹐当时胡耀邦不准公开点名批判达赖喇嘛﹐所以只好含糊其辞﹐反正大家都明白所指）的颠覆宣传十分突出（这是邓﹑陈发动“清污运动”时列举的“精神污染”的内容里没有的﹐是西藏当局自己的发明﹐目的是提醒中央放任宗教狂热的严重后果）﹔理论上﹐也有人宣扬“异化论”（这是“清污运动”批判的重点﹐虽然自治区党委成员谁也不懂什么叫“异化”﹐西藏也没有人宣扬“异化论”﹐但必须写上﹐才能与这场运动挂上钩）﹔文艺上﹐有人搞“自由化”（这也是“清污运动”的题内之义﹐必须写上﹐反正“自由化”是顶大帽子﹐到处套得上）﹔宗教上﹐有的同志不敢宣传无神论﹐有些民族干部说﹕“在西藏宗教是最大的精神污染。”目前在思想战线和宗教工作中﹐既要继续纠“左”﹐又要着重反右﹐克服软弱焕散﹑放任自流倾向（这“宗教工作”云云也是“清污运动”的题外之义）。图穷匕首见﹐自治区党委原来是想借“清污运动”﹐反对胡耀邦无限制地放宽宗教﹑统战政策。他们借“民族干部”之口说出“在西藏宗教是最大的精神污染”这句话﹐也可谓用心良苦。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用第一人称说出这句话﹐一定会被胡斥为“大汉族主义”﹑“违反民族﹑宗教政策”。12月12日﹐自治区党委又给中央写报告﹐说明西藏宗教势力抬头﹐干预政治﹑生产与教育。有的党员参加念经﹑求神﹑朝佛﹑转经等。农牧区参与宗教活动的党员约占20%﹐有的地方高达50%﹐极少数党员要求退党。以此证明宗教政策上已出现焕散软弱和右的倾向﹐必须“反右”。
然而胡耀邦不买帐﹐仅仅过了一个月﹐自治区党委就收到了中共中央《关于在清除精神污染中正确对待宗教问题的指示》。该指示说﹐清污运动就是解决理论﹑文艺界的问题﹐宗教和精神污染是两回事﹐要把正常的宗教活动和精神污染区别开来（8）。阴法唐只得转向﹐把规模极小﹑微不足道的西藏文艺界当成替死鬼﹐在茶杯里面掀风作浪﹐这就是本书导论里说过的﹑我有幸恭逢其盛的“清污座谈会”。
为了逼迫以阴法唐为首的自治区党委彻底执行怀柔政策﹐1984年2月至3月胡耀邦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胡指出阴在西藏又犯了“左”的错误（这是我在西藏听到的正式传达）﹐特别是没有执行好宗教﹑民族﹑统战政策﹐对班禅﹑阿沛等尊重不够﹐对西藏宗教与文化不重视。胡强调要从个别到一般和从一般到个别两个环节认识西藏的特殊性﹐并列举了西藏特殊性的五大表现﹕地处世界屋脊﹑长期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单一藏族聚居区﹑全民信仰喇嘛教﹑外国势力策划分裂活动。他认为西藏当局对西藏的特殊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在工作中有四个担心﹐即担心是不是在搞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会不会削弱﹑宗教影响越来越大后会不会出叛乱（不知为什幺他只说了三个担心）。他说﹐丢掉这四个担心后﹐西藏工作就可能大进一步（9）。同年8月﹐胡又派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副总理田纪云到西藏﹐督促阴法唐彻底贯彻怀柔政策。1985年6月1日﹐胡终于撤掉了阴﹐代之以从未去过西藏的彝族人士伍精华（10）﹐并一再指示伍在西藏大反特反“左”。当时藏人不服气﹐他们说﹐中央派个汉人领导西藏倒也罢了﹐汉族毕竟是藏族的老大哥﹔可彝族是藏族的小弟弟﹐凭什么来领导西藏﹖伍果然不负胡的期望﹐他穿上藏袍﹐置政教分离于脑后﹐亲自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各级藏干纷纷仿效﹐在西藏上下掀起了空前的宗教狂热﹐伍因而被称为“喇嘛书记”。
胡耀邦的学历虽然不高﹐却是个非常聪明好学的人。他概括的西藏的五大特殊点也非常精辟。可惜他压根儿不懂藏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天真烂漫地认为只要不惜血本地善待藏人﹐藏人就会投桃报李﹑将心比心﹐善待中共与汉人。他把邓制定的怀柔政策发展到了极点﹐实际上变成了绥靖政策。他说不要担心宗教影响大后会出叛乱﹐竟变成了忏语----1987年至1989年的拉萨三次大骚乱与十多次小骚乱实际上就是不拿枪的叛乱。那时他虽已下台﹐却还健在﹐亲眼看到了绥靖政策的后果﹐也不知作何感想。
1987年初胡下台时﹐传说有一条罪状是对西藏“太右”﹐“老西藏”们也曾高兴了一阵﹐以为中央对西藏的政策会有所收紧。不料赵紫阳接任总书记后﹐宣布西藏政策不变。他不仅继承了胡的绥靖政策﹐甚至变本加厉﹐终于导致了三次拉萨大骚乱﹐迫使他在拉萨戒严﹐这是后话。
3﹑平反﹑统战﹑分地
根据我在西藏的观察与有关资料﹐所谓怀柔政策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取消阶级与阶级斗争。给全体因政治﹑宗教原因受到迫害或惩罚的藏人平反。这项工作从1978年就开始进行﹐所有因参加过1959年叛乱而被判刑﹑关押或“群众专政”的藏人全部被释放﹑摘帽（这是中共的专用名词﹐意指不再被称为“反革命分子”﹐不再受到歧视﹑监视与管制）﹔所有在民改﹑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革中被定为“阶级敌人”（农奴主﹑富农﹑牧主﹑富牧﹑坏分子﹑新资产阶级分子﹑资本家等）也全部被摘帽。六十年代初与文革中的冤假错案----诸如“小班禅案”﹑“七星党案”﹑“中华民族党案”﹑“地下寺庙﹑经堂案”﹑“复叛组织案”﹑“回民叛国集团案”等﹐以及数不胜数的反革命组织与分子﹑叛乱组织与分子﹑达赖特务等等----全部一风吹（11）。1983年10月邓小平﹑陈云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下令在全国开展清理“三种人”（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 与“打砸抢分子”）﹐胡耀邦特地明令在藏族中不清理（我在西藏听到正式传达）。文革初中共停发了给未叛领主的赎买金﹐此时也全部补发。文革初被造反派抄家的﹐也尽量退还﹔无法退还的折价赔偿。据统计﹐当时共补发了近百万元工资﹐折价赔偿被抄财物800多万元﹐补发赎买金400多万元（12）。是谓“落实对敌斗争政策”。
二﹑收买旧西藏上层。把大批昔日的“阶级敌人”----达赖时代的官员﹑贵族﹑上层喇嘛﹑新老活佛等恭恭敬敬地请进各级人大﹑政府﹑政协﹑佛协﹐高官厚禄养起来﹐享受各种特权。自1976年至1988年﹐共安排2100多名上层人士当官（13）。他们的子女也被送进中央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镀银镀铜﹐毕业后也当干部。1959年时的叛军司令拉鲁﹐曾坐过六年牢﹐然后当过十年农民﹐如今是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昔日的贵族吉普﹐曾是噶厦政府的五品官﹐如今是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是谓“落实统战政策”。
三﹑让农牧民休养生息。自1984年起﹐解散人民公社﹐把公社的土地﹑牲畜﹑牧场及其它生产资料全部分给农牧民﹐实行“两个长期不变”政策﹕“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14）。自1980年起至今﹐不收农牧税﹑不派购征购农牧产品﹑不收农牧区工商税（即农牧民在自由市场上出售产品不交商业税﹔乡镇私营﹑集体企业也不交税）﹑不向农牧民摊派任何钱物﹐乡村干部的津贴全部由政府开支。政府还向全体农牧民提供免费医疗﹑免费教育（部分藏族中学生还由政府包吃﹑住﹑穿）﹑免费科技与兽医服务﹑免费或廉价（由政府补贴）生产资料（良种﹑机械﹑电力﹑油料﹑化肥﹑农药﹑农膜等）﹑廉价（政府补贴）茶和盐（这是藏农牧的头号生活必需品）﹑无子女者的养老金﹑各种扶贫款﹑抚恤款﹑救济款等﹐农牧民的汽车﹑拖拉机也免收养路费﹐还允许农牧民开采矿产（15）。实际上对农牧民实行半包养政策。
1992年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去拉萨郊区达村调查时﹐发现“达村农业对国家的依赖性很强。达村使用的良种﹐过去一直是国家低价售给﹐价格相当于国家的粮食收购价﹐现在才逐步走向良种自给。使用的化肥﹑农药﹑农机更是国家高额补贴。一吨化肥国家约补贴260元﹐一台手扶拖拉机﹐约补贴770元﹐农药几乎是白送。农用周转资金往往也是国家无息﹑低息贷款甚至拨款﹐资金回收率非常低﹐事实上国家在相当大程度上承担农民的农业投资﹐农民享受投资带来的实惠。如1990年达村固定资产的255848元中﹐农民的自有资金只占39.34%﹐银行贷款却占53.87%﹐其它资金占6.79%。资金的大部分购买了手扶拖拉机﹐到1992年我们调查时﹐归还贷款的数量相当少﹐乡信用社透支15万元上交县人民银行补助。躺在国家高补贴之上的达村农业﹐基础非常脆弱。”“达村的农业生产已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如过去打场﹑扬场需一﹑二月时间﹐现在因使用机器而只需20多天﹐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很好地转化为农业进步﹐反而加剧了农村劳动力的过剩﹐每年除了三个月的农忙外﹐四分之三的时间都是农闲﹐青壮年劳动力浪费相当严重。”（16）
据统计﹐1991年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为455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比1979年的159元增长160%。1996年﹐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975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比1991年增长48%﹐年均增长8.2%。1997年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1040元﹐突破千元大关（17）。然而由于西藏的自然条件实在太恶劣（高寒﹑缺氧﹑干燥﹑大风等）﹐又无发展乡镇企业的条件（如前所述﹐西藏由于地处亚洲腹地与世界屋脊﹐内外交通都极为艰险﹐又缺乏廉价能源﹐加以人口文化素质太低﹐又深受喇嘛教的非理性思维束缚﹐根本不具备发展工业的条件﹐何论乡镇企业）﹐人口增长又过快（因为中国政府慑于国际舆论不敢要求藏农牧搞计划生育）﹐藏农牧的人均纯收入仍远远低于全国平均值。1997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090元（18）﹐藏农牧的人均纯收入仅为其一半。众所周知﹐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提高主要靠东部沿海农村的外向（出口）型乡镇企业﹐这是远离海洋的西藏永远无法企及的。考虑到西藏以外的全国农民没有免费医疗与教育﹑廉价生产生活资料等福利﹐藏农牧的实际纯收入与全国平均值的差距要比统计数字显示的小。又考虑到西藏的自然与地理条件是全国最恶劣的﹐能做到这样已属不易﹐那是与政府的大力扶持分不开的。
据噶厦政府统计﹐1950年西藏约90%的人口没有自己的住房﹐现在除了少数游牧区外﹐绝大多数藏人都有固定住房。1995年西藏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为20平方米。1952年西藏每亩地粮食产量仅80公斤﹐人均占有粮食仅125公斤。尽管1991年西藏人口比1952年增长一倍多﹐但1991年西藏人均占有粮食仍达290公斤﹐比1952年提高1.2倍。1996年西藏人均占有粮食372公斤﹐比1991年增长28%。在人口增长了一倍半的情况下﹐人均占有粮食仍比五十年代初增长了两倍（19）。
4﹑提干﹑招工﹑加薪
四﹑大量内调汉族和其它非藏干部工人（以下简称汉族干部工人）﹐大量提拔藏族干部﹑增加藏族职工。胡耀邦一声令下﹐西藏立即大规模内调汉人。最西边的阿里地区最积极﹐全区918名汉干﹐走783名﹐占85%。各县的秘书﹑会计﹑统计﹑医生﹑兽医及其它专业人员几乎全部走光。结果医院的医疗机械无人会用﹐一般手术无人会做﹐危急病人无人会抢救﹐牲畜生病也无人会治﹐财会制度混乱﹐有的县委机关甚至连工资都发不出（因为无人会做工资表）﹐商业供销无计划﹐贵的贱卖﹐贱的贵卖﹐各县区情况无法汇总上报（因无人会统计﹑总结）﹐有的县区工作瘫痪﹐有的县委连中央文件都无人能看懂。自治区党委不得不报告胡耀邦﹐请求西藏第二批内调时保留领导骨干和业务骨干﹐胡被迫同意（20）。
尽管如此﹐自1980年至1983年西藏共内调汉族干部20045人（包括退休者﹐下同）﹐工人25069人﹐共45114人﹐连同家属子女约八万人（21）。1986年又内调汉族干部工人约17000人（22）。同时大量提拔藏干﹐到1984年底﹐全自治区民族干部（藏族与西藏其它少数民族如门巴﹑珞巴等族）占干部（包括领导干部与业务干部）总数的60%﹐民族工人占64%。自治区级官员30人﹐其中民族干部24人﹐占80%﹔地专级官员691人﹐其中民族干部539人﹐占78%﹔县级官员889人﹐其中民族干部668人﹐占75%﹔县以下官员全部是民族干部（23）。
必须说明﹐中共所谓干部﹐既指党政官员（又称“领导干部”）﹐即统治者﹑当权派﹔也包括各种专业人员（小公务员﹑教师﹑医护人员﹑经济管理人员﹑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文化工作者﹑农艺师﹑兽医等等﹐又称“业务干部”）﹐即老百姓﹑被统治者。在上述自治区﹑地﹑县级与县以下领导干部即官员中﹐民族领导干部即官员的百分比高达80%﹑78%﹑75%与100%﹐而包括领导干部与业务干部在内的混合干部总数中民族干部仅占60%﹐大大低于领导干部总数中民族领导干部的百分比。由此可见﹐在西藏﹐汉族业务干部在业务干部中的百分比要大大高于汉族领导干部在领导干部中的百分比。换言之﹐大多数汉干在西藏是干实事﹑卖苦力﹑受压榨的被统治者﹑老百姓﹐而大多数藏干是指挥﹑压迫﹑奴役汉干的统治者﹑官员。不仅如此﹐由于藏人在升官﹑提级（职称）﹑加薪﹑分房﹑出美差﹑招工﹑考大学﹑家属医疗（藏人全民公费医疗﹐汉干家属却要自费）﹑中小学教育（藏人全部免费﹐农牧民子女还包吃﹑包穿﹑包住﹐汉人子女全部自费）﹑计划生育（藏干与藏族市民可生两胎﹐藏农牧无限制﹐汉人只能生一胎）等方面藏人都有优惠﹐除了极少数汉族领导干部以外﹐绝大多数汉人在西藏变成了时时处处受歧视的二等公民。
在西藏如果汉人打骂藏人﹐那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一定会受到严厉处分﹐藏人打骂汉人根本不算一回事。我认识的一个汉族大学毕业生与一个藏族姑娘恋爱﹐遭到藏姑家长反对。汉生不从﹐继续与藏姑来往﹐藏姑家人便把他打得死去活来。他还是自治区党校教师﹐却无处伸冤﹐愤而切脉自杀（幸被救活）﹐凶手却消遥法外。我还听说西藏某县一个新提拔的藏族县长一枪打死了一名汉族小干部﹐只因后者说了句“某某这种人连文件都读不通﹐也能当县长﹖”死者家属到处上诉﹐凶手稳如泰山。有记者告诉我这样的故事﹕某水电站的发电机出了毛病﹐不断跳闸﹐正在打扑克的藏族技师不胜其烦﹐干脆用胶布把闸刀捆死﹐致使发电机烧毁。这事放在汉人头上必定判刑﹐而那个藏族技师只作了口头检讨。1985年拉萨破获一个藏族青年流氓集团﹐他们轮奸与强奸了几十名藏族姑娘。如放在汉人头上﹐为首者必定枪毙﹐从犯也要判十来年徒刑。但该集团的首犯仅被判了两年徒刑（因为他们强奸的是藏族姑娘﹐如果他们强奸的是汉族姑娘﹐连两天刑都不会判﹐汉族姑娘告状根本无人受理）﹐从犯全部“教育释
放”。我亲耳听到一个汉族老法官发牢骚﹐认为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由于不堪忍受种族歧视与压迫﹐百余名与我同年或次年自愿进藏的汉族大学生毕业生（他们进藏时大多受到赞扬﹐有的还上了报纸﹑电视）纷纷放弃户口与工作逃离西藏（有的逃亡者还是西藏大学的教师与政府公务员﹐大都有很好听的工作）﹐宁可去新疆﹑青海等地当“盲流”﹐1985年9月《中国青年报》还为此发过该报记者孙亚明写的内参《进藏大学生为什幺纷纷逃离西藏﹖》。胡耀邦﹑乔石﹑胡启立﹑王兆国都在这份内参上作了批示﹐要求伍精华妥善处理﹐伍作的唯一的事是派人去逃亡大学生内地老家中好言安抚﹐劝他们回藏。
藏族国家职工（不包括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的比例也相应提高﹐详见下表（24）。
年份 年末职工 其中藏族 藏族百分比%
1965 62500 26600 42.56
1970 84424 36003 42.65
1975 114721 54726 47.70
1980 178433 95047 53.27
1985 152566 96896 63.51
1990 149144 95521 64.05
1995 151971 109478 72.04
1997 154262 115394 74.80
由此可见﹐到1980年﹐藏族国家职工就超过西藏国家职工总数的一半﹔到1997年﹐藏族国家职工占了总数的四分之三。1997年底西藏非农业人口（市民）为33.6万人﹐占总人口的13.8%﹔同年底有西藏户口的汉族为6.9万﹐占总人口的2.85%（25）。把1997年西藏市民总数减去汉人数﹐可知同年藏族市民总数为26.7万人。同年藏族国家职工为115394人﹐以每个职工有一个家属计（在西藏﹐只要一人为职工﹐其配偶也很快会变成职工。西藏市民可生两个孩子﹐平均每个职工有一个孩子）﹐则藏族国家职工连子女总数当为230788人﹐占藏族市民总数86.5%。如把藏族国家职工家中的老人也算作家属﹐这个百分比还要高。由此可见﹐西藏的藏族市民绝大多数是由中国政府供养的职工及其家属﹐这一现象对分析西藏的局势与骚乱至关重要。
研究一下西藏国家职工的职业构成﹐可以发现他们究竟在干些什么。下面是西藏国有单位各行业职工人数（年底数）对照表（26）﹕
行业 1980年 1990年 1997年
总计 178433 149144 154262
农林牧渔业 29417 9026 7322
采掘业 6143 3723 4435
制造业 12481 7624 5425
电水煤气业 7389 4544 5173
建筑业 16603 8379 5639
地质水利 6508 2687 2812
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讯 34913 20534 17630
商业与餐饮业 14921 11266 10136
金融保险业 1480 3172 5996
房地产业 0 304 100
社会服务业 566 4085 4933
医卫体育社会福利业 7250 10175 12031
教育文艺广播电视业 13484 19209 24034
科研与综合技术服务业 1625 2300 2388
党政机关与社会团体 26328 42116 45241
其它行业 0 0 967
从上表可以看出﹐西藏国家职工的大头是党政机关包括国家供养的社会团体如佛协﹑文联之类的官僚﹑办事员与辅助人员（中共把他们算作工人）﹐其百分比从1980年的14.8%增长到1990年的28.2%再增长到1997年的29.3%﹐翻了一番﹐占了国家职工总数的将近30%﹐这是大量提拔藏干的结果。西藏只有200多万人口﹐相当于内地一个大县﹐却也算一个省级行政区﹐有70几个厅局﹐编制与内地2000多万人的中等省不相上下。西藏文联的编制100人﹐和上亿人口的四川省的文联编制差不多。1990年﹐西藏党政机关与社会团体工作人员占西藏全体从业人员（包括农牧民）的4.44%﹐而全国党政机关与社会团体工作人员仅占全国从业人员（包括农牧民）的1.94%（27）﹐西藏是全国平均值的2.29倍﹐西藏可谓世界上官僚密度最高的地方了。这些官僚机构的成员当然都不创造任何财富﹐然而他们及其家属需要消费与享受﹐于是便有服务性行业。
西藏国家职工的半数集中在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商业﹑公用﹑教育﹑文艺﹑卫生﹑广播﹑电视﹑科技﹑金融等服务性行业即第三产业﹐其百分比从1980年的41.6%增长到1990年的47.6%再增长到1997年的50.1%。其中交通运输与商业炊饮等业的国家职工不断下降﹐说明其职能不断被私营企业分担。其它各项都有很大增长﹐特别是教育﹑文艺﹑广播与电视由1980年的7.6%增长到1990年的12.9%再增长到1997年的15.6%﹐医疗﹑卫生﹑体育与福利等业从1980年的4.1%增长到1990年的6.8%再增长到1997年的7.8%﹐都远远超过了同期的人口增长。在西藏这些行业几乎都是赔钱的﹐由政府补贴﹑供养。不能说他们与农牧民完全无关﹐特别是其中的教育﹑医疗﹑运输﹑商业﹑金融（藏农牧的医疗﹑教育与必需的粮﹑茶﹑盐﹑生产资料﹑贷款﹑日用百货等要由他们提供）﹐但西藏第三产业的大部分却是为藏汉官僚及其家属服务的﹐当然他们还相互服务。有趣的是﹐九十年代在汉地发展迅速的房地产业在西藏无声无息﹐1980年时从业职工为零﹐1990年为304人﹐1997年减少到100人。这当然不是说﹐西藏不造房子﹐而是因为西藏市民（包括个体户与无业游民）的住房都是由政府免费分配的﹐这是藏独骚乱的最大成果﹐西藏堪称中国最后的社会主义大锅饭乐园。
第一产业的农林牧渔水包括国营农场﹑林业与农牧技术兽医服务等﹐其百分比从1980年的16.5%跌到1997年的4.8%﹐主要因为农场工人大量内调。西藏农场生产规模很小﹐但农牧技术兽医服务对促进西藏的农牧业发展有很大的作用。
第二产业的采掘﹑制造﹑电力﹑自来水﹑煤气﹑地勘与建筑等业的国家职工的百分比也从1980年的27.5%跌到1997年的15.2%﹐因为西藏的工业亏损严重﹐1982年关﹑停﹑并﹑转了33个企业﹐工人大量内调（28）。与民生有关的工业如发电厂﹑自来水厂等不能关﹐藏族职工多的企业也不能关﹐只好都由政府补贴。建筑工程则让给私营企业承包。如前所述﹐西藏由于缺乏廉价能源﹑运输成本奇高﹑缺乏市场（人口太少）﹑缺乏熟练工人与技术﹑管理人员﹑特别是藏族的非理性思维方式及藏文没有科技词汇﹐不适合发展工业。所以西藏的工业无论如何改革﹐都不可能有起色。从1965年到1997年﹐西藏地方财政收入中的企业收入年年是负数﹐1997年高达11071万元（一亿多元）（29）。1997年西藏分项财政收入中﹐国营企业上缴利润总额为908万元﹐交纳所得税7401万元﹐两项合计8309万元﹐但国有企业计划亏损补贴总额高达11979万元﹐还有国有企业所得税退税228元﹐两者相加为12207万元（30）﹐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净亏3898万元。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在西藏办企业﹐与其说是为了赚钱﹐不如说是为了送钱。其动机之一与建立庞大的官僚机构一样﹐是为了解决藏族市民的就业问题﹐或者说为了包养二十几万藏人（西藏藏族人口的十分之一强）﹐在西藏造成一个效忠于中共的阶级----《天葬》称之为“稳定集团”（31）----和一批畸形繁华的城镇﹐作为中共统治西藏的社会基础和向西方显示其德政的橱窗。后文将证明﹐其结果适得其反。
五﹑大力提高藏族生活水平。如果说藏农牧的收入增加有一部份要靠自己劳动的话﹐那么藏族市民几乎全靠政府增加工资福利。1988年﹐西藏职工年均工资是2739元﹐年均福利费（医疗﹑劳保﹑退休金等）583元（32）﹔而同年全国职工的年均工资只有1810元﹐年均福利费只有537元（33）。同年西藏市民的人均收入是1211元﹐而全国市民的人均收入只有1192元（34）。西藏都高于全国。
1990年西藏职工的年均工资是3224元﹐全国职工的年均工资只有2284元（35）﹐西藏比全国高了41%﹐因为1989年拉萨爆发了导致戒严的大骚乱﹐这就是中共包养藏人的结果。西藏的工资继续上升﹐1994年西藏职工的年均工资是7304元﹐而全国职工的年均工资只有4797元﹐西藏比全国高了52%。是年西藏职工的年均工资仅低于上海（7534元）和广东（7410元）﹐高于北京（6671元）和天津（5806元）﹐是最低省份黑龙江（3689元）的两倍（36）。1997年全国市民人均纯收入为5160元﹐而西藏市民为5913元﹐也高于全国平均值（37）。西藏职工平均工资大大高于全国平均值﹐但西藏市民人均收入与全国市民人均收入的差距没有那么大﹐因为汉族市民只能生一个孩子﹐而藏族市民可以生两个孩子。据在拉萨的朋友告诉我﹐拉萨自由市场的肉蛋菜价和北京不相上下。由于政府或单位大量补贴﹐拉萨居民的房租微不足道﹐水电﹑燃料等价格均低于北京﹐有许多单位干脆免费供应。但西藏职工平均工资却高于北京﹐可见拉萨市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已高于北京。如前所述﹐西藏农牧民人均收入低于全国农民﹐而西藏职工人均工资却大大高于全国职工﹐西藏市民的人均收入也高于全国市民﹐说明西藏的城乡差别大于全国﹐这也是拉萨藏人大闹独立的结果。
1995年﹐西藏市民人均住房面积为14平方米（38）﹐远远高于全国市民人均住房面积九平方米（39）。1994年拉萨市民80%用上液化石油气（俗称煤气灶﹐来自青海格尔木）（40）。1992年西藏与全国及青海市民每百户拥有耐用消费品比较如下（41）。
全国 西藏 青海
自行车 190.0 219.0 169.0
摩托车 2.8 5.0 3.8
黑白电视机 37.7 3.0 20.6
彩色电视机 74.9 99.0 85.3
照相机 24.3 35.0 25.5
录放像机 10.0 14.0 4.1
游戏机 11.3 21.0 8.8
组合音响 4.0 7.0 3.1
钢琴 0.5 3.0 0.3
由此可见西藏市民的生活水平大大超过全国市民的平均值。其彩电拥有率已达到99%﹐照相机与录放像机拥有率比全国高了近50%﹐摩托车﹑游戏机与音响拥有率几乎是全国的两倍﹐而钢琴拥有率竟然是全国的六倍。考虑到把钢琴从上海运到西藏是一项多么浩大的工程﹐简直堪称奇迹。这里没有计算电冰箱与空调机﹐因为西藏夏季非常凉爽短暂﹐我在拉萨时从未有过穿短袖衬衫的机会。冰箱与空调在西藏没有多少用处。
5﹑复兴宗教
六﹑重建寺庙﹐提倡宗教。如前所述﹐文革初期捣毁了绝大多数寺庙﹐禁止一切宗教活动。1971年林彪事件与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中共允许有限度地恢复宗教活动﹐并拨款修复了大昭寺（42）。1980年胡耀邦视察西藏后﹐中国政府拨出巨款修复寺庙﹐解除了全部宗教禁令。到1997年底﹐中国政府已拨款三亿多元修复了1787座寺庙和宗教活动场所﹐住寺僧尼达46380人。政府给予僧尼生活津贴与公费医疗﹐还给部分僧尼发薪。由中国政府出资﹐1983年创办了西藏佛学院﹐1987年创办了北京中国藏传系高级佛学院。各寺庙也开办了学经班﹐由政府津贴﹐1997年底有3270学僧。由政府供养的自治区佛教协会（佛协）办有佛教刊物《西藏佛教》和藏文印经院（设在木如寺的拉萨印经院）﹐出版了许多宗教典籍和研究著作（43）。如前所述﹐伍精华1985年出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后﹐带头参加宗教活动﹐西藏各级官员纷纷仿效﹐在西藏上下掀起了空前的宗教狂热﹐是谓“落实宗教政策”。
“西藏流亡政府”出版的《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宣称﹕1959年前西藏有6259座寺庙﹐592558名僧尼﹐这些寺庙在1979年前除八座外全部成为废墟。592558名僧尼中11万人被迫害致死﹐25万人被迫还俗。它说的寺庙与僧尼数字与“西藏流亡政府”出版的《西藏通讯》发表的前述班禅《七万言上书》相矛盾。后者说﹐1959年前西藏有大中小寺庙2500多座﹐僧尼11万多人。为何相差这么大﹖“西藏流亡政府”也许会说﹐班禅说的是西藏自治区的数字﹐他们说的是“大西藏”的数字。如果是这样﹐那么据《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1988年藏族共有600万﹐其中200万住在西藏自治区﹐400万住在中国其它省份。可见中国藏人总数与自治区藏人成三比一。而同书却说“大西藏”有592558僧尼﹐与班禅指出的自治区有僧尼110000人成5.38比一﹐远远超过了三比一。姑且假设1959年前中国藏族总人口是300万﹐而自治区藏族人口是100万﹐（具体数字不重要﹐只要比例是三比一就行）。那么在1959年前由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根据《十七条协议》直接统治的西藏（自治区）僧尼占当地藏族人口的11%﹔而在中共直接统治的﹑并已发生了民主改革和摧毁寺庙的川﹑青﹑甘﹑云四省藏区﹐僧尼（592558--110000=482558）却占那里的藏族人口（300万--100万=200万）的24%﹐是前者的2.18倍﹐这是多么荒谬的数字啊﹗对此只可能有两种解释﹐要么是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在1959年前就在自己统治的西藏（自治区）内进行了比中共的民主改革还要残酷的迫害僧尼的运动﹐从而使他们在当地藏族人口中的比例不足川﹑青﹑甘﹑云藏区内僧尼在当地藏族人口的比例的一半﹔要么是《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所提供的数字都是凭空捏造的﹐所以该书所谓的“事实”与“真相”也像“中共消灭了120万藏人”一样都不过是弥天大谎而已。
由于越来越多的西方游客去西藏旅游﹐达赖喇嘛无法矢口否认中共自文革结束以来恢复了宗教自由﹐于是他想出了新的遁辞﹐他在1995年访问美国时告诉美国人说﹕“藏人已被允许去寺庙祈祷﹐但他们经常不被允许接受布道﹔藏民已被允许在菩萨前烧香﹐但他们不被允许纪念重大的历史或宗教节日”（44）。这话又是弥天大谎。精通藏语文﹑经常去西藏各地调查的戈茨坦指出﹕即使在拉萨戒严期间﹐“只要拉萨人不参加政治异议活动﹐他们就可以自由地到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会见朋友﹐请僧侣做佛事﹐聚会等等”（45）。请僧侣做佛事﹐不就要念经吗﹖佛教的念经不就是布道吗﹖西藏的头号宗教节日是藏历新年的传昭大法会﹐1988年3月5日的大骚乱就是借传召大法会发动的﹐当时有多名国务院的部与自治区级的领导人坐在大昭寺里面观看（参加）法会﹐还进行了电视实况转播（后文详述）﹐大昭寺内外有几万藏人参加﹐怎能说藏人不被允许纪念宗教节日呢﹖当然﹐达赖喇嘛把3月10日（1959年叛乱首日）定为“自由抗暴日”﹐年年在达兰萨拉开会纪念﹐中国政府当然不会允许在西藏纪念这种违反国际公法的叛国事件。
达赖喇嘛在同一个讲话里还告诉美国人﹕中国消灭了120万藏人﹐摧毁了6000座寺庙﹑宗教场所和古迹（46）。关于消灭120万藏人的问题﹐前面已经澄清过了。他在控诉中共摧毁寺庙时﹐闭口不提中共修复了寺庙﹐这就和他在同一讲话里说的“藏人已被允许去寺庙祈祷”相矛盾。如果那些寺庙至今仍是一片废墟的话﹐藏人怎么可能“去寺庙祈祷”呢﹖
《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也承认藏人自1977年起有了“磕头﹑转经﹑诵经﹑烧香﹑立经幡﹑点供灯等外在的表面形式的佛事活动”的自由﹐但又引用达赖喇嘛的话说﹕“中共所谓的宗教信仰自由只是习俗和信仰的外在形式而已﹐对佛教在深度﹑广度上真正攻练﹐学习﹐弘扬等方面﹐采取公开或秘密﹑直接与间接等方式加以反对和否定。因此﹐这如同中共所认为的一切宗教都是迷信一样﹐佛教也就变成了一种迷信。”佛教是科学还是迷信的问题﹐宗教界与学术界已经争论了几百年﹐而且还要继续争论下去﹐这属于学术自由﹐达赖喇嘛无权禁止﹐也作不了定论。达赖喇嘛所谓的“在深度﹑广度上真正攻练﹐学习﹐弘扬”﹐如果指的是喇嘛学习﹑研究佛经﹐那么如前所述﹐北京有中国藏传系高级佛学院﹐西藏有西藏佛学院﹑西藏佛教协会﹑《西藏佛教》杂志﹑拉萨印经院和各寺庙的学经班﹐它们都是专门学习﹑研究佛经的﹐并由中国政府出资供养。我想中共还未能培养出足够数量的精通古藏文与藏文佛教典籍的干部来监视﹑干涉那么多机构与遍布西藏各地的1787座寺庙的学习﹑学术活动﹐并阻止其朝学术上的深度与广度发展﹐除非那些机构与寺庙的喇嘛自愿为中共效劳﹐在内部捣鬼。如果指的是本书第四章所述的要用十几岁的处女作“明妃”的“慧灌顶”之类﹐那么我想﹐称之为迷信都还是轻描淡写。如果西方人权卫士有一天忽然问达赖喇嘛﹐这种灌顶活动是否侵犯了无知少女的人权（在美国﹐成年人诱奸18岁以下的少女﹐即便后者愿意﹐也属犯罪﹐必须判刑）﹐达赖喇嘛何言以对﹖难道只有让这类侵犯藏族少女人权的宗教活动死灰复燃﹐才算有了宗教自由﹖按照政治学﹐宗教自由从来指群众性的宗教信仰与活动的自由﹐既然达赖喇嘛都承认﹐藏民有了宗教活动的自由﹐无论他怎样诡辩都无济于事。
《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还指责说﹕“对入寺僧侣的数量也作了限制”﹐这是事实。我在本书导论里已经根据戈茨坦的话指出﹐西藏有喇嘛越多越好的习惯﹐旧西藏的喇嘛多达男子的四分之一﹐甚至一半﹐这是对藏族妇女的人权的严重侵犯。我在本书第四章里还引用戈茨坦的话﹐指出喇嘛教是阻碍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曾在噶厦政府做过官的藏族著名老学者恰旦次旦平措也说﹕“以前我对宗教就有看法﹐寺庙搞大了﹐对国家没有什么好处。那么多人﹐吃着﹐喝着﹐那么多年轻力壮的﹐不去生产﹐对民族也没好处。（47）”中国政府为了保护西藏妇女的人权和藏族的繁荣昌盛﹐不得不限制西藏喇嘛的人数。尽管如此﹐如今西藏的僧尼（没有编制的僧尼不算在内）仍然占到了西藏藏族人口的2%﹐大大超过了佛国泰国的僧尼所占人口的百分比0.7%（出处见本书导论）。
甚至美国国务院的1997年西藏人权报告（48）都承认﹕“有些旅游者报告西藏的僧尼增加了。”“有一千名宗教人士成为西藏各级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政府继续拨巨款修复文革中被毁的寺庙﹐部分是为了发展旅游业。寺庙继续招收与训练年轻僧侣以继承西藏佛教传统﹐但禁止16岁以下的孩子出家为僧。”“当局允许许多传统宗教活动和群众性的宗教信仰﹐只有会引起政治异议的活动被禁止﹐并遭到迅速镇压。”“政府允许许多宗教活动﹐但不允许那些鼓吹西藏独立或分裂主义的宗教活动。”鼓吹西藏独立的活动是政治活动﹐不是宗教活动﹐所以充其量只能说西藏没有政治自由﹐却不能说西藏没有宗教自由。
戈茨坦也说﹕中国政府允许西藏人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宗教与文化自由（49）。世界上哪个国家允许违法的宗教与文化活动﹖难道只有允许喇嘛尼姑以宗教的名义煽动藏人分裂主权国家并打砸抢烧﹐才算有了宗教自由﹖美国有这样的宗教自由吗﹖
6、繁荣西藏文化
七﹑大力繁荣西藏文化。胡耀邦在西藏讲话时对西藏文化特别是西藏歌舞大加赞扬﹐认为汉族由于孔孟之道的束缚﹐在歌舞上无法与藏族相比。他在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都反复强调要大力发展西藏文化﹐将其和发展西藏经济并列起来﹐称之为“两个发展”。这一政策一直被中共执行至今﹐并未因胡的下台而中断。我在西藏文联工作时﹐亲眼看见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抢救﹑搜集﹑整理﹑出版﹑研究﹑传播﹑发展﹑繁荣西藏的文学艺术与文化遗产。例如西藏文联办有藏文的《西藏文艺》﹑《邦锦梅朵》﹐汉文的《西藏文学》﹑《西藏民俗》等刊物﹔西藏文化厅办有汉藏两种文字的《雪域文化》﹐西藏社会科学院办有汉藏英三种文字的《西藏研究》等刊物。此外还有《中国藏学》﹑《西藏民族宗教》﹑《西藏佛教》﹑《西藏社会发展研究》﹑《中国西藏》﹑《西藏艺术研究》﹑《西藏体育》等汉﹑藏﹑英文刊物。西藏文联下属的西藏民间文艺研究会积极搜集西藏民间文艺﹐并有自己的汉藏文报刊﹐已出版了许多西藏民间文艺作品与多集《西藏民间故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号称世界上最长的史诗﹐达赖喇嘛与噶厦政府从来没有为之作过任何事情﹐中国社会科学院却成立了专门的《格萨尔》研究中心﹐在西藏也有专门机构搜集﹑录音﹑整理﹑出版《格萨尔》﹐好几位说唱《格萨尔》的民间艺人被请进上述机构﹐成为国家干部（我曾采访过他们）﹐其子女也被安排工作。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已经搜集《格萨尔》说唱资料5000多盘﹑录像数百盘﹔整理出文字4000多万字﹐出版藏文本《格萨尔》70多部﹐总印数达300多万册﹐还出了20多部汉译本﹔自1989年以来﹐中国先后主办四届《格萨尔》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国搜集﹑出版﹑研究《格萨尔》的成就在国际史诗研究界得到好评（50）。
到1997年底﹐全国共有藏学研究机构50多个﹐研究人员及其辅助人员2000多人﹐召开学术讨论会60多次﹐完成课题300多个﹐出版和正在出版的藏学著作400多部。西藏各地共有多功能群众艺术馆35座﹐乡村文化室380个﹐电影发行放映单位650个（在农牧区免费放电影）。1990年来译制藏语影片630多部﹐8500多个拷贝。西藏现有公开发行的藏文报刊23种。西藏古籍出版社与西藏人民出版社都出版了大量藏文图书。已建成无线电台两座﹐无线电视台两座﹐广播发射或转播台35座﹐电视转播（差转）台240座﹐卫星地面接收站700多座。西藏的电台与电视台都用汉藏两种语言运作﹐可以同步收看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投资近亿元的西藏自治区图书馆已于1996年6月正式开馆﹐藏书59万册﹐内中藏文古籍十万多册。投资九千多万元的西藏博物馆也已于1997年10月交付使用﹐总建筑面积为22500平方米。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保存了大量藏文档案。西藏现有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单位18处﹐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7处（重点保护意味着由政府出钱派人保护）﹔专业艺术表演团体十个﹐小型专业演出队15个﹐业余演出队和藏戏队160多个。为了推动藏语文的规范化﹑标准化与信息处理现代化﹐西藏自1994年起进行“信息技术藏文编码字符集”国际标准的研制工作﹐并于1996年在丹麦的哥本哈根举行的多文种编码国际标准审定会议上获得通过。1995年﹐西藏成立了藏语文术语统一标准化委员会﹐并开始编译出版科技资料藏文目录（51）。所有这些都是达赖喇嘛统治时期不可想象的。
达赖喇嘛一贯指责中共“毁灭西藏文化宗教”﹐称之为“文化上的种族绝灭”（52）。他一方面抓住中共在平叛民改与文革中捣毁寺庙大做文章﹐闭口不提中共在文革后修复寺庙﹑复兴宗教的事实﹐好象后者从来没有发生过﹑西藏的寺庙依然是一片废墟一样﹔另一方面又抓住中共拨出巨款﹑派出大量专业和辅助人员提高藏人生活水平﹑使之生活现代化﹐指责中共大量移民西藏﹑进行汉文化侵略﹑企图消灭藏族与西藏文化。中共在文革前与期间的确做过许多毁灭西藏文化宗教的坏事﹐但它从1977年以来承认了错误﹐大力恢复与提倡西藏的宗教﹐复兴与发展西藏的文化﹐至今已有二十多年﹐那么还能说中共现在仍然在毁灭西藏的文化宗教吗﹖关于达赖喇嘛指责中共限制宗教的问题﹐上文已作过论述﹐这里只谈移民问题与汉文化侵略问题。
自从1980年以来﹐中共派出大量工程技术人员﹑经济管理人员﹑科学家﹑教师﹑医护人员﹑文化工作者及其辅助人员进藏﹐大兴土木﹐建造医院﹑学校﹑商店﹑文化馆﹑发电厂﹑输电网﹑电视发射转播网﹑自来水厂﹑上下水道﹑公寓楼等等﹐目的是让藏人享受现代物质文明。大量施工人员进藏﹐吸引了许多小商小贩（中国政府称之为流动人口）进藏开店设摊﹐提供饮食﹑娱乐﹑商业﹑修理等服务﹐这都是市场经济中必不可免的现象﹐世界各地概莫能外。然而达赖喇嘛1987年9月21日在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演说“五点和平计划”时却闭口不提进藏人员的目的﹐大声疾呼地指责中共大量向西藏移民﹐甚至说“即使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中国官方资料也证实中国人口（指汉人----引者）比藏族人口多”（53）。这又是一个弥天大谎﹐从来不存在这样的“中国官方资料”﹐因为从来不存在这样的事实。达赖喇嘛拿得出这样的“中国官方资料”来吗﹖
关于“ 大西藏”的人口问题﹐留待后文再说。1997年底﹐西藏自治区人口为2427357人﹐其中藏族2339796人﹐占96.39%﹔汉族69205人﹐占2.85%﹔其它少数民族18356人﹐占0.76%﹐其中人数超过一千的都是西藏本土少数民族﹐如门巴族﹑珞巴族﹑回族﹑登人（登字有单人旁）﹑夏尔巴人﹑纳西族等（54）。根据西藏的交通条件和我在西藏时的经验﹐我相信这里的汉族人数属实。这个数字可以从西藏汉族国家职工人数得到验证。如前所述﹐1997年西藏国家职工为154262人﹐其中藏族115394人﹐假设其余都为汉族﹐则汉族国家职工为38868人。许多西藏的汉族职工把家属留在内地﹐即使俩口子都在西藏工作﹐子女也往往放在内地亲戚家。把上述西藏汉族人数除以上述西藏汉族职工数﹐得到1.78﹐即每个汉族职工有0.78个家属在西藏﹐符合上述情况。
必需说明﹐这里的数字是指户口在西藏的汉人。不带户口进藏的施工人员与小商小贩不在内﹐因为后者是临时性的流动人口﹐并无定居西藏的打算。如果他们也算移民的话﹐那么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潮水一样涌入中国（包括西藏）的欧美日韩港台商人也是移民了﹐天下还有比这更荒谬的逻辑吗﹖那么在西藏的流动人口有多少﹖《天葬》估计1996年夏季高峰时（流民怕西藏的严寒﹐一般春天进藏﹐秋天离藏）西藏的流民为十几万到20万（55）﹐加上有西藏户口的汉人七万﹐不足30万（流动人口中有许多回族及其它少数民族﹐我把他们全部算作汉族）。西藏的解放军人数是个机密﹐据现任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王贵说﹐西藏的驻军从来没有达到以万为单位的两位数（56）﹐根据西藏的交通条件和我在西藏时的经验﹐我也相信此说属实﹐那么连军人（西藏军人中也有许多藏族与其它少数民族﹐我也把他们都算作汉族）在内﹐西藏的汉人最多不过30几万﹐离234万藏人相去何远﹐怎么可能超过呢﹖
我在导论里已经指出﹐现代物质文明必然要改变经济落后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这是世界性的现象﹐西藏也不例外。达赖喇嘛把藏人生活现代化说成是毁灭西藏文化﹐说明他要剥夺西藏人民享受现代文明的权利。联合国1986年《发展权宣言》说﹕“确认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达赖喇嘛岂不是剥夺西藏人权﹐强迫他们停留在中世纪吗﹖我想西藏人民特别是西藏青年是决不会答应的。我在西藏时就亲见拉萨藏族青年如何如饥似渴地追求现代物质文明与商业娱乐﹐其狂热程度丝毫不亚于文革刚结束时的宗教狂热。马丽华也发现﹐西藏农村青年对庆祝传统节日不感兴趣﹐“藏戏他们不肯看了﹐只想电影电视﹐民间舞他们也不想跳了﹐只想着城里的什么……交谊舞迪斯科”（57）。连强烈谴责中共“毁灭西藏文化”的董尼德也承认﹕“老一辈的还在手转经筒﹐口诵咒语﹐年轻的一代却梦想没有神祗﹐没有菩萨﹐只有金钱﹑时装﹑物质享受的天堂。（58）”达赖喇嘛有本事叫历史的车轮倒转吗﹖
1998年9月1日刚刚访问西藏归来的意大利议会“中国之友”协会主席在罗马发表声明说﹐包括他在内的意大利议会代表团一致认为﹐中国政府在改善西藏的基础设施﹑保护文物﹑提高当地人生活水平和促进内地与西藏的交流方面都取得了积极成果。声明说﹐意大利议员们看到﹐西藏在宗教信仰方面有广泛的自由﹐西藏的众多寺庙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维修﹔西藏的学校在教授藏语﹔藏人可以自由地请藏医看病﹔西藏行政部门的藏族工作人员已由1979年的30%增加到现在的70%﹔藏民在计划生育和服兵役方面还受到特殊照顾（59）。我想任何不怀偏见的人到西藏去﹐都会有同感。
7﹑教育与语文
八﹑大力提高教育水平。西藏的藏族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费﹐农牧区中小学推行寄宿制。中国政府还对部分藏族中小学生包吃﹑住﹑穿。1997年西藏有小学4251所﹐在校生300453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78%﹐而旧西藏的适龄儿童入学率不足2%﹔中学90所﹐大学四所﹐中专16所﹐西藏青壮年文盲率比1951年前下降41个百分点﹔1997年教育投资占自治区财政预算支出和预算内基建投资总额的18%。从1985年以来﹐中国政府在内地一些省市创办西藏初中班﹐在北京﹑天津和成都各建一所西藏中学﹐到1997年内地各类西藏班（校）共招收藏族学生18000人﹐已有5000大中专毕业生回藏工作。西藏所有学校与内地的西藏班（校）都以藏文为主课﹐实行双语教学（60）。由于西藏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西藏目前的教育事业当然无法同内地人烟稠密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相比﹐但与旧西藏不足2%的儿童有机会入学﹑而且只能学语文与佛经相比﹐可谓天壤之别。
问题出在传统藏文没有科技词汇和现代社会科学词汇﹐无法教授中学数理化生（物）与大学﹑中专理工医农﹑社会科学课程。旧西藏识字的大多是喇嘛﹐只知有佛经﹐不知有数理化生﹑理工医农与现代意义的社会科学（经济学﹑法学﹑文艺学﹑美学﹑西方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当然不会创造有关词汇。为此中国政府化了很大的力气创造藏文科技词汇﹐早在1976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汉藏对照词汇》中就有大量科技词汇。1982年青海省民族宗教委员会成立了藏文名词术语规范委员会﹐组织许多专家﹐花了12年时间﹐编篡了有史以来第一套藏语科技词典﹕《藏汉英数学辞典》﹑《藏汉英物理学辞典》与《藏汉英化学辞典》﹐在1994年出版并通过鉴定﹐从而填补了藏文出版史的空白（61）。与此同时﹐1982年成立了五省区（藏﹑川﹑青﹑甘﹑云）藏文教材协作领导小组﹐到九十年代初﹐编成全套中小学各科藏文教材（62）。
西藏自治区人大1987年颁布的《西藏自治区关于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试行）》规定﹕在进一步完善小学藏语文教学体系的基础上﹐从1993年的初中新生开始﹐初中阶段藏族班除汉语文与外语课外﹐大部分用藏语文授课﹔从1997年高中﹑中专新生开始﹐大部分课程用藏语文授课。据统计﹐到1992年下半学期为止﹐西藏用藏语文授课的小学在校生达177735人﹐占小学生总数的92.7%﹐小学用藏语文授课的教师7062人﹐占小学教师总数的81.7%﹐全区小学基本实现藏语文授课。从1989年秋季开始﹐拉萨中学﹑拉萨市一中﹐日喀则地区中学和山南地区二中招收首批初中藏语文授课试点班学生﹐这批学生于1992年从初中毕业﹐除部份升入中专﹑技校外﹐其余升入高中藏语文授课试点班。到1993年下半学期为止﹐全区中学有70多个藏语文授课班（包括四个高中试点班）﹐在校生3000多人（63）。
可惜这些藏语文试点班成绩并不理想﹐问题仍出在科技词汇。青海省民族宗教委员会语文办公室主任﹑青海省藏文名词术语规范委员会副主任﹑藏语文专家程列着文指出﹕
1﹑历史上的藏文化严重存在着重文轻理的倾向。在我们的文化宝库中﹐虽然也有天文﹑历算﹑医学﹑建筑等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知识财富﹐但大量的则是佛学﹑历史﹑文学﹑语言﹑文字等社会科学知识。即使是自然科学范畴的知识﹐仍充满着浓厚的宗教色彩﹐社会科学知识亦文史不分﹐无现代意义的科学分类。在古代﹐尽管藏族很重视翻译事业﹐但主要出自信仰上的需要﹐重文轻理倾向同样突出。在藏文出版史上﹐虽然卷帙浩繁﹐却未曾有过理科词典﹐很少有人搜集﹑整理﹑规范理科名词。这一切﹐就是人们常说的藏文化的先天不足。
2﹑藏文虽然历史悠久﹐却发展缓慢﹐在表达自然科学知识方面更为突出。重文轻理﹐在古代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但近代以来﹐随着新文化运动﹐各种语言文字都注意吸收和反映具有现代意义的自然科学知识﹐物理﹑数学﹑化学﹑生物﹑地理等各种学科的名词术语及其基础理论知识﹐在民族语文中应运而出。汉语文自五四运动以来﹐一改传统的重文轻理倾向﹐出现新学。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探索科学救国之路﹐积极向西方学习﹐随之现代意义的自然科学各门学科产生了。时至今日﹐就文字而言﹐用汉语文表达反映一切自然科学知识﹐已毫无困难和问题。国内有自己民族文字的蒙﹑维﹑朝﹑哈等兄弟民族的文化﹐在这方面的发展步伐也很快﹐特别在全国解放后几十年中﹐更有长足的发展。与之相比﹐古老的藏文则远远落后了。从民族教育的教学领域看﹐全国通用的五种少数民族语文﹐除了藏族﹐其它四个民族都用母语进行自然科学授课﹐唯独藏语文至今尚过不了这个“关”。这一难关主要就在于词汇。
3﹑包袱沉重﹐迈步维艰。藏文从创制到现在﹐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但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往往会成为包袱﹐阻碍前进﹐许多近乎糟粕性东西﹐弃之不甘﹐食又无味﹐甚至可能是绊脚石。藏文与蒙文相比﹐二者在古代可说是无法可比﹐蒙文字母先后两次在藏族学者的协助下设计而成﹐作为一种民族文字﹐到十三世纪才起步﹐比藏文约晚1800多年。蒙医也是由藏医引进发展而成的。这些事实说明﹐古代藏文远比蒙文发达。但现在的事实是藏文赶不上蒙文的发展﹐在科技方面﹑社会交际功能以及文化遗产的继承等各方面蒙古语文早已超过了藏语文。
4﹑用词混乱﹐极待规范。新中国的诞生﹐迎来了藏汉翻译史上的春天﹐翻译事业的兴旺促进了藏语文的繁荣发展﹐但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这主要是新词术语的混乱现象﹐具体表现在造词用词上的以旧代新﹑以文代理﹑以积代名﹐造成了词无标准﹐概念混乱﹐词义不明﹐表达不清﹐以及语言污染等严重问题和后果。究其原因﹐在造词用词上只知应付﹐不求质量﹐只想眼前﹐不管将来﹐这是造成混乱的主要原因。而且这种混乱现象主要是藏文界自己造成的﹐原因在于自身。没有理由怨天尤人。
从藏语文的现状看﹐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特别是高科技发展的形势需要﹐在这方面落后于其它少数民族语文﹐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藏民族的主人翁意识在淡化。可以说藏民族是一个主人翁意识不强﹑科技意识很弱的民族﹐不少人看不到现代科技高速发展的形势﹐看不到自己民族落后的现实﹐满足于以往的成绩﹐沾沾自喜于浩瀚的佛学典籍﹐安于现状﹐不求进取﹐从编篡综合性的藏汉对照辞典来说﹐有史以来只有过两部较权威的词典﹐一部是《格西曲扎大辞典》﹐是蒙古学者编写的﹔另一部是《藏汉大辞典》﹐是汉族张怡荪先生从1928年起历时56年完成问世的。两位编篡者都不是藏族﹐仅此可见藏民族主人翁意识之一斑。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教育人们真正认识到﹐藏语文要想赶上现代文化的发展水平﹐就必须吸取历史教训﹐承认自己的弱点。藏语文的发展首先要弥补自己的先天不足﹐要奋起直追﹐倍道兼行﹐其关键在于藏民族自身﹐这正是引起质变的内因（64）。
该文没有举例详述藏文科技词汇的问题﹐让我从另一位藏文专家的文章里找几个例子。其一为一身两任类﹐即把两个不同的术语翻译成同一个藏文名词﹐或者说用同一个藏文名词表达两个不同的概念﹐例如﹕“比重”与“重量”被翻译成同一个藏文名词﹐类似的还有“密度”与“含量”﹑“气候”与“气象”﹑“音波”与“声波”﹑“癌症”与“肿瘤”﹑“遗传”与“繁殖”﹑“光柱”与“光束”﹑“功率”与“能量”﹑“拉力”与“引力”﹑“压力”与“压强”﹑“鲸鱼”与“鳄鱼”﹑“节肢动物”与“无脊椎动物”等（这些词汇都引自民族出版社1976年出版的《汉藏对照词汇》----原注）﹔其二为半生不熟类（即程列所说的“以旧代新”﹑“以文代理”----引者）﹐从原有的旧词汇中借来作科技名词﹐带有浓厚的非术语性的俗气。如将“挥发”翻译成“消失”﹑“水平面”翻译成“水面”﹑“垂直”翻译成“径直”等（引自《汉藏对照词汇》）﹔其三为随意增删类﹐即不忠实于原文﹐任意增删原文的意思﹐如将“天体运行”翻译成“群星运行”﹑“虹吸管”翻译成“虹形管”﹑“导体”翻译成“电导体”﹑“人体解剖学”翻译成“人体构造细探学”﹑“热带”翻译成“炎热带”﹑“亚热带”翻译成“热带”﹑“天然气”翻译成“天然煤气”﹑“页岩”翻译成“油石板”﹑“甲壳类”翻译成“骨壳类”等（引自《汉藏对照词汇》）﹔其四为冗长拗口类﹐有的已经不是词﹐而是词组或句子（即程列所说的“以积代名”----引者）﹐如将“日照”翻译成“太阳照的地方”﹑“染色体”翻译成“吃染料的微物”﹑“地对空导弹”翻译成“从地上往天空中打的导弹”﹑“航空母舰”翻译成“飞机降落的船”﹑“减速运动”翻译成“速度逐渐降下来的运动”﹑“超高压”翻译成“超了高压”﹑“终年积雪”翻译成“整年雪不化”﹑“原始人群”翻译成“远古时代的自然人群”﹑“恒温”翻译成“不变温度”等（引自《汉藏对照词汇》）﹔还有一词多译而又无定名类﹔顾此失彼类与错译类等等。究其因﹐现有的藏文翻译界素质太差﹐不懂自然科学﹔藏学界长期重文轻理﹔强调意译甚于直译（65）。前两点原因与程列说的相似﹐第三点可能与藏族的思维方式有关----如前所述﹐藏族天性倾向神话思维﹐喜欢对事实加以改造发挥﹐上述“随意增删类”就是如此。词汇是语言之本﹐教材是教学之本﹐使用这样的藏文科技词汇编出来的藏文教科书﹐怎能叫藏族学生学好数理化生﹖
关于藏人为何看不到藏语文落后于现代社会的原因﹐留待下章分析。上述两文至少说明了﹐西藏的中学之所以难以用藏语文教授数理化生﹐其责任完全在于藏族自己不争气﹐造不出成熟的藏文科技词汇来﹐并不是中共阴谋毁灭西藏文化﹐否则中共为何要花大力拨专款组织人马编写藏文科技辞典和藏文中小学教材﹔为何允许蒙古﹑维吾尔﹑朝鲜﹑哈萨克诸族用母语教授数理化生﹖藏族一向以蒙古族信奉藏传佛教（喇嘛教）为荣﹐不知是否对蒙古文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及蒙古学者帮藏族填补藏文辞典空白感到惭愧﹖
达赖喇嘛一贯攻击中国政府在西藏的中学里不得不用汉语教授数理化生是“毁灭西藏文化”﹐然而他自己在印度开办的流亡藏人中学里也不得不用英语教授数理化课程。达瓦才仁也承认﹕“以儿童村为主的各学校大部分已实现了小学数理化﹑社会科学等课程全部用藏语教学﹐初中以上才开始以英藏两种语言教授。（66）”可见流亡藏人的小学还不能完全用藏语文教学﹐初中开始用英藏两种语言教学﹐想必是用藏语文教授与西藏文化有关的课程﹐用英语文教授数理化﹐其因想必也是没有藏文科技词汇。如果说中国政府在西藏的中学里用汉语文教授数理化生是毁灭西藏文化﹐那么达赖喇嘛在流亡藏人的中学里用英语文教授数理化也是毁灭西藏文化。无怪乎戈伦夫要说﹕“达赖喇嘛经常谴责中国在西藏自治区的学校里用汉语讲课﹐这话听起来令人感到虚伪﹐因为在印度的藏族学校里﹐教学语言是英语。（67）”达赖喇嘛还利用绝大多数西方人不知道藏文没有科技词汇来欺骗西方舆论﹐例如他1996年12月3日接受国际法学家委员会采访时说﹐中国对西藏的“文化绝灭”的例子之一是﹕“在中国的高考中﹐中文成绩比藏文成绩更重要。”（68）既然藏文没有大学理工医农﹑现代社会科学的词汇﹐那么中国的大学里自然只能用汉文授课﹐汉文成绩当然比藏文更重要。为了照顾藏族考生﹐中国政府一贯对藏族降低录取分数线﹐降低率高达50%（下章详述）。如此优待藏人﹐还能叫“文化绝灭”吗﹖达赖喇嘛要求藏族只学藏文﹐不学汉文（否则就是文化绝灭）﹐这意味着他要求藏族永远不学科技知识与现代社会科学﹐永远停留在中世纪﹐这才是对藏族实行现代文化绝灭。
达赖喇嘛如此热爱西藏文化﹐他一贯声称﹐惟有流亡藏人保存与发展了西藏文化﹐然而他们流亡印度40年﹐至今编不出一本藏文科技词典来。中国政府至少编出了三本藏汉英三对照的藏文科技词典﹐由此可见﹐至少从1980年起﹐中国政府比达赖喇嘛更加重视保存与发展西藏文化。
8﹑卫生与生育
九﹑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旧西藏只有三所设备极为简陋的官办藏医机构和少量私人诊所﹐从业人员不足百人﹐加上民间藏医也只有400多人。1991年西藏有1197个卫生机构﹐平均每千人口拥有病床2.3张﹐医生2.1人﹐分别相当于和高于中国平均数。到了1997年﹐西藏有1324个卫生机构﹐平均每千人口拥有病床2.5张﹐医生2.5人。西藏的人均期望寿命从旧西藏的35岁增加到65岁（69）。连国际法学家委员会1997年的报告《西藏﹕人权与法治》都承认﹐西藏的医疗服务有了很大的改善﹐极大地提高了西藏的人均预期寿命（70）。
中国政府自1980年以来对全体藏族实行免费医疗﹐这是中国其它55个民族包括汉族都没有的。近年来﹐鉴于公费医疗浪费太大﹐中国政府在全国进行公费医疗改革﹐在西藏对占西藏藏族人口近90%的农牧民依然实行免费医疗﹐对没有工作的藏族市民（包括职工家属）也实行免费医疗﹐对有收入但不是国家职工的市民（例如个体户）酌受部分医药费﹐对国家职工（不论汉藏）由单位给每人每月发一定数量的医药费（具体数目由各单位自定）﹐用超了自己出钱﹐用不完归己﹔住院费包括医药费报销70%到95%（各单位根据工龄自定）。汉族干部的家属看病全部自费。与此同时﹐达赖喇嘛治下的达兰萨拉流亡藏人看病免费﹐药费与住院费却须自理（71）。
达赖自传说﹕“关于保健方面﹐的确增加了数目可观的医院﹐就像中国政府说的那样。但是医院却偏袒汉族移民。（72）”这又是谎言。西藏城乡医疗条件悬殊﹐这是事实。如前所述﹐1997年西藏市民总数为33.6万人（不包括住在城镇里的农民）﹐其中汉人6.9万人﹐占总数的20.5%﹔藏人26.7万人﹐占总数的79.5%。汉藏职工享受同样的公费医疗﹐藏族职工家属也有公费医疗﹐汉干家属却没有公费医疗﹐更不必说汉族流动人口。我在西藏时亲见自治区人民医院（西藏最大最好的医院﹐也是自治区政府干部的公费医院）里有许多藏农牧病人（包括住院病人）﹐他们全部免费﹐这是汉族农民做梦都不敢想的。可见西藏医院偏袒的是藏人﹐而不是汉人。
西藏地广人稀﹑交通险恶﹐农牧民分散在极其辽阔的地方﹐去拉萨及地﹑县﹑乡医院看病远不如拉萨市民看病方便﹐这是西藏的地理条件造成的﹐却也成为达赖喇嘛指责中国政府的理由（73）。且不说达赖喇嘛统治西藏时﹐农牧民根本没有可能去医院看病﹐所以达赖喇嘛根本没有资格为此指责中国政府﹔单说西藏人口仅占中国人口的0.2%﹐其面积却占中国面积的12.5%﹐如果西藏的医疗网点也要像内地一样密集﹐中国就必须把全国12.5%的医疗费用在只占中国人口的0.2%的西藏人身上。换言之﹐西藏人均占有的医疗费将是中国人均占有医疗费的63倍﹐如果考虑到把医疗设备与药品运到西藏各地去的交通成本与维持西藏各地医院运作的其它成本（人员﹑能源等）远远高于内地﹐这一比例恐怕要上升到100倍。达赖喇嘛认为这样做合理吗﹖是不是有另一种种族歧视的嫌疑﹖
我在西藏时亲见﹐中国政府对占西藏人口近90%的农牧民不搞计划生育﹐对藏族市民要求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对在藏汉人也和内地一样只准生一个。连美国国务院的1997年西藏人权报告也承认﹐藏人在计划生育方面较之中国其它民族有优惠（74）。《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指责中国政府要求藏族市民生两个孩子是“灭绝西藏民族”﹐却闭口不提中国政府只准全体汉人生一个孩子﹐莫非在他们眼里﹐汉人就不算人﹖《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还造谣说﹐中国政府“对农牧民在执行计划生育时虽然宽大﹐实际上凡生育第三胎者均被处高达1500至3000元人民币的罚款﹐超过两胎的孩子将得不到粮户本”。最后一句话漏了马脚﹐农民哪来的粮户本﹖
戈茨坦在1985年至1988年曾专门去西藏各地考察计划生育问题﹐其研究报告《中国在西藏自治区的节育政策----神话与现实》（75）说﹕在拉萨市﹐汉族干部和群众实行中国内地城市的节育政策﹐一对夫妇只允许生育一胎﹐藏族干部和群众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胎。在西藏农牧区（农牧民约占藏族总人口的90%）﹐虽然计划生育受到赞扬﹐但他们却未发现任何证据表明农牧民生育受到任何限制。相反﹐有个有很多子女的妇女竟然来问他们要控制生育的药。在拉萨北郊﹐计划生育家喻户晓﹑广泛实行﹐这里的妇女有的做过人工流产﹐但这里没有强制性节育政策。西藏自治区实际上正处在一个人口高出生率阶段﹐并不存在一个导致人口下降和威胁藏族生存的所谓强制性控制藏族人口的政策。该报告最后指出﹐艾夫唐之流对于中国政府在西藏强行控制人口﹑侵犯人权的报告与其说反映了西藏的现实﹐不如说反映了流亡藏人和他们的反华支持者的强烈情绪。本报告（指戈茨坦的报告----引者）表明政治上的强烈情绪如何容易误导客观事实。
9﹑建设与表演
十﹑大兴土木。为了庆祝198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胡耀邦在1984年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决定投资4.8亿元﹐命令九个发达省市派出近两万人﹐在西藏兴建43项工程。其中能源七项﹑交通两项﹑建材两项﹑饲料加工一项﹑商业四项﹑文体九项﹑教育两项﹑卫生四项﹑市政建设两项﹑旅游八项﹑其它两项（76）。《天葬》称之为“现代化表演”﹐“它的目的是为了表演﹐为了制造一个形象﹐而不是为了西藏社会自身的需要。”并举出如下例子﹕
拉萨饭店、机场至拉萨的道路、机场宾馆、自治区医疗大楼、西藏体育馆、西藏大学教学楼、西藏电教馆、西藏图书馆、泽当饭店、那曲群艺馆、西藏大学艺术楼、拉萨剧院。
《天葬》说﹐从上述项目﹐“不难看出其中的表演性质”（77）。除了拉萨剧院和西藏体育馆外﹐我实在看不出上述项目为何“不是为了西藏社会自身的需要”。像自治区医疗大楼所在的自治区第一人民医院是西藏头号大医院﹐43项工程为之安排了三层门诊楼﹑两栋五层的住院楼﹑一层急诊部及药库﹑制剂室等﹐总建筑面积达一万多平方米﹐投资2200万元。在建成后的九年里﹐门诊人数与住院病人（大多数是享受公费医疗的藏人﹐包括农牧民与喇嘛尼姑）每年以20%的速度递增﹐尽管已有工作人员约800人﹐仍在超负荷地运转。在580多名专业人员中﹐藏族高级专业人员占30%﹐藏族中级专业人员占72%（以上均为1994年的数字）（78）。如此造福西藏人民的工程也是“现代化表演”﹑“不是为了西藏社会自身的需要”吗﹖
还有西藏大学教学楼与艺术楼﹑西藏图书馆﹑西藏电教馆等是为了提高藏人的教育水平﹐也“不是为了西藏社会自身的需要”吗﹖王力雄大概没有在贡嘎机场至拉萨的旧路上坐过车﹐所以不知道旧路之糟糕。他知道拉萨的班机都是早上起飞的﹐却不知道拉萨的普通职工并没有让单位派车送机场的特权﹐更不必说单位不在拉萨的职工以及没有单位的人﹑西藏以外来的人﹐他们不得不提前一天坐机场的大客车到机场﹐在那里的招待所住一夜。我每次从拉萨回内地﹐都要在机场住一夜﹐所以我知道旧的机场招待所有多小多破。我有一次去晚了﹐招待所已经客满﹐幸好发现一个朋友﹐已经先我到达并找到了床﹐让我和他挤着睡。所以机场至拉萨的新公路与机场宾馆也是必不可少的设施。那曲群艺馆是有一万多居民（大部分是藏族）的那曲镇的主要娱乐场所﹐夜夜爆满。拉萨饭店建成前﹐西藏没有星级饭店﹐如何发展旅游业﹖泽当饭店位于藏族发祥地山南﹐古迹众多﹐1993年该店完成营业收入470万元﹐实现利润100万元﹐创汇128万元（79）﹐怎能说是“现代化表演”﹖43项工程中还有羊八井地热电站扩建﹑羊八井至拉萨输变电﹑拉萨火电厂改造﹐以及在西藏各地的太阳能﹑风能开发等七个能源工程﹔拉萨上下水工程﹑贡嘎机场扩建﹑拉萨中学扩建﹑拉萨水泥厂等有关交通﹑建材﹑教育﹑卫生﹑饲料加工﹑市政建设等13个项目﹐以及部分商业﹑文化﹑旅游项目﹐恐怕也不能说是西藏不需要的“现代化表演”。至于建造大昭寺广场则是为了方便藏人拜佛﹐后来却方便了藏人骚乱。毫无疑问﹐像西藏体育馆﹑拉萨剧院﹑龙王潭公园改造等工程﹐并无实用价值﹐确有“现代化表演”之嫌。但也有不得以的苦衷﹐为了堵西方人权卫士的嘴（后文详述）。
为了庆祝199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1994年江泽民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决定投资23.8亿元﹐在西藏兴建62项工程﹐到1997年底﹐实际投资已追加到36.7亿元（80）。62项工程的具体内容（81）如下﹕
农技推广体系建设、左贡县玉曲河农业综合开发、仁布县解放水渠、满拉水利枢纽工程、优质油菜生产和加工、乃东县油粮加工厂、拉萨油粮加工厂、藏西北绒山羊基地、林芝东久林场开发、西藏边茶厂、丁青县水电站、巴青县水电站、措美县水电站、芒康县盐井水电站、聂荣县水电站、米林县南伊水电站、沃卡河一级水电站、朗久地热电站、拉萨西郊输变电工程、昌都电网改造、香卡山铬铁矿、申扎金矿、扎仓茶卡硼镁矿、昌都水泥厂搬迁、马查拉煤矿、西藏自治区藏药厂扩建、拉贡公路改建、格尔木炼油厂至101油库输油管、拉萨新华书店、中尼公路中坝至拉孜段改造、贡嘎机场储油设施、拉萨西郊长途电话枢纽楼、拉萨至日喀则光缆、12个地面VSAT站、布达拉宫广场、拉萨市环行道、泽当镇道路改造、日喀则上下水工程、狮泉河镇上下水工程、自治区党校暨行政学院综合楼、37个边境与贫困县机关建设、边境口岸建设、西藏博物馆、乡级太阳能广播电视接收站、林芝宾馆、日喀则第二中学、乃东中学、嘉黎县中学、贡觉中学、朗县中学、生育健康培训中心、自治区传染病医院、
拉萨市医院住院部、自治区党政办公楼、北京西藏大厦、塘河电厂改造、沃卡潭三级电站改造、林芝八一电厂改造、拉萨水泥厂回转窑改造、昌都粮油加工厂改造、林芝县粮油加工厂改造、西藏农牧产品加工出口基地。
这里有多少属于西藏民生所必需的﹐多少属于“现代化表演”﹐请读者自己判断。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大工程﹐例如布达拉宫整修工程﹐中国政府花了近一亿元﹑一吨黄金（82）﹐旨在弘扬西藏文化。1994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古迹遗址专家参观后也对整修工程表示满意（83）﹐如此巨大的投资当然是不可能从门票里收回的。又如投资十亿元的一江两河综合开发工程﹐在西藏的主要农业区兴修水利与电站﹑改良耕地﹑改良牛羊﹑开发荒地﹑推广先进技术﹑培训人员﹑建桥筑路﹑植草造林﹑建造商品粮基地﹑副食品基地与科技示范推广基地等﹐旨在并已经大幅度提高农牧业产量。开发开始后八年﹐占西藏人口30%多的该流域70多万农牧民已经获益﹐人均纯收入已由开发前的1989年的602元增加到1997年的1253元﹐翻了一番﹐高出全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168元。开发区的粮食﹑油菜籽﹑肉类与奶类产量由1990年的34.5万吨﹑1.19万吨﹑1.43万吨与3.7万吨上升到1997年的45.71万吨﹑2.48万吨﹑2.44万吨与4.41万吨。改造低产地7.5万亩﹐扩大保灌面积30万亩﹐新建良种繁育基地三万亩﹐蔬菜保护基地230亩﹐新建和改扩建农技推广站﹑畜类防治站22个﹐改良牲畜1.45万头﹐培训人员五万多人次﹔形成了一批“旱能灌﹑涝能排﹑田成方﹑林成网﹑渠相连﹑路相通”的高产稳产田﹔还造林20万亩﹐使开发区的年大风日数由六﹑七十年代的50天下降到现在的不足30天﹐大大减少了风沙侵害﹐控制了水土流失。全区连续十年农业丰收﹐80%的农民盖了新房（84）。然而因为中国政府对藏农牧不收税﹐不派购征购农牧产品﹐所以农牧业发展后的好处全部归藏农牧所得﹐中国政府收不回一分钱的投资。再如投资18亿元﹑历时八年多﹑总装机容量为九万千瓦的羊卓雍湖抽水蓄能电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水电站﹐它使长期缺电的拉萨电网增加两倍以上的电力（85）。然而西藏的电力工业从来是政策性亏损的大户﹐这样巨大的投资是永远收不回来的。
达赖自传指责拉萨的“藏人区15瓦到20瓦的电灯是你能看到的最亮的灯光﹐但是电灯经常不亮﹐尤其是在冬天”。而“中国区灯火通明”（86）。他忘记了他自己统治西藏时﹐全西藏只有一个125千瓦的夺底水电站﹐只供他一人与极少数豪门享用﹐所以他根本没有资格指责中国政府向藏民供电不足。他把拉萨老城叫做“藏人区”﹐把拉萨新城区叫做“中国区”是错误的﹐也是别有用心的。所谓拉萨老城区﹐一般指1950年以大昭寺为中心的老式藏房区﹐面积约一平方公里﹐1988年人口约三万。拉萨新城区一般指中共进藏后在老城外修建的新建筑群﹐1980年的面积约24平方公里。1990年拉萨有户口的居民为139810人﹐其中藏族96341人﹐占69%﹔汉族40418人﹐占29%﹐其它民族3051人（其中大一半是中共进藏前就住在拉萨的回族﹐他们说藏语﹐信伊斯兰教）﹐占2%（87）。把全市的藏人数约十万减去老城的藏人数三万﹐还有七万藏人住在新区﹐并大大超过全市的汉人数﹐怎么能把新区叫做“中国区”（在达赖喇嘛的语汇里﹐中国人即汉人）呢﹖我在拉萨时就深受缺电之苦﹐冬天水枯﹐没有水力发电﹐缺电更甚﹐所以中国政府要修羊卓雍湖电站以造福藏人占69%的全体拉萨居民。然而此举却受到《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指责﹐说是“这些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为汉族居民和建在藏区的或中国的各大工厂供电。而对西藏人民不仅毫无益处﹐反而建造这类水利电站直接破坏西藏的自然环境﹐威胁人民的健康﹐从而损害了西藏人民的总体利益。”拉萨新区的藏人都与汉人混居在单位分的房子里（我在西藏时的邻居大多数是藏人）﹐中共想单独给汉人供电也做不到。把羊卓雍湖的电送到内地去﹐不啻是现代化的天方夜谭﹐只有神话思维者才想得出来。不建电站要受到达赖喇嘛的攻击﹐建设电站又要受到“西藏流亡政府”的攻击﹐这叫中国政府如何是好﹖
10﹑输血与肿瘤
十一﹑巨额补贴。以上各项都需要大量的钱﹐西藏的企业（包括商业）只亏不赚﹐农牧民则不缴税﹐这钱从何而来﹖当然只有靠中央政府补贴。下面是列年来中国政府给西藏自治区政府的财政补贴（不包括专项基建投资如上述大工程与驻军费用）及其占自治区政府支出的百分比（88）﹕
年份 中央补贴(万元) 补贴占支出%
1960 2725 18
1965 11804 104
1970 18345 173
1975 29179 122
1980 60104 129
1985 105772 103
1989 123715 104
1990 124389 96
1995 313440 90
1997 339776 89
从上表可以看出﹐从文革爆发前夕的1965年（自治区正式成立之年）到文革结束前夕的1975年（毛泽东时代）﹐中国政府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年增15%﹔从1975年到1980年的华国锋时代年增21%﹔从1980年到1989年的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时代年增12%﹔从1989年到1997年的江泽民时代年增22%（这里算出的年增率只是近似值﹐旨在给读者一个大致的概念﹐不是统计学意义上的年增率）。无论哪个时期﹐都超过了中国财政收入的年增率。
上面是纵向比较﹐再来看横向比较。1988年内蒙古人均工农业产值为986元﹐西藏仅为440元﹐不足内蒙古的一半。在消费水平上﹐情况颠倒过来。同年内蒙古职工平均工资为1641元﹐外加社会福利费213元﹔西藏职工平均工资为2739元﹐外加社会福利费582元。西藏比内蒙古高了79%。1990年中央给内蒙古的财政补贴为人均130元﹐而给西藏的为人均566元。1988年中央财政补贴占各自治区政府开支的比例如下﹕广西45%﹐内蒙古53%﹐新疆60%﹐宁夏63%﹐西藏100%。1994年广西和内蒙古的经济发展使中央补贴在其总收入里的比重降低到13%和27%﹐宁夏和新疆变化不大﹐而西藏仍高达83%（89）。1997年中央给内蒙古的补贴的比重又降低到22%﹐而西藏反而上升到占其总收入的92%﹐总支出的89%（是年西藏财政赤字）（90）。从1993年到1997年﹐西藏的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五年增长达到两位数﹐1997年高达13.4%（91）﹐其实这个数字只及中央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年增长率的一半﹐有什么可夸耀的呢﹖
这么多钱用到哪里去了﹖首先﹐给西藏的15万多国家职工（其中四分之三为藏族）发工资。1997年西藏国家职工工资总额为164175万元（16.4亿元）﹐占当年自治区政府总支出381952万元（38.2亿元）的43%。这只是给职工的现金﹐如加上职工的住房﹑医疗﹑水电﹑燃料﹑交通及其它福利（西藏各单位经常发放食品）﹐其总数超过一半。其次是行政企业管理费﹐1997年仅现金支出为96864万元（近十亿元）﹐其中很大一部分花在公费吃喝与旅游上。再次是文化教育卫生事业费﹐1997年为78837万元（近八亿元）﹐这是为西藏人民做好事实事。第四是价格补贴﹐1997年为16680万元（1.7亿元）。西藏人民必需的茶﹑盐﹑糖﹑布﹑服装﹑燃油（汽油﹑柴油﹑煤油）﹑药品﹑日用百货﹑烟酒﹑食品﹑工农业生产资料等大都要从内地调入﹐其价格必须和内地差不多﹐这巨额运费就要由政府补贴。1992年政府对每市斤本地粮（在西藏议价收购的）补贴0.455元﹐对内地粮每市斤补贴0.67元﹐而销售价本地粮为0.43元﹐内地粮为0.457元﹐不算收购﹑储藏与运输成本﹐仅仅补贴价就高于销售价。甚至从尼泊尔进口的粮价都比内地运来的粮食成本低30%。八十年代中期政府撤消国营副食店﹐给全体市民发副食补助﹐让他们自己去自由市场买菜。1993年政府放开粮价﹐给予全体市民粮食补贴﹐结果引起藏人示威。第五是企业（工业﹑商业﹑建筑﹑运输等）亏损﹐1997年国有企业计划亏损为11979万元（1.2亿元）。这笔钱也和价格补贴一样﹐花在西藏人民头上。例如西藏发电成本巨大（火电厂的燃油须从青海送来﹐水电站建设管理成本高昂）﹐但对市民只象征性地收一点费﹐对农牧民免费﹐这亏损当然只能由政府补贴。煤气灶与自来水也一样。还有些企业亏损连连﹐因有许多藏族员工﹐也只好由政府补贴维持（汉族员工可以内调）。加以为了解决藏族市民的就业问题﹐所有的企业都人浮于事﹐毫无效率可言﹐岂有不亏之理﹖第六是支持农牧业﹐1997年高达14169万元（1.4亿元）﹐计有小型农田水利和水土保持补助费﹑支持农村合作生产组织资金﹑农村农技推广和植保补助费﹑农村草场和畜禽保持补助费﹑农村造林和林木保护补助费﹑发展粮食生产专项资金支出等项目。如前所述﹐中国政府对农牧民不收税﹐不派购征购农牧产品﹐却免费或低价提供生产资料﹑技术服务﹐低息或无息提供﹑甚至白送贷款﹐自然要大量贴钱。第七是“落实政策”﹐1997年在自治区财政支出表上的“其它”项高达51384万元（五亿多元）﹐同年自治区银行的“国家对个人其它支出（相对于职工工资奖金而言的其它）”则高达61488万元（6亿多元）（92）﹐占自治区财政当年支出的16%。据了解这是对寺庙与个人“落实政策”的赔偿﹐包括文革前与文革初寺庙被砸﹑佛像被毁与个人被抄家的赔偿﹐可能还包括给寺庙与僧尼的津贴。上述各项相加略微超过同年自治区政府的总开支数﹐是因为文化教育卫生科学事业费等项中包含了职工工资﹐计算时有重叠。
综上所述﹐西藏的经济是不折不扣的输血经济﹐1992年前西藏的财政全靠中央补贴﹐其后也基本上靠中央补贴。据知情者说﹐从1992年起西藏财政之所以小有收入﹐主要不是来自发展生产﹐而是来自向内地“转让”中央给予西藏的优惠政策的收益﹐即把中央给西藏的平价（计划价）物资以议价（市场价）倒卖给内地﹔还有把中央允许西藏免税进口的物资加价转卖给内地。中国政府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在中国各少数民族中是最优厚的﹐藏族已经成为中国56个民族中名副其实的贵族。
《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也承认中国政府给了西藏财政补贴﹐但说其中“绝大多数实际上只是做为中国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平常开支费用以及为迁移定居西藏的中国人提供各种补贴而已”﹔又说“在所谓的财政补贴之分配过程中﹐在城市与乡村间有着惊人的悬殊”。美国国务院1997年西藏人权报告也说﹕“中央政府和其它中国省份给西藏经济大量津贴﹐从1989年至1996年每年递增10.5%。90%以上的西藏预算来自自治区外。西藏还享有广泛的经济与税收优惠政策。”“总的说来﹐政府的发展政策提高了许多藏人的生活水平﹐但许多好处被汉人捞去了。”
诚然中国政府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并未平均分给每个藏人。其主要受益者是15万多国家职工﹐其中四分之三约12万是藏族（1997年）﹐可见至少四分之三的好处被藏族捞去了。以每家两个孩子并且不算老人计﹐藏族国家职工及家属达23万多﹐占西藏藏族人口的10%左右﹐占西藏藏族市民的87%（有关统计数字出处见本章前文）。换言之﹐中国政府用汉族纳税人的血汗包养了十分之一的藏族﹐使之变成了藏族中的贵族﹑中国的贵族中的贵族。他们的人均收入高于中国市民的人均收入﹐实际人均生活水平与北京市民不相上下。占西藏藏族人口约十分之九的农牧民也从免税政策﹑支农政策﹑物价补贴﹑免费医疗教育及社会福利等中分享了部份中央的财政补贴﹐但只能说中国政府对他们实行半养﹐他们在相当程度上还得靠天吃饭。由于西藏的天特别严峻﹐他们的人均收入低于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这就与藏族市民构成了巨大的反差。中国政府目前还没有财力把藏农牧也全部送进城里包养起来﹐即便有﹐西方人权卫士与达赖喇嘛更要指责中国政府毁灭西藏文化了。西藏的城镇特别是拉萨就像荒凉原始的世界屋脊上的畸形繁华的现代化绿洲。正如《天葬》指出的﹐西藏自身的资源不可能产生和供养现代化﹐西藏的现代化只能由外力（中国政府的财政补贴即汉族纳税人的血汗）来维持﹐《天葬》因此把现代化称为“西藏的肿瘤”﹐说它不是西藏的繁荣﹐而是西藏的疾病（93）。这个问题留待后文讨论。
达赖喇嘛说﹕“中共的目的只有掠夺。他们对西藏作的极少的投资﹐宣传得非常强﹐但是对他们从西藏掠夺去的东西﹐却一声不吭。（94）”达赖喇嘛举得出中国政府从西藏“掠夺”的具体内容与证据吗﹖如前所述﹐西藏历代达赖喇嘛与噶厦政府搜刮的财宝早在1950年就被达赖喇嘛自己运到锡金去了。1959年叛乱时﹐大批逃亡贵族﹑活佛﹑藏官又带走了自己的财宝﹐留在西藏的可供中共掠夺的财宝也就所剩无几。中共自1980年以来年年都在向寺庙与旧贵退赔﹐其数额每年高达数亿元。直到1997年﹐都占了自治区财政支出的16%。
《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甚至还说﹕“其实﹐如用现金数额来计算﹐仅仅从西藏运往中国的木材﹐其价值便大大超过了中国声称的所谓给予西藏的财政补贴数。”真是天大的笑话。1997年运出西藏的木材共12931吨（95）﹐是年中央给西藏的财政补贴为339776万元。一公斤木材能值263元吗（且不说伐木和运输的高昂成本）﹖何况出售木材的收益也和西藏开矿的收益一样全部归西藏自治区财政﹐用在西藏各项包养藏人的事业上﹐中央政府不收分文。连“西藏流亡政府官员”达瓦才仁都承认﹕“西藏暂时来说在物质利益上面对中共没有什么好处（96）”﹐非常难得他说了一句真话。
第三部：邓小平的怀柔政策
第十章﹕法轮常转
1﹑恐惧与崇拜
中共在平叛民改中捣毁了大部分寺庙﹐遣散了大部分僧尼﹔在文革中捣毁了大部分剩下的寺庙﹐遣散了全体剩下的僧尼﹐还禁止一切宗教活动。说毛泽东企图消灭西藏的佛教﹐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然而由西藏的自然（天）决定的藏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道）并未因此改变﹐他们需要新的宗教来填补心灵与生活的空白﹐这个新教就是毛泽东的共产乌托邦主义（简称毛教）。
《天葬》对西藏的“神界轮回”作了精彩的论述。它说西藏的宗教起源于莫名的恐惧﹐由恐惧而敬畏﹐由敬畏而产生神。毛泽东用恐怖手段打倒了西藏的旧神﹐藏人就把毛当作新神来崇拜。邓小平放弃了恐怖手段﹐藏人就不崇拜他﹐重新崇拜达赖喇嘛。
法国十八世纪哲学家霍尔巴赫说过﹕“恐惧第一个在地上创造出神”﹔“人之所以迷信﹐只是由于恐惧。人之所以恐惧﹐只是由于无知。人缺乏对于自然力量的认识﹐于是设想自然受一些看不见的势力支配﹐认为依靠这些势力﹐想象它们可以发起脾气来对自己不利﹐也可以有利于自己的族类”（1）。西藏地广人稀﹐自然环境又特别严酷﹐孤立无援的藏人的恐惧自然格外强烈。自然而外﹐还有社会。西藏的统治阶级特别残酷﹐他们的刑具并不像《天葬》说的那样只是“文化象征”（2）﹐尊贵如藏军总司令龙厦尚且惨遭挖眼就是明证。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无论是农奴还是贵族﹐都无法摆脱对自然﹑对社会﹑对命运的恐惧﹐神于是应运而生。
藏人的原始宗教是本教﹐主张灵魂不死﹑灵魂转移。这是所有原始人包括汉人的祖先的本能﹐导源于神秘莫测的梦。那时人们不理解梦的生理原因﹐认为是灵魂的活动。死人会出现在梦里﹐可见人死后灵魂仍然存在﹐至今有些汉人还认为死人会“托梦”。由于本教的教义较简单﹐敌不过庞大复杂的佛教。更重要的是﹐佛教为时刻生活在恐惧中的藏人指明了一条简明扼要（这对没有文化的藏人特别重要）﹑极为诱人而又无从验证（这也同样重要）的出路----因果报应﹑超度来世﹐从而使几乎全体藏人都沉溺其中﹐难以自拔。由此可见﹐佛教并不是藏族与生俱来的宗教﹐藏人自古以来就有接受外来宗教的传统﹐只要它适合他们的需要。
藏人同时还有崇拜强者的传统。他们的神既然是从恐惧中产生的﹐自然具有比使他们恐惧的东西更强大的威力﹐否则如何保护他们免于恐惧﹖到过喇嘛寺的非藏人士一定会对其偶像的狰狞恐怖与色情淫荡产生深刻印象﹐所谓欢喜佛就是两者结合的典型﹐那是汉传佛教绝对没有也无法想象的。关于色情淫荡问题暂且不论﹐只谈狰狞恐怖。那既是他们害怕的东西﹐又是他们崇拜的偶像。他们在历史上接受过蒙古人与满洲人的统治﹐因为后两者显示过强大的军事威力。当英国人刚开始进入西藏时﹐他们坚决将其拒之门外。然而当英国侵略军在1904年杀死数千藏人﹐打进拉萨﹐用实力表明自己比满清更强大后﹐藏人就把自己的崇拜由满清转向英国﹐达赖自传中感谢英国侵略军头目荣赫鹏﹑赞美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文字就是明证。那么毫不奇怪﹐当毛泽东通过平叛民改打断西藏上层的脊梁骨后﹐藏人包括被打断了脊梁骨的上层人士也会转而崇拜毛﹐何况毛也确实给了西藏下层人民以看得见的利益呢﹖
如前所述﹐藏人信仰佛教﹐是因为它许诺他们通过现世的修行可以换取来世的好运。正如本书第二章所引戈伦夫的话说的那样﹐西藏的穷人安于现状只是出于无奈。贪图享受﹑要求尊严原是人类的本性。穷奢极欲﹑爱摆排场的西藏上层就为农奴和奴隶做出了榜样。农奴和奴隶之所以虔诚拜佛﹐不就是为了来世能像眼前的上层那样尊荣富贵吗﹖那么当毛泽东打倒了上层﹐把他们的土地﹑牲畜﹑房屋﹑衣物无偿分给农奴和奴隶﹐并把原先的上下层的社会地位翻了个个﹐使后者在现世就享受到他们渴望于来世的东西时﹐他们岂有不欢喜若狂﹑感恩戴德之理﹖
2﹑毛教的兴衰
藏族百姓对毛泽东的崇拜既然是建立在恐惧加感恩的双重基础上的﹐这种感情当然要比原先仅仅建立在恐惧上的宗教感情更加强烈。然而藏族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毕竟不同于汉族﹐他们除了出于人类的本性贪图现世的享受外﹐还要超度来世。而中共的意识形态却是无神论﹐不承认有来世。它不仅捣毁了大部分寺庙﹑遣散了全部僧尼﹑禁止一切宗教活动﹐还反复向藏人宣传没有来世﹑幸福只在现世的思想﹐那么藏人如何解决超度来世的问题呢﹖
瑞士哲学家兼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 1896-1980）提出的发生认识论（Cognitive Development）（3）认为﹐人们在接触新事物时﹐会自觉不自觉地用自己头脑里固有的概念﹑逻辑﹑价值体系去诠释新事物﹐将其解释﹑翻译成自己可以理解的东西﹐他称这种机制为“同化”（assimilation）。当年西方探险家斯坦因去敦煌盗窃文物时﹐哄看守人王道士说﹐他是印度的唐僧﹐倒朔着唐僧的路线到中国来取经了﹐后者马上对这个洋唐僧肃然起敬。英国人与俄国人拉拢藏人时﹐都哄他们说﹐只有英国女王与俄国沙皇才是西天大菩萨的化身。十三世达赖喇嘛确曾相信过后者﹐还接受了后者赐给他的东正教大主教金色法衣。诚然﹐中共从来不曾告诉藏人说﹕只有毛泽东才是西天大菩萨的化身﹐只有共产主义才是最好的宗教。中共只告诉藏人﹐只有毛泽东才是藏人的大救星﹐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真正的天堂。在同化机制的作用下﹐藏人马上把毛泽东诠释为西天大菩萨的化身﹐特别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如前所述﹐藏人曾把清朝皇帝当作文殊菩萨的化身来崇拜）﹔把共产主义诠释为佛教里的天堂。文革捣毁了寺庙与佛像﹐禁止一切佛事﹐却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刚好填补了藏人的宗教感情与仪式需要。
藏人于是把毛像当成佛像﹐把鞠躬敬礼当成磕头﹐把毛的著作﹑语录当成佛经﹐把毛语录牌当成玛尼堆（藏人常在路口堆石﹐插上经幡﹐围之转经﹐藏语称为玛尼）﹐把“早请示﹑晚汇报”当成祈祷﹐把去北京当成朝圣﹐把“毛主席万岁”当成“六字真言”﹐把“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当成毛的“转世灵童”……确曾有许多藏人围绕毛的塑像﹑语录牌转经。“早请示﹑晚汇报”﹑念语录﹑唱颂歌这一套本是中共从基督教那里学来的仪式（祈祷﹑念圣经﹑唱赞美诗）﹐用以取代佛教仪式也顺理成章﹐如前所述﹐藏人本有接受外来宗教的传统。至于某些细节上的差异----诸如毛的服装扮相与菩萨大不一样﹔佛教里的天堂是在另一个世界﹐而共产主义天堂则在子孙后代的人世﹔转世灵童只能在其前世死后诞生﹐而毛泽东死时华国锋已经56岁了等等----藏人倒不甚计较﹐可以忽略不计。1982年我进藏时﹐华国锋已下台一年﹐内地已看不到他的相片﹐西藏的党政机关和百姓家里﹐依然并排悬挂毛华的像。当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把俄国沙皇当成“北方佛法大王”﹐把沙皇让德尔智带给他的东正教大主教的金色法衣当成袈裟时﹐也不曾计较过扮相与式样的差异----十三世达赖喇嘛虽未见过沙皇﹐却见过德尔智带给他的沙皇照片﹐他的秘书长还随德尔智去过俄国﹐见过沙皇。
当然也有藏人不为毛教所动﹐坚信佛教﹐偷藏佛像﹐在夜深人静时悄悄拜佛﹑祈祷。戈茨坦的新着《雪狮与龙》就说起有个藏女在文革中冒着被邻居检举的危险在家里点酥油灯拜佛的故事（4）。但文革中藏人狂热地捣毁寺庙与佛像﹑疯狂地检举﹑批斗“达赖特务”（已故的西藏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卢耀曾的妻子﹑藏人达噶在文革中曾被检举为“达赖特务”﹐遭到残酷批斗﹐卢也陪斗）﹑至今坚决要求独立的藏人仍崇拜毛泽东（5）等事表明﹐许多藏人确曾虔诚信仰过毛教。
唐山地震﹐毛泽东驾崩﹐华国锋也很快下台。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放弃对西藏实行恐怖手段﹐改为用现代物质文明收买。藏人便不再崇拜他们﹐转而崇拜美国。他们从种种渠道（中国的电视报刊﹑进藏汉人的言行﹑达赖和西方的电台﹑归国探亲的流亡藏人）得知﹐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连中共都害怕它﹑崇拜它﹑千方百计地迎合它﹑讨好它﹐而美国是支持达赖喇嘛的﹐所以达赖喇嘛也和美国一样强大。中共从1979年起邀请了几批被他们赶走的达赖喇嘛的代表团衣锦还乡﹑待为上宾一事向藏人证明﹐中共也怕达赖喇嘛﹐藏人于是重新崇拜达赖喇嘛。藏人在历史上曾有过恐英（国）崇英（国）的传统﹐此时很自然地转换成崇美媚美。邓﹑胡﹑赵给藏人享受现代物质文明﹐他们开始还有点感恩。后来﹐他们天天从达赖与西方的电台﹑达赖喇嘛派遣的间谍﹑喇嘛尼姑那里听说﹐中共消灭了120万藏人﹑掠夺了全西藏﹑在西藏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共也一再向藏人道歉﹐承认毛泽东时代的错误﹐答应赔偿﹐他们便不再感恩﹐而把中共给他们的所有好处都看成是赎罪﹐无论多少永不满足。因为人欲无止境﹐何况他们从电视里看到了西方生活方式﹐中共给的那些算什么﹖洋人个个有汽车﹐中共能给每个藏人发一辆汽车吗﹖
邓﹑胡﹑赵反对个人迷信﹐不再大量发行领袖相片并对之搞崇拜仪式﹐这当然是好事。然而藏人有崇拜活的偶像的本能需要。中共废止了毛泽东的“转世灵童”华国锋﹐1983年初在西藏下令禁止悬挂华的相片﹐却没有发行新的领袖的相片﹐藏人就用达赖喇嘛的相片来填充空白。1983年中共发行过六十年代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在一起的相片﹐但邓的形象很不显眼﹐也未用行政权力大力推广（我当时在西藏）。1986年9月自治区党委与政府办公厅曾向全体藏人赠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画像﹐这两个办公厅联合发出的通知说﹕“悬挂﹑张贴和摆放领袖像﹐是一种符合西藏人民传统习惯和心理素质的宣传教育形式。在赠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彩色肖像时﹐要热情细致地介绍每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姓名﹑职务﹐宣传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新的‘长征’﹐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所立下的丰功伟绩。”为此还举行了隆重的赠送仪式（6）﹐说明西藏当局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可惜他们忽略了如下环节﹕第一﹐既要树立偶像﹐就只能独树一个。不突出个人﹐搞集体领导﹐不符合藏人的心理需要﹐没有用处的。第二﹐既要树立偶像﹐就要有相应的强制性的崇拜仪式﹐如文革中的“早请示﹑晚汇报”﹐念语录﹑唱颂歌﹐到处立塑像﹑语录牌﹐高呼万岁等等﹐最好是磕头﹐方能收旗帜鲜明﹑印象深刻﹑条件反射之效。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要用一字不识的藏人也听得懂的宗教式的语言（而不是藏人听不懂的“新长征”语言）﹐大张旗鼓地宣传唯一的偶像﹐把今世与来世的一切好事全部归功于一人﹐将其说成是无比伟大﹑无所不能﹑战无不胜﹑法力无边的神﹐方能把达赖喇嘛从他们的心中挤走。当然他们即使想到了也不敢做﹐那么他们赠送的肖像就只能被藏人当作废纸。说句笑话﹐如果中共那时在西藏大量发行邓小平的相片﹐大搞文革式的个人崇拜﹐并告诉藏人﹕“邓小平就是文殊菩萨（或观音菩萨）的化身﹐你们只要崇拜他﹐就可超度来世。”也许藏人就不会那样狂热崇拜达赖喇嘛﹐也不会发生那样严重的骚乱。
邓﹑胡﹑赵还拨款三亿多元﹐修复了1787座寺庙﹐招收了46380名僧尼﹐由政府发薪或津贴（西藏数字﹐不包括川青甘云藏区）﹐使藏人重新回到熟悉到骨子里去的佛教氛围中去﹐显赫一时的毛教顿时灰飞烟灭﹐达赖喇嘛重新变成至高无上的神。
注释﹕
3﹑宗教与文化
自1980年胡耀邦视察西藏以来﹐中共为了向西方显示其尊重西藏人权的诚意﹐与达赖喇嘛展开了一场狂热吹捧西藏文化的竞赛。胡在西藏干部大会讲话时就带头吹捧西藏文化﹐时至今日﹐中国的新闻媒体与出版物包括学术刊物与著作对于西藏文化仍只许说好﹐不许说坏。谁要是指出西藏文化的缺陷或不足﹐就是大汉族主义﹑违反民族政策（这与西方文化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奇怪的是﹐中国所有媒体与出版物在提到藏族与藏人时﹐都要说成“藏民族”﹑“西藏人”﹑“藏族人”﹑“藏族同胞”或“藏族人民”（有时简称为“藏胞”与“藏民”）﹐绝对不能单独用“藏族”与“藏人”两字﹐似乎称他们为藏族与藏人就是不敬﹐尽管它们提到汉族与汉人时却一贯单独称“汉族”与“汉人”﹐并不以为有什么不敬。
自1985年以来一直担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西藏自治区党委文教书记的丹增更是张口闭口“我们西藏拥有世界上最伟大﹑最悠久﹑最光辉﹑最灿烂的文化”﹐“西藏的宗教就是西藏的文化”（这都是我亲耳听到的）。姑且不论西藏文化是否是世界上“最伟大﹑最光辉﹑最灿烂”的文化﹐单说“最悠久”就不够格。就拿西藏的佛教来说﹐它是从印度传来的﹐可见西藏的宗教没有印度的悠久。诚然佛教传入之前西藏有本教﹐但本教能被佛教取代﹐可见本教不如佛教伟大﹑光辉﹑灿烂。据“西藏流亡政府”机关刊物《西藏通讯》每期末页介绍﹐藏文是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时代创制的﹐藏文字母则是仿效梵文字母的。那时汉文已有了数千年历史﹐那么藏文也没有汉文与梵文悠久。甚至达赖喇嘛都要比丹增谦虚一点﹐前不久达赖告诉一个汉人说﹕“西藏的佛教是最好的佛教。（7）”虽然这话能否得到泰国﹑缅甸﹑斯里兰卡﹑柬埔寨﹑日本﹑韩国等国的佛徒的首肯尚属疑问﹐他们似乎从未请达赖喇嘛去布道﹑加持﹐但至少他没有说“最伟大﹑最悠久﹑最光辉﹑最灿烂”之类的胡话。达赖喇嘛大肆吹捧西藏文化不足为奇﹐他就是要煽动藏人的民族自大情绪与排汉仇汉心理。中共信任与重用的西藏文教书记在吹捧西藏文化上比达赖喇嘛还要达赖喇嘛﹐中共岂不是自挖墙脚吗﹖
不过丹增有句话说对了﹐西藏文化的确是宗教文化﹐类似于被天主教会垄断的欧洲中世纪文化与汉族的儒家文化（有人称之为儒教）﹐其共同特点是政教合一（特指西藏与欧洲）﹑压抑人性﹑轻视科技。欧洲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与资产阶级革命﹐打倒了政教合一﹐改造了中世纪文化﹐使之顺应自由﹑民主﹑人权﹑理性﹑科学的历史潮流。中国汉族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于一役﹐“打倒孔家店”﹐提倡白话文﹐号召解放个性﹐从西方引进科学与民主﹐改造了儒家文化﹐使之顺应自由﹑民主﹑人权﹑理性﹑科学的历史潮流（当然没有欧洲那么彻底）。西藏从未出现类似的文化宗教改革运动﹐更未出现理性启蒙运动﹐西藏文化至今仍然是一个中世纪式的宗教文化。虽然中共废除了政教合一﹐在文革中“消灭”了西藏宗教﹐但1980年后﹐中共又不遗余力地恢复了西藏宗教﹐于是中世纪式的西藏宗教按其本性又要求恢复政教合一﹐每次骚乱都由喇嘛尼姑打头阵就是明证。西藏宗教重又吸收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劳动力（僧尼越来越多）与民众的时间精力﹐使之不能用于发展生产。藏文至今无法译介科技知识与现代社会科学。更重要的是﹐喇嘛教的非理性的思维方式继续束缚藏人﹐使之无法发展科学与民主的必要前提----理性思维﹐藏人重又狂热崇拜达赖喇嘛（比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更厉害）就是明证。
甚至藏人中的有识之士也在摇头。有位至今仍在西藏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曾听到西藏文化厅的两个藏干议论宗教。来自拉萨的藏干说﹕西藏的“宗教政策”落实得不够﹐西藏的宗教还应大发展。来自甘南的藏干则说﹕藏族之所以落后﹐就是宗教麻醉人民﹐阻碍社会和科技发展﹐现在宗教搞过头了。然而中国政府自1980年以来给西藏巨额补贴﹐又派出大批汉族专业人员进藏大兴土木并管理各种现代设施﹐把现代物质文明免费奉送到藏人手中﹐让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地坐享其成﹐根本感觉不到有学习科技知识﹑培养理性思维的必要。中共不计血本培养的藏族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文史哲专业的﹐不学科技就不知道西藏文化的缺陷﹐也不知道天高地厚。在对西藏文化只许说好不许说坏的指导思想与舆论环境下﹐他们大都成为和丹增一样的西藏文化至上主义者﹐西藏大学藏文系的学生在历次骚乱中打冲锋﹑被称为藏独系就是明证。1988年3月5日骚乱时﹐西藏大学藏文系学生班长洛桑丹增持刀刺死了在大昭寺外面徒手站岗的武警班长﹑康定藏人袁石生（8）。他被捕后﹐他的同学纷纷去探监﹐尊他为藏独英雄。他被判死缓﹐由于美国某些议员的关切﹐他被一再减刑。我在西藏时就听一个藏族同事说过﹕我们西藏有世界上最好的文化﹐我们藏族不需要你们汉族﹗----虽然他也和所有的藏人一样不遗余力地争工资﹑争福利﹑争房子﹑争美差（这些被争的东西都是中共享汉族的血汗提供的）。中共享汉族的血汗包养西藏的结果是被包养的藏人得出藏族不需要汉族的结论﹐可谓始料未及。
4﹑农牧民不关心独立
我在上面用“藏人”一词﹐当然是泛指﹐具体到每个藏人﹐情况又很不一样。一般而言﹐文化程度越低﹑年龄越大﹑离拉萨或各中心城镇越远﹑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好处越少（相对而言）﹑与汉人交道打得越少﹑生活越贫困也越传统化的藏人如大多数农牧民﹐对达赖喇嘛越虔诚﹑对中国政府越尊敬﹑对汉人也越友好﹔反之﹐文化程度越高﹑年龄越轻﹑离乡村越远﹑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的好处越多﹑与汉人关系越密切﹑生活越富裕也越汉化的藏人如藏族干部﹑职工﹑市民﹐对达赖喇嘛越不虔诚﹑对中国政府和汉人越仇恨﹐这种矛盾的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呢﹖
前一种藏人是本色的藏人﹐他们只有宗教意识﹐没有政治﹑国家意识。他们虽然从宗教感情出发﹐对达赖喇嘛最虔诚﹐却听不懂达赖与西方电台的政治宣传﹐不知自由﹑民主﹑人权﹑独立为何物﹐也不崇美媚美﹐没有民族主义狂热﹐没有政治野心﹐所以不恨中国政府﹔远离花花世界（中心城镇）﹐不看也看不到电视﹐对生活水平的期望值低﹐并不狂热追求现代物质文明与现代商业娱乐﹐与汉人接触也少﹐所以不嫉恨汉人﹔由于中国政府自1980年以来﹐不仅不迫害藏人﹐不限制宗教活动﹐反而分地﹑畜到户﹐取消农牧税和农牧区工商税﹐给予农牧民大量好处（全民公费医疗与教育﹑免费或廉价生产资料与技术服务﹑各种优惠贷款与福利救济等）﹐他们对中国政府和汉人颇为感激﹑尊敬。用一个藏族老农的话来说﹕“共产党管现世幸福﹐达赖喇嘛管来世幸福。”现世来世的幸福他们都要﹐于是在物质上认同中共﹐在精神上认同达赖﹐两者并行不悖﹐也不觉得有什么矛盾。当他们刚好身在骚乱现场（这样的概率当然是很小的）﹑受到喇嘛尼姑以达赖喇嘛名义的煽动﹑处于宗教狂热中时﹐也会跟着高喊独立﹑打砸抢烧汉人商店与政府机关﹔当他们蹲在家乡的承包地里﹑享受中共的好处时﹐又尊敬政府﹑善待汉人。中共对藏农牧只实行半包养政策﹐尚未养成他们一切依赖中共供给的心理。即便家乡的喇嘛尼姑向他们宣传达赖喇嘛的独立主张﹐他们也不过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他们想不出独立对他们有什么好处。这样的藏人在农牧民中占了绝大多数﹐所以拉萨的骚乱始终扩散不到乡下去。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时发现﹐西藏“农林牧渔业劳动者”占全区在业人员的79.1%﹐其中文盲半文盲占79.4%﹐小学毕业占19.7%﹐初中毕业占0.8%﹐高中专毕业占0.1﹐大学毕业为零（9）。如此低下的文化素质是藏农牧一方面虔诚信教﹐另一方面又听不懂藏独宣传的根本原因。
如今50岁以上﹑出身农奴和奴隶的藏人对农奴制的黑暗残酷与中共的解放之恩尚有记忆﹐他们至今认为“毛主席的恩情是永远不能忘记的”。近年来中共在寺庙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时﹐请要求独立的年轻喇嘛的父母去给他们忆苦思甜﹐据说还颇有成效。有位朋友告诉我﹐1986年他去当雄乡下时﹐听说有个40多岁的乡党支部书记“请假回家”（退党辞职）了。我的朋友去采访他﹐他说现在共产党为资产阶级服务﹐穷人贷不到款﹐富人贷款送上门﹔寺庙越修越大﹐（乡村民办）小学却因没钱解散了﹐所以他不干了。谈话间﹐他向一位乡邻借两百元钱﹐后者说只有二﹑三十元。这时一个昔日的“富牧”的儿子表示愿意借两百元给他。他说﹕“你的钱再多我也不要。”“富牧”之子说﹕“你怎么这样说﹐你以前也没有整过我嘛。”他说﹕“我以前不整你﹐是因为党的政策好。”人民公社解散后﹐农牧区基层干部失去了权力﹐他们中许多人因不善于经营而变成了穷人﹐而昔日被专政的“农奴主”﹑“牧主”﹑“富农”与“富牧”及其子女却因头脑灵活而发了财。但中共当年培养出来的翻身农奴干部依然保持了当年的“阶级立场”。虽然不合时宜﹐却至少说明﹐藏农牧中还是有一批人至今对达赖喇嘛与旧西藏的社会制度持仇恨态度。如果藏独真的成了气候﹐只要中共一声令下﹐他们就会坚决投入反对藏独的战斗中去。至于说他们已经老化﹐很快会消逝﹐那么他们是达赖喇嘛的同辈人﹐可以奉陪到达赖喇嘛也消逝。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1988年去西藏进行问卷调查时意外地发现﹐拉萨老城市民中有4.8%不信教﹐而农牧民中竟有12%不信教（10）。据知情者说﹐去拉萨朝佛的藏人在“喇嘛书记”伍精华时期达到高潮﹐1990年以来大幅度减少。可见信教与否和文化程度有时并不成正比关系。推想起来﹐在经济改革大潮中﹐大多数拉萨老城市民的生活反而没有某些头脑灵活的农牧民改变大﹐后者中间某些人（如前所述﹐这些人往往是文革中的“阶级敌人”及其后代）学会或适应了新的﹑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尝到了个人奋斗﹑精明计较﹑理性思维﹑发家致富的甜头﹐原有的安贫乐佛﹑不思进取﹑超度来世的宗教观念因而被轰毁。不言而喻﹐藏干不信教的比例要高得多﹐可见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西藏总的气候（天）固然恒古不变﹐但城镇及其周围与公路沿线的小气候（局部的天）却变了﹐那里的藏人的文化心理结构（道）也会跟着变﹐这就是皮亚杰所说的“顺应机制”（后文详述）。
注释﹕
5﹑藏族精英恩将仇报
城里的中青少年藏人在生活方式上已经汉化西化了。他们爱吃大米﹑川菜甚于糌粑﹑羊肉﹐爱喝啤酒﹑可口可乐甚于青稞酒﹑酥油茶﹐爱穿西服﹑牛仔裤甚于羊皮袍﹐爱点电灯甚于酥油灯﹐爱用自来水甚于河水﹐爱乘汽车﹑摩托车﹑飞机与骑自行车甚于骑马﹐爱烧煤气灶甚于牛粪﹐爱看西医甚于藏医﹐爱学汉语文﹑英语文甚于藏文（为了经商赚钱）﹐爱住西式钢筋水泥公寓甚于石木藏房﹐爱用沙发﹑大衣橱甚于藏凳﹑藏柜﹐爱跳迪斯科甚于踢踏舞（藏族民间舞﹐跳时脚不离地﹐反复搓动﹐踢踏有声）﹐爱听爱唱港台流行曲甚于藏族民歌﹐爱去歌厅﹑舞厅甚于寺庙﹐爱看电视﹑电影﹑录像甚于转经拜佛……他们享用的这些现代文明的成果﹐全部是由中国政府用汉族纳税人的血汗钱和汉族进藏专业人员的血汗提供的﹐而不是他们用自己的血汗与智能创造的。这样一来﹐他们和中国政府及进藏汉人就难分难舍了。正因如此﹐他们就更加仇恨中国﹑嫉恨汉人。因为他们受过中国政府提供的免费教育﹐会听达赖和西方电台﹐会喊自由﹑民主﹑人权﹑独立的口号﹐晓得西藏是藏族的西藏﹐西藏自古是独立国家﹐中国用武力霸占了西藏﹐中国消灭了120万藏人﹐中国毁灭了西藏文化﹐中国在西藏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国还派出那么多汉族专业和辅助人员进藏大兴土木﹐建造发电厂﹑输电网﹑电视台﹑电视转播网﹑电影院﹑医院﹑学校﹑商场﹑舞厅﹑歌厅﹑宾馆﹑录像馆﹑公寓楼﹑自来水厂﹑公路﹑机场……这不是殖民主义又是什么﹖何况进藏汉族专业人员还拿和藏族职工一样的高薪和津贴﹐穿的用的比藏人还洋气﹐业务与技术比藏人还好﹐新名词﹑新花样比藏人还多﹐在藏族的土地上神气活现﹐叫我们藏人怎么气得过（请回忆前文所述班禅的毫无自知之明的嫉妒心与攀比心）﹖我们藏族一定要把所有的汉人都赶出去﹐把西藏变成藏族的一统天下。我们有达赖喇嘛做领袖﹐达赖喇嘛有美国支持﹐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西藏独立了﹐美国会给我们比中国政府给的财政补贴更多的钱﹐让我们生活得比现在更富裕﹑更现代﹐就像我们从电影电视里看到的美国人那样﹗----以上的话并不是我凭空想象﹐而是我和我曾在或至今仍在西藏工作的朋友在与藏族同事长期共事中听到﹑观察到﹑体验到的藏人特别是其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中青年藏人的普遍心理﹐这也就是《天葬》所说的“藏人对汉人的依赖和对汉人的憎恨存在一个难以思议的正比关系”（11）的由来。
我之所以在“良好教育”上面打引号﹐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是否良好尚属疑问。中国政府对藏族学生在高考中一向实行优惠政策﹐1983年西藏高考录取分数线对藏汉考生分别为100分和200分﹐相差一倍。有个藏族考生六门课总分仅为60分﹐也被录取为大学生（12）。1986年至1991年西藏对少数民族考生的高考录取分数线仅为200分﹐而同年其它省市的录取分数线都在400分以上。1989年西藏大学录取的数学专业36名新生中﹐数学最高分为51分﹐最低分为12分﹐平均26分（13）（按100分为满分﹐60分及格）。西藏高考分数奇低反映了西藏中小学质量奇低。在西藏教育最发达的拉萨市﹐1989年中小学毕业生考试成绩如下（14）﹕
类别 汉文班 藏文班
平均分 及格率 平均分 及格率
小学毕业汇考 47.1 35.0% 23.1 1.0%
初一新生统考 50.9 39.6% 22.5 0.0%
高中升学考试 20.6 4.3% 9.2 0.0%
高一新生统考 25.7 3.9% 9.5 0.0%
据在西藏工作过30年的一位教师朋友告诉我﹐藏族学生的数理化生（物）成绩普遍很低。1990年高考时﹐西藏共有345名少数民族（绝大部分是藏族﹐此外还有西藏当地的门巴族﹑珞巴族等）考生报考理工医农类﹐占全部少数民族考生934人的37%（63%报考文科）。这些理科考生的数学平均成绩为18分﹐物理为16分﹐化学为20分﹐生物为16分（15）。学校只好降低录取分数线﹐把大量不合格的考生录取为大学生。从表面上看﹐这是藏文没有科技词汇所致。1980年以来﹐自治区教育部门花大力气编译藏文中小学教材﹐为此创造了大量藏文科技词汇﹐所以才能在拉萨市的中小学里开设藏文班。然而造词并不是简单的字母相加﹐而是塑造概念的过程。这些藏文教材里科技词汇表意的准确度及教材的编写质量都大成问题（前文已详述）。从深层看﹐它反映了西藏文化缺乏理性思维的缺陷﹐所以藏族学生大都避难就易地报考文科﹐报考研究生者更是如此。1988年西藏高校少数民族教师共有185人﹐其中教授数理化的仅占8.65%（16）。不学数理化就无法培养理性思维﹐从而使西藏文化缺乏理性思维的缺陷更难纠正﹐西藏文化至上主义更加昌盛。
西藏的教师水平又如何﹖西藏各大学的汉族教师大都是两年一换的内地各大学援藏教师﹐难有稳定的统计数字。1987年西藏各高校共有少数民族教师185人﹐无一毕业研究生﹔大学本科毕业生有66人﹐占总数的36%﹔没有大学本科学历的有119人﹐占64%。西藏各中专共有少数民族教师218人﹐其中大学本科毕业生有70人﹐占总数的32%﹔没有大学本科学历的148人﹐占68%。西藏各高中共有少数民族教师81人﹐其中大学本科毕业的36人﹐占总数的44%﹔没有大学本科学历的45人﹐占54%（17）。经过十年发展﹐有大学文凭的少数民族教师大为增加了。然而他们大多数是由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高中﹑中专与大学教师培养出来的。不难想象﹐以如此低的考分进校的藏族学生在如此低质量的教师教育下毕业时专业水平如何﹐然而他们都被当作大学生毕业生和毕业研究生分配工作。由于中共高度强调培养藏族干部﹐他们大多很快被提拔为官员﹐领导许多汉族业务干部。又不难想象﹐面对有真才实学的汉族同事或部下﹐他们的心态如何。他们在内心深处自然明白自己的业务水平远远不如自己的汉族同事或部下﹐但为了维护自己及藏族的面子与尊严﹐他们又要摆出比汉族同事或部下更高明或者至少一样高明的样子﹐结果不免经常出洋相﹐甚至出事故。恼羞成怒之余﹐他们恨不得把汉人全部赶走﹐那样就再也无人和他们比较﹑出他们的洋相了。所以越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藏人即藏族精英越恨汉人﹐越要闹独立。
《人民日报》驻拉萨记者刘伟写道﹕“电视里西方国家的先进使看电视的人目瞪口呆。以前在西藏﹐藏族人参照对象只有汉人﹐良莠并收﹐现在呢﹐参照对象由单一的汉人变成多元系数﹐有外国游客﹐有香港人和明显富有的印度﹑尼泊尔商人以及归国藏胞。于是一些藏族人把怨气出在了拉萨的汉人身上。我认识一个年轻的藏族大学生﹐他给我说﹐如果当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和英国签约﹐西藏就归东印度公司了﹐西藏会和印度一样发达起来。汉人的政治灾难害了你们汉人﹐也害了我们藏人。（18）”由此可见﹐缺乏理性思维不仅妨害藏族精英学好自然科学﹐还妨害他们学好社会科学﹐使他们难以具备一个现代人必须具备的起码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常识。那位藏族大学生似乎不知道印度早在40多年前就脱离“东印度公司”独立了﹐也不知道今日的印度比中国还落后﹑贫穷﹐他单凭他在拉萨街头看见的印度﹑尼泊尔富商与富有的归国流亡藏人﹐就得出十三世达赖如把西藏卖给英国西藏今日就会像印度一样“发达”的结论﹐真叫人啼笑皆非。西藏四周都是高耸入云的雪山﹐拉萨就像一口深井﹐从井底看世界﹐不免会产生井蛙观天的效应。
中共优待藏族的本意是希望藏人感恩戴德﹐结果适得其反。他们低估了西方与达赖宣传的影响﹐也忽视了人性的某些暗区。《天葬》说﹕“奇怪的是那些从小被送到中国内地上‘西藏班’﹑‘西藏中学’和‘民族学院’的藏人﹐往往反汉情绪最强﹐而且越在中国内地的中心大城市（如北京）上学﹐学历越高﹐越有西藏独立的意识。（19）”一点也不奇怪。如前所述﹐藏文没有科技词汇﹐中国政府虽然千方百计地创造藏文数理化词汇﹐编篡藏文数理化词典﹐编译藏文中学教材﹐由于翻译人员的素质太差﹐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至于大学理工医农与社会科学的词汇﹐在藏文里一概阙如。那么无论在西藏的大学﹐还是在北京的大学﹐都只能用汉语文教授除藏文以外的所有课程。藏族学生本来就缺乏理性思维﹐再用非母语的汉语文学习﹐困难自然比汉族同学大得多。所以中共要将藏族考生的录取分数线降低一半﹐然而这样反而更糟糕。藏族学生入学后一开始就落在汉族同学后面﹐大多数直到毕业时都赶不上去。虽然汉族老师与同学受纪律约束﹐不敢嘲笑他们﹐他们自己心里就很不好受。如果现在还是“遣唐使”时代﹐他们只会更加钦佩﹑崇敬汉文化﹐更加虚心﹑谦恭地学习汉语文。因为那时东亚各族只知道世界上唐朝文化最发达。然而当今世界乃是信息时代﹑人权时代与文化相对主义风靡的时代。当他们从西方与达赖电台及其它渠道的宣传听说西藏自古以来是个独立国家﹐中国侵略了西藏﹑消灭了120万藏人﹑毁灭了伟大悠久光辉灿烂的西藏文化﹑把西藏变成了殖民地﹐中国在西藏犯下了滔天罪行﹐全世界都严厉谴责中国侵犯西藏人权﹐世界头号强国支持西藏独立时﹐他们就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原来我之所以学习不好﹐在汉族老师与同学面前抬不起头﹐不是因为我智商低﹐也不是因为藏文化比汉文化落后﹐而是因为受到了中国殖民主义的歧视压迫﹐只有西藏独立了﹐我才不会受汉人的歧视压迫。于是他们变成了西藏独立的坚决拥护者﹐中国与汉人不共戴天的敌人。
这种情形颇类我在文革中的见闻。文革前几年﹐毛泽东大力推行阶级路线﹐中国各大学不得不降低录取分数线﹐招收了许多学习不好的贫下中农子弟。他们入学后功课赶不上﹐在领导﹑老师与同学特别是学习好出身不好的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文革一开始﹐毛泽东教导他们﹐文革前中国所有的学校都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了政﹐他们顿时欢喜若狂。因为他们恍然大悟﹕原来我之所以学习不好﹐在领导（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老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同学（剥削阶级孝子贤孙﹑黑五类﹑狗崽子）面前抬不起头﹐不是因为我脑子笨﹐而是因为我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了政。为了反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迫害﹐他们便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疯狂地虐待﹑折磨﹑侮辱与迫害党委领导（放低录取分数线把他们招进大学的恩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执行者）与众教授﹐以及出身不好而学习很好的同学。可见恩将仇报也是普遍的人性暗区﹐并非藏族独有﹐特别是当有极其强大的权威以某种极为崇高的理论与口号大肆煽动的时候。这些在内地的藏族学生的心理状态与文革初的某些汉族贫下中农大学生的何其相似﹐只不过是将毛泽东的教导换成了西方与达赖的宣传﹑将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换成了自由﹑民主﹑人权﹑自决﹑独立而已。
使藏族学生心理失衡的因素远不止学习一项。单说汉地大都市的繁华就足以令他们由震惊﹑艳羡发展为失落﹑自卑﹐因为他们读完书就必须回西藏﹐不可能终身享受那种繁华（现任西藏自治区文教书记丹增曾为复旦大学末代“工农兵学员”﹐他在毕业时曾要求分配在上海工作﹐足见藏人对汉地大城市的艳羡与留恋）。而且越是在中心大都市如北京﹐这种失落与自卑感就越强烈。失落自卑到极点就会产生逆反心理（阿Q就经常由极度的自卑转变为极度的自尊﹐当别人嘲笑他头上的癞疮疤时﹐他就说﹕“你还不配”。国学大师辜鸿铭则说﹕西方人嘲笑中国人脏﹐中国人就是脏得好﹔西方人嘲笑中国女人缠小脚﹐中国女人就是缠小脚缠得好）﹐这时西方与达赖电台宣传的自由﹑民主﹑人权﹑自决﹑独立就变成为他们的心理武器﹐强烈的失落与自卑就变成为对中国与汉人的疯狂嫉恨与仇视。许多来美国的汉族留学生与访问学者也经历过类似的心理历程﹐只不过将嫉恨的对象由中国与汉人换成美国与白人而已。可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还有藏族天生能歌善舞﹐不免引来某些汉族女同学的好奇。几番交往后﹐前者便试图向后者求爱﹐结果大多被拒。或者明知会被拒绝﹐根本不敢启齿﹐只在心里暗自煎熬。无论是公开被拒还是暗自煎熬﹐都被当事者视为奇耻大辱﹐都会引起极端自卑﹐于是西方与达赖电台宣传的自由﹑民主﹑人权﹑自决﹑独立就变成了使极端自卑逆反成疯狂嫉恨与仇视的酵母。
其实这类故事在西藏也每天都在发生。在西藏各单位里都有一批业务能力强的汉人挑大梁（正因如此﹐他们才被派到西藏去）。这就引起藏族同事与上司的嫉妒。这种同行嫉妒与平庸上司对能干下属的嫉妒在汉族内部也司空见惯﹐但在西藏却会在西方与达赖的煽动下转变成民族仇恨与独立诉求。
又如西藏各单位的汉人每一年半可以回内地探亲三个月（这也成为藏人嫉妒的理由﹐如今藏人也可同样带薪离职探亲﹐虽然他们的家属就住在本单位的公房里）﹐他们回到单位时﹐就会带回来许多新玩意﹑新花样﹑新知识与新话题﹐诸如时装﹑皮鞋﹑家电﹑录像﹑CD﹑化妆品﹑流行歌曲﹑流行画报﹑都市趣事﹑明星轶闻等﹐这些自然也会引起藏族同事的好奇与艳羡。按照文化相对主义﹐这些东西和羊皮袍﹑邦锦﹑卡垫﹑酥油桶﹑经幡﹑玛尼堆﹑欢喜佛﹑转经﹑神话﹑藏戏等并无高下好坏之分。可惜绝大多数藏人并不懂文化人类学与文化相对主义﹐无法超脱于“他妈的汉人就是比藏人文明﹑先进”的错误观念。于是产生失落自卑感﹐然后被西方与达赖的煽动逆反成民族仇恨与藏独诉求。
再如西藏的汉族职工只能生一个孩子﹐又善于安排生活﹐经济上自然比收入相同却生了两个或更多孩子又不善于安排生活的藏族同事富裕些﹐于是这也成为嫉恨的原因﹐而对汉族同事的嫉恨在西方与达赖的煽动下很容易发展成对中国的仇恨与对藏独的响往。
甚至中国政府给西藏的财政补贴也成为汉藏矛盾的原因。本来西藏的汉藏职工享受同样的待遇﹐连中央照顾不适应缺氧的汉族职工的缺氧津贴﹐天生适应缺氧的藏族职工也分文不少。然而藏人却认为中央的财政补贴是给藏人的﹐汉人到西藏来是来同藏人抢夺中央的财政补贴（我就亲耳听到这样的话）。汉族职工自然不服﹐他们中大部分是专业人员﹐在内地也不愁找不到饭吃。他们自愿或被迫到西藏来﹐本是为了向藏人提供现代化享受﹐为此他们在个人健康与家庭生活方面作出了很大的牺牲。藏人不仅不感激﹐反而说他们是来抢藏人的饭吃﹐并时时处处压汉人一头﹐更何况中央给西藏的财政补贴本是全国汉族的血汗﹐说起来进藏汉人更有优先权。汉人自然不敢把这话说出来﹐但藏族精英也猜得到﹐于是更加嫉恨汉人﹐在西方与达赖的煽动下﹐又变成对中国的仇恨与对藏独的向往。----有人可能会问﹐西藏独立了﹐中国政府就不会给财政补贴了﹐藏族精英会不知道﹖如前所述﹐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既然美国如此关心西藏人权﹑支持西藏独立﹐西藏独立后﹐美国一定会送更多的钱给西藏﹐让他们生活得更富裕更现代（不要忘记藏人的思维方式是非理性的神话--宗教思维﹐最善于幻想）。
苏联崩溃后﹐民族主义成了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思潮。西方趁机推波助澜﹐利用民族主义肢解了南斯拉夫﹐间离了捷克斯洛伐克﹐还想以此分裂中国﹐西藏便成为他们的突破口。在西方的大力煽动下﹐西藏的许多精英产生了幻觉﹐似乎西藏一独立﹐他们个个都能当上总统﹑总理﹑部长﹑大使﹐到国际舞台上大出风头。中国政府给他们的官再大﹐也超不过省（自治区）级﹐哪有总统﹑总理﹑部长﹑大使威风﹑荣耀﹑过瘾﹑潇洒﹖
6﹑倒过来的种族歧视
《天葬》举了很多诸如汉人不愿与藏人同座之类的例子﹐证明西藏问题起源于汉人对藏人的种族歧视（20）﹐这个观点与达赖喇嘛如出一辙。他们都回避了如下事实﹕自1980年以来﹐中共在政治﹑经济﹑文化﹑卫生﹑教育﹑生育﹑社会﹑司法各方面实行抑制汉人优惠藏人的政策﹐并让藏官掌握了绝大多数单位﹑部门的实权。即便是少数掌实权的汉官﹐受中央的“民族政策”的严厉节制﹐对藏人也万事让三分。所以今日西藏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都不是汉人歧视﹑压迫藏人﹐而是藏人歧视﹑压迫汉人。绝大多数在藏汉人已变成了二等公民﹐他们即便在心底里歧视藏人﹐也不敢表露出来﹐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对藏人更是万事让十分﹐所以会有那么多进藏大学生放弃工作﹑户口逃离西藏。我在西藏文联工作时﹐文联主要领导还是汉族（“老西藏”）﹐却也受尽了藏族上司与藏族同事的气。汉族上司虽然同情我﹐其官职也比欺负我的藏官大﹐却对我爱莫能助﹐他根本不敢管束飞扬跋扈﹑目空一切﹑横行霸道﹑胡作非为的藏官。在藏官当权的单位﹐汉人的处境更为悲惨﹐时时处处（分工﹑提干﹑升级﹑评职称﹑分房﹑分福利﹑去内地出差﹑报销﹑请假等）受到歧视﹑刁难﹑排斥﹑打击﹐年轻汉女还会受到藏族上司的性骚扰。
王力雄从未在西藏的任何一个单位工作过﹐所以从未尝过被藏人倚仗权势欺负的滋味﹐也没有机会看见那种场面。他在西藏接触了大量在藏汉人﹐而有西藏户口的汉人大部分是为藏人提供现代化享受的专业人员（有的也有一官半职﹐但无实权）及其家属。他们进藏时曾经披红褂绿﹑敲锣打鼓﹐被誉为“建设边疆﹑振兴中华”的英雄﹐到了西藏却变成了受藏官奴役与压迫的现代奴隶﹐自然是一肚子气。他们在藏人面前敢怒而不敢言﹐不免要在同胞面前大发牢骚﹐于是王力雄满耳朵都是汉人嘲笑藏人的话。他从文化相对主义出发﹐认为汉人发牢骚时描述藏人落后愚昧的话都是种族歧视﹐却看不到藏干（包括藏官与一般藏干即公务员）对汉人的种族压迫。他把汉藏关系紧张片面地归结于汉人对藏人的种族歧视既不公平﹐也不合实际﹐未能揭示西藏问题的实质。
当然﹐在西藏的汉人免不了会有文化优越感﹐即便不敢公开流露﹐也足以让某些敏感的藏族精英觉察。正如王力雄发现的﹐藏农牧习惯于随地大小便﹐他还引用吴忠信的话说拉萨市民也有这样的习惯（21）。至今拉萨老城居民也还保留了这样的习惯﹐只消到八廓街走走就可知道。从文化相对主义来说﹐这种习惯无所谓文明或野蛮。从存在决定意识的观点来说﹐藏农牧在荒原上随地大小便是天然合理的。然而当藏农牧在拉萨新区的商业街上随地大小便时﹐就难以用“不同文化的价值体系是不可互换﹐也不可相互作为标准的。在一个文化体系中是不好的﹐在另一个文化体系却可能是好的﹐只要当事人自己觉得好﹐局外人是否有相反的观点并不重要（22）”来辩解。因为这种行为已经影响了公共卫生﹐侵犯了别人即“局外人”的人权（享有良好的环境也是人权）。1983年3月胡耀邦发起“文明礼貌月”活动时﹐拉萨市政府发出布告﹐禁止在拉萨市内随地大小便﹑随地吐痰等﹐还组织藏族小学生上街宣传。结果差一点引起人命案﹕有个藏族牧民在大街上小便时被小学生发现﹐后者上去劝阻时﹐前者竟拔出刀来挥舞﹐吓得后者四处逃奔。当有个汉人把这事当作笑话说时﹐我注意到未读过大学的藏人哈哈大笑﹐而读过大学的藏人眼里露出愤怒的神情。后者自然明白随地大小便是不文明的行为﹐觉得那个藏族牧民在汉人面前丢了藏族的脸。正因如此﹐他就更加仇恨不随地大小便的汉人。这一方面说明他有了民族文化群体感与荣誉感﹐另一方面也说明他的狭隘与缺乏反省精神。
也许王力雄会说那个把此事当笑话说的汉人是种族歧视。无庸讳言﹐绝大多数在西藏的汉人不懂文化人类学与文化相对主义﹐他们必然会自觉不自觉地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去评判藏人和西藏的各种事物与现象﹔就像美国人一贯用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去评判汉人和中国的各种事物与现象一样。美国人还理直气壮地声称﹐他们的价值观念是人类公认的价值观念。这里暂且不讨论在大都市的人行道上随地大小便与人类公认的卫生﹑环境﹑法治与人权观念的关系。单说按照心理学﹐用自己的价值观念评判他人是人类的共性与本能﹐连儿童都是如此。如果说汉人用汉人的价值观念去评判藏人就是种族歧视﹐那么藏人用藏人的价值观念去评判汉人也是种族歧视﹐世界上所有民族在评判其它民族时都在搞种族歧视。换言之﹐人类的天性就是种族歧视。将种族歧视的定义宽泛到如此地步﹐的确是一件得心应手的武器﹐可以用来打击任何人﹑任何民族。在西藏问题上﹐则可随心所欲地打击汉人﹐把一切问题都推到汉族对藏族的种族歧视上去。
让我们来看看美国学者对“歧视”（discrimination）的定义﹕“任何剥夺特定集团的公民权利的行为”（Any kind of action taken to deprive members of a certain group of their civil rights）。种族歧视当然是“任何剥夺特定种族的公民权利的行为”。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种族歧视是一种行为﹐不是思想与言论。第二﹐被视为种族歧视的行为指的是剥夺公民权利﹐不是其它。上述学者对“种族主义”（racism）的定义是﹕“认为一个种族的人的智力或其它品质比其它种族的人要高。有关专家特别关切的是政权化的种族主义。这种种族主义渗入到社会机构如教堂﹑学校﹑政府和商务。它使少数民族的成员难以参与社会和取得进步。”（Belief that people of one racial group are superior in intelligence or other qualities to people of other races. Experts on racism are most concerned about institutional racism. This racism that is built into the structures of society like churches, schools, government, and businesses. This kind makes it harder for members of monority group to participate in society and get ahead.）（23）。值得注意的是﹐种族主义虽然是一种思想﹐但他们强调的仍然是种族主义的行为。
从《天葬》所列举的一些汉人对藏人的种族歧视的例子看﹐有的确实是种族歧视﹐如在咸阳火车上汉族女学生拒绝与藏人同座﹑在青海汉族司机要汉藏乘客分座之类（在西藏自治区恐怕汉人就不敢那样做）﹔有的却很难说﹐可能是因为王力雄不了解西藏所致。例如他在西宁宾馆里听一藏区汉官说﹕“喇嘛搞女人是犯罪﹐顶小喇嘛沟子不犯罪。”还说﹕“宗喀巴有一次看到鸡交配﹐不禁拍着巴掌大笑起来﹐他这下可找到办法解决喇嘛的性欲了。从此就有了‘鸡奸’的说法。”王力雄评论道﹕“那位官员对这种下流笑话之所以能够三十多年信以为真﹐津津乐道﹐我想就在于他三十多年一直是透过歧视的眼镜看西藏。虽然纪律约束使他不会把这种歧视公开亮在藏人面前﹐但是必然会影响到他的思维﹐也肯定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他在藏区工作的决策和行为。”（24）
王力雄可能不知道﹐西藏寺庙里确实普遍存在同性恋。1966年我去北京串联时﹐在中央民族学院看到藏族学生写的大字报﹐揭发十世班禅喜欢鸡奸小男孩﹐并讥之为“佛光照耀在男孩的屁股上”。由于中共的禁欲主义政策﹐那时的青少年极其缺乏性知识﹐如果事出无因﹐他们怎么想象得出那样的事呢﹖我当时根本看不懂。无独有偶﹐平叛民改时﹐林田也在山南一个寺庙里发现﹕“叛匪在时﹐哲蚌寺来的一个参叛喇嘛要鸡奸一名年轻喇嘛﹐年轻喇嘛不从﹐被用刀子杀死了﹐还有两个小喇嘛﹐每人被鸡奸一﹑二百次”（25）。戈伦夫也说﹕“虽然同性恋被认为是一种罪恶﹐但在僧人中间似乎很普遍。在俗人中间几乎没有这类事情发生。在格鲁派（即由宗喀巴开创的﹑以达赖喇嘛为首的黄教----引者）同性恋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趋势。有报道说﹐对同性恋甚至给予了鼓励﹐因为这证明有关的僧人是‘独身的’----意指没有和女人发生性关系。当然也有例外﹐有些在政府中任职的格鲁派僧人就和异性有性关系。”他还说﹐“铁棒喇嘛”（寺庙里负责治安的喇嘛----引者）“为了鸡奸而绑架男孩﹐这类事件经常发生﹐以致一些男孩不得不成群结队一起走﹐以免受害”（26）。查戈伦夫的资料来源﹐都是在旧西藏住过很长时间的欧洲人﹐如达赖喇嘛的英文老师﹑奥地利人哈勒（即美国电影《在西藏七年》的主角）﹐英国驻拉萨代表黎吉生﹐他们都会说藏语﹐出版了回忆录﹐被西方称为“西藏通”﹐可见西藏喇嘛盛行鸡奸确是事实。王力雄可以说﹐在西藏文化里鸡奸不是罪恶或坏事﹐按照文化相对主义﹐那个汉官不应从汉族的道德观出发嘲笑喇嘛鸡奸。但他不能说﹐那个汉官出于种族歧视﹐对汉人捏造出来的丑化藏族的“下流笑话”“信以为真”﹐“津津乐道”。因为那个“下流笑话”的确是事实﹐所以也谈不上是种族主义。
更重要的是﹐那个汉官只是在私人场合把这个真实的笑话告诉了另一个汉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不能被解释为剥夺少数民族的公民权利的行为。因而根据美国学者的理论﹐这不能算是种族歧视。
王力雄还说﹕“至于伦理方面的因素﹐藏族跟汉族的差距就更大了﹐例如藏人的性观念虽然开放﹐但是用色相去换取金钱却被他们视为极端羞耻的事﹐而已经‘市场化’了的汉人﹐早已经步入‘笑贫不笑娼’的境界﹐当妓女挣钱自然也就是汉人多。（27）”真是天大的笑话。卖淫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之一﹐连古罗马都盛行嫖妓。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古代中国﹐尚未“市场化”的汉族中也有的是妓女与男妓。藏族就那么圣洁吗﹖我亲耳听一位藏族老作家说过﹐旧西藏拉萨街上甚至有流浪艺人为了小费而当众表演性交的事。我在拉萨时经常听到八廓街有藏族妓女的传闻﹐那时汉族流民尚未大量涌入西藏。纪实文学《神秘雪域》记录了一个藏人的话﹐也讲到八廓街有藏族妓女。《拉萨骚乱纪实》则写到了一个被八廓街派出所以卖淫罪收容的藏族妓女（28）。
王力雄还说﹕“我亲自听到过一位中共军队的高级军官这样表达他的民族观﹔‘人都有人性和兽性双重性﹐区别在有的人性多﹐有的兽性多。先进的民族人性在兽性之上﹐落后愚昧的民族兽性在人性之上。要知道﹐对付劣马的方式就是用铁夹子夹它的耳朵﹐它立刻就老实。’那位高级军官参与了1989年拉萨戒严的指挥。可想而知﹐他这种‘哲学’会在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29）”
王力雄在同书中引用过1934年被噶厦政府剜眼的原藏军总司令龙厦对1939年随吴忠信去拉萨的国民政府官员朱少逸的谈话﹕“西藏当政者愚昧无知﹐吴委员长与之讲道理讲客气﹐直如对牛弹琴﹐安能望其了解﹖彼等又如顽皮之学童﹐老师仁爱优容﹐于是学童滥交害友﹐日趋放纵﹔一旦老师赫然震怒﹐飨以马鞭﹐则学童又安分如初矣﹔试观自尼波尔人来藏﹐拉萨即成为尼波尔人之势力﹔英国人来藏﹐拉萨即成为英国人之势力﹔今中央主管大员来藏彻底解决藏事﹐实易如反掌耳﹗（30）”
细品龙厦对藏族性格的分析﹐与那位中共高级军官的“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此话出自藏人龙厦之口﹐王力雄总不能说是种族歧视或种族主义吧﹖那么﹐他们在相隔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不约而同作出相似的描述﹐恐怕不能说是出于偏见﹐而是对客观存在的事物本质的真知灼见。再说﹐那也只是那个中共高级军官在私人场合对另一个汉人的言论而已﹐并未构成剥夺公民权利的种族歧视的行为。拉萨戒严的确是一个政治行为﹐下一章将证明﹐导致拉萨戒严的骚乱即便放在美国也会遭到严厉镇压的﹐1992年4月布什总统派兵开枪镇压洛杉矶黑人骚乱就是一例。虽然洛杉矶的黑人也打着“反对种族歧视”的旗号﹐至今还没有人指责布什总统侵犯人权或种族歧视。
假如有汉人说汉人比藏人能干与勤快﹐王力雄一定会说这是种族歧视或种族主义。然而戈茨坦却发现﹕“在西藏的汉人相当吃苦耐劳。甚至那些激进的西藏民族主义分子宁愿雇佣汉人而不是藏人﹐因为汉人的工钱低而又省却不少麻烦（比如﹐汉人在工作期间接受差的食物﹐也不要求西藏传统的礼物青稞酒）。（31）”有个藏族作家也告诉美国记者Lena H, Sun说﹕“甚至藏人也宁可雇佣汉人﹐因为汉人更能干更勤快。（32）”王力雄可能会说﹐在西藏文化里能干与勤快不是美德﹐无能与懒惰也不是缺陷。根据文化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不同文化的价值体系是不可互换﹐也不可相互作为标准的。在一个文化体系中是不好的﹐在另一个文化体系却可能是好的。上述美国学者与记者透过歧视的眼镜去看待藏人﹐用美国文化的价值观念去衡量西藏文化﹐所以会发出那种污蔑藏人的报道。不过根据上述报道﹐似乎对汉人与藏人作出上述价值判断（汉人比藏人更能干更勤快）的也不是上述美国学者与记者﹐而是他们所采访的藏人﹐而且是藏族精英﹐莫非藏族精英自己在种族歧视藏族自己﹖再说﹐戈茨坦自己就是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美国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人类学系主任与教授。想必他不会不懂什么叫种族歧视与种族主义。显然他认为客观分析藏族的性格﹐指出其按美国价值观是负面的地方﹐并不算种族歧视或种族主义﹐否则天下就没有学术自由与言论自由了。
那么在今日西藏究竟有没有种族主义与种族歧视呢﹖当然有﹐那就是中共的一系列抑汉优藏政策﹐这是不折不扣的针对汉族的政权化了的种族主义。即美国所谓的“倒过来的种族主义”（reverse racism）。这种政策经各单位的藏汉官员执行﹐变成了不折不扣的侵犯与部分剥夺汉人的公民权利的行为（例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同工同酬----包括福利﹑医疗﹑升迁----的权利﹑平等地享受教育机会的权利﹑不受性骚挠的权利等等）。西藏的最高领导自治区党委书记虽然是汉人﹐但他受中央的节制﹐也不得不执行这种抑汉优藏的种族歧视政策。汉人（哪怕是汉官）充其量只敢在私人场合对别的汉人发发牢骚﹐根本不敢在实践中违反这种政策。相反﹐他们自己都是这种政策的受害者。王力雄对这种抑汉优藏的种族歧视政策视而不见﹑不置一辞﹐却对汉人私下里发的牢骚大加挞伐﹐并将其夸大成西藏问题的根源﹐可谓本末倒置。
王力雄还举了一个兵站放电视的例子﹕“只要一开电视﹐附近的藏族老百姓就携家带口一起来﹐把电视房挤得满满。他们听不懂汉话﹐无须保持安静倾听﹐彼此大声地喧哗议论电视画面﹐加上孩子哭叫和打闹﹐兵站的人也看不成电视。开始兵站的人装作关掉电视不看了﹐等藏民散了再接看。很快藏民也明白这种把戏﹐关电视也不走﹐除非停掉发电机。电视必须靠发电机看﹐发电机声音成了一种信号﹐无论何时只要一响﹐周围藏民就自动到兵站集合﹐等着开电视。兵站曾经关闭大门不让人进﹐藏民却善于翻墙﹐不但挡不住﹐为了报复这种不友好的举动﹐还会从外面把兵站大门反锁﹐不让兵站的人出入。为了看电视这件小事﹐兵站的士兵与藏民打过多次架。兵站人少﹐寡不敌众。如果事闹大了﹐变成军队与地方的矛盾﹐也是对军队的处分重﹐所以兵站就干脆不发电也不开电视了。”不过这一次﹐王力雄没有把这事归罪于汉兵的种族歧视﹐他很宽大地说这是“文化上的相互误解和习惯上的相互不适应更准确”。不过他仍然认为汉人必须为“我们已经习惯的自我意识和权利计较感到羞愧”（33）。按照他的意思﹐汉兵应该天天开放这种令双方都看不成的电视（藏人听不懂﹐汉兵听不清）﹐才算高尚。假如他家住在西藏﹐不知是否愿意让大群吵吵嚷嚷的藏族邻居天天挤满他家看电视﹑弄得他自己也看不成﹖
此事虽小﹐却颇能说明问题。它形象地证明了中共的抑汉优藏政策使解放军都变成了受了藏人的欺负也只有忍气吞声的二等公民﹐这与王力雄反复论证的汉人在西藏歧视藏人的结论刚好相反。如果把这件事放在美国﹐又会怎样﹖美国天天指责中国侵犯西藏人权﹐想必是世上最尊重人权的国家了。然而美国是个法治国家﹐一切要依法办事。美国的军队并无天天招待驻地周围的老百姓看电视的法定义务﹐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不会允许老百姓进兵站。老百姓也就不会产生去看电视的念头﹐后来也就不会为此发生冲突。即使发生了类似的冲突﹐也要按法律办事﹐遭到法律惩处也是挑舋闹事的老百姓﹐而不是军人。中共为了讨好藏人﹐在西藏推行抑汉优藏政策﹐使藏人恃宠撒娇﹑得寸进尺﹐时时处处都要占汉人的便宜﹑压汉人一头﹐ 而且永不满足。我在西藏时发现﹐藏人借了汉族同事的钱或请后者回内地时带买东西后常常不还钱。据一位在藏北工作的朋友告诉我﹐藏北只要一下雪﹐哪怕连地面都未盖住﹐就大叫大嚷“雪灾了”﹐要求中央与自治区政府拨款救济。当中共与汉人不能或无法满足藏人的无限制的欲望时﹐西方与达赖的煽动便使他们产生了对中国与汉人的仇恨以及对西藏独立的向往﹐这才是西藏骚乱的根本原因。如前所述﹐那些藏农牧倒未必会因此产生独立的念头﹐但在拉萨城里﹐事情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