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为什么"达赖集团"的阴谋又得逞了? -- 朴成兴
这个是标示性口头禅，一看这口气，就知道又来一位...
应该发个小红花
请控制情绪，保持和谐
要是有扔草的功能，估计您都能开个养牛场了，恭喜了
来这里了？
法国是不承认有少数民族的,就是不管你黑人白人,你是法国人就得说法语,不管你有没民族语言,待遇完全国民化,没有任何优待.敢暴力立刻镇压.中国要这样,估计藏族都不存在了,一群说只会说普通话,看汉字的人了.还有啥民族问题?都是中国人,这个世界上,这样才叫国际惯例.TG当年太....
《阴谋与虔诚﹕西藏骚乱的来龙去脉》
徐明旭
第一部﹕西藏的自然和历史
导论
1﹑我为什幺要写这本书？
2﹑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3﹑价值的矛盾
4﹑信息的困惑
第一章﹕西藏不是移民的天堂
1﹑缺氧危及生命
2﹑农林牧资源枯竭
3﹑西藏没有经济价值
第二章﹕农奴和奴隶没有人权
1、“仁慈”的农奴制
2、农奴没有人身自由
3、虚幻的幸福
4、黑暗﹑野蛮﹑残酷﹑反动
第三章：落后、停滞的社会
1、原始的贫穷
2、空白的科技
第四章﹕宗教---西藏的桎梏
1、汉藏文化心理结构大不一样
2、西藏的政治
3、西藏的桎梏
第五章﹕西藏自古独立吗﹖
1﹑关于“公主神话”的神话
2、元朝不是中国吗﹖
3、明朝与主权
4、清朝的章程
5、是主权还是宗主权﹖
6、清朝不是中国吗﹖
第六章﹕英国殖民主义侵略
1、英俄角逐
2、第一次驱汉
3、西姆拉阴谋
4、“口头主权”与法律事实
第七章﹕从《十七条协议》到五九年叛乱
1、联合国袖手旁观
2、《十七条协议》
3、渐进主义失败
4、真相与是非
5、联合国积极干预
第二部﹕西藏问题的由来
第八章﹕从平叛民改到文化大革命
1、谁撕毁了《十七条协议》﹖
2、民主改革
3、扩大化与阴暗面
4、中共消灭了120万藏人吗﹖
5、文化大革命
第九章“拨乱返正”
1、怀柔政策的来由
2、胡耀邦与阴法唐的攻守战
3﹑平反﹑统战﹑分地
4﹑提干﹑招工﹑加薪
5﹑复兴宗教
6、繁荣西藏文化
7﹑教育与语文
8﹑卫生与生育
9﹑建设与表演
10﹑输血与肿瘤
第十章﹕法轮常转
1﹑恐惧与崇拜
2﹑毛教的兴衰
3﹑宗教与文化
4﹑农牧民不关心独立
5﹑藏族精英恩将仇报
6﹑倒过来的种族歧视
7﹑藏族市民永不满足
8﹑中共藏官反对独立
9﹑喇嘛尼姑---藏独主力
第三部：邓小平的怀柔政策
第十一章﹕不和平的“和平示威”
1、1987年10月1日﹕火烧派出所
2﹑放在美国怎么样﹖
3﹑1988年3月5日﹕大闹大昭寺
4﹑班禅之死
5﹑1989年3月﹕拉萨戒严
6﹑九十年代﹕胡萝卜加大棒
第十二章﹕冷战在继续
1﹑从国会山到奥斯陆
2﹑从后冷战到新冷战
3﹑从双重标准到怪圈22
4﹑从宗教迫害到政教分离
5﹑从“六四”到“一一一”
第四部﹕新的冷战
第十三章达赖喇嘛向何去﹖
1﹑“大西藏”的神话
2﹑西藏独立的灾难
3﹑戈茨坦的幻想
4﹑达赖喇嘛的骗局
5﹑西藏的未来
后记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
1、谁撕毁了《十七条协议》﹖
《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说﹐1954年第一次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使《十七条协议》承认的西藏的特殊自治地位自然无效。该宪法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十七条协议》无效﹐但中国政府在1956年成立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把西藏的管理工作直接“兼并入”中国的管理范围内﹐因而违反了《十七条协议》。
《十七条协议》规定要在西藏成立军政委员会﹐结果没有成立﹐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取代。筹委会的主任是达赖喇嘛﹐其51名委员中只有三个汉人﹐其余均为藏人。1955年中国国务院召开全体会议讨论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时﹐达赖喇嘛在会上表示﹕会议提出的事项“在今天的会上经过讨论﹑修正﹐做出决定﹐我们将愉快地拥护”。1956年筹委会成立时达赖喇嘛以主任的身份出席了庆典并致开幕词﹑作报告（1）。《十七条协议》规定﹐西藏要改革﹐改革要与西藏领导人协商。成立自治区筹委会就是一项改革﹐并得到了西藏头号领导人达赖喇嘛的赞同和参与﹐怎能说违反了《十七条协议》呢﹖如果说成立经达赖喇嘛赞同并由他担任主任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就是违反《十七条协议》﹐那么其责任要由达赖喇嘛来负﹐达赖喇嘛首先违反了《十七条协议》。
《以事实说明西藏的真相》又说﹐《十七条协议》规定不强制进行改革﹐所以中国政府在西康和安多（青海省）进行的土改违反了《十七条协议》。正如前一章引用的戈茨坦的话指出的﹐西康与青海不属于《十七条协议》的范围。噶厦政府的“外交局”1949年11月4日致英国的求援信也说﹕“中共军队已侵犯兰州﹑青海和西康等中国省份﹔由于这些省份与西藏接邻﹐我们已经给中共政府领袖毛泽东先生送去一封官方信件﹐要求他尊重西藏的领土完整。（2）”可见噶厦政府自己在中共进军西藏前也承认﹐青海与西康不属于西藏。《十七条协议》的正式标题是《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既然噶厦政府也承认青海与西康不属于西藏﹐那么《十七条协议》当然不适用于青海与西康（包括被中华民国政府划入西康省的﹑被十三世达赖喇嘛用武力攻占的﹑被解放军在签订《十七条协议》前用武力解放的昌都地区）。所以中共在那里进行土改﹐虽然不明智﹑不人道﹐从法律上说并不违反《十七条协议》。
达赖喇嘛在其第一本自传《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里说﹕“我们在路上（逃亡路上----引者）听到中国宣告解散我们的政府﹐我们对此才可以采取一些行动。当然﹐他们没有权利﹐法定的或者别的﹐来解散我的政府。事实上﹐他们打破了他们在十七条中所至今保持了的唯一的一条﹕即对不改变我的地位的承诺。（3）”这真是天下奇文。《十七条协议》第一条就规定﹐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第二条规定﹐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在达赖喇嘛的纵容下﹐噶厦政府宣布了“西藏独立”﹐派藏军进攻解放军﹐这意味着噶厦政府即在《十七条协议》上签了字的西藏地方政府公开撕毁了《十七条协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还有必要遵守《十七条协议》吗﹖达赖喇嘛的指责就好比纳粹德国指责苏联抵抗德军入侵违反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一样荒谬。必须指出﹐中国国务院3月28日的命令只是解散了西藏地方政府﹐其职权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行使﹐由班禅代理筹委会主任﹐因为筹委会主任达赖喇嘛那时已经出逃。但该命令并未废除达赖喇嘛的名号与职务﹐所以达赖喇嘛说中国政府改变了他的地位也不合事实。事实是他自己弃职出逃﹐自行改变了地位。达赖喇嘛的第二本自传《流亡中的自在》删去了这段话﹐可见他自己也认识到此言不妥。
2、民主改革
中共巴不得噶厦政府撕毁《十七条协议》﹐它可以放手废除西藏的农奴制﹐实行它所说的民主改革﹐把西藏的政权全部收归中共﹐“一劳永逸”地解决西藏问题。1959年6至7月﹐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在班禅主持下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西藏全区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同年9月﹐筹委会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废除封建农奴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决定》﹐正式开始民主改革（4）。
本书第二章已经介绍过农奴制侵犯人权的情况﹐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农奴制的经济机制（5）。西藏的庄园农奴制与欧洲中世纪非常相似﹐政府﹑寺庙﹑贵族（即“三大领主”）拥有绝大部分土地﹐土地分属各庄园﹐每个庄园都有世袭的农奴和奴隶。主人把土地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叫自营地﹐约占总数的一半至四分之三﹐其收益全部归领主。其余的土地叫差地或份地﹐分给农奴耕种﹐其受益全部归农奴。农奴对差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但可世袭使用权。作为使用差地的代价﹐农奴必需为主人支差（藏语叫“乌拉”﹐据说是元朝时从蒙古语变来的）﹐分内差和外差两种。内差是无偿地为主人耕种自营地﹐包括种﹑肥﹑浇﹑收全过程。为了防止农奴偷懒﹑怠工﹐有的领主派人手执鞭子在地头监督。另外农奴还要为主人无偿地砍柴﹑割草﹑剪羊毛﹑捻毛线﹑织氆氇﹑背水﹑修房﹑运输﹑炒青稞﹑放牛等等﹐同时还要交付一定的实物与货币。外差是为政府（宗政府与噶厦政府）支差﹐实际上是各种名目的税﹐既有实物﹑货币﹐也有劳役﹐其中最为沉重的是为过路官员提供食宿与驮畜﹐如无驮畜则要用人背。据1958年对山南地区囊色林庄园的调查﹐农奴的负担中86.2%是内差﹐13.8%是外差。劳役差占93.8%﹐实物差占4.4%﹐货币差占1.8%﹔庄园总收益的73%归主人﹐27%归农奴（6）。由于西藏自然条件十分严酷﹐农业单产很低﹐大多数农奴很穷。林田1959年去山南采访时写道﹕“在一次全庄园居民集会上﹐我们看到﹐在三百来个农奴中﹐不管男女老幼﹐找不出一个穿一件整装一点衣服的人 ﹐找不出一个不赤足的妇女﹐几乎全是衣服褴褛﹐半赤身露体。农奴们吃的东西﹐只是早晚各一顿糌粑糊糊﹐中午一小碗干糌粑而已。在军管会没有发放救济以前﹐一个中等差巴户阿旺家﹐几个月没有吃到盐。（7）”只有少数农奴份地较多﹐才比较富裕。此外还有奴隶（朗生）﹐他们没有差地﹐没有财产﹐由主人供给吃穿﹐终身无偿为主人服役。奴隶因无财产﹐故无家庭﹐其非婚生子女也是奴隶。
此外﹐三大领主还用高利贷盘剥农奴。政府放债的利息是借十还十一﹐寺庙与贵族放债是借七还八﹐也有借五还六的﹐借债时还要送礼。据1958年调查﹐囊色林庄园的农奴75%是欠债户（8）。许多债变成了子孙债﹐世世代代还不清。债主采用抢东西﹑收份地﹑逼欠债者卖儿女为奴﹐甚至毒打等手段逼债。高利贷的弊病连达赖喇嘛都无法否认。他在自传里说他曾决定首先废除子承父债的原则﹐一笔勾消所有无法偿还的政府债（9）﹐《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说达赖喇嘛曾建议把寺庙和贵族的土地由政府收回后分给农民﹐还新建了一个改良机构﹐可见连达赖喇嘛与“西藏流亡政府”也无法否认农奴制的不合理性。可惜达赖喇嘛的决定与建议始终不过是画饼而已（10）。戈伦夫说﹕“达赖喇嘛有负众望﹐他没有指出西藏的统治集团就是公开反对改革的势力﹐不管这些改革是由谁发起的﹐他们一概反对。从历史上看﹐贵族们一直反对企图破坏他们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的任何努力。（11）”
按照中共的政策﹐西藏当时的“贫苦农奴”占西藏人口的70%﹐奴隶占5%﹐两者是“最革命的阶级”﹔差地较多﹑生活较富裕的“中等农奴”占20%﹐“革命性较差”﹔差地最多﹐并转租给其它农奴的“富裕农奴”占1%﹐“革命性更差”﹐但他们都是革命的依靠力量。农奴主（三大领主）占2%﹐代表农奴主管理庄园的农奴主代理人占3%﹐后者自己“不劳动”（中共从来不把经营管理算作劳动）﹐代表农奴主压迫﹑剥削农奴﹐因而也属于农奴主阶级﹐两者都是革命对象。
中共的民改政策如下﹕在农区﹐第一步﹐对叛乱领主及其代理人的土地实行“谁种谁收”﹔第二步﹐进行“三反”（反叛乱﹑反乌拉﹑反人身奴役）“双减”（减租﹑减息）﹔第三步﹐划定阶级﹐分配土地。对叛乱领主及其代理人的土地﹑牲畜﹑房屋﹑财物全部没收﹐平分给全体农奴﹑奴隶﹑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对未叛乱领主及其代理人﹐由中国政府出钱把他们的生产资料（土地﹑牲畜）赎买下来﹐平分给所有人﹐赎金由政府分期分批付给﹐并请他们中的头面人物到政府﹑人大﹑政协去做官拿薪。在牧区﹐第一步﹐对叛乱领主及其代理人和叛乱牧主的牲畜实行“谁放牧归谁”﹔第二步﹐开展“三反”（反叛乱﹑反乌拉﹑反人身奴役）﹑“两利”（牧工牧主两利）。对未叛牧主不没收﹑不分畜﹑不斗争﹑不戴帽（不划阶级﹑不定成份）。在寺庙﹐第一步﹐清查叛乱分子﹔第二步﹐开展“三反”（反叛乱﹑反人身奴役﹑反封建特权）﹑“三算”（算政治迫害账﹑算等级压迫账﹑算经济剥削账）﹔第三步﹐成立寺庙“民主管理委员会”﹐由“贫苦喇嘛”当权﹐对被视为农奴主的“上层喇嘛”进行专政。唯对其中未叛乱而又拥护改革的头面人物则请其做官。
叛乱领主发放的高利贷一律作废。未叛领主1958年前放的旧债也一律作废﹐1959年放的新债按每元月息一分计。所有债务抵押品一律退还。乌拉差（为政府支差）也全部废除。
其具体做法是﹕先由各级政府派出武装工作组到各庄园去发动农奴与奴隶﹐成立“农民协会”﹐作为新的政权机构﹔然后﹐举行一系列“吐苦水﹑挖穷根”斗争大会﹐控诉叛乱分子与农奴主压迫与剥削他们的“滔天罪行”。对未叛乱而又拥护改革的领主不当面斗争﹐只搞“背靠背斗争”（即在领主不在场的情况下开会控诉其罪恶）﹔对叛乱领主或虽未叛乱但抗拒改革的领主则当面斗争﹑扫其威风﹐逼其投降﹑交出财产（12）。这种斗争会往往以捆绑﹑殴打收场﹐有时还打死人（13）。
据统计﹐西藏全区贵族和大小头人共有642户﹐其中未参加叛乱的占27%﹔农奴主代理人约4000户﹐其中未参加叛乱的占70%﹔大小寺庙2138个﹐其中未参加叛乱的占55%﹔共有僧尼112605人﹐其中未参加叛乱的占40%。总计要赎买的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的生产数据占三大领主的生产资料的三分之一左右﹐价值6000万元。赎金采取分期付款﹐五万元以下的八年付清﹐五万元至十万元的十年付清﹐十万元以上的13年付清。寺庙只保留553个﹐僧尼只保留约7000人﹐对于保留的寺庙也分给一定土地﹐政府还给予一定的补贴（14）。
农牧民有了自己的土地﹑牲畜与牧场﹐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1959年西藏全区粮食总产量达到182905吨﹐比1958年增长4.5%﹔1960年达到205934吨﹐比1959年增长12.6%﹔1960年全区牲畜存栏头数1060多万﹐比1959年增长10%。1965年全区粮食达到290700吨﹐比1958年增长66.1%﹔牲畜存栏头数1701万﹐比1958年增长54.6%（15）。农牧业连续六年大丰收﹐这段时间被中共称为西藏的第一个“黄金时代”（16）。
注释﹕
3、扩大化与阴暗面
现在来看事情的另一面。中共也承认﹕“平叛民改后期产生了严重违反政策的现象﹐扩大了打击面﹐侵犯了同盟者的利益﹐以至基本群众的利益。（17）”可惜语焉不详。《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倒是说了一些﹐但都没有班禅1962年5月给周恩来的《关于西藏总的情况和具体情况以及西藏为主的藏族各地区的甘苦和今后希望要求的报告》（简称《七万言上书》﹐因其有七万汉字）（18）说得详细﹐其主要内容是﹕
一﹑“混淆好坏﹐乱打一气。”把受骗或被迫参加叛军的人﹑达赖喇嘛过路时向他顶礼膜拜并献过酥油和糌粑的人﹑为过路叛军提供过食宿的人﹑聚众念经的人﹐以及什么也没有做的人都当作反革命分子来打击。1987年3月28日﹐班禅在全国人大西藏小组讨论会上说﹕“平叛问题在青海等地搞得更是糟糕。……果洛地区打死了许多人﹐把尸体从山上拖下来﹐挖个大坑埋在里面﹐把死者的亲属都叫来宣布﹕‘我们把叛匪消灭了﹐今天是喜庆的日子﹐你们在尸体坑上唱歌跳舞﹗’……又如青海的夏茸噶布和马利地区的牧民等早把头人的几千支枪收起来﹐上交到政府。当时表示欢迎﹐并开了大会表彰他们﹐并带上了红花。可是回到住地一下车就全部抓起来﹐长期关押。”“1958年我在青海听到党内文件上说要挑起叛乱﹐压出叛乱﹐然后在平叛过程中﹐彻底解决宗教和民族问题。”“噶厦政府发生叛乱﹐只有我们拉让（指扎什伦布寺----引者）管辖区域未叛﹐当初给我们讲了要和平改革﹑采取赎买政策等等一大堆。可是﹐后来正式民改的时候却把我们整得屁滚尿流﹐使人感到吃惊﹗地方政府方面跑的跑了﹐留下的只有少部分﹐这些少部分人作为进步人士的典型安排了（做官----引者）﹐我们整个儿坚定不移在家的却弄得够呛。当时我个人在拉萨还好﹐在家的从我父亲开始一个个都挨斗。拉让有个官员的老婆也被拘留﹐有一天把她提来审讯﹐叫她交代问题﹐她就说﹕‘班禅这个坏蛋可把我气坏了﹗’话一出口﹐大家以为她要揭发出班禅的什么罪大恶极的事﹐聚精会神地听她说话﹐搞记录的人也在伸脖子准备把揭发出来的问题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她开口说﹕‘我们跟班禅这个坏蛋﹐不参加叛乱是个大错误。要是他带头发动叛乱就好了﹐先把汉人杀个痛快﹐然后跑出去﹐我们离印度近﹐方便多了。可他要我们做什么进步﹑爱国﹐现在可好﹐逃不到印度﹐男女老少都被关押挨斗﹐受活罪。’说到这里他们叫她‘滚﹗滚﹗’这是真情﹐不是我随便瞎说的呀﹗”“在家的不如外逃的﹐事实真是这样﹐我个人有体会。例如﹐1979年达赖五人代表团来藏时﹐我父亲也进藏为处理家里的财产问题﹐可是没人理他。对五人代表团一人一辆小车﹐配了翻译﹑警卫员﹑陪同等一套人马。可我父亲呢﹐出入自治区大门都很难﹐站岗不让进就在门外风中等待。论职位过去西藏只有两个‘公’﹐一个是达赖大师的大父﹐一个是我的大父﹐论旧社会的职位﹐我父亲比他们高得多﹐何况是一个进步人士。”（19）
青海平叛确乎特别残酷。1981年3月19日中共青海省委给中共中央的《关于解决1958年平叛斗争扩大化遗留问题的请示报告》（20）承认﹕
党中央关于平叛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平叛斗争是正义的﹐必要的。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在平息叛乱中是做出了贡献的。但在当时领导上“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犯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违背了“军事清剿﹑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过分强调军事打击﹐忽视了政治争取﹐甚至违背“四不”政策﹐将归降人员加以捕办﹐违反区别对待的政策﹐错捕﹑错关﹑错杀﹑错斗以及乱戴帽子﹑乱没收的问题甚为严重。脱离当时实际﹐照搬农业区的做法﹐在平叛的同时﹐强办公社﹐使情况更加复杂﹐错误更加扩大。对宗教﹑寺院中的敌情估计不当﹐看得过重﹐打击面过宽﹐把当地寺院基本摧毁光。当时全省以平叛﹑防叛名义共捕了52922人。捕人数目达到牧业区藏族蒙古族总人口的10%。玉树藏族自治州的曲莱县没有发生过叛乱﹐而捕办人数竟高达总人口的21%。由于大量捕人﹐监所人犯拥挤﹐条件恶劣﹐生活困苦﹐造成在押人犯成批死亡。经过复查﹐错捕错判和在集训中死亡的﹐有23260人。错杀了173人。在错捕错判死亡的人数中﹐有安置为县级以上的民族宗教中﹑上层人士159人﹐民族干部480人。平叛斗争的扩大化﹐混淆了 敌我界线﹐造成了严重恶果﹐对藏族蒙古族人民的民族﹑宗教感情伤害很大﹐影响了党的威望和军队的信誉﹐对民族关系﹐乃至党群﹑干群﹑军民关系都有很大损伤。
遵照中央指示﹐在1961年青海省委三级干部会议和西北民族工作会议以后﹐对扩大化的错误进行了许多纠正工作﹐将在押人犯24365人宣布无罪释放或“教育释放”﹐平反了一批民族干部的冤假错案﹐恢复和新安置了380名民族宗教上层人士﹐恢复开放了137座寺院﹐重申了党的民族﹑统战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拨出了一笔专款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和解决生活困难。所有这些﹐对于扭转困难局面﹐团结群众﹐安定人民生活﹐ 恢复与发展生产﹐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当时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平叛斗争扩大化的问题没能彻底纠正﹐还遗留不少问题﹐许多善后工作没有很好去做﹐还有一批案件尚未复查。1964年﹐随民主革命补课和“四清”运动的开展﹐纠正平叛扩大化的工作就中断了。尤其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党的民族政策遭到破坏﹐民族统战工作被取消﹐民族区域自治有名无实﹐民族平等团结被践踏﹐不仅使原来纠正错误所取得的成绩损失殆尽﹐而且使平叛斗争扩大化遗留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和复杂﹐致使这个历史遗留问题拖了20年未得解决。
1960年中共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向中共中央报告时也承认﹕昌都地区捕训的人占该地区总人口的4.7%弱。其中错捕的﹐占已捕的5%﹐可捕可不捕的占已捕的10-15%。那曲地区捕训的人占该专区已开展工作的地区人口的4.4%﹐其中错捕的也不少。其它地区情况好些。现在昌都﹑那曲捕人已经停下来﹐各地正集中全力纠偏和清理积案。他还报告﹕各地普遍忽视上层统战工作﹐对有的未叛上层人士未安排工作（做官----引者）﹐有的虽安排了﹐但不适当（官太小----引者）（21）。
毛泽东时代的中共﹐一贯越左越好。何况1959年毛发起“反右倾”运动﹐1960年西藏工委把日喀则分工委书记﹑副书记﹑秘书长全部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22）﹐谁敢不左﹖西藏那么大﹐各地形势当然不可能一样。有的地方叛乱严重﹐有的地方叛乱不严重﹐有的地方未叛乱﹐有的地方本身未叛乱﹐但有叛军路过。叛乱严重的地方﹐平叛搞得轰轰烈烈﹐那里的共军共干就受到上司的嘉奖﹐就可升官。其它地方如不轰轰烈烈﹐那里的共军共干就会受到批评﹐甚至被视为“右倾”﹐受到处分﹐至少不能得到嘉奖与升官。这就促使后者想方设法发现﹑制造敌人。民改也一样﹐班禅那里未叛乱﹐本应和平改革﹐但是不斗人﹑不抓人﹐那算什么革命﹖日喀则分工委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罪名就是民改中“右倾”。为了轰轰烈烈﹑升官受奖﹐只好对班禅集团开刀。毛泽东曾承认﹐中共搞运动有一种“穷汉捉虱子﹐越多越过瘾”的阿Q式的习惯（23）﹐阿Q就因自己衣服上捉到的虱子不如王胡多而失望﹑不平﹑愤慨﹐觉得大失体统。中共斗人﹑抓人﹑整人﹑打人也是越多越凶越好越有成绩。
从班禅的描述还可看出共干的势利和崇洋媚外。达赖喇嘛不过逃到了印度﹐他的代表团回藏就受到如此隆重的礼遇﹐似乎他们都成了高鼻子﹑蓝眼睛的洋大人。同时还可看出﹐班禅的等级观念是何等根深蒂固﹐至死念念不忘旧西藏时他（准确地说是他的前世）的特权与威风。他忘记了﹐他和他父亲在旧西藏时受到达赖集团的排斥﹐根本得不到承认﹐也根本进不了西藏﹐他和他父亲在旧西藏一天也没有威风过。是中共逼迫达赖喇集团承认了他﹐又派兵护送他进藏即位﹐给他高官厚禄﹐让他和他父亲大耍威风。班禅的嫉妒心与攀比心完全用错了地方﹐说明他毫无自知之明。不过由此可见藏人的嫉妒心与攀比心何等强烈﹐连堂堂班禅大师也无法免俗。
二﹑“大汉族主义”。《七万言上书》说﹕有汉干说﹕“藏族是一个被宗教和民族自尊心陶醉了的顽固民族。”他们“以藏文新词不够为借口”﹐“忽视藏文”﹐“认为一切旧的都是落后的﹐骯脏的和无用的”﹐“嘲笑藏装”﹐“对妇女的手饰﹐男人的辫子表现出不喜欢的态度﹐致使无法继续穿戴和留下去﹔对屋墙外的粉刷（藏人爱在墙上刷佛徽---引者）﹑屋顶的旗杆（经幡----引者）﹑婚丧送礼﹑庙会敬神﹑节日娱乐和民间体育等也看做无益多余的﹐致使大部分停顿了等”。“在藏族中也有一些滑头巧语﹑随机应变﹑私利熏心之辈﹐在大汉族主义者面前逢迎装相”。
三﹑“反对宗教”。《七万言上书》说﹕“在西藏的各寺庙内发动‘三反三算’运动时﹐在实际工作中增加了反对宗教本身﹐并将其放在了主要地位。”“对公开表示了信仰宗教的人﹐戴以迷信分子和不喜欢革命等各种帽子﹐进行无法忍受的没头没脑的斗争和打击。”“在深山禅庵与寺庙中有许多从事终生悟静修禅﹐严守教行的虔诚教徒﹐他们视红尘诸事为毒树﹐悲观厌世﹔由于革命事业也是红尘之事﹐所以他们很少有人对之表示欢迎或积极的态度﹐这是不足为奇的﹐是可能有的﹐正常的。但是干部则认为他们有顽固不化的反动思想的基础﹐把不少这类教徒予以管制或关押等。”“除去四大寺等被保护的极少数寺庙外……一部分汉族干部出主意﹐藏族干部动员﹐积极分子中的不明事理的人充当执行者﹐盗用群众的名义或戴群众的面具﹐掀起了消灭佛像﹑佛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无数佛像﹑佛经﹑佛塔烧毁﹐拋入水中﹐扔在地上﹐拆毁和熔化﹐对寺庙﹑佛堂﹑玛尼堆﹑佛塔恣意进行了疯象闯入般的破坏﹐盗走了许多佛像饰品和佛像神塔体内的宝贵物品……公然无忌地污辱宗教﹐把《大藏经》用于沤肥的原料﹐专门把许多佛像和经书用于制鞋原料等”。“千方百计地使僧尼还
俗”﹐“竟有让喇嘛站一边﹐尼姑和俗女站一边﹐强迫他们互相挑选”。“民改前西藏有大中小寺庙2500余座﹐而民改后由政府留下来的仅仅只有70多座﹐减少了97%……全西藏过去僧尼总数约有11万多人﹐其中外逃者可能有一万﹐剩余约十万人﹔民改结束后住寺僧尼权且算作有七千人﹐也减少了93%。”（班禅这里所说的保留僧尼数与前引中共的数字相同﹐保留寺庙数与中共的数字大相径庭﹐不知是否计算有误﹖----引者）“把生产列为一切事情的首位﹐老少僧众和善僧都被支配劳动过度﹐由于那些人过去没有劳动过﹐而处于无法忍受的境地”﹐“宗教活动（班禅特地提到了灌顶----引者）少如白天的星星”。
四﹑饿死人。1959年到1961年﹐“西藏连续三年获得丰收”﹐但“初步括了合作社风”。“由于党给予轻税的照顾﹐爱国公粮是不重的”﹐但由于浮夸风﹐把虚报的产量指针作为根据﹐征收爱国公粮﹐挖了过去的存粮﹐“致在西藏的一些地方发生了个别人饿死的情况”。甘肃与青海省委在大跃进中大括浮夸风﹑共产风﹐大办公共食堂﹐饿死了大批藏人（以及汉人与其它少数民族----引者）。
正如前引戈茨坦与戈伦夫指出的﹐西藏的宗教本与农奴制难分难舍﹑互为支柱﹐就像欧洲中世纪的天主教会与封建制难分难舍﹑互为支柱一样。中共要连根铲除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势必限制西藏的宗教﹐最大限度地削弱其影响。加以西藏的寺庙本身就是农奴主﹐拥有大批土地﹑牲畜和农奴﹐还放高利贷。中共要解放寺庙的农奴﹐也得向寺庙开刀。何况有许多寺庙参加了叛乱。班禅面对达赖集团的排斥打击﹐需要中共的支持﹐所以反对达赖集团的叛乱。但他作为大农奴主﹑大教主﹑藏族领袖﹐从根深蒂固的贵族﹑宗教﹑民族情绪出发﹐必然对平叛民改﹑限制宗教本能地抵触。何况中共干部在执行中层层加码﹐搀进了根深蒂固的大汉族主义（这是几乎所有的汉人都有的）与痞子习气（这是靠“打土豪﹑分田地”起家的共干特有的）。值得注意的是﹐从班禅的《七万言上书》也可看出﹐当时西藏有许多藏族干部与积极分子积极参与了捣毁佛像﹑佛经﹑佛塔的运动﹐开了文革初“破四旧”的先河。
1962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指示﹕“这次班禅既然利用筹委会上层人士的学习会﹐向我们进行攻击﹐我们就需要在学习会上同他们进行斗争”﹔“斗争的原则仍然应该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以斗争求团结”（24）。
在同年同月24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大谈阶级斗争﹐先批彭德怀的八万言申诉信是“翻案”﹐无中生有地说他勾结全世界反华势力（美﹑苏）。又批班禅﹐说他的《七万言上书》是“阶级敌人反攻倒算”（25）。
不过毛并未马上惩罚班禅。据达赖自传说﹐班禅在1964年3月拉萨传召大法会上演讲时说﹕达赖喇嘛才是西藏人民的真正领袖﹐并高呼“达赖喇嘛万岁”（26）。这件事从未见中国出版物提起﹐推想起来也不大可能。自本世纪初起﹐达赖集团与班禅集团就形同水火﹐他怎会那样说呢﹖
1964年9月18日至11月4日﹐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举行第七次扩大会议﹐一些“翻身农奴代表”列席会议。会议集中火力批判班禅的“反人民﹑反祖国﹑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指责他组织了一个反革命集团﹐妄图复辟农奴制﹐还图谋叛国。列席会议的翻身农奴代表声泪俱下地控诉了他残酷压迫﹑剥削农奴的滔天罪行。然后﹐他被押送北京﹐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被批判﹐并被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主任的职务（27）﹐从此被软禁。文革初﹐他被中央民族学院的藏族学生批斗。1966年我去北京大串连时﹐亲眼看到中央民院藏族学生召开的批斗大会与大字报﹐除了上述政治罪名外﹐还揭露班禅虐待﹑殴打家中保姆﹐喜欢男色等事。班禅被斗后不久就下狱﹐在秦城监狱里关了九年零八个月（28）﹐直到1987年才重新露面。
我看到的班禅《七万言上书》虽然是达赖喇嘛的刊物《西藏通讯》发表的﹐但我相信它是真实的﹐不仅作为班禅的原文是真实的﹐原文所写的事也是真实的。但某些西方记者对平叛的描述则是一派胡言。美国记者艾夫唐说﹐拉萨平叛使一万人丧生﹐城里所有男性藏人几乎都被捕﹐中国人将几千具尸体堆在罗布尔卡烧了三天﹐臭气熏天（29）。法国记者董尼德说﹐至少一万人死亡﹐中国人在罗布尔卡焚烧尸体﹐布达拉宫变成残垣断壁﹐色拉寺被夷为平地（30）。当时拉萨只有二万多人口﹐加上外来的叛军﹐也不过三万多﹐怎么可能有一万人被杀﹖4月15日﹐中共在拉萨召开群众大会﹐拥护中国国务院3月28日发布的解散噶厦政府﹑责成解放军平叛的命令﹐有二万多藏人参加。如果拉萨的男性藏人都被捕了﹐这样的会开得起来吗（31）﹖我在八十年代初去布达拉宫和色拉寺参观过﹐发现那里完好如旧。又看过六十年代初摄制的电影记录片﹐发现那时布达拉宫仍巍然屹立。艾夫唐与董尼德当时并未去拉萨现场调查﹐这些谎言显然都是从达赖喇嘛那里批发来的（他们都采访过达赖喇嘛）。
注释﹕
4、中共消灭了120万藏人吗﹖
达赖喇嘛从1991年起一贯反复声称﹕中共消灭了120万藏人(32)。“西藏流亡政府”还在《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里开列了明细表(时间范围是1949年到1979年)﹕
死亡原因 卫藏 康区 安多 总计
狱中折磨 93560 64877 14784 173221
被枪决 28267 32266 96225 156758
死于战场 143253 240410 49042 432705
死于饥饿 131072 89916 121980 342970
被逼自杀 3375 3952 1675 9002
批斗致死 27951 48840 15940 92731
总计 427478 480261 299648 1207387
据“西藏流亡政府”解释﹐这里的“卫藏”指西藏自治区中西部﹐“康区”指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地区﹑四川西部﹑甘肃南部和云南北部﹐“安多”大致指青海省（33）。
中共在30年里杀死﹑斗死﹑逼死﹑关死﹑饿死了120万藏人﹐这确实是骇人听闻的罪行。这个数字经西方媒体大量引用﹐在西方激起了公愤﹐有人甚至把它与希特勒杀犹太人相提并论（34）﹐无怪乎西方人几乎一边倒地同情达赖喇嘛与西藏独立。然而当我把中共统治下的藏族人口增长速度与同期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加以比较时﹐却产生了怀疑。
据1950年11月3日噶厦政府要求联合国“制止中国侵略”的呼吁信称﹐当时藏族人口不足三百万（其原文是﹕a weak and peace loving people, hardly exceeding 3 million）（35）。这个数字不可能是当时噶厦政府实际控制区（大致上相当于今日的西藏自治区）的人口数字﹐而是当时全体藏族的人口数字。当时噶厦政府实际控制区的人口据戈茨坦说是“至少一百万”（这个数字包括昌都地区）（36）﹐据国民党政府内务部1947年估计是一百万（37）﹐据噶厦政府自己1953年上报中国政府的数字是一百万（这个数字不包括昌都地区）（38）。到了1987年9月21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演讲时称藏族人口六百万（39）。由此可见﹐藏族人口在中共统治的头37年中翻了一番还多。
又据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报告《生存与发展》﹐中国人口1949年为5.4亿﹐1987年为10.8亿﹐从1949年到1987年自然增长率年均1.834%（40）。由此推算出1986年中国人口为10.6亿﹐可见中国人口在中共统治的头37年中只增长了96%﹐比藏族人口同期增长率低了至少四个百分点。
中共1949年建政以后消灭（杀死﹑斗死﹑逼死﹑关死﹑饿死）了多少中国人（绝大多数为汉人）﹖丁抒研究大饥荒的专着《人祸----“大跃进”与大饥荒》根据中国政府近年来公布的六十年代的人口统计数字估算﹐三年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3500万人﹐很可能与4000万“相去不远”（41）。丛进的《曲折发展的岁月》说﹕“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的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金辉说﹕“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4040万。”又据《历史不再徘徊》估计﹕“低限值也在4000万人”（42）。我现在假设在中共统治下共饿死4500万人。被中共杀死﹑斗死﹑逼死﹑关死的人数没有可靠的统计。据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时估计﹐文革中各种形式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200万（43）。文革是中共残害人民最大最久的一次运动﹐几乎家家有人挨整﹐毛泽东统治中国27年﹐文革就占了十年。中共杀人第二多的运动当数五十年代初与土改同时进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据劳改专家吴弘达考证﹐由毛泽东起草的以中共中央名义于1951年5月16日签发的《中共中央关于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的通知》以及这次会议的文件说﹕“关于杀反革命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内﹐在农村中﹐一般不应超过人口的千分之一。……在城市中杀反革命﹐一般应低于人口的千分之一﹐以千分之零点五为适宜。”吴根据当时中国人口（5亿多）﹐推算出实际杀人数在50万到100万（44）﹐我取100万。在镇反运动中有更多的人被判刑﹐其中许多人死于劳改﹐还有许多人（包括其家属）自杀﹐假设也有100万﹐则镇反死了200万人。中共整人第三多的运动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共打了55万右派﹐加上准右派﹐共约100万人（45）。名义上对右派不开杀戒﹐但许多人（包括其家属）自杀﹐许多人死于劳改﹑劳教或其它形式的折磨﹐假设有50万人死于非命。此外还有“三反五反”﹑“反右倾”﹑“六四”等运动﹐假设也死了50万人﹐则共计500万人。我现在将这个数字翻一番﹐即中共杀﹑逼﹑关死了1000万人﹐加上饿死的4500万﹐就是5500万。
由此可见﹐中国人口在失去其1949年基数的10%（5.5千万比5.4亿）的情况下﹐在中共统治的头37年中增加了96%﹔而藏族人口在失去其1951年基数的40%强（120万比不足300万）的情况下﹐在头37年中增加了至少100%。由此可以近似地算出﹐在中共统治的头37年中﹐中国人口实际增加了1.19倍﹐即从4.85亿（5.4亿--0.55亿）增加到10.6亿﹔而藏族人口实际增加了2.33倍﹐即从180万（300万--120万）增加到600万。换言之﹐在中共统治的头37年中﹐藏族人口的实际增长率是中国人口的实际增长率的1.96倍﹐几乎高了整整一倍。无论从世界人口史看﹐还是从医学上﹑生理上看﹐这都是惊人的奇迹。（按中国人口包括藏族人口﹐但藏族人口仅占中国人口的0.5%﹐所以藏族人口增长率对中国人口增长率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如将藏族由于自然条件特别严酷因而在历史上人均寿命就比汉族短得多（见第一章引戈伦夫的话）的因素考虑进去﹐这个奇迹就更加惊人。
对于这个奇迹﹐可能的解释只有两个﹕要么是中共在消灭了120万藏人以后﹐给予剩下的藏人以极其优厚的生活﹑医疗条件﹐使他们能以两倍于汉人的速度高速增长﹐想必达赖喇嘛都不会接受这样的解释﹔要么是中共并未消灭那么多藏人﹐所以藏人能以高于中国人口平均增长率的速度增长﹐这也证明中共对藏族的迫害还不如对汉族的迫害严重。
1998年5月3日我在纽约“《天葬》讨论会”上说了上述意思﹐当时在场的藏独人士阿沛晋美后来说﹕“按人口比例来算﹐这个数据（指中共消灭了120万藏人----引者）太高了﹐我对这个数字始终是有保留的。我个人估计﹐整个藏区----包括西藏三地区（即“大西藏”----引者）﹐大概有三﹑四十万人（被中共消灭----引者）。（46）”
那么中共究竟消灭了多少藏人呢﹖估计应低于被中共消灭的1949年中国人口基数的比例（10%）﹐所以藏人在中共统治下仍然能以高于中国人口平均增长率的速度增长。既然1950年底藏族人口“不足300万”﹐那么被中共消灭的藏人应不足30万。考虑到藏人由于自然原因在历史上寿命就比汉人短得多﹐估计此数低于20万。当然中共杀死（其中大部分当死于平叛战场）﹑斗死﹑逼死﹑关死﹑饿死不足20万藏人也是滔天罪行。须知据张荫棠估算﹐西藏人口自干隆初年到光绪年间的170余年内﹐也只减少了80万（47）。不过不足20万离达赖喇嘛所说的120万究竟相去甚远。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难道为了西藏独立﹐可以违背佛教的“妄语戒”﹐将事实夸大五倍以上﹖无怪乎戈茨坦认为﹐达赖喇嘛对于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与“种族绝灭”的攻击“常常夸大其辞﹐远离事实”（48）。
我在1953年3月号《北京之春》上对“中共消灭了120万藏人”提出质疑（49）后﹐有个汉族女人在1998年3月15日当面向达赖喇嘛转达了我的疑问﹐她说﹕“另外一汉人对西藏流亡政府说的中共统治西藏以来有一百多万藏人遭到杀害这个数字表示怀疑。”达赖喇嘛回答道﹕
关于有120万藏人遭杀害的说法﹐这里有两个前提﹐第一是这些人不完全是在战场上打死的﹔第二﹐不是说某一个年限﹐比如说某一年杀死了一百多万人。
这个数字是从中国军队进入西藏﹐1983年以前﹐这一期间﹐由于中国人进入的原因而死亡的藏人人口数字。这个数字中包括战死的可能有20万人左右﹐还有许多人死在狱中﹐比如说达赖喇嘛的医生﹐他被关进监狱时﹐一同被关押的大约百余人﹐活着回来的不过十几人而已﹐其它很多人是饿死的。由于饥荒﹐安多那一片大约是在1959年期间发生大饥荒﹐大批的藏人饿死﹐今天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是在1966年﹑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大批的人饿死﹐像这样的情况一直到1983年﹑84年为止。还有许多人是经受不起侮辱虐待﹐自杀了。
我们通过调查﹐是很多人来报告﹐说我们地区有多少村庄﹑多少家庭﹐有多少多少人死了﹐他们是怎么死的。我们收到很多材料和数字﹐把这些数字统计起来﹐就形成了这种大约有120万西藏人死去的推算。这是中国人进入西藏以后﹐到1983年为止﹐这几十年来﹐由于各种受迫害的原因死去的人口统计数字。
我们西藏流亡政府在这本书里有有关的统计数字﹐可能上报来的统计数字有一些重叠﹐例如某一件事情﹐有两个人来报告﹐因此重叠了。像这样的事情是技术性的﹐难免的（50）。
达赖喇嘛说“中共消灭120万藏人”的时间范围是中共进藏到1983年﹐而“西藏流亡政府”发布的《用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却说其时间范围是1949年到1979年﹐我们应该相信哪一个呢﹖不管时间范围如何﹐“中共消灭120万藏人”都是弥天大谎。时至今日﹐达赖喇嘛仍然罔顾妄语戒﹐坚持这样的弥天大谎。这也难怪﹐他作为“人权斗士”的世界声誉就是建立在“中国消灭了120万藏人”等弥天大谎之上的。如果他承认这是谎言﹐他就会在全世界面前声誉扫地。
如前所述﹐西藏的叛乱起因于中共企图废除农奴制﹑解放农奴与奴隶﹑实行孙中山说的“耕者有其田”。这本是与法国大革命﹑林肯解放黑奴﹑麦克阿瑟二战后在日本进行的土地改革及蒋介石在台湾进行的土地改革一样合乎历史潮流﹑尊重人权﹑申张正义﹑实现社会公正的行为。不幸的是﹐中共一开始就在西藏外围采用了法国革命式的暴力方式﹐从而激起了美国南方奴隶主式的叛乱。在平叛民改中﹐中共又滥杀﹑滥关﹑滥斗无辜或不该杀﹑关﹑斗的人﹐同时又企图消灭客观上确实与叛乱及农奴制纠缠在一起的﹑但被藏人包括农奴与奴隶视为命根子的喇嘛教﹐这就是李泽厚所说的“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问题”（51）。中共的平叛民改本是为了把最基本的人权----人身自由交还给农奴和奴隶﹐结果侵犯了农奴主﹑喇嘛和部分受农奴主蒙蔽﹑胁迫或完全无辜的农奴与奴隶的人权﹐这真是个难解的怪圈与悖论。然而法国大革命与美国南北战争不也杀死了许多王室成员(包括国王与王后)﹑贵族﹑保王党人﹑教士﹑革命党人﹑市民﹑奴隶主以及受其蒙蔽﹑胁迫或完全无辜的平民﹑农奴与奴隶吗﹖“历史本就在这种悲剧性矛盾中行进”（52）。
撇开手段﹐单看结果﹐平叛民改至少做了两件好事﹕一是给农奴与奴隶以人身自由﹐这是比思想﹑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自由更为基本的人权﹔二是在西藏做到了耕（牧）者有其地（牧场与畜生）﹐从而不仅实现了社会公正﹐还解放了生产力。旧西藏的农奴制使农奴没有任何生产积极性﹐他们在主人的自营地上怠工偷懒﹐甚至故意破坏﹔或者大量逃亡﹐致使部分庄园土地荒芜﹑无人耕种。而老实耕种的农奴则不堪重负﹐未老先死。阿沛阿旺晋美说﹕“记得在四十年代﹐我同一些知心朋友曾多次交谈过西藏旧社会的危机。大家均认为照老样子下去﹐用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整个社会就将毁灭。因此﹐民主改革不仅解放了农奴﹐解放了生产力﹐同时也拯救了整个西藏。（53）”连艾夫唐也不得不承认﹕“叛乱后的最初几年﹐农业生产大幅度提高。（54）”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天天都在攻击中共﹐但他们从来不敢攻击废除农奴制﹑解放农奴与土地改革本身﹔反而假惺惺地标榜他们本来也打算作这样的改革﹐可见中共的改革确实是合乎历史潮流的事情。
林田1959年去山南采访时﹐亲眼看到农奴与奴隶“翻身”的景像。他在日记里写道﹕
六月十日
凯松溪卡（“溪卡”是藏语“庄园”的译音----引者）今天举行斗争叛乱分子﹑地方恶霸的群众大会。从早上起﹐溪卡的大门里﹐双行道的楼梯上﹐人来人往﹐进进出出。本溪卡和外溪卡的农协筹委会委员﹐赤脚的妇女﹐戴破呢帽的男人﹐头发蓬乱﹑满脸黑胡须的老农奴都来了。中午﹐男女老幼集合在庄宅前的树荫下﹐大会开始了。当了叛匪小头目的溪堆（溪卡经理----引者）﹑索康（噶厦政府的首脑﹐已逃亡----引者）在凯松溪卡的代理人逃跑了。现在﹐跟着溪堆作了许多坏事的根保（溪卡小头目----引者）和小恶霸平措占堆被带到了会场前﹐面对大家垂头站立。尼玛次仁﹐那个从八岁起就给扎西家当差徭的小伙子﹐新当选的农协筹委会主任﹐今天第一次穿上了皮靴子﹐脸也洗得干干净净﹐站在一张满是油泥的小桌子前讲话了﹕“诸位乡亲们﹐现在大会开始了。过去﹐贵族索康﹑溪堆﹑根保﹑坏人坐在上面﹐把我们踩在下面﹐剥削﹑压迫了我们多少年﹐最后发动了叛乱﹐阻挡我们翻身。现在﹐中央政府和解放军帮助我们把他们打垮了﹐赶走了﹐消灭了。我们从地下站起来啦﹗我们第一次举行这样的大会﹐斗争坏人。……”接着他历数根保和平措占堆跟着溪堆干坏事的罪行﹐然后说﹕“我们的苦﹐像河水一样﹐不知流了多少年﹐今天还在流﹐今天﹐我们要把苦水倒出来﹗”
尼玛次仁一讲完﹐乌金又走上来﹐说﹕“今天我们开大会﹐就是要本着天下一家人的精神斗争这两个坏蛋﹐过去我们有苦有冤不敢说﹐今天剥削阶级灭亡了﹐以前被他们当成地下虫子的人﹐现在得到了自由……。平措占堆﹑根保作了许多坏事。以前他们跟着溪堆打人骂人﹐叛匪占据时﹐帮助叛匪抢东西。叛匪逃跑时﹐他们帮助叛匪把炮弹箱子藏在草里。把溪卡仓库里的贵重东西﹑粮食偷运到自己家里﹐那都是我们的血汗啊﹗……”
一个老妈妈站起来揭发﹕他们还藏了许多枪﹐勾结反动派﹐准备让反动派打回来。
一个名叫白干的青年站起来﹐呼呼喘气﹐说不清话﹐断断续续地说﹕我被他们打得说话不行了。我和姐姐从地里回来﹐拾了他田里的一穗庄稼﹐他就把我和姐姐毒打一顿。
一个蓬头垢面的小姑娘站起来就呜呜哭了。她是十三岁的孤儿白玛玉珍。父亲是个穷差巴﹐她很小时父亲出差病死在外边﹐妈妈背她支差种地。一次妈妈割草时﹐和领主的狗腿子平措占堆吵起来﹐这恶霸就把她妈妈打得死去活来﹐妈妈流着鲜血爬回家来﹐第二天就死了﹐临产的孩子也死在肚子里了。白玛声泪俱下地哭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婆婆﹐瞪直了眼睛﹐泪水顺着枯瘦的脸向下流﹐她张开两手﹐呛地呼天﹕“我请共产党﹑人民政府﹑诸位乡亲们替我们作主﹐……我的两个外孙女﹐可怜的孩子﹐没有妈妈了﹐她们的妈妈被野兽吃掉了﹗这些野兽就是索康﹐就是勾结叛匪的溪堆和他的狗腿子平措占堆……。”全场男女老幼都哭了。这老婆婆就是小白玛的外婆﹐她说出了农奴们的共同遭遇。悲愤的呼声像春雷一样响了起来﹕“打倒万恶的奴隶制度﹗”“消灭剥削压迫﹗”
本来会前已经讲好﹐斗争大会上只动口﹐不动手﹐还规定了不准带铁器和棍棒。
谁知乌金听着听着﹐走到前边﹐突然从怀里掏出一根短棒﹐朝半跪半坐的平措占堆背上打去。这个高个子麻子恶霸挨了这一下﹐就势向前一倒﹐碰得鼻破血流。这样一来﹐原来愤怒的群众﹐有些却一下子转为可怜起这小恶霸来了。这小恶霸家里的一个小朗生﹐一个脸像小黑鬼﹑衣服破成条的小姑娘﹐平日不知挨了主人多少毒打﹐现在却哇哇哭为主人求情了。但也有人为乌金助威﹕“打得好﹗打得好﹗”
尼玛次仁把乌金拉到一边。请大家继续控诉参加叛乱的反动领主及其代理人的罪行。怒潮继续在会场上激荡。
八月五日
今天凯松溪卡农民举行庆祝民主改革胜利大会。……庆祝大会开始了﹐三十多个小学生﹐穿花衣﹐戴金丝帽﹐拿着花束﹑树枝﹐准备跳舞的妇女﹐也穿起了红绿绸衫﹑新靴子﹐笑容满面﹐他们多半是朗生﹐今天要尽情欢乐。其余男男女女坐了一大片﹐在帐篷荫凉下。
阿旺讲话了﹐这个穷差巴﹐九个孩子﹐老婆多病﹐经常一家人饿肚子﹐现在﹐有政府帮着﹐不愁吃穿了﹐差地属于自己了﹐一切负担废除了﹐从心底里乐。两个月来﹐他作为农会副主任﹐领导全村农民大闹翻身。今天﹐他穿著新的氆氇衣﹑皮靴子﹐端端正正站在台前﹐他说﹕今天﹐我们已经得到很大胜利﹐让我们尽情庆祝。每到这个时候﹐正是“望果节”（丰收节）﹐可是往年望果节﹐正是我们绝炊断粮﹐望着庄稼愁交租完债的时候﹐今天﹐我们在这个帐篷里﹐穿著这样的新衣服﹐心里这样痛快﹐这是过去不曾有过的。这都是共产党领导我们得到的。
群众代表次旺扎西讲话了。他分地那天﹐站在油菜田里只是笑。今天他说﹕以前我们连手指大一块地也没有﹐如今每家分了十几﹑二十几或三十多克地﹐没有牲口﹐分了驴马﹐没有家俱﹐分了家俱﹐为啥不心花怒放呀﹗……
拉珠讲话了﹐这位满脸胡须的六十岁的老人﹐说﹕“共产党领导我们翻身胜利了﹐我这老头子来祝大家﹕‘扎西得来平桑错﹗’（吉祥如意）。在旧社会﹐拿我来说﹐几岁作差徭到十五岁﹐领主给我一块差地﹐可是我出比这块地还大还重的差。又压上一大笔债﹐大家知道﹐这债不是我欠的。
“藏政府也好﹐贵族活佛也好﹐他们的肚子是填不满的﹐百姓多少东西也填不满他们的肚子。
“我们在草地上放个马﹐他们说草地是他们的﹔我们在树林里拾个柴棍﹐说树林是他们的﹔我们走的路也是他们的。现在﹐我们走在路上﹐再不必向他们弯腰吐舌了（藏人表示恭敬的习惯行动----引者）﹐遇见贵族老爷﹐我们可以大摇大摆从他们身旁走过了。土地﹑森林﹑道路﹐一切都是我们人民的了﹗
“乌拉废除了﹐差役取消了﹐朗生解放了﹐土地分给大家了﹐债契烧掉了﹐西藏地方旧政府千百年来压在我们身上的重担﹐新政府成立两个月就全卸掉了﹐这都是共产党给的﹐我们要在党领导下﹐团结得紧紧的啊﹗有今天﹐是不容易的﹐而明天﹐更要我们努力﹐只有团结才能保住果实﹐建设新生活。”这老人讲得多好啊﹗
分工委王运祥书记讲话祝贺。他告诉农民三件事千万记牢。第一﹐要跟党走﹔第二﹐要团结﹔第三﹐要警惕反动的阶级敌人﹐保住果实﹐发展生产。
大家向毛主席像和分工委二位书记献了哈达。
歌舞开始了（55）。
可能是经过了翻译加工（由藏语翻成汉语）﹐这些藏农的话都有党八股的味道。不过还是可以看出﹐西藏的翻身农奴对毛泽东和共产党是衷心感激﹑真心拥护的。因为后者确实在那时给了他们做人的尊严和切身的利益﹐即便是达赖喇嘛以来世天堂的名义也无法叫他们放弃毛与中共给他们的尊严与利益。这就是为什幺西藏的老翻身农奴会对我说﹕“毛主席的恩情是永远不能忘记的。”“打土豪﹐分田地”本是中共赢得汉农支持﹑打败蒋介石的法宝﹐用在西藏也同样成功。蒋介石因而吸取教训﹐亡羊补牢﹐在台湾进行土地改革。又因他手里有日本人留下的企业﹐使他有资本赎买地主的土地﹐实行和平土改。蒋介石死后﹐台湾的老农披麻带孝﹐跪在路旁给他送灵。毛死后﹐西藏的翻身农奴也痛哭流涕。假如中共当初在西康﹑青海藏区不急于土改﹐或一开始就在那里实行赎买土改﹐西藏叛乱是否能够避免呢﹖中共平叛虽然合法（国际法）﹐但后遗症极其严重。特别是让达赖喇嘛逃亡印度﹐从而使西藏问题再度国际化﹐这是毛泽东的头号失策。他只知道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和孔孟之道﹐根本不懂文化心理学﹑藏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过于低估了西藏宗教的影响﹐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威力。他从来不曾想到﹐翻身农奴的感恩心理并不能遗传给新一代藏人﹔他那套穷共产主义的经济模式会导致身后的改革开放﹑ 崇洋媚外﹔达赖喇嘛会借助于洋人的威力重新在西藏发动骚乱（不拿枪的叛乱）。如果毛一开始就对全体藏族农奴主实行赎买土改﹐也许叛乱就不会发生﹐达赖喇嘛就不会外逃﹐西藏问题就不会国际化﹔如果毛在平叛民改后把经济搞得很成功﹐以致中国毋需改革开放﹑崇洋媚外﹑仰人鼻息（这是穷国对富国开放的必然结果）﹐那么达赖喇嘛在外面也就无隙可趁。他想不到的事情太多了……
5、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使平叛民改这场以道德代价换取历史进步的悲剧变成了闹剧。文革既是毛泽东利用﹑愚弄人民打击﹑清除政敌﹐从而导致中共内部疯狂地争权夺利﹑自相残杀的丑剧﹔也是毛煽动﹑愚弄人民残害精英﹑毁灭中西精英文化的闹剧（56）﹔更是毛残酷迫害﹑镇压人民其中包括被他利用﹑煽动﹑愚弄过的人﹐强化其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悲剧。全面论述西藏的文革过程﹐特别是其中令人眼花缭乱的派别斗争﹐不是本书的任务﹐那可以写一本与本书一样厚的书。本书只能作一简述﹐重讨论与西藏问题有关的事件。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红卫兵后﹐北京红卫兵掀起“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中央民族学院的藏族红卫兵先斗班禅﹐然后杀回西藏。在他们以及陜西咸阳西藏民族学院藏族红卫兵的鼓动下﹐藏人捣毁了除布达拉宫等八个著名寺庙以外的所有寺庙（那八个寺庙未毁是因为中共派兵保护）（57）﹐连扎什伦布寺里历代班禅灵塔内的木乃伊也被藏人扔出来喂狗（这是我八十年代初去参观时听当地藏人说的﹐不过扎什伦布寺的建筑与世界最高的铜佛----强巴佛却完好如旧）。所有“阶级敌人”----贵族﹑噶厦官员﹑活佛﹑叛匪及其家属都再次遭到批斗﹑游街﹑抄家﹑示众﹑殴打﹑侮辱﹔所有僧尼都遭到批斗﹑污辱﹐被迫还俗﹔所有民间佛教用品----玛尼堆﹑经书﹑经幡﹑佛龛﹑佛像等也几乎全部被捣毁﹔所有宗教活动都被禁止﹔连类而及﹐所有民间节日﹑歌舞﹑艺术（包括说唱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民族手工艺品生产）﹑甚至集市贸易也全部被取缔﹔在城镇里﹐连藏装也几乎绝迹﹐代之以中山装与军便装（这都是我在西藏时听过来人说的）。
不过我对艾夫唐大肆宣扬的红卫兵强奸藏女的说法深感怀疑。他说﹕
早在1966年8月就出现了轮奸。红卫兵将扎木四百户藏人的女孩脱得一丝不褂﹐在外周游﹐开斗争会﹐最后将她们全奸污了。……1966年至1967年冬季﹐革命造反派来到拉萨北面的那曲﹐在这里他们对大批游牧民也犯下了类似暴行。……妇女们全身脱得精光﹐五花大绑站在结冰的湖面上﹐还有人看守。一位名叫卡玛夏拉的男牧民和他的女儿次仁卓玛被迫当众发生关系。在山南各地区也发生了相类似的暴行﹐……日喀则的强奸和打人事件更多（58）。
众所周知﹐文革是一场以禁欲主义为特色的运动。文革初汉族红卫兵曾把裙子﹑紧身裤当作“四旧”来破除﹐因其有性感之嫌﹔凡是有过“男女问题”的人都被当作“坏分子”批斗﹑游街﹔所有裸体或半裸体的绘画与雕塑﹑描写爱情的小说与电影﹑性医学著作都被当作“资产阶级腐朽文化”而烧毁或禁止。北京红卫兵在“红八月”（1966年8月）里打死了数千“牛鬼蛇神”﹐却未听说有过强奸或当众脱光妇女衣服的事件。在那时汉族红卫兵的心里﹐所有涉及性或色的语言﹑行为﹑乃至恋爱都是十恶不赦的罪行﹐他们怎么可能跑到西藏去当众脱光几百妇女并集体轮奸呢﹖即便是中央民族学院的藏族红卫兵也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所以这类事即便有﹐也是藏族流氓干的。
早在1966年6月1日毛泽东下令广播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西藏的干部职工就纷纷给领导贴大字报﹐并与“保皇派”（拥护领导的群众）展开激烈的辩论。随着全国形势的发展﹐被攻击的干部的级别越来越高。自治区党委为了“舍车保帅”﹐也不断拋出级别越来越高的干部供群众批斗﹐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西藏日报》总编金沙﹑自治区党委常委惠毅然﹑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郭锡兰等。11月初﹐北京几所大学和西藏民族学院的红卫兵在拉萨贴出大字报﹐攻击以张国华为首的自治区党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7年1月﹐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与中央文革的鼓动下﹐西藏造反派纷纷在各厅局夺权。2月5日﹐造反派“拉萨革命造反总部”（简称“造总”或“老造”）夺了自治区党委与政府的权﹐把各级汉藏干部斗得威风扫地﹐还要揪斗军区司令兼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张国华。 可能是毛泽东的意思﹐2月24日“中央文革”来电说﹕“张国华同志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尽管他在工作上有缺点和错误﹐但基本上是个好同志。”（张国华抱病指挥了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并获大胜﹐毛因而对他高抬贵手﹑另眼相看）2月底﹐中央决定由西藏军区接管西藏自治区党委与政府的权力。刚好全国各地军头发动了“二月镇反（革命分子）”运动﹐张国华随即反击。他在3月（西藏的事总是比全国慢半拍）以“镇压反革命”为由﹐逮捕了“造总”的头头﹐夺回了被造反派夺去的各单位的权。他的行动得到了“西藏自治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造反总指挥部”（简称“大联指”﹐又称“老大”）的支持﹐该组织被“造总”称为“老保”（保守派）。3月﹐中央文革发起反击“二月逆流”的运动。4月﹐大批北京造反派红卫兵进入西藏﹐给“造总”翻案（又慢半拍）。5月﹐中央下令对西藏军管。几乎同时﹐张国华升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主持蜀政﹐不久出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林彪嫡系曾雍雅调任西藏军区政委﹐曾给“造总”平反﹐引起支持“大联指”的军区副政委任荣的不满。从此“造总”和“大联指”各有后台﹐不断斗争﹐从文斗发展成武斗﹐使西藏陷入极度混乱之中。必需指出﹐西藏两派中都有汉人藏人﹐他们之间的斗争并非是汉藏矛盾引起的。双方都指责对方受达赖特务控制﹐并到处大抓达赖特务。文革中在拉萨从未出现过以宗教﹑民族为诉求的骚乱。倒是1969年﹐丁青﹑边坝﹑尼木﹑比如等县出现过以宗教﹑民族为旗号的暴动﹐打﹑杀解放军和干部﹐很快遭到镇压（59）。
1968年9月5日﹐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与新疆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他们是中国大陆29个省﹑市﹑自治区中最后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两个。西藏革委会先由曾雍雅任主任﹐1970年12月﹐随着林彪失势﹐曾被调走﹑降职﹐由任荣接替（60）。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办了几件大事﹕
第一﹐制造敌人。以“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名义迫害汉藏干部﹑职工﹑市民与部分农牧民。除了“反革命”﹑“农奴主”﹑“叛匪”﹑“上层喇嘛”等老罪名外﹐增加了“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达赖特务”等新罪名﹐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又以“补民主革命课”为名﹐在农区推翻民改时不划富农的政策﹐补划“富农”﹔在牧区推翻民改时不公开划阶级的政策﹐补划“牧主”﹑“富牧”等﹐使农牧区的“阶级敌人”比例由民改时规定的5%上升到7-8%﹔在城镇则推翻民改时不划资本家的政策﹐补划出206户商业﹑房产﹑手工业“资本家”﹐制造出一大批新的“阶级敌人”（61）。
第二﹐人民公社化。以“社会主义改造”为名﹐剥夺农牧民在平叛民改中分到的土地﹑牲畜。早在1960年﹐西藏的干部就迫不及待地要办合作社﹐当时中共中央还比较冷静﹐指示西藏五年内不办合作社﹐让藏农牧尝到民改的甜头。1965年起﹐西藏开始试办初级合作社﹐冠以人民公社的名称。1970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批示“照办”的《关于西藏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要求西藏“实现人民公社化”。西藏自治区革委会雷厉风行﹐用强力突击成立人民公社。由于阻力重重﹐直至1974年10月﹐才在西藏95%的乡办起了人民公社（62）。
人民公社号称“一大二公”﹐把民改时分给翻身农奴的大部分土地与牲畜收归社有﹐只给社员留下少量自留地与自留畜。社员们在集体地里消极怠工﹐就像农奴制时代在领主的自营地里消极怠工一样。人民公社又号称“政社合一”﹐既是生产企业﹐又是政权机关﹐不仅有财权﹐还有司法权﹐也很像农奴制时代的庄园。有人说人民公社是新的农奴制﹐确有一定道理。不过集体地的收成毕竟要以“工分”的形式分配给社员﹐不像农奴制时代的“自营地”的收成全部归领主﹔社队干部毕竟不能随便打骂社员﹐不能干涉或禁止社员的婚姻﹐不能强奸女社员﹐不能拆散社员家庭﹐不能放高利贷﹐更不能买卖﹑抵押﹑赠送﹑转让社员﹐所以人民公社只是准农奴制。
人民公社的分配原则是“大锅饭”﹐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而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好逸恶劳的﹐社员毫无集体生产积极性。中共还要他们“高原学大寨”﹐种植藏人不熟悉也不爱吃的小麦。更有甚者﹐西藏当局曾异想天开﹐要在西藏生产糖。他们投资数百万元﹐从内地购来成套设备﹐在昌都和拉萨办了两个制糖厂。然后强迫藏农种植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糖萝卜﹐结果收获的糖萝卜在价值上还不及种青稞的十分之一。全部原料交那两个糖厂加工﹐仅够生产一﹑两个月（63）。如此折腾﹐自然是民不聊生﹑家家皆尽。以致1980年胡耀邦视察西藏时﹐发现藏农牧的生活水平较之民改前并无显著改善﹐愤怒地质问任荣﹕中央给西藏的钱都丢到雅鲁藏布江里去啦﹖
三﹑小兴土木。中国政府在文革中也给了西藏许多钱﹐从1966年到1976年﹐中国政府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年均增长9.09%（64）。这一事实说明﹐即便在文革那样疯狂的时代﹐中共也并无掠夺西藏的企图。在“填补空白”﹑好大喜功的心理驱动下﹐这笔钱被西藏当局用来小兴土木﹐建造各种工程。1974年与1965年相比﹐西藏的工矿企业由80个增加到218个﹐主要工业产品由18种增加到70种﹔发电量增长6.7倍﹐水泥增长1.6倍。修通了中尼（泊尔）﹑滇藏两条公路。修建了贡嘎﹑和平﹑邦达机场。特别重要的是﹐修成了从青海格尔木到拉萨﹑长1080公里﹑年输油量在八万吨以上的输油管（65）。那些工矿企业大都像糖厂那样亏损连连﹐据统计﹐1965年到1968年﹐在“三线”建设的名义下﹐共投资7273万元﹐报废2300万元。1970年后﹐头脑发热﹑脱离实际的趋势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开提倡“无米之炊”﹐在拉萨﹑昌都等地建造玻璃厂﹑化肥厂﹐浪费1500万元。又提出3年内修通拉萨到林芝的铁路﹐结果不了了之。向阳煤矿建成后挖不出煤来﹐480万元投资只换来一个“煤矿烧牛粪”的笑话。墨脱公路盲目上马又下马﹐浪费2000多万元。当时投资的几个电站效益也不好。塘河电站工期近十年﹐装机6400千瓦﹐千瓦造价4644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20倍﹔昌都金河电站302万元投资全部报废。1978年前后﹐全国掀起“三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运动﹐西藏立即建立了50多个“农机修造厂”﹐却没有原料﹑技术﹑管理能力与市场﹐其投资又被扔进了雅鲁藏布江。不过盲目建厂也做了一点好事﹐比如当时建立西藏电力建筑公司﹐就是为了解决在文革中被迫还俗的青年喇嘛的就业问题（中共称﹕要算政治账﹐不要算经济账）﹐今日该公司的总经理就是当年还俗的喇嘛（66）。那时修建的公路﹑机场﹑输油管为西藏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人民公社强迫农民大修水利也使农牧业有所发展﹐1976年与1965年相比﹐粮食产量由29万吨增加到47万吨﹔牲畜头数由1701万增加到2180万（67）。
总而言之﹐文革是一场漫长的恶梦﹐其残酷性足与其荒谬性媲美。广大藏民既失去了民改的胜利果实﹐又失去了传统宗教的安慰﹐许多人受到迫害﹐生活水平下降﹐其心中的怨恨可想而知。
第三部：邓小平的怀柔政策
第九章“拨乱返正”
1、怀柔政策的来由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撒手人寰﹐溘然长逝﹐整整一个时代结束了。毛自以为英明天纵﹑洞察秋毫﹐却未能预见自己身后一个月的事﹕他自己指定的继承人华国锋10月6日逮捕了他的遗孀江青及其亲信。华国锋既要利用人民对毛的痛恨打击江青﹐又要高举毛的旗帜维护自己空前的独裁权力（党主席﹑总理﹑军委主席三位一体）﹐可谓不自量力。邓小平为了夺取华国锋的权力﹐打出“拨乱返正”的旗号﹐发起“思想解放运动”。他说毛晚年犯了错误﹐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现在要拨清迷误﹐返回到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上来。针对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作出的决策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的指示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邓小平及其亲信胡耀邦故意对着干﹐和毛的政策反其道而行之。在西藏问题上﹐他们遵循同样的思路﹕既然毛推行的是高压政策﹐那就要反过来﹐推行怀柔政策﹔既然毛不与达赖喇嘛谈判﹐那就要反过来﹐同达赖喇嘛谈判。
1978与1979两年﹐西藏释放了全部叛乱分子﹐平反了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其中最重要的是班禅案）﹐允许流亡藏人回来探亲﹐恢复宗教活动。1979年2月28日达赖喇嘛的二兄嘉乐顿珠应邀到达北京﹐3月12日受到邓小平接见。邓告诉他﹐1959年的叛乱是不好的﹔西藏是中国一部分﹐中央与他们是内部对话﹐不是国与国的谈判（1）。
邓还邀请达赖喇嘛派代表团回西藏参观访问。他被中共自己的宣传所欺骗﹐一厢情愿地认为﹐达赖代表团会被西藏的“进步与团结”所打动﹐促进达赖喇嘛回归﹐他大大失算了。是年8月﹐达赖喇嘛三兄洛桑三旦等五人组成的第一个参观团先去甘南﹑青海藏区参观﹐所到之处﹐受到藏民热烈欢迎。中共中央书记处担心地问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任荣﹐如果这个参观团到达拉萨﹐会发生什么情况。任荣答﹐拉萨人民的政治觉悟比青海的藏农牧高得多﹐他们会坚定地站在党和祖国一边﹐不必担心出乱子。任荣如此自信﹐以至在参观团到达拉萨前夕﹐命令拉萨各居民委员会召集藏族市民开会﹐告诫他们对参观团要有礼貌﹐不要出于对旧社会的仇恨向后者扔石头或吐口水﹐因为后者毕竟是中国政府的客人。次日的情况大出任荣的意外﹐成千上万藏人涌向参观团。他们大声号哭﹑磕长头﹑献哈达﹑争先恐后地触摸洛桑三旦﹑请求他摸顶。当后者向群众煽动时﹐有人喊出了“西藏独立”﹑“汉人滚蛋”等口号（2）。然后的两个参观团到西藏时﹐这样的场面也一再出现。以至中国政府不得不驱逐由“少壮派”组成的﹑到处狂热煽动独立的第二个参观团﹐从而迫使第三个参观团保持低调（3）。
前文说过﹐毛泽东不懂藏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根本不同于汉人﹐邓小平﹑胡耀邦﹑任荣也不懂。邓﹑胡从统治汉族的经验出发﹐以为只消把一切过错推到林彪﹑“四人帮”头上﹐最多轻描淡写地说几句“毛泽东晚年错误”﹐并放松毛的高压政策﹐藏人就会像大多数汉人一样感激涕零﹑谢主戴恩。当时汉人中确有一些无耻文人﹐创造出“家鸡打得团团转”﹑“娘打屁股儿不恨”的奴才理论﹐向中共献媚邀宠。邓﹑胡们也信以为真。他们忘记了﹐藏族不是“家鸡”与“嫡子”﹐而是=“野鸡”与“养子”。挨了打的野鸡会朝山里飞﹐挨了打的养子会记仇。
如前所述﹐毛泽东在文革中既剥夺了藏人在平叛民改中分得的现世财富﹐又剥夺了藏人超度来世的希望（这个问题很复杂﹐这里暂且这样说﹐后文将详述）﹐许多人被整得死去活来﹐生活水平普遍下降。 恰恰在藏人怨恨最深﹑思想最乱的时候﹐邓小平请来了达赖喇嘛的亲戚﹐这就使藏人心中压抑﹑沉睡了十几年的宗教感情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其影响是多方面的﹕第一﹐它提醒藏人（当然还要加上达赖电台与打进西藏的内线的宣传）﹐远在天边的达赖喇嘛不仅健在﹐而且连中共都怕他﹐否则为什幺在用武力将其驱逐出境二十几年后﹐还要恭恭敬敬地把他的亲戚请回来﹖可见只有达赖喇嘛才是藏族的救星与希望。第二﹐它告诉达赖喇嘛与全世界﹐在逃亡二十几年后﹐达赖喇嘛依然是藏人心中的偶像与神﹐从而增强了达赖方面向中国政府讨价还价的资本﹐口气越来越大﹐态度越来越硬。第三﹐参观团拍摄到了大量被捣毁的寺庙与藏人生活贫困的照片﹐用第一手资料向全世界显示中共罪恶﹐加上藏人狂热欢迎参观团的照片﹐在西方引起极大轰动﹐令中共大丢其脸﹑极为尴尬。第四﹐它狠狠地教训了邓小平﹑胡耀邦﹐使他们对西藏问题的严重性产生了新的认识﹐不得不重新考虑西藏政策。
1980年3月14日与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上撤消了令中共丢尽脸面的任荣的职务﹐代之以阴法唐（解放西藏时进藏的师政委﹐平叛民改时曾任江孜分工委书记）。会议纪要指出﹐西藏的中心任务是用一切办法发展经济﹐提高藏民生活水平（4）。邓﹑胡决心用物质上的好处拢络藏人﹐换取他们的归顺﹔同时也为了改善中共在西方面前的形象﹐换取西方的投资与其它经济上的好处。按照中国的史学术语﹐姑且称之为怀柔政策。这一政策不仅仅为了稳定西藏﹐还为了配合全国的改革开放。胡耀邦虽于1987年初下台﹐邓小平也于1997年初作古﹐但他们制定的这一总政策却一直被中共执行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