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晚清外交官(3)：万家酣睡几人醒 -- 风雨声
堂堂堂堂好男子，最好沙场死。艾炙眉头瓜喷鼻，谁实能逃死?死只一回毋浪死，死死死!
阿娘牵裾密缝线，语我毋恋恋。我妻拥髻代盘辫，濒行手指面：败归何?再相见，战战战!
戟门乍开雷鼓响，杀贼神先王。前敌鸣笳呼斩将，擒王手更痒。千人万人吾直往，向向向!
探穴直探虎穴先，何物是险艰!攻城直攻金城坚，谁能漫俄延!马磨马耳人靡肩：前前前!
--黄遵宪《军中歌》
一个人群的历史象一个汪洋大海，常让个人觉得渺小而无助，然而有时惊涛骇浪的重大变革却势起于一两个简单的书生和一两本简单的书，以至于才高八斗的巴尔扎克说拿破仑用剑没有完成的事业，他要用笔来完成。
1877一个名不见经传年仅二十九岁的青瘦的年青外交官黄遵宪来到东京，担任中国驻日本大臣何如璋的参赞。十年后他写了一本叫《日本国志》的书，当时除了几个朋友用手抄本在京城传阅外无他人问津。还比不上京虎子的文章在西西河的点击率高。但是他没有想到又过了十年，这本书在中国的政坛上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批杰出的政治人物血溅菜市口，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留下的斑斑血迹一百多年了还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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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遵宪字公度是客家人, 1848生于广东嘉应。黄遵宪是称得上是第一个当代意义上的“职业外交官”，1876年中举随即被何如璋看中，1877年随同何出任清廷驻日本公使馆参赞。先后17年间在东京，英国，旧金山和新加坡担任外交官，在返回中国前对中国以外的世界有充分的第一手观察感受。
黄公度抵达东京的时候，明治天皇刚刚继位十年，变法维新正在轰轰烈地展开。因为上千年日本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大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国外交使团还是很尊敬。如果说日本知识分子的礼貌和客气还属预料之中的话，同样面对西方强权挑战的日本人对西方文化的反应态度与中国人的对比之强烈，让黄遵宪嗔目结舌。明治的改革放弃儒家思想，学习西方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影响之深、程度之激烈出乎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想象。《日本国志》里记载“上至官府，下至学校，凡制度，器物，语言，文字，菲然以泰西为式”。
当时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的影响正如日中天，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介绍西洋情况促使日本“早日进入开化的大门”。福泽猛烈抨击旧制度旧道德伦理观念，1875年发表了《文明论概略》，他认为西方欧洲为文明诸国，中国印度为半野蛮国家，非洲诸国为全野蛮；痛陈“民主自由”的重要性和西化的利弊。认为日本落后于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全在汉学教育之罪”。主张实际学问，反对远离实际的儒家。福泽渝吉等学者1874年成立明六社，会同有志之士推进现代教育，“唤醒愚氓”，这个团体的成员为明治年代的社会变革铺垫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和社会氛围。
这段时间日本人的生活习惯都在改变，人们剪去武士发结解除佩刀。改旧式礼服为和服或西服。住洋房、点煤油灯，吃西餐，被贱视的猪牛肉、牛奶成为上品。新政府还取消传统中国有关的节日如端午、 七夕、重阳等节日。明治政府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到欧美，雇用外国学者的工作经费占文部省预算的18％。对外籍教师薪给占大学预算三分之一以上。东京大学建立时，教授39人中27名是外国人。 这种要同落后的“汉文化”划清界限的心态让黄遵宪等观察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心里说不出的失落，有些义愤填膺的人看不下去了，写了很多诗歌对日本人的数典忘祖加以鞭笞。
如果说这些只是表面上的变化，日本社会也发生着深刻的实质变化，全盘西化的政治体制，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发展速度。1866至1873年日本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2.2％，而英国为3.3%，美国为5％，德国为3.8%。1874至1890年日本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2.1%，而英国则为1.7％，美国为5．2％，法国为2．1％德国为3．5％。短短十几年内大大改变了工业落后的面貌，从封建的农业国初步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国，其竞争力把1840年还处於相似起点上的中国远远甩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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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日本人在面对西方挑战，迅速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它对自己身边尚处於 “蒙昧”状态的朝鲜和中国的野心也与日俱增。1855年在幕府末期，日本同美俄签订友好条约后，吉田曾沽说；不可“失信于夷狄”，然而需要“在此期间养蓄国力，割据易取的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土地作为补偿。”1870年日本派柳原前光到天津见李鸿章，希望联合中日两国对抗欧美各国，1871年日本谈判代表到达天津时提出的条约草案让中方吃了一惊。这文本是以中国和欧美各国的不平等条约为基础，把日本置于和欧美各国同样的地位。此时大清大多数人眼睛中的日本还是一个藩邦小国。虽然随后大体按照中国的方案，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日本眼中的世界秩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就在谈判过程中，当英法入侵天津烟台时日本向英法军队提供食品燃料，支持欧美的行为证实柳原前光所谓“日清联合对抗欧美”之说是欺人之谈。在条约签订后，日本政府认为约文不妥，公开声明予以否定。第二年又派柳原前光来要求修改条约。并加入最惠国条项，遭到中国的拒绝。此时发生了琉球藩民在台湾被杀事件，它为给日中两国关系的根本变化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
1871年11月30日，由琉球宫古岛民的一艘船遇暴风，漂到台湾西南海岸高山族牡丹社。该船共有船员3名淹死，66名登陆，54名被高山族杀，12名逃出，在风山县受清政府官兵保护。这便是倍受后世注目的“牡丹社事件”。琉球船民被高山族人误杀，日本等到了机会，准备入侵台湾。日政府为防止欧美干涉和清政府抗议，在侵台前启动了一系列外交动作。把琉球国王改为琉球藩王，接管其外交事务，争取美国承认琉球是日本领土，同时试探清政府对台湾和朝鲜的态度。柳原前光去总理衙门质问高山族人地区的主权问题，清官员说这是中国与琉球双方的问题，而且杀人者皆属‘生蕃’，化外之民未便穷治。这一句特别有中国特色的推脱一词“化外之民”，成了正在崛起的日本帝国入侵台湾主要理由。1874年5月7日西乡从道率兵进犯台湾，受到清军的抵抗和打击。1874年10月中日议和，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使大久保利通签订中日《北京专约》。清政府赔偿日本银50万两，1875年日强迫琉球断绝与中国的一切关系1879年日本废琉球藩，改为冲绳县完成吞并琉球的任务。1875年日本出兵朝鲜，为挑战朝鲜的地位做好准备。
1880年8月间，朝鲜派修信使金弘集来日本和见中国驻日本大臣何如璋和参赞黄遵宪求助，商议如何面对西方列强和日本虎视眈眈的压力。11月间，在金弘集归国后两月根据上诉会谈内容，黄遵宪和何如璋给朝廷提出建议：“故论中国今日之势，能于朝鲜设驻札办事大臣，依蒙古西藏之例，凡内国之政治，及外国之条约，皆由中国为之主持，庶外人不敢觊觎。 ” 根据金弘集的记录，黄遵宪在同一年还向朝廷做出了更彻底的建议，“曾上书译署，请将朝鲜废为郡县，以绝后患，不从；又请遣专使主持其外交，廷议又以朝鲜政事向系自主尼之。 ”
金弘集离去会谈前两天，黄遵宪给他送去《朝鲜策略》一文，“自强之道，在实力，不在虚饰。”以结约、通商、富国、练兵诸事为“自强之基”，关键在学习西法。“今地球之上，无论大小，国以百数，无一国能闭关绝人者。朝鲜一国，今日锁港，明日必开，明日锁港，后日必开，万不能闭关自守也必矣。” 这段肺腑之言，能说给朝鲜人听，却难入当年中国为政者之耳。
接到何黄的报告，当时为整个列强弄得焦头烂额的李鸿章认为是如果秘密保护朝鲜，可以进退自由，如果明显代为谋政，朝鲜未必尽听我们的话，而其他各国也会来不断添麻烦，怕成了骑虎难下，不好脱手等等。当时的黄遵宪，尚属人微言轻，建议被废置一旁。
后来梁启超评价李说：“是则鸿章于属邦无外交之公法，知之未悉，贪一时之省事，假名器以畀人，是实千古之遗恨也。”梁启超认为李鸿章在朝鲜问题上的含糊其词，朝廷的优柔寡断为后来同日本打一场没有准备好的大战埋下了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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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春，黄遵宪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当时美国正当华工和爱尔兰工人因为争夺就业机会发生冲突，美国历史上大规模排华浪潮的开端, 大批华侨被捕入狱，其中一条理由是华人不讲卫生。黄遵宪到监狱探望华侨，同美国政府交涉问对方：“难道这里的卫生条件比华侨住所更好吗？”政府随后释放被关华侨。
1885年黄遵宪从美国回国休假，在家住了两三年。日本明治维新给他留下的巨大冲击仍然在脑中轰鸣，他日夜闭门勤勉书写，用在日期间积累资料撰成综合介绍日本的巨著《日本国志》。该书分12志，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共40卷。在从他的 “今所撰录，凡牵涉西法，尤其详备，期适用也。”可以看出他在为中国的图强踌躇满志地撰写参考书籍。该书在详细记述日本明治维新开矿山、建铁路的盛况之后，对于国内守旧派的“破坏风水”、“与民争利”、“聚众难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教条等痛加驳斥，而且刻意讲求“理财之道”。1887年书写成后，几个朋友再京城传阅，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本书的价值。
郑海麟著《黄遵宪与近代中国》说，中国人的日本研究可以追溯到《魏书倭人传》，至《梁书倭传》止为第一阶段，基本内容都是传闻。从《隋书倭国传》到《宋史日本传》为第二阶段，过渡到直接采用日本史料，由《旧唐书》开始，改‘倭’为‘日本’，到修宋史时，不再把《日本传》归列于夷蛮传或四夷传中，而将它放在外国传中，显示出中国人对日本观的改变。明代进入日本研究的第三阶段，特点主要是具有“防倭抗倭”的目的性。到了清代转入第四阶段，中国人的日本研究反而异常萧条，直到徐继畲、魏源对日本的研究也还没有超出明代人的范围。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第一次做到了深入地、系统地、全面准确地介绍日本。
黄遵宪随后出任英国使馆参赞。1891年受薛福成推荐，出任新加坡总领事。到任后，了解华侨疾苦与要求，多次力争朝廷颁布一些保护归国华侨的规定。接著他又首创为华侨颁发护照的制度，保护华侨权益与生命财产安全。
在黄遵宪离开日本的这段时间，日本迈向东亚其他地区的战车加速行驶，一步一步引导日中1894年的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甲午惨败。1895年中日签署马关条约，赔款2亿两白银，割让台湾，举国震惊。知识界各种政治团体风起云涌, 此时中国人终於开始正眼打量日本了，直面民族存亡问题。
如果把国人对世界的心理感受做成一个函数曲线，因为洋人1840年起扣关而入，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圆以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署，天朝大国的臣民已经从自大的高峰上快速地滑落。19世纪后期面对亚洲其他藩邦，大部分国人依然在摇摇欲坠的东亚朝贡体系的暖背窝里做著春秋大梦。甲午海战一帐，全军覆没，天朝大国终于最后一丝尊严剥夺，自此以后掉进了自卑的深渊。此后一百多年不停在自负与自卑的两极中坐过山车。
结束了十数年外交生涯的黄遵宪此时已经回到中国，1895年秋在上海同康有为陈立三成立强学会上海分会，鼓吹维新变法主张，创办了《强学报》。北京强学会遭封禁后，上海的强学会也只得解散，但强学会的主要人士并未就此罢手，1896年春，远在广东的康有为与在上海的黄遵宪积极筹划改报事宜。黄遵宪请来汪康年、梁启超用强学会上海分会的余款一千二百元和黄遵宪的捐款一千元、邹凌翰和捐款五百元作为《时务报》的开办经费。由汪康年任经理，梁启超为主笔，《时务报》在1896年8月同读者见面。
因为甲午的战败，朝廷的士大夫开始注意到黄遵宪的二十年前写的《日本国志》。《日本国志》为中国保守士大夫绘画了一个他们几乎不认识的日本，也为戊戌变法向日本学习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康有为曾经告诉张之洞中国西方书籍太少，尤其在政治方面更是缺乏，很快地转向日本，所以1887年12月他在〈上清帝第五书〉中清楚建议光绪「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而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谈纸币，官禄，兵制，内务省、大藏省等官制改革，元老院及大审院等都参考《日本国志》。光绪在戊戌年颁布的改革诏令，涵盖官制、财政、宪法、海、陆军、农工商矿等，不一而足，大部分是从《变政考》转手而来。戊戌变法的启动者，在骨子里希望“明治维新”在中国的重演。
1897年光绪帝老师户部尚书翁同和读了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后，备加赏识让他出任湖南长宝盐法道兼署湖南按察使，“与湖南巡抚陈宝箴力行新政，督理学堂，开办警察署，凡湖南一切新政，皆赖其力”。当戊戌变法紧张筹划的关键时刻，光绪帝急切地向翁同和索取《日本国志》，因翁一时未备，而“颇致诘难”。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新政拉开序幕。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再次临朝“训政”，光绪皇帝囚于中南海瀛台。
1898年9月28日，六君子血溅菜市口；除京师大学堂外，所有新政全部废止。
贬谪回乡的黄遵宪1905年去世，六年后大清的江山轰然倒塌，一个王朝终结。
戊戌变法从一开始成功的可能性就很小。康有为一介书生，眼高手低，根本不具有辅佐君王驾驭居势的才干。但戊戌变法却也不是白白的辛苦一番，它的失败告诉大家此路不通，才有后来的孙中山的革命。
风雨兄将来可以写中国外交史了...
看了风雨声兄很多文章, 非常高兴. 中华儿女总是一代又一代, 前赴后继, 万年长存. 文中谈论之事, 深有感触. 记得以前读英国人 JS Mill 的 "On Liberty" 不知风雨声兄有没有兴趣.
John Stuart Mill --- On Lib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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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now convinced, that no great improvements in the lot of mankind are possible, until a great change takes place in the fundamental constitution of their modes of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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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e other tyrannies, the tyranny of the majority was at first, and is still vulgarly, held in dread, chiefly as operating through the acts of the public authorities. But reflecting persons perceived that when society is itself the tyran--society collectively, over the separate individuals who compose it--its means of tyrannizing are not restricted to the acts which it may do by the hands of its political functionaries. Society can and does execute its own mandates: and if it issues wrong mandates instead of right, or any mandates at all in things with which it ought not to meddle, it practises a social tyranny more formidable than many kinds of political oppression, since, though not usually upheld by such extreme penalties, it leaves fewer means of escape, penetrating much more deeply into the details of life, and enslaving the soul itself. Protection, therefore, against the tyranny of the magistrate is not enough; there needs protection also against the tyranny of the prevailing opinion and feeling; against the tendency of society to impose, by other means than civil penalties, its own ideas and practices as rules of conduct on those who dissent from them; to fetter the development, and, if possible, prevent the formation, of any individuality not in harmony with its ways, and compel all characters to fashion themselves upon the model of its own. There is a limit to the legitimate interference of collective opinion with individual independence; and to find that limit, and maintain it against encroachment, is as indispensable to a good condition of human affairs, as protection against political despotism.
(驻英国副使)，再到伊藤博文(留学英国)全部是支持全盘西化的人物。被视为明治维新运动精神领袖的福泽渝吉，完全是全盘西化的主张。“岩仓出使”到欧洲和美国被认为日本现代历史上的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也可以做为旁证。
政治上主要向英国学习，军事上向德国学习。模仿难免有个别日本特色的地方，但是没有到荒腔走板的地步。
之内，求得妥协，而不是排斥在整个过程之外，期望一口吃一个大胖子，变法没准就成功了。我认为他们是技术策略上的失误，导致战略层次的崩盘。
单纯想模仿明治维新，尤其是对“大政奉还”的口号私底下窃喜的做法是书生的天真。这一点胡温就比他们高明许多。
实际上和John Mill一脉相承的 John Lock,Edmund Burk,Thomas Jefferson, James Maddison,Frederick Hayek等人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他们都警惕历史上公权力滥用造成的祸害。JOHN MILL的<论自由>久闻大名，可惜没有读过。
您转的穆勒的文章讲对权力制约的重要性，警惕多数人的暴政和少数人的暴政一样重要。这一点我是心有戚戚，我以前在西西河写过一篇文章，说的也是这个意思，这是连接：<“多数人”的暴政：村级选举怎么成了家族统治> http://www.cchere.com/article/100;ID=57190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学习能力。其实一个人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