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经济学读书心得 -- 科大胡不归

因为有一说，伪造后出师表的就是诸葛恪本人~

另外给胡兄这个系列的目录篇因为过期不能够再次修改了, 所以后来的几篇都没有在里面.

能伪造出《后出师表》，那对他的智力更得高看一线了。

让我觉得很神奇的是，《诸葛亮集》里有一封诸葛亮给吴国主事者（陆逊？）的信，说：家兄年老，家侄性情疏阔，听说您让他主管钱粮，我怕他干不了。对比诸葛恪的结局，真令人对他“家叔父”的洞察力佩服得如滔滔江水！

49年里，40多个皇帝，这么高危的行业，肯定没人卖给他们人寿保险

花

问题是人有所长，尺有所短的。

刘裕，杨坚哪个这么无限扩大打击面了？可以说是政治莽夫之举动。

五胡的内附及其强大

早在东汉初年，由于内战造成的破坏，导致边疆人口减少，汉族实力削弱，大批外族开始进入中原。经过东汉末年末年大战乱以后，黄河流域人口剧减，北边和西北边诸州郡地旷人稀，居住于恶劣环境下的五胡各部族出于对良好生活的渴望，大批向内地迁徙。而当时的汉族统治阶级急需补充人力，对游牧族人的入境居住是极为宽容的。

而与此同时中国古代气候，从东汉时起，有趋于寒冷之趋势，而寒冷之气候，在“第三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公元280－289年的十年间达到顶点，……这一时期，太阳黑子的活动较为频繁，而在我国古代，凡太阳黑子活动记录多的世纪，也是严冬较多的世纪。由于太阳活动对大气层对流层气流运动的振荡影响导致冷暖干湿气团活动的增强，在这些时期往往相应出现剧烈的天气变动，多发疾风暴雨霜雪等严重灾害性天气。魏晋时期的史志中，有关此类天气物候的记述，可谓寓目辄见。（根据竺可桢等学者之研究，）

西晋统一以后，不少塞外部族为了躲避塞外的恶劣环境要求内附，晋武帝为增加人口，允许他们居住塞内。《晋书》就有下列内附诸部的记载：

晋武帝即位后，匈奴大水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内附。散居在平阳、西河、太原等六郡。

二八四年，匈奴胡太阿厚率部落二万九千三百人内附，居西河。

二八五年，参离四千余落内附。

二八六年，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匈奴十九种之一）等各率种落共十万余人内附，居雍州。

二八七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率种落一万一千五百人内附。

二八九年，奚柯男女十万人内附。

从事后看晋容纳五胡居住塞内是个极大的错误。用唐代魏征的说法： “突厥世为中国仇，今其来降，不即诛灭，当遣还河北。彼鸟兽野心，非我族类，弱则伏，强则叛，其天性也。且秦、汉以锐师猛将击取河南地为郡县者，以不欲使近中国也。陛下奈何以河南居之？且降者十万，若令数年，孳息略倍，而近在畿甸，心腹疾也。”“魏时有胡落分处近郡，晋已平吴，郭钦、江统劝武帝逐出之，不能用。刘、石之乱，卒倾中夏。陛下必欲引突厥居河南，所谓养虎自遗患者也。”

表面上看，各部内附满足了西晋对于劳动力的需要，又使统治者得到修德而能使远人自愿归附的美名。但是随着大量五胡部族持续的涌入塞内，进入内地后无拘无束的部落民必须由游牧改为农业，同于编户。生活习惯的改变必然导致他们的不满。而随着归附各部族同于编户，丧失了权力的各族贵族也对晋产生了强烈的不满。

上层希望能恢复过去的权力，下层希望能恢复到不受控制的生活。加上内附各部族都处在社会发展很落后的阶段，互相之间战争和掠夺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一方面看到汉族丰富的财富，一方面自己又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地位。则怨恨是必然的。只要有如官吏的残虐，民族的冲突等等引子，则冲突就会爆发出来。在八王之乱前后类似的民族冲突已经发生了多次，虽然帝国仍然能镇压下去维持统治。但是五胡内附部落人口不下数十万，关中地区到西晋时已经是“关中之人百余万口，戎狄居半”了。而并州匈奴总数至少不下数十万人。分为五部。散居上党的还有大量匈奴别种羯族，匈奴上层刘姓为首的贵姓，仍拥有旧时声威，又有现成的五部军事组织，一呼百应；此外，加上居于并州附近虎视眈眈的鲜卑族、扶风等地的氐族、以及自东汉以来散居关中诸郡的羌族，数股势力都蠢蠢欲动，只要有机可乘，大乱会向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帝国之所以定都于洛阳，是因为洛阳经过东汉曹魏数百年经营已经成为关东乃至天下的政治文化中心，定都洛阳就是承继汉魏之正统，得天下之望。然而伊洛系易攻难守之地，欲保洛阳，则第一必西入关中以控函谷，二必北上晋南以守孟津。所以武帝做石函之制，只有宗室才可以镇守关中。对并州处置也非常谨慎。但是并州、雍州五胡势力强大，则无异于帝国首都上悬着一把随时会落下来的利剑。

诚然，只要西晋能维持自己的统治，随着长期的和平导致的互相接触和共同生活。内徙诸部族必然会逐渐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低文化的少数民族被高文化的多数民族融合。然而，这需要时间，需要各族的长期接触和共同生活。绝不是一两代可以完成的。而西晋能否维持统治几百年等到民族融合完成呢？当时的人们和看完前面文章的朋友都不会有乐观的想法。民族融合依然遥不可及，而胡汉冲突却已经迫在眉睫了。

现在有人站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认识上认为匈奴、羯、慕容鲜卑、氐、羌都是居住在当时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同是中国人。认为五胡之乱民族冲突的责任在汉族统治者。而五胡是起来反抗暴政。

但是民族矛盾不是视而不见可以忽略不计的，决定当时情势的是当时人的认识。当时的晋人决不认为他们是中国人的一部分。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当时的五胡各族也决不认为自己是什么中国人。如果说五胡乱华是反抗暴政，那五胡起兵后肆意的屠杀掠夺等等不是暴政又是什么呢？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民族融合得以实现靠的是各民族在长期和平中共同生活和交流。而不是所谓“反抗暴政”的民族仇杀。五胡乱华无非是各族的豪酋利用本族人民反对汉族统治者来夺取权力。而由于各族的落后，因此五胡各族的趁乱起兵就格外的具有强烈破坏性和报复性。

在从春秋战国到西晋的近千年的漫长历史中，由于拥有人口，财富，文化军事和组织的诸多优势。汉民族对东亚世界的霸权似乎是不可战胜的。在和异族冲突中汉民族总是胜利者。说出“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汉名将陈汤就认为：由于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三个胡兵才能抵挡一个汉兵。强如匈奴那样称霸草原的游牧大帝国在汉武帝的大军面前也只能靠大漠草原周旋。最终无非成就了卫青霍去病等汉族名将建功立业而已。即使在汉民族内乱的三国，三国各汉族统治者也能从容的在冲突中战胜异族。

但是到了西晋时期，随着匈奴人居塞内日久，接受汉文化也日深，虽然民族融合遥遥无期，但是上层贵族的汉化却大大加快。刘渊的从祖刘宣是名儒孙炎的学生。刘渊师事上党儒生崔游，习《易》、《诗》、《书》三经，尤好《春秋左氏传》及孙、吴兵法，并博览《史记》、《汉书》、诸子书，文学武事，无不精通。刘渊的儿子刘聪，通经史诸子书，工草书隶书，尤善作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刘渊的侄子刘曜好读书，尤好读兵书。这些拥有军事和政治经验的领袖的出现大大强化了五胡各族的力量。而民族界限依然清晰的情况下，这些上层贵族的汉化反而大大加剧了他们对西晋的不满。为西晋灭亡埋下了祸根。

西晋对此也并非无人察觉，刘渊就被人怀疑多次显遭杀身之祸。以江统《徙戎论》为代表的一些议论，认为西晋政治黑暗，官员贪婪容易造成民族矛盾。也认识到他们对帝国的巨大威胁。主张用兵威驱逐他们出内地，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然而徙戎迫使这些部族回到边远地区必然导致流离死亡。即使能准备充足，也不会有那些部族心甘情愿退出富裕的内地而回自己气候恶劣，环境糟糕的边远故土。徙戎之论就等于对五胡的全面战争！东汉一朝羌氐大叛乱的时候，类似的斩尽杀绝，一劳永逸的议论不是没有，但是帝国全盛之日倾国之力进行战争也不过把叛乱镇压下去。而今日西晋国力不能和东汉比。内忧外患却远过于东汉。可以想见当时焦头烂额的的朝廷主政大臣的想法：打算把所有五胡都逼反了？还嫌朝廷麻烦不够多吗？形势已成，情况下要实行徙戎是不可能的。

武帝死后留下的是一个各种势力互相制衡的局面。权力分散，任何一方打破均衡的企图，都必须会受到其它各方的制约。由于惠帝完全缺乏治理国家的能力，只能成为一个受人摆布的傀儡，在唯一可以名正言顺的代表惠帝统治又能被各方势力接受的贾后失败后，中央控制能力完全丧失。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最高权力的空虚，导致各方都无休止地追求最高权力，形成了均衡建立与打破，再建立与再打破的内战死循环状态。因为内战各方都不具备压倒性的优势，所以借助外力来打破这种均衡就是理所当然的选择。这将使潜在民族矛盾的爆发，在权势均衡被打破的同时，民族间的均衡制约也被打破了，汉民族对中原的统治就此告一段落，中国历史即将揭开了五胡乱华，十六国混战的一页。

上花感谢，请多提宝贵意见！

如果制订个周详的政策当然更好。不过即使是这个很粗糙的杀胡令，也是有些积极意义的：至少达到了消灭成建制的匈奴、羯集团的效果，而且威吓了以后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不要再想把汉人杀光。

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他叫石闵的那段经历，所以他很难真正得到汉胡两方的认同，所以他无能也无力搞个什么周详的政策。“杀胡令”从本质上而言，是对后赵民族压迫政策的强烈反弹，客观效果是匈奴族和羯族在北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民族的加速消亡。

而这两支（本质上是一支）比较非我族类的胡族的消亡，后继者无论是氐秦还是鲜卑，其接受汉化的程度都与羯胡不可同日而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杀胡令”客观上有利于北方的民族融合和同化，而这丝毫不能改变“杀胡令”本身暴虐的本质。

当时所谓民族问题关键是上层统治集团而不是低层胡人，对这些上层贵族清洗就足以打跨一个民族了，石勒灭前赵，刘裕灭慕容鲜卑和姚羌都只清洗上层贵族而没搞种族屠杀，哪个能重振了？如符坚那种做法固然是自杀，但是如冉闵这种做法更是政治自杀。他这么做法的后果是激化了民族矛盾，破坏社会秩序（特别注意他的屠杀令是鼓励所有人来杀人而不是用军队有计划有组织的杀敌人），无法恢复生产和到处树敌。本来在刘石第一阶段战乱结束后，北方又重新统一，而且石赵自相残杀元气大伤，而他又控制了中央军，如果措施得当分化瓦解的化他可以做成杨坚的事业。结果反而是汉人势力元气大伤就换来慕容鲜卑进军中原。

为冉闵辩护的起码看看慕容怎么做的。至于说威吓了以后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不要再想把汉人杀光，五胡北朝时期胡人皇权根本是不下郡的，县是汉人大族豪强的坞堡控制。这种情况下究竟哪个胡人统治者居然妄想狂到杀光汉人了？石虎是暴君没错，但是他主要是滥用民力，难道他对胡人很有恩德？东宫10万造反的卫士难道都是汉人？一个想杀光汉人的胡人统治者会为了拉拢汉人大族而恢复九品中正制？

匈奴族的前赵是石勒解决的而不是杀胡令解决的，而羯族从来就没有作为一个整体民族存在过。

在石虎死后的自相残杀中崩溃是必然的，冉闵的杀胡令只是葬送了汉人重新统治北方的可能而已。

至于说后继者无论是氐秦还是鲜卑，其接受汉化的程度都与羯胡不可同日而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杀胡令”客观上有利于北方的民族融合和同化。之前的前赵匈奴，之后的羌氐鲜卑灭亡时候都没有这种种族屠杀，哪个没有被融合和同化了？任何民族屠杀政策都是为渊驱鱼，自己给自己制造敌人的行为，最大限度的缩小打击面，集中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势力打击主要敌人，各个击破分化瓦解才是王道。真正的敌人只有上层人士。

不过这段历史我认为，民族和民族矛盾民族隔阂自古有之，但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这种观念是民族主义兴起后。中华帝国传统体制是汉族为主导的多民族世界帝国。在这种体制中有民族矛盾，但是民族的重要是否比家族/宗族/王朝等等更能争取士人效忠则不然。低层人民有民族矛盾不假，但是他们和统治者矛盾更大，他们的民族意识并不强烈。中国传统民族是文化来划分的。而民族融合得以实现靠的是各民族在长期和平中共同生活和交流。而不是所谓“反抗暴政”的民族仇杀。在魏晋南北朝这个时期要想靠种族屠杀清洗来消灭异族解决民族矛盾是不可能的。没有这个力量。

很多地方我们是有共同点的，比如对杀胡令本身的看法，无论是其暴虐的特征，还是其拙劣从而加速冉闵的失败，这个我们意见基本一致。

在此需要着重说明的是，我对冉闵其人历来多有批评，早年与一些颇为皇汉之风的朋友在一些地方也有过几番交锋。对杀胡令的客观效果的认识丝毫不影响我对冉闵本身以及其政策的批评。

我觉得我们的意见不一之处，一是在于兄台认为，若冉闵措施得当有成杨坚之业的可能。我认为，且不论以冉闵的才能胸襟能否有此作为，又或即使他不杀胡就能够抵挡住慕容家族的南下，即使这一切都成立，那么冉闵也很难成杨坚之业，虽说历史不能假设，但三十几年后苻坚的失败为此做了最好的注解。冉魏的失败恰恰证明了在民族融合不够充分，中原胡族没有完成充分汉化的情况下，北中国重归汉统是不可能的，而非若冉魏政策正确就能做到这一点。后世的杨坚是汉化的鲜卑人，李唐是鲜卑化的汉人，都不是纯粹的汉人，却能够使得北中国重归汉统，非其才高，其略对之功，而是因势利导，顺势而为。

其二，是

这里其实石勒和刘裕的情况还不完全一样。刘裕所灭的慕容鲜卑和姚羌，都是在其气血耗尽之时的最后一击，没有必要采取如此极端的措施。

而羯族本身就是匈奴别部，前后赵之间，除了敌对之外，也有一层继承的关系，所以石勒灭前赵，杀尽刘氏一族足矣，石勒本身又是五胡时期少见的几个明主之一，并没有搞大规模的民族压迫。而另一方面，杀胡令，杀的不光是羯胡，匈奴族也难逃厄运，无论是羯胡还是匈奴，其逐渐消亡，都是在杀胡令之后，后来的铁弗匈奴并不是纯正匈奴，而且也只是昙花一现，到北魏末的六镇大起义，匈奴族已不再是做为一个整体民族的出现。而羯胡虽然日后还有尔朱氏、侯景这样的人物，但做为一个民族或者大的部族已不复存在。

之所以说

有人曾经总结过一个五胡十六国时期的连环套现象，

从中可以看出汉匈之间的敌对关系，也许是汉朝汉匈间百年战争匈奴最终战败的民族记忆过于强烈，匈奴（无论前后赵还是赫连勃勃，甚至包括南朝的侯景之乱）对汉人的报复仇杀也是最强烈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鲜卑族的主动汉化以及苻秦的“浑一四海”的民族包容政策，由于这种过于强烈过于明显的敌对关系，那么矛盾的解决必然只能是一方的完全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