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关于某些河友人口和发展的悖论 -- 东东山

我们都在忙着搞吃的。

在同等的能源效率下，我们需要100亿吨标准煤/年才能达到发达国家的生产生活水平。而这100亿吨标准煤/年在未来的10年内都达不到（我们现在是25亿吨标准煤/年）。

做等式就可以知道100/13差不多等于30/4或者40/5.

直接的如农业补贴，间接的如基础设施（修路、改厕、沼气、养老院、农村小学等等福利设施）。

直接的如农业补贴，在我老家每亩补贴98块钱。但是在目前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化肥价格上涨75%，农药价格、种子价格、耕地费用、灌溉费用上涨的幅度也不会小。实际上种地的收入相对前几年是下降的。

间接的如基础设施：

修路，在新农村建设中的村村通公路中，费用支付是这样的：村到村之间的路，是政府补贴，村中的路，由村民负担。两者之间费用的比例为1：3。

改厕，可能各地情况不一样，在江苏没有听说过有这个项目。

沼气，目前我老家基本没有，因为没有剩余的劳动力来搞这个。一般是直接烧稻秆+液化气+电饭锅，

比例为5：3：1。

养老院，这个不值得一提，没有几家，养儿防老是常态，就算家里没有后人了，也没有几个人在养老院。

农村小学，由于学生数目的高峰已经过去（高峰期出生在89，90年，已经开始多大学了），农村小学在大规模裁减中，由此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从小学开始，学生必须住宿，教育费用支出急剧上升。

当然，几年来农民的生活有显著的提高，但是这个是建立在外出打工的基础上的， 农村生活水平在即使没有发出打工的情况下不可能显著提高。

成天人口恐慌，却又不知道有效的数字计算，天天都是个大概齐。

你的数据从何而来，你的计算又如何的来？

好多世界末日式的言论都是没有算计，大概齐来的。

人口结构问题你从来不恐慌。尽管世界各国都恐慌之。

就你的耕地问题而言

http://www.beijingreview.com.cn/2004-41/200441-fm3.htm

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曾对中国土地的人田承受能力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中国粮食最大可能生产能力为8.3亿吨，以人均500公斤的消费水平计算，人口承受能力近17亿”。

这已经远超过中国人口峰值数目，也超过了中国今天的粮食消费水平。

中科院：中国人口高峰值提前（13.87亿-14.5亿之间）

http://www.huzhou.gov.cn/invest/docdetail.jsp?doc_id=20051228125924_106

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王国强指出，根据测算，中国人口的最高峰绝对不会超过15亿

http://news.sina.com.cn/c/2006-08-12/04139726610s.shtml

河里的讨论：中国人口趋势的曲线拟合

http://www.talkcc.net/article/990781

另外你的100亿吨有何依据？你已经念的不少了。

就是100亿吨也不怕，中国煤炭资源量就是几万亿吨。

http://www.in-en.com/coal/html/coal-1033103330130095.html

一遇推敲和计算，你的观点就灰飞烟灭。

PS：这篇文章大致可以体会以后人口政策改变的趋势，就是不是惟人口数量，

人口结构也是调控目标，现在是人口出生数量是调控指标，以后是出生率是

调控指标，至于是多少出生率当然是最起码1.8（80%的都生两个）罗。所以

二胎化是最起码的。

http://www.chinapop.gov.cn/gxdd/t20070111_200559299.html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称:全国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4/49156/7231998.html

中央党校《学习时报》：论科学人口观

　　　　　　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是影响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理论体系，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科学道路，是我们肩负的重大历史责任，也是我们面临的紧迫时代课题。

　　　　　　在社会人口学的视野中，人口不仅仅是“口”的含义，更重要的是“人”的含义。“人”表示了人口的主体性、能动性和社会性，是人口的本质所在；“口”表示了人口的数量性、规模性和统计性，反映的是人口的自然属性。人决定口而不是相反。这是基本的人口主体性原理。

　　　　　　树立积极的人口力量观

　　　　　　适度的人口增长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无论是通过人口的出生还是人口的流迁来获得人口的增量，人口的适度增长都将保障人口的自我更替，保证人口再生产的生命活力，同时人口的消费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人口的需求也可能带来科技的创新。在一个能够灵活、及时作出回应的市场经济体制中，人口的需求带来人口压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人口推力。人口发展蕴藏着生生不息的机遇和财富，我们要努力实现人口红利增量的最大化、人口红利释放的持久化。红利有大小、有早晚，但红利是人口的天赋，也是人口投资的产物。

　　　　　　过去，在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僵化体制下，人口的需求带来的更多是压力，因为僵化的体制一方面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计划分配社会资源的体制结构使得人口的增加意味着福利分配压力的上升，所以人口的增长使我们掉入了人口贫困深化的陷阱。改革开放之前人口问题其实是体制病的一种折射，可以概括为“制度性或政策性人口问题”。改革开放前后人口经济关系的变化给人重大启发，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使中国在人口继续增长的同时却大大提高了公众的福利水平，说明在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的因果关系，其中制度创新和政策文明因素相当关键。因为制度和政策是组合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关系的机制和路径。民主、人权和仁爱是人类普遍适用的价值观念，对于我们构造以人为本的现代体制具有根本的导向意义。人口的力量不仅仅取决于增长所带来的需求效应，而且取决于制度所导引的人口作用方向。少生孩子多养猪、少生孩子多养鸡、少生孩子多养羊、少生孩子多栽树等等提法将新增人口的价值看作低于低等动植物，产生了“人口增长是坏事”的严重误导。

　　　　　　人口是不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取决于我们能不能树立全生命进程的观点、能不能树立全人口投资的观点并且以人的自由、全面、协调的发展为宗旨推进人口质的发展。只有对处在不同生命历程的人口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全力推进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人口的自由、全面和协调的发展，人口的积极力量就能被激发甚至最大化。本文在此提出“全人口投资”概念，包括了对潜在人力资源的投资和对老年人力资源的投资，包括了健康、知识、技能、道德、审美、价值等方面，从而超越了经济学视角下的人力资本投资概念。例如，教育在当前看是一种消费，从长远看是一种投资。全人口投资不仅仅包括义务教育、公民教育、自我教育和环境教育，也包括高等教育、民办教育、老年教育和流迁教育。如果说人口控制做的是减法和除法，那么全人口投资做的就是加法和乘法。积极的人口观将重点放在加法和乘法上。在整个生命进程中，我们才能了解到人口力量形态的积极转变，才能摆脱单一的人口分母观，辩证看待人口的力量表达。

　　　　　　中国的人口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没有从全生命历程出发辩证看待人口的力量转型、缺乏全人口投资的观念和行为有密切关系。从人口的主体性原理出发，树立全生命历程的全人口投资体系是改造中国人口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人乃天地之秀，构筑人口发展积极的价值取向，兴利除弊，就能开发出人口的价值。

　　　　　　什么是人口发展？从价值取向出发，人口发展就是风险―安全、代价―贡献、成本―效益关系的演变过程，所以积极的人口发展就是风险最小化但安全最大化、代价最小化但贡献最大化、成本最小化但收益最大化的人口变动过程。

　　　　　　树立长远的人口发展观

　　　　　　人口要保持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将生育率保持在适度的水平上。生育率可能有所波动，或高或低，但不能长久低于平均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更替水平，否则人口发展一定出现萎缩趋势，陷入人口弱持续甚至不可持续发展的“泥潭”。发达国家、地区人口超低生育率的形成机制和所爆发的负面后果值得中国引以为鉴。

　　　　　　长期以来，我国缺乏对低生育率下降负面后果的中肯评价和政策规避，以致于地方上出现了一种“生育率越低越好”的价值取向。人口的健康发展存在着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本文倡导以更替水平生育率为价值取向的“适度生育战略”，就是试图提醒和明确持续的低生育率下降合理边界和适度空间，在战略上确立“人文计生”的底线伦理。

　　　　　　人口结构问题比人口数量问题更深刻、更重大。任何一个人口都有一定的结构和数量特征，但人口的本质特征是结构性特征，同样规模的人口，由于不同的性别年龄结构和经济社会结构而发挥的功能和作用也大相径庭。人口结构一旦形成，其产生的影响是长远的，这就是人口增长的队列效应和人口发展的结构效应。“优化人口结构”是实现人口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调控人口数量是优化人口结构的可靠路径。优化人口结构包括了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的优化和人口的经济社会结构的优化。

　　　　　　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面临着人口结构失衡的重大挑战。例如，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普遍、严重的失调所导致的女孩权利贫困和婚姻挤压现象；人口老龄化“未富先老”所带来的“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挑战；由于生育率令人吃惊的下降，导致了家庭养老特别是亲子养老功能的严重弱化，空巢老人特别是大批“计划生育老人”的养老安全成为2020年以后困扰中国几十年的重大社会问题，等等。

　　　　　　单一经济指标和人均指标衡量人口控制必要性的做法是片面的，中国人更需要安全的保障和亲情的幸福。提高人均收入等经济指标不一定同时提高了公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早在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学界就发现了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的差异性。适度的低生育率战略以确保家庭幸福和社会和谐为自己的出发点。在“一胎化”为主导的政策引领下所产生的总和生育率低于1.3的超低生育率现象对人口发展构成了潜在的威胁，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大龄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高风险家庭，独生子女为人口主体的社会本质上是高风险的社会。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个人口学意义的风险社会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在形成和加剧中，然而，我们准备好了吗？

　　　　　　长远的人口发展必须注意人口的结构性协调和持续性发展。从“控制人口的数量”转向“控制人口的风险”，即控制人口发展的生态失衡危机，这是21世纪中国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对人口发展必然要提出的要求。人无远虑，必有远忧。亡羊补牢，未为迟也。

　　　　　　树立统筹的人口治理观

　　　　　　统筹的人口问题观决定了统筹的人口治理观。顺势而为，构造科学的人口发展方式和人口治理方式是时代的召唤。

　　　　　　首先，科学的人口发展方式应该是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第一，无论是增量还是存量，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人口在数量上追求的是适度。第二，人口在素质上要不断优化，不断提高全体人口的健康、文化和道德素质。第三，人口在结构上要平衡健全，男女老少人口的比例和布局要恰当，从而形成健康的人口生态。人口和生育的多样性是人口生机盎然、蓬勃发展的生态学条件。人口要协调发展而不是片面发展，协调有主动调适、建设、优化关系的意思，包括了动衡和调衡，人口数量的适度、素质的优化和结构的健全存在着内在联系，不可割裂。

　　　　　　其次，科学的人口治理方式应该统筹兼顾、瞻前顾后、未雨绸缪。人口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人口的影响常常需要一个长的时期才会显示出来，前后存在着历时性联系。人口发展战略需要考虑人口发展的滞后效应。由于多年的努力，中国人口的生育率不仅下降到了一个比较低的水平，而且由于生育文化和观念的转变，事实上已经进入一个相对甚至相当稳定的低生育水平发展阶段。中国人口问题在转型，正在从增长性人口问题转变为结构性人口问题，从自然性人口问题转变为政策性人口问题。中国伴随生育率快速、全面、持久下降而来的新人口问题有一些显示的是政策性的负面后果，就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在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却不期然地带来了新的问题，突出如独生子女家庭的成长风险和养老安全问题、出生人口性别比的长期失调、独生子女综合症、干群关系矛盾等。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要树立统筹的人口治理观的历史依据。

　　　　　　科学的发展观在呼唤科学的人口观，以人为本、统筹解决人口问题首先需要解放思想：

　　　　　　第一，关键是要解决一个以什么为中心的问题，统筹的人口治理观必须突出一个中心，就是以“人权”为中心，而不是以“人数”为中心。“权利贫困”是最要害的贫困。从整个生命历程出发维护好公民的生育权益、养老权益等是人口计生事业的出发点，也是归宿点。还权于民、赋权于民、放权地方是中国人口实现科学发展的必要保证。政府是微观生育决策的代理人，顺应民意、尊重规律是责任政府的历史使命，我国生育政策和人口政策在完善中稳定和在稳定中完善是必由之路。长期在约束条件下形成的政策性低生育率正在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地转变为意愿性低生育率，低生育率江河日下，低到威胁人口持续发展的超低水平，调整生育率到适度水平的战略机遇期已越来越短，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人口发展风险的积累和叠加将导致全局性、深层次的人口危机。

　　　　　　马克思主义思想遗产中最光辉的就是追求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统筹解决中国人口问题需要以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为中心。为此，要树立优化人口、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发展理念和执政理念，科教兴国实质是素质立国。如果将稳定低生育水平看作是重中之重，则是本末倒置，并没有从根深蒂固的“以数为本”的思维模式中走出来。

　　　　　　为什么需要控制人口？如何控制人口？这两个相辅相成的话题在理论上并没有完全解决。中国人口过多这一命题是相对的，近年出现的民工荒是一个信号。为什么一定要控制人口？纵览古今，计划生育的人文价值就在于要降低和控制非意愿的怀孕率和生育率以及不孕不育现象，确保公民生育权利的实现。还权于民，将生育数量、时间的选择权回归家庭，将生育的保障权归于政府，这是计划生育改革的必然走向。还权于民以及必要的生育储备将确保人口安全和养老安全。国家层面生育制度和家庭计划的四大使命是：其一，规避独生风险，国家要引导。其二，改变重男轻女，倡导男女平等，国家也要引导。其三，避免意外受孕，个人、夫妇和家庭需要国家在信息、知识和技术上支持。其四，避免出生缺陷，国家和政府同样需要在环境、政策、文化、技术上保障和支持。“男女性别平等，城乡统开二胎”可以理解为人口新政的基调。从风险最小化、成本适当化和效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引导千家万户走“适度生育”的协调、持续发展之路，是重大的战略抉择。

　　　　　　第二，从“控制人口”转变到“调控人口”。调控的含义有二，一是调节，二是控制。人口的活力因为改革开放而被大大激发，人口从“一潭死水”变成“欢快流水”，通过人口有序、有效流迁和城镇化机制实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关系的优化组合。经济人的理性预期假设说明了人口不完全是一个被动的力量，而是内在地具备了自我调适、主动调适的本能和机制，譬如，家庭自觉的节制生育的愿望和行为就是证明。此外，市场供求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也会调节人口与资源环境以及经济社会的关系到一个合适的状态，平衡供求，调剂余缺，这是市场调适。社会调适则包括了集体自觉和政府主导两种方式。

　　　　　　科学的人口发展需要左盼右顾、瞻前顾后、统筹协调。只有在科学发展观和科学人口观的指导下，才能摆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片面人口治理模式，避免由此带来的负面后果。本文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是“确保家庭权益，倡导适度生育；提高人口素质，实现人口优化”。笔者相信，适度生育和人口优化的积极人口政策将从数量、素质、结构全方位保障中华民族在新世纪实现伟大复兴的人口条件。

PS：文章表明人口结构的问题已经超过人口数量的问题

中国未来的人口形貌，与原来媒体灌输给学术界和民众的人口形貌截然不同。

　　新的人口形貌是：第一，总人口高峰达不到16亿，最多在14.5亿。中国当前的出生率越低，未来峰值人口越低，老龄化程度就越严重，未来的养老压力就越大。第三，中国15～64岁之间劳动力人口的供给将不会像原来那样是"无限"的，大约在2013年左右开始负增长。第四，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所导致的婚龄年龄段女性的短缺状况将逐渐明显。第六，少数民族人口的增加，将给民族聚居区域的环境资源造成越来越重的压力。

　　鉴于人口总量的压力正在消解，也鉴于那种"一个国家、多种制度"的人口政策已经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人口战略调整的方向应该是：统一人口政策，降低人口出生性别比；缓解老化速度，实行不超过二孩的间隔生育政策，协调各人口阶层之间的关系，构建为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所需要的、能够长期促进中国全面而又持续发展的人口结构。

　老龄化冲击等人口结构失衡问题将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在人口问题上破除新教条主义 　

http://news.qq.com/a/20080311/003695.htm

　　[本期嘉宾]

　　吴向宏 美国ManattJones全球战略公司中国代理，IBD国际有限公司执行主事，Innoprise基金高级顾问及旗下NewMarket科技集团特别顾问。在国内外包括美国BusinessWeek和RedHerring杂志上发表有数十篇论文、评论。

　　曾毅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美国杜克大学老龄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与人口研究所教授；北京大学老龄健康与家庭研究中心主任，杜克大学中华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著有《中国人口分析》等。

　　李建新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人口学、人口政策、人口社会学等方面。著有《转型期中国人口问题》等。

　　如果等到5年、10年、15年后再去调整生育政策，新增婴孩在2025年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仍是需要抚养的少年儿童，与其时的老年人口比例迅增及劳动力资源萎缩叠加在一起，则可谓雪上加霜，悔之晚矣！[/COLOR]

　　———曾毅

　　在人口问题的讨论上，我们现在要破除新教条主义。过去那个时候的观点是社会主义没有人口问题，我们对人口的认识是人多力量大。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人多是负担。

　　———李建新

　　人口不是发展的劣势，而是优势。现在也不是要回到“人多力量大”这种认识，人口、经济、环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一个明智的政策最好不要人为地调节这个关系。

　　———吴向宏

　　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从“人多力量大”的豪情中惊醒，从此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

　　30年过去了，计生政策成功地控制了人口的过速增长，使中国得以集中有限资源发展社会经济。但计划生育政策也在中国快速前进的跑道上，留下了深深的刹车痕迹。

　　如果说哪项政策对中国的今天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和塑造，那么首选计划生育政策无疑。

　　但30年过去了，中国的人口现状、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008年全国两会，继中国社科院叶廷芳教授与28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要求尽快停止执行独生子女条例之后，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亦建议，现有计划生育政策应适当改变，中国不能长久地维持只生一个孩子政策。

　　人口政策的讨论和反思，变得如此重要和急迫。它不在于怀疑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取得的成就，而在于按照中央的精神把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纳入科学发展的总体规划，统筹解决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问题。正因为此，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希望贡献自己的新知和学识，实现中国人口政策的最优效益。

　　那么，什么是中国计划生育的最优政策？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未来中国有哪些需要警惕的潜在影响？或者用普通百姓的话来讲，现在，中国人一对夫妇生几个孩子更好？

　　本期国是开讲，请到从事人口社会学、人口经济学以及跨国研究的三位专家，他们将从各自专业领域对中国人口战略和计生政策做出观察，提出建议。不求天然正确，只要畅所欲言，我们就在接近真理的路上。

　　现在我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COLOR]

　　中国现在的人口结构，会对我们的经济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我们建议因地制宜研究确定一个二孩政策放宽的起始年龄

　　南都：现行人口政策遇到很多的议论，为什么是在这个时机？

　　李建新：我讲的第一点是解放思想，在人口问题的讨论上，我们现在要破除新教条主义。回想上世纪80年代我们给马寅初平反，他那个时候为什么被打倒呢，那个时候的观点是社会主义没有人口问题，我们对人口的认识是人多力量大。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人多是负担。这样一个认识，笼罩着整个上下。所以，现在每个人看到正常的生育，比如说一个家庭两个或者三个小孩，都觉得这是一种不正常的，这个太让人觉得奇怪了。

　　在这种陈述中，人口是作为什么条件出现的？是作为负担，无论作为分子还是分母。我们现在对人口问题的认识是这样的：先认定它是问题，然后再来找证据证明它是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悲哀。我们现在首先是在认识范式上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

　　南都：现行计生政策进行调整的必要性在哪？

　　吴向宏：中国现在的人口结构，会对我们的经济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直接影响就是劳动力供应将不足，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供应不足。现在有两个现象：第一是发达国家的年轻人口、城市居民人口不愿意生孩子。也就是说，人口进入富裕阶层后，生孩子的意愿会降低。第二个就是当中国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最重的这一批年轻人，他有最多的老人要去抚养。这些孩子结婚以后，老人给他的压力更大，他养孩子的意愿就更低。这造成一个经济学上的问题———中产阶级的萎缩。白领阶层有抚养老人的负担，自己不愿意生孩子，造成这一阶层萎缩。从社会阶层的分布讲，希望社会有一个稳定的中产阶层，但计划生育政策导致这一批人在经济和人口结构上都没有获利，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也造成很多后果：加剧贫富分化等，完全讲不清楚。 　

　　曾毅：在现行生育政策长期不变方案下，未来老年人口与独居老人比例、老年抚养比、劳动力资源、退休金缺口率、老年人口医疗费用等方方面面，均将带来严重问题。同时，政府继续实施现行生育政策的管理成本与政治代价十分昂贵。现行生育政策长期不变，还将使中国与印度在劳力资源与老人-少儿总抚养比等方面的竞争地位由现在的显著优势变为2030年以后的严重劣势状态，很有可能因此而使我国的经济实力被印度抛在后面，更谈不上赶超美国。因此，我们建议因地制宜研究确定一个二孩政策放宽的起始年龄，例如，34-35或33-35岁。然后，每隔一年或一年半普遍允许生二孩的低限年龄下降一岁，至2012-2015年前后在城乡实现普遍允许28岁及以后生二孩的软着陆。

　　我们面临世界最快的老龄化

　　老龄化就是人口内部结构（失衡），紧接着就是中国劳动力资源迅速萎缩。对未来的竞争力，肯定是一个极大的负面的影响

　　李建新：什么是问题？问题就是一个关系的失衡。比如马寅初的观点，本质上就是人口和社会关系失衡这么一个关系。首先是由人口内部失衡，引起性别结构以及年龄结构急剧的社会变化，然后给社会带来全方位的影响。这些影响，社会学上经常说婚姻家庭这问题，独生子女这问题，家庭养老问题等，有社会经济方面说的劳动力迅速萎缩问题，老年人口比迅速扩大问题等，这些问题抑制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增加社会的抚养负担。更深远一点，是国家的竞争力问题。竞争力表现在哪里？一个是劳动力数量，一个是劳动力内部的结构。素质就另说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数量和结构问题统一起来。

　　南都：马寅初当时提出人口政策的时机与今天相比如何？

　　李建新：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和当初马寅初的认识是一致的。对人口问题的认识，马寅初当时看到的是，刚处在解放初期，百废待举，人口迅速增长，结果是人口规模迅速扩大。人口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数量，一个是内部结构。人口迅速变化给当时正在变革的中国一个极大的影响，是不利的。我们现在强调的是，结构问题重要，我们现在面临世界上最快的老龄化，老龄化就是人口内部结构（失衡），紧接着就是五年，最多十年，中国劳动力资源迅速萎缩。我们同样看到中国人口变量将在未来二三十年发生急剧的变化，结构上的变化，而这种急剧的变化对中国的社会经济产生巨大的变化。中国经济现在正蓬勃向上，突如其来的人口变量的萎缩，必然对经济的支撑（造成影响），对未来的竞争力，肯定是一个极大的负面的影响。这个结构就是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的变化。

　　南都：从全球背景看，中国的人口政策该如何评价？

　　吴向宏：中国要考虑自己的利益，不是国际上说怎样就怎样。这个政策在上世纪80年代对中国的经济起飞是有很大帮助的。从经济学角度讲，初期它能减少一些负担。他们现在赞成或者说理解计划生育政策，主要是从宗教的因素转到经济的因素来看这个问题。

　　从经济学因素看中国的人口最早是莱斯特·布朗。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谁来养活中国》，引起很大反响。他们和上世纪80年代后那些环保主义思潮是一致的，主要把人口当做负担。人多了就要吃饭，而地球无法供养。这和当时西方经济危机有很大关系。因为经济危机，使得很多人看不到出路。这么多年的发展，证明他们所做的那些盛世危言几乎是不正确的。

　　放宽“二孩”，现在正是时候

　　中国今后20年左右处于“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等待”思路将贻误当前实行生育政策平稳过渡的大好机遇

　　南都：如何判断我国生育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机？

　　曾毅：很多人以我国正在进入“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期”为理由，而主张在“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然而，人口预测数据表明，“十一五”期间虽然20-26岁一孩生育高峰年龄妇女人数有所增加，但离峰值年份2012-2013还有6-7年，而27-30岁二孩生育高峰年龄妇女人数却处于2006-2025年20年间的低谷，略多于3500万。“十一五”期间启动生育政策调整平稳过渡，可以避开即将来临的生育旺盛年龄，尤其是二孩生育高峰年龄妇女人数峰值。如果等到“十二五”或“十三五”或“十四五”时期再去启动生育政策平稳过渡，则将与20-30岁生育旺盛年龄、尤其是27-30岁二孩生育高峰年龄妇女人数撞车，并将累积更多只生过一孩的二孩生育年龄妇女，极不利于生育政策调整的平稳过渡。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生育政策调整目标是逐步放宽二孩生育的限制，而“十一五”时期正是我国今后20年中27-30岁二孩生育年龄妇女人数的低谷，即政策放宽目标人群的低谷。因此，“十一五”期间是我国启动生育政策调整平稳过渡的最好时机。

　　南都：现在人口结构的问题已经超过人口数量的问题？

　　李建新：一般人的认识，不会从人口规律，人口内部结构这么来看，他们看到的是人多带来的问题。随便举个例子，比如春运，大家看到处人挤人，还有环境问题，环境污染带个环境的压力等等，他们都把这些问题往人口数量上推。这有严重的误导。我所以说首先要解放思想，就是要破除这种新教条主义，改变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就人口预测来说，我们下去调查的，没有哪个家庭、那对夫妇说是要多生几个孩子，最多生育是两个，因为生育观念已经变了，生活水平已经变了。养孩子的成本已经发生变化了，和30年前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不能拿历史经验再说现在21世纪的事情。

　　南都：调整人口政策的各种分歧，很容易陷入数据之争，民众听着也不明白了。

　　李建新：比如生育率的问题，我们国家的生育率已经很低了，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几次调查都低于1.5，而国家统计局背后没有利益，跟计划生育没有利益联系，而且它是专业做调查统计的，我们推断它的数据是比较可信的。所以中国生育率实际上是比较低的水平。说现在调整政策的话，会引起人口巨大的反弹，差距很大，我觉得数据上站不住脚。按照已经发表的中国人口战略纲要说的，维持1.8的生育率水平，过高过低都不利，如果说1.8是国家给我们的水平，那我觉得人民群众的生育意愿和国家的要求并不是差距很大的。我现在判断一般的群众（生育）意愿，也就在二孩左右。我的证据在于，我的各方面调查，包括现在有很多试点，给了二孩政策，其实这个地方的人生不到二孩。所以问题不是像我们坐在屋里想象的那样，说人口生育有多大。过去流传说，给一孩生二孩，给二孩生三孩，这个逻辑上存在，但事实经验不是这样的。作为一个学者，我就拿这些东西来立论。

　　南都：生育政策调整如何处理所谓“人口红利”的问题？

　　曾毅：我国近期虽然老年人口比例将不断上升，但不是很高，而劳动力资源却十分丰富，即中国今后20年左右处于“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生育政策平稳调整造成的出生数增加不会带来过重负荷。2025年后老年人口比例快速上升时，2006年后因政策平稳调整而新增婴儿已进入劳动年龄，将弥补2025年后老年人口比例快速上升及劳动力资源的减少。如果等到5年、10年、15年后再去调整生育政策，新增婴孩在2025年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仍是需要抚养的少年儿童，与其时的老年人口比例迅增及劳动力资源萎缩叠加在一起，则可谓雪上加霜，悔之晚矣！另外，现在的儿童消费较大，生育政策调整导致二孩出生人数适当增加，将显著拉动内需，扩大就业。待这些新生儿进入就业年龄时，正是中国老年人口比例快速上升及劳动力资源快速减少之时，不但不会增加就业压力，而且将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因此，生育政策调整的平稳过渡应尽快启动，“等待”思路将贻误当前实行生育政策平稳过渡的大好“黄金时期”机遇。

　　“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

　　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可显著缓解人口老龄化冲击，又可使人口总控不超过15亿，还可有效解决性别比偏高问题

　　南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并不简单。

　　吴向宏：上世纪70年代有些环保主义者认为人口应该零增长，认为再发展下去，动物就没有了，石油也没有了。这里最大的预设就是把人假设为负担。人口对环境的消耗，用中国南宋时期生产力的观点看，中国不可能养活16亿人。南宋的一个经济学家可能会预言：如果中国的人口增长到1亿就会崩溃，而实际上涨到1亿是不会崩溃的。因为人口和环境之间是一个市场上的供求平衡关系。当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资源消耗到一定程度，资源的价格就会上升。上升以后，就有两个结果：一是价格上升到无法接受的时候，可能不需要你去推动计划生育政策，很多人就不生小孩或少生小孩，他觉得生活上负担不起；第二就是这会推动对资源的开发利用技术。有人说，中国如果发展到有一半的中国人都像美国人一样消耗石油，那世界就会如何如何。我说你的说法很荒谬，当1/4的中国人的石油消耗量同美国一样时，石油的价格就会高到中国人消费不起，所以中国人永远也不可能消耗和美国一样多的石油。从经济学角度看，很多东西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会实现一个平衡。这个平衡你可以觉得是环境选择的结果，是人类适应能力。就市场经济学派观点来看，不要去人为地干扰人类适应自然的过程。

　　南都：这么多年把人口当包袱，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人越少越好。

　　吴向宏：这个也是很荒谬的。中国国土很大，相对人口密度，在世界上不是最高的。大概有四十多个国家相对人口密度比我们高，它们绝大多数是发达国家。人口密度比中国低的国家也有很多，但多数是不发达国家，甚至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因此，人口不是发展的劣势，而是优势。现在也不是要回到“人多力量大”这种认识，人口、经济、环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一个明智的政策最好不要人为的调节这个关系。

　　南都：曾毅老师提出二孩晚育政策软着陆方案，优势在哪里？

　　曾毅：平稳过渡的软着陆，将使今后因二孩政策放宽而形成的每年“二孩生育增量”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而36岁及以上一孩夫妇与今后自愿终生只生一孩的夫妇继续给予奖励补助。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应加大青少年，尤其是女性青少年接受高中、中专与大学教育的宣传、引导、资助、与贷款扶持的力度，既增强人力资本，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又达到青年人先立业，后成家，推行自愿少生晚育优育的目的。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具有显著缓解人口老龄化冲击，避免老年照料困难与人口年龄、性别、家庭结构畸形的严重问题，又可使人口总数控制在不会超过15亿的合理范围。

　　南都：性别比持续偏高，打光棍的男人越来越多，这个问题能解决么？

　　曾毅：我国出生性别比持续二三十年的大幅度偏高趋势若得不到有效遏制，将造成数千万成年男子难于找到妻子的严重社会问题，已经引起了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现行农村只允许独女户生二孩，这种政策其实起到了“一男孩价值二女孩”的客观心理导向作用，助长了出生性别比升高。政府的这种一孩半政策，实际上是在告诉群众：第一胎生了男孩，够了，不要再生了；第一胎生了女孩，不够，可以再生一个。这在客观上告诉农民：生一个女孩的价值远远够不上生一个男孩的价值，需要再补生一个。这可称为心理暗示，使得重男轻女观念更难消除，很多农民利用已经很普及的B超技术手段做产前性别鉴定，流女保男。二孩晚育软着陆将避免现行农村独女户生二孩政策的这种效应，也就是说，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下的未来出生性别比肯定比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的出生性别比低得多，而可以较快恢复正常。因此，二孩晚育软着陆毫无疑问是解决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严重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当然，继续抓好“关爱女童”社会工程，逐步扭转“重男轻女”传统观念也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严格一刀切不可取 　　

　　现代社会抚养的成本很大，哪可能政策放开，大家都呼噜呼噜地生孩子去？人口和经济、环境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最好不要用激进的措施调节

　　南都：现在社会上特别关注富人超生的问题，你怎么看？ 　

　　李建新：实际上超生的概念就是二孩，我们不清楚名人富人有多少，名人富人有多少人去超生，而这个超生是否真正颠覆了国家低生育水平？我认为这是小题大做，没事找事。其实考虑生了第一个孩子之后的机会成本，现代社会抚养的成本很大，哪可能政策放开，大家都呼噜呼噜地生孩子去？相反，那些人是付出自己的代价生孩子的。大家都被遮蔽了。

　　南都：现行计生政策如果要调整，方向在哪里？ 　　

　　吴向宏：我个人来看，中国即使要采用计划生育政策，应该用经济的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来限制更好。因为经济手段的限制，比如罚款机制，还能调节。养一个人的成本高了，但是还可以养，养得起还可以多养。而行政手段、法律手段严格一刀切，没有调节的可能。这就是完全用人为的方式来改变人口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是不可取的。总的来说，人口和经济、环境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最好不要用激进的措施调节。

就是说在目前的生产方式下，现有的土地产能已经饱和？

这个题目太大了，不是我能够回答的。不过从我所见到来看，确实是这样。当然，如果中国城市化继续，耕地面积会有一个较大的增加。在我们那里的住宅用地差不多占土地面积的40%左右，但是由于城市化乡镇化，已经有很多的住宅平时无人居住了。

表面上经济增长，但是实际上人民的生活也是一天不如一天．所以我们应该达不到西方世界现在的生活水准，但是西方世界也不可能保持现有的生活水准．所以，你现在的计算方法是非常荒谬的，你的经济学水平看起来不错，所以你应该了解西方世界沉沦的速度，你所做的就不应该是算现在中国人达到西方世界的生活水准需要多少多少资源，那很没有意思．就算达到了，我看中国也快出现大量的民族冲突了，到那时候受伤最重的肯定不是汉族人，必然是部分少数民族．

移民自然是大陆人．

上现在我们沈阳的就业市场上很多年轻人都是外地人，工作其实非常好找，只是看你想找什么样的，一个个眼高手低，自然找不到

你咋不跟日本人去说让他们来计划生育？

２４年后你能知道是啥样吗？

资源消耗率，这很简单的事，你别装做不知道．另外我告诉你，我们东北没完全利用的土地还有很多，粮食问题不大．另外我不敢说袁隆平的超级杂交稻会怎么样，但是如果按照他说的，中国自己吃饱问题是真不大．

可以完成大学教育（以现在的韩国为对比）．但是８０％其实是用不到的，因为一个社会不需要那么多大学生，很多职位肯定不需要那么高的学历，５年前韩国就出现过有人读完大学之后，重新读大专，因为大专更好找工作．