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事件】【原创】 同西安事变有关的几个人物的小故事 -- 阿康
蒋百里是战略家,当时随蒋介石在西安,也被禁,当时张学良去见蒋百里,问计于他, 蒋百里说这是力的问题, 在西安这里, 你有几杆枪就够了,但是在西安以外呢? 张学良说他担心的是南京城里的"力"的问题,(当时何应钦是除蒋之外,在黄埔学生中威信最高的人,何又力主武力讨伐,张担心何不顾蒋的生死,围攻西安。) 蒋百里很干脆的说，南京不会有问题，也就是说何的“力”，小于蒋的“力”，南京决不会不顾蒋的生死的，张于是放心。
可是，中央军仍然西进，有一天，张学良来见这些被扣的大员，说这几天要去前线，可能不会来看大家了。
陈诚讽刺地说“副司令要上前线？是不是日本人打来了？”
张恼怒地说：“开什么玩笑，是他们要打，不是我要打”。
陈诚又说“你把委员长扣起来，他们能不要打麽？”
于是，蒋百里赶紧上来圆场，对张说，“你跟我们讲是没有用的，去请委座下停战令”，
张说委座不肯，
蒋百里说无非是要找一个合适的送信人，能让南京和委座都信任的。
张说这里的人都是蒋的亲信，谁最合适？
蒋百里问这里的人你最恨谁，
张说我不恨谁，只有蒋鼎文这家伙老是搬弄是非，很讨厌。
蒋百里说那你就请他去劝委座，
蒋鼎文带着蒋介石的停战令回南京，于是中央军停止进攻。
后来宋美龄去西安，想带蒋鼎文，蒋鼎文不敢回去，被宋美岭痛斥，才勉强跟着去西安，张学良在西安机场相迎，张拍拍蒋鼎文的肩说，“不错，是条好汉”，蒋苦笑说“我是小好汉，你是大好汉”。
戴笠一定要跟宋美龄去西安，刚开始遭拒，后痛哭流涕请求才得准。张学良在武汉任职时同黄埔系的那些将领攀交情，同胡宗南，戴笠，关征麟这些人都很熟，陈诚的军队整理处，戴笠的机关都曾隶属武汉行营（蒋正，张副（代））。到西安后戴被关在地下室，张去见戴时，戴笠愁眉苦脸地对张说，副司令可把我害苦了，你来这么一手，我这个军统局长可是失职，委座一定不会放过我。张说那可不见得，黄埔弟子三千，唯有雨农敢来与他共生死，说不定以后更受重用。戴央求张让他见蒋一面，蒋见到戴，一顿臭骂把戴骂出去，但事后戴果然更受重用。
而另一个情报届的头子，贺衷寒因为跟随何应钦的强硬讨伐政策，从此失宠，其地位也被戴笠取代。
钱大钧是张学良在武汉时的参谋长，张到西安后调任蒋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原来是蒋的侍从室主任。张原来还想要钱大钧为参谋长，钱在武汉时，因为比较会来事，同东北军相处得很好，但却有人说风凉话，于是蒋让晏道刚出任张的参谋长。晏道刚不太灵活，同东北军上下常有冲突，事变也没有察觉。后来到台湾以后有人同钱说，当时如果仍然由钱当张的参谋长，也许就不会有西安事变了，钱笑笑答道，“很多人都这么说”。
蒋后来说“晏道刚无能，曾扩情无耻”，两人都失宠，曾扩情黄埔一期，原来也是蒋的红人，是因为受周恩来劝告，在西安广播电台上宣传“八项主张”受蒋斥责。
还有一个从此失宠得是何成峻，也是蒋系人马，东北易帜为蒋作说客，同张也有关系。西安事变后张邀何西安一行，何不敢，说以蒋之威望尚且被扣，何况他，结果失去一千载良机。
王新衡，蒋经国的留俄同学，张学良在武汉任职时，在张下面的做情报工作，当时刚好被军统局派到西安不久，新婚不久，西安事变发生时，西北军在城内抢劫，打开王家的大门，王挨了一枪，新婚留影及很多财物被抢。后来到台湾以后，蒋经国把王新衡调去看管张学良，王妻提起此事，张连说对不起。
张学良从国外归来，蒋告他“勿事荒嬉”，劝他注意“生活作风”问题，蒋对张身边用人也很注意，要求张不要再用那些北洋旧人，张于是开始使用很多“新人”，而这些“新人”很多都是“左倾分子”，甚至中共党员。
所谓“慷慨成仁易，从容就死难”，那些南京被扣的中央大员都是蒋介石最亲信的人，包括陈诚，他们都在张学良，杨虎城关于西安事变的通电中签了字。当时有个侍卫回忆说，其实当时看管他们的只有非常少的几个兵，但大家都垂头丧气，没有人想到要反抗。
而张学良不管怎么样，还是写下了那篇《西安事变反省录》。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借着一股“领袖正气”虽然表面上态度很强硬，但一定也有许多不为人知的东西，只是没有人肯讲而已。
我觉得，许多电视剧中描写的，宋美龄，宋子文两个人信誓旦旦但保障张的安全，应该不是那么回事，顶多只是默契而已，可能的情况是张自认为他们已经达成谅解，蒋到机场还劝张学良不要去南京。到洛阳时，张坊去接蒋，蒋还赞张，说“真是北方的汉子”。后来张坊受命去西安谈判，行前到溪口见到张学良，问张，为何不陪委座到洛阳就请求回西安，张摇头不答。
在军事法庭上，张学良态度强硬，“认罪”不“认错”，蒋得知后，很气，说“不放这小子回去”。1/1４日蒋在溪口见张一面，可能也是要看看张的态度，蒋在当天日记中写 “汉卿胆小怕死，狡谐糊涂，诚不可理喻也”，张学良则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 “晚七点，蒋先生同餐在座有子文、次辰、贵严、雨农诸位，饭后谈劝余看二书，《完人模范》、《民族主义》，余报告此来之意，委座对余事感戴之意，并请勿为了我，费了为国家之精神，余可自制自了，任何事委座告余，必尽力之所能，余平生不愿负人，最难过欠人之恩义”。后来徐永昌去见张，回来同蒋说张无悔意，不可轻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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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少将还是中将？好像是中将哦，比他专门研究军事的丈人强。
不知其有什么功绩？ 我只知他是当代“著名军事家”。
1882.10.13～1938. 11.4 民国时期军事理论家。名方震，字百里。浙江海宁人。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赴日本，先后入成城学校、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05年毕业后任东三省督练公所总参议，旋赴德国实习军事。1912年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1914年后曾任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军事参议官、黎元洪总统府顾问等职。1925年任直系吴佩孚军总参谋长，主张联络广州革命政府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 因吴不纳而辞职。 1933年赴日考 察，认为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并拟就多种国防计划。1935年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次年春赴欧美考察，倡议发展空军，建设现代国防。1937年发表其代表作《国防论》。抗日战争爆发后，发表《抗战的基本观念》，断定日本必败，中国必胜。1938年8月任代理陆军大学校校长，不久病逝，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一生著述宏富，其军事著作大部收入《蒋百里先生全集》。
依惯例，在毕业时接受日天皇颁发的配剑(对“状元”的奖励)，这让狂妄的日本人很没面子，之后陆军士官学校外国学生的科目被减少了几门，以避免此“殊荣”再次落到外人头上。
一、西安事变，张帮蒋弄明白谁是他真正可信的“亲信”，蒋得感激张
二、事变后，张跟随蒋走。和西安事变中冒风险跟随蒋的人很有可能要掉头一样，张也是冒着掉头的风险。蒋 信任 张。
陈诚是躲在一个大桶里面被搜查到的. 陈诚见到张学良, 把身上的手表什么的摘下来, 交给张,说请转交我的夫人, 张摇头不接, 说,你回去后自己给她.
河山里面还有一个故事, 其实那就是国民党版本的西安事变, 张学良读蒋日记悔过说.
话说陈诚见了张学良, 说:汉卿, 刚才有些当兵的, 把我房间里面的东西都搜走了, 其他倒是没有什么, 有一个黄色的皮包, 你最好自己去帮我找回来, 那个丢了可了不得, 那都是我给委员长做的抗战计划.
于是张学良去找, 真的找到了, 然后一看, 发现自己错了, 于是向领袖悔过. 呵呵.
前面那个郭冠英, 自述自己就是受这样的国民党得党化教育长大的, 后来到了美国, 看到了另外一个版本的西安事变, 尤其是看到了杨虎城的一家,包括三个小孩同时被杀的惨案. 那个时候他也是刚刚有了小孩,体会到生命的可贵, 当时他坐在图书馆里面, 从书本里面看到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 那种心理的冲击, 简直有这个世界完全被颠倒了的感受.
1。负责城内扣留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十七路军战士在找到陈继承后，以为是陈诚，举枪要将其击毙，陈继承的老婆慌忙叫道：“他不是陈诚！他是陈继承！”才保住了性命。如果真是陈诚，就很可能性命不保了。因为陈诚历来仇视杂牌部队，也许负责扣留高级官员的战士已在私下商量，“如果让我抓到陈诚一定把他毙了！”
２。十七路军在西京招待所行动时陈诚慌乱逃出了住所，最后被人搜出，负责扣押的特务营一位班长汪国鑫将陈诚带到宋文梅前，问是不是陈诚，汪身体高大，而陈哆哆嗦嗦，样子非常可怜。
３。前往临潼扣蒋的部队在灞桥集合动员时，刚好碰到蒋介石的亲信蒋孝先赶往临潼，立即将其监视，一同带往临潼，在扣蒋时刘多荃下令将他枪毙。如果他逃到临潼蒋介石会不会逃脱呢？肯定也是很难的，因为外围都是东北军的部队。
４。住在西京招待所的邵元冲因逃跑被流弹所伤，送至医院后伤势过重身亡。当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后，邵元冲的老波闹着要找他算帐，最后肯定是不会让她去的。
５。１９４７年张治中到台湾看望软禁中的张学良，后又去见蒋，没有结果，然后又见宋美龄，她的第一句就是：“文白兄（张治中），我们对不起汉卿！” 可惜现在已无法知道中间发生的事情了。v
家族渊源也是一因。两家是门当户对。
钱学森夫妇的文章
作者：金庸
十年之前的秋天，那时我在杭州。表姐蒋英从上海到杭州来，这天是杭州览桥国民党空
军军官学校一班毕业生举行毕业礼．那个姓胡的教育长邀她在晚会中表演独唱，我也去了览
桥。
蒋英是军事学家蒋百里先生的女儿，当时国民党军人有许多是蒋百里先生的学生，所以
在航空学校里，听到许多高级军官叫她为“师妹”。那晚她唱了很多歌，记得有《卡门》、
《曼依?郎摄戈》等歌剧中的曲子。不是捧自己亲戚的场，我觉得她的歌声实在精采之极。
她是在比利时与法国学的歌，曾在瑞士得过国际歌唱比赛的首奖，因为她在国外的日子多，
所以在本国反而没有什么名气。她的歌唱音量很大，一发音声震屋瓦，完全是在歌剧院中唱
大歌剧的派头，这在我国女高音中确是极为少有的。
他后来与我国著名的火箭学家钱学森结婚。当钱学森从美国回内地经过香港时，有些报
上登了他们的照片。比之十年前，蒋英是胖了好多，我想她的音量一定更加大了。
最近在内地的报纸上看到他们夫妇合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对发展音乐事业的一些意
见》，署名是蒋英在前而钱学森在后。我想这倒不一定是“女人第一”的关系，因为音乐究
竟是蒋英的专长。
这篇文章中谈的是怎样吸收西洋音乐的长处，和怎样继承我国民族音乐遗产的问题。他
们认为我国固有的音乐有很多好处，例如横笛的表演能力，就远胜西洋的横笛（西洋横笛用
机械化的键，不直接用手按孔，所以不能吹滑音），但西洋音乐也有很多优点，要学习人家
的长处，就必须先达到西洋音乐的世界水平。目前，我们离这水平还很远。
他们觉得目前对民族音乐重视不够，像古琴的演奏就大有后继无人的危险。我国歌剧的
歌唱法与外国歌剧是完全不同的，而我们对所谓“土嗓子”的唱法还没有好好地加以研究。
火箭学家对数学当然很有兴趣，所以这篇文章有很多统计数字。他们假定，一个人平均
每四个星期听一次音乐节目（歌剧、管弦乐、器乐或声乐）决不算多，假如每个演员每星期
演出三次，每次演奏包括所有的演奏者在内平均二十人，每次演出听众平均二千人，我国城
市里的人口约为一亿人。火箭学家一拉算尺，算出来为了供给这一亿人的音乐生活，需要有
八万三千位音乐演奏者。再估计每个演奏者的平均演出期间为三十五年，那么每年音乐学校
就必须毕业出二千三百七十人来代替退休的老艺人。再把乡村人口包括在内，每年至少得有
五千名音乐学校的毕业生。如果学习的平均年限假定为六年，那么在校的音乐学生就得有三
万人以上，假定一个音乐老师带十个学生，就得有三千位音乐教师。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最低
限度的要求，但目前具体的情况与这目标相差甚远。他们谈到最近举行的第一届全国音乐
周，认为一般说来还只是业余的音乐水平。这对科学家夫妇又用科学来相比：“业余音乐是
重要的，但正如谁也不会想把一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寄托在业余科学家们身上一样，要发展我
国的音乐事业也不能靠一些业余音乐家们。”
我觉得这篇文章很有趣味，正如他们这对夫妻是科学家与艺术家结合一样，这篇文章中
也包括了科学与艺术。
在自然科学、艺术（西洋部分）、体育等方面，我国过去一切落后，现在，在自然科学
上，有钱学森、华罗庚等等出来了；体育上，有陈镜开，穆祥雄、张统等等出来了：音乐
上，现在还只有一个傅聪。艺术人才的培养确是需要很长的时间（不单是某一个人学习的时
间，还需要整个社会中文化与传统的累积），但既然有这样好的环境，又有这样多的人口，
我想四五十年之内，总有中国的巴格尼尼或李斯特出现吧，六六十年之内，总有中国的贝多
芬或柴可夫斯基出现吧！从历史的观点来说，那决不是很长的时间，问题是在于目前的努
力。
（金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